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晚清的思想、社会和经济变化:重点讨论1895-1911年

  晚清是一个大转型时期,其变化的步伐在1895年以后加快了。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前几章所述的政治改革方面,而且也体现在思想、社会和经济生活方面。思想方面,除了今文经学运动外(见第十五章),一些观点和行为也从根本上重新定位,这是由传统学术的变动趋势和西方思潮的涌入所引起的。社会方面,个人代替家庭和家族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而买办和军阀两个新兴阶级备受瞩目,同时,城市数目激增。经济方面,对政府财政的困难增多,贸易逆差加剧,而且外国对中国经济中的现代部分的控制加深。中国从来未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经历这么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思想变化。1

  1.思想的再定位

  1.1传统思想的变质  晚清思想潮流与清代中期迥然有别,国内起义和外国侵略的双重挑战,迫使士人重新审视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考证学派致力于古文物研究,对为知识而求知的举动引以为豪。但在这日新月异的时代裹,他们却演奏着不和谐的音符。两种新潮流日益明显:?“格物致用”(即知行合一)思想的复兴,以及思想上包容与整合的趋势。在外国侵略和国内动乱等重大问题迫在眉睫时,士人感觉到道义上有义务对社会和政治的稳定贡献一份力量。即使是专研汉学的学者也放弃了传统的不问世事的态度,所有晚清士人都坚信,在公共事务上他们有着不可缺少的作用。

  士人对研究的领域和方法有广泛的兴趣,例如:政治家曾国藩试图把宋学、汉学、文学和格物致用,融合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基本学识,即礼学,以反映儒家礼的概念。康有为从理学研究转向今文学,再转向西方政治改革著作。学术上的广泛兴趣和调和折衷构成了这一时代的特色。因此,晚清的学术界由一枝独秀(汉学)转向多派并存,由分裂而趋向整合。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晚清士人的学术视野也较以前宽广得多,打破了传统的界限而开始了对西学的研究。

  1.2新学  西方思想的涌入始于鸦片战争前圣经和宗教小册子的翻译.2在1810-1867年间,由基督教传教士翻译的795部译著中,宗教类占86%、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类仅占6%。1861-1895年自强运动期间,译著范围扩展到外交、军事、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1850-1899年之间的567种译著中,应用科学占40%、自然科学占30%、历史、地理占10%、社会科学占8%,宗教、哲学、文学和艺术占3.5%。3在这段时期,科技类是重点,英美国家著作是主要来源,占全部译著的85%,而日本作品仅占15%。

  1894-1895年中日战争后,该趋势发生了变化。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狭隘性日益明显:有远见的人士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必须拓宽对西方的认识和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军事和工业技术,而应包括政治体制、经济体系、社会结构、科学和哲学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对这些领域的西方作品进行翻译,成为改革和革新最主要的前提条件。义和团事件后,京师大学堂合并了同文馆译书局,完成了大量的译著和教材的编纂工作,内容涉及数学、物理、三角学和哲学。1907年,清政府正式成立译书局,任命了许多旧科举考试中的佼佼者在此工作,王国维便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踏实的学者,对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的学说有很深的研究。总的来说,官方译书机构不如私人译者对中国文化有较大的影响。在私人译者中,严复和林纡是特别杰出的两位。

  严复(1854-1921年)  是福建侯官人,他开启了中国努力理解近代西方文明的先河。少年时,他完全接受国学教育,14岁进入福州船政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学习英语、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机械、地理、天文和航海等多门知识,187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1876年被选派去一所英国海军学校学习,并于次年抵达英国,当时正值伟大的思想家达尔文、赫胥黎和斯宾塞以他们的进化论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震撼着世界之时。达尔文理论吸引严复之处与其说是他的生物学说,不如说是它所强调的人的决定因素,及在竞争形势下人的潜在能力之发挥。4因此,严复开始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角度审视中国的问题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因为急于想发现西方、特别是英国富强的原因,严复孜孜不倦地研究了英国的政治体系、经济体制、社会哲学及法律思想,他最终认为英国强大基础的来源在于?“法律观念:公正不偏”(impartial justice)。5

  1879年严复回国,担任李鸿章在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他在此呆了近二十年,尽管1890年被提升为该校的总办,但他从未被李鸿章当作心腹,其海军生涯也从未辉煌过。而与他同时留学英国的日本人,如伊藤博文和东乡平八郎都成为日本现代化的领袖,把日本变成了强国。6严对对自己无法帮助祖国深感沮丧,尤其是在中日战争北洋舰队惨败后,严复的许多旧同僚和学生在这一战争中牺牲。严复开始通过写作和译书来鞭挞中国的软弱,由此他最终发现自己真正的天职应是政治评论家,能自由地阐发其被压抑禁锢的思想。

