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从《陈云文稿》到“党校事件”
陈云阵线先下手为强，抢在《邓小平文选》１９８３年７月出版之前，１９８０年１１月，就出版了《陈云同志文稿选编》，在党内发行。当时，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在推广之中，城市经济还处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之中，城市经济改革的大幕还没有拉开。
按照通常惯例，中央领导人的文选一概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持编辑。但《陈云同志文稿选编》却由邓力群主持下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持编辑。急用先学。针对当时选择改革方向的需要，《陈云同志文稿选编》收集了陈云从１９５６年９月到１９６２年的文章和讲话，共２３篇。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又遭到严重挫折。陈云根据当时变化了的情况和出现的新问题，阐述了许多重要的经济观点，提出了许多切实的主张，包括必须改进当时中国经济体制的建议。这些建议，不是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允许搞一些市场调节；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条件下，允许搞一些小自由。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来源。邓力群在《前言》中指出：“他的观点和主张不仅在那时是正确和可行的，而且现在看来也还是正确和可行的。”这就是说，陈云这段时间的论述，对于即将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应当成为指导思想。１９８１年１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又在《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的基础上，开始编辑《陈云文稿选篇（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增补了篇目，扩大了发行范围。
按照惯例，中央领导人的文集出版，报刊都要发表专论，号召全党学习。有关单位也要请人作学习辅导报告。因此中央党校校务委员、第一副教育长兼理论室主任吴江，请邓力群给党校学员作辅导报告。其所以请邓力群作报告，不仅因为他是《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的编辑者，而且他在“文革”前帮助陈云做过一些文字工作，为陈云起草过一些讲话稿。
中央党校（一度称为“高党校”）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阵地，对提高与统一全党思想起着重要的作用。每当历史紧要关头，都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出任校长。延安整风时是毛泽东，进城后是刘少奇。粉碎“四人帮”后是华国锋，第一副校长是汪东兴。胡耀邦被华国锋推荐为第二副校长（当时冯文彬是教育长，后为常务副校长）。１９７７－１９８２年间，实际是胡耀邦主持工作。在这里学习的都是党的高中级干部。
到这样一个重要地方作报告，邓力群作了认真准备。他讲的题目是《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他在中央党校一共讲了四次，听讲的学员是在党校学习的高中级干部。邓力群口才好，逻辑清晰，能吸引听众。但出乎吴江意料之外的是，学员听了这四次讲演之后议论纷纷，意见很大。事后，校方召开座谈会，了解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听众对经济工作本身有意见。这些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中高级干部，特别关心经济体制及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统购统销，指令性计划，把经济越搞越死。报告说，“调整是关键”，“改革服从调整”，改革怎么能服从调整呢？
农民自发起来的改革，你能拿“调整”把它挡回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个怪，２０多年了，还是在这个怪里折腾。总之，大家都觉得我们的经济体制有问题，但不知问题在哪里，报告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当时正在拨乱反正，大家对邓力群神化个人很反感。邓力群在报告中说：“毛泽东同志发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陈云同志发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听众说，这把陈云同志提得过高了。邓力群还在报告中说，陈云同志“政治强，党性好，道德品质高。”听众说，这样评论党的高级领导人不符合报告人的身份。听众还不满意报告人在讲陈云经济思想时，常把自己摆进去，说自己跟陈云如何如何。
吴江向学员作了些解释，以缓和学员的情绪。他没有向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报告。但是，听报告的学员中有人向中央作了反映。这在中央党校是常有的事。学员中“通天人物”很多。向中央反映情况也是学员的权力。
不久，邓力群说党校有人（首先是指吴江）向中央写信批评他。吴江没有介意。但事情还在发展。
１９８１年６月，党校《理论动态》２８２期发了一篇文章，题为《谨慎谦虚和实干精神》。这篇文章是孙长江写的。
文章的意思是，现在我们的事业需要创新精神和实干精神，那种谨小慎微、墨守成规、害怕创新的消极情绪和作法，不是什么真正的谨慎谦虚。2005年夏天，本书作者到首都师范大学孙长江家串门时，孙长江拿出了这一期《理论动态》给我看，文后还署有孙长江的名字。孙长江说，《理论动态》上这样的文章通常是不署名，不知这一篇怎么写上了他的名字。
