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内战,1945-1949年

  日本遭到两枚原子弹打击后的崩溃来得比预期的快得多,令到国民政府对战争突然结束所带来的后果完全措手不及。一些紧迫的问题急等着解决,其中最逼切的是,中共进入日军占领区收缴敌方武器的威胁。然而更可怕的是东北的局势,苏联军队已深入到那里的腹地,并拒绝随日本的投降而停止推进。尽管斯大林许诺将在三个月之后撤军,但苏军的意图仍然是秘而不宣的。因此,战争的结束给国民政府造成了极其危急的军事形势。

  随着日本的投降,政府军队与中共军队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赛,双方都力争首先到达敌占区接受日军的投降,从而收取大量的敌方武器和军事装备。在这场竞赛中,中共似乎占有明显的地理优势。中共在华北、华南和华中控制着人口达一亿之众的十八个"解放区",并声称拥有一百万正规军和两百万民兵,1分布在黄河、长江和珠江流域的广大农村。位于这些江河流域的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汉口和广州的大都市,成了中共控制下农村海洋中的城市孤岛。为充分利用这个有利形势,毛泽东在1945年8月9日--即苏联参战后的第二天--宣布,日本的崩溃在即,中国共产党发动全面进攻的时机已经来临。8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命令所属部队,夺取日军占领的所有城镇和交通中心,并接受敌军的投降及其军事装备。8月11日,林彪率一支十万人的大军沿平\x9Ec(沈)铁路突入东北。在日军投降后的两星期之内,中共的地盘从116个县扩展到了175个县。2

  政府军队分散在几条战线和中国的西部地区,所以在这场竞赛中处在很不利的位置,但蒋中正决意不让胜利果实从他的手指缝间溜走。8月10日,他要求中共领导人不得独自行动,并命日本军队和伪军坚守阵地对付非国民政府军队。朱德谴责蒋的行为是"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并直接命令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要向中共代表投降。为压倒中共的地理优势,蒋请求美国支助,将部队空运和海运至沦陷区。

  美国立即前来援助,命令将政府军队运输到沦陷区,并派五万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到一些重要港口和交通枢纽,等候政府军队的到达。政府的三个军被空运到北平、天津、上海和南京,随后有总计五十万部队运到了全国各地。此外,华盛顿对东京的总一号命令明确指示驻中国(东北除外)、3台湾和北纬十六度线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的日本军队向蒋和他的代表投降。8月15日,蒋亲自命令冈村宁次在沦陷区内维持秩序及控制所有军事装备。8月22日,冈村进一步受命只允许政府军队进驻沦陷区。这位日本司令官完全服从了这些指令。

  国民政府依靠美国的帮助和日本的合作,在第一轮竞赛中取得了胜利。政府重新获得对华中、华东和华南几乎所有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的控制,而中共的部队则暂时撤退至乡村。然而,尽管中共遇到了这个挫折,但在竞赛的头两个星期内也设法取得一些收获,赢得59个大部在华北的城市及广大乡村地区的控制。4

  东北呈现出一幅特别火爆的场面。8月8日,马林诺夫斯基(Rodion Malinovsky)总司令率领的苏联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入东北,两天后又与从外蒙古前来增援的突击部队会师。苏军没有追随8月14日日本的投降而停止推进;也没有在东北的地理界在线停顿下来。苏军深深渗入至热河和察哈尔腹地,以便帮助中共部队进军东北。苏联人将相当数量投降日军的武器交给了中共军队。5然而,苏军并没有让中国共产党接管东北。

  为设法解决这些棘手的难题并与中共达成和解,蒋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会谈。尽管毛泽东很不情愿前往和担心国民党的诡计,但在美国特使赫尔利赴延安担保他的安全之后,最后还是决定前往。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赴重庆。充满盼望和感到困倦的中国人民,全神贯注于这次历史性的会谈,期盼会谈达成一个和解的结局,从而可以避免一场内战。

  1.毛泽东在重庆

  毛泽东在离开延安前就精心部署了谈判的策略。虽然国民政府在收复大城市方面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毛泽东坚信中共将最终控制长江下游和淮河以北的地区--山东、河北、山西和绥远大部,热河和察哈尔全部,以及辽东一部。但是,他预见到了在不远的将来还存在许多困难;他决定在重庆采取一种灵活妥协的行动方针,但在一些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则坚持立场。6因此,他在逗留国民政府战时首都期间千方百计地表现出通情达理,愿意作让步--这种姿态旨在赢取公众与论和中间派的同情。他处处表现出是一个友善、热情的人,而不是一个强硬暴躁的革命者。在外表上,宾主双方都显得友好客气,这激发起了公众对和解及和平的期望。

  在正式的谈判中,毛泽东树立了通情达理和愿意妥协的形象。他不再坚持联合政府,但要求召开国是会议7来研究与建立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相关的问题。

  在国共兵力及改编双方兵员为一支国家军队的问题上,毛泽东提议只要国民政府同意将其部队裁减到一百二十个师,共产党将只保留二十到二十四个师的兵力。8

  在解放区问题上,毛泽东基本上要求在华北、内蒙古和一些重要城市不受约束。当国民党不同意这个想法时,他建议暂时保持解放区的现状,以待宪法的通过,宪法将规定民众选举产生地方政府的事宜。显然,毛泽东努力想保持对解放区地方事务的控制;但在这一点上,国民党顽固地拒绝让步。

  至于接受日本投降问题,国民政府坚持有收缴敌方武器的垄断权利,而共产党则要求在本身已经有积极活动或包围了敌军的地区享有同样的权利。在这一点上也没有达成协定。

  六个星期的谈判无疑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尽管毛泽东表面上持和解的姿态,但他并不想在那些涉及中共根本地位的基本点上让步。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凭借实力进行谈判坚拒妥协,以免自己的特权地位受到损害。蒋的威信正处在顶点,因为他已领导国家顶住似乎难以克服的厄运而取得了抗战胜利。此外,蒋除了拥有对其敌手的巨大军事优势9外,还得到了美国的援助和支持,并与斯大林签订了一项友好同盟条约。蒋对毛泽东此刻愿意达成的某种和平"临时协议"毫无兴趣。

