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四首）

【说明】

方世举《韩诗编年笺注》以此诗为德宗贞元十七年（八〇一）夏秋间闲居洛阳时作。寺即惠林寺。

开头四句，其实就可以独立成为一首绝诗，写雨后黄昏的古寺景色，生动而真切，语言也干净自然。

【鉴赏】

诗以开头“山石”二字为题，却并不是歌咏山石，而是一篇叙写游踪的诗。这诗汲取了散文中有悠久传统的游记文的写法，按照行程的顺序，叙写从“黄昏到寺”、“夜深静卧”到“天明独去”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是一篇诗体的山水游记。在韩愈以前，记游诗一般都是截取某一侧面，选取某一重点，因景抒情。汲取游记散文的特点，详记游踪，而又诗意盎然，《山石》是有独创性的。

按照时间顺序依次记述游踪，很容易弄成流水账。诗人手段高明，他象电影摄影师选好外景，人物在前面活动，摄影机在后面推、拉、摇、跟，一个画面接着一个画面，在我们眼前出现。每一画面，都有人有景有情，构成独特的意境。全诗主要记游山寺，一开头，只用“山石荦确行径微”一句，概括了到寺之前的行程，而险峻的山石，狭窄的山路，都随着诗中主人公的攀登而移步换形。这一句没有写人，但第二句“黄昏到寺蝙蝠飞”中的“到寺”二字，就补写了人，那就是来游的诗人。而且，说第一句没写人，那只是说没有明写；实际上，那山石的荦确和行径的细微，都是主人公从那里经过时看到的和感到的，正是通过这些主观感受的反映，表现他在经过了一段艰苦的翻山越岭，黄昏之时，才到了山寺。“黄昏”，怎么能够变成可见可感的清晰画面呢？他巧妙地选取了一个“蝙蝠飞”的镜头，让那只有在黄昏之时才会出现的蝙蝠在寺院里盘旋，就立刻把诗中主人公和山寺，统统笼罩于幽暗的暮色之中。“黄昏到寺”，当然先得找寺僧安排食宿，所以就出现了主人公“升堂”的镜头。主人公是来游览的，游兴很浓，“升堂”之后，立刻退出来坐在堂前的台阶上，欣赏那院子里的花木，“芭蕉叶大栀子肥”的画面，也就跟着展开。因为下过一场透雨，芭蕉的叶显得更大更绿，栀子花开得更盛更香更丰美。“大“和“肥”，这是很寻常的字眼，但用在芭蕉叶和栀子花上，特别是用在“新雨足”的芭蕉叶和栀子花上，就突出了客观景物的特征，增强了形象的鲜明性，使人情不自禁地要赞美它们。

时间在流逝，栀子花、芭蕉叶终于隐没于夜幕之中。于是热情的僧人便凑过来助兴，夸耀寺里的“古壁佛画好”，并拿来火把，领客人去观看。这当儿，菜饭已经摆上了，床也铺好了，连席子都拂拭干净了。寺僧的殷勤，宾主感情的融洽，也都得到了形象的体现。“疏粝亦足饱我饥”一句，图画性当然不够鲜明，但这是必不可少的。它既与结尾的“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靰”相照应，又说明主人公游山，已经费了很多时间，走了不少路，因而饿得很。

写夜宿只用了两句。“夜深静卧百虫绝”，表现了山寺之夜的清幽。“夜深”而百虫之声始“绝”，那么在“夜深”之前，百虫自然在各献特技，合奏夜鸣曲，主人公也在欣赏夜鸣曲。正象“鸟鸣山更幽”一样，山寺之夜，百虫合奏夜鸣曲，就比万籁俱寂还显得幽静，而静卧细听百虫合奏的主人公，也自然万虑俱消，心境也空前清静。夜深了，百虫绝响了，接踵而来的则是“清月出岭光入扉”，主人公又兴致勃勃地隔窗赏月了。他刚才静卧细听百虫鸣叫的神态，也在“清月出岭光入扉”的一刹那显现于我们眼前。

