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外国侵占台湾、新疆与安南
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是外国帝国主义在华加紧扩张的时期。而这时欧洲正经历着"物质主义一代"，并受到民族主义、宗教狂热、资本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推动，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加紧了活动。经济上，不独英国和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也都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这引起了对原料产地和海外市场的需求。文化上，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当时的教条，它所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既适用于物种，也适用于国家，这种思想认同了国家向海外的扩张。宗教上，各派教会的信徒受到神圣使命的狂热所激励，向异教徒传布福音。此外，"白种人的义务"所表达的那种妄自尊大和自以为是的种族优越感，也是帝国主义扩张的原因之一。1
的确，大部分的因素以前就已经存在，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新进展；却为这些因素提供了有效的方向和推动：1865年美国内战的结束、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1870年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以及同年法国第三共和国的兴起--这些划时代事件，使离心能量向外扩张，同时，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进一步助长了欧洲在亚洲的扩张。此时，不仅英、法、俄等老牌的侵略国，而且那些后起国家--最突出的是日本和德国--也加入了帝国主义的行列。与此相反，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在自强和复兴方面却进展甚小：经过同治朝(1862-1874年)短暂的中兴之后，清王朝的国势江河日下。外国列强利用中国的衰弱，在边疆地区和朝贡国进行蚕食，其后更开始对这个"东亚病夫"的心脏地带发动了正面的攻势。至十九世纪末，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厄运。
1.日本侵略台湾，1871-1874年
在1871年之前，中日之间的官方往来已中断了三百年之久。日本在明代(1368-1643年)曾做过中国的朝贡国。那时，日本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为了通过经商增加国库收入，接受了朝贡国的地位--从1433年至1549年，共有十一个朝贡与通商使团浮海来华。但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日本政治家发觉这种关系很不体面，于是中断了朝贡的惯例，因此结束了与大陆的官方往来。但那些被称为"倭寇"("倭寇"意指"矮小的海盗")的日本海盗，仍不断骚扰中国沿海，令明王朝恼怒不已。1644年清王朝建立以后，官方关系仍未恢复；满清统治者与明代皇帝不同，他们从未试图把日本纳入朝贡体制之中。
随着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和日本在商业与外交上对西方的开放，日本商人也搭乘英国和荷兰的船只来到上海。时至1870年，明治政府决定与清王朝建立官方关系，便派遣柳原前光来北京，谋求订约。总理衙门虽然赞同与日本通商，却不愿签订正式的条约。
进步的官员如李鸿章和曾国藩赞同建立条约关系，李鸿章认为，虽然日本曾为明朝的朝贡国，但却从来不是清朝的朝贡国；其地位根本不同于朝鲜和安南。日本要求建立官方关系的行为，并未受某个西方强国的引见或帮助，造就表明了它的独立性和善意，所以中国不应当对它的要求漠然置之。李鸿章警告说，如果硬搞成一种不友好的关系，日本因其更邻近中国，将带来比西方列强更大的麻烦。而且不应该忘记中国每年要从日本进口大量的铜，何况有众多数目的华人在日本。基于这些考虑，李鸿章建议应与日本建立平等条约关系。曾国藩赞同上述观点，另外还强调中日贸易的互利性质，很大程度上这与只是一方有利的中西贸易不同。他赞成建立条约关系，但是建议不要给予最惠国待遇。
在这些建议的鼓励下，清廷于1871年7月24日批准与日本缔结一项通商章程，它包括如下重要条款：(1)互不侵犯对方领土；(2)在和第三国发生冲突时互相给予帮助；(3)彼此享有领事裁判权；(4)只准在通商口岸，根据海关税则进行通商；(5)日本不在中国任命商务领事。
