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1898年的维新运动
瓜分危机加速了1898年维新运动的到来，实际上，这场运动已蓄积了十年的动力，因为自从1885年中国在中法战争失败后，有限现代化的弱点已很明显，而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则无可否认地证明了自强运动的失败。学者、官员，甚至是皇帝和皇太后都认为需要一场更彻底的变革，尽管他们对变革的性质、范围和领导权的问题存有分歧。自强运动的主要人物李鸿章在政治上已开始失势，取而代之的是长期(1889-1894年，1896-1907年)担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和位高权重的帝师、户部尚书(1886-1898年)翁同\xFD\x98（\xFD\x98：hé），这两人都提倡以"中体西用"的方式，进行一场以有限行政改组为基础的保守改革。第三派激进势力由理想主义思想家康有为领导，他鼓吹效法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模式，进行一场剧烈的制度性变革。最初在翁同\xFD\x98的指导下进行保守改革的光绪皇帝(1875-1908年)，最终也被精悍的康有为拉拢过去。另一方面，视激进改革为威胁其权势的慈禧太后，则动用她至高无上的权威来反对改革。
在这跌宕起伏的漩涡中，帝后之间的权力斗争、保守派和急进派之间的争执、温和的改革者和激进的改革者之间的冲突，以及满汉之间的民族仇恨，历历在目。由于外国对中国的瓜分迫在眉睫，这些冲突更加激烈。1898年，清帝国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一场成功的改革可能会延缓它的崩溃，而失败只能预示着王朝的覆灭。
1.早期维新派和传教士的影响
制度性变革的缘起可以追溯到冯桂芬，他的《校\xDF\x93庐抗议》在本书第十一章中已略有提及。冯认为，强加给中国的新世界迥异于古代，中国应当采用西方优秀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和几何学；而且也应该采取措施改革教育和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强化地方政治组织、鼓励工业制造、开发荒地、开矿和改进农业工具。这些在1860年后首次发表的远见卓识，对于冯所处的时代来说太超前了，曾国藩认为这是不切实际，而李鸿章也仅采取了一部分。
中国第一位驻英法的公使(1876-1878年)郭嵩焘是另一位提倡渐进式改革的人，他对西方的直接观察使他公开承认，西方国家有他们自己独特的二千多年的历史、优秀的政治体制和道德学说。他在谴责自强运动局限性的同时，赞扬日本派学生赴英国学习法律和经济学，并敦促李鸿章接受西方的教育体制、政治制度、法学和经济学。郭主张，这些知识，而不是军事，才是一个良好政府和繁荣国家的基石。他的呼吁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因为李认为自己已被委以保家卫国的重任，所以别无选择，只能加强军事方面的现代化。如果说郭的进步观点对于李来说是不合时宜的话，那么，他们两人在儒家卫道者的眼中就更是异端，这些人无法想象任何与孔子无关的文明。对他们来说，郭是中国文化的背叛者，应该排斥。
在非官方人士中，王韬(1828-1897年)因其进步的观点而名闻遐迩，他早年因同情太平军而见疑于清廷。1862年，他逃到香港，担任外国人主办的《香港新闻》的编辑。1867年，他应理雅各布(James Legge)的邀请前往苏格兰，协助从事翻译中国古籍的宏伟工作。旅居欧洲两年，王看到了西方的文化和制度。1870年，他返回香港，任《循环日报》编辑，后来又为影响巨大的上海报纸《申报》写稿。凭借这一有利地位，王发动了他的改革运动。像郭嵩焘一样，他赞扬日本仿效西方的制度，敦促国人改变科举考试、军事训练、教育和司法的方法。他抨击清政权内部的腐败、政府中的冗员以及厘金。他建议开发矿产、兴建纺织厂、制造汽船、铁路、电报线和发展海军。他警告，不要过分依赖肤浅的西方制造技术；并且说，西方的强大在于其法律、公正，政治体系、民主选举和立宪政府。但是，王不是一个激进者，并不急切地要求中国古老制度的全盘西化，而是主张逐渐使西方有用的东西同中国的基础相结合。
甲午战争(1894-1895年)之后，制度性变革的主张吸引了不少学者，时事评论家、作家和官员。其中，最为有名的是郑观应和何启。郑观应从前担任过英国太古洋行(Butterfield and Swirc Company)买办，后来从事著述，写下了《盛世危言》；何启则写了几本有关改革必要性的著作。他们力倡采用诸如议会和君主立宪制之类的外国制度。
人们普遍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一部分原因是传教士的影响。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许多比较开明的英美新教传教士开始认为，他们的工作应当"世俗化"，由宗教宣传扩展到对西方知识和文化的介绍。以前的重点一直是"把异教徒从地狱的苦难中解救出来"，而现在的问题则是要"把异教徒从现世苦难的地狱中解救出来"。1他们设立学校、发表公开演讲、开办图书馆和博物馆，并出版报纸和杂志--这最后一项是外国人的特权，中国人不能办报刊。1875到1907年间(1883-1889年除外)，林乐知(Young J．Allen)在上海创办著名的《万国公报》月刊，主要"推广普及有关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和西方诸国概论的知识"。到1889年，约有16,000名中国人曾在教会学校读书。
随着1887年广学会在上海成立，传教士更易于接触到中国的广大读者和上流社会。学会所热衷的诸多活动，是通过翻译来推进改革事项、发表时事评论、公开演讲，以及与士人及官员进行讨论来介绍西方文明。学会的主要成员如英国人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美国人林乐知、丁韪良都熟谙汉语。特别是李提摩太(1845-1919年)，他全身心地投入制度性变革的事业。自1891年以来，他担任学会的秘书和1895年学会在北京的代表，发表了《时事新论》，写下了关于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著作，并翻译马恳西(Robert Mackenzie)的《泰西新史揽要》(The Nineteen Century：A History)一书。传教士的努力扩大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境界，令他们对外国人产生一种新的尊敬。不仅重要的政治家如恭亲王奕欣、翁同\xFD\x98和李鸿章多次拜访李提摩太，激进的改革者如康有为、梁启超也是如此。实际上，康的很多改革思想即来自于传教士。2
2.保守的改革者：翁同\xFD\x98和张之洞