作者所游的是洛阳北面的惠林寺，同游者是李景兴、侯喜、尉迟汾，时间是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农历七月二十二日。农谚有云：“二十一、二、三，月出鸡叫唤。”可见诗中所说的“光入扉”的“清月”，乃是下弦月，她爬出山岭，照进窗扉，已经鸣叫头遍了。主人公再欣赏一阵，就该天亮了。写夜宿只两句，却不仅展现出几个有声有色的画面，表现了主人公彻夜未睡，陶醉于山中夜景的情怀，而且水到渠成，为下面写离寺早行作好了过渡。“天明”以下六句，

写离寺早行，跟着时间的推移和主人公的迈步向前，画面上的光、色、景物在不断变换，引人入胜。“天明独去无道路”，“无道路”指天刚破晓，雾气很浓，看不清道路，所以接下去，就是“出入高下穷烟霏”的镜头。主人公“天明”出发，眼前是一片“烟霏”的世界，不管是山的高处还是低处，全都浮动着蒙蒙雾气。在浓雾中摸索前进，出于高处，入于低处，出于低处，又入于高处，时高时低，时低时高。此情此境，岂不是饶有诗味，富于画意吗？烟霏既尽，朝阳熠耀，画面顿时增加亮度，“山红涧碧纷烂漫”的奇景就闯入主人公的眼帘。而“时见松枥皆十围”，既为那“山红涧碧纷烂漫”的画面添景增色，又表明主人公在继续前行。他穿行于松栎树丛之中，清风拂衣，泉声淙淙，清浅的涧水十分可爱。于是他赤着一双脚，涉过山涧，让清凉的涧水从足背上流淌，整个身心都陶醉在大自然的美妙境界中了。诗写到下山为止，游踪所及，逐次以画面展现，象旅游纪录影片，随着游人的前进，一个个有声有色有人有景的镜头不断转换。结尾四句，总结全诗，所以姑且叫做“主题歌”。“人生如此”，概括了此次出游山寺的全部经历，然后用“自可乐”加以肯定。后面的三句诗，以“为人靰”的幕僚生活作反衬，表现了对山中自然美、人情美的无限向往，从而强化了全诗的艺术魅力。

这首诗为传统的纪游诗开拓了新领域，它汲取了山水游记的特点，按照行程的顺序逐层叙写游踪。然而却不象记流水账那样呆板乏味，其表现手法是巧妙的。此诗虽说是逐层叙写，仍经过严格的选择和经心的提炼。如从“黄昏到寺”到就寝之前，实际上的所经所见所闻所感当然很多，但摄入镜头的，却只有“蝙蝠飞”、“芭蕉叶大栀子肥”、寺僧陪看壁画和“铺床拂席置羹饭”等殷勤款待的情景，因为这体现了山中的自然美和人情美，跟“为人靰”的幕僚生活相对照，使诗人萌发了归耕或归隐的念头，是结尾“主题歌”所以形成的重要根据。关于夜宿和早行，所摄者也只是最能体现山野的自然美和自由生活的那些镜头，同样是结尾的主题歌所以形成的重要根据。

再说，按行程顺序叙写，也就是按时间顺序叙写，时间不同，天气的阴晴和光线的强弱也不同。这篇诗的突出特点，就在于诗人善于捕捉不同景物在特定时间、特定天气里所呈现的不同光感、不同湿度和不同色调。如用“新雨足”表明大地的一切刚经过雨水的滋润和洗涤；这才写主人公于苍茫暮色中赞赏“芭蕉叶大栀子肥”，而那芭蕉叶和栀子花也就带着它们在雨后日暮之时所特有的光感、湿度和色调，呈现于我们眼前。写月而冠以“清”字，表明那是“新雨”之后的月儿。写朝景，新奇而多变。因为他不是写一般的朝景，而是写山中雨后的朝景。他先以“天明独去无道路”一句，总括了山中雨霁，地面潮湿，黎明之时，浓雾弥漫的特点，然后用“出入高下穷烟霏”一句，画出了雾中早行图。“烟霏”既“穷”，阳光普照，就看见涧水经雨而更深更碧，山花经雨而更红更亮。于是用“山红涧碧”加以概括。山红而涧碧，红碧相辉映，色彩已很明丽。但由于诗人敏锐地把握了雨后天晴，秋阳照耀下的山花、涧水所特有的光感、湿度和色调，因而感到光用“红”、“碧”还很不够，又用“纷烂漫”加以渲染，才把那“山红涧碧”的美景表现得鲜艳夺目。

