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统治的主要问题
就清朝而言，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前后，清王朝内部的统治矛盾和其他朝代有所不同，它的矛盾转化并没有遵循“土地兼并—农民流离—饥民遍地—领袖揭竿—起义蜂起”这一逻辑。清朝的矛盾或者问题也很多，第一就是统治机器锈蚀。当然，这是中国古代专制王朝的通病，每个王朝都是如此，当新的王朝发展到一定时期，制度就会开始懈怠，进而失效。该遵守的规则没有落实，该处理的政务没有人干。逐渐的，潜规则开始当家，再然后，潜规则也不管用了，它又被无规则取代。如果对某类事件的处理有正式的规则，大家可以按照规则办事，这是最好的。若是有较为固定的潜规则，其实也能维持正常的社会运转，大家多实践几次也就都知道该怎样办事了。等到潜规则都被破坏时，这个时候就乱了，老百姓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一般而言，统治机器到一定时候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基本上这个规律是没有哪个封建王朝能逃脱的。一些研究者论述清朝的制度设计多么多么好，清朝解决了政权如何和平移交的问题（就是太子继承的问题）。他们认为清朝建立的秘密立储制度，以最佳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皇位传承问题。但其实这是没谱的，所谓秘密建储，关键是要能保得住秘密，可是在晚清，怎么可能保得住呢？一开始皇帝把传位诏书放在乾清宫正殿的正大光明匾的后边，大家都不敢去偷看，但后来就可能有人敢去看，甚至敢泄露了——大臣可以随便收买个太监爬上去看看，很简单的。实际上这个制度实行了不过四代就废了。中国古代很多制度都是如此，因为它是要靠人来执行，缺乏相应的制衡措施，所以很快就会流于无效。
另一个问题，正如前面所说，清朝政府在社会已经出现转型的大背景下，一直拿不出对策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对许多新兴的行业只是采取老一套的办法进行压制，这就使得问题或者矛盾更为尖锐。不仅仅是贫富的冲突，官民之间矛盾更为剧烈。在我看来，当时中国的官民矛盾一直大于贫富矛盾。因为所谓的富人在很多场合需要依赖权力致富，而官府则可以凭借权力来获取超额资源，所以官民矛盾大于贫富矛盾。此外还存在着其他问题，比如地域问题也很尖锐。传统社会因为自然灾害或是政策性驱使而产生过多次的移民浪潮，对于某些具体的地域，移民存在先到和后到的问题，这在南方一般表现为土客籍的矛盾。这些问题都会随着国家机器的锈蚀、制度的僵化、新型社会行业乃至生产关系的发展而逐渐激化。我一直觉得，在中国的乡村，地域矛盾要大于阶级矛盾。当然，我所说的阶级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那种对抗性概念，而是一种具体微观研究时所指称的阶层，它很少会大过地域矛盾，我们讲太平天国，其实跟这个地域矛盾就很有关联。
刚才讲的主要是王朝统治末期逐渐出现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此外还有文化问题。清朝的统治者特别忌讳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创造力，他们都不喜欢这个，因为他们在入关以后，遇到的最大的敌人就是汉族士大夫。他们一再地对汉族士大夫采取压制的政策，不让他们发挥自主性。通过文字狱以及对士大夫的一系列整肃，清朝统治者基本上实现了压抑士大夫群体的目的。没什么士大夫敢再去想如何修齐治平，以天下为己任，如何为朝廷、为国家担负责任。皇帝明摆着跟你说，这些事不该你管，什么修齐治平啊，不干你的事，这都是我皇帝老子的事情，跟你们没关系，不是你们该管的，你们也不要老惦记着儒家那套东西，自认为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正统阐释者，解释经典的是我皇帝自己。[注] 所以清朝那些比较牛的皇帝都编有自己对经典的解释集，然后就有臣子拍马屁，说皇帝写得真好！皇帝把这些事情做完了，普通的士大夫、臣子们多余的精力往哪使呢？他们都去搞考据了，于是乾嘉朴学大盛。当然，清代考据学的水平的确相当高，史学、文字学、音韵学等都获得了空前发展，在某些领域是不亚于西方的。但整体上来说，中国文化之精髓不在于考据，而在于对经典的阐释，并凭借对经典的发挥创造出新的思想体系。两汉的经学、宋代的理学和明朝的心学均是以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并对民族、国家作出根本性指导为目的的，考据在本质上来说并不是终极目标。但是在清朝，政府恰恰是不让学者士大夫去做这个的，所以他们的文化创造力在很大程度上被禁锢，进而被消磨在琐碎的考据之中，传统文化的自我修补机制也逐渐失灵。国家治理出现问题时，士大夫缺乏责任乃至担当意识，他不会去想该如何解决问题，只会视而不见，假装不知道。在清朝，只有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向皇帝递折子，一般的小官所上奏的题本都要经过都察院的中转。而都察院其实是国家对各级官员进行监督的机构，为了避免被挑出毛病，一般的官员很少让自己的想法上达天听。在日常生活中，士大夫也很少著书立说，议论朝政，被查出来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当时很多士大夫对于现实问题并不愿意发表意见。[注]
