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清末新政和立宪派
对慈禧太后来说，义和团事件是一场痛苦的经历。她经常流泪，后悔地说："没想到我会变成皇帝的笑柄!"慈禧太后对政治的敏锐和精明的本能使她意识到，除非自己表露出某些后悔的样子和制定政治改革的措施，否则就难以重新得到外国的尊敬和国人的敬仰。1900年8月20日，当她还在逃亡的时候，慈禧太后屈尊发布了一道上谕，就中国的不幸而责备自己。朝廷在西安重建以后，她表示要实施一场由自己主导的改革。
1.清末新政，1901-1905年
在1901年1月29日的一项声明中，太后恳请朝廷大臣、各省督抚和外国使节就改革发表建议，她给这些人两个月的时间，并且要求建议要建立在中国和西方政治体制的基础之上，目的是指出如何最好地革新现存的政府体制、行政程序、人民生活、教育方法、军事组织和财政制度。
1900年2月14日，朝廷再次肯定了实行改革的决心，并承担了对义和团事件的责任。4月21日，清廷成立了督辫政务处来设计一项合理的计划。庆亲王、荣禄、李鸿章和其它三个人被任命为主管，而张之洞和刘坤一则获协同办理的任命。
长江总督张之洞和刘坤一在1901年7月联名三次上奏，回应朝廷的号召。在第一份奏折中，他们强调忠实于现有体制，但指出需要改革教育，为国家培养人才，并且建议：
1．设立各级现代学校，课程要混合中国经典和西方的历史、地理、政治学、科学和技术。
2．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加入中西两方面学科的问题。
3．停罢武科。
4．奖励游学。
张之洞的奏折用流利、简练的文笔论断："非育才不能图治，非兴学不能育才，非变通文武两科不能兴学，非游学不能助兴学之不足。"1
第二份奏折继续讨论立国之道，研究实现富强的方法。上奏者建议崇尚节俭、招募异才，及增加养廉银以终止政府中的陋规。奏折也建议废止捐纳，裁减陈旧的绿营和清除衙中无用的书吏差役。
上奏者在第三份奏折总结了他们的倡议书，建议采用"西法"。其中，他们建议扩大军事拨款、引进西式军事训练、发展农业，鼓励工业与技术和有组织地汇编与采矿、铁路和商业相关的规章。他们也建议使用银币、实行印花税、改进邮政服务和积极翻译外国书籍。他们提出建议，目的在于"调整中国的体制以实行西方的制度"。
太后主要以他们的建议为基础，开始了一场在内容上与1898年的改革几乎雷同的改革。这次改革持续了一个更长的时期，从1901年开始至1905年结束。太后无奈地承认部分的、零星的改革救不了中国；完全的重整和自强是未来的唯一希望。这计划的明显特点是：
壹、废除陈旧的官僚机构
1．裁汰各官署书吏差役。(1901年5月)
2．废止"捐纳"。(1901年8月)
3．詹事府并入翰林院。(1901年8月)
4．撤销云南、湖北(1904年12月)和广东的巡抚建制(1905年7月)，以及东河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职位。(1902年2月)
贰、创设新官署
1．督办政务处。(1901年4月)
2．外务部取代总理衙门。(1901年7月)
3．铁路局和矿务局合并为商部。(1903年8月)
4．练兵处。(1903年12月)
5．巡警部。(1905年10月)
6．学部。(1905年12月)
叁、军事改革
1．废武科。(1901年8月)
2．一年内裁减20%到30%的绿营和防勇。(1901年8月)
3．创设武备学堂。(1901年8月)
4．铁良和袁世凯在北京训练八旗兵。
5．建立练兵处。(1903年12月)
肆、教育改革
1．为地位高于撰修的翰林学士开设政治经济考试。(1901年5月)
2．由使节征召留学生回国供职。(1901年6月)
3．1902年开始在各省和大城市考试中以时事策论取代"八股文"。 (1901年8月)
4．命令改省级书院为分科大学堂，府州级书院为中等学堂，县级书院为初等学堂，课程包括儒家"四书"、"五经"、中国历史，还有西方政治研究。(1901年9月)
5．命令各省当局挑选学生出国留学。(1901年9月，1902年10月)
6．命令宗人府选派旗人子弟留学。(1902年1月)
7．命令翰林编修和进士功名持有者到京师大学堂各科学习。 (1902年02月)
8．对回国学生进行年度考试。(1905年7月)
9．废除科举考试。(1905年8月)
伍、社会改革
1．允许满汉通婚。(1902年2月)
2．解除妇女缠足。(1902年2月)
3．禁止鸦片。(1906年9月)
陆、其它改革
1．革新贡米制度，发展铁路建设。(1901年6月)
2．各省征收烟酒税。(1903年12月)
3．命令草拟商法。(1901年12月)
4．设立难民营收容留流浪者和失业者。(1905年6月)
5．减少宫廷费用。(1904年6月)
在太后方面，这计划是掩饰她在义和团事件中耻辱角色的一次精明的尝试，其伪善泄露在这样的事实中：她一边公开征求中央和省级政府官员的建议，一边私下里暗示她对外国事物的深深厌恶。军机处因此机智地劝告官员们不要轻言采用西法。张之洞在一封日期为1901年3月24日的致一位军机大臣的电报中，沮丧地评述了皇室的表里不一："嗣闻人言，内意不愿多言西法，尊电亦言'勿袭西法皮毛，免遗口实'等语，不觉废然长叹：若果如此，'变法'二字尚未对题，仍是无用，中国终归澌灭矣!"2
