第十四章 帝国主义加紧扩张：日本侵略朝鲜与"中国的瓜分危急"
朝鲜邻近中国北部，在明清两代，它被中国人看成是极重要的"外藩"和主要朝贡国；朝鲜李朝(1392-1910年)每年三次派正式贡使前往明朝，清朝时则每年四次，另外还有许多小规模的遣使。从1637至1894年这两个半世纪中，有507个朝鲜使团到过北京，也有169个中国使团前往朝鲜。1 朝鲜对中国至关重要，明王朝曾不顾国库亏空与军备废驰，于1592年派出211,500人到朝鲜抗击日本入侵，为此耗费了一千万两，1597年的第二次抗战费用也与前次不相上下。这些花费耗尽了明王朝的力量，加速其覆亡。朝鲜人当然也对中国怀有尊敬与感激之情。由于在政治和文化上受中国的影响，朝鲜人模仿中国人的各种制度和生活方式，并且把与中国的关系说成是"事大"，以区别于同日本之间的较为平等的"交邻"关系。而自1637年以来，朝鲜闭关锁国，除了派贡使前往中国及偶尔向日本派遣使臣外，一概不与外界交往，西方人称它为"隐士王国"。
1.朝鲜的开放
1635年，一艘荷兰船漂流至朝鲜海岸，此为朝鲜与西方接触之始。基督教在十八世纪下半期开始在朝鲜传播，但却于1786年被朝鲜宫廷当作邪教加以禁止。随后一个世纪，基督教教士与朝鲜皈依者不时遭到迫害。
中国和日本开放之后，"隐士王国"日益受到西方国家要求贸易、传教和建立外交关系的压力。但是，朝鲜除善待航船遇难外，拒绝与西方建立任何联系。朝鲜人珍爱及守护着隐居的生活，并声言国家太小太穷，不足以参与对外贸易，人民则"太愚"，不能理解基督教。1864年，幼王高宗2的父亲大院君摄政后，这一毫不通融的立场变得更加僵化。大院君提倡保守主义，反对变革。1866年2月，他再度迫害基督教徒，外国教士遭大肆屠杀。10月，法国驻华代理公使布隆内(Bellonet)派亚洲舰队司令罗兹(Roze)率600人、7艘兵船对朝鲜进行惩罚性的讨伐。他们占领了江华，却在城外战败，3人死亡、32人受伤。同年8月，美国商船"谢尔曼将军"号(General Sherman)山大东沟开抵平壤，要求通商，却在退潮搁浅后被焚毁，水手全被杀害。1871年，美国国务院命令驻华公使镂斐迪(Frederick F．Low)带领将军罗杰斯(Rodgers)指挥的五艘兵船前往调查此案。在江华岛附近进行谈判的要求被拒绝后，镂斐迪命令兵船强行驶入通往汉城的淡江。朝鲜的江岸炮台开火轰击，美国人便于6月10日、11日大肆轰击江华城进行报复。然后，他们因没有得到授权开战而撤离。朝鲜人自满地认为打退了法国人，也打退了美国人。
清廷总理衙门正在学习如何适应变化中的东亚国际形势，因为它知道中国无力保卫朝鲜免受西方侵犯。从1867年起，总理衙门巧妙地劝告朝鲜与西方和解，但直至1879-1880年，中国才采取果断行动，力促朝鲜与西方列强建立条约关系，以抗衡日本日益增长的影响。3
德川时期(1603-1867年)，日本与朝鲜的关系由对马岛的封建领主4负责，但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东京政府便直接掌控了对朝政策。日本向朝鲜派出三个使团，宣布这些政治变化，并试图修订双方关系。但大院君蔑视日本所实行的现代化和模仿西方的行为，因而拒绝修订两国关系，并以日本国书不合体统而将其使节拒之门外。
日本领袖5为了报复这次有意的侮辱，决定于1873年派一支讨伐队前往朝鲜。这一行动还有其它一些目的：(1)为国内心怀不满的武士提供泄忿的机会，把他们的主要注意力从国内问题转移到国外问题；(2)对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地位进行挑战，以谋取日本在亚洲的领袖地位；(3)阻止英国和俄国在日本附近寻找立足点；(4)为1592年和1597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失败雪耻。但是，一批从国外回来的审慎的日本领导人6否决了这个决定，他们认为，日本国内的落后状况不允许此时进行对外冒险，国内的发展与巩固应优先于海外的扩张。
尽管远征付诸东流，但日本还是在1875年派出了一支配备炮艇的探测队。当日本人在江华湾遇到袭击时，他们进行了还击，摧毁了朝鲜的防守要塞。这次胜利以后，东京又增派了六艘兵船前往朝鲜，7同时派遣了一名使者8前往北京探听中国的反应。总理衙门声称，朝鲜虽是中国的藩属，但其内政外交从来悉听自为。这一推卸责任的懦弱的声明鼓舞了日本，使它强迫朝鲜开放，正如1854年美将培里强迫日本开放时那样。清廷一心避免冲突，其时又忙于应付马嘉理事件，便指令朝鲜与日本谈判。1876年2月24日，日朝签订了《江华条约》。条约规定：(1)承认朝鲜为独立之邦，享有与日本平等之权；(2)互派使节；(3)开放三口岸：釜山、元山与仁川；(4)日本在这些口岸享有领事裁判权。中国由于没有抗议朝鲜的独立，因而实际上已失去了对朝鲜的唯一宗主权地位。