  蒋已承受住了八年退却的艰难,现在他要求得到大部分的(即使不是全部的)胜利果实。他绝对不想与共产党分享他的荣耀。如果赫尔利更加积极地劝说蒋接受一项符合毛泽东胃口的权宜妥协的话,也许共产党将会被限制在华北地区。但赫尔利决定做一个消极的和平缔造者,他一丝不苟地保持中立态度;他最想要做的是敦促双方领导人首先在"基本原则"上努力达成协议,然后再厘定"细节"。但恰恰是在这些细节问题上两党无法靠拢。

  由蒋和毛在10月10日发表的最后协议,强调他们同意召开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并共同认识到和平建国的重要性。他们之间分歧的程度没有透露给公众,但显然谈判未能产生具体的结果。在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号召党人通过发动群众、扩充人民军队去缔造一个新中国来加强"和平"努力。他的这一胆大气壮的态度,部分源于东北事态的新发展。

  2.苏联在东北的行动

  苏联在东北的活动,完全违背了斯大林在雅尔塔和中苏条约谈判中所作的将在占领后三周内撤离、三个月内完成撤军的承诺。他在1945年2月和7-8月间做出这样的承诺时,似乎没期望中国共产党立即起而夺取政权。他好像并不在意美国在中国的调停,实际上他建议毛与蒋达成某种协定。毛表面上听从斯大林的告诫,但私下里却决定与国民政府展开军事对抗。10斯大林本人后来也承认自己错误地判断了中国的形势。11

  战争开始后不久,中共的魄力和智谋给斯大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此时的态度明显地发生了激烈的转变。一当由雅尔塔协议和中苏条约确定的苏联在东北的特殊利益和特权,因苏军的实际占领而确保之后,斯大林便觉得无需遵守诺言了。苏军洗劫了东北的工业厂矿,将价值二十亿美元的设备当作"战利品"运往俄国。12他们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借口,以阻挠国民政府部队进驻东北。

  蒋决意收复东北,他称此举乃中国进行八年抗日战争的根本原因。魏德迈将军怀疑国民党是否有能力控制东北,他曾建议蒋首先巩固长城以南和长江以北的地区,以及确保华北的交通线。蒋否决了这项建议,把最精锐的近五十万部队投入东北--他日后将为这个决定而后悔不已。13最后,苏军统帅允许(美国)空运国民政府部队到东北的大城市,于是政府军在1946年1月5日进驻了长春,三星期后进驻了沈阳。同一时间,中共军队几乎已完全控制了这几个据点以外的农村,以此来对抗处于困境的国民党。苏联军队最后于1946年5月撤离了东北。

  3.马歇尔使华

  到1945年11月,华盛顿已采取了一项新的政策,该政策继续支持国民政府,条件是国民政府不可使用美国武器进行内战,并且努力与中共达成协定。实际上,这一政策转变代表着推翻了以前那种无条件支持国民政府的政策。幻想破灭的赫尔利在11月27日辞职以示抗议,指责国务院里的那些职业官僚在他背后搞鬼及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边。杜鲁门总统于是任命二战期间最杰出的美国军人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将军担任总统驻华特使。14马歇尔受命协助国民政府尽可能广泛地重建其权威,包括在东北的权威,但不得使美国卷入任何直接的军事干涉。他还应敦促蒋召开一次由各主要党派参加的国民大会,仔细审议停止内战和统一国家等事宜,其目的是期待一个"强大、统一和民主的中国"之出现。最后,他还要向蒋阐明,大规模的美国援助将依据达成一项停火和实现国家统一的情形而定。15

  马歇尔于1945年12月中旬抵达中国,他发现两党代表都接受调停及准备承认三项实时目标:(1)内战停火;(2)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来讨论建立联合政府;(3)将国共两党军队编成一支国家军队。这两个敌对政党殷切的欢迎和守诺的支持是令人振奋的表示,但明摆着的是,它们除了这样也别无他途。马歇尔崇高的威信、显露的真诚,帮助中国取得和平、统一和民主的公开目标,以及最关键的是美国之巨大权势,足以促使国共两党表现出诚挚的举止。然而,在这热情和感谢的表象底下,两党的极端分子都认为这是美国干涉之典型例子,因而抱有反感的情绪。

  国共两党互不信任的程度非常深,国民党在1946年初拥有比共产党多五倍的军事优势,自信有能力一举摧毁敌方。另一方面,共产党轻蔑地称国民党为"纸老虎",并且肯定自己能在一场延长的斗争中,将这只纸老虎撕个粉碎。双方都坚持一套对方无法接受的合作条件。国府要求共产党在建立立宪政府之前交出军队,16而共产党则坚持这样的合并应在立宪政府建立之后实施。国府鼓吹在联合政府中实行总统制;中共则坚持要内阁制。由于国民党最有可能控制中央政府,特别是其执行部门,所以共产党坚决要求较大程度的省级自治和强有力的立法机制来制衡行政机构。如果要控制住日益加强的好斗情绪,就必须使这些关键的争端得到双方满意的结果。

  马歇尔积极的调停产生了迅速而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同意召开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立即停火及恢复交通。此外,成立了一个三人军调处执行部,由一个国民党代表、一个共产党代表和一个美国代表组成,以美方代表为主席;执行部的决定需全体一致同意。同样,为监督停火事宜,也由三方代表组成的调查小组将派往战场巡视。

  政治协商会议在1月10日到31日停火期内召开,由三十八名成员组成:八名来自国民党、七名来自共产党、九名来自民主同盟、五名来自青年党及九名来自无党派人士。经过冗长的磋商达成了这样的决议,即国家的最高机构为拥有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多党参与之国府委员会。该委员会将由四十名委员组成,其中一半人将由国民党提名,另一半由各党派和无党派提名。国府委员会的决议在涉及改变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时应得到三分之二多数票的同意;这样,任何党派或集团只要能凑集到三分之一票数--准确地说是十四票--就享有否决权。共产党和他们的同路人,主要是民主同盟,自信能够集合必需的票数来挫败国民党任何修改政协决定的企图。