1873年，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来到北京，表面上是为了交换条约批准书，实际上却是为了参加觐见同治的活动，并试探中国在台湾事件上的立场。1871年底，有五十四名航海遇难的琉球水手被台湾原著民杀害，日本抓住这个时机，欲确立它代表琉球人的独占权力。日本的行动使两个半世纪以来一直神秘模糊的琉球地位问题突出了。
自1372年以来，琉球一直是中国的正式朝贡国。在清代，它每两年纳贡一次，与朝鲜和安南同为最重要的朝贡国。1609年，日本的萨摩藩背着中国征服了琉球，将琉球北部置于它的直接管辖之下，而南部则仍由琉球国王治理。琉球成了萨摩藩的一个藩属，每年向其纳贡，还定期向设在江户的幕府纳贡。但是，萨摩藩为了能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利，仍指示琉球继续与中国保持朝贡关系。萨摩藩决定琉球的王位继承，但又允许中国派使册封，确认琉球王的合法统治。清代共有八批册封使团出使琉球，最后一次是在1866年；在这些使者逗留琉球期间，萨摩藩小心翼翼地不让岛上的日本官员与物品被发现，并且教导琉球居民以一种掩盖日本存在的方式回答中国人的提问。琉球陷入这种双重的隶属关系，以中国为父，以日本为母，当与中国交涉时使用中国历法，与日本交涉时则使用日本历法。虽然中国册封使者私下已觉察到该岛上有日本人影响的迹象，但清廷官方对琉球的双重地位却一无所知，而只是把它看作向中国朝贡的藩属。2
因此，当副岛种臣在1873年公开声称他有为琉球代言的权利时，总理衙门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由于琉球是中国的朝贡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一方水手遭到另一方原著民的杀害一事，与日本毫无关系。何况，由于中国允许原著民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从来就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因此，中国不能对原著民的行为负责。副岛种臣反驳道，对某一领土的主权基于对这一领土的有效控制；既然中国未曾控制过台湾的原著民，他们显然不受中国管辖，因此日本惩罚他们的一切行动，就不会侵犯中国的管辖权。在内相大久保利通的支援下，副岛种臣劝说东京政府派兵征讨台湾。这一行动一方面显示，明治政府的基本对外政策，是效法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大陆推行扩张；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聪明的伎俩，转移了国内实行代议制议会要求的注意力，并满足了吵嚷着要远征朝鲜的武士。1874年4月，日本政府成立了远征台湾统帅部，由大隈重信任统帅，西乡从道为远征军总指挥。
日本军队很快在台湾登陆，北京命令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防守台湾。在与李鸿章仔细检讨了形势后，沈葆桢认识到不可能进行有效的防守--例如，由金陵机器制造局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铸造的大炮只能鸣礼炮，如果实弹射击就会使炮身爆炸，炸死的是炮手而非敌军。因而中方便与副岛种臣达成了一项协议，其中要求中国保证有效控制台湾，与原著民订立契约，确保以后的遇难水手免受他们的不当对待，并允许西乡从道在两个村庄内惩戒原著人。但是，西乡从道拒不遵守协议。1874年9月lO日，内相大久保利通亲自抵达北京主持这项谈判。
在法国法学家内佳桑纳德(Gustave Boissonade)的帮助下，大久保利通争辩说，中国在台湾岛上没有实行有效的地方治理，这便证明中国对该岛没有主权，因而日本在台湾登陆不能看作是对中国领土的侵犯。但恭亲王坚称，中日关系不应受国际法一般准则的约束，而应以明确规定彼此不得侵略对方领土的1871年条约为依据。对此，大久保利通反驳说，1871年条约谈到的只是中日关系，而不是中国管辖权之外的的台湾原著民。由于双方都不情愿退让，两国陷入了外交僵局。英国公使威妥玛表示愿意出面调停。大久保利通起初要求中方赔偿500万两，后降为200万两。威妥玛认为这个数目并不过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恭亲王最后同意赔偿侵略者50万两白银了事。其中10万两赔偿琉球的受害者，40万两用来赎买日方在台湾岛上构筑的营房。此外，中国还同意对日本的行为不加谴责；这一让步暗示着中国承认了日本对琉球的主权。3英国驻日本的公使巴夏礼爵士对此事作了讽刺性的描述：中国心甘情愿地对所受的侵犯花钱付帐，这不啻是邀请外国作进一步侵略。
2.俄国侵占伊犁，1871-1881年
