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中日战争，1937-1945年
中国统一起来反对外来侵略的前景，令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极端分子担忧在大陆的扩张政策之前途。与1931年一样，急于在中国变得强大之前展开攻势的人，仍然是关东军中的少壮派军官。这些军官受轻而易举地征服东北、没有遭到国际制裁及法西斯和纳粹在欧洲崛起等因素的鼓励，急于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并在那里建立一个日本的大陆基地。在西安事变和中国采取统一战线政策后仅仅半年的时间，即1937年7月7日，这些军官就在距北平以西十英里的芦沟桥策划了一次事变，突然与中国驻军发生冲突。一当战事开始而所有和平解决的希望破灭，中国政府为了生存，痛下战斗到底的决心。日本人原本指望的一场征服华北的短期战争，转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一直延续到1945年。在不到半个世纪里爆发的这第二场中日战争1，对两个国家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导致了日本在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失败，也彻底消耗了中国国民政府的势力，同时又给了中共一个扩展军队和政党组织力量的机会，并最终夺取政权。
1.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兴起
虽然1937年的"中国事变"表面上是由关东军策划的一个地方事件，但实际上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有预谋的阴谋。这次事件令日本军方与文职政府之间，以及军方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一连串冲突达到了顶峰。自从关东军成功侵占东北以来，军国主义者就以牺牲文官政府为代价，一举跻身于国家政治。这些少壮派军官对军人不应干政的传统戒律置若罔闻，并公开抨击党派政治家不懂处理国务，从而降低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在沙文主义热情的刺激下，他们奚落官僚的无能和腐败，并言之凿凿地责难财阀们造成了经济萧条。这些少壮派军官自许为国家的救星，发誓要清除这些邪恶势力并开创一个"昭和维新"，在这个维新中，天皇将通过军队重新建立与农民和全体人民之间的直接关系。这个使命非常"神圣"，令少壮派成功地构建了一种形象，即不允许让任何事情损害军队的威望和地位。他们冷酷地追求权力，公开宣扬扩张，乐意诉诸谋反、阴谋、恐吓和暗杀等手段，这暗示了某种"非正常行为"。2确实，他们桀骜不驯的行为连讲究军纪的老派军官也难以容忍。然而少壮派很难被遏制，因为他们声称代表着人民的心声和日本的前途，还得到极端派政客和秘密会社的支持。在1932-1936年间，军国主义者始终在国家政治中稳步崛起，直到他们完全将文职政府驾空。这是现代日本的一段悲剧。
1.1 1932年的"五．一五政变" 军国主义者的迅速崛起，部分是通过政变和暗杀等残酷手段实现的。在1931年春两次流产的政变之后，少壮派采用了政治暗杀的手段，在1932年春，他们有效地清除了前藏相和日本银行总裁兼三井财阀领导。3随后，1932年5月15日，一帮陆海军军官进攻东京警察厅、银行和政党总部，成功地谋杀了犬养毅首相，此人反对在中国的军事行动，赞同以谈判解决事端。厚颜无耻的暗杀者公然藐视事件的后果，事后他们向警察自首。随后的审判变成了一个向公众散布谋反者之哲学的场合--通过消灭软弱的政客、腐败的官僚和自私的财阀来拯救国家。他们的论点激起了广泛的同情，以至于连起诉人和报纸都把谋反者当作是英雄而非暗杀者。自1918年起就存在的政党政府遭受了致命的打击，直到二战以后才能复元。
1.2 1936年的"二．二六政变" 尽管军队在反对文官统治上团结一致，但也存在着内部纷争。一些年长的、较有责任心的军官严守避开政治的传统律令，但许多人却变得满脑子政治，一心要干政。后一种人中有两个派别。一派是皇道派，由少壮派活跃分子、校级军官组成，首领是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和宪兵司令火田俊六。他们要求建立军事独裁、控制国家预算、扩充陆海军、基础工业国有化、在亚洲作领土扩张、在中国采取直接行动。另一派是统制派，成员是一些年纪较大的、更讲军纪的高级军官，如长田铁山将军、阿部信行将军，但奇怪地，东条英机将军也包括在内。他们也想采取坚定的对外政策，扩张日本在亚洲的霸权，但他们不赞成直接的和恐怖主义的方式，而倾向于通过合法手段和正当途径来取得成效。
军队内部的纷争造成了动荡和混乱。在1933年7月，一伙少壮派军官不满于斋藤首相无力推行皇道派所要求的改革，密谋杀死所有的内阁大臣和政党领袖。虽然这场疯狂的阴谋被及时发觉从而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但在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甚嚣尘上的环境中，四十四名被告却在1937年前逃脱了审判并在1941年获释放。不过，这场政变的失败还是使统制派得以在权力斗争中占了上风。荒木将军的陆军大臣职务由林铣十郎将军接替。为了缓解两派之间的水火之势，1935年7月，林铣十郎起用一位比较温和讲理的军官渡边重太郎中将替代真崎将军担任了教育总监。这次改组的策划人是统制派的永田将军，他春风得意的时光只持续了一个月--1935年8月12日，一个少壮派激进分子相泽三郎中校将他刺杀了。可是，对这个刺杀者的死刑判决根本没能挫伤少壮派军官的狂热情绪。当1936年1月大藏相削减了军队预算之时，他们决定再次行动。
2月26日，一帮少壮派军官和1,400名士兵由安藤哲郎上校率领，夺取了对东京中枢要地的控制，占领了国会议事堂、警察厅和陆军省。他们袭击首相官邸，误杀了首相的内弟。其它被杀者包括一位前首相4、大藏相5和教育总监。6直到忠于政府的军队包围了兵变者并宣读了天皇命他们返回军营的圣旨之后，政变才得到了控制。随后的审判处决了十三名少壮派军官，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被判处监禁。
随着1936年3月冈田上将辞去首相之职，广田弘毅接管了政府权柄。他自1933年秋起就担任外相，并以其与极端分子过从甚密及支持对中国侵略的政策而著称。在军国主义者的支持下，他承诺要"革新"政府，并任命了许多军队认可的人进入内阁。7
1.3广田弘毅的对华政策 广田弘毅的政策旨在使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分离开来，以便压迫中国屈服。在华北的日本人策动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和山东五省的自治运动，并于1935年12月建立了一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中国政府则成立了总部设在北平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以作制衡。但是，随着日本浪人、朝鲜人和台湾人公然从事大规模的白银和毒品走私，摩擦不断加剧。显然，华北正开始显得像第二个东北。
中国民众要求抵抗日本的呼声日益高涨，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成功地削减了三分之二的贸易。广田为满足民政党占优势的国会之愿望，在1936年夏开始与中国谈判，建议：(1)取缔中国的排日活动；(2)承认日本在华北的特殊地位；(3)中日联合防共，特别是在外蒙古地区；(4)中日经济合作；(5)日本向中国政府各部门派驻顾问。这些条件，尤其是带有1915年"二十一条"味道的最后一条，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中国提出反建议：(1)终止日本人、朝鲜人和台湾人的走私；(2)日本军队从冀察两省撤离；(3)压制日本人策动的自治运动。谈判于1936年12月破裂。
在国际上，广田采纳一项朝向孤立苏联、准备对美英开战及与德意合作的政策。日本在1936年与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议，一年后又与意大利签订了同样的协议，越来越走近战争的边缘。
广田政府在1936年12月倒台，次年2月林铣十郎将军出任首相。新任外相佐藤尚武建议通过恢复经济关系，并在一些次要争端上达成初步协定来争取与中国和解；但华北仍将保持为一个特殊地区。此时中国已经形成了统一战线，无意作进一步的妥协。四个月后林铣内阁垮台；以近卫文\xFCO公爵为首的继任内阁完全受军队的左右。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鼓吹对中国使用武力。虽然他的想法遭东京拒绝，但驻华北的日本军队决定自行其是，在1937年7月7日挑起了冲突。
2.不宣而战，1937年
根据1901年《辛丑条约》关于允许外国签字国在北平(北京)到渤海湾之间驻扎军队的条款，驻华北日军于1937年7月初在北平郊外芦沟桥附近举行了一场实战演习。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在7月7日午夜前进入附近的宛平县城进行搜查。在遭当地中国驻军--宋哲元将军麾下的第二十九军--拒绝后，日军轰击了宛平城，并于7月8日凌晨4：30占领了该城，这样就挑起了两国之间的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