  他大声对同胞宣称:西方发展的关键是?“对现实的完全不同的观念”,包括理念和价值观。使一个国家变得强大和富有,是思想而不是军事强权。为了使人民直接了解西方思想,他在随后的十五年时间里,翻译了许多重要的作品,其中包括:赫胥黎的《天演论》(1900年),穆勒的《群己权界论》(1903年)和《名学)(1905年),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1909年)、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及耶方斯的《名学浅说》。中国人第一次接触了进化论、自由贸易、社会法则、政府分权等理论。

  在其所有的论著中,严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和近代西方的根本区别,在于两者对人的能量的不同态度。为了实现人的无限潜力,西方高度赞扬行动、自信、斗争和人的活动;政府和社会为此提供了有效的条件――自由、日益增多的平等机会、自治政府、公众精神、公平正义――以方便个人内部潜力的发挥,并引导他们实现集体目标。政府鼓励而不压制个人具有积极意义的自利行为,因此公众和个人的利益相得益彰,所以当英国为人类潜力的发挥培育了思想、价值和提供适当的环境时,当它提高了其国民的才能、智慧及道德水平时,它就变得富足而强大了。7

  而严复认为,在中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圣贤之道不鼓励发展人民的能力,并抑制其重要活动力的自由施展。从秦代(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以后,传统的统治者都被称为?“窃国大盗”,他们搜括民脂,而不提升民智。严复在其拟定的《拟上皇帝书》中指出,这就是中国之根本大患。这封上书,严复是在短暂的1898年改革中准备的,但是未来得及呈送给光绪帝。他大胆地宣布,中国七成的麻烦来自于内部,只有三成来自于外部。中国所需的并不是细枝末节的改进,而是对国内祥宁及有秩序之观念的根本转变。他坚持认为,传统统治者为了便于控制国家,一直尽力使老百姓处于无知虚弱的状态。为了保持稳定,他们贬抑竞争和革新,训诫老百姓遵循祖制。他们鼓励节俭,反对发展财富。他们祟古贬今。他们反对积极进取,推崇知足。为了防止造反,他们向老百姓灌输温柔顺从习性的思想。严复表明,所有这些都违反了西方通过竞争、发挥能量、提高人类能力与智力,来加速进步和发展的原则。8

  严复高度赞扬西方的果断和活力,批评中国的消极和虚弱,之后又将西方文明描述成动的文化,中国文明为静的文化。

  严认为,如果中国传统的维持国内秩序的方法导致了贫穷、无知和虚弱,那么即使这些方法是圣人之道,也应抛弃。另一方面,他坚持,如果西方的方法能改变悲惨的境况,那就采用它们,因为知识是无国界的。中国必须改变古制,在近代世界中竞争求生存,中国必须发展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培育广泛的科技教育体制,鼓励民众经济上的私利,并且创建了一个?“合理的国家机制”,9 从本质上讲,这就是严复对国民所灌输的思想。

  严复受到重视,不仅是由于他的思想,而且也由于他优秀的写作风格。在其译著中,他遵循三项标准:信、达、雅。由于中西方句法上的差异,严复的译著基本上不是逐字翻译,而是对原著进行综合或意译。他的方法是让自己沉浸在原著中,抓住其精神和本质,然后用简洁的古典汉语表达出来。例如他将"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和"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译成?“物竞天择,优胜劣败”。

  严复那高尚、深奥、精炼及优雅的文风,深受好评,但却妨碍了群众的接受,其文章仅仅吸引那些少数受过教育的精英,梁启超便是其中之一。因此,他的影响范围极其有限,但是严复之不朽,在于他是中西方化交流史上的里程碑。他第一次对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对比研究,并且对由来已久的问题作出了大胆的回答,如?“什么是西方有而中国没有的?”,?“西方富强的源泉是什么?”。

  林纡(1852-1924年) 是与严复同时代的另一位伟大的翻译家,擅长翻译西方小说。1872年和1882年分别考中了秀才和举人,但对于所渴求的进士却屡试屡败,于是作为一个不得志的文人,他听天由命地开始了其教书生涯。