伊犁是中国的一个府，下辖与俄属突厥斯坦接壤的新疆北部境内的九个城市。九城之一的伊宁被西方人与俄国人称为固勒扎(Kuldjia)，它常被他们错误地标为一个省份。伊犁河谷不仅农业发达，旷藏丰富，而且战略地位重要；其木扎提山口高速12,208英尺，是通往南疆的要津。控制了伊犁便等于控制整个新疆，因此，许多西方的军事专家将伊犁说成是中国突厥斯坦的堡垒。这样的战略与商业要地，自然会引起强邻的注意。1851年，俄国人与中国缔结了《伊犁条约》，获准在伊犁以及蒙古边境上的楚呼楚(塔尔巴哈台)建立领事馆和进行免税贸易。此后，伊犁的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达到每年100万英磅。同时俄国人在中亚的不断扩张使他们日益逼近伊犁。俄属突厥斯坦第一任总督考夫曼(K．P．von Kaufman)将军策划利用在新疆发生的一次回民暴乱，开展一项新的征服。
2.1清代在新疆的统治与回民叛乱 新疆回民叛乱的根源在于清帝国地方行政的腐败。自1759年乾隆帝征服新疆以后，新疆便一直被当作一个军事殖民地管辖，行政首脑是驻在伊犁的将军，另外在一些要地派驻副将和王朝官员。约16,000名士兵被部署在天山北路，约5,760名在天山南路。高级文武官员几乎全是满族旗人，他们通过270名被称为伯克(begs)的当地首领统治老百姓--大都是讲突厥语和缠头的维吾尔族回教徒。满洲征服者轻蔑地将这些回教徒臣民视为不开化的土著，对他们征收重税，强纳贡品，以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回教徒的不满是引发叛乱的强大驱动力，而那些被清帝国驱赶到浩罕(Khokand)的以前的统治者"和卓"(Khojas)们则一直热中于重建他们的个人统治地位。被认为是先知后裔的和卓们是当地的宗教领袖，在清帝国1759年征服以前，他们统治着喀什噶尔(新疆南部)。他们不断地怂恿新疆境内同一宗教的教民发动叛乱，而他们自己则组织入侵。在清帝国征服以后的一个世纪中，暴动和入侵不下十二次之多。1864年，在清王朝衰落和中国西北部发生一次回民叛乱之际，新疆的回教徒再度起事。清政府的地方当局软弱不堪，无力将它镇压下去，而北京的中央政府这时又正全力对付太平军、捻军和其它的一些叛乱，也腾不出手来采取惩罚性的措施。
在这动乱之际，一个浩罕冒险家阿古柏(Yakub Beg，1820-1877年)于1865年侵入新疆，经过一系列军事政治活动，他于1870年自立为喀什噶尔以及部分北疆的统治者。印度境内的英国人为了遏制俄国的影响向南扩张，便鼓励他建立帝国，并派遣使团前往修好。由于考夫曼将军担心阿古柏会在英国支持下入侵伊犁，同时也对贸易的中断焦虑不安，更急于在中国新疆扩展俄国的影响，于是他于1871年7月下令占领伊犁。沙俄对世界否认有任何领土企图，坚称只是为了维护边界免受回教徒的侵扰才采取了占领行动，并且称只要中国在新疆恢复统治，俄国就归还伊犁。俄国造成了一种慷慨的印象，似乎俄国人在这动乱之际监管伊犁是对中国的一种友善行动。但是，俄国显然认为，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再也不能收复新疆了。为了使动乱持续下去，以便使他们能无限期地占领伊犁，俄国人于1872年和阿古柏签订了一项商约；一年后，英国人也起而效尤。两国以承认阿古柏政权换得了一些商业特权。
中国人必须先将陕、甘两省回民之乱平定以后，才能过问阿古柏的问题。1866年，清廷特派闽浙总督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专事镇压那里的叛乱者。可是在他挂帅之前又被调去平定捻乱，本书第十章中已有论述。直至1868年捻乱平定以后，左宗棠才得以负起征剿回民叛乱的重任。1873年，他以干练的领导、巧妙的战略和艰苦的战斗扑灭了这两省的叛乱，共耗军费4,000万两。随后，左宗棠的得胜之师摆出进攻新疆的态势。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台湾危机突然爆发；中国在事变处理中暴露出来的软弱，表明它亟需加强海防。这时中国面临着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即它是否能够在实施一项更大海军计划的同时，又进行一场代价高昂的新疆战事。随后，就两者中何者更紧要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争论。
2.2海防与塞防之争 经过了十年自强运动之后，恭亲王和文祥首先对海防力量的不足感到惊慌。沿海的高级官员们提议建立一支拥有四十八艘舰只的海军，编为三个舰队，分驻在中国的北、中、南部海岸。他们认为日本的威胁比俄国更为直接。这个集团的领袖人物李鸿章大胆地请求清廷取消新疆战事，将它的费用转移到海防上来。他请求购买外国舰炮、训练海军官兵、通过一种新型的"洋务"考试招募人才、制造军火，并增加鸦片进口关税以帮助支付估计年需1,000万两的海军开支。
海防派提出了五点论据：(1)北京距海岸近，而新疆则离京师远，因而边防不如海防紧要；(2)朝廷财政拮据，而新疆之役毫无胜算把握，这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此役是否可行；(3)新疆土地贫瘠，于中国罕有实际价值，不值得花这样高的代价去收复它；(4)新疆的周围都是强邻，不能长期固守；(5)缓期收复新疆并不是要放弃前代皇帝征战所得的领土，只不过是保存实力，以待来日的明智之举。