战衅一起，来自东北和日本本岛的日军增援部队便拥至华北，占领了北平周边的所有战略要点。显然，芦沟桥事件只不过是一个更大图谋的开端而已。已投身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南京政府决定抗战。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牯岭召开的一次暑期会议上，蒋中正果断宣布，到最后关头时，中国别无选择，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自1931年起一直被推延的抗战终于具备了内众力和意义。中国人民和各个党派--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团等等--都热忱地宣誓支持抗战。
虽然中国准备进行一场持久战，日本却不想陷入亚洲大陆的泥潭；在参谋本部的心目中苏联仍然是主要敌人。日本企图速战速决夺取华北及迫使南京同意经济合作。日本军方藐视中国作全面抗战的能力和意志，许诺要在三个月内解决中国问题。从严格的军事角度来看，他们的预言似乎是很正确的。
现代化的日本军队显然远胜于中国军队。在予二十九军以重创之后，日军在7月下旬作好了进攻北平的准备。为保卫这个古代文化珍宝名城而作任何有效的抵抗，无疑会给珍贵无价的历史遗产和艺术品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害。国民政府决定让北平免遭这样的可怕命运，于是在7月28日下令军队撤离该城。两天后天津也沦陷了。
8月13日，日军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开辟了第二条战线，以图摧毁中国进行战争的经济能力。出乎意料的是，蒋在那里投入了最精良的德式训练的部队--第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该部相当成功地阻挡了敌军的推进达三个月之久。但日军迂回包抄中国守军的计谋最终得逞，引起了中国军队防线意想不到的迅速瓦解。通往南京的道路暴露无遗，敌军迅速向中国首都的大门推进。
蒋将首都迁至四川重庆，那里崎岖的地形、陡峭的峡谷和湍急的长江使它几乎不可能被敌人突破。蒋自己作为中国军队统帅留在战略重镇武汉指挥作战，而学校、工厂和沦陷区的其它设施则被敦促迁至内地。西南成为了一个新的抗战基地，破毁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梦想。
南京沦陷后发生了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约有十万平民遇难，同时还有难以计算的妇女受辱。这个后来被称为"南京大屠杀"的事件是如此臭名昭著，以致连日本军国主义者也向国内公众隐瞒了真相。当真相最终在战后的东京国际战犯法庭揭露出来后，日本人民都为这种暴行感到羞耻不已。
在攻陷南京后，日军主力向北进取重要的交通枢纽徐州。但在徐州附近的台儿庄，1938年3月底到4月初，他们遇到了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伤亡达三万人之众。这是自南京沦陷后中国方面的第一个大捷，但中国军队最终在5月19日不得不撤出了徐州。稍后，在6月份，中国人炸毁了黄河岸堤以阻挡敌军的推进。
接下来的会战在蒋的行辕所在地武汉展开，日军十二个师团从长江和淮河沿线两个方向合击该地。经过四个半月大小数百次战斗，武汉最终在1938年12月25日弃守。武汉的丢失加上10月21日广州的陷落，把一些不坚定的国民党领导人推到了绝望沮丧的地步，但蒋一如他宣誓的那样坚持抵抗。
武汉的失陷标志着持续十六个月的战争第一阶段之结束。在这一阶段，中国以空间换取时间，将敌人引入了内陆。日军深深陷入中国腹地的泥潭，再也无法自拔。
国际制裁姗姗来迟，因为欧洲本身受着纳粹和法西斯的威胁，而美国则还严守其中立。然而，无论形势如何，日本人却不能立即赢得战争。东京听凭自己陷入僵局，采取了靠傀儡政府帮助来维持占领区的政策。1937年10月29日，在察哈尔和绥远建立了一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内蒙古的德王为前台的统治者。12月14日，另一个傀儡"临时政府"在北平建立，以王克敏为前台人物，管辖河北、察哈尔、绥远、河南和山东五个北方省份。1938年3月28日，第三个傀儡政府在南京成立，以梁鸿志为形式上的首领，管辖江苏、浙江和安徽华东三省。但这三个首领都没有获取统一所需的全国性威望；因此日本人加紧寻找一个名望更大的人物。
3.汪精卫的和平运动
1938年11月3日，为纪念明治天皇的生辰，日本首相近卫亲王宣布了一项"亚洲新秩序"声明，其基本的六个原则如下：(1)东亚的永久和平；(2)善邻友好和国际正义；(3)联合防共；(4)经济合作；(5)创建新文化；(6)世界和平。这是一种日本式的"门罗宣言"(Monroe Doctrine)，显示了日本人由来已久的统治亚洲的渴望，这种渴望曾体现在十六世纪后期丰臣秀吉征讨朝鲜和中国的战役中，也反映于二十世纪初日本领袖们的泛亚主义思想中，更表现在1927年所谓的"田中奏折"中。
对于那些因看不到胜利或和平的前景、因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生活日益困苦而沮丧不已的中国政客们来说，近卫的声明似乎提供了迅速解决事端的一缕希望。汪精卫与其它一些人一样，觉得日本的想法很有吸引力。他于1938年12月18日飞离重庆，前往河内开展一场和平运动。四天以后，近卫宣称日本决定摧毁国民政府，在以下几个条件的基础上与一个"新的"中国政权调整中日关系：(1)亲善友好：日本将不仅不提任何领土或赔偿的要求，而且将把所有的割让地和租借地交还给中国，并废除治外法权；(2)按照轴心国之间反共产国际协议之同样的精神共同防共；(3)经济合作，日本一方决无垄断中国经济的意图。
汪精卫敦促重庆政府接受这些条件为和谈的基础。蒋干脆利落地否决了这个主意，并劝说国民党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随后汪精卫与日本签订了八项协议，包括承认满洲国及允许日本在中国驻军以便于联合防共。协议的其它方面，包括承认日本根据一项"经济合作"协议控制中国的自然资源，以及日本有权在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事务中指派顾问。
1940年3月，在日本的卵翼之下，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一个五院制的政府，该政府吸纳了北平和南京原有的傀儡政权。这个政权得到了"满洲国"、三个轴心国及其仆从国8的承认，但主要的西方国家都不承认。
人们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汪精卫这个孙中山的亲密信徒及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内的第二号人物，为什么会不顾声誉叛变投敌最重要的原因似乎是，他在失败主义的驱使下认定中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在彻底失败之前以谈判实现和平将更为现实。第二，他曾与蒋进行过权力斗争，因此认为蒋篡夺了他作为孙中山接班人的位置。第三，他关心日占区人民的利益。他的主要助手周佛海则提供了第四种饶有趣味的解释，周佛海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狡猾地辩解说，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不会损害中国；如果蒋打赢了这场战争，汪精卫与日本的协定将自然被取消；而如果蒋不能赢得战争，那他将来与日本达成的和约，就不可能超过由汪精卫取得的条件。处心积虑地博取同情的周佛海接着提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汪精卫没有站出来负责，谁会来照料沦陷区的芸芸众生人们或许会推测，汪精卫在失败主义和对蒋的嫉妒之驱动下，决定充当凶残的日本征服者与无助的中国百姓之间的缓冲物。也许他真的相信自己的和平使命从长期来看不会伤害中国，而在短期内又可实实在在地减少大量的苦难。他的真实动机究竟如何也许永远不得而知，因为他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几个月就死掉了。虽然他逃脱了公审的下场，但他的高级同僚却在战后很快被当作卖国贼枪决了。
4.国民党的抗战建国计划
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党内和政府内发生了一些重要的进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是，1938年4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及该大会通过的四项重要决议：(1)设立新的总裁职位为党的领袖，以蒋中正为首任总裁；(2)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把青年训练成抗战建国的基本力量；(3)设立国民参政会取代全国国防参议委员会，以作为战时国家最高民意机构；(4)通过"抗战建国纲领"。