提倡保守改革的帝师翁同\xFD\x98(1830-1904年)是北京的强势人物，中日甲午战争后，他和张之洞--一个在北京，另一个在地方--取代李鸿章成为现代化的领导者。他们的家世和教育背景极其相似：翁是一位内阁大学士的儿子，1856年殿试中了状元，之后担任同治皇帝的师傅，并负责给两位皇太后讲读古籍和史书。1876年，他被任命为年幼的光绪皇帝的师傅，任职达二十年之久，与皇帝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担任这样有利的职务，使他可以影响皇帝，并能和慈禧太后保持良好的关系。翁作为一个传统的学者，深深地为急剧衰落的清王朝面临瓜分危机担忧，并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不改革就无以为继。他也是一个极为机敏的宫廷政治家，看到了透过改革，可以从李鸿章和张之洞手中夺取现代化领导权的机会。他知道，要成就此事，皇帝和皇太后两方的支持是绝对必需的。因此，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力图赢得他们的支持，并确保自己在运动中的领导地位。翁小心谨慎地推动着一场有限的行政改革。他是一位极自豪的儒家学者，也是一位极为精明的政治家，不认为改革应更加深入。1889年，皇帝亲政，太后正式退居颐和园，翁向他们呈交了冯桂芬的《校\xDF\x93庐抗议》的抄本来深化保守性改革的思想，但他申明，中国的道德准则和伦理教化，仍然必须作为国家根基，其所需的是西方知识的补充，而绝不是被西方知识取代。皇帝受到改革的思想所吸引，1889年开始阅读西方译著，1891年向两位既是同文馆的毕业生，也是丁韪良的学生学习英语。
翁的对手张之洞也是一位温和的改革家、优秀的学者。1852年，他取得直隶乡试的第一名，1863年殿试中了探花。由于他在中国文化和传统道德方面有高深的造诣，一位传教士将他描述为"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对他来说，"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中国，没有人比得上中国人，也没有宗教比得上儒家。"3虽然他创办了许多的现代化事业，但他从不提倡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道德教化。张之洞采用了外国的装置和器械，4 他认为这些东西使西方国家富强。但实际上，他的做法仍然是强化原有的体制，而不是为了进步。他认为，一些行政改革对于提高效率是必要的，但基本的旧秩序不应改动。
张之洞想通过复兴儒家、通过教育和工业，以及通过采用西方科学技术和技能来挽救中国。1898年，他发表了名著《劝学篇》，使国人深刻意识到"五知"的重要性：(1)知耻，知道落后于日本、土耳其、暹罗和古巴的耻辱；(2)知惧，知道越南、缅甸、朝鲜、埃及和波兰的可怕命运；(3)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4)知要，知道中学和西学的要点--前者是实用的而不是考古的研究，而后者是政治体制而不是技术；(5)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前两点强调外国入侵的危险，随后两点是改革的方法，最后一点是传统道德的重要性。本质上，他的要旨仍是再次肯定中国道德传统的优越性，并且利用西方的科技来完善而不是取代这种道德传统。
"中体西用"5 这句简练的口号，体现了张之洞的思想，即复兴儒家为国家的道德基础，采用西方的器械以备实用。这里，他实际上是在玩弄而不是正确的解读体(物质，原则)和用(用处，实用)的概念。中学和西学都有自己的体和用；他提出的体和用的混杂物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后者一定会影响前者。张之洞聪明但不正确的原则，是抵抗保守派攻击的有效盾牌；即使是顽固派，也不能责备他背叛儒家和中国传统。站在这个无懈可击的立场上，他继续为变革的必要性辩护。
张之洞说，不可改变的是基本的人际关系，而不是法律和制度；是圣人之道，而不是机器和工具；是人的思想和意图，而不是那些奇技淫巧。向外国人学习并不可耻，因为孔子自己不是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吗中国历史本身就充满了制度性变革的事例：从诸侯林立到大一统帝国，从雇佣兵到府兵制，从战车战到骑兵和步兵战，从古文到今文，从物物交换到现金买卖。商鞅(卒于公元前338年)变法、王安石(1021-1086年)变法和历史上其它的变法都非常有名，即使是清代也不乏革新。早期在关外倚仗骑兵和射手作战的诸王，就改用大炮来镇压三藩叛乱；乾隆皇帝(1736-1795年)部分修改了科举体制；嘉庆皇帝(1796-1820年)在八旗兵和绿营兵之外创立了地方团练制。其它著名的变革包括创设厘金(通行税)、创建长江水师、设立新疆省、建造汽船和开通电报线路，所有这些都表明变革是不可抗拒的。张之洞靠着这一套思想及在武汉的强有力的基地，挑战了翁同\xFD\x98在近代变革的领导地位。
1895年后，除了极端保守派外，变革似乎成了官员和学者们的共识，就像宫内北派领袖大学士徐桐(1819-1900年)这样的反动角色，也承认变革的用处，并试图让张之洞到北京来领导这一运动。但作为南派首脑的翁同\xFD\x98成功地阻止了这一意图，保住了变革领导的地位。为巩固他的地位，他向年轻有为的士子和官员寻求支持，这些人在地位和年龄上都远逊于他，不会威胁其领导地位。康有为便是其中的一位，翁有意使他在这场温和变革中成为自己的主要助手，于是便把他推荐给皇帝。但康是一位与翁同鲜想象中完全不同的人物--实际上，他是个有自己计划的激进改革者。
3.急进的改革者：康有为和梁启超
康有为(1858-1927年)是一位非凡人物，但他的思想却在两个极端之间激烈摇摆。他出生于广东南海一个富裕的家庭，七岁能文，被称为神童。他专心于圣人之道，由于经常引用圣人的教诲，因此赢得了"圣人为"的绰号。他18岁时成为广东理学大师朱次琦的学生。朱次琦强调中国的政治历史和学问与世事联系的重要性，康在其门下受教多年，从而打下了理学的牢固基础。
离开老师后，他山居独学，6 想创建自己的学派。至此，他的思想背景完全是传统的，不受西方影响的。两年后，7 他从自我强迫的隐世生活中复出，前往北京。他在归途中，像他以前到香港那样，参观了上海租界(此时是1882年)。在这两个英国控制的城市中，市政的条理和效率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想，如果西方的殖民管理能有这样好的结果，那么，宗主国又该是多么进步啊!他对西方的兴趣油然而生，急切地购买和阅读所有能买到的江南制造总局和传教士组织出版的译著，包括《万国公报》。全新的景象突然呈现在他面前：他意识到中国的落后及其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岌岌可危的处境。他接受了传教士的观点：西方国家所显示的进步不仅必要，而且令人向往。1883年，他毅然放弃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念头，把注意力转向新颖的西学。8
1888年，还是平民的他(没有官职)尝试着向皇帝上书，其中，他赞扬日本仿效西方列强道路的现代化，主张中国亦应仿效，并对与日俱增的外国入侵的威胁提出警告，这封上书送到国子监。国子监的官员因怀疑康神经不正常而拒绝转呈给皇帝。康意识到，要成功地推进改革，就必须：(1)取得知识界的学术领导权；(2)争取皇帝的支持。
康返回广东讲学著书，并以一个离经叛道者的名声吸引了年轻的学者，梁启超(1873-1929年)是其中之一。梁也是一位神童，十七岁即取得举人功名，随即受康有为的吸引，成了他的学生。康在学生的激励下，于1891年在广东开办了万木草堂，并在这里讲解经学，推进改革思想；他还经常到附近的圣公会图书馆，阅读有关代议制政府和君主立宪制方面的书籍。