另一方面，其它许多官员虽对海防的重要性不表异议，但主张不应当用牺牲塞防的办法来发展海军。如果中国不能将新疆的叛乱者平定下去，俄国人就会继续推进，西方列强也会受到鼓舞，从沿海进攻作为呼应。这些官员认为，俄国比日本或西方列强的威胁更大，因为俄国和中国有共同的边界线--俄国既可由陆路，亦可由海路进入中国，而日本和西方国家却只能由海上进入中国。他们将俄国的侵扰比作心腹之患，而西方国家的威胁只是肢体之病。左宗棠说，西方列强为占有海港、口岸而开仗，而且通常仅仅是为了商业上的特权，而俄国既想获取商业让步，也有领土要求。
塞防论者也向朝廷提出了五点论据：(1)新疆是西北防务的第一线，它守卫着屏障北京的蒙古，若新疆有失，蒙古将不可守，京师也受威胁；(2)西方列强此刻尚未造成直接入侵的危险，而俄国人在新疆的推进已经成为直接的威胁；(3)不应将塞防军费转用于海防，因为对海防已经拨了固定的军费；(4)列祖列宗百战经营的土地不应放弃；(5)像乌鲁木齐和阿克苏这样的战略要地应首先收复。该集团的领袖人物左宗棠警告说，如果现在中止新疆战事，就是招致外人统治新疆。4
这两个集团提出的论据都剀切中肯、言之成理。但是，此时沿海显然还未有直接的纠纷，新疆却发生了一场叛乱，有待镇压，同时伊犁为人所占，亦需收复。因此，清廷虽然没有放弃创办海军的计划，还是于1875年4月23日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左宗棠坐镇甘肃兰州，为准备这次战役而弹精竭力。他的策略是"缓进速战"。到1876年初，他做好了出击准备，并于3月间将帅营移至南州。刘锦棠将军在猛攻之下迅速进入新疆，到11月便征服了北疆。这时还固守在南疆的阿古柏对其前景惴惴不安，1877年春末，他遣使前往伦敦以寻求英国的调停，并暗示他愿意接受中国属国的地位。但是，左宗棠军队的前进速度却快于在伦敦进行的讨论。阿古柏被彻底击败，于1877年5月29日自杀而死。他的儿子们继续作战，但是，阅墙之争使他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到1877年底，除了伊犁仍为俄国人占据外，整个新疆全部收复。
清帝国既然恢复了对新疆的统治，中国就具备了俄国允诺归还伊犁的条件。但是，由于俄国驻北京公使5采取拖延策略，推迟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其时正在国外建立使领馆的总理衙门，便责成将派去俄国的外交官就归还伊犁问题进行交涉。率领使团的崇厚，曾于1870年赴法国致歉，此次他被授予一等钦差大臣衔，即大使之职，并获授权便宜行事。
2.3崇厚出使和《里瓦几亚条约》，1879年 崇厚(1826-1893年)是一个无能透底的满洲贵族，他对于这次出使俄国全然没有准备。当抵达圣彼得堡时，他对国际外交上的错综复杂形势和伊犁的地理状况一无所知，而这里的俄国人的阿谀逢承显然使他受宠若惊，戒备松驰。此外，他似乎急于了结此任回国。有人推测断言他畏惧那些可怕的俄国人，并且迫不及待地想要料理紧迫的家务。他的无知与心不在焉使得他被坑骗，匆匆缔结了《里瓦几亚条约》(Treaty of Livadia)，条约名义上是将伊犁交还中国，实际上却将该地区十分之七的土地割给了俄国，其中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此外，该约使俄国得到500万卢布赔款，有权在七个重要地点设置领事馆，并且可以沿满州境内的松花江航行600俄里(400英里)。6当这些条款电告北京时，惊愕的总理衙门电令崇厚不要在条约上签字。崇厚却荒谬地回电说条约已经缔结，文本业已誊清，改订或重新谈判已不可能。1879年10月2日，他在条约上签了字，未经朝廷批准就擅自回国。
这消息使中国官场惊愕莫名。总理衙门认定，与其如此这般地收复伊犁，还不如不收复。左宗棠则担心他苦心经营新疆的战果，会因崇厚的愚蠢行为而付诸东流，他竭力说服朝廷应在武力准备的基础上，以强硬的外交对付沙俄，"先之以议论，......次决之以战阵"。7另一方面，李鸿章一向都不赞成新疆战事和迫使俄方交还伊犁的政策；他只是清淡的批评这一条约，但并不主张废约，他说："惟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给与全权便宜行事之谕，不可谓无立定议之权。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自古交邻之道，先论曲直，其曲在我，侮必自招。"8
李鸿章当时是少数派，不得人心。尽管国家还没有做好准备，士大夫中间却盛行着求战雪耻之心，无数奏疏像雪片飞来，要求严惩缔约人并撤销条约。其中最为雄辩的奏折出自年轻的詹事府右庶子张之洞(1837-1909年)之手，他用优美的骈体文奏称："俄人索之，可为至贪至横；崇厚允之，可谓至谬至愚......必改此议，未必有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9他要求将崇厚处斩，以示中国拒不承认该约的决心，即使诉诸战争亦在所不惜。由于张之洞道出了士大夫的心声，他声望鹊起。