在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之后，国民参政会成立，容纳了持各种政治见解的成员，包括毛泽东和其它一些共产党领导人。成立大会于1938年7月7日到15日在武汉召开，共有162名代表与会，他们庄严宣誓，所有中国人，无论其党派、宗教、信仰和职业如何，都有责任支援抗战直到赢得最后胜利。
中国在抵抗日本的斗争中联合了起来，但在这全民团结的激昂表象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裂痕和不和谐的种子，在涉及共产党问题时尤其如此。
5.统一战线及其衰败
在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即1937年9月22日，中共就发表了一个题为"共赴国难"的宣言，解释它在战时的立场：
1．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中共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2．中共将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3．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4．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9
蒋欢迎共产党的誓言，表示希望中共通过对抗战和国民革命事业的实际贡献来证明其忠诚。三万名红军被改编为第八路军--后更名为第十八集团军--由朱德和彭德怀统率。该部被派往山西北部抵抗日军。稍后，在1937年12月，共产党在长江以南的队伍被整编为新四军，由叶挺和项英统率，全军一万人。如前所述，国共合作的又一个象征，是毛泽东和其它共产党领导人在1938年被选人国民参政会。这样，两党在日本侵略面前再一次合作了。
然而，如同前一次1923-1927年间的联盟一样，这一次的联盟也是命运悲惨。从一开始，共产党就把它看作是一种纯粹为了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避免国民党的进攻并在抗战期间积蓄力量的手段而已。为了不使党内的任何成员误解这些秘密的目标，毛泽东告诫干部要充分利用抗日战争的时机壮大自身。他说："我们确定的政策应当是百分之七十作扩张，百分之二十对付国民党，百分之十抗日。"10干部们被要求根据这个原则相机行事，即使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络时也应如此。毛泽东非常清楚地表明，与国民党的暂时合作并不是背叛原则，也不是向敌人投降，而是进行休整及为将来保存革命力量的一种现实手段。他向追随者们重申，将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及以边区政府来替代苏维埃政权是换汤不换药。总之，与国民党的合作给中共提供了一个机会作休整扩充，并采用新的方式来替代业已证明不很成功的老方式。
既然要充分利用统一战线，毛泽东便设计了一套分三步走的策略：第一步，与国民党妥协以求保护中共的存在；第二步，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第三步，向华中渗透，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以便发起反攻，夺取国家的最高权力。
依照这些解释，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共产党专意做自我发展和扩张、努力完成招募"百万红色战士和百万党员"的目标了。111939年3月，共产党创建了他们自己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后来又建立了晋察冀绥边区政府。国共两党军队之间的摩擦开始越来越频繁发生。
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给国共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火上加油。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随后1941年4月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除去了统一战线的学说基础和权宜之利。国共冲突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新四军驻扎的鲁西地区和江苏，局势尤为严峻。1941年1月5日，新四军与国民党第四十师之间发生了一场大规模冲突，致使政府在1月17日决定解散新四军，并拘捕该军军长送交军事法庭。中共立即任命了另一位军长12并报之以将新四军的规模扩充至七个师。这次"新四军事件"(皖南事变)几乎毁坏了统一战线，国民参政会中的中共代表拒绝出席该会会议。1943年3月两党重开谈判，但终因共产党要求获得四个军十二个师的正式编制而归于破裂。到1943年年底，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离开了重庆。
在此后的抗战岁月里，国共冲突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虽然蒋一再宣称中共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因而应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13但他却派遣一大部分最精良的部队封锁了西北的共产党地区，其意图是--当对日战争结束后爆发内战即动用这部分部队。共产党方面也不停地扩充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在根据地实施一些意义深远的纲领，为未来的对抗作准备。
6.延安经验与外国的观察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为毛泽东和中共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时间，整顿政党和军队，组织民众，创设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毛泽东正处在创造力的顶峰时期，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形势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特殊要求巧妙地结合了起来。所以，延安经验对于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来说就具有创新的意义；正是在延安经验中种下了毛泽东最后胜利的种子。
延安道路的核心是完善群众路线和在农村加强革命的民族主义，这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两大支柱。14当然，这些思想在江西时期就已先行发展，15但由于来自外部的国民党之不断进攻和来自内部的党内之不断倾轧，因此未能得到充分的表达。李立三、王明和博古等莫斯科培养的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毛泽东的政策，鼓吹倾向城市的苏联模式之无产阶级革命。现在，在延安，毛泽东已解决了外来进攻和内部纷争，因此得以推行他自己的战略及发挥他自己的工作方法。这些战略与工作方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特色标志。
根据他的群众路线方法，毛泽东热忱地关注农民的需要，开展土地改革和减租减息，促使农民全面地参与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组织。确实，陕西和边区的贫瘠刺激而非阻碍了"农民激进主义"的诞生，16而抗日战争则给予了革命的民族主义以新的动力。因此延安时期乃是一个最终夺取政权的壮大和准备时期。
为了动员起缺乏经验的农民阶层，毛泽东在乡级以下创立了贫农团和农会，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分地运动。农民直接参加针对农村贫穷和压迫等地方问题的群众性社会政治动员，不仅加强了阶级意识，也迫使他们驱走传统的怯懦心理。此外，在1937-1941年，所有16岁或以上的农民，都通过不记名投票的平等直接普选机制，加入了政治活动的潮流。毛泽东认为"所有人都能超越阶级、经验和思想的界限，创造性地参加建设一个新的中国。"17他还阐述了"三三制"，该项制度将参加边区政府和参议会的中共党员限制到三分之一，将其余三分之二的席位让给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及其它人士。至少在表面上，统一战线政策给边区一种民主的色彩。
6.1生产自给运动 根据合作和参与的原则，延安时期发起了六场大的运动；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日后政策的许多主要特征。
1．采纳了"精兵简政"原则，精减军队和政府机关。
2．推广"下乡"运动，使知识分子及党员干部与工农相结合。
3．在不搞土改的地方实行减租减息，减少额度在25%到40%之间，以便使地租不超过田地年产量的三分之一。
4．推行互助合作运动，改组乡村经济。
5．推行"组织性经济"，使各个组织和干部参加经营和体力劳动。
6．开展新式的教育运动，促使农业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改造18.