3.1今文经学运动 此时，康有为的思想倾向经历了一场剧烈的变化，他像很多同时代的人一样，起初是一位理学学者，现在却满腔是对西式政治改革的火一般的激情。廖平是今文经学派的支持者，其著作9中有助于改革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康有为，以至于他放弃了过去理学思想。康发现，能够用今文经学运动来推进自己的事业。
今文经学指的是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汉(公元前202-公元前220年)时期的经典及评注，与更早时期的古文经学相对。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的焚书大概销毁了所有的古代典籍，而随后的前汉学者，就把用当时字体"小篆"写就的古典经书当成真实不虚之作。这些今文学者控制了前汉时期的思想界，但到前汉末年，孔子的一位后裔10 声称在祖先房子的墙壁里，发现了用"蝌蚪文"写就的古代典籍。虽然当时很多学者怀疑这些古典文本--古文经学的真实性，但在篡位者王莽统治下短命的新朝时期(8-23年)，一位叫刘歆(约公元前46-公元23年)的学者竭力去证实这些文本。随着新朝的灭亡和汉朝的复兴--现在称为后汉(25-220年)，古文经学派衰落了。然而，到了后汉末年，出现了几位伟大的古文经学家，包括执学术界牛耳的大家郑玄(127-200年)。从此，古文经学地位上升，而今文经学衰落了。
清时金石学的复兴和随后在校勘方面的兴趣，更新了古老的今古文对立的话题，清代今文学者集中关注的主题，是已遗失了两千年的学问--公羊学。
康有为决定夺取今文经学运动的领导权，把公羊学的关键思想揉合进自己的著作，借此支持他提倡的改制。1891年，他完成了第一部主要著作《新学伪经考》，揭露诸如《周礼》、《仪礼》、《左传》和《毛诗》之类的古籍为伪作。康大胆地认为：(1)秦焚书并未殃及六经，儒家典籍完好无损地传给了后世；(2)因此，前汉时期并无古文这样的东西；(3)孔子时代使用与秦汉相同的"小篆"字体；(4)所谓的古文是刘歆伪造的，是歪曲儒家"微言大义"的阴谋的一部分，目的是"饰经佐篡"。11抛开历史的严密性，康一针见血的观点，大胆的假设和尖刻的批评，如同一场飓风横扫清朝思想界。他对古文的攻击，激发起怀疑精神，同时表明了重新评价古代典籍的必要性。
1897年，他完成了第二本着作《孔子改制考》。12他大胆论断：前人认为孔子只编纂六经是错误的；实际上，孔子著述六经及借此推进改制。其它的周代(公元前1122-公元前256年)和秦代(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思想家也像孔子一样提倡改制，所有这些人都在取法过去的托词下为自己的行动辩护。他们杜撰了理想化的辉煌过去，使当代的统治者相信变法是明智的，如同尧(公元前2357-公元前2256年)舜(公元前2255-公元前2206年)所为。这一切与历史事实毫不相关。通过推论，康实际上主张，既然改制为.孔圣人和过去其它的伟大思想家所拥护，那么，它在道德上就庶几无错了。通过这巧妙的曲解，康将对至圣先师的认同作为对付反改革者的盾牌。
今文学派某些隐晦的概念，完全被康用来推进自己的事业。"通三统"的概念，他解读为意指夏(公元前2205-公元前1766年)、商(公元前1766-公元前1122年)和周(公元前1122-公元前256年)这三个伟大的古代王朝，而王朝之间迥然不同，因此，变革是历史的内在本质。另一个概念"张三世"被他解释为，意指世界由"据乱世"进步到"升平世"，并最终到达"大同世"。简而言之，变化越多，进步越大。实际上，这些概念并非康的首创，而是从廖平那里借用的。13但是，他综合并阐明了现存的今文概念，用他不寻常的解释来冲击思想界，并证明在人类的发展中，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他的第一本书是飓风，那么，第二本书就是地震。知识界为他不合道统的解释所震惊：顽固的保守派指责他"惑世诬民"、正统的儒家学者给他的解释以"野狐"的污名。14即使如此及尽管第二本书遭禁，康作为今文学派的主要支持者已声名鹊起。
这两本书基本上重新解释了古代的著作，但他的另一本完成于1887年初的著作《大同书》则是他自己的独创，内容非常激进。但书中很多思想受到了古书《礼运》的影响，有的部分这样写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谓大同。15
受这些乌托邦式的思想的鼓舞，康设想了一个理想的世界，其中：
1．没有国家：整个世界在一个单一政府之下被分成不同的地区；
2．中央和地方政府民选产生；
3．没有家庭或家族，而是男人和女人同居一年后，每个人可以交换伙伴；
4．建立孕妇产前教育制度，为婴儿设立托儿所；
5．儿童按龄上幼儿园和各级学校；
6．成人由政府分配从事农业、工业和其它的生产事业；
7．病有医院，老有养老院；
8．根据工作收入，有公共宿舍和餐厅供所有阶层的人享受；
9．对发明者、发现者和那些在产前教育、托儿所、幼稚园、医院和养老院的建立中贡献非凡的人给予特殊的奖励；
10．死人火葬，化肥厂建在火葬场附近。16
他的学生看到这本乌托邦式社会主义的著作，但它并未公之于众。因为康断言现阶段是个混乱的年代，只能讲"小康"而不是"大同"。万木草堂的学生们为这些新观念所鼓舞，并乐此不疲地讨论。
3.2康有为努力争取认同 虽然康为自己树立起极大的名声，但他还欠缺较高的功名，以达到出仕的资格。他的天才学生梁启超已在1889年获得了举人头衔，但康直至1893年才获得。1895年，他们两人一起前往北京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这是个国家蒙羞的时刻，因为日本打败了中国，并正在马关对和会颐指气使。义愤填膺的康、梁起草了一份万言请愿书，并集结了603名举人17的签名来抗议和约，是谓"公交车上书"--"公交车"是靠官府驿站赴京参加会试的举人的别称，某些人把这次当作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他们督促清廷：(1)拒和；(2)迁都再战；(3)变法。并且尖锐地申明："使前此而能变法，则可以无今日之祸，倘使今日而能变法，则可免将来之祸，若今犹不变，则他日之祸更有甚于今者。"18这份上书被送到都察院，然而因为直率尖锐的言辞和慷慨激昂的弦外之音，都察院拒绝将它呈交给皇帝。
康的大胆地动员举人、对经书异于传统的解读，以及对改革的提倡，极大地激怒了保守分子，会试主考官徐桐决定不录取他。由于所有的试卷都是封名的，徐桐只能寻找一份风格怪异及观点异端的试卷--他以为这是康的特点。发榜时，徐桐否定的试卷却是梁的，而康的试卷是与儒家道德和中国传统严格一致的典范。虽然康和梁成功地骗过了徐桐，但在随后的殿试中，考官19故意歧视康。结果，虽然他取得了进士的头衔，但并没有被任命进入令人垂涎的翰林院，而是去了六部中最微不足道的工部任主事。康恃才傲物，不去上任，相反，他决定集中精力透过一连串的上书来获取皇上的注意。仅仅六品主事的职位使他没有资格向皇上直接上书；他还是不得不请求他所在的部或一些其它的部门来递交上书。20
康在1895年5月29日的第三份上书，由都察院于6月3日呈交给皇上，这份上书建议富国、养民、育士和练兵。皇帝为这些观点所打动，命令将它抄呈太后、军机处和各省督抚将军。这标志着皇上开始知道康。但他的下一份1895年6月30日的上书却为都察院和工部两方所阻，这份上书建议持续变革和开设议会。