继在朝鲜采取的强有力的行动以后，日本又于1879年吞并了琉球群岛。这些侵略行动震惊了中国驻日公使9与国内的官员。10他们敦促清廷说，应使朝鲜向西方列强开放，以抵销日本日渐增加的影响。北京委任李鸿章主管朝鲜事务，代替在传统上负责朝贡关系的礼部。
李鸿章决定推动朝鲜向西方商业与外交开放。1882年，他派曾在法国学习国际法的马建忠和提督丁汝昌这两位下属，率三艘战舰前往朝鲜，引见美国海军准将舒斐尔(R．W．Shufeldt)与朝鲜进行缔约谈判。1882年5月22日，《美朝条约》签订，两国同意：互派外交官，在通商口岸设领事，彼此平等相待。美国承认朝鲜独立，但朝鲜另外发表了单独的声明，自称为中国属邦。
随后几年，马建忠又介绍英、法、德等国代表与朝鲜签订条约，这个"隐士王国"终于向西方开放，并且按照中国模式缓慢地进行了一些现代化工作。李鸿章积极的外交活动，挽回了总理衙门推卸对于朝鲜的责任的部分声誉。
2.国内暴乱与国际政治
2.1 1882年兵变 朝鲜高宗于1873年亲政后，闵妃削夺大院君的势力而取得越来越大的权力。她支持改革，雇用一些日本军官训练朝鲜军队。大院君对此忌妒不满，决定削弱其影响，甚至想趁机干掉她。这场权力争斗于1882年发展成一场正面冲突。大院君利用一些被遣散士兵--他们是闵妃军事改革的牺牲品--的不满情绪，煽动他们攻打王宫与日本使馆。闵妃乔装而逃，幸免一死，日本使馆则被焚，七名日军军官被杀，日本公使11逃回本国。这场政变使大院君重新掌权。
中国政府又一次派遣丁汝昌与马建忠赴朝鲜调查此案。一名朝鲜廷臣向马建忠坦言：一切混乱的根源在于大院君，大院君隔离了君王与外界的联系，并处死了与外交有关的官员。廷臣警告说，如果大院君得不到应有的处置，日本将可能采取惩罚性行动。于是马建忠迅速逮捕大院君，并送往中国监禁。
与此同时，更多的日本与中国兵船来到朝鲜。按照马建忠的劝告，朝鲜国王与日本达成一项协议，同意支付日本5万美元赔款抚恤被害军官，另赔偿50万美元给日本政府，派使团赴东京道歉，并允准日方在使馆内驻军和建筑兵营。这项协议给予日本向朝鲜派兵的权利，标志着日本外交的重大胜利。这一条约后来造成了巨大的麻烦，马建忠尽管受过国际法的训练，他对此也始料未及。
1882年兵变之后，李鸿章开始积极行动，加强中国在朝鲜的地位。中国和朝鲜缔结了一项商约，条约给予中国以治外法权，中国人则提供贷款给朝鲜政府，并送赠一批洋枪。李鸿章还任命一名中国商务代办监督朝鲜的贸易，并指令年轻的官员袁世凯负责训练朝鲜军队。前德国驻天津领事穆麟德(Paul George von Mollendorf)担任了朝鲜的海关税务司和外交顾问。中国的六个营军队驻在朝鲜，以维持治安和防备日后日本的侵略。由于李鸿章的积极政策，中国在朝鲜的势力达到新的高峰。
2.2 1884年暴动 此时，袁世凯与闵妃连手对抗日本日渐增强的影响。此后几年裹，朝鲜人中的亲华派与亲日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曾在东京受到热情款待的道歉使团团长建议朝鲜国王接受日本的帮助，进行改革，高宗任用了两位日本顾问。东京也作出了友好的表示，提出减少驻朝军队，并归还部分赔款，用于朝鲜的行政改革。一位新的日本驻朝公使12被派往朝鲜，竭力鼓吹朝日交谊，并操纵由金玉均领导的亲日派。
此时，袁世凯和朝鲜的亲华派掌管着朝鲜政府。但在1884年，中国因中法战争从朝鲜撤回了三个营的兵力，亲日派便决定发动政变。1884年12月4日，在汉城新邮政长官的就职晚宴上，所有的外国代表与中、朝高层要人均应邀出席。但惹人注目的是，日本公使却未露面。在宴会结束之前，朝鲜亲日派放火烧城，并在日军帮助下冲进王宫，逮住了国王，滥杀了一些亲华的官员。袁世凯的军队在闵妃的请求下开进王宫，中国士兵远远超过日军与反叛者，他们平定了叛乱并救出了国王。这一图谋失败后，日本公使烧掉了公使馆，逃至一个海港， 13而叛乱的主要煽动者金玉均却逃往日本。
东京立即派一支讨伐部队和一名特使14前往朝鲜，强迫朝鲜政府为死难者与财产损失赔偿11万美元、致书道歉及赔款2万美元重建使馆。与此同时，伊藤博文前往天津与李鸿章商谈。李鸿章当时正忙于应付中法战争，因此迅即妥协，并于1885年4月18日缔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此约规定：
(1)中、日两国应于四个月之内各将军队尽数撤出；
(2)双方应劝朝鲜聘请别国人为教练，中、日两国人员均不得训练朝鲜军队；
(3)日后任何一国如欲派兵前往朝鲜平乱，应事先行文知照对方，一俟事定，应即撤兵，不得留防。
这一协议实际上使朝鲜沦为了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国，取消了中国的唯一宗主国地位，并且确认了日本具有向朝鲜派兵之权。
