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历史透视下的清王朝
前面对清代历史的考察必然使人间及这一时期的意义、成就及过失。事实上，客观地考察中国二十五个连续王朝中的最后一个朝代清朝，便会发现它在中国历史上独特而关键的地位。与元代八十九年的统治相比，清代长达二百六十八年，是异族统治的最为长久的一个朝代。清朝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第二大帝国的兴起，仅次于元代，并为这个国家带来了长久的和平与繁荣。这种太平盛世加速了人口史无前例的增长，从1650年的1.5亿增至1850年的4.3亿；因此疆域与人口这两份清代的遗产，奠定了今日中国国力的基石。
此外，清代还经历了从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划时代变换。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儒家国家和社会，以及延续于清代中、前期的习俗，在西方冲击下发生了根本转变。只有认识清代历史，才能明白新秩序诞生之艰辛，从而有助于理解中国向现代社会调整时的艰难脚步。1
清代给中国既带来了辉煌的成就，也带来了屈辱的苦难，但比起明代君主，清代统治者总的来说表现较佳。2对清朝进行历史的分析，可以得出一条确定的教训，就是生存的关键，是在于对时代的挑战所作的建设性和创造性响应的能力。满人在十七世纪的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作出了这种适应；而在两个半世纪后，因缺乏相应的调整能力而导致失败。
满人夺取政权是通过像努尔哈赤与皇太极这样的杰出领导的宏图完成的，他们出现在明朝政权饱受政治腐化、宦官专权、税收繁重和致命的民众叛乱之困扰的紧要关头。满人领袖灵活地克服了满族的部落心态与组织，争取到汉人的合作并吸纳了明朝既存的体制。1644年清朝正式建立后，一批有远见而又能干的君主相继登位，康熙、雍正与乾隆颁行了英明且影响深远的政策。
长期的和平、繁荣与军事胜利随之而来。由于儒家被认为是异族统治成功的根本因素，所以儒家秩序得以保存。此外，政府二元制的体制也建立起来，即在行政职责的职位上同时任命满人和汉人，以吸纳汉人精英，减少种族敌视，同时还引入了一种互相监督与制衡的体制。事实上，新兴清帝国所依赖的基础是继承自明朝的行政体制，而补充以满族人的革新，例如建立理藩院和军机处。理学得以发扬，"忠"及"维持现状"等观念得到适度渲染，这主要是为了稳定现存社会。满人也竭力在广阔的汉族群体环境中保存自身的特色，并特意设置了诸如宗人府等机构，以对满人贵族进行严密的监视。他们还阻止汉人移往满人故地，禁止满汉或汉蒙通婚。权力以前所未有的程度集中于君主手中。同时阻挠满族贵\x83俳\xA8立封建制的运动，禁止满贵和旗人发展省际的联系，以预先遏止分离之趋势。禁止提升太监，限制外戚的影响，阻止官员间结党拉派。此外，清廷一方面通过文字狱在反抗的汉人学者间制造恐怖，另一方面又通过科举考试与诱人的官职任命，尽可能笼络他们进入政府任职。
这些努力成功地巩固了满人在中国的地位，但物极必反，正如中国古谚所说："日高而陨，月盈而亏。"乾隆统治下的灿烂辉煌已经播下了衰败的种子。中国过度沉溺于奢靡，而忽略了本质问题。人口增长超过了土地增长，导致人均土地占有量的下降；军务废驰；腐败与陋规在帝国官僚中广泛蔓延，这些问题造成所谓"王朝循环"这一历史图景的再现。到1775年，清王朝的国运便开始走下坡了。
经验表明内部衰败将引起国内叛乱和外部入侵；在中国历史上，这些常与帝国权力的衰落相伴而行。清朝威势的消减既经历了白莲教起义(1796-1804年)，也遭受到日益强烈的要求开放中国，以进行贸易和外交的西方冲击。在整个十九世纪，清王朝一直困扰于内忧外患的双重威胁。清朝虽能够镇压国内的叛乱--一个已知数，却完全没有能遏制西方的侵入--一个未知数。在太平天国革命(1850-1864年)后，王朝的解体加剧了，政权日渐从中央向地方、从满人主导向汉人主导转移。尽管同治中兴(1860-1874年)暂时遏止了王朝衰败的趋势，但清朝的灭亡已成定局。
清朝统治的最终失败，在于它不能通过实行影响深远的变革，把中国迅速地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以充分对付西方的冲击。虽说十七世纪的满族领袖们在采用汉族体制和儒家秩序上表现出灵活性；但他们的子孙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却软弱无能，无力超越传统。他们未能成功地开出一条革命以外的路，创造性地回应当时的挑战。事实上，行政混乱、国内叛乱及外来羞辱，已使清朝元气大伤，以至于到了十九世纪晚期，清朝的快将灭亡已是不言而喻了。这犹如在十七世纪初，明朝的灭亡已是不可避免的一样。二百六十八年后，满族王朝不再是"真命天子"，它走到了中国人称为"气数已尽"的地步。
清朝之经历与明治时期日本的经历相比，形成尖锐的和人所共知的对照，让人们能够进行充分讨论，并从相互冲突的观点进行多样的诠释。阻碍中国前进的那些主要原因，看来正是那些限制新观念传播的因素，例如，幅员辽阔、通讯落后、自给自足、缺乏借鉴国外的传统，以及知识界的保守姿态；在其它导致清朝衰败的原因中，下面一些因素是值得思考的。
