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说中国近代史_张鸣_洪秀全创教史

以上是对当时政治社会总体状况的描述。国家问题很多,最先出事的是在两广。现在的教科书一般把洪秀全创立的宗教称为拜上帝会,其实他创立的是拜上帝教,王庆成先生已经就此进行过详细的考证。洪秀全当时就是重新创立了一个教。为何会叫拜上帝教呢?其实这是中国民间宗教里一个古老的话题。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再次进入中国,而最具开创性的是那些新教的传教士。新教本来就是从天主教中分离出去的,有很强的可塑性。为什么没有人利用天主教来叛乱呢?因为天主教是本教,普通信徒对教义是不能随便解释的,《圣经》的解释权掌握在教皇手中。但是新教就无所谓,可以纠集一帮人成立一个新教派,选一个头,每人都能按自己的理解读《圣经》,这样必然会产生对教义的不同解释。新教的传入之所以能在中国引发这么大的叛乱,本身就与它自身的性质有关。而新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得到大规模的传播,主要又与前面讲过的,鸦片战争以后解除教禁相关。而且机缘凑巧,洪秀全生在广东花县,是一个失意的农村读书人,他在家中种地、读书,同时教几个孩童识字。这样的读书人在传统中国不计其数,绝大多数教农民的孩子识字的人都是这种半耕半读的学究。不要因为洪秀全当私塾教师就以为他不是农民,他就是农民,他也必须种地。仅仅靠教几个学生所得的束脩养活不了家人,所以农忙的时候,学生就会放假。而且这些乡村教师没有正式的私塾,他们就在自家的堂屋里招几个学生来教。当然,如果有人去考过试,那么他的地位就会高一点——县里一关,府里一关,省里还有一关,每通过一关,他的地位就会更高一点,他的学生可能就会多一点,因为读书人当时在社会中的学养和学品是靠官方来认可的。在当时,读书人的学品都要靠官府组织的考试来评定,虽然不一定正相关。而洪秀全就是这样一个希望通过科举找到进身之阶的普通读书人。他已经通过了县里的考试,所以去广州赶考还是有一点小基础的。当时就像现在的高考一样,学额是以省区为单位进行分配的,有的省学额放得比较松,因为那里读书人少,有的地方人太多,录取分数就相对高。若是在贵州这样的地方,可能洪秀全就能考上去了,但在广州这里,他就一直考不上,因为广州在当时岭南一带属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接下来的情形大家就基本知道了,他在灰心沮丧之时,遇到了中国传教士梁发(又叫梁亚发,“亚”字是当时广东常用作昵称的字)。梁发给了洪秀全一本小册子:《劝世良言》。里面讲的是什么内容呢?其实是梁发用半通不通、半白半文的汉语,加上一些广东话阐释了一些《旧约》的故事,但阐释得非常荒唐。他直接认定撒旦是蛇,所有出现撒旦的地方他都认为是蛇。后来洪秀全对蛇很痛恨,对与蛇类似的龙也很痛恨,就是受到梁发的影响。如果对《旧约》进行全面合理的阐释,肯定不会认为撒旦就是蛇,因为蛇只是撒旦在诱惑夏娃的特殊情况下才显现的一种存在状态,但是梁发却将这种错误的理解贯穿到《劝世良言》的内容之中。[注] 

这里跟大家讲个插曲。1978年以后,学术界召开了一次关于太平天国研究的研讨会,然后就有历史学会的人问这些研究者:“你们有谁看过《劝世良言》?”整个会场没有一个人看过。此前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已经非常细致了,但这么重要的材料却没有人接触过,后来大家觉得这不像话,所以赶紧翻出原始档案,印了一批。我当时还没接触过这个东西,也是后来才看到的,一看,觉得写得还有点意思。

洪秀全得到这个小册子后,也没有及时看,他回家后生了一场大病。洪秀全这人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出人头地的愿望特别强烈。我估计,这书他还是看了几眼的,因为此后他又生了好几次大病,并在病后自称在梦里到了上天,见了上帝。等他病好以后去翻这个册子,觉得其中的描述有很多在梦里似曾相识。然后他就准备去学习新教教义,他还真找了一个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了几个月,然后就要求受洗。当时的程序是这样的,信徒先要信教,然后提出受洗请求,此时教会又会考验他几个月,考验通过以后才能为他施以洗礼。罗孝全在跟洪秀全交流的时候,发现这哥们有点奇思妙想,挺不规矩的,于是就犹豫了一下,拒绝为他施洗。要知道当时的信徒大多是像梁发这类人,文字都不太通,更多的人还不识字,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个识字、还曾考过试的人,应该属于教会的人才了,但这个传教士居然不给他施洗,于是洪秀全就生气离开了,从此自立一个教,自己去传教了。[注] 

你们别笑,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很常见的。中国民间一直存在秘密宗教,比如我们所讲的白莲教,其实就其中的各个教派而言,其形式存在很多根本不一致的地方,却都是从共同的思想或组织渊源发展出来的,其中以儒释道三教为主,还有一点拜火教的东西,再加上戏词、大鼓书等,是个大杂烩。在传播时也是乱传,因为传教本身是有利益的。回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兴起的气功热,这个功那个功都出来了,某个师傅办了个班以后,许多人也是一窝蜂去学,师傅就会很得意——能被这么多人崇拜,还能得着信徒送的钱。几个聪明人进去学几天就明白了,这师傅不就是会几句口诀,然后知道怎么打坐嘛,然后转身可能就自己去立新“功”了。民间宗教也是这玩意儿,就是几部宝卷,供奉几个神灵,然后会几句口诀,会打坐,就成了。稍微学一学就会,这样传播的宗教可塑性极强,当然,到最后也都会变得面目全非。

