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义和团事件，1900年
1898年戊戌政变翻转了整个权力结构，削弱了汉人激进派和温和派的势力，反动的满人重新占据了要职。荣禄、裕禄和启秀进入军机处，而顽固保守的军机大臣刚毅日益得到太后的宠信，对太后的影响较之荣禄更大。由于对国际政治的现实毫无所知，这些人拒绝外交和与各国互相迁就，反而提倡一种顽固的抵制政策。在他们的影向下，太后也决定不再向外国列强作出更多的让步。考验的时刻来了：1899年2月，意大利要求割让浙江的三门湾，她下令浙江巡抚不用犹豫地击退敌人的登陆；10月，意大利人屈服了。新的不妥协政策的作用得到了确认。1899年11月21日，太后自豪地训令各省当局不要再抱媾和的幻想。1
1.义和团事件的背景
强烈的排外情绪不仅充满太后统治下的宫廷，也渗入士人、官员、士绅和广大的民众中。半个世纪的外来羞辱，无论战争还是媾和，都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在中国土地上趾高气扬的外国公使，咄咄逼人的领事、气势汹汹的传教士和自私自利的商人经常使他们想起中国的不幸。折磨人的不公正的感觉产生出一种强烈的报复欲，直至在一场广泛的排外运动中爆发出来。当然，大量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因素也导致了这场运动的爆发。
1.1对基督教的憎恶 受儒家、道教和佛教教化的熏陶，中国人憎恶在炮舰保护下入侵的基督教。1858年的《天津条约》允许基督教在内地自由传播，1860年的《北京条约》保证了传教士租赁和购买土地建造教堂的权力。在国旗和条约的保护下，传教士在中国自由地活动。由于他们很难争取到皈依者，所以便转而为皈依者提供补助金和为他们提供免受官方或非官方干扰与侮辱的保护。2中国人轻蔑地称这些本国的基督教徒为"吃教"，也就是他们靠来自于教堂的收入为生。确实，那些接受金钱上的补偿来换取信仰的人，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目的；大多数人是来自社会底层的穷人，时常利用与传教士的联系来欺凌乡邻，躲避法律。这些皈依者卷入麻烦和诉讼时，传教士经常来帮助他们，替他们向地方官求情。传教士对教民的庇护能力、对官府的影响能力，以及提供金钱财富的诱惑力，在公众面前显现出来，吸引了弱者和投机者入教，但强者和有民族自豪感的人却厌恶这些传教士。
乡绅把基督教当成是社会上一个分裂的、虚妄的和异端的教派。皈依者不向菩萨磕头、不崇敬孔子和祖先、不参加本地祭祀鬼神的节日活动，这大大地激怒了乡绅。作为自我标榜的儒家礼仪的卫道者，他们憎恨任何外来宗教和思想的明目张胆的侵犯，他们往往是宗教事件的秘密煽动者。作为在中国的一种"异端"信仰，基督教成为排外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因和焦点。
1.2民众对帝国主义的怒火 由于1897至1898年外国入侵步伐的加快，一种濒于灭亡的感觉与日俱增。1898年4月17日保国会在北京成立前，康有为发出警告说，中国有成为第二个缅甸、越南、印度和波兰的危险。进步人士建议通过激进的改革来进行民族自救，而反动派和愚昧无知之流却渴望通过杀死外国人来发泄他们的怒火。
1.3外国经济支配下的艰难生计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进口商品的涌入，对民族经济产生了一种阻抑的效果，而固定不变的5%的从价关税摧毁了中国的保护性关税。外国棉布售价仅为中国土布的三分之一，这导致国内的纺织者和纺织品制造者破产。家庭手工业在外国竞争面前每况愈下，很多的工人失业。太平天国时期，生活的困苦加剧了；由于饥馑流行，穷人成了土匪、游民和滋事者。虽然，许多极度贫困的人首先把自己的不幸归罪于太平军，但他们最终把仇恨转向外国人，因为外国人以外来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引发暴乱。
太平天国后期，外国贸易的进一步扩大导致外国对中国市场支配的不断加重，而且，自强运动时期(1861-1895年)引入了大量的洋式企业和工业，还有相当数量的外国资本。1899年，中国的贸易赤字为6,900万两，政府预算赤字约为1,200万两(1.01亿两的支出对8,900万两的税收)。为平衡赤字，朝廷增加税率，并恳求各省捐款，这一负担最终落到了百姓头上。当生活对所有深受压榨的人来说变得不可忍受时，他们便在盗贼行为和秘密会社中寻求宽慰。