  林是一个结核病人,敏感、紧张、伤感,而且易冲动。家人的陆续死亡――1895年母亲去世,1897年妻子去世,随后两年里两个孩子也死去――使他陷于绝望和孤独之中。为了把他从绝望中拯救出来,他的一位朋友10提议两人合作翻译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他的这位朋友曾是福州水师学堂的学员,后在巴黎大学学习法律。因为知道林纾不懂外语,他的朋友便口译原著,林纡同时用平易近人的中文译出。这种?“口译”十分成功,为林以后的翻译设定了模式。林的文笔十分迅捷,以致于他的译文常和口译同时完成。11他的译著范围广泛,内容包括:爱情小说、社会小说、寓言、传记、剧本和侦探小说等,他最著名的译著,除前面所提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外,还有狄更斯的《贼史》、《块肉余生述》、《孝女耐儿传》和《冰雪姻缘》、《滑稽外史》(这些作品都于1907年到1908年间出版);哈葛德的《锺乳髑髅》、《英孝子火山报仇录》、《红樵画桨录》;瓦尔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十字军英雄记》和《剑底鸾鸯》。在其一生中,他完成了159部、l,200万字的译著。

  尽管林欣然承认其口译不太准确,但由于其敏感和优异的文学才能,他能凭直觉把握原作的精神、语气和幽默,所以他特别能接近所译原著的本质。他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在翻译的同时,他能自然而然地把自己融入到角色之中去,正如他所解释的:?“书中的人物立刻成了我最接近和亲切的亲人一般,当他们有困难时,我感到绝望,当他们成功时,我便得意洋洋。我已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作者用绳子牵动的木偶。”12他用严谨的、经典的风格表达原著的感情非常成功,因而有时人们认为其译文比原作更胜一筹。当代从事东方作品英文翻译的顶尖人物韦利(Arthur Waley)在比较了狄更斯的作品和林的翻译后,曾评论到:?“译文中的幽默更为准确简洁;狄更斯作品里过于繁琐的缺点,都被林纡不知不觉地和有效地加以修正了。”13但另一方面,林纾的译文中也存在一些错误和歪曲原文的现象,例如,他把莎士比亚的一些剧作翻译成散文式的故事。但总的来说,跟那些刚开始学习外语的中国学生从原著中可能直接获得的相比,林的译著更多地反映了西方文学作品的原有精神。

  西方文学通过林纡多方面被介绍到中国,通过他的翻译,中国人对西方的风俗、社会问题、文学思潮、伦理观念、家庭关系,以及文学本身的精彩世界,有了宝贵的认识。除了译著外,在其作品的序言和介绍中,林也提倡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社会进步和人际关系的改进,无论怎样强调他对年轻人的影响也不为过。尽管他固执地坚持运用古文使他落后于时代,但他的贡献却使他和严复一起成为世纪之交中国翻译界中的两颗明星。

  1.3日文译著  除了西方作品外,许多关于西方主题的日文译著也被翻译成中文。百日维新中,康有为和梁启超极力渲染运用日语媒介,作为接近西方思想本质的快捷方式。因为日本不仅已经翻译了许多非常重要的西方经典作品,而且学日语比学一种西方语言更容易。

  尽管改革计划的失败也连带清除了日文译著的影响,但康、梁二人在日本流亡期间,继续积极推动这一事业,他们影响了一大批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清廷各省当局以及一些私人团体,派遣越来越多的人留学日本,直至1906年,数量达到13,000人。留日的学生不仅把大量的日文和西方译著介绍到了中国,而且在一些关键的学科方面也借用了日语的一些术语,如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晚清的新教育体制和大多数教材都是模仿日本而设置的。1902年至1904年,译著中来自日本的占全部573篇著作的62.2%。而来自英国的减少到10.7%,美国的占6.l%。在573部译著中,社会科学占25.5%,历史和地理占24%,自然科学占21%,应用科学占10.5%,哲学占6.5%,文学占4.8%。14很明显,日本代替英美成为思想的主要来源地,重点也从自然科学和科技工程转向社会科学、哲学和文学。中国对西方的兴趣,已毫无疑问地从军事科学转向了社会研究和人文学科。

  西方和日本著作的翻译,使外来理念在受教育的中国人中广泛传播,民主、议会政治、立宪主义、分权、自由、性别平等、达尔文主义和其它外来的观念,进入到知识分子的讨论和话题之中,这些观念不可能不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2.社会的变化

  中国的家族社会有着古老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并且强调家庭和宗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但清末最后十年裹,这一基础摇摇欲坠。儒家思想中诸如家庭忠义、孝、贞节、三纲五常等观念已被西方思想中的个人主义、自由思想和男女平等观念代替。人们逐渐认识到,个人不仅是家庭的一员,更是社会、国家的一员,而且个人拥有即使是家庭中的长者也不能剥夺的权利。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开始宣布从家庭中独立出来,并把儒家教导的各种人伦关系,斥之为过时和封建,家长的全能地位受到了挑战。