  政治协商会议采纳了内阁政府制,当中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这样进一步确定了未来的宪法将承认各省为地方政府的最高机构,而且拥有民选产生的省长和自己的宪法,以确保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适当的权力分配。

  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有利于共产党而非国民政府,这反映了渴望和平和民主统治的普遍愿望。马歇尔虽然没有参与政协的讨论,但他赞同这次的成果是"一部自由和向前看的宪章"。自抗战结束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一缕和平建国的希望之光。

  马歇尔取得的另一个重要的成就,是1946年2月25日达成的关于国共双方相对兵力及其合并为一支国家军队的协议。该协议规定在一年之内国民党军队裁减到九十个师,共产党军队裁减到十八个师,在此后六个月内双方继续将军队分别裁减到五十个师和十个师。裁减后的军队分布如下:东北:国民党十四个师,共产党一个师;华北:国民党十一个师,共产党七个师;华中:国民党十个师,共产党两个师;华南(包括台湾)和西北:国民党分别为六个师和九个师,共产党没有任何部队。17显然,国民党从这个军事安排中获利甚丰,因为共产党在东北和华北的影响被大大地削减了。同样,国民党还得以接管共产党在西北的根据地,从而阻隔了中共与苏联之间的直接接触。

  马歇尔的迅速成功导致杜鲁门总统在1946年2月25日宣布,成立由魏德迈将军率领一千名官兵组成的美国驻华军事使团。根据马歇尔早前的承诺,人们理解到,中共的部队将包括在美国训练计划之内,而且将在编入国民政府军队之前获得美国的装备。1946年3月11日,心满意足而一身轻松的马歇尔返回美国,操办一笔由进出口银行提供的五亿美元贷款。正是在他这段短暂离开中国期间,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诚意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相互不信任对方,因为各自是追求不同目的的革命政党。除非是在暂时的或权宜的基础上,否则两党的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马歇尔初期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他积极的劝说和他受人尊敬的地位,但同样真切的是,这两个对立政党都发现不讨好他会是错误的策略。在私下里,两党内的极端分子都觉得他阻碍了双方各自获胜的道路。被马歇尔称作"自私自利的不肯和解者"的国民党CC系18强烈地感到与中共的这些协议,是马歇尔强加给国民党的,要是没有他的干涉,国民党可能早就取得对敌人的胜利了。在共产党一方,只要协议基本上对他们有利或并非不能承受地有害,便尽可能长时间地敷衍马歇尔;但他们决没有减弱在私下裹扩充军队和地盘的活动。仅仅是马歇尔的在场防止了两党撕破合作的脸面。但一当他离开,他们便藐视停火协议,寻求改善在战场上的态势,以便在最终协定无法实现时自己能处在更有利的位置上。开始时的地方性冲突很快在1946年4月升级为大规模的战斗。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仍然是一纸空文。

  东北的战事尤为激烈。中共军队对政府军队发起了毁灭性的打击,并于1946年4月18日占领了战略重镇长春。中共仰仗这个巨大的胜利,要求在东北与国民政府的驻军比例从1:14个师提高到5:14。蒋恼怒地拒绝了这个要求,下令发起全线进攻,结果在5月份夺回了长春。要不是此刻返回了中国的马歇尔之规劝,战事可能就迅速地失控了。6月6日达成了一项为期15天的停火协定。两党都受到了战争狂热的支配,那种觉得马歇尔妨碍了他们最终胜利的情绪日益普遍。1946年7月初,蒋告诉马歇尔说"首先必须强硬对待共产党,然后,在两、三个月后再采取一种宽大的态度。"他在另一个场合说:"如果马歇尔将军耐心的话,共产党会呼吁一项协定,并会愿意做出协议所需的让步。"19共产党方面同样相信能最后取胜,所以谴责美国玩弄两面派手法,一边装作是不偏不倚的调停者,一边又援助国民政府。他们要求美国军队撤出中国。国共两党似乎都在1946年中期的某个时刻决定采取一种新的行动方针,置马歇尔的调停于不顾。马歇尔的影响跌落到了最低点。

  国民政府乘胜追击,于1946年7月4日单方面宣布将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公然藐视了政协会议关于不在建立联合政府之前召开国民大会的决议。中共和民主同盟宣布抵制这个"非法"大会;此外,毛泽东还号召展开一场自卫战争.原有的裂痕已扩大成了难以弥合的鸿沟。马歇尔呼吁中国人民对国共两党施加压力以促成和解,但他的呼吁犹如荒野中孤独的哀鸣,虽然赢得了极大的同情,却毫无结果。他警告蒋,经济可能会出现崩溃而共产党可能取胜,但这个警告也无所成效。蒋委员长依然相信,通货膨胀虽然迅猛可怕,但并不会造成经济灾难,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受着一些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之因素的支配。20

  从1946年的7月到9月,国民政府军队实际上打赢了每场战役,这个事实似乎加强了那种认为马歇尔推迟了国民政府胜利的观念。暂时退下来的共产党,公开指责美国在支持蒋打内战的同时利用调停来施放烟幕。由于他的信誉受到了怀疑,马歇尔于10月1日警告蒋,除非停止作战,否则他将终止调停回国。继续在战场上获胜的蒋拒绝停战。随后,他以一种宽宏大量的傲慢姿态在11月8日--国民大会召开前几天--宣布暂停进攻,以便让共产党和民主同盟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蒋深信自己的方针正确和获胜的能力,以致他在1946年12月1日对马歇尔说,敌军将在八至十个月内被消灭。21

  马歇尔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已经可悲地失败了。1947年1月6日,杜鲁门总统宣布将他召回。在对中国人民的告别辞中,极其失望的马歇尔谴责国民党内的"不妥协集团""对中国实行封建统治",缺乏履行政协决议的兴趣;他也批评共产党"不愿意作公平的让步"。他说,中国的希望依赖于自由主义分子,但他们缺乏行使"控制性的影响"力量。22和平统一的前景确实很黯淡,美国在中国调停之梦就结束了。