这篇诗，极受后人重视，影响深远。苏轼与友人游南溪，解衣濯足，朗诵《山石》，慨然知其所以乐，因而依照原韵，作诗抒怀。他还写过一首七绝：“荦确何人似退之，意行无路欲从谁？宿云解驳晨光漏，独见山红涧碧诗。”诗意、词语，都从《山石》化出。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他的《中州集》壬集第九（拟栩先生王中立传）说：“予尝从先生学，问作诗究竟当如何？先生举秦少游《春雨》诗为证，并云：此诗非不工，若以退之芭蕉叶大栀子肥之句校之，则《春雨》为妇人语矣。”可见此诗气势遒劲，风格壮美，一直为后人所称道。（霍松林）

【说明】

贞元十九年（八〇三），韩愈和张署都在长安任监察御史，时天旱，即以言官身份，向德宗进谏数千言，极论官市等之弊，遂触德宗之怒，贬为阳山（今属广东）令，张署贬临武令。二十一年，顺宗即位，大赦天下，乃离任所至郴州待命，因湖南观察使杨凭的阻抑，未能调任，即诗中所谓“使家抑”。八月，顺宗因病传位宪宗，又颁大赦，始得改官江陵。此诗是在郴州时作，虽未正式到任而职份已定。

由于先因直谏而遭贬，后又受抑于杨凭，这时身处客馆，举头望月之余，只得强作譬解，自叹命运如此了。

【鉴赏】

这首诗以接近散文的笔法，古朴的语言，直陈其事，不用譬喻，不用寄托，主客互相吟诵诗句，一唱一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衷情共诉，洒脱疏放，别具一格。

诗里写了张署的“君歌”和作者的“我歌”。题为“赠张功曹”，却没有以“我歌”作为描写的重点，而是反客为主，把“君歌”作为主要内容，借张署之口，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自己的块垒不平。

诗的前四句描写八月十五日夜主客对饮的环境，如文的小序：碧空无云，清风明月，万籁俱寂。在这样的境界中，两个遭遇相同的朋友怎能不举杯痛饮，慷慨悲歌？韩愈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在三十二岁的时候，曾表示过“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汍澜”。他不仅有忧时报国之心，而且有改善政治的能力。贞元十九年（803）天旱民饥，当时任监察御史的韩愈和张署，直言劝谏唐德宗减免关中徭赋，触怒权贵，两人同时被贬往南方，韩愈任阳山（今属广东）令，张署任临武（今属湖南）令。直至唐宪宗大赦天下时，他们仍不能回到中央任职。韩愈改官江陵府（今湖北江陵）法曹参军，张署改官江陵府功曹参军。得到改官的消息，韩愈心情很复杂，于是借中秋之夜，对饮赋诗抒怀，并赠给同病相怜的张署。

诗的开头在描写月夜环境之后，用“一杯相属君当歌”一转，引出了张署的悲歌，是全诗的主要部分。

诗人先写自己对张署“歌”的直接评论：说它声音酸楚，言辞悲苦，因而“不能听终泪如雨”，说明二人心境相同，感动极深。

张署的歌，首先叙述了被贬南迁时经受的苦难，山高水阔，路途漫长，蛟龙出没，野兽悲号，地域荒僻，风波险恶。好容易“十生九死到官所”，而到达贬所更是“幽居默默如藏逃”。接着又写南方偏远之地多毒蛇，“下床”都可畏，出门行走就更不敢了；且有一种蛊药之毒，随时可以制人死命，饮食要十分当心，还有那湿蛰腥臊的“海气”，也使人受不了。这一大段对自然环境的夸张描写，也是诗人当时政治境遇的写照。