而且，外国铁路设施大大破坏了传统的运输体系。两条老的南北干线--大运河和从汉口到北京的陆路--在与铁路的竞争中失败，成千上万的船夫、车夫、客栈店主和商人失业。随着南来的贡米运输在1900年变成现金支付，大运河差不多就成为明日黄花了，这引起了沿岸城市和百姓生活的衰败。
到十九世纪末，乡村工业破产，国内商业日下，失业日增，民生日艰，这些都在困扰着中华大地。很多人把这个令人遗憾的现状归咎于外国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和控制。因此，对外国人和外来事务的敌意也就不足为奇了。
1.4自然灾害 经济凋敝之外，一系列的自然灾害进一步加重了生活的艰难。1852年，黄河从河南改道至山东，1882年后经常泛滥。1898年，黄河再次决堤，淹没了山东境内的几百座村庄，患及一百多万人。相似的水灾也发生在四川、江西、江苏和安徽。好像洪涝还不够似的，1900年华北大部(包括北京)一场大旱接踵而至。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和迷信的士大夫把不幸归咎于外国人。他们坚决认为，外国人宣传异端邪教和禁止崇拜孔子、菩萨与祖先触犯了神霰。外国人被指控在修铁路时毁坏了地里的"龙脉"，在开矿时放走了山中的"宝气"。士绅认为外国人应对破坏土地的平静和扰乱"风水"的自然功用负责，因为这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他们争辩说，如果中国要安宁、美好地生活的话，就必须消除这样恶劣的影响。问题是如何能驱逐拥有坚船利炮的外国人中国是一个贫穷、衰弱的国家，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来赶走他们；但一些人天真地相信，中国可以利用超自然的力量来使枪炮不起作用。
正是在迷信、经济萧条、极度贫困、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公愤和憎恨传教士的氛围中，一场大规模的排外暴乱在1900年爆发了。
2.拳民的缘起
"拳民"是外国人给一个叫做义和拳的中国秘密会社成员所起的名字，因为这个组织的成员都练习传统的武术--打拳。义和拳是与煽动1796-1804年叛乱的反清秘密教派白莲教相联系的八卦教的一个分支。官方第一次提到义和拳是在1808年的一道上谕中，它描述了山东、河南、江南(江苏和安徽)出现了以义和拳和八卦教名义众集起来的带剑流氓，他们在集市上搭起帐篷赌博，欺骗本地人。尽管遭到官方的禁止，到1818年，义和拳扩展到直隶并继续其活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这个反朝廷的秘密团体呈现出了排外色彩，它发誓要杀死外国人及其中国帮凶。保守的山东巡抚李秉衡鼓励他们的活动，李的继任者毓贤同样反动，1899年时给他们改名为义和团--"正义与和谐的民兵"。3
拳民称外国人为"大毛子"、中国基督教徒和从事洋务的人为"二毛子"、那些用洋货的人为"三毛子"，所有"毛子"都要斩尽杀绝。
拳民的众神包括传说的和历史上两方面的人物。在他们崇拜的众多的神当中有玉皇大帝(道教神祗)、关公(战神)、诸葛亮(聪明的战略家)和项羽(西楚霸王)。
义和拳的纲领和最能吸引迷信的老百姓的基本要素是巫术，他们借此宣称，在一百天的训练后就可以不受子弹的伤害，四百天的修习后就能飞起来。他们运用符表、咒语和仪式来祈求超自然的力量。在战场上，他们一边低声念着一些据称能招来天兵天将的魔咒，一边焚烧画有赤脚人像的一种黄色的小纸片。由于排外，拳民宁用旧式的刀矛，而不要枪炮。
拳民原先是反清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变得支持朝廷和排外了。4他们发誓要抓住"一条龙、两只虎和三百只羊"--龙标志着发起1898年改革的光绪皇帝、两只虎意指从事洋务的庆亲王奕\x84梁屠詈枵拢\xAC而三百只羊指的是与外国人有关系的在京师的官员。拳民宣称，只有十八个朝廷官员应该活着，这些人当然是支持拳民的顽固反动分子。
3.朝廷庇护拳民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山东拳民在大刀会的名号下特别活跃，他们在这个省得到反动巡抚李秉衡的暗中鼓励。李秉衡巧妙地庇护他们制造的事端，并采用和解而不是镇压的政策。5但是，当1897年两个德国传教士被杀时，朝廷在德国公使的压力下解除了李秉衡的职务。6这一事件也给德国要求占领胶州湾以口实，由此触发了其它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
