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说中国近代史_张鸣_关于太平天国起义原因的商榷

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史学界对它的研究也很充分。说实话,就研究深度而言,近代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比太平天国的研究更详细。在1949 年以前,学者们已经对它作了深入研究,这以后的研究就更热闹。1949 年后史学界有“五朵金花”[注] ,也就是五个热点问题,而农民起义问题就是其中最大的一朵金花,太平天国又过去时间不长,自然研究成果极多。不过我们也看到,其中仍然有许多可以探讨的地方。

首先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定见,即太平天国是一次古老的、旧式的农民起义,它是古代王朝的常见命题的体现,即乱治交替,一治一乱。起义发生时,清朝生存了两百多年,差不多到了一个周期,又该到乱的时候了。这种老的命题,或者说是一种宿命,在清朝也的确重现了。但是这个问题若是细究起来,还是有话可讲。一般我们说,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在于当时人口激增、土地紧张。此前,中国的人口总数一般来说到不了两个亿,但在太平天国时期,全国总人口已经突破四个亿了。人口激增一般会导致一系列问题出现,一般的叙述都是说土地兼并、土地的人均占有量下降、从农村流离出来的人口增多等,这些因素又催生了老问题,也就是农民暴动。这是老的一套解释。但是我们想,这么大的中国(当时的中国版图比现在的还要大),四亿人口真的多吗?的确,就当时的人口情况和明朝相比,土地的人均占有量是少了一点,不过,当时新垦殖的土地也是有的,量也不算小。更重要的是,由于新的农作物的引进,粮食的总产量也增加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番薯和玉米。以前中国传统的农作物是这样分布的:南方主要是稻米,它产量比较高,但对田地质量的要求也比较高,要求土地平整,有充足的水源;北方一般种植的是小米,它对土地质量的要求不高,什么地方都可以种,但是产量低。总体上来说,在明朝前期,即使是有大规模的土地垦殖,粮食总产量也是很难上去的。但明朝中后期传入的番薯和玉米不仅适应性广,什么地方都能种,而且都能高产。所以此时很多山间的土地都被开发出来了,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也大幅增加,并不存在土地养活不了人的问题,至少,这在太平天国兴起时还不是主要问题。[注] 

讲到人口的增加,传统的观点一般把它归结到康熙时代的政策,“盛世滋丁,永不加赋”。从此以后,新生人口不征人口税了,而且清朝的赋税比较低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按这么理解,好像是当时的人因为不收税了就拼命地生。其实未必如此。“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这一政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了人口的增长,并不一定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人口的增长跟很多因素相关,比如粮食的丰盈程度、卫生条件、家族生存目标等。

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其实还在于:当传统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取得较长时期的和平,或是在盛世没有战乱纷扰的时期,人口肯定会增加,土地以及粮食的产量也会增加,社会也会取得一定的发展。那么,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什么呢?就是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如工商业、服务业等比例地增加,出现繁荣景象。人口多了,就会产生很多需求,相关的产业就会出现。这个时候,许多农民就会从其耕作的土地上抽出身来,参与到这些行业中。现代学者有一个误区,他们常常认为,农民只要脱离了土地,就成了失地农民,是流民。其实,农民不种地并不代表就是流民,他可能是去从事其他行业了。如果农民一直被禁锢在土地上,那么其他行业还怎么发展?中国怎么还能有这么昌盛的手工业?怎么还会有这么繁复的市场网络以及各种大的地域性商人组织?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从事车船店脚牙等行当的人?难道这些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这是不可能的,都是农民出来做的,有的是农闲季节的兼职,有的就逐渐发展成全职的了。

但是此时的问题是,朝廷对这一情况熟视无睹。前面讲过,清朝是个相当内向和保守的王朝,表现之一就是,它对崇本抑末的政策一直非常热衷。但时代早已发生改变了,经过了两百多年,清朝统治下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清初已经完全不同,但是统治者却仍然拿不出一个应对变化的对策来适应时代的发展。比如,始终没有征收商税的概念,也没有对社会经济进行相应的管理。他们仍然坚信,如果农民脱离土地,脱离宗法关系,那么就是流民,甚至是莠民,也就是不良的百姓。许多脱离土地的农民会自发组织一些自助自卫的团体,比如洪门(天地会的前身),他们本来并没有与统治者对抗的意思,却常常被镇压,因为朝廷认为这些都是非法组织。包括民间的那些秘密宗教或秘密帮会,其实最初都不是秘密的,而是一些脱离土地的农民的自助组织。但朝廷却认为这些组织非常危险,而且把起因都归于农民脱离了土地。可见,朝廷面对这些变化时,几十年、甚至百余年都没有生出对应的措施和对策来,只会一味地进行排斥和压制。这样,社会就会形成一种非常畸形的状态,或者说是风气。人们会普遍认为,凡是离开土地进入其他行业的农民都是不务正业的。与此对应的是,整个社会的反叛性会增加。那些所谓的反叛团体在被镇压的过程中会表现得越来越极端,反抗性越来越强,许多帮会后来被扣上“反清复明”的帽子,其实这都是官方压迫的结果,那些帮会当时哪会有这种理想。[注] 

  1. 古代史分期问题、历代土地制度问题、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以及汉民族的形成问题等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统称为史学界的“五朵金花”。

  2. 可以说,玉米和番薯的传入,对于人口不断膨胀的中国来说,其效用不次于土豆对欧洲人的重要性。明朝中后期之所以开始出现农民大量进城务工的现象,就在于这些高产的作物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解放了出来,使他们不必固守着几亩产量始终无法提高的水田或旱地。

  3. 民国成立以后,对革命多少起过作用的帮会蜂拥而起,从秘密组织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元勋。此时各个帮派都开始聘任文人替帮会修史,这种史书的夸张和杜撰的成分极大,毕竟帮会不可能有完善的档案管理,依靠口耳相传的故事很容易失真,耍笔杆子的文人再添油加醋一番,这种帮会史就更缺乏史料价值,只能当小说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