这样，在政治、经济、战争和革命各方面开展的群众路线方法，在领导人和人民之间锻造了一条紧密的纽带，成为延安经验的核心。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花了很多时间就党和国家面临的问题及奠定最终胜利之基础的策略进行思考、理论化和写作。年届40多岁的他精力极其旺盛，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经常熬夜到凌晨时分。1938年他曾几乎没有间断地工作九天九夜写就了《论持久战》一文，当脱稿时他已筋疲力尽。这段时间里他写的其它许多重要的著作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1937年9月)、《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l0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论持久战》(1938年5月)和《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他撰写的论着有200页是关于战略方面，165页关于政治，55页关于哲学。19此后，他还撰写了许多其它著名的作品，包括：《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和《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10月)。1949年7月他写了另一部重要的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
这个拥有自己的领土、政府、纪律严明的政党和军队，以及卓越的领导层的"另一个中国"之存在，吸引了外国人的好奇心，他们想亲眼一睹这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到底与国统区有什么不同。结果，一些外国来访者进入到中共控制的地区，并报道了他们的发现。
6.2外国观察家 1936年7月，斯诺(Edgar Snow)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进入共区。此前他曾把中国的共产主义描述成一种"农村共产主义"，但在他访问了延安并与毛泽东交谈后，他把中国共产党抬高到了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地位。斯诺批驳了所谓中共不过是从属于莫斯科之傀儡的看法，断言中国人已发展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他的《西行漫记》是一部经典性的新闻体著作，它曾对美国大众关于红色中国的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这部书中，斯诺把共产党人描述成俭朴的爱国者，而国民党人则是腐败的不可信赖者。他的妻子在比较国共两党时则更为坦率。她曾于1937年访问了延安，并把这次旅行说成是"一次发现了......一种新的精神和一群新的人类的旅行，这些人正在地球上最古老、变化最小的文明之心脏地带创建一个新世界。"在她看来，中国共产党人是一种"新型的"中国人，
他们"极富人悄味"--这种性格特征"深深地"感染了她。20她甚至说中国共产党人看起来"更像我们(美国人)。"他们正"通过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观念架起一座通向西方世界的桥梁，并试图成为他们自己时代的主人"。她赞扬中共努力"摧毁封建主义及建立一个现代社会"，并断言称中国共产党人"属于同我自己一样的那类人。"21
大多数外国记者都怀有对国民党反感和对中共倾心的感觉，只有一个天主教神甫比较明显地例外。22虽然这些来访者中有些人抱有偏爱红色中国的先人为主的概念，但总体来说，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政治信念。共产党人的活力、希望、诚实及对大众的关心，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恩来把国民党的"封建中国"与共产党的"民主中国"作了区分。美联社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斯坦恩把重庆称为"哀怨之城"和"一场噩梦"。从延安飞往重庆犹如"从中国的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23《时代生活》(Time-Life)的白修德描述延安人比中国其它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强壮健康"，而合众社和《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福尔曼则在1943年认为红军战士"大约是我所曾见过的营养最好的部队"。24
用作比较的标准不是共产党中国与美国，而是重庆和延安。前者代表着"旧中国"--死气沉沉、颓废衰微、自私自利、逆来顺受、对普通百姓漠不关心、贫穷落后、不讲人道，任人唯亲，而后者则代表"新中国"--满怀希望、朝气蓬勃、效率卓著、斗志昂扬、纲纪严明、热情洋溢。斯诺称--颗红星正在中国上空冉冉升起，而白修德则认为国民政府正因其行为不当而失去天命，因其道德沦丧和滥施暴政而腐朽枯萎。虽然白修德"不信任共产党的用心，也不希望看到中国被淹没在红色浪潮中"，但他还是认为国民党"颓废衰微"而共产党则"生气勃勃"--"相形之下"后者"光芒四射"。25
美国记者们出于偏向穷人敌视富人的态度而觉得共产党人是一些比国民党人"更好的"或"不那么坏的"人。这些记者来自一个习惯于憧憬社会改良和民主进步等理想的社会，故他们期待着人民大众的福利和智力能有不断升级的改善。因此，与中共的价值观相比，国民党的传统价值观不太适合他们的品味，而中共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乐观主义和乌托邦式的唯物主义则与他们产生了某种共鸣。26在记者的报道中，中国共产党人显得像是"超人"，犹如"穿草鞋的勇士"一般；他们与中共的相遇被说成是"令人诚服的"，而他们与国民党的相遇则是"令人讨厌的"。27
根据外国来访者对边区的观察，他们对这里实行的"三三制"、选举程序、民众之参与政治进程，以及公民权的扩大等事物的印象极为深刻，以致他们认定红色中国称得上是"一种民主制度"。28他们描述中国共产党人是"社会改革家和爱国者"或"农民改革家"，实行着"代议制民主"、"农村或农民民主"或一种"有效的大众民主"。中国共产党人乃"农村改革家"及有别于俄国共产党的神话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变得非常普遍。
回顾历史，人们会倾向于认为，这些外国报道者是一些新闻记者，他们写下所见所闻，而不像训练有素的政治学家们那样，有能力去精确地把握中共的理论本质和最终目标。这些记者们没有能力在民主的手段和中共的目的之间作出区分，也没能意识到统一战线政策只是推延了而非抛弃了夺取政权和世界革命的根本原则。29
如同人们意料的那样，蒋中正叱责这些报道"不公正......带有偏见"。30毛泽东也驳斥有关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他向外国记者澄清说中共"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是支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者。斯诺据此报道称中共的改良主义倾向"仅仅是一个非常暂时的事务"，其最终目标仍然是建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的真正彻底的社会主义国家"。31但尽管有毛泽东的抗议和斯诺的报道，那种中国共产党是"农村改革家"的形像还是无法从美国人的心目中消除。
外国观察家自然对俄国与中国共产党之联系的问题感兴趣，但他们只发现1937-1938年间有一个塔斯社记者在山西，1944年夏有三名俄国人在延安：两人是塔斯社记者，一人是外科医生，全都是经国民政府的准许到那里去的。西方记者很满意地看到那里没有什么苏俄援助中国共产党的迹象。确实，毛泽东在1945年4月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称，中国的制度必须根据中国的历史来建立，正如俄国的制度是根据俄国历史建立起来一样。32
6.3迪克西使团 经蒋中正批准进入共区的第一位美国军官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卡尔逊(Evans F．Cadson)，此人曾于1927-1928年及1933-1935年间在中国担任过情报官。他是在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被派来考察中共的军事行动，并且颇为同情地把中共武装与美国革命战争时的民兵相提并论，赞扬他们的"道德教训"做法，在他看来，这种做法意味着较高的政治觉悟、道德行为和官兵之间更加民主的情谊。他关于中共军队与人民之间紧密相连和"有机结合"的报告同样地充满热情："八路军和人民如鱼得水".33
1943年初，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将军(见下节)的政治顾问戴维斯(John P．Davies)建议派遣一个美国军事观察团前往中共控制区，但这个建议没有被史迪威采纳。戴维斯在1943年6月24日和1944年1月15日再次向史迪威和国务院递呈了他的建议；他指出中共军队是华北地区最有凝众力、纪律最严明也最有进取心的抗日部队，而华北也正是未来苏联参战时苏军最有可能进入的地区。向延安派遣一个美国使团可以搜集军事情报、判断苏联的意图，或许还可以消除俄国对中共的影响力。34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总统虽然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但由于蒋的反对，他将这件事搁置了起来。美国国务院外交官谢伟思(John s．Service)作了另一项提议，他报告说中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下中国境内最有活力的力量，建议华盛顿应利用中共来平衡苏联在中国和东亚的影响。最后，在1944年6月23日，罗斯福获得蒋中正同意，派一个军事观察团前往延安。35
第一支美国派遣队于7月22日抵达中共的首都，第二支则在8月7日到达。这个团队被称为"迪克西使团"，共有十八名成员，带队的是包瑞德(David D．Barrett)上校，他曾是一名汉语教官和派驻北京的武官。使团的主要目的成了"了解这些人"，"判断他们未来如果装备美式器械将具备的作战潜能"，评估"(中国)共产党对战争的潜在贡献"。36
包瑞德发现"(中共的)训练方法基本上是程序化的，按我们的标准来看没有多大价值。"他得出结论说"他们是一些出色的游击战士，但就大规模作战而言......他们决无能力与强大的日军硬碰硬地较量并打正规战。"37
