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对外关系
在明末清初交替之际，西欧人开始到达中国；差不多同一时间，俄罗斯人也穿越西伯利亚进至满洲边境，然而两者毫无关联。随着这种前所未有的东西方之间的接触，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1.西欧人的来临
地理大发现时期的欧洲洋溢着一种新的冒险精神，帝国的贪欲、基督教扩展到异教(即非西方)世界的传教热情，以及寻求香料贸易的商业探索，助长了这种冒险精神。在"航海家亨利亲王"(Prince Henry，1394-l460年)的赞助下，葡萄牙船长起而探索人们知之甚少的非洲大陆。1487年，迪亚士(Bartholomeo Dias)绕过了好望角。几年以后，1492年，西班牙资助哥伦布{Columbus)向着一个相反方向航行，这次航行不期而然地发现了美洲。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于是出面干预，发布著名的1493年5月3日和4日通谕(这些通谕由一年后的《托尔德西拉斯条约》([Convention of Tordesillas]加以确认)，并在他们之间划分了尚未被勘察的世界--葡萄牙得到巴西和大部分东方的非基督教世界，而西班牙则得到大部分美洲、太平洋、菲律宾和马鲁古。依据这一探险范围的瓜分，伽马(Vasco da Gama)于1498年经好望角抵达了印度，由此开辟了通向东方的航线；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相继来到了亚洲。
1.1探险家和商人 在那个时代，地理探险家与帝国建立者之间没有太大分别。阿尔布克尔克(Alfonso d，Albuquerque)在1510年占领果阿(Goa)及在151l年占据马六甲，奠定了葡萄牙帝国在东方的基石，并且控制了通往马来亚和东印度群岛香料产地之入口。葡萄牙人在马六甲遇见了中国商人，这些商人运载着丝绸、锦缎、瓷器和珍珠前来换取香料、生姜、熏香和金缕。葡萄牙人开始考虑前往中国。1516年，佩雷斯特雷洛(Rafaei Perestrello)乘一艘欧式帆船来到了中国；他从这趟生意中获利甚丰，也许他是第一位出现在中国的葡萄牙人。中国人将葡萄牙人叫做"佛郎机"，乃是阿拉伯人对欧洲人的叫法"弗林吉"(Feringhi)之讹音。"弗林吉"源自十字军中"法兰克人"(Franks)的称谓。
1517年，比勒斯(Tome Pires)受葡萄牙国王之遣作为往聘明廷的使臣，而果阿市长安德拉德(Fernao d，Andrade)也被授命勘测中国沿海。二人相偕于是年9月率八艘船来到广州，他们从船上施放了一阵雷鸣般的礼炮--这是他们到中国的第一个举动，却令中国人大为震惊，因为中国人不懂这阵响炮的意思。但中国总督1 还是颇为友善地接见了他们，并允许他们碇泊在上川岛(即西人所谓之圣约翰岛)。
大批葡萄牙人的船队陆续前来，居驻到上川岛、浪白和澳门。1535年，葡萄牙人用行贿手段，获取中国人正式同意他们在澳门晒晾货物，从而获得了在那里居住贸易的法定认可。葡萄牙人同意每年为其船货交课2万两关税，并支付每年l,000两的租金，到1582年()，在他们的一再请求下，租金降到了500两。2 中国并没有割让澳门的领土，但到1557年时，葡萄牙人竟自行委任了官员来管辖澳门，把它当成一块殖民地一样。明廷没有提出抗议，相反在1573年沿狭窄的澳门地峡修筑了一道城墙，派兵丁守御，表面上是为了制止绑劫中国苦力的情况，但实际上是为了监视葡萄牙人和限制他们扩展地盘。这个举动不啻是承认了葡萄牙人盘踞澳门。随着葡萄牙人稳稳地占据了澳门，他们垄断了中国在广州的对外贸易，且努力排斥其它外国人从中分享利益。
葡萄牙船队从马六甲和东印度的香料贸易中带回的财富，使西班牙人垂涎欲滴。哥伦布发现美洲的经历，令西班牙人相信向西航行绕过美洲大陆的最南端可抵达东方。l519年，一名效命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Charles V)的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率一支五艘船的探险队沿美洲大陆东岸南航，驶入了太平洋。经过三十三个月的航行，抵达了吕宋(后来称为菲律宾群岛)，完成了欧洲船舶第一次从美洲航至东方的行程。麦哲伦和大部分随行人员被当地土著杀死，幸免逃生的人于1522年经印度洋和好望角返回西班牙。
随着科尔特斯(Cortes)征服墨西哥，西班牙人拥有了一个可由此前往亚洲的据点。 1564年，黎牙实比(Miguel Lopez de Legazpi)受腓力普二世(Philip II)之命从墨西哥出发占领了吕宋，并将该地改名为菲律宾群岛，以马尼拉为首府。
与此同时，有许多中国人在西班牙人占领的这块地方从事利润丰厚的贸易。然而，海盗的问题越来越严重，1574年，中国海盗林凤率领62艘战船和2,000人攻打马尼拉。西班牙人击退了他们，进而烧毁了他们的船舰，这样就使受命从福建出发追剿这批海盗的中国水师提督颇为感激。西班牙人抓住这个机会发展同中国的关系，邀中国提督前来马尼拉。 1575年，由两名奥古斯丁会传教士3 组成的一个西班牙使团随中国水师一道返回了福建--这是两国间的第一次官方接触。中国当局很好地接待了西国代表，并允准西班牙人在福建和浙江沿海通商，但不能像葡萄牙人在澳门那样拥有定居点。从此时起，福州、厦门、泉州与马尼拉、墨西哥和西班牙之间的贸易便兴隆起来了。
因为菲律宾归墨西哥管辖，所以采用墨西哥银元为交易媒介。西班牙银元和秘鲁银元也有使用，但数量较少。这是墨西哥银元流人中国口岸之始。因为西班牙人来自吕宋，所以中国人称他们为"吕宋人；有时也称"佛郎机(法兰克人)"，主要是中国人分辨不出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
1626年，西班牙人袭取台湾的鸡笼(基隆)，并在淡水建立了一个通商和传教的基地。他们在那里一直呆到1642年被荷兰人赶走。
荷兰人于1604年抵达中国，晚西班牙人约三十年，晚葡萄牙人九十年。促使荷兰人作积极推进的因素，是他们的民族主义情感和新教改革精神。荷兰人曾受西班牙的统治，但在1581年成功地摆脱了它；因此，西班牙国王腓力普二世(他也统治着葡萄牙)在l594年以禁止荷兰人出入里斯本(Lisbon)港口作为惩罚，这样就剥夺了荷兰入在香料贸易中分享的利润。荷兰人于是决定自己前往东印度，一名多年在东方与葡萄牙人共事的荷兰人林斯哥敦(J．H．Vail Linschocen)提供了有关商业活动的必需信息。 1595年，阿姆斯特丹的商人组织了一家私营性的东印度公司，勘探通往东方的航路。1596年，豪特曼(Cornelius Houtman)率先首航前往苏门答腊和爪哇。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成立，并从政府方面获取了拥有军队，使海外领上殖民化、与东方诸国开战及媾和等权力。荷兰人从葡萄牙人那里夺取了苏门答腊、爪哇和马鲁古，并获得了与德川幕府统治的日本通商的权利。1619年，伟大的组织者和帝国创建者昆恩(Jan Pieterszoon Coen)在爪哇建立了巴达维亚(Batavia)政府，该政府成为荷兰在东方之事业的中心，荷兰的事业涵盖了从印度到日本的一个庞大的区域。
荷兰人在明朝时被葡萄牙人排斥在广州之外，随着l644年清朝的建立，荷兰人对贸易的期望又恢复了。1656年，荷兰从爪哇派出了两名使者4 前往北京。两人接受朝贡使臣的身分，向顺治皇帝行叩拜之礼，并将礼物当作贡品呈上。清廷允准荷兰人每八年经广州前来朝贡一次，贡使规模限定为四艘船和100人，其中的20人获准前去北京。