另一方面，俄国于1885年占领了朝鲜东北海岸(北纬39度)的不冻港元山港，英国又报复性地夺取了朝鲜南端外的巨文岛，这些国际纷争使局势更为混乱。日本意识到，西方国家在朝鲜的影响，将威胁它在朝鲜的利益，于是采取鼓励中国加强控制朝鲜的新政策。日本设想，假如中国成功地削弱外国的影响，那么，日本在将来只须与中国打交道。李鸿章没有识破日本的阴谋，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他遣送大院君回国，以安抚朝鲜人的不满，并且任命袁世凯为驻朝鲜大臣，全面掌握朝鲜的商业和外交事务，监督其内政。年轻、果断而又精力充沛的袁世凯，很快控制了朝鲜的宫廷、海关、贸易与电报业务。在1885-1893年间，袁世凯尽一切可能扩大中国的影响，成为朝鲜国内最有权势的人物，但他全然不知自己不知不觉地服务于日本的利益。他与李鸿章都没意识到，这种独自控制的政策，有悖于先前引入西方影响以对抗日本的政策。正当中国势力在朝鲜盛极一时之时，日本在经济上与军事上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到1894年，日本已充分实行现代化，随时准备向中国挑战。
令事态火上浇油的一件事是：1884年政变中逃亡日本的朝鲜亲日派头目金玉均被刺杀。朝鲜曾屡次要求将金玉均引渡回国受审，但均告失败。1894年3月，他可能在袁世凯代理人的怂恿下来到上海。在上海，他被一个1884年政变受难者的儿子刺杀。由于缺乏商业运输船，他的尸体由一艘中国战舰运回朝鲜，并被凌迟示众以为叛国者戒。日本人认为这一事件是对他们的直接冒犯，并蠢蠢欲动地要以战争来惩罚。但是，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国会解释说，一名朝鲜人在中国被另一名朝鲜人杀害，这在法理上与日本无关，不能构成发动战争的口实。但是日本人仍群情激昂，而玄洋社等秘密组织则煽动采取行动。为了制造出兵的借口，他们怂恿朝鲜东学党叛乱。
2.3东学党叛乱，1894年 东学党运动原本是宗教性质的，带有一些民族主义色彩但不含政治意识，但后来由于官方的迫害，它才带上政治色彩。其创始人崔济愚(l824-1864年)是一类似太平天国运动领袖洪秀全的失意士子，苦恼于官方的压迫和基督教的撷张对佛教与儒家的冲击，经过数年思索后，他声称得到了"不死之方"，并奉命传道。他所传授的教义号称集儒、释、道精髓为一体，故称作"东学"，以别于称为"西学"的基督教。尽管东学党徒强调"东学"，他们仍尊崇一个类似被禁止的天主教中的神灵。朝鲜政府因而视其为蛊惑人心的邪教而加以取缔。1864年，崔被逮捕，论罪斩首。东学党虽然转入地下活动，但仍吸引了约十万秘密教众。1892年，鉴于对天主教的禁令已被废去，东学党人向政府请愿，要求开禁及为其创始人洗脱罪名。然而政府不但不接受，还命令他们解散教派。
此后不久，东学党策划了一次叛乱。朝鲜王室向袁世凯求援。日本公使希图造成日本出兵的借口，怂恿袁世凯采取积极行动镇压叛乱者，并佯装日本的唯一目的只是保护贸易，无意参加任何军事干预。东京的中国公使也报称，日本政府不大可能发动一场战争，因为自1890年宪法生效以来，日本政府一直纠缠在与国会的冲突中。李鸿章受此蒙蔽，认为日本不会进行战争；但事实上，在中国派兵朝鲜时，东京已作好了充分的行动准备。
中国人刚扑灭东学党人，八干名日本兵马上就出现在朝鲜。随着叛乱被镇压下去，日本人要求朝鲜改革内政。李鸿章便指使朝鲜政府宣布，只有日军撤出朝鲜，它才可能进行改革，藉以阻止日本。
3.战争爆发
李鸿章决心寻求外交解决，他希望争取得到西方列强的同情，迫使日本和平解决事端。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Cassini)曾向他保证，圣彼得堡会代表中国出面干涉。但俄国政府未能行动，因为它得到其驻日公使警告，若俄国支持中国，英国可能支持日本。李鸿章转而请求英国调停，英国建议中日双方同时撤军：中国向北，日本向南，在中部环朝鲜首都周围留下一块中立地带。日本拒绝了这一提议，但向英国保证，将在战争中保证上海的中立，并尊重英国在华商业利益。
李鸿章的外交不仅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成效，而且延误了军事准备工作。直到外交解决的希望全告破灭时，他才同意袁世凯的紧急请求，派兵增援。清廷租用三艘英国汽船，在三艘中国战舰护航下向朝鲜运兵。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在朝鲜湾将汽船"高升号"击沉，950名中国士兵落水而死。 8月1日，中日双方同时宣战。