  马歇尔回国后出任国务卿,但在华的经历令他怨恨自己无力制定一项积极的对华政策。23他采取了一种"等着瞧"的态度,希望事情会在中国自行了断。唯一一个显得有点积极的行动,是1947年7月在共和党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的建议下,派遣了魏德迈去华执行一项调查使命。周以德从前是一名来华传教士医生,是蒋的坚定支持者。魏德迈在中国逗留了一个月,努力想说服蒋进行改革,但徒劳无功;他回国后递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在一万名美军官兵的监督下,向国民政府提供"充足和迅捷的援助"。报告还进而吁请提供为期五年的经济援助,将东北置于美国、苏联、法国、英国和中国的五国保护之下,如果这样办不成,便由联合国来"托管"东北。马歇尔彬彬有礼地收下了这份报告,然后将其束之高阁,他想不出有什么办法美国能够在迅速裁军只剩下一又三分之一个师24的兵力之时,抽调出一万名部队来华。显然地,魏德迈的使命没有对蒋和马歇尔产生什么影响,确实令人沮丧。

  4.内战

  1946年中期以后,蒋决定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共产党问题,以便证明如果不是受美国调停的妨碍的话,他可轻而易举地消灭敌人。胜利将证明他的判断正确,并表明美国人要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的浪漫之梦不切实际。尽管美国一再警告不会支持他打内战,蒋却无法说服自己相信华盛顿会偏向共产党而非他本人。国民党内有一种普遍的感觉,认为美国不会无视中国落入共产党之手;因此,美国的警告是不能当真的。如果局势变得十分恶劣的话,美国人将别无选择地前来援助国民党。

  在内战初期,政府军在各个战场上取得了胜利。另一方面,共产党预见到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将要度过许多艰难岁月。毛泽东在1946年预言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打倒国民政府,中共准备好要进行一场长期艰苦的斗争。25

  从1946年7月到12月,国民政府从共产党手里夺取了165座城镇和174,000平方公里土地。1947年3月国民政府取得了最大的胜利,攻占了共产党的基地延安。蒋充满信心地告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Leighton Smart),敌人将在八、九月份被彻底打败或被赶到偏僻腹地。确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被迫暂时退却。他们于3月18日撤出了延安逃匿起来,背后有40万国民政府大军在拼命追赶。26到1947年6月第一年内战结束之时,共产党的"解放区"减少了191,000平方公里面积和1,800万人口。27

  受一连串军事胜利的鼓舞,蒋非常自信地发起了政治攻势。1946年11月15日,他不顾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抗议,召开了国民大会。大会的1,744名代表在圣诞节通过了一项含十四章175条的新宪法。这份在1947年元旦颁布的文件,重申三民主义为国家的基本宗旨,确立五院制政府,保障人民创议、复决、选举和罢免的四大自由。民国总统将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任期六年。文件中还规定了行政首长经立法院同意,任命行政院院长,以及经行政院院长推荐,任命该院部长的权利。立法院委员按地域和职业基础选举产生,任期三年。司法院拥有解释宪法的权利,从而在中国的法律制度中确立了司法审查的独立性。从根本上来说,这套政府结构既非完全的总统制、也非完全的内阁制,而是两者的混合。比如,行政院经民国总统同意,可以否决立法院的决议,但如果立法院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驳回否决,则行政院必须接受该决议,否则便应辞职。至于地方政府,宪法中有公民选举产生省长和县长的条文。

  不出所料,共产党激烈地抨击这部宪法是非法的。国民政府对这些指控泰然处之,他们在l947年11月着手选举新一届国民大会和立法院委员。大会在1948年3月29日召开,并于4月l9日选举蒋中正为民国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随着这次选举,长达二十年的国民党训政期--最初设定只延续六年--正式告终了。但正是在蒋中正接任总统职位之时,内战进入了一个对国民政府来说十分关键的阶段。

  1947年年中似乎标志着战争形势的一个转折点。取得了充分胜利的政府军队出现了问题,部分原因是由于越来越多的部队担任起守戍克复地区的职责,实际作战部队便相应地减少了。相反,共产党军队的规模已稳步地扩大,1947年6月达到了195万,而政府军队则为373万。28共产党在1947年下半年发起了全面进攻,在河南和河北取得了一些胜利。

  对国民政府最严重的打击发生在东北。在1947年圣诞节以后的三个月内,林彪的部队使国府的精锐部队遭受了十五万人的损失。余下的部队被压迫到沈阳、长春和锦州一线的一小块三角地带,只占东北总面积的不到l%。要守住这样一块无法坚守的阵地是毫无希望的,但蒋决定血战到底。到1948年年中,林彪将敌军围困得密不透风,足以令敌方窒息。在消灭了十万名政府军后,林彪于10月14日占领了锦州,10月l8日攻取了长春,11月2日攻克了沈阳。东北的战役令蒋损失了四十七万最精锐的部队,29并对整个政府军的士气给予了致命的打击。用巴尔(David Barr)将军的话来说,它"揭开了国民政府崩溃的开端"。30

  在东北战役进行的同时,由陈毅率领的另一支中共野战军发动攻势,在1948年9月26日的济南大战之后占领了山东。一当取得了这样的战果,中共五十五万的大军便进取位于津浦线和陇海线交汇处的古战场徐州。蒋部署了四十万配备有坦克、重炮和装甲车的机械化部队,来保卫这个通向南京的门户。但在敌军不懈的猛攻之下,蒋手下的许多军官斗志全失;再加上暴雨和风雪,令机械无法操作。1948年10月淮海战役31刚一打响,国府两整个师便叛变了。从11月11日到22日,十万名政府军被歼灭了。徐州于12月15日丢失。到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时,国民政府已损失了不下二十万部队,而两位著名的将领32更被敌方俘虏了。洋溢着成功激情的毛泽东信心十足地预言一年内取得胜利。33他的军队现在向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进逼。