  2.1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的瓦解  直到晚清时期,传统的中国家庭如同一个微型王国,家长拥有君主之权位,他有权实施家法并操纵家庭成员的生死大权。政府承认家庭的这种全能作用,而且不干涉家庭内部的父子、夫妻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但是,随着外国学说和政治哲学的传入,许多研究西学的学者开始推行这样一些基本观念:家长的权利逻辑上隶属于国家,个人拥有不可剥夺的、不受家长控制的权利;男女作为国家的基本分子,是平等的。这些观点,动摇着家庭关系的根基,在年轻人中间广为流行。而且,在世纪之交,近代学校的开办实际上表明政府已经取代家庭承担起教育的责任。因此,当国家干涉家庭关系时,家族社会的政治支撑也就土崩瓦解了。

  随之而来的,是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的法律支持也崩溃了。旧的司法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以血缘为主的社会结构,它承认家长的特殊地位;男女不平等;妇女无财产继承权;妾所生的和私生的儿子不能列名族谱;一人犯罪,连坐全家;以及所谓的?“十恶不赦”。15在夫妻打架方面,这种司法制度对妻子的处罚比丈夫更重。它认同儒家教诲,认为父子应互相庇护,逃脱司法审判。这些反映封建社会关系的准则,显然与快速变化的时代是不协调的。在晚清和早期民国时代的新法典中,16已承认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男女平等,妇女的财产继承权等等,家族社会的古老的司法基础瓦解了。

  同样,旧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摇摇欲坠。在优惠关税下,外国商品的涌入和1895年后外国人在中国设厂生产方面享有的特权,给国内手工业和农业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外国人主宰了中国的公用事业建设、通讯业、采矿业、银行业和其它近代企业,外国企业由于拥有巨额资本和强大的生产力,即使在偏僻的山村,其产品比中国商品也更畅销。像棉花这样一种普通的农业产品,外人销售的也比中国人自己生产的便宜得多。把传统纺织作为副业生产的农村妇女失去了工作,农民则连勉强糊口也日益艰难。

  这种经济困境给家庭关系造成了不利影响,宗族和家庭不能再为那失业的、患病的、贫困的家庭成员提供帮助和慰藉。被剥夺饭碗的手工业者和农民离开家乡进城谋生,同时也摆脱了家族和家庭对他们的控制。即使有幸开始新的生活,其微薄的收入也难以维持其自身,更不用说资助其族人。像这样的人和宗族之间的关系已是细若游丝,而这类人的妻子儿女经常要在不同的城市工作,为谋生而挣扎,因而不仅是家族人员,甚至连直系家庭成员也更加颠沛流离。无疑,在外国经济入侵的影响下,旧的家族关系瓦解了。

  剥夺了其政治、法律和经济支柱,家族关系为主的社会自然也就无法生存了。而且,采用西方式的小家庭模式合乎社会潮流及经济利益。当中国从农业、前现代化国家迈向准工业化、现代化社会时,大家庭体系和家族社会也就不复存在了。17

  2.2新兴阶层  第二个大的社会变化,是两个新的社会力量的兴起,即买办和军阀。前者是新兴富豪阶层,后者是新兴权力阶层,二者都对士人出身的官僚阶层形成威胁;为此,士、农、工、商四个传统的社会阶层再也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的基本功能等级了。

  买办阶级承担外商的贸易代理人或者经理人的功能,由于他们的语言优势,而且熟悉本土情况,所以他们成为外国银行、贸易公司、工业企业和工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帮助其外国雇主寻找商业场所、招募工厂员工、销售成品、购买原料、进行投资,并且安排给中国政府和私人团体的贷款。根据合约,他们取得的报酬是丰厚的薪水和可观的佣金。作为中间商,他们能够操纵外商和国人之间的交易条款,从而获得快速而丰富的利润。因为他们与官方和私人团体都有联系,因而他们比以前的公行商人的生活更为优裕。他们和有影响的外国公司的联系、他们的操纵权力、他们与各方面的交往,以及他们的财富等等,都使他们无可争辩地成为一支新兴的社会力量。

  在商业交易中,买办必须根据合约为外国老板的利益工作,所以他们常常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们帮助外国银行发放高利贷款给中国人,反对任何抵制外国商品的爱国运动,并帮助外国人从中国市场榨取最大利润。所以,买办受到当代中国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严厉谴责为无爱国心、卖国及寄生虫。但许多买办一旦获得了足够的资本和拥有管理技能,便转而发展自己的工业企业。18明显地,买办的确对国家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是罪人及寄生虫。