中共领袖们亲切地接待了迪克西使团，并于1944年8月底，谢伟思对毛泽东主席作了那次被长期压住的著名采访。毛泽东宣称他希望避免内战，但只有当美国人能够实施干预以迫使蒋中正接受妥协时才有可能。这样的干预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有美国的援助，国民党是无法用武力压服中共的。内战"在所难免但也不一定要爆发"，这最终要由美国人来决定。毛泽东又补充说，无论怎样，美国自己先得将中国从日本解放出来，而在这一点上，他的军队之支持是至关重要的。战争的影响将在军事上以及在战后时期限制苏联的帮助。38华府阅读了谢伟思的报告，但置之不理。美国继续扶持蒋作为中国合法政府的首脑，同时希望他能革新他的政权以求挫败中共。不过，美国希望在可能的条件下将中共的部队融合进对日本的战争。
戴维斯和谢伟思确信蒋消灭不了共产党，极有可能的是共产党打垮了他，除非国民党实行激烈的改革。1944年11月初，接替谢伟思在延安的戴维斯得出结论，"共产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由蒋掌握，而是掌握在共产党手里。"39戴维斯和谢伟思确信支援中共比支持国民党意义更大。他们考虑了各种选择，包括利用中共的民族主义特征尽可能地把中共与俄国人分隔开来。但在最后，他们相信蒋不会改革他的政权，而他们也担心美国会把蒋一脚踢开。戴维斯向华盛顿建议"我们现在不应该抛弃蒋介石。在目前时刻这样做，我们将得不偿失。"40
在这种模棱两可的背景下，美国驻华人员考虑暗中与中共建立关系，尽管蒋的反对是众所周知的。在延安的军方使团把共区称作是"一个不同的国家"，延安是"中国最现代的地方"。美国人一再注意到中共的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在1944年秋，他们就预见到中共非常有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就连那位以亲国民党立场著称的罗斯福总统驻华特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也在1944年11月访问延安后评价说，中共是"中国唯一真正的民主分子"，他们"事实上不是共产党；他们正在为民主原则而奋斗。"高斯(Clarence Gauss)大使也认为他们可能赢得最后胜利；高斯主张"退出中国政局，听凭它(国民政府)垮台，自行了结"。41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将军的一些参谋人员与战略情报局合作，决定向中共建议一项武装两万五千名游击队和更多民兵的计划。美国特种部队将前来训练这批人，并率领他们进攻一些由魏德迈选定的战略要点，所有中共军队将与魏德迈将军合作。但是，美国驻华情报机关中最保守、与国民党秘密警察渊源也最深的美国海军情报局将这一消息透露给了蒋。魏德迈和赫尔利都声称对这一计划的拟议一无所知而委过于包瑞德，包瑞德因此被剥夺了晋升准将的机会及被迫承受许多其它的屈辱。42
延安的经验在中共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就内部而言，它根据群众路线创立了一套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同时毛泽东创造性地为他的革命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就外部而言，它吸引了一个美国军事观察团、一些美国国务院外交官和一个美国总统特使前来访问，另外还有大批外国记者前来采访。它实际上取得了一种半国际承认的地位。到1945年，延安控制着十八块根据地，共有一百万平方公里，约一亿人口。它拥有一百万党员和相同数量的武装力量。毛泽东事实上建立了与国民政府争夺国家最高政权的另一个中国。按一位著名历史学家的观点，毛泽东的政策中，没有哪一项比"在抗战环境下的第二次统战政策"更有益于他的最后胜利。43
7.战时外交与美国卷入中国事务
从1937年7月战争爆发到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中国都是独自进行抗战。尽管它从西方国家那里得到了同情、道义支持和一些小笔贷款，但唯一给予中国实际援助的国家是苏联。由于中国的战争，苏联直接免除了来自日本的压力，所以在1937年8月主动与中国签订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向中国派来了一些"志愿"飞行员，并三次向中国提供了总额达2.5亿美元--1937年和1938年各5,000万，1939年1.5亿--的3%低息贷款。到1939年年底，苏联已提供了一千架飞机，派遣了大约两千名飞行员和五百名军事顾问。事实上，苏联的一些最优秀的军事专家都参与了援华项目。44
同一时期西方的援助少得可怜--这是由于美国的孤立主义和欧洲的动荡局势所致。西方的援助总共才2.635亿美元--刚刚超过俄国的2．5亿--其中美国提供了1.亿美元用于购买非军需品、5,000万美元用于稳定货币，而英国和法国则分别提供了微不足道的7,850万美元和1,500万美元。不过，美国在1937年战争爆发前后购买的中国白银达3.5亿盎司，价值2.52亿美元，这间接地帮助缓解了沉重的军费负担。然而，荒谬的是，在1939年7月日美商务条约终止之前，美国事日本丝绸的大买主及石油、废铁和汽车零部件的主要供应者；它还满足了日本对金属、棉花和纸浆总需求的将近40%。45毫无疑问，日本与美国市场的关系，直接和间接地支持了它在中国的战争行动。
但是，1939年9月欧洲爆发战争，极大地改变了外来援助的格局。俄国的援助不断减少，直到最后竟至断绝，而英国和法国也缩了回去，以免开罪日本。在日本的压力之下，法国在1940年6月中断了越南至云南的铁路运营，一个月后英国也关闭了滇缅公路，从而完全把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离了开来。这种局势，因美国随日美关系的恶化逐渐加大对华援助的力度而稍有改善。1941年3月，罗斯福总统将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虽然在1941年对华租借的总额只有2,600万美元，只占租借给所有国家之总额的1.7%，但这毕竟代表了一个重要的开端。此外，美国和英国的其它一些贷款期限也获得了延长，以帮助稳定中国的货币和外汇汇率。
袭击珍珠港改变了中国战争的性质，也改变了外来援助的结构。英美对日宣战和中国对轴心国的宣战，使亚洲的战争成为一场世界规模的反侵略和反独裁斗争之组成部分。同盟国成立了中--缅--印战区，以蒋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自1942年1月5日开始生效。早年曾在北平当过语言教官的史迪威将军被派到重庆担任蒋的参谋长。而且，自1941年8月起就一直在昆明参战的一批美国"志愿者"飞行员--飞虎队--在1942年7月4日并入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以陈纳德(Claire L. Chennault)将军为司令。46从此时起，美国的援助大幅度增加。从1942年到1945年战争结束，美国对中国的贷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5亿美元。租借法援助也相应地增加到13亿美元，加上1941年的2,600万美元和1946年的2.1亿美元，租借总额高达15.4亿美元，占对各国租借总额的3%。
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相继攻占了香港、新加坡、缅甸和菲律宾。盟军黯然失色的表现与中国的长期抗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的抗战现在赢得了西方新的尊重。国防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对罗斯福称"中国人已经作的和正在作的对侵略之卓越抵抗，以及他们对共同事业的贡献，值得我们给予所能给予的最充分的支持。"华盛顿不仅向中国提供了一笔3亿美元的贷款，用于货币稳定，而且还说服伦敦在1943年1月11日发表一项联合声明，宣布废除过去一个世纪里的一切不平等对华条约。此外，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还决心不顾英国和苏联的反对，让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英国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不喜欢让中国人在太平洋到处奔跑"，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V．Molotov)则坚持中国在欧洲根本没有权利可言。最后这两国都听从了美国的劝说，接纳中国为1943年11月1日莫斯科宣言的签字国之一。这个重要文件是四大国所作的一个不间断地进行战争直到赢得最后胜利的誓言；它特别否认了任何与敌国签订单独和约的意图。47
7.1 1943年的开罗会议 罗斯福喜欢与世界领导人会晤，并就战争目标和未来和平方案做出重大决定。同样，各国领导人也急于同他会晤，以便保证得到美国更强有力的援助。在这样的环境下，罗斯福很想与蒋中正和斯大林面谈，但中国领导人蒋中正却不太愿意同这位俄国领袖照面，因为1941年的日苏中立协议及据称的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之支援令他怨恨。蒋请求首先获得单独会见美国总统的机会，如果不能安排这个会晤的话，那他宁可推延会见。于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安排了两次会议，在开罗会见蒋及在德克兰(Teheran)会见斯大林。
在同盟国的大战略上，欧洲位居第一，太平洋其次，中国居第三。丘吉尔担心美国总统对中国的偏爱，而可能对蒋作出过分的承诺，从而使欧洲的战争受损，故他请求首先与罗斯福举行预备性的会谈。但罗斯福害怕这样一个举动会引起中国和俄国的怀疑，便径直前赴开罗。蒋与罗斯福举行了长时间亲切的会谈，由毕业于韦尔斯利女校、英文非常好的蒋夫人充任翻译，但这却令丘吉尔恼悔不已，他评价说："英方与美方人员的会谈令人苦恼地被中国的事情搅乱了......总统......很快就关起门来与(蒋)委员长长谈。劝使蒋及其夫人去参观金字塔放松放松自己，直到我们从德克兰返回的一切希望，都付诸东流了，结果，原本在开罗最次要的中国事务，竞占据了首要位置。"48蒋要求立即收回所有失地的请求，获得了罗斯福的赞同，并随后得到了丘吉尔和斯大林的认可。总统进而同意增加飞越驼峰(喜马拉雅山)供应中国的运输航次，执行对日本的远程轰炸，给予中国在未来的联合国组织中较高地位。罗斯福总统感到，通过给予中国体面的奖赏，中国会加强对敌作战。
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第一次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全部归还中国被日本抢去的失地，归还日本在本土以外的领地，即萨哈林岛和库页岛归还给苏联、一些日本在太平洋的托管地交给美国。美国总统在向美国人民发布的圣诞贺词中，热情地宣布："今天，我们与中华民国在深厚友谊及共同目标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站在了一起。"49