1.软弱的领导与不完善的体制
清朝的专制统治将权力集中于皇帝，这样皇帝的领导是否精力充沛就至关重要了，像康熙、雍正、乾隆这些能干的君主，便为中国带来了诸多辉煌与成就，开创了一个光辉的时代。但是，平庸的帝王却亦步亦趋，小心谨慎，竭尽自身之力来保持而非光大昔日的荣耀。对于中国与清朝而言，不幸的是在其最需要强大而又有创造力的领导者时，却无人应运而生。在乾隆这位最后大帝之后，嘉庆与道光先后继位，两人均循规蹈矩，才智平庸。咸丰朝十一年时间的统治，因太平军革命和与英法的亚罗号战争之羞耻而被毁坏。同治与光绪均为孩童皇帝，他们在位期间，政权实际归于慈禧太后，她作为最高统治者，执政近半个世纪。虽然慈禧远非天生愚钝、优柔寡断之人，但基本上浅陋、保守、唯利是图，而且自私自利，常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与王朝利益之上。她支持自强运动，但并非旨在把中国转变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而是为了维护旧秩序及她个人的地位。她从自强运动中所追求的是镇压国内反叛和抵制外部的帝国主义；她只允许枝节的修补而非全面的革新，部分原因在于她害怕那些负责现代化的汉人会谋反。因此，很大程度上，慈禧应为无力提供建设性的领导而承担责任。
若果中央官僚体制中存在富有活力与远见的治国之才，王室领导能力低下或者可以得到弥补。在儒家国家中，尽管大臣应该效命于帝王，而非领导帝王，但他们可以出谋划策，进而影响官方政策。可是在晚清，大多数士人与官员却是"受益最大之流"，他们太醉心于自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而无意改变现存秩序。身处保守的官场之中，建议和拥护洋务的人只是凤毛麟角。这些进步力量也没有能联合组成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少数"(引汤因比(Toynbee)语)，只是单枪匹马行事，寻求采用西方器具以响应时代之挑战。他们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官员一样，作为一个紧密团结的集体发挥作用，他们只是单独行事，没有统一协调的整体计划作指引。在早期自强运动的领袖中，只有恭亲王奕欣与文祥身处中央政府，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均为地方人物。1876年，奕沂再次被慈禧整治，文祥也溘然长逝，此后，中央细若游丝的指导也消失了。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此后，在一定程度上，他成为近代化事业的协调者，担负起中央政府的部分职能。但是，他却面临着司法裁决权上的限制，无权指导自己辖区之外的省份。而后来的现代化人物张之洞、刘坤一也同样只能在其所辖省份内推行细枝末节的变革专案。总之，与明治维新日本的中央政府决策相比，这些仅是一些地域性而非全国性的计划。此外，这些地域性的努力主要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民众参予不足，因而阻碍了现代工业与观念的广泛传播。
在既无有效的皇帝领导，也无少数富有创造力的人士的情况下，要引导全国力量指向复兴民族的集体目标的努力，即使并非不可能，也变得日益困难。
2.满人对汉人的猜疑
尽管在朝廷的公开政策中，宣称满汉不分畛域，在官府机构中任职时兼用满汉，但是，事实上，满人以征服者自居，而汉人只被当成"外来人"。在太平天国革命之前，军政要职均由满人担任，即使那些分配给汉人的职位亦可由满人充任，反之汉人则无此权力。太平天国革命之后，这些惯例松驰了，但满人对汉人的猜疑却未减弱，李鸿章的一生便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作为自强运动的领导人物，李遭到来自各方的反对与阻遏，保守分子经常讥笑他将国家利益出卖给洋人。对此，慈禧太后认识到她需要李为其效力，但同时又担心李权势日升会使王室势力下降，因而，她只是虚应故事地支持李的现代化计划，并允许反对势力攻击李却不加惩处。她还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容许、甚至怂恿保守派的"清议"来牵制进步人士。1874年，李请求奕欣向两宫皇太后言明铁路的可取性，但奕欣却回复说，由于清议的强烈反对，即使两位太后也难对此作出决定。3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像李鸿章、曾纪泽这些干练的汉人却不为所用，而由一个浅陋的满人醇亲王掌管。满人怵于汉人的颠覆，汉人又惧于满人的妒忌，这阻止了双方的有效合作，而长远的改革计划也就不可能了。1898年康有为提出的体制改革计划，也被满人斥骂为损满肥汉的阴谋。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中，满人遏制汉人影响的努力不断强化，如军机大臣刚毅便声言："汉强则满灭，汉衰则满盛。"4满人认为改革与宪政会削弱他们的权力，因而满汉间的种族敌视便阻碍了真正的现代化。无疑，满汉间的分歧遏止了旨在复兴民族的有效合作事业的产生。
