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简史_ 经院哲学家
黑暗世纪的罗马教皇制
从大格里高利开始的四百年的时间里，教皇制经历了多次巨变。在那一时期，它时而从属于东罗马皇帝，时而从属于西方皇帝，时而又从属于罗马贵族。尽管变迁不断，但在公元八世纪至公元九世纪，还是有一些能干的教皇取得了建立教皇权力的成就。如果要了解中世纪的教会和它与世俗国家的关系，从公元600年到公元1000年的这段时间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伦巴底人的武力，教皇从东罗马皇帝那里获得了独立地位。不过，对于伦巴底人，教皇理所当然地不报以谢意。在很大程度上，东罗马教会始终从属于皇帝，皇帝不仅决定着信仰问题，甚至可以任免大主教。为了摆脱皇帝，教会也时而跟教皇站在同一立场上。不过，君士坦丁堡的这些主教从不认为他们从属于教皇，尽管为此他们得从属于皇帝。而皇帝呢，出于抵御蛮族的需要，也需要教皇的帮助，于是对教皇的态度甚至好于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对教皇的态度。
伦巴底人打败拜占庭之后，教皇唯恐也被伦巴底人征服，因此便与已经征服了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法兰克人结盟，确保了自己的安全。这样一来，就产生了神圣罗马帝国。当这个帝国的加洛林王朝衰败以后，教皇获得了利益。于是，在九世纪末，教皇尼古拉一世前所未有地扩大了教皇的权力。不过，在这场衰败中获利的还有罗马贵族，他们在十世纪时控制了罗马教廷。
在七世纪时，皇帝依然用武力控制着罗马教廷，迫于压力，教皇们只好顺从于皇帝。公元726年，拜占庭国王利奥三世颁布圣像破除令，这使得几乎全世界的人都起来反对他的这个异端法令，教皇们也成功地反对了这一法令。公元787年，东罗马帝国的女皇伊琳娜终于宣布废弃这一法令。再加上其他一些事件，罗马教廷终于摆脱了拜占庭的控制。公元751年，伦巴底人占领了拜占庭的首都，虽然教皇遭到了极大的威胁，但也成功摆脱了东罗马皇帝的控制。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还是喜欢东罗马人胜过伦巴底人。
公元739年，伦巴底人企图征服罗马，但教皇格里高利三世向法兰克人求救，成功抵御了伦巴底人。当时，法兰克王国的实权掌握在精明能干的大宰相查理·马特手中。为了帮基督教世界拯救法兰西，公元732年查理·马特在图尔战役中打败了摩尔人，但同时他又攫取了教会的一些财产，因此教会对他拯救法兰西的功劳评价很低。不过，他的后继者丕平的表现却让教会大感满意。公元754年，教皇斯德望三世曾拜访过丕平，双方签订了一份互为有利的协议。的确，教皇需要丕平的军事保护，而丕平也需要教皇承认他作为国王的合法性。丕平把拉文纳和原本属于拜占庭总督的意大利辖区赠给了教廷。
东方教会一直固守着“所有的主教都平等”的见解，因此，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不仅没有优越感，而且从来都没有独立过。然而，在西方的教会中，教皇是唯一的大主教。由于在罗马殉道的彼得据说是第一任教皇，罗马还有帝国的传统，因此它的声誉凌驾于东方所有城市之上。东方皇帝与教皇在威望上或许相当，但在西方却没有这样的君主，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权力不大，而且只有经过教皇加冕，皇帝才能正式即位。因此，从教会独立于世俗国家和建立教皇政治以管理西方教会来看，教皇独立于拜占庭这件事意义重大。
尽管伦巴底人不买丕平和教皇的帐，但却在与法兰克人的战争中屡屡失败。公元774年，丕平的儿子查理曼彻底击败了伦巴底人，并占领了罗马，再次确认了丕平对教会的赠予。之后，查理曼征服了大部分德意志领土，在他的迫害下，撒克逊人被迫改信基督教。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教皇为查理曼加冕。