荷兰统治台湾始于1642年，但在1662年突然结束了。是年，一直以厦门为基地进击中国沿海地区的大明遗臣国姓爷突袭台湾岛，赶走了荷兰人。在1683年平定台湾之后，清廷恩准荷兰人到广东和福建行商及每五年朝贡一次。
伊莉莎白时代的英国人充满扩张的野心，他们自然不甘在香料贸易竞赛中落后。1600年，英国女王颁发了一份为期十五年的特许状给"从事东印度贸易的伦敦郡长及商人"--这一小帮人便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发起者。随后，一支五艘船的舰队在兰开斯特(James Lancaster)和戴维斯(John Davis)的率领下前往苏门答腊和爪哇，这标志着英国在东方的商业帝国之开端。在此后的岁月里，东印度公司迅速在关键的贸易站点建立了一些叫做"商馆"的机构。由于英国人在东印度与荷兰人有利益冲突，而在澳门又有葡萄牙人与他们作对，因此他们便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印度。
正如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被不加区分地叫做"佛郎机"(法兰克人)一样，中国人称英国人和荷兰人都是"红毛"。因此，荷兰人在公海上干下的劫掠勾当就引起中国人对英国人的愤慨。此外，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指望长时间地垄断广州贸易，也千方百计诋毁英国人。这样，中国人从一开始就对英国人有了一个极坏的印象。
在平定台湾以后，康熙解除了海禁；1685年在四个地方开设了海关：广州售漳州(在福建)、宁波和云台山(在江苏）。在这几个口岸中，广州因地近南海而最为繁荣，1699年在此地开设了一间英国商馆。
法国在东方建立其利益的试图受到了内部倾轧的困扰。1604年，国王亨利四世(King Henri IV)向法兰西印度公司颁发了一份为期十五年与东印度进行垄断贸易的特许状。该公司无所作为，且不久又出现了一个与之竞争的组织--主要雇用荷兰人操办其船队。到1719年时，所有的东方贸易都给予了一间叫"印度公司"的新机构。1728年，该机构在广东设立了一间商馆，但在整个十八世纪里，法国的贸易始终是无足轻重。
总的来说，在华外国商人大多是些这逐盈利的冒险家和一些没什么文化的粗人，他们的表现很不体面，尤其是粗暴而放肆的举止，加强了中国人把外国人看作是化外蛮夷的观念。中国虽然不欢迎他们，但仍然容忍下来，主要是想利用他们来作为皇帝以德怀远的一个标志。自高自大而又自给自足的中国人，拒不承认对外来产品的需求；被圈禁在沿海几小块地方的外国商人，对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没有起到什么建设性的作用。影响较大的反而是那些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
1.2传教活动 随着发现通向东方的新航路，天主教会(Catholic Church)--自宗教改革以来一直萎靡不振--的成员也寻求到海外去传播信仰。由罗耀拉(St．Ignatius of Loyola)在1540年创立的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尤其热衷于向东方传播福音，这种热情是一所新建的修道会自然会产生的。沙勿略(St．Francis Xavier)先到日本引进天主教后，也怀着让中国人皈依天主教的梦想前来中国，但于l552年死在令他充满希望的国度之大门口。拥有民法博士头衔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曾供职于教皇保罗四世(Pope Pau IV)的教廷，1573年被委任为所有在东印度(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耶稣会传教团的布道长。 1574年，他率领41名耶稣会士离开里斯本，1577年抵达了澳门。范礼安是一位资质超群、才华卓越的人，他规定了一套在中国活动的新规矩。他不再像当时传教活动习惯做的那样，把基督教当作一种外来宗教，强迫皈依者取基督教的名字和穿戴外来服饰，相反，他认为基督教应像酵母般循序渐进地进入中国，并从内部来改造中国。"欧洲至上主义"应让位于文化的接纳。在华耶稣会士受命学习读、写、说汉语，以便让自己"汉化"而非让皈依者"葡萄牙化"。5 两位意大利籍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和利玛窦( Matteo Ricci)被遣为先行者，去执行这一政策和继续沙勿略的未竟之业。
罗明坚和利玛窦于1583年定居到广东肇庆。为准备开展有效的传道工作，他们改穿中式服装、学习汉语、采用中国式的行为举止、研究儒家的道德信条。6 他们首要的目的不是争取信徒，而是为基督教(Christian)争取一个在中国社会中被接受的地位。他们不去强求使每年受洗人数翻几番之类含糊不确的统计性成就，而是致力于通过广泛的情感接触来传播基督教的理想和观念。凭借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学识，以及在天文、算术、地理和其它科学领域的造诣，他们结交了一些较为开明的中国士大夫。中国人对诸如钟表和天文仪之类的欧式机械、透视绘画技巧及欧式雕塑，印象深刻。利玛窦得悉中国人不知道宇宙构造，于是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但不经意地把美洲画在了左面、欧洲在中间而亚洲在右面。这是一个失误，因为它挑战了中国乃中央之国的观念。自然地，这幅地图没有马上赢得认同。幸运的是，这个错误是很容易改正的：利玛窦知道地球是圆的--而非像中国人仍坚信的是方的--于是修改了地图，把中国放在中间。最终这幅地图获得了中国人的高度称赞，并在中国广为流传，也为传教士们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与此同时，罗明坚用拉丁文写了一本自称为"教义问答录"的布道书。在利玛窦和一位中国学者的帮助下，该书翻译成中文，并在1584年以《天主圣教实录》的书名出版。该书也许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部基督教文献，讨论了上帝的存在及其特性、灵魂的不灭、自然法、受洗圣礼等等。
虽然罗明坚和利玛窦与来访的中国人诚心诚意地讨论宗教问题，但两人仍是谨慎地在开始时把自己装扮成学者和科学家；因为他们明白争取别人的皈依才是最终目的，所以不能操之过急，否则会弄巧反拙。利玛窦成功地确立了自己作为一个中国通、著名的世界地图绘制人、算术、天文和其它科学真理的教师，最后才是一名天主教传教士的身分。利玛窦在肇庆和韶州呆了十五年，在南昌和南京呆了五年，在士大夫名流中结识了许多朋友，然后，于160l年前往北京寻求皇帝的恩宠。他向皇帝呈献了许多礼品，包括名画"路加指认圣母"的复制品、一幅"圣母怀抱圣婴耶稣与施礼者约翰在一起"的画像、一本天主教祈祷书、一座珍珠镶嵌十字架、两副望远镜、一张西琴、两座报时钟和一幅万国志(即世界地图)。还有一份由利玛窦的一位朋友和仰慕者7 润色加工过的汉文表章，与这些礼品一道呈上。这份表章延请了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书法家誊写，利玛窦在表章中称："逖闻天朝之声教文物，窃愿沾被余溉，故辞离本国，航海速来，历时三年，始达广东；因僦居而习华文及经籍，淹留于中国各地凡二十年；现径趋关廷表远臣慕义之忱，并冀效命云云。"他还写道："从幼慕道，讫未婚妻，都无系累，他非所望"；又云："本国忝列科名，已叨禄位，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倘皇上不弃疏微，得于至尊之前罄其愚昧，则不胜感激待命之至!"利玛窦及其同道在"会同馆"受到了很好的礼遇。尽管他们从未得瞻天颜，但却获准居住在北京请求皇帝批准其在中国开展传教活动。