7.2史迪威危机 中美关系内部的一个危机，是蒋中正的美方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性格。绰号为"醋约瑟"的史迪威倔强固执，缺乏他的职位所需要的军事外交官之素质。1943年9月6日，他提了一项虽然在军事上颇为合理但在政治上却极为敏感的建议：蒋应解除对西北共区的军事封锁，并允许第十八集团军与政府军一起对日作战。美国驻重庆的使馆人员估计，至少有20个师、或许多达40万人的蒋中正之最精锐部队受命去封锁中共区域，他们本可以用于打击日军的。史迪威干涉中国政治的行径激怒了蒋，蒋打算请求美国将他召回，但蒋夫人劝阻了，理由是这样一个行动将在美国不受欢迎。蒋史两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在缅北战略上的分歧而更加恶化，史迪威一直在缅甸北部训练中国军队，以图打开一条通往自由中国的新的供应线。50在日军发起的1944年总攻("一号攻势")面前，争吵白热化了，日军的这次攻势旨在开辟一条自华北经华南到印度支那的"大陆走廊"。在这场进攻中，日军前进至广西省的重要城市桂林。此前供美军B-29轰炸机用作轰炸日本的飞机场失陷了，而且重庆本身也受到了威胁。史迪威重新提出了利用中共部队的建议，而蒋则予以顽固拒绝。两人之间的关系恶化到难以修复的地步。
对中国的共产党问题及中苏的总体关系深切关注的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Henry Wallace)前来中国，并训令驻莫斯科大使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向斯大林灌输需要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观念。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答称，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人造奶油共产党"、"卷心菜型共产党"和"萝卜型共产党"--意谓红皮白心。51当蒋听到这些描述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表面上是天真的农村民主分子，但实际上他们比俄共更共产主义化。他向华莱士保证，他将采取政治手段来解决中共问题，但希望中共放弃它独立的军队和领土，将其并归国民政府。关于中苏关系，他起誓如果罗斯福总统同意充当"仲裁者"或"中间人"的话，他甚至愿意前赴苏联会晤斯大林。52
蒋严厉地控诉史迪威缺乏合作和判断力。为了与白宫建立直接的关系，他请求美国总统派一名私人特别代表前来重庆。53他希望通过这种策略绕开给史迪威撑腰的国务院和国防部。华莱士评价说："我被一位身处困境之人的这种呐喊深深地感动了。"
随着日军的进攻迫近重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史迪威的劝说下，请求罗斯福总统要求蒋把包括中共武装在内的所有中国军队之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蒋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他对罗斯福说可以接受这个"苛刻的但也真诚的"建议，不过必须首先满足三个条件：(1)明确界定史迪威的权力；(2)中共军队不包含在他的指挥中；(3)由蒋中正本人完全掌握和分配租借物资。罗斯福总统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称："蒋委员长的话相当有理。"54
胡佛(Hoover)总统时期担任过国防部长的赫尔利(Hurley)将军，以总统特使的身份被派来重庆，协调史迪威与蒋中正的关系，并帮助史迪威出任中国军队统帅之职。温文尔雅、循循善诱的赫尔利保证了蒋同意将指挥权交给史迪威，尽管蒋坚持要保留在重大战略决策上最终定夺的权力，以免史迪威的权力超过他。就在这个节骨眼上--9月19日--"醋约瑟"前往中国领袖蒋中正的官邸，并且不听赫尔利的劝告，传达了一条罗斯福总统发来的措辞强硬、含有指责味道的电文，要求蒋立即给予史迪威对中国军队的"无所限制的指挥权"，否则蒋就应对中国迅速恶化的军事局势承担"个人责任"。赫尔利评价说，这份电文好像"在蒋的太阳穴上狠击了一下"那样令他头晕目眩。
蒋告诉罗斯福总统，虽然他愿意接受一位美国将军及重组自己的军事指挥系统，但他却不能将如此重要的责任托付给史迪威，此人想要控制他而不是与他合作。蒋直截了当地请求将史迪威召回。担心可能丢掉指挥权的史迪威缓和了态度，同意取消使用中共部队一项。但木已成舟，蒋不会改变立场。
尽管联席参谋长在这场争吵中继续支持史迪威，但赫尔利的一份巧妙的报告打消了罗斯福总统或许有过的任何疑虑，赫尔利写道，他相信蒋是可以被说服并接受领导的，但史迪威却认定蒋委员长非得靠逼迫才会行动；故而史迪威的任何动作都会被当作是要制服蒋而非与他合作。赫尔利机敏地告诉总统："若是没有史迪威的话，您与蒋之间就毫无纠纷"；"窃以为，如果您在此次争端中支持史迪威的话，您或将失去蒋，而且会因失去他而失去中国。"报告的结尾称他相信，如果委派另一位美国将军来接替史迪威，蒋将会与他合作并规划出制止日军推进的方案。赫尔利的建议证明是决定性的，于是史迪威在1944年10月19日被召回。55
接替史迪威的魏德迈中将被任命为驻华美军总司令兼蒋的参谋长，但不是中国军队的司令。魏德迈谦和体谅的举止与史迪威刚愎自用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这使他立即得到了蒋的接纳，中美关系转眼就改善了。奇怪的是，日军的攻势也在此同时自行减弱了，原因是日本将其部队转调至太平洋与美军作战。从此以后，驻华日军再也没有发起大规模进攻。
7.3赫尔利的调停，1944-1945年 因国共摩擦妨碍了中国的战争效率并威胁到未来的国家统一和重建，赫尔利寻求促成两党和解的方法。1944年11月7日，经蒋和美国总参谋部的同意，赫尔利飞赴延安与毛泽东举行了两天的会谈。中共因赫主动倡议这趟行程而动容，并给予了热情的接待。随后的讨论在11月10日达成了五点建议。建议倡导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中共代表参加一个全国联合军事委员会、中共取得合法地位、实行公民及政治自由，以及在一个全国联合政府的领导下合并所有的武装部队。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建议书上签了字，赫尔利则以"合众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签了字，虽然美国国务院后来坚持他只是作为一个"证人"签的字。56为表示对美国之努力的感谢，毛泽东在11月10日致函罗斯福："与蒋介石委员长达成一项将促进中国人民幸福的协议一直是我们的愿望。通过赫尔利将军的斡旋，我们突然看到了实现这一愿望的希望。"57延安访问后使赫尔利相信，"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所秉持的原则与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原则之间，即使有所分歧的话，分歧也不是很大。"58
但是，蒋却从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中共问题。对他来说，联合政府意味着国民党训政的失败，并为共产党渗透进政府开了方便之门。当他提出自己的三点方案时，他明白无误地拒绝了五点建议。三点方案要求中共接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将他们的军队交给国民政府，而国民政府则将给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及在全国军事委员会中的代表权，同时实行一些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总之，他要求毛泽东交出军队并信任国民党在未来政治权力分配中的诚意。毛泽东在他的《论联合政府》中评论说：
这些人(即蒋及其部下)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然而他们没有自由......正因为他们(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一概没有军队，同时他们也一概没有自由。59
迫于公众舆论和美国建议的压力，蒋同意召开一次国事会议，它将包括所有党派的代表和无党派人士。表面上，这次会议将商讨结束国民党训政、制定宪法、草拟共同政纲及在宪法正式颁布之前所有党派参加政府等相关事宜。但实际上，联合政府是蒋和国民党极其讨厌的事物；他们暗中策划阻挠联合政府的产生。1945年3月3日，未经与共产党的事先磋商，国民政府宣布将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来通过一项新宪法。由于这次大会的代表是1936年在国民党操办下选举产生的，因此蒋能够指望通过一部有利于国民党的宪法。周恩来谴责国民党这个行动的"欺骗"性，毛泽东则拒绝承认1936年国民大会的合法性。事态陷入了僵局，谈判破裂了。60
1944年11月17日，高斯大使辞职，由赫尔利接任为驻华大使，但他没有得到使馆人员的完全支持，许多使馆人员已开始公开批评蒋及其政权。他们敦促华盛顿绕开国民政府直接与中共及其它对日作战的党派打交道。罗斯福总统否决了这个想法，并赞成赫尔利无条件完全支持蒋的政策。但是，到1945年5月，那种向蒋施加压力促使他与中共达成协议并扩大其政府的主张，越来越得到华盛顿的赞同。与此同时，在国际层面上，与对日战争之高潮相关的重要决策正在制定之中。
7.4 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 到1944年底，德国的战败已经在望，同盟国领袖们将战略重心转向了日本。华盛顿已经决定直接从太平洋进攻日本，而不是像原先计划的那样从中国发起进攻。参谋长联席会议估计，在德国战败之后的十八个月里就能取得对日本的胜利，而德国的战败预计将发生在1945年7月1日到12月1日之间。对日本实力的过高估计，导致了讨论邀请苏联参战以缩短战争时间，并减轻盟军的牺牲。光复了菲律宾的麦克阿瑟(MacArthur)将军估计，摧毁日本在东北的驻军将需要苏军的60个师。为了确定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条件，1945年2月在雅尔塔(Yalta)召开了一次三巨头会议。
在会上，斯大林同意在德国战败后两至三个月内，参加对日本的战争，条件是1904年被日本侵占的所有俄国从前的权利及俄国在东北的特权归还给苏联。具体地说，他要求得到库页岛、南萨哈林岛、大连和旅顺等不冻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以及对外蒙古现状的支援。他告诉罗斯福："很清楚，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和莫洛托夫很难向苏联人民解释俄国为什么要参加对日本的战争。"61由于许多条件都涉及到没有与会的中国之主权，保证中国同意这些条件的事宜就托付给了罗斯福。在斯大林方面，他同意将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并与蒋签订一项承认他为中国唯一领袖的条约。
