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十年
随着将近完全征服整个国家，毛泽东于1949年9月12日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新的政府。政协会议举行了十二天，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和《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基本上是一项关于国家目标的宣言。会议还确定了国旗，图案以红色为底色，左上角镶有一颗黄色大五角星，周围镶四颗小星。大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四颗小星则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以更名为北京的北平为首都，一天后得到了苏联的承认，其它一些共产主义国家也很快地相继表示承认。1承认新中国的非共产国家有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锡兰、英国和法国。2但是，美国在1979年1月1日之前一直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新中国政府的理论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延安整风运动中所表达的理念。《新民主主义论》写于1940年，是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不单止创造性地使马克思列宁主义适用于中国的实际形势，指导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向社会主义转变，而且提出了经济结构将由三个部分组成：国营经济，政府控制大工业、大矿产、大商业和公共设施；农业经济，个体农民发展成集体农场；私营经济，中小资本家获准经营。在这三者中，国营部门担负起领导的位置，努力争取比私营部门更快地发展生产，以消除可能的竞争；此外，负责指导其它部门走向社会主义。政治结构方面，这部著作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四个阶级之共存。选择性地采纳外国文化之有用因素是可以的，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该是民族的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能够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3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第二个理论贡献，是1942年的整风运动，用以反对：(1)主观主义和不正派学风；(2)党内的宗派主义；(3)党八股。这场运动旨在向党员灌输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总路线的正确理解，避免他们犯上"右倾"和"左倾"的错误。这场斗争是原则的斗争，而非人员的斗争，目的是通过教育、思想改造和认识错误，将犯错误的同志带回到正确的轨道上。4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这样一种纠正思想的运动，来避免重犯苏联所特有的不断清党的错误。
1.政治组织
1949年的《组织法草案》，非常明确地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像苏联那样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种由中共领导的、以四个阶级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四个阶级的共存赋予了中共政权"民主"的特性，而对反革命分子坚定不移的态度，则显出了"专政"的特征。新政府遵循的一项主要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个制度规定了各级政府拥有普选的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将选举他们自己的代表官员，呈报上级机关批准。这个过程中的"选举"部分是"民主的"，而对上级机关的服从则表明了"集中制"。这个词语也可引申为表示在决策讨论中畅所欲言，而一当作出了决定则要不折不扣地坚决服从，无论个人原来的立场如何。
新民主主义时期一直延续到1953年，这一年开展了一项社会主义改造计划。到1956年，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也就开始了。在某种程度上，这三个阶段展示了中国共产主义的进程。5
1.1政府结构 根据《组织法草案》，新中国的最高机构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执行行政、立法和司法的职务。每月举行两次会议，审议国家的重大政策。委员会成员包括主席(毛泽东)、六名副主席和另外五十六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的委员。在委员会闭会期间，权力委给国家政务院，政务院的二十来个委员组成了类似内阁的班子，对中央政府委员会负责，而在委员会闭会期间则对国家主席毛泽东负责。国家政务院以总理周恩来和几个副总理为首；下属四个委员会：政法、财经、文教和人民监察。每个委员会领导一定数目的部、委、局，共计有三十个。与政务院并行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总检察署。
处在中央政府之下，但高于省级机关的是六个颇为独特的大行政区，6每个区各管辖几个省。设置这些中介性的机构的目的，大概是为了帮助中央政府巩固对各省的控制，但正如后来表明的那样，这些机构逐渐呈现出损害中央权力的离心倾向。于是，这些机构在1953年被取消了，政治结构回复到了传统的中央、省和县三级行政体系。