清廷任命曾国藩的儿子、当时的驻英驻法公使毅勇侯曾纪泽，作为第二次出使俄国重订条约的首席代表。与此同时，崇厚被判秋审后问斩。这遭到了英、法、德、美各国外交代表们的抗议，他们强烈反对一位外交官同僚受到如此不人道待遇，甚至连维多利亚女王也亲自给慈禧太后写信求情。清廷于1880年6月26日宣布崇厚的死刑暂缓执行，不过在第二次出使未获结果以前仍予囚禁。
中国对该条约的否认、对签约者的惩罚、以及那些挑衅言辞激怒了俄国，它派了二十三艘战舰驶往中国炫耀海军威力。10战争阴云笼罩着北京上空，清廷十分害怕俄国海军会在沿海发动进攻，而其陆军则横穿西伯利亚进攻满洲和北京。清廷并不想加剧冲突，但是在舆情的推动下，只好违心地采取了强硬立场。为了预防万一发生战争，清廷起用了几名以平定太平军出名的湘军军官，而非李鸿章的淮军军官，充任防守的要职，另外又通过其信任的外国顾问赫德邀请戈登来中国帮助御敌。
戈登曾担任常胜军的首领，这个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自1880年春一直担任印度总督的秘书；但他发现文牍生涯是"活受罪"，便辞去该职，两天后，他就收到赫德的邀请电。戈登立即抓住了这一机会；他在天津会晤了李鸿章，与李一致认为中国不应轻启战衅。他前往北京并警告说，只要政府设在北京，中国就不能和任何头等强国开战，因为大沽炮台很容易从背后攻破，从而使北京门户洞开。他说，如果中国一定要打仗，朝廷就应当迁往内地，准备进行长期的消耗战。尽管这种直言不讳的劝告在充满好战气氛的北京不受欢迎，但戈登认为战争不可取的确造成了强烈影响。李鸿章则利用他，一方面向国内主战派泼冷水，要他们不要进行一次灾难性的冒险，另一方面又向俄方显示，中国在危难之际并非没有朋友相助。11
2.4曾侯和《圣彼得堡条约》，1881年 当戈登劝告中国采取和平解决手段之时，曾侯则在为出使圣彼得堡进行准备。为了避免重蹈他前任的覆辙，他通盘筹划了这次出使的外交策略，并详尽研究了伊犁的地图。他决定在边界争端上寸土不让，在通商问题上讨价还价，而在赔款方面考虑妥协；曾侯启程赴俄时，又从英国外交部取得非官方协助的保证，英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12在暗中为他出主意。
俄国人起初拒绝在圣彼得堡谈判，坚持将谈判地点移到北京，作为对中国好战态度的惩罚。由于担心谈判将处于敌人舰队的威胁之下，清廷极力要求曾侯无论如何要使谈判在俄国进行。俄方终于默许在其首都启动谈判，但由于俄国人找不到一个体面归还伊犁的方法，谈判进展缓慢。1876年至1877年的土耳其战争，造成了俄国的经济萧条；1878年柏林会议以后，俄国又在国际上孤立无援，这使俄方清楚了解到，他们无力进行一次远距离战争。但是他们却无法从中国体面地解脱出来，经过近半年毫无效果的谈判以后，沙皇终于决定同意结束这场纠纷，将伊犁全部交还中国，其中包括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但不包括西部的一些地方，因为那里收容了不肯回中国的回教徒难民；俄国领事馆减为两个；13而赔款则美其名曰"兵费"，增为九百万卢布，约合五百万两。由于《里瓦几亚条约》已经空无内容，这些条款被全部载入1881年2月24日签订的《圣彼得堡条约》(Teaty of st．Petersburg)。
一般认为这次和平解决是中国的外交胜利，其重大后果有二：第一，它助长了中国保守主义势力的抬头。尽管曾侯曾经警告不要自满、乐观和傲慢，但是，从一个西方强国那里赢得了胜利的想法激发了自信和自满。那些不负责任妄发清议的士子文人更加相信，这次胜利是来自于他们坚定的立场，因而过分地自信他们有能力解决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难题。
这个协议的第二个重要后果，是新疆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新疆历来被看作是"西域"，从来就不是中国的本土部分，而一直是边疆地区，中国强盛时便领有它，衰落时便丧失它。《圣彼得堡条约》以后，清廷接受左宗棠的建议，于1884年将新疆改为行省，并任命在收复新疆中功绩卓著的年轻骁将刘锦棠为首任巡抚。这一前所未有的制度革新，建立了中国边疆史上的重大里程碑.14
3.争夺安南的中法战争，1884-1885年
伊犁危机刚刚解决，法国侵略朝贡国安南的问题便出现了。安南古称越南，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受到中国的影响，它的北部在公元前111年为汉武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征服。"安南"得名于唐代(618-907年)所设管辖此地的安南都护府。虽然唐王朝灭亡后安南获得了独立，但它仍然处于强大的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影响之下。在明(1368-1643年)、清(1644-1911年)时期，它是一个重要的朝贡国。从1664年至1881年，约有五十个朝贡使团到过北京。