利玛窦的策略是进行和平渗透、采取文化接纳姿态，并避免与中国人的偏见和怀疑发生无谓的冲突--他旨在通过这些手段，赢得一些优秀的基督徒，而非做一些无所实效的洗礼仪式。按他的现实主义思路，他认为上帝的恩惠并不是在真空中施舍，而是要借助于人类的活动。因而，他奉承宫中太监的行为也就无所不妥的了，这样做有助于基督教的事业。通过这条门路，利玛窦迅速在北京显赫的士大夫中赢得了朋友和仰慕者，其中有一些达官贵人，包括至少一位内阁大学士8、一位吏部尚书9和一位礼部尚书。10最著名的皈依者自然是工部司事李之藻(取教名为利奥[Leo])(卒于1630年)和翰林院学士徐光启(取教名为保禄[Paul])(1562-1633年)，徐光启后来擢升至内阁大学士。
利玛窦以一名学者和科学家的声誉，吸引了大批仰慕者前去他的寓所，聆听他关于科学、哲学和宗教的宏论。每天拜访他的人有二十到一百人不等，他的寓所车马盈门。他生命中的最后九年尤其风光：他与中国人彼此之间已非常熟悉，因此中国人不再把他看作是一个洋人而是一个自己人。但是，他为这样的声望和美誉也付出了代价；他在北京每天需要应付的繁重事务损害了健康，最终死于1610年。他的使命由好几代虔诚敬业的耶稣会士继承下去.11
天主教在中国兴旺起来：1640年时教徒的总数在6至7万之间，到1651年数目增至15万人。121642年，有五十个宫中命妇成了基督徒，而当桂王称帝继续抗清时，他的皇后、王子、两宫太后和几个高级官员都信奉了天主教。两宫太后中的一位--教名为海伦娜(Helena)--甚至在1650年向教皇英诺森十世(Pope Innocent X)送了一封信函，而另一位太后则致函耶稣会会长，请求为大明基业祈祷。13
清朝并未因耶稣会士为明廷效命而惩罚他们；事实上，对宗教有强烈倾向的顺治皇帝有好几年对传教士关系密切，尤其青睐汤若望，任命为宫廷历法师，赐给许多恩惠和尊号。 1653年汤若望荣膺"通玄教师"的封号，1657年又被赐予"钦天监监正"官爵。1656-1657年间，顺治皇帝拜访了汤若望二十四次，甚至于l657年在汤若望的馆舍设宴庆祝自己的生日，次年汤若望被封为一品光禄大夫。
康熙朝初年出现了逆转，其时本国臣工对洋人在中国占据高位愤懑不已。摄政大臣鳖拜以汉人历法师杨光先替代了汤若望的钦天监监正职位。然而，康熙皇帝亲政后，于1669年撤掉了杨光先的官职，而任命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为钦天监监正。康熙热中于西洋科学和数学，时常请耶稣会士讲授这类学科。这是西学和基督教在中国大为昌盛的一段时期：全国各地都建起了教堂，信徒人数持续增长。前景固然很辉煌，但不久后，教会内部便产生了不和谐的因素，有可能使所有成就毁于一旦。
1.3耶稣会影响的衰落：礼俗之争 利玛窦和他的这随者认为，只要国人的情感和习俗不与教会的基本教条相矛盾，那么就可以避免与中国人发生冲突。他们接受已有的汉语词语来表达基督教的概念，把儒家的道德概念与基督教的学说联系起来，克制自己不去干预中国人的祭孔和祭祖仪式，允许信徒行表示尊敬的磕头礼节。总之，他们接受了文化调和的原则，排斥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在其它许多宗教会社中间流行的"欧洲至上主义"。
方济各会(Franciscan)和多明我会(Dominican)等一些"欧洲至上主义"修道会把非基督教文化看作是邪恶的产物，把对这些文化的容忍看作是对基督教原则的背叛。这些修道会的传教士抨击耶稣会士损害了罗马天主教信念的完整性，并误导了在中国的基督徒。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僧侣不愿对中国人的敏感情绪或当地环境作让步，而是试图将在欧洲和西班牙属地内得到遵守的所有教会法律和习俗，连同信仰原则一起加诸信徒身上。
1634年，多明我会士迪亚斯(Francisco Dias)和方济各会士迪奥斯(Francisco de la Madre de Dios)抵达了中国，三年后他们会合了另一位方济各会士亚历山大(Gaspar Alexda)。他们对所见所闻大为吃惊：挂在北京耶稣会教堂的"基督和十二使徒"画像上人物都穿着鞋；这座教堂本身还供奉着两个"圣坛"，一为基督坛，一为皇帝坛。他们斥责耶稣会士歪曲了基督和使徒的画像，并将异教皇帝提升到与救世主平起平坐的位置。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人对光脚人物有什么样的感受，也不费心去了解这座教堂是皇帝赏赐给利玛窦的一件礼物，而为表示耶稣会士对皇帝的感恩，在桌上摆了一块写着"皇帝万岁"字样的木质匾额。方济各会士和多明我会士抨击耶稣会士的罪状有：(1)不恰当地使用基督教术语；(2)容忍中国人祭奠祖宗、新亡者和孔子这类受质疑的仪式；(3)拒绝斥黜孔子；(4)没有公布教会法律，也不宣扬基督受难之事迹。
用汉语表达基督教思想的问题是争吵的一个主要焦点。利玛窦选择汉语中一些最相近的词汇来表达基督教的概念，而不是音译西方的术语。例如，拉丁词"gratia"就不是音译成"格拉基亚"，而是翻译成"天恩"或"圣恩"。他把汉语中"天"的概念等同于基督教中"God"，的概念；这样，"天主"或"上帝"就等于"God"或"Lord"，"天使"等于"angel"，而"灵魂"就等于"soul"。14
有关礼俗问题的争论则更为尖锐，利玛窦和耶稣会士认为在祖宗牌位前所行的礼俗是表达崇敬和尊重的方式，所以允许在屋子里摆放一块写着家族祖先姓名的牌位，周围摆一些鲜花、香烛和香炉。他们认为，中国人并不假设他们的祖先附身在这些牌位上；并承认祭祖礼俗只不过是一种表达个人之尊敬和孝道的礼节行为而已，其中没有什么迷信的成分。同样，利玛窦认为焚香也只是一种不带宗教含义的社会习俗。其它修道会的许多传教士认为，在祖宗牌位和新亡者灵柩前磕头是一种崇拜举动，只有上帝才配得上享用，而耶稣会士则将之解释为一种尊重礼仪和表示礼貌的标志，旨在劝慰悲痛者并显示哀伤，没有什么宗教意义。他们觉得儿女向父母磕头或臣子向皇帝磕头的举动，不含任何宗教或渎神的东西；耶稣会士自己在接受御赐赏品或听宣圣旨时也行磕头礼。他们也容忍为表达对孔子这位万世师表的习惯性尊敬，在授予"秀才"头衔时举行简洁的祭孔仪式。但是，耶稣会士也划了一条不得逾越的界限：中国的天主教信徒不得参加郑重其事的祭孔典礼，因为在这种场合会举行牲祭仪式。举行隆重祭奠家族祖先的仪式是可以的，但须有条件，即不得烧化纸钱，不得向死者祷告或祈求，也不得表达死者的灵魂会因摄取供品而受益一类的意念。15
耶稣会士之所以形成这些决议，是因为他们相信，中国士子阶层中的大部分人把遵守礼规看作是恪守臣道的组成部分。禁绝礼俗将使他们不可能成为基督徒，并将导致和平渗透的策略失灵，基督教将不会成为在中国社会内部默默起作用的酵母，反而会与中国的生活方式相敌对。于是，1656年的教皇敕令允准在耶稣会士所规定的条件下履行礼俗。
然而，礼俗问题并未归于沉寂，而且继续困扰着欧洲的思想界和宗教界，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一些最主要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也参与到争论之中，围绕这个论题出版了262部著作，另外还有一百来部书没有出版。1704年，教皇改变教会的立场，取缔礼俗，禁止用"天"或"上帝"来表示"God"，而赞同使用"天主"一词。