太后的改革计划本质上是一场没有什么内容、也不准备实行的喧闹表演。它只作出了三项具体的改进，也就是：(1)废除了科举考试；(2)建立了现代学校；(3)派送学生出国。
除了太后没有诚意之外，歧视汉人和无能的满族领导也使得计划没有效率，重要职位越来越多地授予了满族人。例如，督办政务处3由满族人荣禄控制，而新成立的外务部被置于庆亲王的领导之下，而他还控制了练兵处。这种一边倒的职位分派，在汉族老政治家李鸿章和刘坤一分别于1901年及1902年死后变得更为明显，改革的成功前景更加遥远了。
2.立宪运动，1905-1911年
1905年，清朝的改革计划在日本于日俄战争中获得辉煌胜利之后，发生了一次戏剧性的变化。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西方的大专制强国被东方的小君主立宪国打败，是立宪政体有效的证明。中国人也发现，差不多所有西方重要强国，都在立宪政府的基本原则上运作，而俄国人自己也在公众重新召集杜马(Duma，即国会)的要求之下，向立宪政体方向前进，因此印象深刻。挣扎中的中国人相信自己终于找到了一种生存模式。著名的由士人变成工业家的张謇激动地说："日本的胜利和俄国的失败是立宪主义的胜利和专制主义的失败。"立宪主义的思想突然风行，在士人、社会领袖和高瞻远瞩的督抚中迅速传播开来。
改革家梁启超充满说服力的呼声，极大地促进了全国要求实行立宪政体的声浪。自从"百日维新"失败以来，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接触了具有新思想的日本人，并广泛阅读了西方哲学和政治思想的译著。他热诚地接受了民族主义和诸如自由与平等是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之类的概念。在他创办的杂志《清议报》(1898-1902年)和《新民丛报》(1902-1907年)上，他持续地陈述这些思想，试图向中国国民灌输这方面的知识。他对中国衰弱的诊断表明：中国人个人的忠诚对象是统治者，而不是中国国家；儒家学者谈论天下一统，没有优先有效地重点强调中国国家的重要性；专制和暴政是腐败和中国衰弱的根源所在。他热烈地坚持，中国必须接受民族主义作为实施平等、自由和主权此类权利的先决条件。但是，他相信他当时处身的中国，还没有为一个真正民主和代议制的政府做好准备，反而认为君主立宪制作为一个急需的目标更为有效．他倡导渐进的政治改革，反对激烈的革命，并采用了一种混合古文和口语措辞的新式写作方法，读者蜂起效尤。他的杂志极受欢迎，青年学生蜂涌往书店购买最近期数，目的是要吸收人民主权、民族主义和立宪主义这些新思想。梁启超一跃成为二十世纪早期中国新闻业和政治哲学的一颗闪烁明星。4
但是，孙中山领导下的急进人士发起了对梁的君主立宪制思想的有力还击。他们激烈地辩称，中国有必要推翻满族王朝及建立共和国，以开创新时代。他们在1905年创办《民报》来和梁论战。太后对革命的痛恨程度超出了她对君主立宪的厌恶，于是决定支持她认为为害较轻的立宪运动。太后同意派满族王公贵族出国考察外国的政治体制，作为引入宪法的前奏，她知道这个工作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对她有利。
在满族贵族载泽领导下的五人考察团成立了，三个成员访问日本、英国、法国和比利时，而其它两人前往美国、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使团于1905年12月11日出发，第二年7月回国。
代表团汇报了对英国和德国政府体制的良好印象，但断定因为中日间甚大的相似性，日本宪法体制更加适合中国。使团的满族领导人载泽个人建议，在五年内采用宪法。他指出，一个规划良好的宪法能变成政权的工具，为中央政府提供中央集权。这项建议得到了皇室调查团的支持及太后于1906年9月1日的签署，但她精明地遗漏了指定颁布的日期。
政府中不同的派别对立宪问题有不同的观点，太后把立宪当成是用来安抚公众而不需真正损害她自身权力的一个方便工具；满族人则把它看作是实行集权和把汉人排除出核心集团的机会，从而攫取各省汉人总督的权力。于是，立宪成了满族人反汉的一个工具。另一方面，立宪给汉人渴望摆脱偏狭、暴虐的满族人的歧视和统治带来了希望。
在认同立宪的原则之后，朝廷于1906年9月2日任命了一群官员来商讨政府机构改革，作为建立君主立宪制的第一步。但是，因为利益冲突和害怕责难，朝廷决定把五个部门排除出讨论之列：军机处、内务府、八旗、翰林院和太监。最后提交的关于行政重组的报告，强调集中职责、消除政府根深蒂固的衰弱和提高效率。根据这些重点，朝廷在1906年11月7日签署了一道改革法令，仅把六部扩大成十一个听起来是现代化的部门，除此以外并无其它内容。这道法令创造了现代立宪政体的表象，但保留了旧政府程序的本质；也带来了一次倒退的机构重整，因为与汉人的权力相比满人的权力更为加大。重整之后，汉人在政府高层中占据了不足三分之一的职位。满汉之间扩大了的裂痕，使很多立宪政体的支持者失望。