西方的影响是1615年由耶稣会教士带进安南的，但是在这个儒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教会的活动进展缓慢。法国东印度公司于十七世纪末叶曾企图与安南进行贸易，但这一尝试失败了。可是到十八世纪末法国的影响开始抬头，那时1788年老政府被推翻后的唯一幸存者阮福映在法国军官的帮助下，重新控制了这个国家。15他被立为阮氏王朝的嘉隆帝，阮氏王朝的统治从1802年起到1945年止。16
3.1法国的入侵 嘉隆帝及后继诸帝都是保守的儒家人士，他们提倡中国的学说与制度，支持仇洋暴乱，反对传教士和本国基督教徒。路易拿破仑幻想建立一个法属印度支那帝国，并且摆出海外传播天主教的支持者的姿态，他在1859年派遣军队前往西贡，惩罚反教会的越轨行为。这支军队是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从中国撤回的。1862年，法国与西班牙联合强迫安南接受西贡条约，两国获得2,000万佛郎即400万美元赔款，法国同时获得贸易权、传教权和控制安南对外关系的特权，另外还割占了被称为交趾支那的南安南东部三个省。进一步的探险发现，比起湄公河来说，位于东京的红河是前往中国云南省的更好通道。这一发现激起了法国夺取安南北部的野心。1874年签订的新条约，确认了法国对交趾支那的占领和对安南对外关系的指导，以及法国在红河的航行权。这项条约名义上承认安南独立，实际上已把它降为法国的保护国。中国此时正全力应付台湾危机和处理马嘉理被杀案，没有采取积极措施阻止法国前进，只是以安南一直是中国的附属国为由，拒绝承认1874年条约。17
法国在东方建设殖民帝国的行动得到德国的鼓励，据称，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俾斯麦告知法国代表，德国将回击法国收复欧洲失地的任何企图，但乐意支持法国在海外扩张，因而法国在安南加紧行动是不足为奇的。到1880年，法国已在河内和海防港驻扎了军队，并在红河沿岸建立了一些要塞。安南政府为了抗拒法国的推进，加强了同中国的联系，它不顾法国的反对，继续于1877年、1881年向中国进贡，并寻求驻在安南边界上的非正规中国军队黑旗军18的帮助。到1882年，黑旗军已经开始与法国交火。次年，清廷又悄悄派遣正规军进入东京，希图保卫对安南的宗主地位，同时又不与法国公开交火。
此时，自强运动中的领导人物直隶总督李鸿章，反对在完成中国海军建设和海防计划以前挑战法国。李鸿章极力主张，中国既然没有权力废止法国与安南的协议，又没有实力驱逐法国出安南，因此就不可轻言战事，以免酿成大祸，中国只有在遭到进攻时才可应战。他警告说，即使如此，其前景也是黯淡的，因为中方的任何胜利只能使法国重新努力延长战争，而法方的胜利将把中国军队逐回本国。李鸿章因而主张通过谈判迅速解决事端，当时还是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和军机处领班大臣的恭亲王也同意，中国不应仓促挑战一个西方头等强国。
3.2清流党的兴起 李鸿章和恭亲王的审慎态度，受到一批志趣相投的年轻官员抨击及嘲笑为绥靖与失败主义者。这些人是些优秀的学者，出身翰林，长于奏疏，但在外交和军事上既无实际经验，也无真知灼见。他们哗众取宠，正如在伊犁危机中那样主张好战方针。他们自称为清流党，其中呼声最甚的，一为在伊犁危机中博得盛名的张之洞，一为在目前的中法危机中效法张之洞的张佩纶。
清流党藐视法国为"强弩之末"，认为它是个濒临崩溃的国家。他们主张以战争来捍卫中国的荣誉和朝贡国，谴责姑息必然会纵容贪得无厌的敌人提出更多的要求。他们声称，中国如果在安南问题上立场坚定，就会遏制日本在朝鲜、沙俄在满洲，以及英国在缅甸的冒险行动。他们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人在胆气与美德方面的素质，而非取决于武器：人的精神决定胜负。他们嘲笑地抨击李鸿章："法国奸计妇孺皆知，唯独李中堂一无所知"；"窃虑李中堂为法人所愚弄，而朝廷又为李中堂所愚弄。"他们还鄙夷地将李鸿章比作臭名昭著的宋代奸臣秦桧(1090-1155年)，并对其他一些主和派大肆恫吓。李鸿章对一位朋友抱怨说："不当事之徒草率妄言，仆不胜其忧......彼等轻议政事，继之臧否人物，大多言语欺凌不堪。"19