  与此同时,林彪的八十万大军从东北的战事中腾出手来,与中共华北军团34一起,在1948年12月形成了钳形合击态势对付平津。国民政府的平津守卫者、曾在绥远击败过共军的傅作义将军手头有五十万人。但当他的防御计划被司令部里的一名共产党间谍35偷走时,所有的抵抗希望全泡汤了。政府军队在战略上处于劣势,在数量上也毫无希望地远远少于对手,于是,驻天津和北平的守军分别在1949年1月15日和23日投降了。傅作义将军自己率二十万军队投诚。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政府损失了一百五十万人。36在如此惊人的损失面前,国府兵败如山倒。

  政府的前途如何蒋中正在党内主和派的压迫下于1949年1月21日辞职,副总统李宗仁以代总统身分接管了政府。仍指望保住长江以南半壁河山的李宗仁试图与共产党开始谈判,但无法实现。胜利在握的毛泽东觉得没有理由作出妥协。4月21日,他的部队渡过长江,三天后占领了南京,迫使国民政府逃往广州避难。现在中共军队向各个方向迅猛推进,根本无法抵挡。在整个中国尚未征服之前,毛泽东就于1949年10月1日宣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民政府于10月13日从广州逃往重庆、又于12月8日逃往台湾之时,共产党完成了对中国大陆的征服。经过二十八年(1921-1949年)的奋斗,毛泽东登上了权力顶峰。

  5.美国的作用

  美国在中国内战期间做了些什么它因所做事情而犯的"罪责"或它因袖手旁观而犯的"罪责"又到底是什么首先必须声明,当杜鲁门总统于1945年12月派马歇尔来华时,他非常明确地表明,大规模的对华援助将以国家统一的实现为条件。马歇尔自己也在1946年年中一再警告蒋中正,美国不准备支持一场中国的内战,而急剧上升的通货膨胀将导致经济崩溃。当蒋不听这些警告一意孤行地开战之时,木已成舟矣。

  华府的主要错误,是未能制定一项积极的对华政策。它既没有声明脱离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也没有使自己从中国完全解脱出来,而是执行一种部分撤离和有限援助国民政府的方针--诸如在1947年10月提供2,770万美元经济援助和成立一个为国民政府提供咨询的小型军事顾问团等。这种听天由命的政策,促使蒋在华府的朋友及"中国游说团"的活动,阻挠欧洲复兴计划,以便倡议一项富有意义的援华方案。麦克阿瑟将军强烈要求向中国提供更大援助,并嘲笑美国要求国民政府在打一场内战的同时实行改革的压力:"这两件事是不可能同步进行的,就如同在一所房子被火焰吞没时,要求改变这所房子的结构式样一样。"37

  1947年年底,国民政府请求美国提供一笔15亿美元的四年援助计划--其中第一年将拨出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l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为响应这个请求,杜鲁门在1948年2月18日建议在十五个月内拨款5.7亿美元,用以制止中国的经济崩溃。援华议案在国会通过时削减了13%,援助总额减少到4亿美元,但这项拨款一直到1948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几乎垮台时还未兑现。这笔援助既是太少也来得太晚。1948年7月30日,毛泽东宣布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已"不太遥远了"。据报道,马歇尔在8月13日曾说:"我从这个问题上抽身,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理解和做出判断的能力。"38

  国民党的厄运还因为与正在选举之年的美国政治纠缠在一起而变得更加复杂。国民政府的外交官对民主党政府感到失望,并预测1948年的大选将导致政府的更替,而竭力结交共和党人。纽约州州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Thomas Dewey)在0948年6月25日宣布如果他当选,他将对中国提供大规模的财政和军事援助。但杜鲁门却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令全世界--以及蒋--不知所措。杜鲁门就任总统,在1948年11月和12月两度拒绝了国民政府的援助请求。39在1949年1月蒋辞职以后,华府存在一种强烈的感觉,觉得美国应尽快地从中国脱身。

  回顾历史,美国虽然因许多失职行动和错误举措而"有罪",但却不能要它对"丢失"从未"拥有过"的中国负责。中国共产主义是一场经历了三十年之久、有着巨大生命力的内部力量,外国的干涉不太可能改变它的方向。在1948年春季以前,美国积极的武装干涉可能会暂时延缓共产党的胜利,但绝对不能永远地制止它。按一位中国问题专家40的观点,这样一种干涉将需要投入十五万美国军队,当然根据日后韩战和越战的经验,一百万或两百万似乎更实际。接着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当美国国内已确定了部队复员和回复正常生活秩序之时,美国军人能在中国驻守多久?

  就事实而论,美国政府从来没有想卷入中国的内战。华府明确地声明,大规模的干涉"既不可行也不可望",因为它将"要求我们(美国)参加这场内战,并担负起指导军事行动和行政管理的责任。"41中国的战略价值未能支持美国发动大规模的介入决定,即使俄国有可能控制中国,也不能改变华府的立场。42华府觉得共产主义中国的兴起虽然不合意但还能容忍,因为中国人不会对美国的安全在几年或甚至几十年内构成威胁。调停的失败使美国人别无选择,只得接受中国局势的现实。

  6.对美国政策的重新评价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必须放在美国全球战略的更大背景中、特别应根据美国对待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态度来进行考查。尽管在公开场合大讲中国的友谊,但美国政策的长期目标,肯定不是建立在利他主义或依恋中国文化或中国人民的感情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美国对战后东亚战略和经济利益的实际考虑之上。43