《组织法草案》实行了五年，其间采取了起草宪法的措施。1953年进行了人口普查，颁布了选举法，授予除地主和反革命分子以外所有年满18岁的公民以投票权。1954年初举行了选举，村和乡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人民代表大会，随后县人大选出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再选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9月15日到28日举行，通过了一部含四章106条的新宪法。第一章重申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四个阶级的联盟，确认了国营、联营、个体和资本家四种所有制。第二章规定了政府机构，特意取消了大行政区设制。第三章规定了通常的公民权利，但特别的是规定政府有权"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这样就剥夺了那些不幸而与政府唱反调之人的法律保护。第四章确定北京为首都，并规定了国旗(如前所述)。
根据这部宪法，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大会应该每年召开，审议重大政策决定及选举政府最高官员。国家主席(毛泽东)的权力比以前更大了，因为原有的六名副主席减到了一名(朱德)。其它重要的中央机关包括国务院、国防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政府之下设省、县行政机构。
1.2政党 最主要的政党自然是中国共产党，该党在1949年拥有450万党员，1961年有1,700万党员，1988年有4,600万党员。中国共产党通过代表、执行、行政和监察这四条途径组织起来。根据1956年的党章，代表部门的最高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大会代表由选举产生，任期五年。执行部门有权力极大的中央委员会，7也是每五年选举一次，其首脑是一名主席和四名副主席，1958年又增设了一名副主席。中央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闭会期间则将权力委托给政治局，8政治局又设有常委会，由中国权力最大的七个人组成。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七个人包括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五个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林彪)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9中央委员会设有六个大区局和一些部委，如组织部、宣传部和社会部等。
党的行政部门有中央书记处，监察部门有中央监察委员会。下表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结构的概貌。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党和政府密不可分，骨干党员占据了政府以及工会、农业合作社和群众团体等半官方组织中的重要职位。毛泽东在1949年担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但是，在1956年中共改组以后，他辞去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1959年，他又辞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家主席)职务，改由刘少奇担任，刘少奇同时兼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在1966年刘少奇被打倒之后，国家主席职位一直悬空，直到1983年李先念当选为国家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而非"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允许一些民主党派存在。最重要的民主党派有：(1)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由一批国民党左派党员组成，这些人选择了留在大陆，而不是加入台湾的国民政府；(2)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在国共争斗期间始终支持共产党；(3)第三党（*译者注：1947年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曾努力促成国共和解，但未成功；(4)致公党，主要由华侨组成，是由旧时的会党洪门发展而来：(5)民主建国联盟(民建)；(6)中国人民救国会，在三十年代拥有坚决抗日的卓越声望。
共产党的专政不承认西方所理解的"忠实的反对派"，也不承认政党的自由结合，因此，中国的民主党派基本上是装饰品，也就是只拥有赞同中共和政府并与之合作的权利。
1.3中国共产主义的特殊性 中国和俄国在革命经验之间的差距，造成了中国共产主义的许多特殊性质。首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是一批获得农民阶级广泛支持的职业革命家；而在俄国，给予职业革命领导人以决定性支持的是城市工人。中国领导人主要是出身于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纯正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只占很小的比重。中国经验的成功表明，掌握正确的理论比在形式上保持与无产阶级的组织联系更加重要。然而，中共领导人坚持称，虽然他们在社会背景方面称不上是无产阶级，但在精神上却是无产阶级。10