1899年3月，毓贤被任命为已经十分动荡不安的山东省的巡抚。他像李秉衡一样排外，继续支持拳民和大刀会，命令各府县官员和地方官像对待废纸一样，不用理会传教士和皈依者的请求和抱怨。在他的保护下，拳民竖起了"扶清灭洋"的旗帜。巡抚用白银资助他们，并邀请他们设立拳坛来教练士兵。八百多个此类的拳坛突然冒了出来，集中在大运河以西的地区，而这里的百姓受水灾最甚。如前所述，毓贤以新名字"义和团"来尊称拳民。在官方支持的鼓励下，拳民对传教士和皈依者的攻击逐渐升级。
但是，1899年12月，外国的压力再次迫使朝廷撤掉了毓贤的职务。毓贤到北京称赞拳民可用，并把任何的镇压行动谴责为损害中国自身的利益。反动的端亲王、庄亲王和军机大臣刚毅对他的陈词深感钦佩，一致向皇太后建议利用拳民；太后因为愤怒受挫于外国人而欣然接受了这一主张。毓贤被擢升为山西巡抚，他在山东的继任、积极支持镇压政策的署理巡抚袁世凯，不断被北京告诫不要惩罚拳民。1900年1月3日，北京指示袁世凯使用劝说与安抚而不是镇压的方法，但他拒绝顺从这一指示，山东拳民遭到镇压。
但朝廷继续恩宠拳民，1900年1月12日颁布召令，凡为自卫和保护村庄而练兵者不应被视为土匪。4月17日，朝廷宣布，安分守法的村民设团自卫符合古代"守望相助"之义；因此，此类活动不应被禁止。拳民变得更加的大胆、热情高涨，他们毁坏了象征外国奴役的铁路和电线。
1900年5月初，朝廷考虑把义和团组建成军队，但遭到裕禄和袁世凯的反对。掌权的反动人物不愿罢手；刚毅不断地向皇太后劝告，拳民有神的保佑，并且刀枪不入--中国要赶走外国人所要倚仗的正是这种人。太后暗中要刚毅把拳民召至北京，在一场宫廷表演中，他们在火器前的刀枪不入被"肯定"后，她表扬了他们的首领，7 并下令包括侍女在内的宫廷侍从练拳。王公大臣马上聘请拳民守卫住宅，并焚香供奉拳民的神。半数政府正规军加入拳民，两者间的区别消失了。人们如痴如狂地习武。
高涨的排外情绪使北京的外国使节警觉起来。5月25日，他们从天津港外的兵舰上调来警卫以作防范。总理衙门起初不同意，随后不情愿地同意了这一调动，同时试图把每个公使馆的此类警卫的人数限定为三十人。但是，6月l日和3日到达北京的第一分队却包括了75名俄国人、75名英国人、75名法国人、50名美国人、40名意大利人和25名日本人。
拳民还得到了5月29日的另一则朝廷召令的鼓励，这则召令告诫各省官员，不要不加区分地攻击拳民，因为练拳的人中有好有坏。此类的官方认可燃起了拳民的激情，6月3日，拳民切断了京津铁路线，形势迅速失控。
至此，朝廷完全被反动分子所掌握。端亲王取代庆亲王成为总理衙门的首脑，徐桐和启秀也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外国使节得出结论，朝廷要杀死在京师的所有外国人。英国公使向天津的海军上将西摩尔(Admiral Seymour)请求紧急援助。 6月10日清晨，一支2,100人的各国联军乘火车离开天津，但在北京和天津中间的廊坊遭遇拳民。激烈的战斗发生了，阻止了外国人的前进。京津之间的电报线被切断了，北京的外国人前途未卜，令人极为关注。6月10日，拳民焚烧了英国使馆在西山的夏季寓所；一天后，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被董福祥的部队杀害，这位反动的回教徒将军先前曾向慈禧太后吹嘘，他有力杀外国人。战争之幽灵被放了出来，现在，这个饥饿的幽灵在华北大地上垂涎地游荡着，无法控制。
6月13日，朝廷宣布，由于使馆人员有使馆护卫的充分保护，无需更多的外国部队来北京。同一天，大量狂暴的拳民涌进北京，他们焚烧教堂和外国人寓所，并杀死或活埋他们看到的中国皈依者。他们掘开传教士的坟墓，包括那些早期的耶稣会士，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6月14日，他们数次袭击使馆护卫，6月20日，杀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Clemens von Ketteler)。
在天津，拳民同样无法控制，他们焚烧教堂和出售外国商品与书籍的商店，杀死中国基督教徒，并且冲进监狱，释放狱中的伙伴，强迫总督允许他们从政府的军火库中自由地挑选武器。面临如此混乱的局势，港口外军舰上的外国军官决定占领大沽炮台。6月16日，他们猛轰炮台，并于一天后把它占领。同时，受阻无法到达北京的西摩尔分队决定杀回天津。