  华府想要在太平洋和东亚地区建立一种新的均势,而美国在其中将占据支配性的地位。然而,由于欧洲是战后全球关注的核心,美国人便想到用最低限度的资源投入来达到他们在东亚的目标。这样一种政策要求与该地区的一个大国结成坚强的同盟。1944年,国务卿赫尔推想中国将占"任何安排中的中心地位",但他也认为中国只有一半的机会成为一个大国。44随着赫尔从国务院退休下来,以前担任过美国驻东京大使、怀有公开的亲日情绪的格鲁(Joseph Grow)出任代理国务卿,他倾向于将复兴的日本看作是美国中意的选择对象--如果证明中国不能充任它在美国战略中指定的角色的话。451945年春,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James Forrestal)直截了当地询问国防部长史汀生:"我们对俄国影响远东的政策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希望有一个对抗这种影响的抗衡者这个抗衡者是中国还是日本"46当时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但根本的问题仍然摆在美国的东亚政策订定人面前:如果中国能够符合他们的设想,就值得美国予以支持;如果不符合,一个复兴的日本也可以充当美国在东亚利益的支撑者。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杜鲁门总统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坚持占领日本应完全由美国来操办,而不应与苏联或其它大国搞什么分区占领。47

  美国的长期目标,是鼓励发展一个有能力抗衡苏联,并对美国资本渗透开放的相对强大而友好的中国。48华府认识到,无论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还是一个将招致俄国渗透的虚弱的中国,都不能完成这些目标。因此,罗斯福总统推动让中国成为大国之一的构想,而国务院也鼓吹帮助造就"一个统一的、民主进步的和合作的中国"之政策。49正如国务院在1945年指出的那样,这个目标部分基于这样的认识,即中国将"为美国的商品和资本提供一个庞大的市场。"50事实上,早在1939年,财政部官员便恬不知耻地声称,中日战争为美国人提供了一个"在未来中国贸易中站稳脚跟的大好机会,我们将获取中国战后重建工程的大头......处在和平状态下,并由一个复兴的中央政府统治的中国,将成为未来美国商品和企业的大好市场。"51

  正是出于这些理由,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了租借物资、"货币稳定"贷款和一些其它形式的军事和经济贷款。华府把这些贷款当作是阻止中国的"失败主义者"叛变投日,并鼓励中国努力作战的一种手段,这样就能把相当数量的日本军队钉死在大陆,以免他们调往其它地方与美国人作战。

  华府对中国的军事能力向来评价不高,只有战争初期例外,其时中国独自抗击日本的进攻,而同盟国却在日本皇军面前接连打了败仗。1943年年底,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评估中国的能力时总结说:"我们感到,目前最多只有不超过五分之一的中国军队有能力进行防御性作战,且只有在(美国的)空中支持下才能作战。"52此外,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评价中国负责金融的官员"全是一帮窃贼",杜鲁门后来也把国民政府领导人说成是"贪污盗窃分子"。53

  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五角大楼认真地考虑把中国当作一个美军向日本本岛发起进攻的部队集结地区。但是,这个战略随后受到了质疑,并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被否决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在1944年明确指示史迪威,中缅印战区的作用是将日本军队从美军的中南太平洋战场分散和撤走:"虽然通过在亚洲大陆与日本决战,可以完成击败日本的目标,但我们并不打算这样去打败日本。"54显然,美国想要避免在中国与日军展开陆战,那样做胜利的代价将是以人力而非物力来衡量。正是这种意愿构成了战争期间美国在东亚政治和军事战略的关键性制约因素;它也是美国努力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并力邀俄国参加对日战争的原因。此外,美国人也意识到,蒋正试图将美国军队拖入他与共产党的内战。史汀生宣称正是"这件事情,我下定决心,打死我也坚决不干"。55

  恐惧卷入中国的纠葛,促使美国在国共争端中采取调停的策略,以平息政治上的纷争。与此同时,华府强烈地敦促蒋革新他的政府,以求通过改革来挫败共产党。但是,蒋不仅拒绝听取建议,而且还拒绝接受共产党提出的条件,解决政治上的纷争。美国在华观察员非常现实地警告华府,以军事手段来解决中国内部深刻的问题,将产生巨大的冲力,国民政府无法承受这股冲力;国务院外交官戴维斯和谢伟思大胆宣称,他们相信中国的命运不是由蒋而是由共产党掌握着。1945年4月,国务院向杜鲁门建议,美国应继续支持蒋,因为他仍然"代表着统一中国及使中国免除战乱的最佳希望",但如果"现政府之权威发生可能的崩溃",美国在中国的长期利益便要求"保持与其它任何更有前途的领导集团进行合作的灵活性"。566月,国务院在一份政策报告中建议保证中国统一时,丝毫没有提及国民党或蒋;只是希望有"一个有力和稳定的政府"--一个将"保护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原则的政府".57在1947年初召回马歇尔后,华府全然放弃了对蒋和国民党的指望。由于欧洲是美国的首要考虑,(太平洋第二重要。)也是美国将投入其主要人力和财力的地区,中国在美国的全球援助次序表上充其量只占据一个第三的位置;事实上,到1947年5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把中国放在了应给予援助之国家的顺序表中相当低的地位"。58到1947年下半年,美国已决定将日本重建为美国在东亚势力的重要基地。从美国的角度来看,重建日本比起在中国实施干预,所需投入的资源将少得多,且显得有更多的成功把握。这样,日本便取代了中国成为美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之利益的柱石。

  美国在中国的调解没有赢得国共两党任何一方的好感。国民党指责华府毁坏了他们摧毁对手的最佳时机,而共产党则抨击美国表面上装作是中立的调停者,实际上却支援国民党。由于蒋追求以军事手段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因此丧失充当美国在东亚利益之支撑点的机会。他没有像美国人向他建议的那样,通过改革来巩固现有的地位及打击共产党;相反,他采取了一项使战后中国脆弱的社会结构分崩离析的策略,并为共产党夺取胜利打开了大门。蒋设想美国人将不会容忍共产党做他的继承者,但美国政策中并没有任何指示可真切地促使他相信:美国不会抛弃他的政权,即使代价大得难以承受。

  美国在中国的冒险事业,不仅未能达到利用国民政府来维护美国在东亚利益的目标,而且还疏远了共产党。美国没有能力正确地评估中共在战后世界的力量,也没能与他们建立缓和关系,削弱他们对苏联的依赖。这反映了一种判断失误和"在中国丧失了机会"。59从根本上来分析,美国的失败源于它没有能力跨越其目标与中国现状之间的差距。