第二，马克思主义经典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发展模式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并不存在适当的资本主义阶段。于是，中国共产党以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阶段替代了资本主义阶段，提出中国要从这个阶段进入一个叫做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时期，然后再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第三，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四个阶级将共存共处，允许民主党派活动，尽管其活动方式很有限。与此截然相反，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只允许一个阶级和一个政党存在。
第四，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基础是在农村，而且经历了长期的奋斗才取得胜利。俄国革命的特征则是在中心城市发动罢工、怠工和起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时间比中国革命短得多。
第五，苏联持续的清党使得1934年当选的中央委员中有70%被杀，11相反，中国则强调进行思想改造。在六十年代中期发生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的领导历来一直非常稳定、团结。唯一引入注目的清党是与1953-1954年的反党活动相关，这次阴谋的主角是中共的东北领袖高岗和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
中共革命的成功促使毛泽东宣称，中国的经验将为亚洲提供一个革命模式。他想暗示的是否认苏联模式具有普遍适用性，而将其贬低为一种欧洲革命模式。中国方面的这种理论对中苏关系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这一点；这种理论可能不期而然地鼓动了东欧卫星国主张"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
2.经济发展
1949年，中共政府接收了一副经济烂摊子。通货膨胀完全失控；洪水影响了30-40%的耕地；工业产量和食品产量分别骤减到战前最高点的56%和70-75%。因此，首要的任务便是整顿国家的经济生活，使工农业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
为了促进财政稳定，政府在1949年5月发行了人民币，禁止外币作为交换媒介流通。此外，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来达到物价和工资的稳定，大幅度削减纸币的流通，依据米、油、煤、面粉和棉布这五种基本货物的价格，实行工人报酬"折实单位工资"制度。由于这些货物的价格每星期都在波动，"折实单位工资"也相应地增减，这样，工人平均工资的钱数不断变化，但实际购买能力却不变。类似的措施也用来保护储蓄和银行存款。此外，解放军采取了恢复交通线的协调行动，以便保证货物的交换。另外还推行了一套新税制，涉及到农业税、工业税、商业税、销售税和所得税等各个方面。通过这些措施，到1950年，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政府的预算趋于平衡。
2.1土地革命和农业集体化 除了消除通货膨胀和恢复财政稳定的努力外，政府还发动了一场生气勃勃的农业革命，以图解决古老的地主所有制难题。121950年6月，政府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号召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没收地主的财产和农具，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农村人口被划分成五类：(1)地主：即那些占有大量地产、自己不劳动、靠高利贷和剥削他人生活的人；(2)富农：指那些拥有土地、但自己做农活、同时也雇佣雇工、放债并将部分土地出租给贫农的人；(3)中农：指那些自己有地，但自己耕种、不剥削他人的人；(4)贫农：指那些占有土地或农具极少、不得不靠卖地过活的人，或是那些不得不租用他人耕地的人；(5)雇农：指那些不占有土地、不得不靠做工或借贷过活的人。
理论上讲，政府允许地主在重新划分土地时拥有自己的一份田地，也规定富农自己耕种的那部分土地不在没收之列。但在实践中，各地方的"控诉大会"做出了许多不公正的和暴力的举动，这些控诉大会受头脑发热的党员干部和急于报仇的农民引导，对地主和富农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地主和富农在这些大会上遭受了可悲的损失，许多人在草草公审之后就立即被枪决了。在以往传统社会中充当统治精英和主干的士绅阶层，现在被摧毁了。
到1952年12月，土地革命完成了，约七亿亩(一亩合六分之一英亩)的土地分给了三亿农民。在人口密度最高的华东和华南，人均土地面积是一亩；在华中是两到三亩；在华北是三亩；在东北是七亩。总的来说，土地革命牺牲了地主和富农的利益而有利于贫雇农，中农所受的影响则最小。
一当土地革命在1952年12月完成，政府就发起了第二阶段的农村改革--1953年的集体化运动。这场运动的宗旨是提高产量、防止富裕农民重新冒头、争取更大程度的农业专业化，以及加速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集体化分成几个层次，最低层次是"互助"组。互助组里的农民合并或出借农具，并在春耕和秋收季节合伙劳动。第二层次是初级合作社，合作社社员不仅合并农具和劳动，也合并土地，尽管理论上他们仍保留各自的土地所有权。第三层次是高级合作社，类似于苏联的集体农庄，所有社员集体拥有土地。到1956年年底，约96%的农户正式成为合作社社员。当1957年集体化运动完成时，全国总计有76万到80万合作社，每社平均含160户或600到700人。更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是1958年人民公社的推广。