此时，端亲王和刚毅主张全面进攻公使馆，是洗刷半个世纪以来国耻的唯一方法。在这一点上，太后同意了。6月16日，四次御前会议中的第一次御前会议召开，研讨是战是和。太常寺卿袁昶谨慎地反对与公使馆公开为敌，他指出拳民刀枪不入是假造的。太后打断了他，并说："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会议未作决议，但发布了招募"年力精壮"的拳民入伍的上谕。
在6月17日的第二次御前会议上，太后命令通知外国使节，如果他们的国家打算开战，他们就得回国。6月18日，第三次御前会议召开了，还是没有做出决定。第二天，一份来自裕禄的迟到的报告说，外国人要求大沽要塞投降。太后认为战争已正式爆发，于同一天召集了第四次御前会议，清廷宣布与各国断绝外交关系。她决心借助拳民同列强开战。许景澄(1845-1900年)，前驻俄使臣和吏部侍郎，受命通知外国使节在中国人的武装护卫下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北京。对拳民从无好感的光绪皇帝握着许景澄的手，喃喃而言道："更妥商量。"太后立刻叫道："皇上放手，毋误事。"6月21日，裕禄的另一份奏折到了，言词模糊但相当赞许地摹画了在大沽和天津的前三天的战斗。信心来了，那一天，朝廷向外国列强宣战。8
现在，朝廷正式下令各省组织拳民抗击外国入侵。在北京，拳民被官方承认为"义民"，给赏赐大米和白银。庄亲王和刚毅认为官方掌握了30,000拳民，端亲王指挥着总共1,400个小队，每队由100-300人组成。他们与董福祥部下的政府军汇集在一起，向公使馆和西什库教堂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每活捉一个外国男人，庄亲王奖赏50两，女人40两，小孩30两。刚毅宣称："使馆破，夷人无种矣!天下自是当太平。"太后对公使馆的进攻了如指掌并全力支持；不用说，这使得政府内外的反动分子极为心满意得。他们把破坏公使馆看作是向外夷发泄痛恨、解除外国对京师的威胁、销毁朝廷支持拳民的证据和激发民众普遍的爱国精神的一种途径。
公使馆区内约有450名卫兵、475名平民(包括12个外国公使)、2,300名中国基督教徒和约50名仆人，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拳民则穿着与自己神奇的超自然感应相称的怪异服装，肩披着一头杂乱而蓬松的长发，迈着巫师般规整的步伐。
4.东南互保
6月21日朝廷宣战之时，东南部的省级官员--广东李鸿章、南京刘坤一、武汉张之洞和山东袁世凯--一致拒绝承认其有效性，坚持认为它是一个乱命、未经皇室适当授权的非法召令。他们封锁了宣战声明的消息；同日，他们也封锁了组织拳民抵抗外国侵略的命令。张之洞巧妙地把6月20日的关于各总督联合起来保卫他们辖区的命令曲解为他们应该合作，以镇压拳民和保护外国人。在铁路和电信督办盛宣怀的建议下，长江流域总督张之洞和刘坤一与上海的外国领事达成一项非正式的协定，大意是：作为省里的最高权威，他们将保护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并在他们的管辖区内镇压拳民；而外国列强不派军队进入他们的地区。李鸿章、袁世凯和闽浙总督同意这一协议。由此，整个东南中国避免了拳乱和外国的入侵。
盟国认为清政府应对公使馆的外国人的生命负责，但同时自组了一支联军来解围。7月14日，外国部队占领天津并威胁要开往北京。同一天，十三个东南省份的督抚集体敦促朝廷镇压拳民、保护外国人、赔偿他们在最近的骚乱中蒙受的损失和就克林德之死致函德国道歉。在督抚的压力下，朝廷的态度暂时有所缓和。为了外国使节及其家属的安全，朝廷允许总理衙门邀请他们搬进衙门，以便将来安排他们安全回国。充满疑虑的外国公使回答说，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在衙门会比在公使馆更安全"。7月18日，李鸿章受命于朝廷，要求中国驻外使臣通知各国政府，他们驻中国的代表平安无事。一天后，忧心忡仲的总理衙门再次表示，愿意武装护卫外国使节去天津。外国人还是起疑，要求总理衙门解释，"如果中国政府不能保证保护在北京的外国使节，为什么他们确信在城外、在去天津的路上有能力这么做。"9他们宁愿待在公使馆区等待援救。7月20日和26日，总理衙门分两次给公使馆送了几车的蔬菜、西瓜、大米和面粉。在这短暂的和解期内(7月14－26日)，对公使馆的进攻暂停了12天。
但是，随着反动官僚李秉衡于7月26日抵达北京，战争的风暴再次爆发。在刚毅和徐桐的鼓励下，李秉衡有力和成功地使太后认识到，只有战斗才能谈判。战争和消灭外国人的政策被再次确定下来。敢于建议和平的高官倒霉了，他们中有五个被处决。10这种可怕的事态反映在8月2日袁世凯致盛宣怀的一封电报中："无望；少说为妙。"11