  7.国民政府失败的原因

  评估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垮台这个重要事件的原因,历史学家责无旁贷。盖棺定论或许为时过早,还有待于更彻底地开放档案资料,但我们也许可以冒着过于简单化的风险来作一些尝试性的解释。国民政府倒台的最重要的近因是八年抗战,这场战争在军事上、财政上和精神上彻底消耗了国民政府的元气。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话,中国的局势也许就完全不同了。因此,上一章中已讨论过的许多抗战之灾难性影响,将继续在国共斗争中折磨国民政府。国民政府赢取抗战胜利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导致最终垮台的首个原因。

  7.1虚有其表的军事力量  虽然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国民政府军队在装备和训练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精良,但却是一支疲惫不堪的队伍。这支军队在抗战最后阶段已经显示出了疲倦的迹象,只是靠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对盟军即将胜利的憧憬勉力支撑着。日本的投降给了这些部队一种解脱感和一种完成使命的情绪,他们期盼着放马南山。对他们来说,再打一场内战的想法简直是讨厌至极。他们虽然奉命作战,但士气却很低落,体力也很虚弱。他们在1947年年中以前的可靠表现,只是代表着最终崩溃前的最后拼搏而已。

  相反,共产党却在抗战期间大大扩充了军事力量。抗战的结束也正是他们得到承认的时刻,他们现在生气勃勃、斗志昂扬,对前途充满信心。撇开意识形态不谈,国共两军斗志上的差距也影响了国共较量的结果。

  除了厌战问题之外,政府军队的战略也大有需要改进之处。蒋本可以集中兵力守卫长城以南的地区,但他却不听美国的建议,将大批部队派往东北,结果只是让其中的四十七万人惨遭屠杀或被俘。攻占延安并将逃亡的中共领导人追剿至战略意义并不重要的西北山区,是一项注定要失败的决策,为此又消耗了四十万军队。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指挥不当,再一次导致了无可挽回的兵员损失。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之间的短时期内,国民政府损失了一百多万部队;政府军队的锐气烧毁殆尽,余下的部队再也无力作战了。

  7.2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  急升的通货膨胀比厌战情绪和战略失误更具灾难性,这在抗战时期就已很猛烈,而到了战后则完全失控了。这种通货膨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滥发纸币,流通纸币从1937年1月的13亿元狂升到1948年年底时的245,589,990亿元,结果是在1945-1948年间,物价以每月30%的幅度递增。仅在1948年8月到1949年4月之间,纸币就增加了4,524倍,上海的物价指数则上扬了天文数字般的135,742倍。通货膨胀和财政失措毁坏了千百万中国人的生计,并彻底破坏了政府的信誉。人民大众不仅反对国民政府统治,甚至还期盼改朝换代,这是不足为怪的。

  7.3失却民心和政府威信  除了导致急剧通货膨胀的财政失职外,那些在战后返回日占区的国府官员的讨厌行为,也对国民政府的威信造成了永久性的损害。他们以征服者的姿态回来,轻蔑地对待沦陷区的民众,好像民众都曾是汉奸和叛徒似的。这些官员只是关心私利而接收敌产,却不理会在日占时期经受了那么多苦难的民众之疾苦。他们堂而皇之地与人民争利,垄断有利可图的商品和财产,公然拍卖救济物品以中饱私囊。最糟糕的是,他们强行以200:1的比率将华南和华中地区的日伪货币兑换成法币,而比较适当的兑换率应该是此比率的一半。60民众的存款和现金积蓄就这样突然骤减了,他们的直接反应是怨恨不已,尤其是因为几年前伪政权曾以2:1的比率强迫他们将手头的法币兑换成了伪币。这两次兑换竟以四百倍的比率将人民的现金积蓄沦为废纸一般!沦陷区的人民等待了八年,盼望国民政府统治的重返,但却遭遇了这样残酷的压榨和轻蔑的对待,以至于他们困惑地想象,在日本人统治之下生活,是不是还要更好一些。国府官员的不当行为造成的最终结果,是疏远了千百万受苦受难的人民。

  7.4美国调停和援助的失败  如果美国在抗战时期遵循另外一种方针的话,战后中国的事态发展可能就不一样了。首先,如果在战争头四年即1937-1941年间美国对华援助的力度更大一些的话,或可使国民政府的财政加强到在较早时期就遏制住通货膨胀的地步。如果能防患于未燃,那后来的失控状态也许压根儿就不会发生,这样就能避免最后的经济崩溃。其次,如果美国坚持那项通过中国大陆打击日本的初始战略,美国士兵将在中国的沿海省份登陆,从日军那里抢夺领土,再将收复的领土交给国民政府。但是,这项计划被抛弃了,原因是1943-1944年间盟军的战略发生了变化,提出要完全绕开了中国,从太平洋进攻日本。这项决策将国民党中国置于一种战略上无足轻重的地位,而当战争突然结束之时,国民政府对不期而来的和平之后果显得措手不及。

  除了这些可能发生的经济和军事考虑外,美国至少丧失了三次通过外交对中国发挥决定性影响的机会。第一,如果赫尔利在1945年8-10月毛泽东访问重庆期间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他或许就能说服蒋接受毛泽东提出的"临时协议",从而避免内战的直接爆发。这个大好机会却被毫不经意地放弃了。第二,马歇尔更强硬地"压迫"国府和蒋遵守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战事也可能被制止。第三,当1948年春国民政府处于大溃败之际,美国还有最后一次实施军事干预的机会,但它却没有选择这样做。回头看来,美国似乎由于失误而丧失了所有这些机会。