2.2工业发展 列宁宣称，"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真正的基础，那就是大工业。"中共认识到工业化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不遗余力地争取这个目标。到1952年，中国的工农业生产不仅达到了战前的最高点，而且超过了1949年产量的77.5%。1951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筹备工作，到次年秋天，建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由东北行政区主席高岗领导。第一个五年计划预计在1953年开始启动，但由于经验不足，也由于缺乏统计知识、计划技术和方法，因此不断被拖延和修改。"一五"计划一直到1955年2月才最后启动，比规定开始的时间约晚两年，因此实际上只是一个两年半计划。该计划号召建设694个工业项目，其中的156个工厂将在苏联援助下修建。到五年规划期结束之时，工业产量预计要翻一番，农业合作社要加以推广，工商企业的公私合营将要完成，这样将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在预算总支出中，58.2%投入工业建设，19.2%投入交通、邮政和电讯业，7.6%投入农业、林业和水利业，7.2%投入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
1956年的工业产量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超过了前一年的25%，同时资本投入也增加了60%。虽然增长步伐在1957年慢了下来，但根据"1952年的固定物价"，第一个五年计划仍超额完成了原有目标的17%。钢产量达530万吨，生铁产量达580万吨，电力产量达重90.3亿千瓦--各项产量均比原有指标增长了25%。1.22亿吨的煤产量超额完成了8%，而粮食产量则超过了指标11.6%。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激励政府制定更加雄心勃勃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这个计划号召到1962年时工农业生产总体增长75%，国民收入增长50%。几个工农业生产的指针数据体现了计划者的信心：煤，1.9亿-2.1亿吨；钢，1,050万-1,200万吨，电力，400亿-430亿千瓦；原油500-600万吨；粮食，2.75亿吨；棉花，240万吨。13
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政府彻底修改了高等教育制度，旨在短时期内培养出大量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为鼓励技术教育，人文学科受到了抑制，许多所工科学院创办起来，而综合性大学则被削减。课程目录被修订，院校内的系科得到调整，目的是要让学生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到专业上。这样，掌握狭窄领域内的专业知识便优先于接受整体教育。根据一位美国著名科学家的研究，1960年时中国的二十五万科学家和工程师中，有90%是在1949年共产党掌权后培养出来的，而在1960年，中国工科毕业生数量大约是美国工科毕业生的75%14。
2.3"大跃进"和公社 第二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政府就急切投入了一场狂热的新运动，以图使业已过热的经济加速增长。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在今后三年内开展"大跃进"运动，号召在1958年钢铁增产19%，电力增产18%，煤增产17%。毛泽东提出要在十五年内(即1972年前)赶上或甚至超过英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在乐观主义的鼓动下，浮夸的计划者们在随后数月里不断提高生产指标，希望取得前所未有的增长率。钢铁生产指标从1958年2月份的620万吨台高到5月份的800万到850万吨，8月份又上涨到1,070万吨。人们大胆地预计本年度的工业产量将总体增长33%。15为了达到这种奇迹般的发展记录，每个人都被鼓动参加工业生产；这样，每个人，不管其职业是什么--政府官员、农民、学生、教授、工人等等--都成了无产阶级。到1958年秋，全国树起了约六十万座小高炉。
与这场狂热的工业化运动相伴而行的是，政府通过建立人民公社迈出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又一步伐。1958年春，河北、河南和东北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将农业生产合作社逐个合并；到这年7月，这场运动达到了"高潮"，"人民公社"一词正式出现。毛泽东和其它高级官员视察了河南和河北的一些早期样板，8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人民公社的诞生。到1958年11月，出现了26,0001个人民公社，容纳了98%的农业人口。每个农村公社平均含约三十个合作社，约五千户人家，也即25,000人。公社担负起对各村庄的行政管理职权，控制本地的工农业资源，征集税收，开办学校、银行、托儿所、公共食堂、老人院、公墓等等。公社占据一切私有财产如土地、房屋和牲畜。但是，家庭结构没有被摧毁，一家人继续一起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只有那些鳏寡孤独人等才生活在公社住房中。公社的规模后来减小了，到六十年代初，全国有74,000个公社，每个公社分成若干个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以提高工农业产量。