上面对贬谪生活的描述，情调是感伤而低沉的，下面一转，而以欢欣鼓舞的激情，歌颂大赦令的颁行，文势波澜起伏。唐宪宗即位，大赦天下。诗中写那宣布赦书时的隆隆鼓声，那传送赦书时日行万里的情景，场面的热烈，节奏的欢快，都体现出诗人心情的欢快。特别是大赦令宣布：“罪从大辟皆除死”，“迁者追回流者还”，这当然使韩、张二人感到回京有望。然而，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写到这里，诗情又一转折，尽管大赦令写得明明白白，但由于“使家”的阻挠，他们仍然不能回朝廷任职。“坎轲只得移荆蛮”，“只得”二字，把那种既心有不满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完全表现出来了。地是“荆蛮”之地，职又是“判司”一类的小官，卑小到要常受长官“捶楚”的地步。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发出了深深的慨叹：“同时辈流多上道，天路幽险难追攀”。“天路幽险”，政治形势还是相当险恶啊！

以上诗人通过张署之歌，倾吐了自己不平的遭遇，心中的郁积，写得形象具体，淋漓尽致，笔墨酣畅。诗人既已借别人的酒杯浇了自己的块垒，没必要再直接出面抒发自己的感慨了，所以用“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一接一转，写出了自己的议论。仅写了三句：一是写今夜月色最好，照应题目的“八月十五”；二是写命运在天；三是写面对如此良夜应当开怀痛饮。表面看来这三句诗很平淡，实际上却是诗中最着力最精彩之笔。韩愈从切身遭遇中，深深感到宦海浮沉，祸福无常，自己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人生由命非同他”，寄寓了极深的感慨，表面上归之于命，实际有许多难言的苦衷。八月十五的夜晚，明月如镜，悬在碧空蓝天，不开怀痛饮，岂不辜负这美好的月色！再说，借酒浇愁，还可以暂时忘掉心头的烦恼。于是情绪又由悲伤转而旷达。然而这不过是故作旷达而已。短短数语，似淡实浓，言近旨远，在欲说还休的背后，别有一种耐人寻思的深味。从感情上说，由贬谪的悲伤到大赦的喜悦，又由喜悦坠入量移“荆蛮”的怨愤，最后在无可奈何中故作旷达。抑扬开阖，转折变化，章法波澜曲折，有一唱三叹之妙。全诗换韵很多，韵脚灵活，音节起伏变化，很好地表现了感情的发展变化，使诗歌既雄浑恣肆又宛转流畅。从结构上说，首与尾用酒和明月先后照应，轻清简炼，使结构完整，也加深了意境的悲凉。（张燕瑾）

【说明】

这诗是伟愈从贬所阳山北归，中途游衡山时作。他的求神问卜，恐也只是借此解嘲消闷，从末段“侯王将相”及“猿鸣钟动”等句看，也反映了他这时对现实冷淡的心情。

司空图《题柳柳州集后》：“韩吏部歌诗数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类似本篇这些古风，就使人有这种印象。

【鉴赏】

贞元十九年（803），京畿大旱。韩愈因上书请宽民徭，被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令。永贞元年（805）遇大赦，离阳山到郴州（今湖南郴县）待命。九月，由郴州赴江陵府（今湖北江陵）任法曹参军，途中游衡山时写下这首诗。诗中深沉地抒发了他对仕途坎坷的不满情怀。

衡山耸立在湖南衡阳盆地北端，气势雄伟。山上的衡岳庙，是游人向往的名胜。诗的开头六句，写衡岳的形势和气象，起笔高远，用语不凡。先总叙五岳，再专叙衡岳，突出衡岳在五岳中的崇高地位。按古时帝王的祭典，五岳都相当于爵秩最高的“三公”。泰山、衡山、华山、恒山，各镇东、南、西、北四方，而嵩山则处在中间。衡岳在炎热而荒僻的南方，古人以为这里有很多妖魔鬼怪，天帝授予岳神权力，使它能专力雄镇一方。诗人一连采用四个叙述句，从“五岳”写到衡岳，竭尽铺垫之能事。紧接二句，便一下子把衡山形势的险要勾勒了出来：衡岳半山腰中蕴藏着云雾，不时喷泄出来，虽有山顶，又怎能攀登上去呢！一句中连用“喷”、“泄”、“藏”三个动词，来描绘平日衡山云雾浓重不散，既奇突，又贴切。