在各地方政府中，满人的权力也得到了巩固。1907年，朝廷通过直接任命各省的司法、警察和农工商局长来约束总督和巡抚的权力。朝廷详细地制定措施并按照执行，以收回各地政权中两项最令人垂涎的权力：朝廷任命各省的财政局长，并把各省的军队移交新成立的陆军部。袁世凯失去了他六镇北洋军中的四镇。1907年8月，朝廷发出了致命一击，它把两个最有权势的汉族总督张之洞和袁世凯调到北京担任军机大臣，后者同时任外务部部长。在立宪的伪装之下，满族人成功地实施了他们的反汉计划，权力空前集中。
但是，立宪运动也有一些好兆头：清廷在1907年8月成立制宪局；1907年9月委派三名官员到日本、英国和德国学习立宪政体；任命一满一汉两个人来为国会举行筹备；命令成立省、地、县议会。
仍在日本流亡的1898年的改革派，明显为中国的发展而振奋。梁启超希望加入立宪运动，于是暂停了《新民丛报》的发行，继而在日本组织"政闻社"来推动：(1)责任制议会政府；(2)保证司法独立的法律改革；(3)地方自治和与中央政府明确的职权分工；(4)谨慎外交，以争取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权利。该会会员显示出与清廷合作的兴趣，但曾于1898年背叛改革派的袁世凯拒绝与他们发生联系，痛恨康、梁的太后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派嘲笑梁及其同僚与反动朝廷调情。受朝廷和革命派的排斥，政闻社成了中间派别。但是，该社的一些成员秘密地返回中国，试图推动社会贤达、学生和海外团体，要求早日成立议会和立即颁布宪法。各省涌现出几十个所谓的"宪友会"，一批批代表团来到北京，请求早日颁布宪法。汹涌的浪潮使满族旗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在这样的压力下，朝廷于1908年8月27日发布了"宪法大纲"，并规定在宪法生效以前有九年预备期。
太后从未真正考虑过在中国引入君主立宪制。清朝的"大纲"实际上给了皇帝比日本模式更大的权力，因它规定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属于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皇帝，而他将继续千秋万代地统治这个帝国。议会可以商议，但不决定政府的政策。它通过的法律和规章需经皇帝的批准才生效。而且，与公民的权力和义务相关的条文不过形同虚设。"宪法大纲"是皇室试图集中王朝权力和延长满族统治的一个拖延工具，尽管有这些预防措施，太后还是不愿实施"大纲"，而是按照日本的模式，要求有九年的酝酿时期，以寻求在她有生之年拖延在中国引进宪法。5
当时已经73岁的太后明显对她的长寿和拖延策略极为自信；但是，不到三个月后，她重病罹身，并于1908年11月15日寿终正寝。太后死后第二天，一则有关37岁的光绪皇帝奇怪地也随太后而去的通告发布了。尽管有报道说他得了布赖特氏病(Bright's disease)，但与皇帝接近的宫廷消息认为他身体非常健康，生平很少患病。传说他私下里可能不够小心，为太后即将死去而欢欣，后来，太后复仇般地发誓道："我断不能先之而死!"这显示了太后在死前毒死皇帝的可能性。流传甚广的谣言说袁世凯参加了密谋，因为他在1898年背叛了皇帝，害怕他重新掌权，但没有证据证实这一说法。
太后3岁大的侄孙溥仪6继位，他的父亲第二位醇亲王载澧7 任摄政。由于袁世凯背叛了光绪皇帝，醇亲王似乎一心要将他除去，但由于担心北洋军的兵变而缩手缩脚。据说，汉族政治家张之洞也劝告他不要在国丧期间杀高级官员。随后，醇亲王坚持袁患了腿疾，需要静养。1909年1月2日，袁被迫退出政府。
醇亲王成功地为遭背叛的光绪皇帝复仇和加强了固有的反汉政策之后，刻意假装为君主立宪制奔走。1909年2月17日，他命令成立省咨议局，10月14日举行典礼。随着这些大众团体的成立，要求召开国会的声势更大了。十六个省的代表于来年三次_1910年1月26日、6月22日和10月3日_到北京请求早日召开国会。朝廷斥责他们干扰国事及命令他们回去。受到了这样的侮辱，这些代表大多数是各省谘议局局长或副局长，在一次秘密集会上碰头，据说就此下决心把他们的同情悄悄地转向革命派。8尽管有来自省咨议局和立宪主义者个人的巨大压力，醇亲王所做的，只是在19lO年11月4日宣布把宪政筹备期从九年缩短为六年。同时，他在1911年5月8日组织"皇族内阁"，十三个任命者中有五个是皇亲国戚，以此强化他的反汉政策。这个内阁中，有八个满人和一个蒙古旗人，但只有四个汉人。当省咨议局反对皇室主宰内阁的时候，朝廷尖锐地提醒他们，皇帝对委任权的绝对控制是在"宪法大纲"中列明的。汉人越来越确信，在满族的统治下，真正的立宪是不可能的。
幻灭和失望导致了日益增强的反满情绪，并把公众的情感转向了革命派的事业。不出数月，孙中山的政治团体就把清王朝扫进了历史的废墟。
【参考书目：】
1.Adshead, S. A. M., Province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Viceregal Government in Szechuan, 1898-1911 (London, 1984).
2.Ayers, William, Chang Chih-tu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Cambridge,Mass.,1971).