1715年，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Pope Clement XI)发布了Exllla Die教令，重申反礼俗立场，警告违令者将被革除教籍。该教令使"皇帝--教皇"关系更加紧张。为避免进一步的纠缠，康熙决定，所有传教士，除那些科学家和匠师如宫廷历法师等以外，一律遣送回国。尽管这道上谕并未严格履行，传教士的地位还是变得越来越不妙了，而到了雍正朝时则更是进一步恶化。这位新君不喜欢耶稣会士，因为他们曾支援康熙的第九子同他争夺皇位。他宣称："中国自有中国之道，西洋亦有西洋之教法。西洋教法无需在中国传播，恰如中国教法无由流传于西洋一般。"在雍正帝治下，天主教禁令的执行要严格得多。
1742年，教皇本尼狄克十四世(Pope Benedict XIV)再次申令反礼俗立场，在华传教士被置于虽然不是无法生存但也是极端困难的境地，他们的工作和影响跌落到一个低潮。随着1773年耶稣会的解散，在华天主教的那种感人的精神便烟消云散了。
1.4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 从晚明时期到清朝中期，共有约500名耶稣会士来华，其中有80人对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大炮铸造法、历法、绘图、算术、天文、代数、几何、地理、艺术、建筑和音乐。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也将中华文明介绍到了欧洲。这是近代时期中国与西方的第一次接触，为中国提供了使其自身现代化的机会。以下所列是耶稣会士对科学技术的一些重要贡献：
1．铸造大炮。中国人从荷兰人那里第一次知道了大炮，马上给它起名为"红夷炮"。中国人过于傲慢，以致不愿采用这种洋武器，结果在1592-1597年间日本侵略朝鲜之役中吃了亏，其时日本侵略者使用了大炮。稍后，受满洲人势力崛起的威胁，明廷收起了骄傲，于1622年聘请在澳门的耶稣会士为明军铸造火炮。禁止天主教的活动就迫不得已地自然松弛了。1642年，汤若望受邀前来铸炮，并向负责造炮的中国官员教习技术。他造了二十门试用炮，甚得皇帝的称赞，受命再造五百门。汤若望还写了一本关于火炮铸造和操作及炮弹、开矿和火箭等方面的书。在他的指导下，徐光启、李之藻等辈中国人掌握了铸炮的技术。
2．历法。除了火炮外，耶稣会士还带给了中国有关天文和历法的新知识。中国有两部并用的历书：一为刘基以元历为基础修订的大统历，二为回历，利玛窦指出这两部历书的内容不精确及过时。利玛窦的几个同道也都精通历法术。1629年，经徐光启推荐，朝廷委任耶稣会士龙华民(Longobardo)和邓玉函(Terrenz)就职于"历署"。当1630年春邓玉函死后，汤若望被任命为他的继承人，他的表现比邓氏更为优秀。
传教士们制作天文仪器，并指导中国官员翻译天文图表和对数表。1643年发生日食时，他们的计算被证明比那些官方历法师的计算精确得多，朝廷于是同意接受耶稣会士的历书；但在廷臣中暗地里颇有反对之意。
当清朝取代明朝时，新王朝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委命汤若望为宫廷历法师，"历署"并入了"钦天监"。占据这些官职的耶稣会士获赐予俸禄和官邸，而汤若望则如前文提及的那样在好几年中获得了皇帝的宠信和尊敬。然而，当他向康熙皇帝呈上一部二百年的历书时，却倒了大霉。一位排外的历法师杨光先弹劾汤若望的历书隐射国朝只能持续二百年；杨光先以此口实为契机，指责汤若望在历算中犯有错误及向民众宣扬谬论。在康熙幼年时专权的鳖拜宣布汤若望的行为"殊为不妥"，并于1664年后期将他投入了天牢；只是由于皇太后的干预，汤若望才保住了性命。杨光先此时当上了钦天监监正，旧的历法恢复了使用，但不久后他便在计算日食时出了一次大错。1665年5月，汤若望被放出监狱，但他已老态龙钟，身患风瘫，一年后就去世了。在1669年杨光先倒台后，钦天监监正一职给了南怀仁，从此以后以至一直到1838年，该职位都是由洋人占据。16
3．地理勘测和绘制地图。1708-1715年间，康熙授权资助法国籍耶稣会士白晋(Joachin Bouvet)领一帮传教士对帝国作了一次地理勘测。依据他们收集的资料，1716年绘制出一套包含中国各省的详细地图。康熙自豪地赐该套地图名目《皇舆全览图》，此乃第一套标有经纬度的中国地图。
4．其它活动。耶稣会士还引进了其它一些西学学科。利马窦和徐光启翻译了欧几里得(Euclid)的《几何原本》，利玛宝和李之藻也翻译了一本数学著作。罗雅谷(Rho)和徐光启翻译了阿基米德(Archimede)的平面几何和球面三角学论着；艾儒略(Aleni)撰写了有关几何、球面三角学和地理学的著作；邓玉函写了人类生理学论着；徐日升撰写了音乐著作；汤若望著述了光学和望远镜原理。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哲学和透视绘画法也介绍了进来。
由于同样的原因，传教士们也将汉学传回了欧洲。继利玛窦翻译了"孔子四书"的意大利文译本后，又由郭纳爵(Ignatius de Costa)、殷铎泽(Prosper Intorcenta)和柏应理(Philippus Couplet)翻译了一个拉丁文译本，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1682年，柏应理向教皇呈献了耶稣会士翻译的四百多部中国典籍译本。欧洲第一次领略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一些大学者和大思想家如斯宾诺莎(spinoza)、莱布尼茨(Leibniz)、歌德(Goethe)、伏尔泰(Voltaire)和亚当．斯密(AdamSmich)等人成为中华文明的崇拜者。17 在启蒙运动时代，中国人对生活的理性态度和它完全与教会分离的世俗政府，赢得了伏尔泰、霍尔巴赫(Holbach)和狄德罗(Diderot)的赞誉。在艺术方面，洛可可(Rococo)运动把欧洲从路易十四时代矫揉造作的巴洛克(Baroque)艺术形式中解放出来，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中国影响。意大利人、荷兰人和德意志人仿造了中国式的瓷器。法国出产的中式锦缎成为时髦珍品。带有石桥、假山和金鱼的中国园林大受仰慕，肯特公爵(Duke 0f Kent)的克佐(Kew)植物园就特别因其优雅的中国风格而闻名遐迩。
1.5中国丧失了现代化的机会 尽管耶稣会士带来了这些西方文明的样本，但他们并不是推动中国进行现代化的催化剂。传教士只是代表了西学的一缕微弱之光，在一小部分较进步的中国士大夫中中间隐约闪亮，却从未照射到其它地方，他们充其量只是给几乎不可变更的中华文明，带来了一阵微微的颤抖而已。中国的士大夫总体上对自己的文化遗产自负非凡，以致不承认需要吸收外来学识。
此外，带来这种科学技术新知识的耶稣会士，本质上是一些宗教人士而非科学家。除了几十个非常有天赋的人以外，大多数传教士作为文化传导者其能力是有限的。与其说他们代表了欧洲文明的宽广前沿，还不如说他们只介绍了西方科学中少数一些恰好吸引中国人注意力的分支。即便是这种片面的介绍，也在十八世纪中随着传教运动被抑制而受到阻隔了。因此，耶稣会士所作努力的微弱、儒家士人所持的种族中心式的自满姿态，以及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对外来刺激之不可渗透性，阻碍了中国在此时出现任何现代化的进展.18