联军的增援部队7月底到达大沽，8月4日从天津向北京进发。各国联军由18,000人组成，其中有8,000名日本人、4,800名俄国人、3,000名英国人、2,100名美国人、800名法国人、58名奥地利人和53名意大利人。德国人很晚才到，没有加入这支联军。强大的联军猛攻天津至北京一线，驱散了行军线路前面的拳民和政府军。西方强国很快地就击败中国，大获全胜，以至于裕禄和李乘衡分别于8月6日和11日屈辱地自杀了。8月14日，联军攻进北京，解救了被围困的公使馆。12约450名警卫、475名平民和2,300名中国基督教徒能抵挡住不知具体数目的大量的政府军和拳民约近两个月的进攻，这真是个奇迹。但是，这个奇迹是由北洋大臣荣禄促成的，他对拳民无好感，又没有勇气反对太后。他假心假意地进攻，放空枪且不用新式的大口径大炮。结果，公使馆的防卫没有被打破。
太后、皇帝和少数侍从在联军开进北京的次日乔装逃跑。皇帝实际上想留在北京与列强缔结和约，并且自己接管政权，但是，绝境中的太后如往常一样精明，不让皇帝以牺牲她来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在逃离前的最后一刻，她命令把建议皇帝留下来的宠妃13扔到一口井里，并迫使皇帝和自己一起逃走。他们穿着普通人的粗布衣服以免被官民认出，惶惶然向西逃亡。在长途的艰苦流亡之后，10月23日，朝廷在西安重建起来。
席卷华北、内蒙和满洲，并使231个外国人丧生和成千上万的中国基督教徒惨遭杀戮的义和团事件，终于平息下来了。特别是毓贤担任巡抚的山西，受乱尤甚。
5.媾和
在义和团事件的余殃之后，颇孚众望的年老政治家、两广总督李鸿章受命料理局势。朝廷于7月3日和6日，两次催促其立刻北上。接着，在7月8日，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亦即从1870至1895年他担任的官职。这时，他才慢吞吞地乘船于7月21日到达上海。在那儿，他接受英国政府的忠告，在上海等待，直至外国使节安全到达天津。8月7日，朝廷任命他为全权代表与列强谈判，但他还是不想北上。
8月20日，流亡朝廷承认负有引起灾祸的责任，显示出后悔的迹象。朝廷一再"乞求"李鸿章北上，与列强寻求解决方案。李鸿章的拖延策略源自于他相信：朝廷不会听从他的劝告，镇压拳民；除非解除对公使馆的包围且外国使节安全到达天津，不然，和平就没有希望。令他宽慰的消息是列强不认为他们和中国处于战争状态，他们只是为镇压暴乱才派出远征军。俄国提出把它的军队、外交官和平民撤到天津，以便准备谈判，并秘密地表示它将为会议定下一个温和的基调，以预防其它列强提出过分的要求，李鸿章断定这是北上的时候了，他要求朝廷任命庆亲王和荣禄协助他寻求和平。当朝廷同意照办后，他便在俄国人的保护下北上，9月18日抵达天津。
流亡朝廷仍然受到端亲王和刚毅这样的反动分子的支配，他们提倡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为了牵制他们，李鸿章请求朝廷允许荣禄参与朝政。因为荣禄与进攻公使馆有关联，联军不接受他担任谈判者。11月11日，荣禄抵达西安，重新成为军机处的一员。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联军代表拒绝在清廷"回銮"之前开始和谈，他们意在"还政于皇帝"。他们提出这一议题作为清廷满足他们其它要求的手段。紧握权力不放的慈禧太后拒绝返回北京，理由是她担心遭受不幸的待遇和被强加给不能接受的条件。她明确表示朝廷将在和约缔结之后，而不是之前返回北京。东南各省的领导人眼下采取了把联军的注意力转移到惩处有罪大臣身上的策略。袁世凯尤为着急于实施这一手段，因为他知道，还政给他在1898年维新期间背叛的皇帝，将对他自身的利益有莫大的损害。这些东南领导人，还有庆亲王和李鸿章，对朝廷施加巨大的压力，要它接受联军的要求，惩处九名同情义和团的大臣，外加毓贤和领导进攻公使馆的将领董福祥。1900年12月3日，朝廷不情愿地剥夺了董福祥的官阶并把他流放到甘肃。在所有有关罪责的讨论中，一直没有提到两个主犯：罪责最大的慈禧太后和能够制止义和团兴起的荣禄，他们都没有受到惩罚。