3.Bland,J.O.P.,Recent Events and Present Policies in China (Philadelphia, 1912).
4.--,and E. Backfouse,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Philadelphia, 1910).
5.Cameron, Meribeth E., 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 1898-1912 (Stanford, 1931).
6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1964)。
7张玉法，《清季的立宪政体》，（台北，1971）。
8.Ch'en, Jerome, Yuan Shih-k'ai, 1859-1916 (Stanford, 1986), chs. 3-7.
9.亓冰峰，《清末革命与君宪的论争》，（台北，1966）。
10.Chu, Samuel C.，Reform in Modern China: Chang Chien, 1853-1926 (New York, 1965).
11.庄吉发，《京师大学堂》，（台北，1970)。
12.Der Ling, Princess, Old Buddha (Empress Tzu Hsi) (London, 1926).
13.Franke, Wolfgang, 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Cambridge, Mass., I960).
14.Haldane, Charlotte, The Last Great Empress of China (Indianapolis, 1965).
15.Ichiko, Chuzo,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1901-11," in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Eng., 1980), Vol. 11，375-415.
16.Israel, Jerry, Progressivism and the Open Door: America and China, 1905-1921 (Pittsburgh, 1971).
17.Kent, Percy Horace, The Passing of the Manchus (London, 1912).
18.Levenson, Joseph R., Liang Ch 'i-ch '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1953).
19.Rankin, Mary Backus,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1986).
20.Reid, John G.，Tha Manchu Abdication and the Powers, 1908-1912 (Berkeley, 1935).
21.Sun, E-tu Zen,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al Missions of 1905-1906,"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24:3:251-268 (Sept. 1952).
22.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北京，1906）。
23.Thompson, Roger R.，China's Local Councils in the Age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 1898-1911 (Cambridge, Mass., 1995).
24.载泽，《考察政治日记》，（北京，1908)。
【注释：】
1 李守孔，707。
2 李守孔，713。鉴于这一证据，太后真诚地转向改革的假设是难以接受的，Meribeth E．Cameron主张这一点，见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1898-1912 (Stanford，1931)，chapter 3，"The Empress Dowager's Conversion，" also Pages 199,201．
3 虽然有三名汉族和三名满族主管。
4 梁启超，102。
5 1881年日本天皇承诺在1890,召开国会。
6 后来的亨利．溥仪，即末代皇帝。
7 载澧，已逝皇帝光绪的同父异母弟。
8 P'eng-yiian Chang，"The Constitutionalists," Mary C．Wright(ed．)．China in
Revolution，160-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