  第二个新与的社会力量是军阀。俗语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19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士兵是被鄙视的。但在清末,一个新的军事阶层崛起了;和传统粗暴的、没有文化的形象不同,他们都受过一些近代军事教育和训练。李鸿章的淮军在中日战争中瓦解后,清政府训练了新军,而军阀是和新军相关联的。袁世凯是负责练兵的重要官员之一,他在距天津70里的小站,训练一支7,000人的新军,其方法或多或少地遵循了德国模式。袁的部下大部分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他们对他个人效忠。1900年出任山东巡抚期间,袁曾使该省免受义和团事件之扰,这使得他干练的名声雀起。1901年,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继任最重要的直隶总督。尽管后来他遭到满州贵族的嫉恨而被迫放弃了指挥权,但是忠于他的部属军官仍拥有对军队的控制权。这些军官中有段棋瑞、冯国璋、张勋和曹锟,他们注定要成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这段时期重要的实权人物。袁世凯及其同党,即北洋系,通过他们手中的军权,在政治舞台上产生巨大的影响。袁的嫡系队伍里后来产生了五个总统或总长、一个总理,中国北方出现了许多军阀,这表明,他们作为一股新兴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已经崛起了,袁世凯被称为?“军阀之父”。20

  2.3城市的成长  第三个新兴的社会现象是大城市的兴起。政府发起的自强运动,主要集中在沿海和条约口岸,这些地方更容易获得外国的资助,外国人及其企业如银行、贸易公司和工厂也主要分布在这些港口和租借地。而且这些地方比较安全、外资集中,使得中国商人都移居那里,同时,失去生计的农民也来到城市寻找工作,他们往往在外国人或中国企业家的工厂里聊以度日,越来越多的条约口岸成为中国金融、工业和人口集中之地,如上海、南京、广州、汉口和天津都发展成为相当规模和拥有一定财富的中心城市。城市和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的成长,勾勒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

  3.经济困境

  3.1预算赤字  晚清的政府财政呈现出完全不同于清朝早期和中期的情况,那时收入常常超过支出。康熙时期(1662-1722年),尽管不断地减免税收,而且总额超过1.2亿两,但国库还有800万两的盈余。乾隆时期(1736-1795年)虽然开销巨大、军事行动费用高昂,但财政储备仍增长到7,000万两。

  但是从十九世纪初开始,情况恶化了,国内起义、对外战争、旱灾水患、鸦片输入和白银外流,使得1850年库存白银只有800万两。两年后,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又减少到只有300万两。正常的收入渠道不能维持昂贵的军事行动,因此1853年开始征收一项新的商品交易税(即厘金),每年得到1,000―2,000万两的收入。随后的二十年,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起义方面,共消耗了7,000万两。这些巨额花费拖垮了政府财政,以致于预算失衡已经习以为常了。同治时期(1862-1874年)平均每年赤字增长到1,000万两,即总收入为6,000万两,总消耗7,000万两。

  光绪时期(1875-1908年),虽然政府收入迅速增加,但支出却增长得更快,收入和支出二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财政支出的急剧上升,是由于对外战争赔偿、偿还外国贷款,以及新的自强运动项目的支出。下面以几笔重大的财政支出来说明政府所负的重担:1875-1881年,新疆的军费开支是5,200万两;伊犁赔款是500-600百万两;1884-1885年,中法战争3,000万两;1894-1895年对日战争花费6,000万两,对日赔款2.3亿两;庚子赔款4.5亿两;治河费1,000万两,救灾费3,000万两。还有其它名目繁多的赔款,如对教案事件的赔款,以及对损坏外国财产的赔款。此外还有每年500万两的海军开支。1899年,政府的开支高达1.0l亿两,而当年总收入为8,840万两,21 2,400万两即占总收入的30%,是偿还外国贷款,也是赤字的主要来源。从1874年至1911年期间,根据合约,政府借款为1.714亿英镑,22 但到1911年,清政府垮台为止,只偿还了3,230万镑,有1.39亿镑未付。这种以借钱来偿还以前贷款的方式,使清政府陷入了一个无望的泥沼中,并使新中华民国政府于1912年诞生时便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

  3.2贸易失衡  对外贸易同样也是一幅令人沮丧的图画,进口连续超过出口,使得资金持续外流。下面的数值是以十年为间隔的外贸概况:

  年代 进口 出口 平衡 1865 55,715,458两 54,103,274 -1,614,184 1875 67,803,247 68,912,929 +1,109,682 1885 88,200,018 65,005,711 -23,194,307 1895 171,686,715 14,293,211 -28,402,504 1905 447,100,082 227,888,197 -219,212,549 1911 471,503,943 377,338,166 -94,165,777   在短短的半个世纪里,进口从5,500万两,增长到4.7工亿两,几乎增加九倍,而出口则增长七倍,即从5,400万两增加到3.77亿两。除了在1872至1876年短期内出现微小的顺差(250万两到1,000万两)外,整个晚清政府都面临贸易逆差的困境,1905年赤字竟高达2.19亿两白银。23