罗斯福此时病魔缠身，非常疲劳，他没有在雅尔塔会议上据理力争。他认为自己已完成了会议的主要目标，即斯大林同意(1)在德国战败后三个月内参战；(2)支持蒋为中国领导人；(3)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然而，他又确实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签字让与"了中国在东北的主权权益。英国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坚持完全没有必要为让苏联参战而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因为苏联或许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参加战争。但是，丘吉尔否决了艾登反对签署雅尔塔协议的建议，以表示他对罗斯福总统判断力的信赖并保护英国在远东的利益。
雅尔塔协议的具体条款瞒过了蒋和赫尔利，但这两人都间接地获悉了某些部分。赫尔利感到被驾空及受到侮辱，因此决定在1945年3月返回华盛顿时质问总统。令他吃惊的是，他在与罗斯福握手致意时觉得总统的手"骨瘦如柴"，脸颊上的皮肤"像是贴在颧骨上一般"。赫尔利日后表白说："你知道，我胸中曾有的所有斗志都垮掉了。"624月12日，罗斯福去世，杜鲁门(Harry Truman)在对雅尔塔协议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任总统，那份协议收在海军上将李海(Leahy)的特别档案中。
苏联已在4月5日照会日本，两国之间的1941年中立协议已失去了意义；故"不可能"再持续。事实上，根据协议条款，它将在这份照会发出以后的一年内仍然有效，苏联显然不愿再等到那时了。现在事态发展迅速。5月1日希特勒(Hitler)自杀，一星期后德国投降。苏联军队开始从欧洲转移到亚洲。
蒋派妻舅宋子文前往莫斯科，以图在苏军进入东北之前与斯大林达成一项协定。斯大林向中国提议订立一项为期三十年的反对未来日本侵略的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承诺支持蒋为中国的领袖，保证不支持他的敌人，苏军在日本投降后三周之内撤离东北，两到三个月内完成撤军。作为回报，中国应在东北给予苏联许多重要的让步：在一个包括旅顺、大连及邻近地区的军事区襄驻扎海空军的权利，拥有东北铁路及相关企业、中国承认外蒙的独立。在这些条件被写成一项正式的条约之前，斯大林前往波茨坦(Potsdam)会晤丘吉尔和杜鲁门。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他在离开时得悉了日本已在7月6日请求他调停，以谋求日本与同盟国达成和平。
在1945年7月16日波茨坦会议第一天的晚上，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成功爆炸。63消息传到了杜鲁门那里。曾在丘吉尔和斯大林面前颇不自在的杜鲁门总统"因它(这个消息)而胆气大壮......并称它给了他一种全新的自信心。"丘吉尔以诗一般的华丽语言说．："炸药还有何用一钱不值。电力又有何用毫无意义。原子弹是二次(基督)降临。"64这位英国领导人确信，战争将在一两次原子弹的猛烈轰炸中结束，故不再需要请求苏联参战了。美国的军方将领同意这个观点，但他们坚持说苏联的参战将更快地结束战争而相应地减少生命牺牲。无论如何，当时存在着一种固执的感觉，苏联对东北的控制无法阻止，除非美国愿意以战争来保卫东北；否则最好还是让俄国作战而赚得他们的酬劳。
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招致迅速彻底的毁灭"。当东京对这个警告置之不理时，8月6日在广岛投下了第一枚原子弹。两天以后苏联参战。8月9日，第二枚原子弹落在了长崎，一天后日本政府宣布有条件地接受波茨坦公告。同一天，斯大林警告宋子文，如果同盟条约不尽快签订的话，东北将处在落人中国共产党之手的危险中；于是在8月14日条约签了字。65苏联同意给予蒋中正为首的中国中央政府以道义的、军事的和物质的支持；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在日本战败后三周之内苏军撤离，三个月内完成撤军行动；不干涉新疆事务；承认外蒙古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中国方面则同意让外蒙古通过全民表决行使自决，承认在三十年之内与苏联共同控制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三十年之后它们将无需作任何赔偿自动转归中国。大连将在三十年之内作为一个对所有条约国家开放的自由港，而旅顺港则将成为中苏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
虽然这项条约代价昂贵，但却被蒋满意地接受了，因为它为中国保证了北方边界的和平，并使苏联承诺了承认中国对东北和新疆的主权，并且不支持共产党反对国民政府。诚然，与苏联的和平对中国的战后重建是至关重要的，蒋感到即使苏联不履行其条约义务，这项条约也可以当作是一个检验其行为的标准。66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发布了一项结束战争的诏书，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Missouri)战舰上签署了投降书。在经过八年抗战以后，中国终于胜利了。蒋的威信空前地高，因为他领导中国渡过了最艰难的战争岁月而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地受人尊敬--它已完成了最漫长的反侵略和反极权主义的抗战。
中国为战争的结束欢呼雀跃，并急切地盼望相当时间的和平和重建。然而在欢欣激昂的表象下面，却存在着对仍未解决的共产党问题及内战可能性的深切关注。确实，毛泽东再也不能耐心等待而要夺取政权了。
8.战争的后果
战争对中国、日本和东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如下：
8.1东亚的国际新秩序 太平洋战争的结束开创了东亚的一个新时代。中国通过长期的反侵略斗争，取代了日本的主导国家地位，从战前的半殖民地状态一跃而为五大国之一及联合国的创始国，拥有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和一票否决权。在其近代历史上，中国的国际威望从来没有像此刻那样崇高。与此相对，日本不再是国际政治中的大国了，并且要在美国的占领和指导下重建经济。虽然老牌的欧洲殖民列强--英国、法国和荷兰--在战争中获胜，但昔日的威望却大大降低，因为这些国家在战时被日本赶出了在亚洲的殖民地，而且从前的殖民地印度、缅甸、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都吵闹着要独立。始于十六世纪的欧洲在亚洲之殖民主义时代终于走到了尽头。另一方面，美国凭借其在打败日本中发挥的主导作用，崛起为最强大的太平洋国家。这一转折预示着亚洲国际关系发展中一个全新篇章的开始。
8.2国民党的衰竭 尽管对日本的胜利主要由美国人取得，但中国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国牵制了相当比例的日本军队，令他们不能投入到其它地方。从1937年到1941年，中国独力抗战，抗击了在中国本土的50万到75万敌军--大约是日本总军力的一半--此外还有20万到70万的驻东北关东军。在1945年战争结束时，230万日本的海外派遣军中有120万被钉在了中国。在中国的战事耗费了日本战争总开支的35%--即340亿美元中的120亿--另外还有396,040名日本人战死，更多数量的日军受伤。67在中国一方，中国动员了1,400万人，总伤亡达3,211,419人--包括1,319,958人阵亡、1,761,355人受伤、130,126人失踪--而且还招致了14,640亿元法币的可怕战争债务。68平民的伤亡和财产损失更是难以计算。在交战中首当其冲的国民政府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消耗非常惨重，导致无力应付战后时代新的挑战。
8.3经济灾难 国民政府自1928年建立起计，就一直受连年的赤字开支的困扰，在抗战期间，由于军事开支的不断增加和沿海省份落入敌人之手，导致关税收入丧失，财政赤字更加严重。下列三个典型年份的统计数据，清楚地表明了收入与开销之间巨大的差距：69
(百万元法币)
年份 战争开支 收入 1937 1,167 870 1941 10,933 2,024 1945 1,268,031 216,519
政府没有办法弥补这个差距，只有采取公认为不明智的增加纸币发行量的手段，尽管明知道这种做法将不可避免地引起通货膨胀。纸币发行量从1937年战争爆发时的19亿元法币猛增至1941年底的158.1亿法币，1945年时的10,319亿法币。 滥发纸币的后果是暴升的通货膨胀和平均零售价的急剧上扬：70
年份 零售价的上扬 (%) 1937年(开战后的头九个月) 29 1938年 49 1939年 83 1940年 124 1941年 173 1942年 235 1943年 245 1944年 231 1945年(至8月) 251 1945年(自8月到年底) 230
通货膨胀最终损害了军队的士气，打击了行政效率，破坏了平民的生活，并使中产阶级沦为贫民。由通货膨胀引起的经济灾难，使大部分中国人与政府离心离德，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谴责政府的管理失措和不负责任。尽管通货膨胀是维持战争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弊病，但它在战后时期便成了一种祸根，损毁了政府根本的经济基础。
8.4心理的疲惫 在耐心地忍受了八年抗战的一切困苦之后，中国人民疲惫不堪，一当赢得了胜利，便再也不想进行任何类型的斗争了。他们期待着和平安定与休息养生，而一旦这种愿望得不到满足，便怪罪政府和执政党。毛泽东早在抗战初期，就正确地预见到了这种事态的转折，敏捷地利用了民众的这种不满。一当和平恢复，他便立即开始挑战国民党的统治权。内战的阴霾再一次不祥地笼罩了神州大地，令这个筋疲力尽的民族之未来继续充满了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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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第一场战争在1894-1895年间进行。
2 关于这段时期日本人行为的启发性研究，参见丸山正男：《现代政治思想和行动》，第l卷(东京，1961年)，第7-148页.
3 分别为井上准之助和团琢磨男爵。
4 海军上将斋藤实。
5 高桥是清。
6 渡边重太郎将军。
7 比如，他的藏相马场金英一便是一个军队的傀儡。新任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男爵则是一个公开的法西斯主义者和极端分子。他的陆相寺内寿一将军和海相永野上将也都是扩张主义分子。