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两个从事现代化历一代人之久的国家间的一场重大较量。在陆上，日本在平壤将李鸿章的淮军打得落花流水，随后成立了以大院君为首的傀儡政府，并宣布朝鲜独立。在海上，中国的境况更为悲惨。尽管中国海军吹嘘有65艘军舰，相比之下日本只有32艘；尽管中国海军力量在世界排名第8，而日本只排名第11位，但是中方并没有将所有船舰都动员起来作战，15 只有李鸿章的北洋舰队与日方交战，南洋舰队以及另外两支舰队16则保持"中立"，以图自保。日本人动员了21艘舰船，其中9艘是1889年以后建造的，时速可达23海里。北洋舰队在1888年正式成立时有舰船25艘，其中两艘铁甲舰排水量为7,000吨，而日本最大的船舰排水量也不过4,000吨。但是中国船只的时速仅达15或16海里。总之，中国舰队庞大、陈旧且迟缓；日本舰队小巧，新颖且快捷。
两支舰队于1894年9月17日在鸭缘江口外的黄海海面上相遇。经过五个小时的交火，中方损失了4艘军舰，一千余名官兵战死，而日本只损失了一艘军舰。中方未沉没的7艘军舰退至旅顺港进行修理，并于10月18日开至威海卫的海军基地。11月，日军从陆路占领大连与旅顺，使该地要塞的许多大炮失去作用。李鸿章曾为建筑这些海军基地耗资几百万两，却未能派上一点用场。1895年2月，日方抄后路攻陷威海卫，并用要塞炮台转而轰击在港内的中国船舰，中国的惨败已成定局，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僚属纷纷投降，把11艘战船交给了日本。
进行了三十年时间的自强运动，中国在海、陆两方面却落得这种耻辱的失败，使李鸿章面临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他辩解说，单靠他的北洋舰队和淮军来对抗日本全国的力量，自然无法取胜。尽管如此，李鸿章还是遭到解职、贬谪，还被剥去了象征皇帝恩宠的黄马褂。
4.和平协议
早在中国海军败北之前，北京的朝廷已经开始着手和平准备。朝廷曾派遣在总理衙门任职的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前往日本执行和平使命，由美国前任国务卿福斯特(J．w．Foster)担任使团顾问。1895年2月1日，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在广岛会晤张荫桓，故意冷落他，坚持说他无议和"全权"。他们暗示派一位诸如恭亲王或李鸿章这类地位更高的人前往。此时北洋海军已经投降，清廷求和心切，便于2月13日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议和。
日本政府提交的和平条款汇众了国内不同集团的各种要求。陆军坚持割占辽东半岛，这将便于日本控制朝鲜与北京。海军希望取得台湾，以此作为日后进军南亚的基地，同时也想租用辽东半岛。财界要求中方赔偿白银2亿两。进步党建议，鉴于不久即将到来的瓜分中国的行动，日本应占据山东、江苏、福建与广东，而自由党则力主割占满州与台湾。日本政府将这些观点综合为一个十条和谈方案，而把重点放在赔款、割地、朝鲜的独立、以及商业与航海方面的特权上。
在马关和谈开始时，李鸿章力劝日方谈判人员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牢记西方帝国主义时代亚洲的更大利益；并且请求，中日同文同种，不应互相拆台。李鸿章想在他年轻的对手面前恃老卖老，他已73岁高龄，而伊藤博文55岁，陆奥宗光52岁。17 但在实际的谈判中，他却很难说服对手慈悲为怀，尤其在赔款上，日本坚持要求赔款3亿两。就在这一艰难时刻，李鸿章突然得到了其外交努力无法获得的"不幸中之万幸"：当某天李鸿章从会场返回时，他被一名日本狂热分子狙击。子弹击中了他左眼下方，但伤势并不致命。此事使日政府十分尴尬，便主动宣布休战。日本天皇还派御医为李鸿章诊治，日本报纸对李鸿章的态度也由攻讦转为称赞。在李鸿章遇刺的第二天，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前往拜会李的儿子--使团的一名随员时，称："令尊之不幸实为大清之幸事。自今起，议和条款的商定将较前更容易了，日清之战也将停止。"18 l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条约规定：
(l)清政府承认朝鲜国独立自主，不再向中国朝贡；
(2)向日本赔款白银二亿两；
(3)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
(4)开放重庆、苏州、杭州和沙市为商埠；
(5)日本臣民得在中国开设工厂，从事工业和各种制造业。