  7.5社会和经济改革的迟滞  除了上述这些直接原因造成国民党的垮台外,一个更加基本的原因,是当时极其需要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之持续迟滞。对改革的忽视或许部分是由国民政府无法控制的总体环境所致。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受到"新军阀"和派系政客的挑战,当日本侵略和共产党起义的威胁日益加剧而令国民政府焦头烂额之时,它还未解决好新军阀和派系问题。国民政府动员了它所能动员的全部能量、资源和技巧来规避一场与日本的战争,并对共产党发动了五次围剿。国府没有多少时间或意向来应付经济公平和社会改革等问题。这些问题虽然非常根本,却似乎并不太紧迫。不仅是民生主义原则--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从未得到实现,就连较为温和的将地租减至年产量37.5%的规定也从未兑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始终只是镜花水月而已。一当抗日战争爆发,军事就占据了最优先的位置,进一步把长期耽误了的社会改革降低到附属的地位。

  尽管有这些难以扭转的环境,但也可以确切地说,国民政府本身就缺乏发起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必要动机。南京政府以远离内地的沿海地区为根本,依靠海关关税和城市商业税来维持生计,因此对农村问题甚少关注。国民政府不理解农民,看不到解决农民困苦的紧迫性,对农民的疾苦也就漠不关心。讽刺的是,国民政府官员继续生活在儒家关于劳心者与劳力者之区别学说的阴影下,将农民鄙视为毫无生气、无足轻重的人,所以看不到农民大众的革命能力,因而也从未尝试去组织他们。恰恰就在这个被忽视的区域,毛泽东的天才得到了最高度、最成功的发挥。一块造屋者抛弃的石头变成了另一个人的房屋之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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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China '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1937-J945 (Cambridge,Mass.,1965).

  【注释:】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北京,1963年),第4卷,第1,157页.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19页;Jerome Ch'en,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1965),261。

  3 在东北苏军受命接受日本的投降。

  4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1页。毛泽东在1945年8月26日发布的通知。

  5《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4页;Tang Tsou,American's Failure in China,1941-50 (Chicago,1963),315-16。三十万枝步枪、138,000挺机枪和2,700门火炮等等。

  6《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1-54页。

  7 该会议后来叫做政治协商会议。

  8《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5-64页。

  9 据国民党国防部长称优势的比例为11比1。

  10 林彪在1960年回忆说:"国内和国外[指斯大林]的一些好心朋友......为我们担心",但毛主席正确地估计了形势,并将一切反动派当作"纸老虎"。参见TangTsou,326。

  11 对铁托的助手卡德尔(Eduard Kardelj)。

  12 此据"盟国间赔偿委员会"美方委员波利(Edwin Pauley)所作的估计。

  13 Chiang Kai-shek,Soviet Russia in China:A Summing at Seventy(New York,1957),232-33.

  14 根据1945年11月27日内阁会议上农业部长安德森(Clinton Anderson)的建议。

  15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133,605-7.

  16 采取了"统一军令"的委婉说法,即将中共武装编入国民党军队。

  17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141。但是,蒋非常怀疑共产党是否有将这个改编付诸实施的意愿。他对马歇尔称国共军队的合并是一项"与虎谋皮式的艰难任务"。Chiang Kai-shek,162.

  18 因其首领陈立夫和陈果夫而得名。

  19 Tang Tsou,425.

  20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212.

  21 同上注。

  22"Personal Statement by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President(Marshall),Jan.7,1947,"in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686-89.

  23 Tang Tsou,445.

  24 1947年6月时,美军的总兵力为925,163人。参见Tang Tsou,459。

  25《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4页;Jerome Ch'en,Mao,291-92。

  26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238;Jerome Ch'en,Mao,283-84.

  27 Jerome Ch'en,Mao,299-300.

  28 到1948年6月,中共部队达到了280万,而国民党则为362万。是年11月,中共军队实际上超过了国民党军:300万对290万.1949年6月,中共已取得了对国民党的绝对优势:400万对150万。参见Jerome Ch'en,Mao,374.

  29 国民党承认损失了30万人。

  30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335.巴尔将军是美军驻华顾问团的首领。

  31"淮海"是由淮河和陇海铁路合在一起而得名。

  32 杜聿明将军和黄维将军。

  33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64页。

  34 由聂荣臻将军统帅。

  35 邓宝珊。

  36 Jerome Ch'en,Mao,307.

  37 Tang Tsou,466,468.

  38 Tang Tsou,446,473,478.

  39 第一次是要求派遣一个美国顾问团;第二次是请求一项为期三年的三十亿美元援助计划,由蒋夫人亲自提出。

  40 哥伦比亚大学的佩弗(Nathaniel Peffer)教授。

  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7,Vol.VII,The East:China(Washington,D.C.,1972),855.

  42 同上注,854 。

  43 同上注,790。

  44 Cordell Hu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New York,1948),1,586-87.

  45 U.S.Congress,Senat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 Hearings,Morgenthau Diary(China),89th Congress,First Session(Washington,D.C.,1965).1,394.

  46 Walter Millis(ed.),The Forrestal Diaries(New York,1951),52.

  47 Harry Truman,Memoirs,Vol.I,Year of Decisions(Garden City,1955),551-52.

  4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l945.The Conference at Mailta and Yaita (Washington,D.C.,1955),353.

  49 Charles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imes Runs Out in CBI(Washington,D.C.,1959),337.

  50 John W. Dower."Occupied Japan and che American Lake;"in Edward Freeman and Mark Seldon (eds.),America's Asia(New York,1969),167.

  51 Morgenthau Diary,7.

  5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Conference at Cairo and Teheran,1943 (Washington,D.C.,1961),242.

  53 Morgenthau Diary,133:Joyce Kolko and Gabriel Kolko,The Limits of Power(New York,1972),554-55.

  54 Charles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Washington D.C.,1956),363-64.

  55 转引自Gabriel Kolko,The Politics of War:The World and United States poreign

  policy.1943-1945(New York,1968),535.

  56 Harry S.Truman,Memoirs,Vol.I,102-3.

  5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Conference of Berlin(The Potsdam Conference), 1945 (Washington,D.C.,1960),I,858.

  5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7,op.cit Vol.VII,853-54.

  59 Joseph,W.Esherick(ed).Lost Chance in China:The World War lI Dispatches of John S.Service(New York,1974).

  60 Shun-hsin Chou,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