8 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丹麦。
9 这份宣言的基调包含在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份电文中。参见Peter Schran, Guerrilla Economy: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ensi-Kansu- Ninghsia Border Region，1937-1945(New York，1976)，183．
10 这段话时常被人引用。参见F．F．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1924-1929 (Princeton．1956)，206；Chiang Kai-shek，Soviet Russia in China：A Summing-Up at Seventy (New York，1957)，85；和 Arthur N．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 (Cambridge，Mass．，1963)，58．
11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宣称在1943年和1944年，他的部队分别抗击了64%和56%的日本军队和95%的"伪军"。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3-1044页。
12 陈毅。
13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l944-1949 (Washington，D．C．，1949)，135．
14 James P. Harrison，The Long March to Power (New York，1972)，514．
15 Ilpyong J．Kim．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ommunism：Kiangsi under the Soviets (Berkeley，1973)；"Mass Mobilization Policies and Techniques Developed in the Period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in Doak Barnett(cd．)，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of the Action(New York，1969)，78-98．
16 Mark Selden，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Mass．，1971)，28，90，100．
17 同上注，210。
18 同上注，210-11，212-74；Jerome Ch'en，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London，1965)，204．
19 Jerome Ch'en，209，216-17，陈志让对这段时间里毛泽东著述数量的统计是不全面的，因为他没有把毛泽东的许多其它著作包括在内，如：《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_知和行的关系)(1937年7月)；《矛盾论》(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以及大量零零散散的著作。参见《毛泽东选集》(北京，1967年)，第1、2卷。
20 Nym Wales(Helen Foster Snow)，Inside Red China (Garden City，N．Y，1939)，xi，38．
21 Kenneth E．Shewmak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1927-1945：A Persuading Encounte r(Ithaca，N．Y．，197．)，338-39．
22 这些来访者包括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贝特兰(James M．Bertram)、毕恩来(T．A．Bisson)、卡尔逊(Evans F．Carlson)、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福尔曼(Harrison Forman)、买菲(Phillip j．Jaffe)、赖朴吾(Ralph Lapwood)、林迈可(Michael Lindsay)、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斯诺(Edgar Snow)、海伦．斯诺(Helen Snow)、斯坦恩(Gunther Stein)、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和白修德(Theodore H．White)等人。那位例外的天主教神甫是为《中国通讯》(China Correspondent)和许多其它天主教出版物工作的沙纳汉(Cormac Shanahan)。
23 Gunther Stein，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New York，1945)，5，88，460；Shewmaker,340．
24 Jerome Ch'en，248．
25 Shewmaker，340-46．
26 同上注，345-46．
27 同上注，183，191-99，339．
28 同上注，211，215．
29 同上注，215-16，227．
30 Jerome Ch'en，242．
31 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1961)，188；Shewmaker,249，251，255-56．
32 同上注，231-32，238．
33 同上注，105，194-95，197．
34 David D．Barrett，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1970)，22-23．
35 同上注，26-27．
36 同上注，13,27-28．
37 同上注，34，41，91．
38 John s．Service，The America Papers：Some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U.S.-China Relations (Berkeley，1971)，172-73．
39 同上注，162．
40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Washington，D．C．，1949)，574．
41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Princeton，1953)，222；U．S．Senate，Commiuee on Judiciary，Sub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and Other Internal Security Laws，Morgenthau Diary：China(89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Washington，D．C．，1965)，1380，1381，1247-48，1304-08，1318-21．
42 Charles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Time Runs Out in CBI(Washington，D．C．，1959)，73-76，250-54；Barrett，91-92．
43 Jerome Ch'en，213，255．
44 如伏罗希洛夫(Klimenti Voroshilov)元帅、朱可夫(Georgi Zhukov)将军、崔可夫(Vassily Chuikov)将军等，他们全都注定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名。
45 Young，144，206-7,350，440-41．
46 1991年5月3日，美国政府终于承认，"飞虎队"是在白宫和国防部指挥下的美军
在华秘密行动(Los Angeles Times，July 6，1991)。
47 Feis，20-21，96，footnote．
48 Feis，103．
49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37．
50 主要由于史迪威的努力，利多公路和缅甸公路最终在1945年1月竣工了；他们被重新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51 Feis，140-41，180．
52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558．
53 丘吉尔在重庆就派驻了一个私人代表维亚(Carton de Wiart)将军。
54 Feis，153，172．
55 Feis,191,198.
56 Tang Tsou，290；Jerome Ch'en，Mao，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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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China，748．1944年12月24日赫尔利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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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Jerome Ch'en，Mao，269．
61 Feis，243。
62 Feis，279．
63 一枚内向爆炸型的炸弹，称为"胖男孩"。
64 Herbert Feis，Japan Surrendered：The Atomic Bomb and the End of the War in the Pacific (Princeton，1961)，72-73，75．
65 中方在条约上签字的不是宋子文，而是外交部长王世杰；宋子文担心签约会损害他的政治前途。
66 Chiang Kai-shek，228．
67 Young，417-18．
68 Chiang Kai-shek，131．
69 Young,435．
70 Young，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