中国国内的反应是严厉批评这项条约。许多学者指责李鸿章父子卖国自保。两江总督张之洞强烈反对批准条约，数百名汇聚在北京应试的各省举子几次联名上书清廷，请求清帝废除条约，迁都内地，继续战斗。19但清政府不顾这些愤怒的抗议，在日本压力下于1895年5月8日交换了条约的批准书。
台湾岛上的居民强烈抵制割让台湾，这个岛屿在中法战争以后改为行省，由于1885-1891年首任巡抚20 的努力，在现代化方面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进展，这时台湾人反对将岛屿割予日本。1895年5月25日，居民宣布独立，建立了台湾共和国，并推皋时任巡抚21出任总统。6月2日，清廷派李鸿章之子李经芳前往台湾执行交接，大批日军也来到台湾。1895年1O月，地方性抵制运动终于被镇压下去，台湾共和国从此不复存在。
5.清朝失败的原因
重新评估这场战争，可以看到中国注定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日本当时已是一个现代国家，民族主义意识使政府和人民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在战争中所面对的是日本民族团结一致的力量。在中国，政体基本上仍处于中世纪式的，政府与人民各行其是。战争压根儿没有影响到普通民众，这场战争几乎全是李鸿章的北洋水师与淮军在作战。西方观察家就精辟地将这场战争称为李鸿章一人与日本一国的战争。
其次，中国方面权责不明确，指挥不统一，没有动员起全国的力量。李鸿章掌管外交和朝鲜的军务，却无权决定政策性事宜，也无权控制北洋水师与淮军以外的舰只和军队。当然，在这么多年的训练与准备后，李鸿章的海、陆军竟表现得这样糟糕，也是不可原谅的。但是，仅由李控制区域内的力量与日本国家的全部力量较量，其失败也是在所难免，李鸿章的这套辩解也却是实情。
第三，清廷和北洋水师领导层的腐败，从战争一开始就注定了中国劳而无功的命运。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建筑颐和园和宠信太监，以及世风普遍败坏，这些都注定了中国的败绩。战前英国顾问曾建议中国购买两艘快舰，但由于资金缺乏，清廷也未予以重视。相反，日方购买了这两艘船，其中一艘"吉野"号在海战中战功卓著。
在北洋指挥层内部，腐化与陋习泛滥一时。李鸿章本人并无廉正之名，他选用僚属时，只看与他个人的亲疏关系、是否为他私人效劳，而不管他们品行端正与否。许多陆海军将佐对太监总领李莲英阿谀奉承，自贬为其"门生"，还用贪污的公款送礼给他。李莲英又转而包庇他们的不法行为。据说，那两艘铁甲舰上的十英寸口径大炮每门仅配备三枚炮弹，而许多小炮却配置着口径不同的炮弹。装备军火的资金流入了李鸿章的外甥22 这位军需官的私囊中。尽管北洋水师貌似强大--新近漆刷的船体，军官整齐的制服，但它只是中看而不实用，只适宜巡航港口，却不能打现代海战。李鸿章深知北洋水师的弱点，所以他不愿开战，相反依赖外交手段解决朝鲜危机。
第四，李鸿章的外交有本身的局限性，他过分相信那种"以夷制夷"的老策略。他被喀西尼误导，以为俄国会为中国介入此事，迫使日本和平解决。当这一允诺无法兑现时，李又孤注一掷地转向英美寻求调停，这两国均不能有效影响日本。李鸿章的外交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因为他不懂现代国际政治的实质，过高地估计他个人的说服本领。当他最终意识到外交努力归于无益时，军事准备工作已被大大耽搁了。
总而言之，这场败仗无可否认地证明了自强运动的失败，这一失败在十年前的中法之战中已经显露出来。这种外交、军事与技术上的有限现代化努力，缺乏相应的体制与思想变革，无法振兴国家，并使之成为一个现代政权。中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6.战争的反响
这次战败标志了清王朝的即将灭亡，并且引发了帝国主义的加紧扩张及国内政治运动的兴起。在这些影响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6.1帝国主义加紧扩张 中国的战败暴露了满清王朝的腐化与无能，也招来了列强争相在华割占土地(见下一节)。外国帝国主义将整个中国分割为各自的租借地与势力范围，在这些地域内，他们修建铁路，开采矿山，设立工厂，开办银行，并设立各种各样的剥削机构。帝国主义加紧扩张使中国陷入更深重的半殖民地状态直，至1943年，中国才从这种状态中解放出来。
6.2民族工业受到压制 日本在和约中获得了在华设厂的权利，各国因享有最惠国待遇，它们也拥有了这项权利。这使得帝国主义可以在中国从事生产，因而避免了关税，并降低了运输费用。与那些萌芽中的中国工商业者相比，外国投资者和开发商拥有大量资金、工艺技艺和特权地位，因而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外来的经济帝国主义阻碍了中国本土资本主义的自发成长，并将中国的工业降低到依从、附属的地位。