以下八句写登山。“我来”二句，是叙事，亦是写景，写出了秋雨欲来的景象，给人一种沉闷和压抑之感。欲扬先抑，诗意推起一道波澜。“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说衡岳有灵，使天气由阴而晴，诗意陡转。云雾全消，众峰顿现，原是自然界本身的变化，而诗人却说是自己“潜心默祷”、把正直的神明“感通”的结果。“正直”二字寓有深意。往下连用两联，描写众峰由隐而现后的景象。“须臾”一联，写出了山间景色变化之快：霎那之间，浮云扫尽，众峰显露，仰面看去，那高峻陡峭的山峰，就好比擎天柱支撑着天空。这一联是虚写，给人以豁然开朗、奇险明快之感。据《水经注》载：衡山有三峰，自远望去，苍苍隐天。所以晋代罗含的《湘中记》也说：“望若阵云，非清霁素朝，不见其峰。”“紫盖”一联，描写紫盖峰连延着与天柱峰相接，石廪峰腾跃起伏，堆拥着祝融峰。这是实写。汪佑《南山泾草堂诗话》说，“是登绝顶写实景，妙用‘众峰出’领起，盖上联虚，此联实，虚实相生；下接‘森然魄动’句，复虚写四峰之高峻，的是古诗神境。”联系上下诗意来看，此说不无道理。

“森然”以下十四句，写谒庙，是全诗中心所在。诗人通过对祭神问天的描述，倾吐其无处申诉的悒郁情怀。“森然”二句，点出谒衡岳庙的题意。目的地已经到达，险峻的山峰，使人惊心动魄，不由得下马揖拜。沿着一条松柏古径，急步走向神灵的殿堂。既反映了诗人当时肃然起敬的感受，也烘托出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粉墙”二句，写走进庙门后四壁所见：雪白的墙壁和朱红的柱子，交相辉映，光彩浮动；上边都用青红的彩色，画满了鬼怪的图像，写出寺庙的特征。“升阶”以下六句写行祭。诗人登上台阶，弯着腰向神像进献干肉和酒，想借这些菲薄的祭品来表明自己的虔诚。掌管神庙的老人很能了解神意，眼瞪瞪地在一旁窥察，鞠躬致礼。他手持占卜用的杯珓，教给诗人投掷的方法；而后又根据卦象，说是得到了最吉的征兆，那是其他人所不易得到的。但是，正是“云此最吉馀难同”的结语，却引出了诗人一肚皮牢骚：自己在阳山贬所没有被折磨致死，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今后只求衣食粗安，就甘心长此而终，哪里还存什么侯王将相之望！神明纵然想赐福保佑，恐怕也难奏效了。这一段描写和牢骚，既真实，又动人，深刻地反映了诗人当时内心的不满情绪。诗人关心自己的前途，当然希望占卜能得到一个非常吉利的答复。但是，当他得知是一个“最吉”的答复之后，他倒反而产生了怀疑，以致大发起牢骚来了。这大概与他当时对朝延政治斗争的形势有所了解有关吧！

末四句，归结诗题“宿岳寺”之意。先写上高阁时所见夜景：月色星光，因云气掩映而隐约不明。接着翻用谢灵运“猿鸣诚知曙”句诗意（《从斤竹涧越岭西行诗》），写道：“猿鸣钟动不知曙”。本来听到猿声啼叫就知道是天亮了，但诗人因为酣睡，连天亮时猿的啼叫声和寺院的钟声都没有听到。诗人身遭贬谪，却一觉睡到天明，足见襟怀之旷达。末句“寒日”，又照应上文“秋雨”、、“阴气”，笔力遒劲。