此外，还有更多的士绅是在迷恋科举考试，他们天天高头讲章，只背四书五经，天天背考试复习资料。科举发展到最后，坊间已经有商人把以四书内所有章句为题而作的文章都集合到一起，供士人学习，就像现在考托福、GRE 一样，只要好好背范文就行了。把所有的范文都背下来，考试时总能蒙上一篇的，大家全在这儿用功夫了，根本没有心思关注现实问题。而且，名义上考试是从四书五经中出题，但五经的题目出得很少，大多数集中在四书上。四书虽然也是中国传统经典的核心，但毕竟范围太窄，《大学》、《中庸》都是很薄的，只是《礼记》中的一小部分。可以说，传统士大夫的学问，经史子集，这些在四书里所能体现出的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这些科举士人的知识面其实是非常窄的，即使有幸考上了有官做，他们仍然不具备很强的治理能力，具体的政务都要靠幕僚或者师爷去做。怎么去断案，怎么去写判词，怎么去调解纠纷，怎么去收税，这些都是师爷在出谋划策。有这样的顾问在身边，他们不需要同时也很难依靠自己的能力想出什么新的制度性设计或好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大家都发现帝国的统治机器锈蚀了，看到社会弊象丛生了，但都心照不宣地各干各的，没谁去管这个事儿。
严格来说，清朝虽然是满族在统治，而且在入关时杀了不少汉人，但是它对老百姓的盘剥的确是相对较轻的。跟明朝相比，清朝的赋税很低，而且摊派之事也很少。明朝从始至终，一直有几个大问题解决不了：一是藩王，朱元璋不让自己的子孙经商，于是那些藩王就一直待在藩王府里造孩子，国家财政对其生计供给一直很紧张；二是边境一直不太平，早先是蒙古，后来又有满洲，因此一直从民间征饷加赋，而且明朝的加赋没有章法，老百姓的负担无比沉重。[注] 但清朝的这些事情都相对较少，征税也基本是有章法可循的，所以在清朝灭亡后，那些遗老遗少一直宣扬，说清朝统治两百多年，对百姓深恩厚泽。深恩厚泽虽然谈不上，但清朝统治者对老百姓的确比明朝的要规矩一点。虽然清朝统治者很保守，但很讲规矩，对老百姓的盘剥少一点，皇帝很少乱来。
尽管如此，到了清朝统治后期，王朝的末世毛病还是不可避免地都浮出了。清朝统治有自己的问题，而且还很严重，最主要的有两个大问题。其一是文化修补能力弱，这导致的直接问题就是制度修复和更新的能力弱，明朝后期至少还有张居正的改革，但清朝却很难出现这样的大幅变动（至少在洋务运动以前是如此），比如明明都知道漕运问题丛生，但就是改不了。时人都知道从南方向北方输送粮食改用海运既方便又便宜，不用在大运河里把船从较低的南方拖到较高的北方，但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清朝一直改不了。这个王朝的制度修补能力太弱了。其次，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政府的统治方式必须发生相应改变，但当时的统治者就是墨守成规，坚决不变。等到事情都闹起来了，太平天国已经声势浩大，清政府的国库里实在没钱了，才有一个叫钱江的知识分子出了个征商税的主意，也就是征收厘金。采纳这个办法后，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果然缓和了不少。可见，非要等到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清政府才会寻求最细小的制度变革。当然，伴随着湘淮军的崛起，一部分士大夫也冲破了朝廷的阻力——你不是不让我问政吗，我偏要问；你不让我以天下为己任，我偏要如此。他们的努力也的确救了清朝，以前清朝缺的就是这一块。而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崛起，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要追溯到太平天国这里，如果没有太平天国的起义，可能士大夫们仍然会持明哲保身的态度。
我必须再次强调，清朝政权毕竟是一个满族的政权，一直对汉族士大夫都很猜忌，在很多方面汉族士大夫都活得很压抑，不仅在文化上是这样，在权力上也是如此。六部堂官，满汉各一，满人掌权，汉人办事，这种体制本来就不公平，满人才有多少，汉人又有多少啊！科举对满人也是优录，各地重要的督抚一般也不用汉人。统治者又依据理学的标准在生活上给官员定规矩，比如禁欲——为官在外，特别是京官，不许嫖娼，于是那些汉族官僚养成了找戏子的习惯。那个时候，在北京唱戏的人，就被人称为相公堂子，他们虽然是男儿身，却是被人当做妓女的替代物存在的。这是一个事实，并不是我污蔑这个行当。[注]
举个例子，理学自宋以后一直是高居庙堂的学问，但乾隆帝却非常反感理学大臣。一般而言，承袭朱子理想的理学大臣大多都怀抱着治国平天下的心态，而乾隆帝则强调“我朝列圣相承，乾纲独揽，为人君应该太阿在握，威柄不移”，对于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的臣下，尤为厌恶。乾隆更喜欢顺承皇帝心意办事的奴才，而不是有所抱负的士大夫。参见王俊才：《论清初统治思想的演变》，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
正如孔飞力教授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所指出的，皇帝可以根据威胁帝国安全的各种形式的谋反，即“政治罪”来对官僚群体中的离心离德者加以清洗，从而强化对官员的控制。但这却使得官吏进一步地欺上瞒下，而且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以对抗皇权。历史的吊诡正在此处。参见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等译，221～224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崇祯四年二月，当第四次加派辽饷时，曾有官员上疏朝廷反映家乡近况，其称：万历中期以前，“臣乡条编之税，每亩不过五分，嗣后岁岁加派，事已而派不去，迄今则每亩八分三厘，连加耗科索，则每亩一钱余矣。计地一顷，条鞭一十余两。夫一顷所出，除人工食用外，岂能办银十余两乎？是以富者不得不贫，贫者不得不逃”。参见（清）汪楫：《崇祯长编》，卷四十三。
《官场现形记》第二十四回称：“贾大少爷，是懂得相公堂子规矩的。”第二十五回又述道：“就是打听你的这位卢给事，五年前头，也是一天到晚长在相公堂子里的。”可见当时这个词的流行。肖复兴有一部《八大胡同捌章》，其中一目就是以“从相公堂子到徽班进京”为题，参见氏著，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