6.3日本的崛起 日本取代中国成为远东头号强国，它南有台湾，北有朝鲜，取得了日后向东南亚推进的稳固基地，也构成了进军满州的跳板。这次战争为日本1904年挑战俄国铺平了道路，也为其崛起为世界大国、日后侵略中国，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统治东南亚打下了基础。
6.4中国的新政治运动 战败无可置疑地证明了满人无力应付时代的挑战，自强运动那种表面的现代化，无法使江河日下的统治获得新生。而且，新的帝国主义危机产生了瓜分中国的危险。此时，中国思想界认识到，只有一场激进的改革，甚或革命，才可拯救中国。进步人士倡导效法彼得大帝与明治天皇，进行体制重组；极端分子则主张革命，以中华民国代替满族王朝。在战后中国，政治运动主要由这两股潮流构成。
7.战后对外关系
7.1三国干涉 1895年4月23日，即《马关条约》签订仅六天，俄、法、德三国联合照会东京，提出警告说，日本占有辽东半岛将威胁北京的安全，使朝鲜的独立成为欺人之谈，并且还威胁着整个远东的和平。三国干涉的始作俑者是沙俄，因为沙俄对日本在亚洲大陆取得立足点，感受到威胁。事实上，沙俄自己也在觊觎辽东半岛南部的两个不冻港大连与旅顺。俄国财政大臣维特(Witte)伯爵就公开声称："当务之急是制止日本渗入中国心脏和在辽东半岛取得立足点!"23在1895年3月30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上，俄国人决定努力使辽东半岛保持"战前原状"，并建议日本停止攫取该地；若日本对此警告置若罔闻，俄国将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包括轰击日本港口，逼其就范。对外，俄国宣称对中国无任何领土野心；24 法国作为俄法同盟的一员，出于义务支援俄国，而德国一心想使俄国卷入亚洲事务，以减少它对欧洲的压力，也参加干涉。
日本政府决定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代价是中国在先前的2亿两赔款之外再支付5,000万两。三国将这笔额外赔款总额减至3,000万两。1895年11月4日，李鸿章与日本驻华公使林董签订了正式的赎辽协定。
俄国人成了中国人眼中的英雄，并因主动向中国提供对日赔款贷款，令中国人感激不已。第一批赔款为六个月内支付5,000万两，第二批为在随后六个月内再支付5,000万两。当时清政府的岁入为8,900万两，清廷根本无法承受巨额赔偿，只有借款一途。为了筹集第一笔5,000万两赔款和3,000万两赎辽费，北京向俄--法银行团25 借款4亿法郎，26 利息为4厘。安排此次贷款的维特伯爵向中国保证，俄国的贷款是可靠的。后来，在l896年和1898年，清廷又向英--德银行团借款两次，每次l,600万英镑，利息分别为5厘和4．5厘。
7.2中俄秘约 俄国伸出友好之手的行动，使中国高级官员感激涕零，张之洞与刘坤一等高级官员纷纷赞成联俄，以抵制扫后日本和西方国家的侵略，这种主张得到李鸿章的支持。李鸿章对英国在中日战争中袖手旁观，深感失望，他这次是最强烈地认为联俄是中国未来外交的主要原则。李鸿章一向是亲俄反日的，这一点已充分清楚地表现在1874年海防塞防之争和1878-1881年伊犁危机中他所持的立场上。慈禧太后最后也完全同意中俄结盟方针。
俄国方面，维特伯爵希望清政府同意让俄国取道满州，把西伯利亚大铁路扩展到海参崴，所以他欢迎与中国结成更紧密的关系。这条铁路始建于1891年，已修至外贝加尔。问题在于，铁路是沿黑龙江北岸通过一些十分艰难的地带，还是穿过满州到达海参崴，后者可以使铁路缩短514俄里(350英里)。维特伯爵力主采用后一路线，以节省金钱与时间，并推进其"和平渗透"中国的政策。俄驻中国公使喀西尼受命向李鸿章解释，这条铁路将便于调动俄国军队保卫中国。双方进行了初步讨论，但未达成正式条约，尽管英国的《宇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曾作过所谓"喀西尼协定"(Cassini Convention)的报道。
俄国取得铁路修筑特权的想法与中俄结盟的愿望，终于在1896年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加冕之际实现了。据说，沙皇曾给慈禧太后发电，称中国如果派李鸿章作为贺使，将使他不胜欣喜。战后失宠的李鸿章于是被任命为一等钦差大臣和赴俄致贺使团团长出使西方。74岁高龄的李鸿章生平第一次出使西方，参加沙皇的加冕典礼，并历访英，法、德、美诸国国君。