这时，康、梁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组建和参与"学会"及报纸。1895年9月，他们加入强学会，其它成员包括另一位帝师且曾担任过几个部尚书的孙家鼐、袁世凯和几十个英美人士。保守的改革者翁同\xFD\x98和张之洞对学会兴趣盎然，张之洞还捐赠了5,000两。学会每十天主办关于改革的演讲，并从事其它各种各样的活动，诸如翻译西方和日本的书籍、发行报纸和设立图书馆、博物馆、政治学会。康有为个人捐款给梁启超担任主编的日报《万国公报》21，该报日发行量2,000份。报纸上许多与改革相关的思想，是从传教士组织"广学会"的出版物那里借用来的。康亲自会晤李提摩太，梁担任秘书。由此，广学会和改革者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相互支持。
在上海，有多达三十份推动改革的报纸和杂志；在天津，1897年11月，出版了由严复(1854-1921年)主编的有名的《国闻报》，他是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局的一位著名的毕业生和大量西学著作的翻译者(见第十七章)。在此，他出版了译作--赫胥黎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介绍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在湖南，进步的巡抚陈宝箴邀请梁出任新创立的长沙时务学堂的总教习。梁关于治理不良、有必要改革和人民主权的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阐述。进步人士随后成立了"南学会"，并出版《湘报》和《湘学报》。一贯以保守性闻名的内陆省份湖南，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进步中心。至于康本人，他在几个省旅行、演讲、推动改革的进程。三年之中，他推动了许多学会、学校和报纸的创办，大多是在湖南、江苏、广东和北京。
3.3康有为的崛起 1897年德国租借胶州和随后其它列强攫取特权的行动，加速了一场新的民族危机的到来。康有为赶赴北京作第五次上书，对被瓜分的危险提出警告，认为改革已是势在必行。他建议皇帝从三个方面行动：(1)采法俄日以定国事；(2)大集群才以变政；(3)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上书的结尾提出警告，任何延误将招致进一步的外国入侵和王朝的最终灭亡。工部尚书因为它的直言不讳而拒绝呈交上书；但是，上书的内容在上海和北京很快流传。尽管如此，上书还是到不了皇上那里。康为此想回南方，但在翁同\xFD\x98的劝说下留了下来。由于翁的外交事务知识有限，又受到张之洞的挑战，所以私下里希望康担任自己的助手。翁支持给事中高燮曾在1898年1月11日的荐言，即康应当受到皇上的召见。翁对皇帝说康的才能强己百倍，皇帝应就改革事项亲聆其见。光绪皇帝随后准备接见康，但恭亲王奕欣提醒他，宫中成例不允许接见四品以下的官员。皇帝勉强地作了让步，但命令大臣在总理衙门接见康。
这一有名的会见于1898年1月24日进行，康第一次正式宣传自己的观点，如他自己所述，会见的精彩部分包含如下对话：
荣禄22："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用于祖宗之法乎"
兵部尚书廖守恒："如何变法"
康："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李鸿章："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废乎"
康："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今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以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23
会见持续到黄昏，荣禄第一个离开，他明显厌恶所听到的东西。翁同\xFD\x98也在会场，他有点被康的急进观点所困扰，他形容康"夸大其辞"和"狂甚"。
当皇帝看到报告时，他非常想召见康，但又一次被恭亲王拦住了。但是，1月29日，光绪皇帝命令，允许康随时上书，宫廷官员不得阻挠和延误。康接近皇帝的门路因此有了保证。他的一份早先未被转呈的奏折现在到了皇帝手中，皇帝被其中直言不讳的陈述深深地打动了：如果不改革，皇帝将来很可能连作一个平民的机会都没有，而且会像明代的最后一个上吊自杀的皇帝那样凄惨地结束自己的生命。皇帝评价道，只有一个赤诚的人才会不顾自己的性命说出这样直率的言词，光绪对康的信任稳步上升。
1月29日，康第六次上书，要求皇帝选定国策、遴选才俊担任公职和创立"制度局"协助改革并草拟宪法。另外，应建立十二个管理局，每一个都类似欧洲的部：司法、金融、教育、农业、工业、商业、铁路、邮政、矿务、文化、国际交流和武备。在各省，应创立各级民政局，各地区设分局。各级局长应具有同总督和巡抚同样的地位，地区分局的官员应负责所有像教育、公共卫生、农业和警务这样的管理事务，只有诉讼和税收归普通地方官员负责。光绪皇帝对这些新奇的主意印象深刻，要求亲王和总理衙门的大臣商讨。
1898年2月，康第七次上书，再次建议皇帝仿效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为使皇帝了解西方的改革，康呈上他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和其它有关各国改革的书籍。皇帝每天阅读这些手册，实行一场改制的决心更大。
1898年5月30日，恭亲王奕欣去世，康敦促翁同\xFD\x98立即加速改革。翁同\xFD\x98认为，康飙升的声望和对皇帝越来越大的影响，是对自身地位的威胁。翁催促他离开北京以避开保守派的攻击和弹劾，但康不以为意。6月8日，他第八次上书，不久之后，他又一次要求皇帝采取明定国策的决定性步骤。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发布了第一道改革法令，催促亲王、官员和普通百姓在不抛弃中国基本的道德教化的情况下，努力学习外国有用的知识。之后，翰林院学士徐致清劝说皇帝亲自接见康。会见于6月16日进行。四个小时会晤的某些精彩场面--如梁启超所说--如下：
在皇帝问过他(康)的年龄和资历后，康说："四夷交迫，分割存至，覆亡无日。"
皇帝："今日诚非变法不可。"
康："今岁非不言变法，然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
"所谓变法者，须自法律制度先后改定，乃谓之变法。今所言变者，是变事耳，非变法也。"
皇帝同意康的设局研究各种体制的建议，并说："汝条理甚详。"
康："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
皇帝扫视了一眼屏风外面，然后叹息着说道："奈掣肘何"
康："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惟方今大臣，皆老耄守旧，不通外国之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以求鱼也。"
过了好长一会，皇帝点点头，说："汝下去歇歇......汝尚有言，可具折条陈来。"
康站起来离去，皇帝目送他出门。宫里的侍从说这么长的召见还从来没有过。24