这篇文章是党校副校长冯文彬建议写的。是针对当时这样一种舆论：认为华国锋为人厚道谦虚，做事也比较谨慎；而新领导人胡耀邦说话随便，不够谨慎，很可能把事情搞糟。开始打算让阮铭写，后考虑阮铭笔锋太凌厉，就由笔锋较柔的孙长江写。孙写成后胡耀邦很满意，吴江也说不错。但是，过几天上面传来消息，说这篇文章是针对陈云的。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陈云质问胡耀邦：“耀邦同志，我是支持你的，听说你那里有人写文章批评我。”胡耀邦急忙否认：“这不可能。”过去《理论动态》发表重要文章，《人民日报》都要转载。这次人民日报接到电话：“这篇文章是针对陈云同志的，不能登！”原来，有一个人把这篇文章送给胡木、邓力群，邓力群送给了陈云，“文章针对陈云”的罪名由此产生。吴江、孙长江、阮铭受到中组部的调查。吴江从外地出差回来后找中组部长宋任穷，问调查他是为什么事，还对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作了解释。宋任穷说，调查是正常的干部考察，与文章的事无关。但他从抽屉里拿出另一期《理论动态》（２６９期），上面有一篇题为《跳出子想问题》。宋任穷指出其中的一段文字让吴江看：例如，曾经行之有效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的安排，在当时国际国内环境下，的确是比较适宜的，它的许多经验仍然值得我们借鉴。但有的同志在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中，把它当作模式，言必称“一五”，行必法“一五”，这样就把当时的成功经验，变成了妨碍探讨新问题的圈子。
这篇文章所批评的“言必称‘一五’，行必法‘一五’”，正是陈云的思想。吴江恍然大悟：原来《理论动态》２６９期上的这段文字，被用来证明《理论动态》第２８２期的文章确有“不可告人的针对性”，确实是“不可宽恕的渎神”行为！
《跳出子想问题》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胡耀邦出的，稿件同胡耀邦审定，除了《理论动态》上发表以外，还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很明显，胡耀邦是反对回到五十年代的，而且坚定地站在这场争论的前沿阵地。
１９８２年４月２４日，胡耀邦不仅没有按通常情况接替华国锋的党校校长的职务（１９８１年６月，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接替华国锋任中央委员会主席），还辞去了副校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任命王震为校长。据说王震是邓力群提名的，开始胡耀邦觉得不合适，建议找一位年轻一点的去，他提名项南。陈云坚决反对。开始王震不愿去，陈云亲自找王震谈话，并让他把中央党校办成“黄埔军校”，王震才走马上任。王震上任前，有人给吴江打电话说：“书记处任命王震当晚，邓力群到王震家中长谈数小时。来者不善，你可得有思想准备啊！”邓力群在他的《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975－1987）》一书中承认王震当校长是他推荐的，但说“到王震家长谈数小时”是吴江造谣。吴江看到邓力群的书后立即给邓力群写信，说：“现在我也要明白地、负责任地告诉你，给我打电话告诉这一信息的，正是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并仍兼中央校常务副校长的冯文彬同志，他列席了中央书记处会议。我相信他有条件获得这一信息，决不会凭空编造。”吴江把这封信的复印件送一份给本作者。
当时人们感到不可思议：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王震不应当是合适的校长人选。
王震是一位军人。在延安时期以南泥湾大生产而闻名。其实，“南泥湾政策”是朱德提出来的，经党中央同意，朱德亲自组织力量到一片荒凉的南泥湾实地勘探，并于１９４３年３月下令调王震率３５９旅（属１２０师）到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当然，王震对南泥湾大生产是做了很多工作的。王震在延安时代还有一项功劳，就是发现了王实味“反党”，并向毛泽东报告。王实味受审查，最后被枪毙。王震因此受到毛泽东的器重，委任为“文艺界整风学习小组组长”。1944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可望。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359旅南下，配合东江纵队开辟湘粤桂边界的五岭抗日根据地，以便日本退出后控制南方、打击蒋介石。11月10日，王震率部告别延安，踏上征途。1945年8月才进入广东北部的南雄、始兴。但因国民党军队围剿堵截，南进部队不能立足，只好挥师北返。这次南征没有完成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部队损失惨重。解放战争时王震奉命率一野一兵团进军新疆（作为彭德怀的一部），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当时还没有成立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邓力群为分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他们在新疆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中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毛泽东下令撤了他们二人职务，调回北京。文革前王震任农垦部长，远离权力中心。文革初期，毛泽东保过他，他还是紧跟的，“大”进入中央委员的行列。文革后期，他开始对文革有不同意见，曾在一个会上不指名地批评江青。他在邓小平和陈云两位老人间行走，对两家的子女都格外关心，和两家关系都很好。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自称是拿大刀的周仓。