3.对西方挑战本质的无知
西方扩张的特征有多方面，例如舰船、火炮、贸易、传教、帝国主义，以及民族主义，而且由一种在诸多方面均优越于中华文明的生机勃勃的近代文明所支撑。它为中国带来了罕为人知的新奇境况，这种前所未有的挑战袭来时，中国毫无准备，应对无措。在1898年改革之前，大多数的士人与官员依据中国历史的经验，认为夷人的入侵均是昙花一现，因此，十九世纪西方的扩张也被归入此类，仅被当作转眼即逝的暂时的不幸。甚至中国屡败于西人的事实也被解释为偶然事件。西方冲击的真实本质、程度及范围就这样被误解了，甚至那些进步的自强运动措施的提倡者也是如此。例如李鸿章，他虽认识到当时"诚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对西方潜力的认识也是井底之蛙。他的现代化方案主要集中于改进军事与外交；至于清王室，也只是采用防御姿态从事自强运动。当外部压力衰减时，行动便迟缓下来，阐明内政外务政策的全面纲领也就无从产生。清廷的努力是随遇而安的，犹如用新布补旧衣、旧瓶装新酒一般。他们付出的零零碎碎的努力，没有实现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突破。显而易见，在陈旧的儒家基础之上，无法成功地移植近代资本主义与政治革新。
当我们考虑到1898年改革前官员与士人的总体心态时，便不难理解清廷对当时世事何以如此无知。那些官员及士人大多生活在过去之中，沉溺于中国"文化主义"的梦幻世界之中。他们从过去寻求出路而非面向未来获取启示。传统的旧制得到宣扬，而当代的事例却遭受唾弃，机器．轮船、枪炮、电报通讯与铁路交通均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奇技淫巧。他们满怀中国至上主义的傲慢，却少有民族主义的情怀；他们引述历史说教以为自己以华制夷的态度寻找合法性证据，但却对师法夷人之制恼羞成怒。对于他们而言，以西方的形象来改造天朝中国是不可思议的。
正是为反对这种狭隘的、倒退的观念，严复鼓动接受新的生活价值，建议学习西方思想来领略现实的不同景观。同样，梁启超在世纪之交也倡言"革新"中华，他们的努力为后来知识界的萌动播下了种子。
4.内忧外患与资本不足
现代化与经济发展是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与充足的资金，但在晚清，两者却均告厥如。国家一直为内乱外患、教案以及天灾所困扰，使得法律与秩序广泛崩溃，同时，政府的支出急剧上升。1830年后，中国先后经历了鸦片战争、亚罗战争、太平天国革命、捻军叛乱、回民叛乱、天津教案、台湾危机、马嘉理案件、伊犁危机、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以及义和团事件，罕有和平稳定之日。
除了阻碍经济发展的连续不断的动乱之外，战争开支与赔款也使资本不断外流，财政开支也开始依赖于外国的借款与从各省榨取的资金。从1842-1895年，中国对外赔款加上赔款利息共3亿两。庚子赔款总额为4.5亿两。在1902至1910年间，中国政府偿还了其中的2.25亿两，这一数目中的1.64亿两(占72%)来自地方收入，0.33亿两(占16%)来自海关，另外的0.27亿两(占12%)来自国库。资金流失自然而然阻挡了经济发展，在中央财政每况愈下的局面下，现代化成功的前景变得日益黯淡，这一点在上一章中已有探讨。5
5.外国的作用
外来影响在晚清是一股主要的推动力量，因此需要作一概括性的分析。尽管外国政府及他们的代表希望看到中国沿着进步的方向前进，也尽管他们不断地使清帝国机构意识到接受西方制度与物产的紧迫性，但是他们显然认为中国应永久依赖西方。一个适度进步、繁荣而软弱的中国，依靠着外国提供的建议、友好、贸易与援助，将比一个完全独立、果断的中国更符合西方的利益。因此他们认为不应允许中国现代化程度太高而获得能驱除西方的力量。例如，英驻华公使威妥玛先生曾就赫德先生领导下的中国海关的作用，作过一番政策宣示，这席话支持了上述的立场：
我们英国人尤其关心它(海关的外国监理)能运作良好，这不仅是因为它能规范贸易，而且因为它是把进步引入中国的一个通道。事实上，中国对此一无所知，因而也没引起它的猜疑。最后，如果我不是大错特错地话，还应千方百计、未雨绸缪地防止中国建成一支舰队或组建一支军队。6
如果这席话反映了英国的对华政策，我们便不会惊诧于清廷国力的的经年衰弱。这也使马克思主义论点更为可信，它认为清政府由于依赖同外国的合作而非奋力反抗，因此它无法获得真正的力量。7
国内外这些因素使现代化的成功成为泡影，满汉领导人都要因未能克服障碍而受责难，而失败的代价则是王朝的覆灭。马戛尔尼勋爵在觐见乾隆后，于1794年说过一段预言，到现在显得更加意味深长，他说：