  每年约有5,000万两中国海外侨民的汇款,稍微减轻了收支不平衡的状况,同时外国使节、传教士和其它团体组织的花费,也减轻了这一逆差。他们的花费在1893年共有1,000万两,1896年2,600万两,1895年3,000万两,此后,每年平均1,000到1,500万两,24这些款额也部分缓和了晚清财政赤字造成的困难。

  3.3外国投资及其控制作用  晚清的经济发展是外国人在近代中国工业和企业中起了支配的作用,如果说这不是反常的,可也是不正常的。他们的控制程度和活动范围在独立国家中极为少见,故晚清经济被称为是?“半殖民”经济是合适的。下面的扼要考察描述了外国涉足近代中国经济几个关键部门的情况。

  3.3.1.银行业  由于旧式的中国钱庄不经营外贸业务,故在条约口岸的外国银行及其分行垄断了中国进出口金融业务,几乎长达半个世纪――从1842年开放港口开始到1898年第一家近代中国银行成立为止。首家在中国开设的外国银行是丽如银行,它于1845年在香港设立一家分行,1848年在上海开设另一家分行。最有势力的银行是麦加利银行和汇丰银行,分别于1853年和1864-1865年开设。这两家英国银行实际上一直垄断中国的外贸、财权,直到1889年,德华银行进入该领域才有所改变。为了获得丰富的回报,其它外国银行也纷纷仿效,这包括:1892年日本在上海开设的横滨正金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为了投资兴建在满洲的中东铁路于1895年成立);美国的汇源公司(归万国宝通银行)和花旗银行,25 当然还有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银行。

  这些有进取精神的外国机构,不仅经营正常的银行业务,同时,还发挥不寻常的作用,如充当本国政府的财政代理,接受作为偿还外国贷款担保的中国海关税收及盐税存款,甚至还发行自己银行的钞票。虽然发行钞票并未获得中国政府明确的认同,但这些外国银行坚持认为他们享有的治外法权赋予了他们此种权利,软弱的清政府无力制止他们。事实上,这些钞票只是一种承诺的便条,?“是中国老百姓对外国银行的无息贷款”。26这些外国银行真是两头受益:一方面,用这些钞票买下中国商品;另一方面,利用清朝政府以及中国私人与官方存款,在中国进行高额利润投资。当然,银行也有破产的事情发生,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银行发行的钞票变成了废纸,毫无用处,中国的存款也就灰飞烟灭了。估计到1910年为止,外国银行发行的钞票的流通总量在3,500万至1亿两之间。27

  为了和外国银行竞争,1898年,清政府允许创办中国私人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创立,28 其最初资金有500万两,1905年户部银行成立,资金为1,000万两,三年后更名为大清银行。1912中华民国成立后,再次改名为中国银行。1907年,政府筹办交通银行,1919年共有59家中国的银行。29

  3.3.2.轮船运输业  除了贸易以外,外国商人陆续创办船运公司,导致中国沿海和内陆水域地区国际工业的迅速扩大和更加激烈的竞争。通常在一个独立国家里,外国是无此特权的,这是不平等条约将这种状态强加给中国的。1862年,由美国旗昌洋行创建的旗昌轮船公司(亦称?“上海轮船公司”),是首家外国在中国开设的航运公司,其最初的创建资金为100万两(即1,356,000美元),在十五年时间里,它便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船运公司。

  但是,在中国占有份额最大的外国船运公司是英国。1872年,英国太古洋行投资97万两组建中国航业公司;一年以后,中国航业公司也获得了英商怡和洋行的32.5万两投资。那些又快又大而且高效的外国轮船,很快抢占了速度慢而陈旧的中国帆船的大量业务。为了保护国家利益,1872年李鸿章创办了上海轮船招商局,其最初投资为47.6万两,1877年它收购了所有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船只。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怡和洋行又组建了两间船运公司,即1879年开办的扬子航运公司和1881年的怡和轮船公司。前者创办资金为30万两,后者为137万两。30日本虽然比较晚加入此市场,但其通过合并也成为强大的竞争者。1907年在政府大量财政补贴下,四家航运公司组建了日清汽船株式会社。1900年以后,日本和德国占有该市场的份额迅速增大,而英国在整个晚清阶段都保持其领先地位,美国仅在1868-1876年之间才占据可观的数量。31

  在华的外国航运

  年份 吨位(百万) 英国 美国 日本 德国 其它 1868 6.4 52.2% 35% 0.1% 7.3% 5.4% 1872 8.5 46.8 41.1 0.1 7.2 4.9 1877 8.0 81.1 6.9 1.4 6.2 4.3 1892 22.9 84.4 0.3 2.8 6.4 6.1 1902 44.6 60.4 1.1 16.5 16.2 5.9 1907 63.4 52.5 1.6 24.6 10.5 10.8  