北京谈判期间，目的各不相同的联军代表很难就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德国存心报复，要求进行严厉的惩罚。德皇谈到一项严厉的惩罚行动，甚至是摧毁北京。在派出七千人的远征军的时候，他宣布："让中国这样认识德国--中国人再也不敢对德国人侧目相视。"14由于克林德被杀，德皇获得了任命陆军元帅瓦德西(Waldersee)为侵华联军总司令的权利，瓦德西曾在参谋本部任毛奇(Moltke)的助手。瓦德西于10月17日抵达北京，此时，北京已被联军占领约两个月了，他把太后的金銮宝殿作为他的住所。英国人支持德国人牵制俄国在中国扩张的企图，与此同时，俄国人在动乱期间已经占领满洲，此时，俄国人却讨好清政府，希望获得在满州的特权。为俄国人的野心而焦虑的日本人，采取了把部分军队撤退到天津来赢得中国人好感的策略。法国声称它无意瓜分中国，对此无秘密的计划。1900年7月3日，美国第二次宣布了门户开放政策，支持"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和"长远的安全与和平"。
在进行了很多喋喋不休的争辩之后，联军终于在1900年12月24日合议出一则包括12项条款的联合照会，以这个联合照会为基础，经过讨论，达成了最终的解决办法，它包括如下主要内容：
1．惩办罪犯。联军原先要求处死12名官员，包括庄亲王、端亲王、刚毅、毓贤、李秉衡、徐桐和董福祥将军。15最后决定，庄亲王被赐死，端亲王发配新疆终身监禁，毓贤被处决，董将军被革职，已死的刚毅、徐桐、李秉衡身后受辱，夺回原官。16各省共119名官员受到了从死刑到申斥的惩罚。
2．赔款。1901年3月21日，在北京的美国全权代表柔克义提出一项4,000万英磅的惩罚性赔偿，但德国代表代之以要求6,300万英磅。4月25日，联军确定赔款为6,700万磅，包括至1901年7月1日的占领费用。5月7日，数目进一步修订为6,750万磅，或4.5亿两白银，分39年偿清(也就是到1940年)，年息4%，以海关税、厘金、常关税和盐税作担保。为帮助赔付的实现，同意把现行关税由实际的3.18%提高到5%，对迄今为止的免税商品征税。赔款的分类如下：
俄国 130,371,120两 占总数的29%
德国 90,070,515 20%
法国 70,878,240 15.75%
英国 50,620,545 11.25%
日本 34,793,100 7.7%
美国 32,939,055 7.3%
意大利 26,617,005 5.9%
比利时 8,484,345 1.9%
奥地利 4,003,920 0.9%
其它 1,222,155 0.3%
3．其它的重要规定。除了以上两款外，列强对很多其它的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包括：
a．向德国和日本道歉。
b．建立一支永久性的公使馆卫队。
c．拆除大沽炮台和北京至海通道之各炮台。
d．两年内禁止进口武器。
e．北京至海道的重要地点驻扎外国军队。
f．暂停拳民肆虐的约4-5个城市的科举考试五年。
这些条款被正式写入由12款和19项附属条款构成的《辛丑条约》，由李鸿章、庆亲王和十一国代表于1901年9月17日签署，此时距清廷解除对公使馆的包围已一年零二十四天。联军于9月17日撤出北京。不过，朝廷直至1902年1月7日才返回北京。
6.俄国占领满洲
联军和中国之间最终恢复了和平，但是，俄国占领满洲的问题还有待解决。俄国人以恢复满洲秩序和镇压"暴民"为借口，在1900年7月派出了二十万人的军队，野心勃勃地想把它变成第二个布哈拉(Bukhara)。他们经过三个月的军事行动，取得了对整个满洲的控制权。11月30日，俄国辽东半岛总督阿列克息夫上将强迫沈阳的盛京将军增祺签订了一项九款的临时条约：增棋应解除满洲军队的武装并解散之、交出军火库中的全部军火、拆除要塞和防御、同意俄国人在渖阳派驻一名驻扎官。愤怒、害怕和蒙羞的清廷拒绝承认该条约的有效性，它坚持增祺无权签署。
随后谈判在圣彼得堡开始，库诺帕特金将军和陆军与财政大臣维特伯爵赞成，在正在与北京谈判的总条约之外，和清廷单独缔结一条满州条约，意图排除其它列强在满洲和长城以外地区的影响和投资。1901年2月16日，俄国人提出一则十二款的条约(代替增祺--阿列克息夫协议)，名义上把满洲还给中国，实际上通过把俄国军队伪装成"铁路驻军，使占领满洲合法化。这条条约禁止中国未经俄国同意向满洲派出军队，或给与其它国家筑路和开矿的特权。但是，最大的耻辱是规定中国支付占领费、支付铁路与中东铁路公司的财产损失，还有授权俄国修筑一条从中东铁路朝着北京方向的通往长城的铁路。