同一天，即6月16日，康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的章京。三天后，他又一次通过总理衙门上书，要求采用一项变法的国家政策和设立政府制度局。皇帝完全被康拉拢过去，他命令此后康无须通过任何机构上书，可直接呈交。此外，皇帝要了几本康的书：《波兰分灭记》、《法国变政考》、《德国变政考》和《英国变政考》。光绪现在完全确信了改制的紧迫性。康年届四十时，把皇帝抓住了，成了一场激进变法的领导者。
4.百日维新
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在1898年之前十年的发展，可以归纳如下：他相信，中国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管理程序，是在中国自成一统、与西方列强没有发生联系的时候所制定的。统治王朝的主要考虑是防范内部的叛乱和起义，因此就出现了中央与地方管理中繁琐的制约监督制度及科举考试中的非实用性质。现在，时代变了，内部安全不再是国家的唯一忧虑，旧的帝国体制彻底过时了，政府必须考虑对外关系和工业化的新问题，并相应地使其结构现代化。但为实现这个基本的变革，皇帝必须从皇太后手中夺取权力，在康的眼中，皇太后是进步的主要障碍。早在1888年，在康的第一份上书中，他就说："国事蹙迫，是女谒阉寺弄柄所至。"在1895年6月30日的第四次上书中，康再次催促皇帝整顿行政，根据他个人的睿智来决断。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改革被不断引述，以作为光绪的榜样；鉴于中日之间地理上的临近和文化与社会的相似，康有为特别强调，日本的经验值得仿效。具体地说，康建议：(1)革新科举制度和法律规范；(2)设立政府制度局和创设十二个新局来取代无用的军机处、六部和其它现有的机构；(3)设立各级民政局和地区分局，作为地方自治的初步形式；(4)在北京设立议院；(5)设立国会；(6)采用宪法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简而言之，康设想以君主立宪制来取代老化的"儒家王朝"的体制。25
这样宏大的计划是保守派改革者做梦都不敢想的，翁同\xFD\x98震惊不已。翁在改革的领导权和皇上的恩宠输给康以后，也因为保守派指责他把康引见给皇帝而烦忧。因此，翁转而阻碍康的工作。1898年5月26日，皇帝要他收集一套康的著作，翁诋毁地说："臣与康素不往来......此人居心叵测。"皇帝问他为什么以前没提到这一点，他答到："臣最近读他的《孔子改制考》才发现的。"皇帝不理解翁态度上的突然转变，他被翁对康的轻蔑的评价深深地伤心了，因为皇帝现在已非常尊敬和喜爱康。翁和这位皇帝学生之间的那种长期信任和亲切的关系看得出是创伤了，皇帝变得能够接受黜退翁的提议了。这个提议由康的支持者们策划，以便为他们的领袖扫清道路。他们罗列罪名弹劾翁，包括从受贿到长期主宰户部时的胡作非为。皇太后痛恨翁把皇帝引入歧途及把康引见给皇帝，这样，在皇太后的准许下，翁于6月15日被解除了所有官职。
现在，皇帝和康在大胆的变法计划中加速前进，光绪因为害怕皇太后，不敢委任康进入非常重要的军机处，但他把康的助手安排在几个关键的职位上：7月3日，授予梁启超六品官衔，负责翻译局的工作；9月5日，授予杨锐、刘光第、林旭和谭嗣同四个改革派人士四品官衔，任命他们为军机处章京。林和谭两人是康的学生。这四个章京成了皇帝和康之间的联系纽带；他们实际上是改革执行者--草拟所有重要的法令、阅读所有与改革有关的奏折，而对变法冷漠的军机大臣就被闲置了。
新政的精神表现在1898年9月12日的法令中，这些观点前所未闻，而且开明，即中外政府的基本原则一致，变法只是实施那些在西方已被证明是正确、有效和有用的方法原则：
国家振兴庶正，兼采西法,诚以为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较勤，故可补我所未及。今士大夫昧于域外之观者，几若彼中全无调教，不知西国政治之学，千端万绪，主于为民开其智慧，裕其家身，其精乃能美人性质，延人寿命。26
从6月11日到9月20日的103天中，教育、行政管理、工业和国际文化交流领域的约40到55项变法法令很快地陆续颁发：
壹、教育：
1．废八股改试策论(1898年6月23日)。
2．设立京师大学堂(6月11日，8月9日)。
3．各省设立新式学堂，致力于中学和西学的研究。各省会的书院改为学院，府州县学改为中学堂，乡学改为小学堂(7月10日)。
4．设立编译学堂(8月6日)。
5．创办京师大学堂附属医学堂(9月8日)。
6．出版官办报纸(7月26日)。
7．举行政治经济特科考试(7月13日)。
贰、行政管理：
1．裁撤冗员和不必要的机构，包括：
a．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膻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
b．湖北、广东和云南巡抚。
c．东河河道总督，漕运屯卫和盐运使(8月30日)。
2．任用政府中的进步人士(9月5日)。
3．涤荡拖延陋习，并且删改旧例，另定新则，提高行政效率(6月26日)。
4．士民上书言事，不许稍有阻隔(9月11日)。
5．允许满人经营四民之业(9月14日)。
叁、工业：
1．建设铁路(6月25日)。
2．发展农工商(6月20日)。
3．奖励发明(7月5日)。
4．美化京师(9月5日)。
肆、其它：
1．高级官员游历外国(6月12日)。
2．保护传教士(6月12日)。
3．改进和简化法规(7月29日)。
4．筹备预算(9月16日)。
虽然光绪皇帝和康有为全力推行改革计划，但却受到大多数中央和省级高级官员的抵制。废除八股文遭到了负责科举考试的礼部的强烈反对，即使是较开明的总理衙门对十二个新局的提案也感到不快。至于省级机构，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都漠视或者延误改革法令。这些中央和地方的官员敢于挑战或藐视皇帝的命令，是由于他们完全清楚，真正的国家权力不在皇帝手中，而在不赞成改革的皇太后的手里。
5.皇太后与政变
虽然自1889年慈禧太后就退居颐和园，但她还是紧紧地掌握着政府权力。她对最高权力十分敏感，不能忍受削弱其最高地位的任何变革，不论是保守的还是急进的。
任何影响儒家道德规范概念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激进变革，特别是影响慈禧太后地位和权威所依赖的孝亲概念，都是威胁。因此，她对焚烧祖宗牌位、鲁莽的行动和仿效日本--最后一个太羞辱人了--提出警告。27翁同\xFD\x98或张之洞所提倡的保守性改革更适合她的胃口，他们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对她有吸引力，迎合她的心理状态。据说，在"百日维新"开始的时候，她告诉皇帝："只要你保留祖宗牌位，不烧掉他们，只要你不剪掉辫子，我就不会干预。"28简而言之，她接受一种不推翻基本制度或不威胁她权威的适度重组。
但是，随着变法的推进，由于废除八股文、裁减机关冗员和三个巡抚职位，以及大量的清除行政中的祖制和传统程序等其它激进变革，太后警觉起来。她本能地把变法当成是一个从她手中夺取权力的密谋，而这正是康和改革派人士的企图。现在，变法成了皇帝和皇太后之间的权力斗争。而且，一直在两人之间起缓冲作用的皇帝的母亲、也是皇太后的妹妹在1896年6月去世以后，矛盾激化了。1898年6月，随着一直试图调和两人的翁同\xFD\x98被黜退，妥协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太后下定决心要教训皇帝，而在这一点上，她受到了太监总管李莲英的影响，这个人在内宫的腐败行径是进步人士所不能容忍的。