清廷在和战之间举棋不定，它陷入了荣誉和恐惧的两难境地：荣誉要求它保卫自己的朝贡国，而对同一个西方头等强国开战又心存畏惧。赫德驻伦敦的代理人20发来的一份报告，使清廷相信，安南的法国军队可能不会贸然投入一场大规模战争，只要开放河内和红河的贸易与航行，便可消除争端的根源。于是，清廷指令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宝海(A．Bouree)进行谈判。他们达成的协议把安南变为中、法两国共同的保护国，但巴黎立即拒绝了这项协议，接着法国便派远征军前往安南。由于黑旗军与清军队在东京吃了败仗，慈禧太后忧心如焚，害怕法国进攻中国本土，于是她愤怒地免去了恭亲王和其它四名军机大臣的职务。21她再次命令李鸿章寻求解决办法。随后，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上校福禄诺(F．E．Foumier)于1884年达成协议，中国承认法国与安南签订的全部条约，撤退中国在东京的驻军；而法国则允诺不要求赔款，不侵犯中国，并同意在将来与安南缔结的任何条约中不使用有损中国威望的字眼。法国议会拒绝批准这一协议，因为最后的一条暗示着法国承认中国对安南的宗主国地位。另一方面，这一协定也激起了清流党的极大忿懑，四十七份奏疏要求弹劾李鸿章。困窘的李鸿章因此不敢将协定中关于中国军队撤离安南的期限奏报朝廷。
3.3战争爆发 驻东京的中国军队因未接到撤退命令，拒绝当地法国人要他们撤离谅山的要求，于是战衅再起，中国军队杀死了一些法国士兵。巴黎谴责中国失信，在1884年7月12日发出最后通谍，索偿大笔赔款，并要求立即执行李--福协议。中法又展开了一些谈判，却均无果而终。清廷由于害怕法国进攻中国本土，将清流党的两位领袖张之洞和张佩纶分别调往防御要地：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张佩纶会办福建海防。8月23日，法国海军将领孤拔(Courbet)率领十二艘法国船舰对福州发动全面攻击，在一小时内击沉和击毁十一艘中国兵船，并将1866年由法国帮助建造的福州马尾船厂全部摧毁。张佩纶在山顶上见此情形率先脱逃。但他向朝廷的奏折却以模糊而华丽的言辞歪曲事实，以致北京还以为中国赢得了这场海战。几日后，真相大白，张佩纶被戍边，清廷最终也不再犹豫，向法国正式宣战。
3.4和平解决 从1884年8月至11月间的三个月，慈禧太后果断地支持进行战争。到12月初，以下几件事令她心烦意乱：东京战局胜负难料，法军封锁长江及要塞港口，中国南方漕运遭阻。这使她又产生了动摇。预期中的英、德两国的援助并未兑现；另外还存在着俄国在北部边疆卷土重来和日本在朝鲜推进的威胁。法国也怀着与慈禧太后相似的和平愿望，因为法国国内政局的不稳定和支持远程作战的困难，也开始使法国政府不堪重负。通过赫德在伦敦的代理人的居中斡旋，中法在巴黎达成了一项初步和议。中国决定承认李--福协定，而法国同意不再提出新的要求。幸运的是，就在这一协议成为正式条约之前，法国军队在谅山惨遭失败，22这给北京提供了一个体面的机会争取和平，也打击了法国的好战精神。1885年6月，李鸿章和法国驻中国公使签订了一项正式条约：中国承认法国和安南缔结的全部条约，法国则撤走在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军队。中国没有支付赔款，但它却在经济上损失一亿多两，并欠债约两千万两。23
清廷在整个事件中的优柔寡断与举棋不定，令人哀怜。清廷并不想进行战争，但却为清流党所迫，自陷其中。如果从一开始清廷就立场坚定，决意打一场持久战，那法军也许就不敢挑衅。如果遵循始终如一的和平政策，福建舰队与马尾船坞或许可以幸免受到摧毁。领导集团庸碌无能的代价，是顿失了前二者及失去了安南这一朝贡国。清流党集团必须为进行这场不切实际、意气用事的战事负很大责任。政治上，他们之中只有张之洞一人的仕途未受这场灾难的影响，其它人却渐次销声匿迹。讽刺的是，张佩纶在经过一段时期的流放后，竟做了李鸿章的幕僚，后来还成了李的女婿。
中国与法国短暂及灾难性的对抗后失去了安南，标志着有二十年历史的自强运动的失败。外交、军事和技术上有限的现代化，未能令中国强盛到足以抵御外国帝国主义。中国的衰弱，促使了英国仿效法国及引导缅甸于1885年脱离中国而独立。一年后，英国迫使中国订约，把缅甸沦为自己的保护国，但允许缅甸继续向北京每十年纳贡一次。随着南方的这些朝贡国的丧失，中国东北的主要朝贡国朝鲜，此刻也命若游丝，对此，机警的日本不可能不虎视眈眈。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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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Sakai, Robert K.t"The Ryukyu (Liu-ch'iu) Islands as Fief of Satsuma"in John K. Fairbank (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1968), 11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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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邵循正等人 （合编），《中法战争》（上海，1955年)，7卷本。