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又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飘浮着，并凭借其庞大与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了纪律 与安全。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会像残舸一样飘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
事实上，中国已无法在其古老的基础上重建，只有一场革命才有希望使之获得再生。
【参考书目：】
1.Feuerwerker, Albert,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Sheng Hsüan-huai (1844-1916) and Mandarin Enterprise (Cambridge, Mass., 1958).
2.Ho, Ping-ti, "Salient Aspects of China's Heritage," in Ping-ti Ho and Tang Tsou (eds.)，China in Crisis, Vol. I, China's Heritage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 Book I, 1-37.
3.--，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VI:2:189-195 (Feb. 1967).
4.Hou, Chi-ming,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840-1917 (Cambridge, Mass., 1965). Hsü, Immanuel C.Y., 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 The Diplomatic
5.Phase, 1858-1880 (Cambridge, Mass., 1960). ch.13, "The Imperial Chinese Tradi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6.Hu, Shih,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Chicago, 1934).
7.黄逸锋、姜铎，《中国洋格运动与日本明洽维新在经济发展上的比较》，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第27-47页。
8.Liu. Kwang-ching，"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Old Order and the Impact of the West," in Ping-ti Ho and Tang Tsou (eds.)， China in Crisis, Vol. I, China ，5 Heritage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 (Chicago, 1968), Book I, 93-178.
9.孟森，《清代史》(台北，1960)
10.孙甄陶，《清史述论》（香港，1957)。
11.Wakeman, Frederic, Jr., 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1975).
12.--(ed.).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1975).
【注释：】
1 Ping-ti Ho，"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o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XXVI：2：189-95(Feb，1967)．
2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12页。
3 Hsü，China's Entrance，205．
4 孙甄陶，《清史述论》(香港，1957)，第218页。
5 Feuerwerker,45；Chi-ming Hou，164．
6 Foreign Office，418/I/242，Wade to Granville，Very Confidential，July 25，1880，Public Reard Office，London．
7 黄逸锋、姜铎，《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在经济发展上的比较》，《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