讽刺的是，恰恰就在西学在中国衰微后不久，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科学领域出现了巨大的进展。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及英国的一些重大改革，为近代民主制的兴起开辟了舞台，而工业革命则预示了一个技术发展、民族主义、向外扩张、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欧洲上空弥漫着进步的气息。与此相反，中国的士人却在他们"繁华的往昔"里寻找行动的指南，并专注于古代经籍的研究。欧洲在探索进步的道路上突飞猛进，而中国却酣睡在辉煌的梦境里。把中国从它的睡梦中推醒，需要作出远比耶稣会士所能作出的更夸张、更猛烈的举动。我们将在后面几章中看到，在工业革命中遥遥领先的英国，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一挑战。
2.俄罗斯的推进
大约在西欧人经海路到达中国的时候，俄罗斯人也正在穿越西伯利亚向中国推进。因此，中国是在两个方向上与欧洲世界碰面。从南面远航前来的欧洲探险家及商人和从北面经陆路前来的俄国人，他们像一把钳子一样逼近了这个从前是难以渗透的帝国，中国的命运从此再也不像以往一样了。
2.1穿越西伯利亚 征服西伯利亚主要是俄罗斯探险者、冒险家、狩猎人的功绩。到十六世纪中叶时，俄罗斯人已抵达了乌拉尔山脉，并争取到一些部落酋长如埃迪格尔(Ediger，失必儿汗)和库楚恩汗的归顺，而在1554年，伊凡雷帝采用了"全失必儿领主"的称号。1558年，富商斯特罗加诺夫(Stroganov)家族获沙皇允许，开发乌拉尔山脉以外的地区。1581年，曾经当过土匪后成为斯特罗加诺夫私家军队统领的叶尔马克(季莫费耶夫[Vasili Timofeiev])，率800名哥萨克人(Cossacks)向东进发，于翌年抵达额尔齐斯河，占据了失必儿城，西伯利亚的名称即来源于此。他将占领的地方连同一批皮毛贡品呈献给沙皇，以求抵赎过去的错误行为。叶尔马克获得了一枚奖章并被称为英雄，他继续沿额尔齐斯河和鄂举河向前推进。虽然他在1584年淹死，但东进却继续下去。1587年修筑了托博尔斯克城，至1590年，俄罗斯政府迁3,000家农户于西伯利亚西部。1604年，在鄂毕河畔修筑了托木斯克城，以此作为西伯利亚的府治，1619年又修筑了叶尼塞斯克城。到1628年时，哥萨克人已到达了西伯利亚东部的勒拿河。1632年和1638年分别建造了雅库茨克和鄂霍次克两城，从此地又派出几次继续向东的探险。1648年，俄国人抵达了堪察加半岛和现今所称的白令海峡，这样，自叶尔马克从乌拉尔出发(1581年)后不到七十年的里，俄国人就完成了向太平洋推进的探险，征服了四百多万平方英里的地域。1651年，他们又进抵了贝加尔湖，修筑了伊尔库次克城。
哥萨克人从西伯利亚部民的传辟中，得知了有"东亚黄金之国"美称的黑龙江流域肥沃富庶--据说那里金银遍地、棉丝如海、牛马成群、谷粮堆山。因此，有几次探索性的远征队被派往那块诱人的地方。1658年，叶尼塞斯克的总督帕休可夫(Pashkov)到达黑龙江的支流石勒喀河，筑尼布楚(尼尔臣斯克)城。1666年，一名流亡的波兰人启尔哥布斯基(Nikitor Chernigovskii)修筑了阿尔巴津(雅克萨)要塞，他在1669年获沙皇委命为总管。此时，哥萨克人在黑龙江流域牢牢地盘踞了下来，中国人称他们为"罗刹"，他们决意进一步深入满洲。
俄罗斯人的推进与满洲人在中国的崛起同时发生。虽然清朝的创建者备受罗刹威胁的困扰，而且为此忧心忡忡，但却不得不推迟采取任何大规模的惩罚措施，因为他们正专心于征服中国及巩固王朝。只有到了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皇帝才腾出手来处理俄罗斯问题。
2.2早期派往中国的外交使团 随着征服西伯利亚并突入黑龙江地区，俄国人向中国派去了一些试探性的外交使团。俄国人此时对中国的了解是相当有限的；一些人认为中国既不庞大也不富有--"统由一道砖墙围绕，可显见其无多地域也"。19 1618年，沙皇西奥多罗维奇(Mikhail Theodororich)遣托木斯克的菲德林(Ivan Petlin)赴北京探访这个神秘国度的情形；由于他没有带来贡品，因而被拒绝觐见。20
1654年，俄罗斯委派第一位使臣白克夫(Feodor Baikov)寻找有关到达中国的最佳路线、两国间的距离及中国人用来交换的货物之类型；他还要刺探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考察那里的农产品和宝石。他带了一份沙皇致"附格德汗(大汗)"的信函，所谓"博格德汗"乃是俄国人从蒙古人那里获悉的对满洲皇帝的称呼。白克夫受命要将信函直接呈给博格德汗本人，且在觐见时不得行磕头礼。颇为滑稽的是，给他的训令接下去又称："无论如何不得(像中国人那样)吻博格德汗的脚；但若被要求吻手则毋需拒绝"云云。21 由于矢口拒绝行中国人要求的礼仪，白克夫未能获觐见，礼物也被严词退回。白克夫作为一个外交官固然失败了，但他却带回了一些关于中国的"珍贵"情报。
1675年，俄罗斯又派遣了一位神采飞扬的使臣斯帕塞理(Niko- laiG．Spathary, 其原来的族姓为米勒斯冰)前来寻找通往中国的路径、探测中国对与俄国关系的反应，以及了解有关西伯利亚和中国之间的居民的情况。斯帕塞理乃是一位博学之士，他决意不辱君命。他不肯将沙皇的信函呈递给中国官员而执意要亲手呈给皇帝，并且拒绝将他的礼品称作贡品。在与礼部僵持了二十六天之后，他最终作了让步，向康熙行了磕头礼，随后康熙在宫中赐宴招待了他。斯帕塞理居北京凡三个半月，未能完成其使命，但他却从南怀仁处得悉了康熙将为铲除雅克萨和尼布楚而开战的重要情报。22
2.3《尼布楚条约》，1689年 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1681年)，台湾抗清运动的平息(1683年)及王朝对中国统治的稳固，康熙着手解决罗刹问题．经过几年的精心准备，彭春将军于1685年率10,000士兵、5,000水手和200门火炮从齐齐哈尔出发。面对如此庞大的敌军，图尔布青(Aleksei Toibuzin)统领的450名哥萨克守军全无取胜机会，不出意料，他们被彻底打垮了。45名俄国人被俘，雅克萨被夷为平地；但图尔布青却设法逃到了尼布楚。23
在荡平雅克萨后，彭春撤回来了；但不久图尔布青在336名哥萨克人的帮助下又盘踞到废墟之上。新的要塞修筑了起来。1686年3月，图尔布青又恢复了对黑龙江的侵袭。康熙再次派军讨伐雅克萨。这一次俄国人顶住了中国人的围攻达一年多时间，但像前一次一样，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俄国显得毫无希望。图尔布青在战斗中阵亡，而许多部下则死于疾病。最后，当1687年年中哥萨克人只剩下66名的时候，中国人只要再来一次会攻就可以占领雅克萨，但是康熙突然下令撤围，而他的将军萨布素甚至向嗷嗷待哺的哥萨克人提供给养。表面上，皇帝这样做是因为他从沙皇处得悉一个外交使团已经上路，而实际上他是在寻求机会博取俄国的善意。康熙不想把俄国人逼到与仍未降服的西部蒙古人厄鲁特部结盟的地步。此外，在经历了削平三藩的经年内战之后，中国也需要休养生息，因此延长与俄罗斯人的战事不符合它自己的利益。
俄罗斯也丝毫不想开战，因为：还不是"大帝"的彼得才十来岁，与他那位久病的兄弟同掌皇位；该国专注于在波罗的海的战事；军费开支和国内经济衰败使国库空空如也。对俄罗斯来说，执行一项通过贸易接触对中国作和平渗透的政策，远比沿黑龙江作赤裸裸的侵略和领土扩张更加可取；因此，它便派出了外交使团。该使团以费要多罗为首，此人是托博尔斯克总督之子。他被授命在色楞格斯克(Selinginsk)会晤中国人，努力将边界线划在黑龙江和布列亚河(Bysma)一线，如果不行，则至少划在黑龙江和结雅河(Dzeya)一线。1687年10月22日，费要多罗抵达了色楞格斯克。