与农村公社并存的还有城市公社，其中华北郑州的红旗公社是个样板。该公社在1958年8月建立，以郑州纺织机械厂为中心，包括了4,134户人家，含18,729人。集体生活开始之时，工人们搬迁到厂区，在厂区周围，公社开办了布店、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医院、学校，公园、银行、电影院。另外还有老人院、储蓄所和为公共食堂种植蔬菜、饲养猪禽的农场。由于80%的妇女上班工作，"家政服务站"和街道服务单位也就必不可少了。这些站点由老年人操办，他们做各类家务，如代交各种费用、缝补衣服、打扫屋子、照看孩子、看护病人等，收取很小一笔报酬。在组织上，郑州纺织机械厂厂长兼任公社社长，而厂党委则同时是公社党委，对公社进行严格控制。公社下设工业、农业、财会、计划、保卫、福利、卫生、文化等各部门。当然还有各生产团队，按军事编制组成，如团、营、排等，任务是提高工业、农业和其它各方面的产量。16
在历史上，人们只进行过两次公社实验，而这两次实验都很快就不光彩地失败了。一次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从3月17日持续到5月28日，共七十三天；另一次是苏联革命初期的农村公社。1930年，斯大林宣称，公社单位尽管是遥远未来的理想，但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现状。毛泽东自然不会不知道这些经验，但他似乎更多地受到了晚清维新分子康有为所著《大同书》的影响，这部书受古代典籍《礼记》中《礼运》篇的启发。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倡导建立一个乌托邦，那里将没有私家财产，没有私家产权，没有土地买卖，没有私家工业，没有私家商业；那里将有公共医院、公共护士、公共福利、公共教育、公共老人院和公共墓地。这种乌托邦的基本特征是冲垮家庭，将妇女从厨房的劳作中解放出来。17决非偶然的是，毛泽东称公社的特点是"大"和"公"，这恰恰就是《礼运》篇开头的基本概念。《礼运》的开篇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18中国共产党欢呼：公社的推广是"东亚广阔地平在线初升的太阳"，而且满怀信心地夸耀："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不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19
由于大跃进和公社的推广，政府在1958年年底自豪地宣布，这一年的工业产量超过了1957年的65%。机器制造增长了三倍；煤和铁翻了一番；石油增长了50%，电力增长了40%。即使这些数据难以避免有夸张的情况，但该年所取得的进步也是很可观的。然而，正如政府后来自己承认的那样，对数量的追求牺牲了质量要求。1958年生产的1,100万吨钢铁中，有300万吨在1959年8月被宣布不适合用于工业--小高炉根本取代不了大型钢铁厂那样的作用。在这些一步登天的乌托邦梦想中间，一种实用主义情绪开始抬头，强调计划中的现实性和技术操作中的专业性。要实现真正的经济发展，仅仅靠精神的力量还远远不够，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
西方的研究一般都同意，五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巨大，但六十年代则不那么大。一位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估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人民币738亿元增长到了1959年的人民币1,234亿元，增长了70%，相比之下，1959年到1970年(人民币1,714亿元)间只增长了30%。如果把1952年到1970年看作一个时段的话，其间的年增长率为4%到4.5%，这是相当不错的了，但却并不惊人。20
3.社会和心理控制
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成分是，不断组织群众运动去实现党预先设定的特定目标。确实，群众运动的汹涌波涛加速了共产党中国日常生活的节奏，以往被说成是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现在比世界上其它任何国家的人都组织得更严密。实际上，每个中国人都隶属于某些群众组织；党和政府则通过这些组织进行控制，推行国家政策。此外，党和政府垄断了通讯媒介，公安干警和党员干部无处不在，使社会变成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密封舱。在这样严密的控制之下，没有所谓自由，除非它可为国家的利益服务。
群众组织实际上是规模庞大的半政府团体。在1953年，最重要的群众组织有：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有会员1,800万人；中华全国工会联合会，会员1,020万人；中华全国妇女民主联合会，会员7,600万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会员329万人。此外，接纳9岁到14岁之间孩童的少先队拥有八百万队员，而接纳14岁到25岁年龄段成员的民主青年联盟则号称有1,200万人。政府通过这些庞大的组织教育人民，并组织他们举行示威、游行，投入各项运动，如1951年的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年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在1966年，最大的群众运动也许是将千百万学生组织成红卫兵去捍卫毛泽东思想。
3.1社会主义新人 共产党统治的新社会，鼓励培养新的作风，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要求人民不仅要关心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且要相互督促思想和行动，出席各种政治集会，参加"学习"班和"批斗"会。社会主义新人要不讲面子，勇于做公开检讨，把国家放在家庭之上；还应自始至终地完全献身于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不是像在封建旧时代那样寻求个人发达或光宗耀祖。《共同纲领》第四十二条要求社会主义新人有"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产。尽管有人担心，这样一位社会主义新人可能太严肃太不自然--是一位可敬而不可爱的人--但只要发现新人仍然保持着一丝的人性，这种担心也就可以稍稍缓解了。