其实,洪秀全干的也是这种事儿,他利用基督教就跟别人利用白莲教差不多——既然罗孝全不替我施洗,我干脆自己创个教,自己当教主。但他在传教过程中马上便遇到了问题。其实洪秀全想出人头地,很大一个原因在于他是客家人,当时客家人在珠三角这个地方不太受人待见,常常被歧视。而且因为他们是后去的,本地人把好的土地都占据了,他们只能居住在贫瘠的山区或是平原地区的边边角角。即便是读书亦如此,学额的分配一般都是向着土籍人。而且土客籍之间的械斗频繁,甚至有几个县经常跨省械斗,这些在历史上都出现过。客家人的抱团心理和土籍人的地域意识都十分强烈,这又正好说明了我前面提到的观点,即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地域矛盾常常大于阶级矛盾。传统的乡村聚落一般是以宗族为单位,都是一个姓,算起来同属一个祖宗的后代,宗族内部自然又分成有钱人和没钱人。假若乡村里迁入另一个姓的外来宗族,而且对本土宗族可能会有威胁,想想看,如果你是没钱的本地人,你是跟自家宗族内的有钱人矛盾大,还是跟外地人的矛盾大?显然是跟外地人的矛盾更大。本村的财主还可能作为你的依靠,或许困难时他还会给你捐点钱,帮帮你。

洪秀全本来就是客家人,现在又搞这个教,使得大家觉得他更古怪,更排斥他。所以洪秀全其实是在花县待不下去了,只能和他的兄弟朋友,如冯云山、洪仁玕等人往外走。往哪里走呢?往贫瘠的地方走。两广地区,广东比广西富多了,广西当时是个穷省,而且不像现在有出海口。广西有出海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儿,历史上一直就是个内陆省份,而且大部分地区又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下雨就涝,无雨则旱,就是这样一个很穷的地方。不过即使是在这里,客家人仍然只能住在山里,于是,洪秀全一行就到了广西桂平山区。尽管他们是广东的客家人,但广西当地的客家人将他们视为自己人,所以他们就在这里扎根了。

虽然洪秀全是名义上的领袖,但他个人能力不强,只能混一混,而且毕竟这里的生活条件没有广东好,所以他不安于位,也曾动过离开的念头。不过,冯云山却是个有能力的人,他有组织才干,也能踏实地待下来,他逐渐把当地烧炭的、砍柴的、做工的,包括客家的富人,比如韦昌辉、石达开等都拢起来,发展为教徒。于是,这一地区的客家人凭借宗教的凝聚力逐渐强大起来,因为他们不仅有地域认同,还有宗教认同。团结起来后就开始和本地土籍人发生冲突,最初也能占一些便宜,因为他们有组织对方没组织,但吃了亏的土籍人反弹很强烈,而官府一般都是站在土籍人这一边。事实上,凡是土客冲突,官府都会站在土籍人这一边,因为他们的势力大,所谓“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官府这样拉偏架以后,土客冲突的烈度就不断加大,本来可以调解的两方现在变得水火不容,没有回旋余地。[注] 有一次冯云山被抓了,也就是说,群体性事件的罪魁祸首被抓了。冯被抓后洪秀全就跑了,此时这边刚刚发展起来的信徒群龙无首,于是杨秀清就“降神附体”,当家了。当地的降神附体是常态,大家都会这个,而且很喜欢,在中国也被人普遍接受。不过,说良心话,也不是谁都能“降”,其实对读书人来说这是很难的,在地上打个滚就能抽风,这总需要有点特殊气质。人群中总有些有特殊气质的人,这些人对这些事情很敏感,恰恰杨秀清又是这类很敏感的人物之一。而且他又是当地烧炭工里的一个小头目,比较讲义气,也能打,所以当他降神附体时,很多人都听他的。当时,除了他和萧朝贵,还有很多人能降神附体,但后来这两人逐渐把别的附体者给打压了,于是最终就只剩下他俩了。而且杨秀清和别人降的神又不一样,别人降的顶多就是个黄鼠狼、黄大仙之类乱七八糟的小神,杨秀清一降就是上帝。等到他们重新整顿拜上帝教后,就把冯云山救出来了,同时迎回了洪秀全。但等洪秀全和冯云山回来后一看,变天了。以前洪秀全是当家的,是精神领袖,冯云山是实际领袖,现在他们发现又出现了两个新的领袖,一个是上帝化身,一个是耶稣化身。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两人的地位,于是从此以后太平天国的领导层里出现二元体制:一个是老的,从广东花县来的洪秀全、冯云山等人;一个就是当地的。当地的土著领袖有一大利器,就是降神附体。

  1. 关于蛇的故事,可参看梁发:《劝世良言》,9~12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2. 洪秀全于1845年到1847年期间写了三篇文章,基本奠定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理论基础。三篇文章的初刻本分别称《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重刻本改为《原道救世记》、《原道醒世诏》和《原道觉世记》。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2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年。

  3. 在太平天国起事期间,广东即爆发过一场大规模的土客械斗,死伤百万余人,其中官府偏向土著、压服客籍人的例证处处可见。参见刘平:《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