俄国侵略满洲在列强中引起了深切的忧虑，特别是与俄国有利益冲突的日本。在北京的日本公使17警告庆亲王，任何对俄国占领满洲的让步都可能会引发对中国的瓜分：英国肯定会接着占领长江流域，德国占领山东，而日本将别无选择，只能保持其自身的行动自由。英园和德国也提出警告，反对中国在与联军签订《北京总条约》之前与俄国缔结任何单独的领土与财政条约。美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力劝中国抵制俄国的要求。另一方面，维特威胁说，拒绝已提出的条约将导致俄国拒绝在满州问题上的合作。还在西安流亡的倒霉的清廷摇摆不定，它不敢触犯列强或者是俄国；它只能命令庆亲王和李鸿章想办法既不惹怒俄国政府也不激怒列强。李鸿章的亲俄倾向占了上风，建议朝廷签署条约，以避免和谈破裂。但是，其它各省的强人，如长江总督张之洞和刘坤一，强烈反对该条约。刘坤一争辩道，中国接不接受该条约，俄国都不会把满洲还给中国；而张警告说，如果中国屈服于俄国的威胁，中国可能被瓜分。纠缠于这些矛盾的意见及俄国、英国和日本方面的压力，朝廷根本拿不定主意。清廷绝望地把决定权交给中国驻俄公使杨儒，授权他见机行事。现在，李鸿章要求他接受条约，而张之洞和刘坤一力劝其拒绝，以免他成为公众谴责的目标。杨儒对卷入这一僵局深为焦虑，在1901年3月22日的一次事故中，他的腿受了重伤。第二天，他致电朝廷若果没有明确的指示，他是不会签约的。在此之前，驻东京，伦敦和柏林的中国公使纷纷告诫北京，反对签字。最突出的是东京公使，他认为俄国肯定不敢面对英日的联合力量，中国在这一点上的任何让步只会造成英国和日本的憎恨，并使即将到来的在北京的总解决方案复杂化。在这样的压力下，朝廷最后于3月23日决定拒绝俄国人的条约。面临强有力的国际反对力量，俄国只是在4月6日发布了一则不高兴的声明：他们很想撤出满洲，但国际政治的现实不允许他们此刻这么做。危险地悬而未决了几个月的紧张的圣彼得堡谈判突然草草收场了，而未产生一再被预言的对中国的可怕结果。在外受俄国人的逼迫、内遭国人的耻笑中，年老、虚弱和羞愧的李鸿章突然于11月7日去世了，终年78岁。
李鸿章未完成的工作由庆亲王和大学士王文韶来继续完成。国际局势对俄国极为不利，特别是在1902年1月30日英日同盟签订之后。最后，俄国于4月4日与中国签订了一项协定，承诺分三个阶段，每隔六个月为一个阶段，撤出满洲。中国方面同意保护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及它的雇员和财产，还有它所有的联合企业。第一阶段的撤军如期执行，但在1903年4月第二阶段到期的时候，俄国人借助于把军队制服改变成"路警"制服的欺骗手段，没有撤出。另外，他们要求新的垄断权利，并重新占领了一些撤离的城市，如沈阳和牛庄。俄国侵占满州预示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
7.义和团事件的影响
回顾历史，义和团事件明显是由反动的满族朝廷、顽固的保守派官僚和士绅，以及无知和迷信民众的联合力量所推动的。这种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感情和愤恨的爆发是愚蠢的、非理性的，但也不能忽视其中所固有的爱国主义成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今天把义和团事件看作是一场动机正确、方法错误的爱国的农民起义的初步形式。
义和团事件及最终的解决办法造成许多重要的影响：
1． 联军占领北京和俄国在满洲的扩张使中国面临瓜分的威胁，并加剧了国际间的猜忌和竞争。列强日益担忧在其自身中间爆发冲突，并深切关注在华平等贸易的前景，这使得国际上各国普遍想缓和紧张的局势和维持在中国的现状。美国出于保持"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及"为全世界"维护"在中华帝国全境实行贸易均沾的原则"的目的，于1900年7月3日第二次宣布了门户开放政策。接着，英德于1900年10月16日签订一项协议(要求其它强国遵循)，规定签约国不在中国谋求领土。接下来的帝国主义活动中的对峙局面使中国免于立即崩溃；不过，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国际地位也卑微可悲地一落千丈，跌入谷底。
2．《辛丑条约》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第五款规定禁止进口武器，第八款规定拆除大沽炮台和其它的炮台，第七款规定外国部队在公使馆区驻扎，第九款给予列强在从北京至海的地区部署军队的权利--所有这些损害了中国的自卫能力，并限制了中国主权的自由实施。第十款规定，国内的许多地区暂停科举考试五年，以作为对士绅阶层的惩罚，这是对中国内政的莫大干涉。