果然来者不善，王震一到中央党校，就立即开展斗争。
首先，他不报告中央书记处，也不经校务委员会讨论，也没有和常务副校长冯文彬商量，直接命令教育长宋振庭给中组部打电话，通知将吴江、孙长江、阮铭从党校调出。这三人正是《理论动态》２８２期事件以后进行特别调查的对象（宋任穷说是“正常考察干部”）。与此同时，胡乔木在书记处会上提出调蒋南翔任党校第一副校长（实际是顶替冯文彬）。
孙长江给本书作者讲了当时的一个真实的笑话。王震说：“孙长江不能在党校教书，把他调到一个小的大学里去。
”孙长江说：“感谢王震同志对我的关心，没有把我调到一个大的小学里去。”６月２６日，王震在党校部、室主任会上宣布三件事：１，蒋南翔要来担任第一副校长；２，吴江要调离党校，属正常调动；孙长江不进领导班子；３，阮铭这个造反派头头要清除，清除后向中央写个报告。他说：“我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但我要和这个造反派头头较量较量。”王震限令三天开除阮铭党籍，并通知在海南出差的阮铭迅速回来。王震批示的关于阮铭的材料不给阮铭看。后来阮铭从其它渠道看到了，他认为完全不符合事实，连他在１９８０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海外转载）也成为“反动文章”。阮铭上诉到中纪委，同时把申诉材料送胡耀邦一份。几天以后，中纪委书记李昌接见了阮铭，说胡耀邦有批示，要中纪委开常委会研究处理。中纪委常委会成立联合调查组处理这件事。李昌主持调查，他说：“现在再不能制造新的冤假错案”。王震找陈云制止调查。陈云对王震说了三句话：“阮铭不能留在党内。阮铭不能留在党校。全国报刊不能发表阮铭的文章。”王震立即在党校传达。还说：“谁不同意陈云同志这三句话，就是同中央不保持一致。”阮铭就被开除了党籍。
王震以阮铭为突破口，打孙长江，打吴江，实际是打胡耀邦。其实，阮铭在文革初期参加过造反派，很快被“王、关、戚”打倒，受审七八年。阮铭有理论水平和文字功底，胡耀邦欣赏他的文章。吴江是党校理论室主任，孙长江、阮铭是副主任。对阮铭问题胡耀邦主动承担责任，以保护冯文彬、吴江。他在有关阮铭的调查材料上批了两句话：“阮铭当编辑是我的主意，文彬、吴江没有责任。”《理论动态》是胡耀邦在党校创办的一个内部刊物，由党校理论室编辑出版。这个内部刊物是胡耀邦用来反对“两个凡是”的重要基地，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立了大功。当时邓小平曾说《理论动态》“政治上强”。王震说理论研究室是胡耀邦的“智囊团”（其实，胡耀邦没有“智囊团”），他在党校的会上说：“听说胡耀邦在这里有个智囊团，我就是来砸烂这个智囊团的！”一边说，一边就用他手上的拐杖“当，当，当”地狠凿地板。
从组织上采取措施以后，他们反过来再查《理论动态》２８２期文章的写作意图，仍无所得。他们说：“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要把理论室的盖子彻底揭开。”最后虽然没有查出什么结果，王震还是下令解散了理论室。
７月２０日，党校中青干部训练班１４２名学员毕业，要求党中央主席胡耀邦来讲话。胡耀邦这次拒绝前来党校，而是把学员请到中南海作了一次讲话，他说：要同一切错误和邪恶作斗争，也就是要坚决相信真理与坚持真理。在我们的事业面前，任何时候都会有极端错误的东西、极端邪恶的力的干扰破坏。任何时候都不要向他们低头和投降。歪风邪气、丑恶现象、邪恶力总会长期存在的，要想经过几次斗争就消灭干净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方针，是要经过努力，经过不断的斗争，把它们缩得小而又小。．．．．．．今后几十年，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风大浪大概不会再有了，但在某个地方，某个单位，则难免可能发生大风浪。作为一个革命者，要站稳脚跟。．．．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体制改变，不再设中共中央主席）。十二大后，党校第一副校长蒋南翔到任。在党校大会上，王震说，党校仍有造反派在捣乱（指阮铭），并要求将他的发言印发大会，意图是为难胡耀邦。吴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坚持与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文章，王震连夜训斥《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人民日报竟敢发表吴江的文章，你们还要不要脑袋？！”吴江被一撸到底，调出中央党校，政协委员被撤销，连《哲学研究》的客座编辑也撤销。按王震的意思，不再给吴江分配工作，调出北京，但他的想法没有实现。孙长江从中央党校调到了一所“小的大学”――首都师范大学。
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４日，王震到党校开紧急会议，说是有要事传达。他发表讲话说：“吴、孙、阮三个人，他们在三中全会前后写过一些正面文章，但他们的表现不好，在党校工作不合适。先生不好，学生也教不好。”“看人要看本质，不能看现象，这三个人以调出党校为宜。”“他们写信批邓力群（吴江说没有此事，可能是邓力群辅导《陈云文选》时学员写的信――本书作者注），可是邓力群还替他们说好话。邓力群是正派人。胡乔木、邓力群是经过考验的，还得依靠他们，不能依靠吴江等人。”参加会议的冯文彬向胡耀邦汇报王震这次讲话内容。胡耀邦在电话记录上批道：“对吴、孙、阮等同志的问题要由党的组织部门调查核实后作出实事求是的处理，不能个人说了算！”但最后还是王震个人说了算。当然，王震也不是“个人”，他背后还有一批人。他只不过是拿大刀打前锋的周仓。实际上，在这次会上他传达的是陈云的意思。
１９８５年５月，胡耀邦受香港《百姓》记者陆铿的采访时，当陆铿提到胡耀邦和王震是浏阳老乡，胡答：“是的他是北乡的，我是南乡的。”陆说：“啊，那是南北呼应。”胡答：“也可能是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