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十二届三中全会一方面承认中国的经济是商品经济，但又同时表示，中国的经济是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外国人不可能懂得这样的表达，经济学家也无法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因为“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实际上，这是一种政治妥协的结果。如果不知道政治背景，政治妥协的语言往往是难理解的。达成妥协的两种政治力量，一方坚持计划经济，另一方主张把经济向市场化推进。
但是，从一开始，两种力量就进行了较量。
对计划经济的传统看法是：计划就是法律，它必须是指令性的；计划不仅管宏观参数，也管微观经济活动；计划实施方式是采取实物指标体系，实行直接的计划分配。正如本书前面所讲到的，计划工作者的主观判断很难反映经济运行的客观实际，计划工作者确定的各种经济指标很难如期实现，计划工作很难满足千变万化的社会需求。所以，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为了缓和计划工作者的主观判断和经济运行客观实际的矛盾，把计划分为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指令性计划是刚性的，必须完成；指导性计划是弹性的，预测性的，即国家通过经济政策、经济法令和经济杠杆对企业的生产和发展方向进行引导。
鉴于多年来国家制定的指标总是偏离实际的教训，在改革进入了第四个年头，经济学家中多数人主张，指令性计划应当少一些，指导性计划应当多一些。
但是，如果真正把指令计划变成指导性计划，国家计划没有强制性，计划经济也就流于形式。所以，坚持计划经济的人，把指令性计划看成计划经济的命根子。从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３年，开展了一场保卫指令性计划、批判指导性计划的斗争。
１９８２年９月６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国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文章认为，“随着买方市场的逐步形成，随着价格的合理化，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性计划的范围。”这篇文章捅了马蜂窝。９月７日，胡乔木就给人民日报领人胡绩伟、秦川、王若水写了一封信，追究此事。全文如下：９月６日，《人民日报》所载刘国光同志《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一文，在十二大期间发表，文章一开头就说“为了实现十二大．．．．．的战略目标”，文中也引用了报告中的一些观点和文字，但其主要论点则与报告内容有很重要的不同。文章认为，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在今后改革中应逐步缩小，而报告则肯定指令性计划在重大范围内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是完成与国民生计有关的计划项目的保证，没有任何一处暗示这只是特定条件下的暂时需要。实际上这也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一方针的关键所在。将来全国性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虽还有许多具体问题，中央目前尚未认真研究，亦未提出任何确定见解，这要在今后一个时期内研究解决，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在近年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讲话中是一直坚持的，对指令性计划的必要性也是一直坚持的，这个事实《人民日报》的同志不可能不知道。作为其它时间的普通讨论文章，各种不同观点都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发表，但十二大期间提出“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这样的口号，则无异于告诉读者，这个基本方向就是国光同志所提出的意见，这已经确定了，现在只要坚持这个“基本方向”，并引用了十二大报告中的某些提法（虽然没有说明，因报告尚未发表），这就不能不在读者中引起误解和混乱。我认为，《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问题是不慎重的，因而我想指出，这不完全是偶然的，因为《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讨论经济问题的文章早就看出一种倾向性，即倾向于刘国光同志的意见（固然这方的意见中又有一些较为次要的分歧），而相反的意见则很少发表。我希望《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同志在理论性问题上能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而在重大现实性问题上则需要注意与中央保持一致，否则即与党中央的机关报的身份不相符合。刘文认为我国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其它文章中有时也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至少迄今为止，我未见中央或国务院正式文件中使用这种提法，而这个提法因与刘国光同志对指令性计划的意见有直接联系，就有了特定的含义，国光同志现在是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是一个有影响的学者，我很尊重他的经济学知识，但他对于十二大报告中关于计划经济的观点发表这样的文章则同样是不慎重的。此点我已在电话中告诉马洪同志请他转告。因事关党报对十二大的宣传，涉及并非小问题，故认为有义务提醒你们注意。
你们的意见如何望告。
胡乔木９月７日接着，刘国光受到有组织的批判，并责令他在社会科学院党组会上作检查。胡乔木、邓力群组织一批人（有林、王忍之、袁木、桂世镛等）写了长篇批判文章，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在《人民日报》重要地位发表，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刘国光的文章是在中共十二大以前送给《人民日报》的，正好在十二大前后发表，这就难免和十二大报告不一致。这是胡乔木批判刘国光的藉口。从上面引用的信中可以看出，实质问题还是要不要坚持指令性计划。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刘国光不仅作了深刻检查，还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写出了强调指令性计划的文章，到１９８４年政治形势有所变化的时候，刘国光又回到自己的观点。
在这期间，王忍之也发表文章，强调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标志。王忍之后来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
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３年对商品经济的批评有一个政治背景，这就是“清除精神污染”。当时有人把持“商品经济论”当作精神污染的内容之一。我很熟悉也很尊敬的一位南开大学教授，就在《天津日报》上发表文章，批评经济理论界的精神污染。当然，“清除精神污染”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说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显然和马克思的说法不同，把它纳入“精神污染”的范围，也是合乎逻辑的。
在政治上“清除精神污染”，在改革方向上保卫指令性计划，两条战线彼此呼应，相互配合，这是１９８３年中国保守派的攻防战略。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陈云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还占主地位。然而，在计划经济中怎样运用市场调节呢？当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由于这种争论不可能有结果，使得改革踟蹰不前。