中方使团由一等公索额图及几名显贵率队，随行的还有两名充当翻译的耶稣会教士张诚(Jean Franqois Gerbillon)和徐日升(Thomas Pereira)。他们于1688年5月离京，但发现前往色楞格斯克的道路因厄鲁特部酋噶尔丹入侵东蒙古人喀尔喀部而被阻隔了，于是选定尼布楚为替代的外交谈判地点。康熙皇帝急于获得俄国的善意和杜绝噶尔丹与俄罗斯人的结盟，于是训令索额图说中国可将尼布楚让给俄国且承认定边界于额尔古纳河。在谈判中，费要多罗提出要以黑龙江为界，而索额图则要求俄国人撤出尼布楚和雅克萨，并且放弃色楞格斯克以速的领土。双方各执己见，陷入僵局。两名耶稣会教士在南方营寨间来回调解，而中国使团则威胁要动武。24 中国方面有10,000名士兵和90艘战舰为后盾，而费要多罗手头仅有1,500名军队。俄罗斯人最终让步了。1689年9月7日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拟成了汉、俄、满、蒙和拉丁语五种文字的版本--以拉丁文版为正本。条约含六条：
1. 西伯利亚与满洲里之境界，以入于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及循此河之水源，远至东海岸所绵互之外兴安岭山脉为定界。
2. 雅克萨地所建造之堡垒，当悉行毁坏，其所居住之俄国人，当悉携其财产退回。越界捕猎之猎夫将予严惩。
3. 两国民持旅行免状时，无论于何地之领土内，得交通以营其贸易。
4. 无论何国人，不得容他国之逃亡者及脱走之兵，而应印行捕俘，交付于境界所在之官衙。
5. 两国现居他国领土内之人民，仍得居住原处。
6. 两国间于过去一切之事，当永久忘却，毋留记忆。
这项条约乃中国与一个"西方"国家之间的第一项协议，它是在中俄平等的基础上达成的，双方都大体感到满意。俄罗斯获得了对尼布楚城及约93,000平方英里未定领土的控制权，此外还获得了一些贸易特权；而中国则满意地看到雅克萨的俄罗斯问题被彻底解决，且俄国将很可能在中国与噶尔丹之间的较量中保持中立。然而，条约中却有一个大漏洞；蒙古和西伯利亚之间的边界仍未确定，因为费要多罗坚持称他没有得到授权谈判这个问题。显然，俄国是在规避任何对这个问题的安排，因为清王朝还没有完全控制外蒙古。
随着《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和罗刹问题的暂时消除，康熙转而对付厄鲁特问题。此后展开了几年的征战，其间皇帝的军队丧师失地、损伤颇大--一时间噶尔丹进抵离北京不到80里格(240英里)处的乌兰布通。但战事基本上悬而未决，没有哪一方取得多大优势。最后，决意扫荡噶尔丹的康熙经过几年的准备，于1696年发起了一场有80,000人参战的征讨。是年6月12日，噶尔丹被迫在昭莫多决战。他的骑兵被清军的火炮和火枪彻底摧毁，心高气傲的噶尔丹不愿投降，率一小帮从人逃离。他于次年即1697年暴卒--可能是服毒自杀。于是康熙将他的统治扩展到了外蒙古和哈密，为他的孙子乾隆皇帝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完成对整个"西域"25 的征服奠定了基础。
《尼布楚条约》最具意义的是，使中俄关系得到了规范。在该条约签订后，一些俄罗斯商队和外交使团进入中国。1693年，以伊德司(E．Izbrandt)为首的俄国使团争取到中国方面的同意，每三年派一次两队前来北京。商队规模限定在200人以内，往北京逗留时间限制为80天；无论他们的货物是进口货还是出口货，都免收关税。在1698-1718年间，共有十支这样的商队前来。1720年，一个由伊斯迈罗夫(Leon V．Izmailov)率领的使团抵达北京，该使节行了三跪九叩的磕头大礼，条件是将来中国使节前去俄国也将服从该国宫廷的礼仪。26 虽然俄国使节得到了康熙的礼遇，但当请求扩展商务及在北京设立一总领事馆的要求时，却不得要领。他在逗留北京三个月后启程回国，留下随员兰给(Lange)继续谈判；十七个月后(1722年)，兰给因行为乖张而遭驱逐。
2.4图理琛出使留居俄国的土尔扈特部，1774年 俄国派了几个使团来华，中国也派了两个使团赴俄罗斯。但第一个使团不是派往圣彼得堡的俄国宫廷，而是派往伏尔加河的土尔扈特部落。土尔扈特部是厄鲁特部的一支，原本居住在塔尔巴哈台地区，1630年移居俄罗斯。到1654年时，他们已成为了俄罗斯臣民，虽然其部酋继续定期向中国进贡。1712年，土尔扈特部酋长阿玉奇派了一个朝贡使团来到北京，阿玉奇之女嫁给了厄鲁特部新首领、噶尔丹之侄策旺阿拉布丹为妻。康熙决定过使回访，表面上是为了表达他对阿玉奇效忠的赞扬，但实际上是为了加强中国与土尔扈特部的关系，并杜绝阿玉奇与策旺阿拉布丹结盟的可能。康熙很可能还想劝说土尔扈特部落归顺中国(该部最终于1770-1771年间归顺了中国)。
这个使团由内阁侍读图理琛率领，他于1712年离京，穿越了蒙古和西伯利亚，在那里得到了西伯利亚总督的善待。1714年，使团抵达了伏尔加河，图理琛在那里会晤了阿玉奇。除了友好地互致善意及谈论从中国交还阿玉奇之侄以外，他们在会晤中还谈了什么却不得而知。图理琛回国后写了一部这次游历的记录，书名为《异域录》。27
2.5《恰克图条约》，1727年 图理琛使团显然加强了中国与土尔扈特部的联系，可能也阻止了阿玉奇与策旺阿拉布丹之间的结盟。但厄鲁特人对清王朝的威胁依然存在。策旺阿拉布丹与俄国人之间持续的交往，引起了中国人再度担忧他们之间会达成什么密谋。据此，划定外蒙古与西伯利亚之间边界的问题--这是《尼布楚条约》悬而未决的问题--便变得加倍重要了。中国的新皇帝雍正执行他父亲将蒙古与俄罗斯隔离开来的政策，决定必须通过一项新条约，一揽子解决与俄国的所有未定事宜，从而消除俄国援助厄鲁特部或与其建立联盟的任何借口。
俄国人也急于解决与中国之间的一些问题，如边界的划定、陆路贸易的延伸及在北京设立一宗教使团等。1725年继承彼得大帝的叶卡德琳娜一世(Catherine I)借口恭贺雍正帝1723年的登基，派遣卢古辛斯基(Sava Vladislavich Ruguzinski)以特命全权使节身分前来中国。这个庞大的使团有100人之多，并由l,500名士兵护卫，它经过十三个月的跋涉于1726年10月21日抵达北京。卢方辛斯基是一个圆滑、耐心而又见识卓越之人，从1726年1O月到1727年4月之间的六个月里，他与图理琛及另外三名中方谈判代表会晤了三十次。法国籍耶稣会士巴多明(Parenin)充当了两个谈判使团中间的联络人，不断向卢方辛斯基通报中方使团当前的意向。由于此前尚无在北京签订条约的先例--与俄国的第一项条约是在边陲小城尼布楚签订的--双方使团移到了色楞格斯克河支流布拉河地方，在那里缔结了被称为"布拉协定"的草约，该草约在1727年10月21日修订成为正式文本，名为《恰克图条约》。这项含十一条款项的条约的重要条文如下：
1. 蒙古与西伯利亚之边界由中俄联合委员会勘定。边界从西面的萨彦岭和沙毕纳依岭延伸至束面的额尔古纳河。东面从乌带河到外兴安岭之间的土地因缺乏精确资料暂置不议，但在其它地方委员会应立即划定疆界。
2. 除尼布楚现有贸易集市外，允准俄国人在边界之恰克图开设贸易。
3. 双方逃犯应严行查拿，各自送交边吏。
4. 不超过二百人之俄国商队允准每三年前往北京一次，免纳进出口关税。
5. 俄国得允在北京保持一个有自己教堂的宗教使团，俄国教士及学子得居住北京。
6. 中俄之间的通讯应用双方政府之印信--中国为理藩院印玺，俄国为萨那特衙门(元老院)或托博尔斯克总督衙门印玺。
在领土安排上，中国丧失了上额尔齐斯河与萨彦岭之间及贝加尔湖以南和西南约40,000平方英里的土地，但获得了看见俄罗斯远离蒙古诸部的安全感。另一方面，俄国获得了一些贸易上的让步及授权在中国设立一宗教使团。但是从前一直与蒙古人进行的边界贸易，现在限制在尼布楚和恰克图两地。