此诗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意境开阔，章法井然。诗一开首便从大处落笔，气势磅礴。中间写衡岳诸峰，突兀高耸，令人心惊魄动。求神问卜一段，亦庄亦谐，其实是诗人借以解嘲消闷。末尾数句，更清楚地反映出诗人对现实所采取的比较泠漠的态度，他对自己被贬“蛮荒”的怨愤，也溢于言表。通篇一韵到底。押韵句末尾皆用三平调（少数用“平仄平”），音节铿锵有力。诗的语言古朴苍劲，笔调灵活自如，风格凝炼典重，无论意境或修辞，都独辟蹊径，一扫前人记游诗的陈词滥调，正如沈德潜《唐诗别裁》所说：“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公诗足以当此语。”（吴文治）

【说明】

石鼓文为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刻于十块鼓形石上，故名。内容记述出猎情状。书体为大篆，即籀文。制作时代，前人说法不一。经近代学者考证，为秦刻石。究属于秦国的文公、穆公、襄公、献公，仍难确定（韩愈以为周宣王时物）。宋徽宗时曾自凤翔府迁至汴京，金人陷汴京乃运至燕京。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韩愈想把石鼓运到太学，这一建议未被采纳，故而末段感慨系之。从诗中“牧童敲火”云云看，可见当时朝廷对这样名贵的文物之不爱护。

杜甫、韦应物、苏轼都写过吟咏石鼓的诗，以杜诗较胜。这类诗实在也不容易写得好，说理多而抒情少。《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引程学恂对此诗的评论，也说“其实此殊无甚深意，非韩诗之至者，特取其体势宏敞，音韵铿訇耳”。

【鉴赏】

石鼓文是刻在十块鼓形石上的秦代刻石，书体为大篆，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并非诗中所写的周宣王狩猎之记，当时诗人是弄错了。全诗从石鼓的起源到论述它的价值，曾建议运至太学保存而遭到否决，不禁感慨系之。写这首长诗的目的，仍然是在呼呈应该引起重视。诗人为保护文物而大声疾呼，没有人读后不为之所动，对官场陋习的讽刺也是很深刻的。

初唐时石鼓出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这一事件如发生在今天，必会惊传为“考古新发现”而震动中外，但是此时却不可思议地有些萧然。因为在朝廷眼中，它们不过是几块长满苔藓的破烂玩意，因此其遭遇自难与郡国之所出鼎彝相提并论了。就诗歌而言，韩愈之前，杜甫只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带过一笔 ，此后韦应物虽写过一首《石鼓歌》，但因缺少热情和略乏文采，恐怕在《韦苏州集》中也属下乘之作。只是他诗中“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句，倒开启了鼓属何代的千年聚讼之门。及至韩愈的这首力作问世，才使石鼓之“光价”在后人心目中大大地增强和提高了。今天上距韩愈作歌又过去一千多年，十面石鼓尽管已无完字，但仍作为一级文物陈列在故宫博物院里，这不得不归功于韩愈的呼号之力。