皇太后在荣禄的支援下，唆使一名御史，奏请皇太后和皇上于10月份到天津阅兵，那时，荣禄及其军队将发动一场军事政变来废黜皇帝。29皇帝发誓不去检阅，而皇帝即将被废黜的谣言遍布北京。康建议皇帝在上海建立新都，剪掉辫子，改换服装，采用新国号来标志新的开始。改革派也制定了接近袁世凯的计划。袁世凯是荣禄的属下，正在天津附近训练一支七千人的新军，以前同情过变法和强学会。9月14日，袁到达北京，两天后他得到皇帝的召见，皇帝赞扬他在训练军队上的成就和对新学校的赞助，预授他候补侍郎的头衔，暗示他以后可以独立于荣禄行事。
9月18日，荣禄调动部队到天津和北京，并命令袁返回天津。袁以他还在等着与皇帝的另一次会见来搪塞。改革派感到形势的严峻，于是派谭嗣同当晚(9月18日)去见袁，催促他在即将到来的检阅式上保护皇帝。谭劝袁说：(1)包围颐和园，(2)杀死荣禄，而他自己(谭)负责派刺客去干掉那个"老朽"(皇太后)。袁巧妙地回避任何承诺，告诫谭行动不要过于仓促。他提出一项含糊建议来敷衍谭，即在不久就要到来的天津检阅式上，皇帝应尽快到自己营中下达杀死荣禄的命令。30谭告诉康所发生的一切。很明显，袁不会合作，康决定逃离首都。
9月20日，皇帝召见袁时，似乎是给了他一道秘密的诏令，任命他在完成使命后担任直隶总督。下午三点钟，袁返回天津，把全部的密谋告诉了荣禄，荣禄立即乘五点的火车到北京。31后党害怕迟则生变，提前了政变的日期。9月21日，西太后突袭帝宫，截取了所有的变法文件。就在那一天，她公开地宣布皇帝疾病缠身，她不得不接管执政。在她的生命中，皇太后第三次在一道丝织的帘子后面重新执政，而皇帝被拘押在宫殿西面的中南海瀛台。经过103天后，变法戛然而止。
逮捕康和改革派人士的命令很快就签发了。康已于一天前乘一艘从大沽到上海的英国汽轮离开了北京。同时，英国政府指示上海的总领事援救康。9月29日，康在一艘英国军舰的保护下，安全抵达香港。康在得到东京政府答允保护之后，从香港乘船赴日本。32梁启超则逃进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在它的帮助下也逃到日本。本来谭嗣同可以出逃，但他发誓做一名殉道者，他宣称："自古以来没有不流血而成功的变法。"仅仅委任十六天的四个供职军机处的改革派人士，还有监察御史杨深秀、康的弟弟康广仁，未经审判就全部处决了。他们一起被称作"六君子"。进步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和翁同\xFD\x98被永远剥夺出仕资格，因为陈提议任命四位改革者任职军机处，而翁此时已经因为把康有为引见给皇帝而被黜退。总共二十二个改革派人士被逮捕、监禁、解职、流放和剥夺财产；康的著作遭禁。
大多数的变法措施被推翻，而"百日维新"期间废除的七项冗职和三个巡抚职位得到恢复，八股文也恢复了。朝廷关闭了政府出版社；禁止结社；下令逮捕上海、汉口和天津的出版者和编辑；禁止百姓就国事上书。
但在某种程度上，适度的改革仍在继续。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和省会的学堂被允许存在。如果他们适合本地情况的话，地方和乡级的中学和小学也可继续运作。各省政府受命，可以取消或合并多余的机构和辞退闲置的官员。某些和翁同\xFD\x98有关联的人保留在重要的职位上：礼部尚书孙家鼐任命为协办大学士，协理京师大学堂；前直隶总督王文韶任命为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同时任总理衙门大臣。重印冯桂芬的《校\xDF\x93庐抗议》，宣传保守的、有限的改革思想。皇太后清楚地表示，变法自身并不坏，但是康有为把它搞糟了。
由于皇帝推进了一场完全忽视祖制的变法，依靠不可信任的人物和试图从皇太后手中夺取权力，因此，皇帝必须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慈禧向全国宣布他病得很重，而皇帝即将被处死的猜测广为流传。北京的外国使节警告说，任何有关皇帝的暗中的不幸事件都将招致干预。在外国的压力下，朝廷同意一位法国医生去给皇帝看病。正是这位医生的证实，外国人才相信皇帝还活着。一心要复仇的太后要求各省就废黜皇帝的可行性发表意见。在南京的总督刘坤一激烈反对这一主张，他尖锐地声明："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虽然遭受了挫折，但皇太后无所畏惧。第二年的冬天(1899)，又一个废黜皇帝的企图在酝酿着，与王朝的惯例相反，慈禧太后为光绪帝挑选了一位储王。33光绪的生命重新让人担心起来。外国使节不接受皇太后庆贺已选定继承人的邀请，一千二百位上海名流致电总理衙门，要求保护皇帝。自然，这一切使皇太后恼怒异常。
6.变法失败的原因和影响
变法失败的原因，主要有维新派缺乏经验、战略欠周详、皇太后独揽大权和保守派大力反对。
6.1维新派缺乏经验 1898年，康有为只有40岁，而他的主要支持者梁启超才25岁，两人以前都没有在政府供职的经验。变革前，也没有出过国，对西方文化和制度的了解只囿于表面，而且对于西方的认识，也只是局限于所读的传教士的出版物和对香港及上海的殖民管理中的见闻。张之洞讥讽他们没有真正领会西方的文化和制度，这并不令人惊讶。
尤其是康有为，他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思想家，而不是一个实践的政治家。他对现实政治没有太多认识，也没有运用过政治权势。他虽然能把皇帝拉拢过来作为权力的法律来源，但他忽略了国家的真正权力是在太后这一明显的事实。他急于求成，毫不考虑变法对其它人的影响。他天真地相信在皇帝的支持下，能克服一切困难。他意识不到，急进的变法实际上是对整个儒家统治的国家和社会的一场战争，最终只会激起来自多方面的强烈反对。废除八股文损害了所有毕生准备科举考试的生员的前程，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学习的东西不是政府所需要的了，于是发誓要"吃"了康。裁撤不必要的机构和三个巡抚的职位与创设十二个新局的建议，在所有现职官员中引发了解职的恐慌；要求任用有实际知识的人而不是按资历擢升现职者，在官场中引起不安全感；军事改革危及满族八旗和汉族绿营的特权，而反腐败的指责终止了太监总管李莲英最热衷的敲诈行为；变寺庙为学校的命令激怒了僧侣。除了皇帝外，所有的改革者都是汉人的事实，在满族人中间引起恐慌。所有这些人--儒生、官僚、军官、太监、僧侣和全体满族人--都要取消变法。
进步人士对等着他们的危险不是一无所知，康的弟弟早就劝他脱身，但决定除掉康的翁同\xFD\x98以皇帝忍受不了看见他离开为借口，劝说他留下。康自己对皇恩感激不尽，不想离开，说生死在天，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康的弟弟和梁计划以公使的身分送康有为去日本，但皇帝派出的是另一个改革派人士。34皇帝实在太依赖康了，不允许他离开。而康过于骄傲，不愿半途而废。太后进攻时，维新运动仅实行了103天。