2.6托时和德新的使俄，1729-1732年 尽管《恰克图条约》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但因它允许两国间发展更密切的交往而引起了一些新的问题。俄国方面不断控诉蒙古匪帮侵扰边境，偷抢马匹、骆驼和牛羊；也有一些申诉华商欠俄国商人债务不还的怨言。这些事悄自然引起了中国方面担忧俄国是否会在清军征讨厄鲁特部时保持中立，其时厄鲁特部的新头领是策旺阿拉布丹之子噶尔丹策零，策旺阿拉布丹死于1727年。为得到俄国的保证，雍正皇帝于1729年派遣了一个使团前往俄国，这是一次真正派往圣彼得堡宫廷的外交使团，因此它也是中国派往"西方"国家的第一个使团。
使团由一位满族记名侍郎托时率领，出使名义是恭贺俄国沙皇彼得二世(1727-1730年)加冕。当托时于1731年1月抵达莫斯科时，他发现沙皇已驾崩，新君是彼得大帝的一个侄女伊凡诺夫娜(1730-1740年)。俄国人鸣三十一响礼炮欢迎他及热情延请他至克里姆林宫觐见。托时向俄国宫廷呈献了十八箱中国皇帝钦赐的精美礼品，并向女沙皇行了驰名的磕头礼，随后他向俄国元老院递呈了一封国书，该国书要求俄国在中国征讨厄鲁特部时保持中立。他更具体地要求俄国人：
1. 若中国士兵在进攻中无意越过俄国边界，不要采取敌对态度；
2. 给予中国追剿逃入俄国境内之厄鲁特部军队的特权；
3. 将厄鲁特部酋及贵族引渡给中国而严格约束在俄国境内的厄鲁特部民，使他们在未来不给中国制造麻烦；
4. 允许中国派代表团访问定居于伏尔加--顿河流域(Volga-Don Valley)的土尔扈特部落，并促使该部回归其原来的故乡。中国愿割让部分从厄鲁特部那里攻占的领土给俄国作为回报。
女沙皇真诚地表示希望与中国保持和平关系，并授权清军可以追剿逃入俄罗斯境内之厄鲁特士兵。此外，她承诺将严加管束避难于俄罗斯的厄鲁特部民，但拒绝将该部部酋和贵族引渡给中国。她还同意让中国再派一个使团赴土尔扈特部落，但未承诺将来再派使团，因为土尔扈特人已正式成了俄国臣民。
托时居留俄京达两个月之久。回国途中，他在托木斯克拜会了俄国元老院秘书巴库宁(Bakunin)，并请求俄国帮助安排一个中国使团前往土耳其，目的是试图寻求土耳其支持中国管辖它所属的回民，但巴库宁对此不置可否。
托时使团的真正目的，显然是想使俄罗斯在中国行将对厄鲁特部发动的战争中保持中立，另一个长远的目标则是确保俄国协助它安排一次赴土耳其的使团。这些都是清朝吞并厄鲁特部所控领土的大战略的组成部分。就目标而言，托时的使命只成功了一部分，即使中俄相互间的态度确实改善了和俄国援助厄鲁特人的可能性减少了。后来的事态表明，俄国正忙于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因而无论如何也不会援助厄鲁特人。清朝征讨大军在遭遇了重重困难后，最终于1732年在光显寺一役中获胜，这就使中国得以经谈判而达成一项和议，但它却未能彻底解决这个积年的厄鲁特问题。
在托时还没回国之前，北京已决定再派遣一个使团携带致女沙皇的合适国书前往俄国。该使团由礼部满侍郎德新率领，在俄国边界得到了友好接待，但却被拒绝派遣代表往土尔扈特部。德新于1732年抵达了俄罗斯新京圣彼得堡，在一场盛大的觐见仪式上呈上了国书，并且行了磕头礼及献上了十九箱中国皇帝致送的珍贵礼品。他重申了与托时一样的请求，也从俄国人那里得到了相似的答复。为接待这两次中国使团，俄国宫廷耗费大量的金钱，分别花去了26,676和22,460卢布。28
2.7俄国在中国的特殊地位 清代初期的中俄关系同中国与其它西欧海权国家的关系回然相异。事实上，俄国在中国占据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它是中国唯一与之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唯一派遣外交使团的"西方"国家；也是唯一一个获得在北京拥有宗教、贸易和教育特权的国家。清朝早期的统治者认识到，俄国的中立对于中国巩固其北部和西北边界是至关重要的，而要取得这种中立，就必须给予俄罗斯以一些其它国家所不能享受的优惠和特权。29
尽管清廷坚持俄国使节向中国皇帝磕头，也尽管中国记载总是把使节说成是贡使，但在(大清会典)五个版本的任何一个版本中，俄罗斯均未被正式列为藩属国家。事实上，康熙明确表示俄罗斯不应算做藩国："外邦(俄罗斯)来贡固为一盛事，然朕恐后世行之或成纷扰之源。"在很多场合，康熙给予俄罗斯以一种独立邦国所应有的尊重。例如，他在1712年遣图理琛赴俄时即命他"行事悉遵彼国礼仪"。这种训令从未给过任何派往藩属国的中国使臣；相反，所有藩属国王在迎接中国使节时都必须履行中国的礼仪。这种对俄罗斯的特殊尊重还表现在1720年康熙与俄使伊斯迈罗夫的交流中。皇帝告诉伊斯迈罗夫，如果他服从中国宫廷的礼节行磕头礼，那么，清廷将保证以后中国的赴俄使臣也遵从俄罗斯的礼节。由于伊斯迈罗夫的遵旨，康熙在三个月中延见了他十几次，以示宠爱，在会晤中，康熙隐隐约约地称彼得大帝为"其匹"、"友邻"和"掌辽阔疆域之最尊高之主"。30 这种表达--甚至是这种情感--从来没有加诸中国的藩属国王或任何其它外国君主。当托时和德新在1731～1732年赴俄期间，他们确也向女沙皇磕了头，这是中国使节从未向任何藩属国王行过的礼节。
由于中国对俄罗斯之特殊尊重，衍生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后果，即俄国战俘的待遇。这些战俘总共约百人，都是在雅克萨之围前几次战斗中俘虏过来，他们得到了宽赦并编入清军的一个牛录--满军镶黄旗第四甲喇第十一牛录。作为旗人，他们被授予军爵且有营房驻地。他们每年有一笔俸禄，还允许完全自由地信教。康熙皇帝赐了一座佛庙给他们，他们将它改建成一座东正教堂，称"圣尼古拉教堂"，后来改名为"圣母升天教堂"。中国人则称之为"罗刹庙"，而更通行的不太确切的叫法是"北俄罗斯馆"。
俄罗斯商人的境况也不错，他们来华的时间始于1693年的伊德司(Ides)使团，获准结伙成二百人的商队每三年来北京一次。他们固然要自己解决来华的川资，但带来的货物却是免课关税的。在北京期间，他们寄宿于"南俄罗斯馆"--是前明的旧"会同馆"。按规定他们应在八十天内做完生意及离开北京。但这些规章不过是形同虚设而已，例如，1698年，由连古索夫和萨瓦季耶夫率领的商队就包括了近三百名商人和二百名账房、仆役和伙计。在1698-17 8年间，有十个这类商队前来北京，平均为每两年一次，而不是如官方规定的每三年一次，并且他们还经常获准居留北京超过法定的八十天期限。有时，中国宫廷甚至还向那些亏了本的俄国商人提供贷款。
在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之后，俄罗斯教士团队获准每十年来北京一次，为这里的俄罗斯人布道，并由中国政府提供他们的川资和居宿费用。在1729到1859年间，有十三个这类的使团来到了北京。教士们住在南俄罗斯馆，并且在那里保持了一座称为"圣烛庵"的教堂，该教堂后来重新起名为"圣母涤罪教堂"。1729年以后，宗教使团的教士也在"圣尼古拉教堂"做弥撒。
《恰克图条约》允许俄国派学生前来北京学习汉文和满文。 1728年，一所教习俄罗斯人的语言学堂作为南俄罗斯馆中的一个单独机构落成了。俄罗斯学生前来作为期十年的学习，中国人承担他们的路费和膳宿费，但要求他们穿着由理藩院提供的中式服装；礼部提供食物，国子监则指派一名汉人和一名满人教授语言。这座学堂还附有一些塾师。同样地，中国政府也感到有必要教习俄文。理藩院从八旗子弟中挑选了24名学子来学习五年的俄文和拉丁文。五年的学期结束时将举行考试，两名学业最优者将授予八品或九品衔的官职。