  由于外国航运公司日益占上风,中国航运业所占份额急剧下降,从1880年的30.4%降为1900年的19.3%。32

  3.3.3.铁路  中日战争后,对铁路特权的疯狂攫取可能是经济帝国主义最明日张胆的形式。无力抵抗的北京政府于1895年允许法国修建从印度支那到云南全长289英里的铁路。次年,俄国获得修建横穿满州的中东铁路的修建权,作为跨西伯利亚铁路延伸至海参崴的干线,全长1,073英里。两年后,它又从中国政府勒索到修建南满铁路特权,即到旅顺和大连港的铁路修建权,长达709英里。1905年,俄战败后,此铁路修建权又转让给日本。德国,当然也不甘落后,于1897年获得在山东境内修筑胶州到济南之间的长度为285英里的铁路权。这四条主要由外国单独修建的铁路总长为2,356英里,占了中国1911年整个铁路总里数的41%。33而且,许多中国铁路的修建也是靠外国贷款修建的,自然也就无法摆脱外国的控制或影响。34

  除了蒙受帝国主义的侮辱之外,还要加上经济损失的伤害。外国把获得的特权当作是清政府让与的,因此,他们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同时也不允许中国政府的代理机构对铁路的财产和收入征税。外国拥有的铁路,不仅是经济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且也是外国政治和军事影响进一步加深的武器,在战争冲突时可以方便其运输部队。

  3.3.4.采矿业和制造业  在华的外国人不只局限于银行、航运和铁路运输业,而且还涉足采矿业和制造业。其中规模最大,最出名的外国人经营的矿业公司,是日人控制(自1902年开始)的汉冶萍煤铁公司,英国控制(自1900年开始)的位于直隶的开平煤矿。汉冶萍煤铁公司于1912年合并中国经营的滦州矿业公司,组建开滦矿业公司。关于外国制造业及相关的活动,最好的例子便是搞多种经营的怡和洋行,除了外贸,他们还经营茶叶加工、缫丝、修船、酿造、棉纺织、保险、包装、冷藏和贷款等行业,是不折不扣的无孔不入的工业经济联合企业。其它外国企业的经营活动,还包括造船业和修船业、纺织品制造、制糖、缫丝、纺织、烟草及公用事业。近代中国经济中,没有一个阶段是不受外国资本的侵占和外来的影响及控制的。到1897年为止,在中国的636家外国商业公司中,有一半以上即374家公司是英国公司。35

  外国的控制甚至扩张到中国的邮政机构,时间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以上。中国传统驿站缺乏效率,外国人利用这一点,于1860年在条约口岸建立了他们自己的邮政机构,虽然清政府从未给予这种特权。由于清政府的默许,外国邮政服务在沿海扩展,并且深入内地。1896年,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负责下,清朝建立了大清邮政服务系统。最后,1911年,新的邮传部最终接管了邮政业务的管理,中国的邮政服务才摆脱了外国的控制。

  3.4帝国主义的两面性  1902年在华的总外资,是7.88亿美元,1914年达到16.亿美元,36 1907年84%的航运业,34%的棉纺业及100%的钢铁生产,处于外国控制之下;1911年,外国控制了中国铁路的93%,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外国主宰中国经济的程度。外国影响的范围几乎同中国近代经济部门一样广泛。中国经济沦为半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的中国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以及马克思主义者,把外国控制的这种程度作为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的证据。他们控诉外国人妨碍了中国工业,压抑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他们以外国人享有的不公平的有利条件为论证依据,认为外国优于中国竞争者是在于他们庞大的资本、技术力量,从不平等条约中获得的特权,以及不受中国法律制裁、不交税、并免于官方干涉等。当然,这一切都是事实,外国人在中国投资是为了挣钱,几乎没有人考虑帮助中国发展经济。他们每年从中国赚取超过10%的利润,并控制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多数部门,这使得中国人赚钱和在商业领域占据合适的地位变得很困难。

  但是,帝国主义不是没有起有利的副作用,外国投资者引进了近代技术和创业精神,并且投资了许多近代工业;他们成功创造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从事工业获得利润是极为可能的,因此,这促使中国人仿效他们。此外,外国工厂和贸易机构雇用中国员工,对他们的培训,产生了具有生产技术知识和管理才能的本土人才,而对他们的利用也为中国人带来了好处。当买办们掌握了外国商业方法和积累了可观的资金后,开始自己投资工业和在政府开办的企业里任职,也就不足为奇了。唐景新便是其中之一,他以前是怡和洋行的买办,后来经营中国轮船招商局。我们不应忽视这一事实:外国租借地和条约口岸地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工业发展所需的和平秩序,而且外国企业也承担了大部分?“社会开支”,如公用设施、道路和通讯设施,这些都是使中国工业发展更加容易。很明显,外国的投资对中国人起了一个?“模仿”的作用,并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37