开头四句明白如话，点出了写作的缘起：张籍拿着石鼓文拓片来劝我试写一首题咏诗，李杜大手笔已不在世上，这非同一般的事情叫才疏学浅的我多么难堪啊！这四句中，“石鼓”二字凡三见，似乎平淡拖沓，其实不然。韩愈开创以文为诗的先河，不避同字且不避同式，正是古文的惯习。应予注意的是，“劝”字下得十分精当，它省去了诗人几多犹豫的潜台词与推诿的闲笔墨，具有一字九鼎之效。韩愈向来自负于“金石刻画臣能为”（李商隐《韩碑》），但对此却自惭才疏，那么石鼓文的深奥难懂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周纲陵迟四海沸”到“鬼物守护烦撝呵”为一段。前十句是诗人想象周宣王中兴王室、临御海内以及驰逐围猎、勒石铭功的图景。用了“沸”、“愤”、“大、“骋”、“万里”、“万世”等词，极状场面的壮阔和气派的雄伟。韩愈之所以承袭韦应物系年的说法，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皇权受到极大的削弱，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外族侵凌，大臣猜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李唐王朝迅速走向衰落。宪宗登基后采取铲藩镇、抑宦官的政策，使朝政出现了中兴之兆。诗人看到了历史的相似之处，因而在歌颂周宣王雄才大略的同时，自然融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宪宗即位之初平定剑南节度使刘辟后，韩愈即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元和圣德诗》，对嗣皇的英明果断备加赞扬。所以《石鼓歌》的这段描写正传达出了诗人切望重振颓纲以臻于尊王攘夷的郅治局面的心声。“雨淋日炙野火燎”二句，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把石鼓流传千年而历尽的劫难浓缩在七字之中，这是略写。诗人认为石鼓得以完好保存，如果没有鬼神呵护是不可想象的，仅此而言，石鼓本身就已是稀世珍宝，又遑论其他无算的文物价值呢。寥寥两笔便为下文的切入阐发作好了铺垫。往下十四句是专对石鼓文作具体描述的。文辞的深奥，字体的朴茂，都使“好古”的博士先生心荡神怡美不胜收。即使剥蚀斑驳，他也会忍不住地赞叹一番。在那些古拙的字迹间，诗人任凭审美意识纵情驰骋：夭娇流美的线条，多象鸾凤翔舞，云君来下；交互牵掣的点画，又使人仿佛置身于珊瑚丛生的龙宫水府。笔力的雄健，使他想到金绳铁索的劲挺；笔势的飞动，似乎只有用禹鼎出水龙梭离壁才能传其神韵原本静止的书迹都化成了活泼的形象，他不禁沉浸在美的超然享受之中了。美感的获得与否，取决于审美体验的深浅程度，尽管韩愈断未见过“鸾翔凤翥众仙下”，但现实生活中的百鸟和鸣和万舞翩跹却并不少见。常人或许只能以平常的语言道出，而诗人却善于用浪漫的想象把常景编织成一幅云诡波谲的图画。对于石鼓文，韩愈并没有满足于正面的描写，他痛斥陋儒，深憾孔子，无非是想获得烘云托月的效果。后人不明乎此，因而有胶柱鼓瑟的责难，如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云：“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极道宣王之事，伟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但只需看看韩诗中“读难晓”、“得切磋”之句就可知道，诗人这样说不过是艺术的夸张，所谓恨之越深，爱之越切，如此而已。这一段是全诗的精华，原因在于它驾驭形象思维，把丰富的审美感受传递给读者，使之受到强烈的感染。

“嗟予好古生苦晚”以下直到结尾为最后一段。这段结合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既有追述，又有夹议，但更多的是流露出隐隐的惆怅和深深的惋惜。韩愈在文学上以“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进学解》）为己任，为了力矫时弊，他才主张崇古。因此他竭力称扬石鼓文，也应是这个文学宗旨的组成部分。他身居博士，“职是训诂”（《元和圣德诗》），把保护石鼓看作是应负的责任。为此，托故人度量坎坑，为安置作好了准备，又戒斋沐浴郑重其事地报告上司，本以为安置“至宝”是瞬息可办的举手之劳。然而无情的现实把他美好的愿望击得粉碎——那班尸位素餐的老爷关心的只是升官发财，他们对区区石鼓是丝毫不会“感激”（激动）的。在这里，一个“老”字生动地勾画出那种麻木不仁的昏聩神情。眼看石鼓仍继续其日销月蚀而归于沦灭的厄运，诗人真是忧思如焚。虽说目下标榜儒术，但据理力争恐怕还是于事无补，歌到这儿，韩愈不禁心灰意冷，喟然长叹。这一段写得苍凉沉郁，使人觉得诗人不仅在哀叹石鼓的不幸，而且简直是在嗟叹寒儒的卑微。为了反衬现实的荒诞，诗人还运用了两个典故，显得格外深刻而有力。第一个是蔡邕。后汉熹平四年，灵帝不满于当时文字使用的混乱，特命蔡邕与堂溪典等正定六经文字，由蔡书丹上石，刻成后置于鸿都门前，每日前来观看的车辆，使街道为之阻塞。第二个是王羲之。东晋王羲之喜鹅颈之宛转，见山阴道士所养群鹅而爱之，道士因索写《道德经》一部，举群相赠。蔡王二人都是书圣，但前者擅隶书而后者工楷则，这两种比石鼓文晚起得多的书体尚且如此风光，那么当局的冷落石鼓，到底于心何忍。用典之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