3.2心理控制 与培养新作风联结在一起的是，中共发明了一套极具摧毁力但又很微妙的思想灌输手段，这种手段在新闻术语里称作"洗脑"。21这是一种以巴甫洛夫(P'avlov)理论为依据的心理压制过程。巴甫洛夫理论称，环境控制可以改变人的意志，重塑个人的性格。因此，洗脑不仅用来感化敌人、获取招供，也用来教育党员干部，改造知识分子，以便让他们继续为国家服务，而不是像革命后的俄国那样将他们完全清洗掉。
思想灌输过程通常持续几个月到一年不等，视受训目标的重要性而定，但无论怎样，受训总是安排在一个偏僻的受管制营地，在那里，个人与外界完全隔绝，被剥夺了一切安全感。受训者一到营地，就强烈地感受到，逃避是不可能的。他们被分成一些小组，每个组由一名积极分子带队。他们被指派去做重体力劳动，以便使他们筋疲力尽，这样他们的抗拒意志也就削弱了。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学习、相互批判出身和履历。这个开始阶段约持续两个月，其间伙食和住宿条件很差。
下一阶段持续三、四个月，其间伙食和住宿条件有所改善，而体力消耗也有所减弱，但依然足够保证在一天劳动之后人很疲劳。这一阶段的学习班和小组会议增多了，这些会议强调个人的无足轻重、党组织的无所不能。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成了新的《圣经》。过去的生活被斥责为黑暗、腐朽和堕落，而共产党政府下的新生活则代表了解放和进步，为新的、有意义的生存提供了机会。阶级斗争和共产党必定取得最终胜利的思想被不断灌输给受训者。
在第二阶段结束之时，受训者十有八九会经历一场精神危机。经过这场思想斗争，他会得出结论，隐瞒和抗拒毫无意义，无论如何党将取胜。于是他寻求解放，抛弃自己的情感，全心全意地接受党和党代表的一切。这样，他就丢掉了包袱，获得了再生。他在共产党的术语和宣传中找到了新的含义，并急于去帮助与他有相似经历的人，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转变完全正确。巩固这种心态大约需要四个月。当受训结束时，四分之一的毕业学员将调派去开办新的学习班，而其余的人则深入社会组织和领导群众。事实上，整个社会就是一座控制大众的实验室。
通过群众组织、秘密警察、大众通讯媒介和思想灌输，政府成功地控制并改造了社会和人民，其程度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曾经是个人主义色彩很重的中国人成为了世界上最受节制的民族。
4.对外关系
虽然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深深地加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在心底里却是怀着民族主义的共产党人，熟知中国在过去一百年里遭受的灾难。他们像其它持各种不同信仰的中国人一样，急切地想要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的合法位置，争取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被剥夺的大国地位，并力图重振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在屡遭外来屈辱的一个世纪里，中华民族已丧失了自信和自尊。中共新政府从一开始就对西方列强采取了强硬的姿态，并清楚地表明它与在帝国主义炮艇面前卑躬屈膝的满清王朝和国民政府不同，不惧怕西方列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主要的力量来源，是与苏联的紧密联系。毛泽东在1949年毫不含糊地宣布他的"一边倒"政策："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推出这一政策不仅有意识形态的共性，也有实际的考虑：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需要依靠苏联的援助和保护，以防止像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发生在西伯利亚的那种西方列强的干预。因此，毛泽东在1949年掌权后不久，就前往苏联寻求一项友好同盟条约--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出国。"莫斯科－北京轴心"正式缔结于1950年2月14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十年大部分时间里对外政策的基石。斯大林给予毛泽东一项军事同盟和三亿美元的贷款，并答应派遣专家帮助中国进行工业化和军事现代化。毛泽东在1952年赞扬这个轴心是"持久的，牢不可破的、战无不胜的"，而刘少奇则这样热烈地歌颂中苏同盟："与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固有的情形不同，在我们之间没有尔虞我诈，也不存在一国对另一国的压迫和掠夺。"尽管苏联人自己也很窘迫，但他们仍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军事顾问：1953年，在中国的空军和海军中各有一千到两万五千名苏联顾问，在陆军中则有五千到一万苏联顾问；到1954年2月，中国的各种共矿企业中约有四十万苏联专家。当1954年赫鲁晓夫(Khmshchev)和布尔加宁(Bulganin)访问北京之时，他们同意援建一百五十六个生产企业。到1955年，莫斯科加封中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副帅，正如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部长会议上宣称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结果，是组成了以苏联为首的--更正确地说是以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民主阵营，与世界资本主义阵营平起平坐。"22