6.2慈禧的权势 自1861年以来的三十七年，皇太后一直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人物。她经验丰富及地位牢固，一小撮缺乏经验的改革派人士动摇不了她。虽然她在1889年就退下去了，但她一直牢牢地控制着政治和军事事务。她在军机处的亲信向她报告所有的政策决策，宫里的太监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她在天津的党羽荣禄掌管北洋军队。没有一件事能逃得过她的法眼。荣禄的部队驻扎在大沽、天津、通州和京畿，随时保卫她的利益。这些士兵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可能派不上用场，但足以挫败改革派在国内的任何行动。确实，自1861年的政变以来，荣禄一直是皇后的近身侍卫。不直接掌握任何军队的皇帝和理想化的改革者只能求助于袁世凯，但后者过于精明和见风使舵，他知道皇帝和太后之间争斗的最终结果。袁选择了胜利的一方，加速了变法的失败。
6.3保守派的反对 自认是儒家道德传统守护者的保守派35 攻击改革派"无君无父"，在提倡民权和个人平等时混淆了人际关系中基本的"三从"。康把孔子说成是改革家，怀疑古文献的真实性，在这些儒家道德的捍卫者眼里不啻是亵渎和异端。叶德辉斥责康利用圣人谋私利，讥笑他："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况今之公羊学，又非汉之公羊学也。汉之公羊学尊汉，今之公羊学尊夷。"他轻蔑地宣称："其言即有可用，其人必不可用。"36
即使温和的改革派和那些同情改制的人都难以接受康的解说。使康德到皇帝关注的翁同\xFD\x98在读过《新学伪经考》之后，评述康有为"真说经家一野狐也"、"吾惊诧不已"。进步的湖南巡抚陈宝箴评论说，康的《孔子改制考》超出了对儒家的寻常的学术解释，含有危险和令人生厌的政治暗示。孙家鼐是变法的同情者和京师大学堂的校长，也批评这部著作，如他对皇帝说的那样：37
第八卷中，......"孔子制法称王"一篇，杂引谶纬之书，影响附会，必证实孔子改制称王而已。窃恐以此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作，是学堂之设，本以教育人才，而转以蛊惑民志，是导天下于乱也。
因此，康才智的发挥为他赢得今文学派支持者的巨大声誉时，也疏远了一大批温和而谨慎的学者，他们实在无法接受康作品中危险的意含。康取自素王(无冕之王，指孔子)的名号"长素"，具有"无冕之王的忠实追随者"或完全是"永远的无冕者"的双重含义，这真是个尖锐的讽刺。
总而言之，康是一个思想家，而不是一个实践的政治家。他的激进改革是一次挽救清王朝的勇敢尝试，但它也标志了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自强运动开始的渐进变革总趋势的突然断裂。变法明显地远远超前于它的时代。鉴于王朝全面的衰落和老化，人们怀疑，即使变法得以全面实施的话，他的计划是否能挽救得了它。
1898年维新失败所造成的影响是众多而深远的。首先，它证明从上而下的进步改革是不可能的。其次，在皇太后和重返政坛的顽固保守派的控制下，宫廷根本不具备领导能力。它怂恿排外主义和鼓励义和团事件，导致了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它遵循反汉的政策来迫害改革者，因而扩大了满汉之间的分裂。反动的军机大臣刚毅说："改革者汉人之利也，而满人之害也。设吾有为，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第三，越来越多的汉人感到，他们的前途在于彻底地推翻满人的王朝，这样的事业无法通过和平的变革实现；只有来自下层的流血革命才有可能实现。孙中山带头推进了这一事业。
【参考书目：】
1.Ayers, William, Chang Chih-tu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1971).
2.Barnett, Suzanne Wilson, and John K. Fairbank (eds.)，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Cambridge, Mass., 1985).
3.Bohr, Paul Richard, Famine in China and the Missionary: Timothy Richard as Relief Administrator and Advocate of National Reform, 1876-1884 (Cambridge, Mass., 1972).
4.Burt, E. W.，"Timothy Richard: His Contribution to Modern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293-300 (July 1945).
5.Cameron, Meribeth E.，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 1898-1912 (Stanford, 1931).
6.Candler, W. A., Young J. Allen (Nashville, 1931).
7.张之洞，《劝学篇》，1898，二卷。
8.Chan, Sin-wai (tr.), An Exposition of Benevolence: The Jen-hsüeh of T'an Ssu-t'ung (Hong Kong, 1984).
9.Chang, Hao,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Mass., 1971).
10。--，"Intellectual Chang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1890-8,"in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Eng., 1980), Vol. II，274-338.
11.陈锹，《戊戌政变时反变法人物之政治思想》，《燕京学报》，第25卷，第59-106页（1939年6 月)。
12.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燕京学报》，第39卷，第177-226页（1950年12 月）。
13.前伯赞,《戊戌变法》，四卷本，（上海，1953)。
14.钱穆，《抗有为学术述评》，《燕京学报》，第1I卷，第3期，第583-656页(1936 年7月）。
15.Chong, Key Ray, Americans and Chinese Reform and Revolution: 1898-1922: The Role of Private Citizens in Diplomacy (Lanham, Md., 1984).
16.全汉升，《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岭南学，第4卷，第2期，第57-102页（1935年6月）。
17.--，《清末反对西化的言论》，《岭南学报》，第5卷，第3-4期，第122-66页 (1936年12月）。
18.Cohen, Paul A.，"Christian Missions and Their Impact to 1900,"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Eng., 1978), Vol. 10，543-90.