  总而言之,帝国主义既有害又有利:一方面,它妨碍了本土工业的成长;另一方面,它通过激发保护民族经济及公平竞争的欲望,引发了爱国主义,并对经济现代化提供动力。许多中国工厂和企业诞生于帝国主义高峰期,是帝国主义有利方面的明证。从1904-1908年,政府登记在册的近代中国公司有227家,而到1912年时,仍然运作的本国工厂已有20,749家;即使其中绝大部分是小型或中等规模,以及只有750家企业雇工超过100人。38尽管这些中国企业的确在大型外国公司的阴影下为生存而拼搏,但也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是在外国的刺激下才出现的。

  中日战争后的十五年,是一个异常动荡不安的时代,在这十五年里,旧的思想、社会和经济秩序已荡然无存,而新的秩序正蓄势待发。这种快速的转变,预示着一场大的政治动荡将翩然而至,历时两个半世纪的大清王朝正处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如果它不能与时代同进,并提供一种替代暴力革命的方式,它将注定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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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 1750-1911 (Cambridge, Mass., 1974).

  【注释】

  1 关于1990年以后中国迅速变化的观点,明确表达在Mary C.Wright(ed.),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13 (New Haven,1968),1-63,"Introduction:The Rising Tide of Change."

  2 萧一山,第4卷,第1,746,1,748,1,951-1,960页。

  3 Tsuen-hsiun Tsien,“Western Impact on China through Translalions” Far Fast Quarterly,XIII:3:311,315(May 1954).

  4 Benjamin I.Schwartz,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Mass.,1964),46。

  5 同上注,第29页。

  6 伊藤博文成为首相,而东乡平八郎在中日和日俄战争中崭露头角,见Edwin Albert Falk,Togo and the Rise of Japanese Sea Power(New York,1936).

  7 Schwartz,70-75,238-243.

  8 萧一山,第4卷第2,021-2,024页。

  9 Schwartz,185.

  10 王子仁。

  11 他两个最忠诚的伙伴是魏瀚和郑叔恭。

  12 Leo Ou-fan Lee,“Lin Shu and His Translations:Western Fiction in Chinese Perspective,"Papers on China,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19:186(December 1965).

  13 同上注,第187页。

  14 Tsuen-hsuin Tsien,319.

  15 ?“十恶”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

  16 在沈家本主持下发行。

  17 萧一山,第4卷,第1期,第455-459页。

  18 唐景新就是一例。

  19 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20 Ralph C.Powell,The Riv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1895-1912(Princeton,1955),76-80.

  21 萧一山,第4卷,第1,534-1,536页;Chi-ming Hou,Foreign Investment,239-240.

  22 在当时一英镑等于4.86美元。

  23 Chi-ming Hou,231-232:Yu-kwei Cheng,Foreign Trade and Industriai Development of China (Washington,D.C.,1956),258-259.

  24 萧一山,第4卷,第1,591页。

  25 英文名称初为: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poration,1927改名为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

  26 Chi-ming Hou,57.

  27 同上注。

  28 最初叫中华帝国银行。

  29 L.S.Yang,Money and Credit in China(Cambridge,Mass.,1952),90;Frank M Tamagna,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New York,1942),35-37.

  30 K.G.Liu.Anglo-American Steamship Rivalry in China,1862-1874(Cambridge,Mass.,1962),11.

  31 Chi-ming Hou,61.

  32 同上注,第138页。

  33 同上注,第65页。

  34 北京-汉口铁路:比利时1899年贷款450万英镑,利息率是5%;两次英法借款:一次是1908年利息率为5%的500万英镑借款,另一次是1910年的利率息率为7%的45万英镑借款。上海-南京铁路:1904年到1907年,利息率为5%的英国290万英镑的借款。广州-汉口铁路:1905年,利息率为4.5%的英国110万英镑的借款。上海-宁波铁路,1908年,利息率为5%的英国150万英镑的借款;天津-浦口铁路:两次英德借款,一次是1908年到1909年的500万英镑,另一次是1910年的300万英镑,两次利息率均为5%。Morse,III,449.

  35 Chi-ming Hou,103.

  36 另外的估计数字是,1902年为15,093亿美元;1914年为22,557亿美元。See Chi-ming Hou,211,235。.

  37 Chi-ming Hou,217,221

  38 Feuerwerker,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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