中苏相互表达的友谊和热诚反映在许多方面。苏联方面表示友谊的行动包括：1952年将东北"战利品"交还给中国，1953年将苏联对中东铁路的联合所有权还给中国，1955年宣布废除苏联将旅顺港用作海军基地的权利，并放弃苏联在新疆企业中的"联合股份"。1957年，苏联人做出了又一个慷慨表示，同意援助中国开发核技术；一年后又赠送给中国一个重水反应堆。北京方面则在1956年调停莫斯科与其东欧卫星国之间的纠纷，以帮助维持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这件事我们将在以后讨论。
北京与其它亚洲国家发展关系，反映出它急于争取对亚洲的领导权。在这一方面，历史上中国与其周边小国的关系，尤其是与明清时期最重要的藩属国朝鲜和越南(安南)的关系，显然影响了毛泽东和他的同僚。1950年，当他们自己刚刚建立起政府之时，就毫不犹豫地派出了一百万"志愿军"援助朝鲜抗击美国的"侵略"。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他们充当了北越的"老大哥"，而在北越对南越和美国人的战争中，他们向北越提供了巨大的援助。
对于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等亚洲的非共产国家，北京试图通过强调和平共处原则使他们保持中立。和平共处原则是：(1)互相尊重领土主权；(2)互不侵犯；(3)互不干涉内政；(4)平等互利；(5)和平共处。通过这五项原则，北京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些国家与西方保持距离。在1955年二十九个亚非国家召开的万隆会议上，重申了和平共处原则，周恩来因此而赢得了崇高的声望，获公认为亚非国家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斗士。事实上，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使中国取得了亚非国家集团领袖的地位。作为一个弱者，中国找到了一条扭转自己的命运及迅速提高国家地位的可行途径，这样，北京便成了一些不发达国家的鼓舞和灵感。
从以上的概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的对外政策至少有五个基本动因：(1)民族主义和争取大国地位的努力；(2)国际共产主义运动；(3)内政考虑；(4)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5)"基于'传统空间-意识形态'世界秩序之上的'战略一政治'想象"。23
5.初期紧张的征兆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十年，成果丰硕，但也不无压力和紧张。第一次的内部冲突出现在1953-1954年，其时，两位权势显赫的地方领袖对中央政府中的第二号和第三号领导人提出了挑战。中共的东北领导高岗24和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25连手倡议采纳苏联的经济发展制度，党组干部与企业脱钩，在各级工业管理上实行"一长制"。这个建议实际上是在指责刘少奇和周恩来的现行政策。周恩来抵制这个建议，提出要在工业管理上实行"集体领导"。挑战者要求刘、周两人及总书记邓小平下台，于是冲突达到了顶点。三位应战者靠北京市长彭真的帮助，指控两位挑战者搞反党活动及妄图建立"独立王国"，于是在1954年把两人赶出了中央委员会。高岗最后自杀身亡，饶漱石被囚禁，第一次权力斗争告终。
1956年，民众方面出现了对政府的第二次挑战。共产党长达七年的严密统治已经引发相当严重的不满和受压制情绪，最终在匈牙利叛乱之后爆发出来。如毛泽东描述的那样，"千万人上街反对人民政府"。26一方面为了给人民提供一个发泄怨气的机会，以免匈牙利式的叛乱在中国重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诱导出真正的批评，毛泽东精明地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许多知识分子天真地误认为这个口号意味着言论自由，于是就袒露出他们的心迹。由此引出的批评超过了政府的预期。毛泽东发现局势难以容忍、极为不利，于是迅速予以镇压。提意见的人被揪住不放，虽然他们为自己的卤莽后悔不已，但要收回说出去的话就太晚了。许多人被送往劳改队，或者被迫签署一份"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决心书"以改正立场。在这场反右运动刚结束时，政府于1957年在工农业人口中，发动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着又派军政干部从事体力劳动，为人民群众树立榜样，更多地强调思想意识的"红"而非"专"。
综合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十年的成就相当卓著。在对内方面，巩固了对国家的控制，并取得了相当的经济增长。在对外方面，与苏联和东欧卫星国保持紧密的联系，与联合国军队在朝鲜打成了平局(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在日内瓦和万隆会议上扮演了大国的角色，调停了苏联和卫星国之间的纠纷。另外，核技术开发也已经起步。正是在这样一种欢快愉悦的心态之下，毛泽东推行起人民公社，希望把中国带到一个比苏联更高的意识形态层面上，并在迈向共产主义大门的竞赛中超过苏联。
然而，在这辉煌成就的表象之下，已经出现了关于经济政策的内部分歧和对"莫斯科--北京轴心"的分离倾向。随着1959年第二个十年的开始，政府面临与苏联关系恶化和高层领导人中间出现权力斗争的双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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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1949年10月3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l0月4日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10月27日东德；11月23日阿尔巴尼亚。