在改革进行了几年之后，“改什么”的问题还不十分明确。有一次，赵紫阳请政治局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到他家里谈天，在轻松的交谈中，赵紫阳问：“经济体制改革是改什么的？”计委主任姚依林“啊”了一声。赵紫阳笑着，自己接着说：“经济体制改革，是改你们计委的。”赵紫阳是希望计委主任在适当的时候自己提出来。（鲍彤：《咫尺天涯念紫阳》，２００４年）
在这里，赵紫阳态度十分明确，靠国家计委来组织国民经济是不行的。靠什么组织国民经济呢？鲍彤回忆说：１９８７年或１９８８年初，政治局开会，讨论扩大对外开放事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提出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赵紫阳回答说：“就实际工作而言，没有差别。用商品经济，是为了减少震动，使更多人容易接受。十三大说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两个说法，一个意思。”赵紫阳在另一个场合说：“西方市场经济的各种范畴和手段，包括期货市场，证券市场等等，我们都应该学习。（鲍彤：《咫尺天涯念紫阳》，２００４年）
胡耀邦态度也很明确。他认为改革的关键是要解决计委的问题。中宣部前部长朱厚泽向本书作者谈起１９８６年的一件事：从北戴河回北京，我又乘耀邦的专列。胡启立、田纪云也在其中。耀邦让我们到他房间去。胡耀邦对田纪云说：“中央两大综合部门，党中央这边是中宣部，国务院那边是国家计委。中宣部这边问题解决了（指朱厚泽取代了邓力群为中宣部长－－本书作者注），你去跟紫阳同志说说，早下决心解决计委的问题。”田纪云当时没有说话。当时主持国家计委的是姚依林和宋平。他们还是按老办法工作，你放权他就收。姚依林还说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中。胡耀邦对计委当然不满意。两年以后我想起胡耀邦这次谈话时想到：你想解决计委的问题没有实现，你自己反而被计委的人给“解决”了。
姚依林“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中”的看法代表了保守力量的看法。所以，经济改革上的争论，背后是政治上的较量。但是，经济有着自己的运行规律，一旦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想走回头路是很难的。
到８０年代后期，机械、轻工、电子等加工工业，市场调节几乎占了主导地位。计划管理部门既不管原料供给，也不管产品销售，企业按合同生产，在市场上采购原料，在市场上销售产品。但是，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方面，理论却落后于实践。理论的进展为什么会遇到困难呢？因为马列主义的传统理论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这样，马列主义的教科书和改革的现实就发生了冲突。如果放弃教科书的观点就会有政治风险；而如果坚持教科书的观点改革就不能前进。所以，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只能一步一步地试探，只有确信没有“地雷”才敢前进。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是向马列主义教科书的挑战，改革每前进一步意味着马列主义教科书的退让。改革的动作过激，超越了当时能够容忍的政治限度，就会被坚持教科书的人们抓住把柄，从而发起“卫道斗争”，改革就得被迫后退。这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在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探索，探索的趋向是逐步加大市场调节的份量，减少计划调节的份量。在计划调节中，又逐步加大指导性计划的比重，减少指令性计划的比重。既然同意搞商品经济，这样的趋势是必然的逻辑。
看到市场化进展加快，陈云深表忧虑。1988年他针对赵紫阳搞市场化提出了八点意见。他一开头就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365页）
在１９９２年以前，“中国是计划经济”这一基本原则是一直没有被触动的，只允许在这个大前题下探索计划如何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理论探讨中，有时向计划倾斜，有时则向市场倾斜。向哪边倾斜取决于政治形势。当时有以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一是主辅论。即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里先强调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个体制框架内，辅以市场调节手段。这是由陈云提出的、被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采纳的模式。在十四大以前，这种提法占统治地位。因为这个提法符合“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这个传统理论。
二是板块论。持这种看法的人把产品分成几块，分别由计划和市场来调节。例如，北方十三所高校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指出：“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必须实行计划调节，就是说，由国家统一计划生产，统一规定价格，统一进行产品的分配。”“对于其它产品，则可实行市场调节的方式。”三是渗透论。这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性和市场性是互相渗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按比例发展的两种形式，它们之间本来是紧密结合，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它们截然分开以致对立起来是不妥当的”四是层次论。一种主张是，在宏观层次上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在微观层次上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另一种主张是，在制度层次上要强调计划经济是特征，在运行层次上把两者看作是配置资源的手段。
五是时空论。主张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根据实际情况，计划和市场各有侧重。例如，在供给大于需求的时候，主要采用市场调节；在需求大于供给的时候，加强计划管理。
还有其它一些看法。在这种种看法中，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强调计划的作用，一种是强调市场的作用。
这两种不同的侧重中，一般是由于看问题的侧重点不同而形成的。但也有相互指摘、上纲上线的。强调计划的人指摘强调市场的人是搞资本主义；强调市场的人指摘强调计划的人阻挠改革。
在这期间，有一些经济学家大胆地抛开“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传统看法，倡导市场经济。广东老经济学家卓炯在学习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时说：“理论上要彻底一些，其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可以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老经济学家杨坚白也说“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同义语。”于光远也认为“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两个范畴之间没有区别。”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站出来重申马列主义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卫兴华在１９８６年６月《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说：“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在西方文献中有它固有的含义。……按西方经济文献解释，典型的全社会范围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作了一个新的解释：“计划和市场都是复盖全社会的。新的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中共十三大在这个解释中提到“计划和市场都是复盖全社会的”，这就否定了主辅论、板块论、层次论等各种不重视市场调节的观点，“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把市场调节的作用提到了过去从来没有过的高度。这个提法是由廖季立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导向企业”的论点而来的（廖季立：《试论计划管理体制改革》，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８日《世界经济报》）。廖季立当时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