凭借这些宗教、教育和贸易特权，俄国在诸国中一枝独秀地在中国的京城建立了一个立足点。这些特权以及由此带出的特殊地位延续了很久，即使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乾隆成功地巩固了帝国、从而不再需要俄国的中立以后，也没有取消。只有到了1861年，当北京向英国、法国、美国的外交代表开放时，才打破俄国的垄断地位。
俄国在中国之特殊地位的意义是不应被低估的，俄国驻北京宗教使团和语言学堂的成员能够从内部观察中国，直接地研究中国的语言、政治和社会及经济结构。他们比其它西方人能够更早地发现清王朝的力量和弱点。他们也许是唯一一批理解中国人心态的外国人。们目睹了满清政权逐步地衰败，而他们给本国政府的报告则有助于指导俄国的对华政策。他们在回国后开始进行或许是欧洲最早的系统性汉学研究，早于其它任何西方国家好几十年。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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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陈金。
2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台北, 1963年), 第1卷, 第117－118页。
3 马林（Gemmine Matin) and拉达(Martin de Rada).
4 哥贡(Pieter de Goyer)and 开泽(Jacon de Keyser)。
5 George H．Dunne．s．J, Generations of Giants：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Notre Dame, 1 962)．17．
6 不过, 应该指出的是, 他们反对宋代理学, 认为这是一套掺杂虚假的哲学形式, 歪曲了孔夫子的教导。
7 刘东星, 此公有工部尚书和都察御史的官街。
8 沈一贯。
9 李泰载。
10 冯琦。
11 在他们中间最著名的有庞迪我(Diego de Pantoia)、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艾儒略(julius Aleni)、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徐日升(Thomas Pereira)、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和蒋友仁(Michel Benoist)。
12 Dunne, 212, 314．
13 送信人是波兰籍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el Boym)。
14 这里应附带说一下, 这种方法即便是在他自己的修道会中也遇到了一些反对：少数几个耶稣会士, 如龙华民(Longo bardo)等人, 也宁愿用拉丁语Deus的音译来表示上帝。
15 Dunne, 292.
16 杨光先在一篇名曰<不得已书>的论著中对他的立场作了辩护, 他在这篇文章中坦率地宣称："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 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 且称"其仪器精者, 兵械亦精, 适足为我隐患也"云云。此种论调, 自属顽固之言, 然以西班牙之征服吕宋及德川幕府初期天主教在日本的影响之骤升为戒, 尚可理解。
17 David E．Mungello．Leibniz and Confucianism：The Search for Accord(Honolulu, 1977)．
18 傅教士的局限性在他们自己看来就太明颈了。熊三拔和龙华民作过多次努力想招募一些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 但耶稣会会长却感到欧洲不能抽出这类天才。该会会长在拒绝三位杰出的数学家--文森特(Geogory St. Vincent, 1584-1667年)、沙伊纳(Christoper Schciner, 1575-1650年)和塞萨特(John Cysat, 1588-1657年)--前去中国传教的申请时称"为上帝之更大荣耀及本会之利益, 彼等留居欧洲并大力推进数学研究乃更可取之举。如此, 彼等即可凭借其在华弟子作彼等无法亲身所作之事。"有关详情参见Pasquale M．D' Elia．Galileo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1960)．
19 John F. Baddeley, Russia, Mongolia, China (London, 1909), II, 67-68．
20 Baddeley, 83．
21 Baddeley, 134, 442．
22 Baddeley, 395-411.
23 何秋淘(辑)：《朔方备乘》(北京, 1881年), 第6卷, 第16-17页。
24 关于耶稣\x95\xFE士在\x97l\xBCs\xD5\x84判中的作用, \x85⒓\xFB Joseph Sebes, s.J., The 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1689)(Rome, 1961)．
25 "西域"于1768年重新命名为新疆。
26 Ripa, 105-107．
27 Tulisen, 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mbassy to the Kahn of the Torgouth, 17l2-1715, tr．by George L. Staunton(London, 1821)
28 Caston Cahen, "Deux ambassades chinois en Russie au commencement du XVIIIe siecle, Revue Historique 133:82-89(1920)；李直方, <清雍正皇帝两次遣使赴俄之迷--十八世纪中叶中俄关系之一幕>,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报>, 第13期, 第39-62页(198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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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Gaston Cahen, Histoire des relationsl de la Russia avec la Chine sous Pierre le Grand, 1869-1730 (Paris, 1911), 165．
31 R．K．I．Qucstcd, The Expansion of Russia in East Asia, 1857-1860 (Kuala Lumpur, 1968), 24-29; 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台北, 1957年), 第20-21页。另见Eric Widmer, The Russian Ecclesiastical Mission in Peking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