2 在1968年，有51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承认国民政府的中国的国家有65个。但是，到1974年10月，80多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比之下只有32个国家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保持着外交关系。1988年，150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约有23个国家承认在台湾的国民政府。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5-704页。
4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3-830页。
5 Charlmers Johnson，"The Two Chinese Revolu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July- Sept，1969)，39：17．
6 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和西南。
7 1956年中央委员会有97名正式委员和73名候补委员；1969年分别增加到1708和109名，1973年增加到195名和124名。
8 1956年政治局有17名正式委员和7名候补委员；1969年和1973年各有21名正式委员和4名候补委员。
9 Franz Schurmann，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Berkeley,1966)，143，146．
10 Benjamin I．Schwartz，"On che'Originality'of Mao Tse-tung," Foreign Affairs, (Oct．1955)，74．
11 Chün-tu Hsiieh，"The Culrural Revolution and Leadership Crisis in Communist
China," Poltical Science Quarterly,LXXXII：2：184(June 1967)．
12 事实上，地主占有土地的平均面积只有四十英亩。参见T．j．Hughes and D．E．T．Luard，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mmunist China，1949-1960(London，1962)，143．
13 Hughes and Luard，31，64-65．
14 John A．Berberet，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ommunist China(Santa Barbara，1960)，3．
15 Hughes and Luard，66-69．
16 Janet Salaff,"The Urban Communes and Anti-city Experiment in Communist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January-March 1967)，82-110．
17 关于《大同书》的内容，参见Liang Ch'i-ch'ao，Intellectual Trends,95-98．关于康有为对毛泽东的影响，参见Wen-shun Chi，"The Ideological Source of the People's Communes in Communist China," Pacific Coast Philology，II(April l967)，62-78．
18 楷体为本书作者所加。
19 Benjamin I．Schwartz，"China and the Communist Bloc：A Speculative Reconstmction," Current History, 35：208：326(Dec．1958)．
20 1952年的价格指数；1952年的汇率是人民币2.46元兑换1美元。Alexandeer Eckstein，"Eonomic Growth and Change in China：A Twenty-Year Perspective," The China Quarterly (April-June 1973)，54：234-35．
21 Edward Hunter, Brainwashing in Red China(New York，1951)；Richard L. Walker, China under Communism：The First Five Years(New Haven，1955),ch．3；Robert J．Lifton，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New York，1961)．
22 Peter s．H．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New York，1957)，378-81,383．
23 Albert Feuerwerker，"Chinese History and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July 1972；China in the World Today,5．
24 他兼任国家副主席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25 他也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26 Gene T．Hsiao，" The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Asian Survey，VII：6(June 1967)，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