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并没有结束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的争论。一年以后的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８日，陈云同赵紫阳谈话时指出：“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能巩固的。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办法，不应全部照搬，也不能一概否定。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国民经济就会乱套。
”（《陈云年谱》１９０５－１９９５，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北京，第４１６－４１７页）
１９８９年北京政治风波后，就有人批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因为这个提法是赵紫阳在政治报告中提出的。直到邓小平说“我看不出这个提法有什么问题”之后，这种批判才暂时停息。到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１年进行治理整顿，加强了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管理，又有人出来批评市场取向的改革说：“所谓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上海的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发表文章指出：“……搞全面市场经济实际上把全民所有制，即《宪法》里讲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全民所有制经济瓦解掉。”“资产阶自由化有两个方面，所有制方面公有制要改为私有制；经济运行方面让我们改革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蒋学模：《总结经验教训，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经济纵横》１９８９年第１２期）
１９９０年７月５日，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高层会上，出现了激烈的交锋。这次会是江泽民主持的。出席会议的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星、吴树清、有林、袁木、许毅、吴敬琏等十多人。座谈会一开始，就在改革应当是“计划取向”还是“市场取向”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主张“计划取向”的人强调，社会主义只能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只能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起作用，不能喧宾夺主。他们说，１９８８年通货膨胀和１９８９年的北京政治风波，都是由于前几年颠倒了这种关系，采取了“市场取向的改革”的错误路线的结果。所以，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针。主张“市场取向”的人据理力争，强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并且指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从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企业”的方针后退。薛暮桥在会上发言很激动，不停地咳嗽，会后还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批驳了坚持“计划取向”的言论。
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这一看法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是常识，在实际工作中更是没有区别。但这层窗户纸谁也不能捅破。捅破这层纸有只能是政治强人邓小平。
１９９２年１月到２月间，邓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他在沿途谈话中正式公开发表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看法。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这次南巡谈话中，邓小平还对“姓资还是姓社”的批评作了回答。他说：“改革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邓小平这个谈话还没有公开发表，就广泛地传开了。北京理论界空前活跃起来。关于市场经济的学术讨论会纷纷召开，那些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的人们却沉默了。当然，他们在私下也有议论。认为这是邓小平个人的谈话（从职务上看，这时的邓小平只是一名普通党员）。也有人认为邓小平事先不经中央同意就重大问题发表谈话，是非组织行为。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正式确认邓小平的谈话，并将这些谈话内容作为中央的精神组织全党学习。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这个共产党人都要消灭的怪物，终于被中国共产党人所接纳；市场经济，这个长期被当作社会主义异端的经济制度，终于和社会主义这个词连接起来了。
又经过１年的酝酿，在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
中国共产党所以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除了国内原因之外，当时的国际环境也很重要。
在２０世纪最后的１０年中，以前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宣告失败。苏联已经解体，东欧一些计划经济国家纷纷易帜。而西方那种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却显得相当活跃。在２０世纪末，在国际上有一个大多数人能接受的价值判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不行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是成功的。中国也深受计划经济体制之害。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选择市场经济体制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中国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四个字，是两种政治力量的妥协，是一种折衷。然而，有了“社会主义”四个字，保守派就可以随时对某些改革提出“姓资姓社会”的诘难。当时还没有预见到另一个情况：到了新世纪，在市场经济和权威政治条件下出现了弱势群体。弱势群体也希望在“社会主义”四个字中寻求社会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