19.--,and John Schrecker (eds.)，Reform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Cambridge,Mass., 1976).
20。--，Fairbank, John King (ed.),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Cambridge, Mass., 1974).
21.Forsythe, Sidney A., American Missionary Community in China, 1895-1905 (Cambridge, Mass., 1971).
22.Ho, Ping-ti,"Weng T'ung-ho and the 'One Hundred Days of Reform',"Far Eastern Quarterly, X:2:125-135 (Feb. 1951).
23.Hsiao Kung-ch'uan, A Modern China and a New World: K'ang Yu-wei, Reformer and Utopian, 1858-1927 (Seattle, 1975).
24.胡滨，《戊戌变法》，（上海，1956）。
25.Hummel, William F.,"K'ang Yu-wei, Historical Critic and Social Philosopher, 1857-1927,"Pacific Historic Review, 4:4:343-355 (Dec. 1935).
26.Hunter, Jane, Gospel of Gentility: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of-the-Century China (New Haven, 1984).
27.Hyatt, Irwin,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Cambridge, Mass., 1976).
28.Kamachi, Noriko,"American Influences on Chinese Reform Thought: Huang Tsun-hsien in Carlifornia, 1882-1885,"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XLVII:2:239-260 (May 1978).
29.--，Reform in China: Huang Tsun-hsien and the Japanese Model (Cambridge,Mass., 1981).
30.Kwang Luke S. K.， 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 (Cambridge, Mass., 1984).
31.Levenson, Joseph R.， Liang Ch 'i-ch '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1953).
32.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33.--，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Ch 'ing Period《清代学术概论》，tr. by Immanuel
34.C.Y. Hsu (Cambridge, Mass., 1959), Pt. III.
35.刘凤翰，《袁世凯与戊戌政变》，(1964，台北）。
36.刘仁达，《戊戌变法运动中康有为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历史研究》，1958年 第4期，页1-10。
37.Lo Jung-pang (ed.), K'ang Yu-w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 (Tucson, 1967).
38.Onogawa, Hidemi (小野川秀美），《康有为の变法论》(K'ang Yu-wei's ideas of reform)，in Kindai Chugoku kenkyu 《近代中国研究》(Studies on modern China, ed. by the seminar on modern China，Toyo Bunko, Tokyo, 2:101-188 (1958).
39.Pusey, James Reeve,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Cambridge, Mass., 1983).
40.Rabe, Valentin, The Home Base of American China Missions, 1880-1920 (Cambridge, Mass., 1978).
41.Soothill, W.E., 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London, 1924).
42.汤志钧，《戊戌变法简史》，（北京，1960）
43.Thompson, L.G. (tr.)， Ta T'ung-shu: The One-World Philosophy of K'ang Yu-wei (London， 1958).
44.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台北，1965)。
45.Wong, Young-tsu,"The Significance of the Kuang Hsü Emperor to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in Transition and Permanenc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Dec. 1972). A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Dr. Hsiao Kung-ch'uan.
46.Woodbridge, Samuel I"China 's Only Hope: An Appeal by Her Greatest Vicewyt Chang Chih-tung (New York, 1900).
47.袁世凯，《戊戌日记》，(1909 , 1922)。
【注释：】
1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New York，1916)，197。
2 康有为与一位外国人面谈时承认："吾之于变革之主因系两传教士之著作，尊敬的李提摩太和尊敬的林乐知博士"。 Cyrus H．Peake, Nationalism and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1932)，15．
3 Hsiao Kung-chuan．"Weng T'ung ho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Tsing-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New Series，1：2：153(April 1957)．
4 陈鉴《戊戌政变时反变法人物之政治思想》，《燕京学报》，第25期，第61页(1939年6月)。
5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6 西樵山。
7 一说四年。
8 Lo Jung-pang(ed．)，K'ang Yu-wei：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 (Tucson，1967)，38．
9 廖平，(今古学考)，(1886)。
10 孔安国。
11 Liang Ch'i-Ch'ao，Intellectual Trends《清代学术慨论》，92．
12 英文有时译为 Confucius as a Reformer。
13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修订版(香港，1964)，第42页。
14 就他的不寻常的观点而言，康仍然在儒家的框架之内；他是个儒家的修正主义
者，而不是个传统主义者。见Hsiao Kung-chuan，"K'ang Yu-wei and Confucianism,"Monumenta Serica ,Vol. XVIII(1957)，100，200．
15 James Legge，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Part III,The LI Ki(Oxford，1885)，364-366，略有改动。
=
16 梁启超，96-97．
17 常被错误地说成是1,200或1,300人。见刘凤翰《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台北，1964)，第197页。
18 李守孔，第591页。
19 李文田。
20 国子监和都察院没有将前述的他在1888和1895年的前两份上书呈交给皇上。
21 取传教士杂志之名以示敬意。
22 满族将军和太后的亲信，1895年任兵部尚书，前北京九门提督。
23 Hsiao Kung-ch'uan，"Weng Tung-ho",175-176．
24 Teng and Fairbank，China's Response ，177-179,稍作改动。
25 Hsiao Küng-ch'üan，"Weng T'ung-ho"162-164．
26 Hsiao Kiing-ch'iian，"Weng T'ung-ho,"162-164．
27 获悉皇帝正考虑邀请来访的日本政客伊藤博文作他改革的总顾问，太后担心这个经验丰富和有才干的日本人使"新政"成功及使皇帝摆脱她的控制。因此，他坚持在皇帝会见伊藤时坐在一道隐蔽的帘子后面。受到这样的阻碍，皇帝无法与来访者讨论实质性的东西，仅说了一些客套话。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册，第2122-2123页。
28 萧公权，《翁同稣》，第142-43，145。
29 一项最近的研究表明，废黜皇帝的说法是康的党徒编造的，以此诋毁保守派。见刘凤翰，第169页。
30 袁后来出版了日记来洗刷自己的做法，说他极度震惊，不同意谭的包围颐和园和杀死荣禄的建议。他敷衍谭是因为后者是个新贵，来时"衣襟突起，疑有凶器"。袁暗示他所作的任何承诺都是胁迫所致。见袁世凯《戊戌日记》，(1909，1922)。
31 刘凤翰，第152，172，174-175。
32 1898年10月1日，康向香港的日本领事上野询问，自己在日本是否会受到其政府的欢迎和保护。1o月9日，大隈相致电上野："通知康，他在日本会得到恰当的保护。"上野另外给了康350日元的旅费。参见Teshirogi Kosuke，《1898到1900年革命派与维新派之间的争论_日清关系的一个方面》，(近代中国研究)，Toyo Bunko．7：175-176(1966)。
33 溥仪。
34 黄遵宪。
35 像叶德辉和王新诚。
36 李守孔，第546页。
37 Hsiao Kung-chiian，"Weng T'ung-ho,"158-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