3．四亿五千万两白银(3.3亿美元)的赔款，加上其39年中每年按4%的利息，总数达982,238,150两，超过原先数目的两倍以上。赔款必须以外币而不是用中国白银做出偿付，这招致每年在兑换上的几百万两的额外损失，特别是在银价大跌的年份中。例如，中国在1903年不得不支付5,350万两，而不是原先一致同意的4,250万两。18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外流，虽不至于使中国经济瘫痪，但却抑制了它的增长。
4．北京的外国公使从此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外交使团，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而清朝的威望跌入谷底。
5．在国际社会中，拳民的野蛮行径暴露出中国不文明的一面。另一方面，外国远征军的残暴表现，造成了一种不可战胜和至高无上的形象，中国人的自豪和自尊被击得粉碎，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由蔑视和敌对变成畏惧和奉承。
6．为了苟延残喘，满族朝廷作了一些三心两意、肤浅的宪政改革；很多汉人目睹了满族政权毫无希望的领导能力后，转向了革命，革命成了国家的唯一希望。孙中山提倡的、一直被有身分的中国人当成非法行动来回避的武力推翻清王朝，这个时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支持。他的形象由一个不忠的叛乱者，变成了一个志高、爱国的革命家；结果，革命的脉搏加快了，加速了满族王朝在1911年的最终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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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Chester C．Tan，The Boxer Catastrophe(New York，1955)，32．
2 《海国图志》提到每个皈依者的生意津贴是130两，而《中西纪事》报说每人有4雨补助。
3 拳民起源的说法建立在权威性数据的基础之上，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1899)。
4 详细的论述见Victor Purcell，The Boxer Uprising(Cambridge，1963)，chs．9，10．
5 T'an，46.
6 不久后升任四川总督。
7 李来中和曹福田。
8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卷，第196-198页。
9 T'an, 120.
10 前驻俄公使和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户部尚杏立山。
11 T'an，106．
12 占领北京后，联军，特别是俄军，大肆劫掠宫殿和私宅。一名俄国中将带了十箱财宝回国。
13 珍妃。
14 Morse，III，309．
15 其它人是：辅国公载澜、英年、赵舒翘、徐承煜、启秀。
16 辅国公载澜充军新疆，终身监禁；启秀和徐承煜被处决；英年和趟舒翘赐自裁。
17 小村寿太郎。
18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在柔克义的建议下，美国出于公正和善良的愿望，后来返还了赔款的多余部分：美国宣称该国私人损失总数200万美元，已于1905年付清，1908年美国退还给中国10,785,286美元，保留200万美元,以备将来可能做出的调整。1924年，赔款的其余部分被放弃了。这笔拳民退款被指定用于中国学生在美国的教育。其它国家分别
于下列诸年相继赦免：英国，1922年；俄国，1924年；法国，1925年；意大利，1925年和1933年；比利时，1928年；荷兰，1933年。参见Chi-ming Hou,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1840-1937(Cambridge，Mass.，1965)，26；也可参见Paul A．Varg，Open Door Diplomat：The Life of W．W．Rockwill (Urbana，1952)，48，8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