29.Skrine, C. P. and Pamela Nightingale, Macartney at Kashgar: New Light on British, Chinese and Russian Activities in Sinkiang, 1890-1918 (London, 1973).
30.袁同礼译，《伊犁交涉的俄方文件》（台北，1966)。
【注释：】
1 两份关于帝国主义的杰出研究是William Langer，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1890- 1902 （New York，1950)；Carlton J．H．Hayes，A Generation of Materialism，1871-1900（New York，1941)．
2 有关琉球双重地位的研究，可参见两篇优秀的文章：Robert K．Sakai，"The Ryukyu(Liu-ch'iu)Islands as Fief of Satsuma,"in 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112-134；Ta-tuan Ch'en，"Investiture of Liu-Ch'iu Kings in the Ch'ing Period,"ibid．，135-164．
3 1879年当中国在新疆陷入同俄国的伊犁危机时(见下一节)，日本吞并了琉球，
并更名冲绳县。
4 Immanuel C．Y．Hsu，"The Great Policy Debate in China，1874：Maritime Defense vs．Frontier Defens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5：212-228(1965)．
5 即倭良嘎哩(Eugene K．Butzow)。
6 至伯都讷。
7 Hsu．The Lli Crisis，62．
8 同上注，略有改动。
9 同上注，略有改动。
10 由列索夫斯基上\x8C⒙暑I。
11 Immanuel C．Y．Hsu，"Gordon in China，1880,''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23：2：147-166(May, 1964)．
12 \xDF_弗林爵士(Lord Loftus Duffedn )。
13 \xD4O在吐\xF4\x94番\xC5c南州。
14 Hsu，The Ili CHsis，189-196．
15 \x9E槿钍先\xFD兄弟阮岳、阮\x82H、阮惠推翻。
16 欲考察越南此期或此前的\x9Av史，\xD6T\x85⒁\x8AD．G．E．Hall，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1964)，Chs.9，22；also Tmong Buu Lam，"Intervention Versus Tribute in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1788-1790,"in 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Order,"165-179．
17 \xEAP於法\x87\xF8在安南活\x84拥脑\x94情，可\x85⒁\x8AJ．F．Cady, The Roots of French Imperialism in Eastern Asia (Ithaca，N．Y，1967)，Ch．16；Southeast Asia：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New York，1964)，Ch．18；Hall，Ch，34．
18 由一位\xC5c天地\x95\xFE有\xC2\x93\xC0M的太平\xDC\x8A\xF0N\xFCh\x84⒂栏ｎI\x8CА\xA3
19 Lloyd E．Eastman，"Ch'ing-i and Chinese Policy Formation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ar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XXIV：4：604-605(Aug．1965)．
20 即金登\x8E\xD6(J．D．Campell)。
21 Lloyd E．Eastman，Throne and Mandarins：China's Search for a Poticy during the Sino-French Controversy，1880-1885(Cambridge，Mass．，1967)，ch．4．
22 此役中方\x8C㈩I\x9E轳T子材\x8C④\x8A。
23 邵循正：《中法越南\xEAP\x82S始末》(北平，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