在圣彼得堡期间，维特竭力使李鸿章相信，为了在紧急情况时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并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俄国需要有一条从欧洲部分直达海参崴、贯穿蒙古与满洲北部的最短铁路线。维特向李鸿章保证，这条路线可以提高经过地区的生产能力，并且不会遭到日本反对，因为它可以把日本与欧洲连接起来。27 维特与李鸿章就下列三项原则达成了一致：
(1)中国允许俄国沿赤塔到海参崴的直线路程修筑一条铁路，铁路可交由民办的中东铁路局管理。
(2)中国划出一片土地以供铁路建筑房屋和管理之用，路局在该区内拥有全权，包括警察权。三十六年后中国可用七亿卢布赎回铁路，满八十年后则可无偿交还中国。
(3)中俄两国同意，日本若进攻中国、朝鲜或俄国的远东地区，中俄两国应互相援助。
显然俄国强调的是前二条，而中国则强调第三条。
后来有传言说，李鸿章曾从俄国受贿150万美元，但维特否认此事。不过，即使贿赂属实，这笔贿款在李的考虑中也不是决定性的，因为他来俄国的明确的秘密使命，就是要缔结一项盟约。李非常热衷以夷制夷的政策--这一次是利用俄国对付日本--以致此时他自鸣得意地宣称，该条约将保中国二十年平安无事。28但是，和平并未维持两年。
7.3割地狂潮 在三国干涉事件以后，德国向清廷要求取得一处海军基地作为酬劳，因为此时其它所有列强都在东亚拥有基地，如英国之在香港，法国之在北部湾，俄国则可以在胶东过冬等等。中国拒绝了这一要求。此后，在1897年德皇访问俄国时，他问沙皇是否反对德国占领胶州湾，这是海军上将蒂尔皮茨(Tirpitz)选中的优良海军基地。沙皇处境尴尬，不便拒绝。他知道俄国宁可在更靠北的地方寻找海军基地，于是含糊地允其所请。德国人随后便利用两名德国传教士于1897年7月11日在山东被杀害的事件，占领了胶州湾，并迫使中国政府将其出租给德国，租期99年。另外德国还取得在山东境内建筑两条铁路的特权。俄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Muraviev)受此事的鼓舞，又建议占领旅顺与大连，沙皇支持这一方案，而维特与海军大臣表示反对。维特强调履行尊重中国领土完整的诺言是很重要的，而海军大臣则主张在朝鲜建立基地。1897年12月，俄国借口保护中国不受德国侵略，强行占领这两个港口。1898年1月1日，库罗伯特金(Kuropatkin)将军就任陆军大臣，他坚持将占领区扩展至两港口周围的区域。3月，沙俄迫使中国签约，攫取了租借旅顺与大连25年的权利，同时获取权利从中东铁路修建一条南满铁路抵达这两个港口，再修筑一条支线通至营口和鸭绿江。维特事后承认，俄国在这次谈判中，曾付给中方谈判人李鸿章50万卢布，张荫桓25万卢布。29现在俄国人占领了辽东半岛，而它是三年前中国以3,000万两库银从日本手中赎回的。
有了这些先例之后，割地狂潮如野火般蔓延开来。英国不甘落后于德、俄两国，租借了威海卫，为期25年；租借了展拓的九龙新界，为期99年；此外它还从清政府取得不将长江流域让与他国的保证，使这一地区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日本则得到了不将福建割让与其它国家的同样保证。法国以99年为期租借了广州湾，并在云南与两广建立了它的势力范围。只有意大利对浙江三门湾的要求因为海关总监督赫德的建议而遭到拒绝，清廷也未受惩罚。美国当时陷于美西战争与古巴革命，未能加入这一狂潮之中，尽管它的海军曾一度垂涎三沙湾。
瓜分中国使清帝国面临被分割的威胁。事实上，外国日渐加紧的扩张，促进了中国内部的维新运动，并促使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
7.4门户开放政策 英国在中国拥有特殊的利益范围，但它还要求其它列强享有特殊势力的地区开放自由贸易。作为割地狂潮的参与者之一，英国很难提出反对他国在其势力范围内对英国贸易关闭门户的主张，而在1899年，在英国对华贸易总额5,500万英镑中3,500万英镑是来自其它列强的势力范围。因而英国转而请求美国支持，因为美国在这方面是唯一"清白"的大国。1898年3月和1899年1月，英国驻华盛顿公使斯福德(Sir Julian Pauncefote)两次吁请美国务院联合发起一场支持在华商业机会均等的运动，但没有成功。然而，美国在结束美西战争和兼并菲律宾之后，对此事的反应变得积极起来。这时，英国仍坚持提倡门户开放的观点。贝思福爵士(Lord Charles Beresford)还为此事撰写了《中国的崩溃》(The Breakup of China)一书，并前往美国游说，鼓吹这一政策。另一位英国的中国通、中国海关税务司贺壁理(A．E．Hippisley)也使他的美国朋友柔克义(W．W．Rockhill)相信，这个主张是明智的。美国前驻华公使柔克义此时已成为美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的远东事务顾问，他便在贺璧理提供的章程的基础上，起草了一份主张在华商业机会均等的文件。国务卿海约翰于1899年9月将它送交英、德、俄、法、意、日诸国。其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点：
(1)一国应同意在其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内不干涉任何通商口岸或其它国家的既得利益。
(2)一国在其势力范围内不得在港口税或铁路运费等方面歧视他国国民。
(3)中国现行条约税则适用于各国在华势力范围，中国政府得以徼收关税。
对于这个照会，没有一个国家明确表态，各国都模糊地宣称，是否接受这个照会将视其它国家而定。但是海约翰却于1900年3月20日宣称，各国都已"断然而明确地"同意了照会的内容。只有日本对美国的解释提出了异议。后来，在义和团事件时期，"门户开放"原则眼看受到列强行为的威胁时，美国于1900年7月3日发表了第二份声明，宣称"门户开放"包括保护中国领土和行政权力完整。由于这声明仅仅是一项意向性宣言，它并不要求其它国家作出回复。
"门户开放"只是一项原则宣言，而不是美国政府的正式政策；美国既不打算、也没有力量强制推行。但奇怪的是，在宣布这项政策后，瓜分中国的趋势确实缓和了下来，这倒不是因为列强响应了美国的呼吁，而是因为它们害怕互相之间会发生对抗与冲突。由此而形成的均势，挽救了清帝国，使其免遭立即覆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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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详细资料，诸参见Hae-jong Chun，"Sino-Korean Tributary Relations in the Ch'ing Period；" in 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90-111
【注释：】
2 汉名为李熙。
3 关于此时朝鲜的顽固立场与清朝外交调整的简明研究，可参见Mary C．Wright，"The Adaptability of Ch'ing Diplomacy：The Case of Kore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VII：3:363-381(May 1958)。关于中国介入朝鲜问题并最终导致与日本交战，可参见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北平，1937年)。
4 宗氏家族。
5 如西乡圣道、板桓征四郎、副岛种臣。
6 如岩仓具视、木户孝允与伊藤博文。
7 由黑田清隆与井上馨指挥。
8 森有礼。
9 何如璋。
10 如福建巡抚丁日昌。
11 花房义质。
12 竹添进一郎。
13 仁川。
14 即井上馨。
15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台北，1939年)，第139页。
16 分别驻在广东与福建。
17 《马关议和中日谈话录》，见程演生编《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上海，1936年)，第5卷。
18 李守孔，第464-465页。
19 他们共上书七次，其中4月30日的第二次上书规模最大，有1,200-1,300人在上签名。
20 刘铭传。
21 唐景崧。
22 张士衍。
23 Abraham Yarmolonsky(tr．and ed．), The Memoirs of Count Witte(New York，1921)，83．
24 同上注，第84页。
25 包括巴黎银行、荷兰银行、里昂信贷公司、华俄道胜银行。
26 约合一亿两或1,582万英磅。
27 Yarmolinsky，85，87．
28 桃溪渔隐编，《李傅相游历各国日记》，载左舜生编《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续编》增编，重印本，(台北，1958)，第387页。
29 Yaymolinsky，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