最热衷于法权虚构的时代就是中世纪。根据这一特点，君士坦丁堡皇帝在法律上仍然拥有前罗马帝国的西部领地。查理曼作为“法权虚构大师”，曾经表示，统治东方的伊琳娜是个篡位者，而且是个女人，因此东方帝国的皇位是空缺的。在教皇那里他还找到了根据，从此，随着“不经教皇加冕的皇帝不合法”的确立，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之间就有了一种依存关系。尽管双方都为此感到苦恼，但却都无法改变；尽管双方之间不断地摩擦和斗争，但始终势均力敌。这种关系一直维持了好几个世纪，直到现在还有教皇，但拿破仑时代开启后就没有皇帝了。不过，他们建立的中世纪理论早在十五世纪就已经失效了，世俗领域被法兰西、西班牙和英吉利摧毁，宗教领域被宗教改革运动摧毁。
尽管查理曼在政治上与教会结盟，但他终究是个不够虔诚的蛮族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善读写的人，却掀起了一次文艺复兴。他和丕平一样，善于利用传教士的热诚扩大自己的势力。当时的罗马已经被蛮族占据，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教皇也情愿听从查理曼的指令。尽管查理曼似乎要重建一个秩序，但他死去后却只留下了一套理论，让教皇们遭了殃。公元779年，敌对者把教皇投进了监狱，还声称要刺瞎他的眼睛。
与西罗马帝国相比，教廷获得的利益稳固得多，主要表现在英格兰和德意志的改宗。英格兰的改宗是在教皇大格里高利的高度关注下完成的，而德意志的改宗则是由一个名叫圣波尼法爵的传教士完成的。圣波尼法爵是个效忠于教皇的英格兰人，原籍德文郡，后来在爱克塞特和温彻斯特接受教育。公元717年，他来到罗马，两年后接受教皇格里高利二世的指令前往德意志，劝化德意志人改教，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公元722年，他回到罗马，又被格里高利二世任命为主教，命令他不仅要劝化异教徒改教，还要镇压异教徒。10年之后，他被提升为大主教。公元741年，圣波尼法爵作为教皇圣匝加利亚的使节，改革法兰克的教会。在此期间，他创立了弗勒达修道院，并制定了一套在严厉程度上超过本尼狄克的制度。公元754年，圣波尼法爵在弗里西亚被异教徒杀害。
尽管教皇在查理曼死后受到了一些恐吓，但教廷还是获得了很大的利益。当时的教皇尼古拉一世在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法兰西的秃头查理，还有几乎所有的主教的争执中，都取得了胜利。这其中最主要的是洛泰尔二世离婚事件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非法罢免事件。
中世纪的教会有干涉皇室婚姻问题的传统，因为只有教会有权缔结神圣的婚姻。所以，虽然洛泰尔二世的离婚要求获得了本国主教们的同意，但尼古拉一世依然大为震怒，并拒绝了洛泰尔二世的离婚请求。刚愎自用的皇帝们自然不满意，他们认为，“婚姻不可解除”的教规不应该约束皇室。于是，洛泰尔二世的兄弟路易二世便进军罗马，打算以武力逼迫尼古拉一世就范，不过，他的军队终究因为对教廷的敬畏而退却了。就这样，尼古拉一世获得了胜利。
再说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非法罢免事件。这位大主教名叫伊格纳蒂奥斯，被摄政王巴尔达斯免去了教职。之后，巴尔达斯请求尼古拉一世准许俗界人士福细阿斯担任大主教。于是，尼古拉一世派了两位使者去调查此事。这两位使者迫于压力，就默认了巴尔达斯的请求。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尼古拉一世知道了这件事，于是为此召开了宗教会议，不仅严惩了那两位使者，还罢免了福细阿斯的教职，同时又恢复了伊格纳蒂奥斯的教职。
恼怒的米海尔三世皇帝给尼古拉一世写信表示不满，还召开宗教会议，宣布教皇尼古拉一世和罗马教会为异端。之后不久，米海尔三世被暗杀，他的继承者公开承认教皇的权力，并彻底恢复了伊格纳蒂奥斯的教职。然而，伊格纳蒂奥斯死后，福细阿斯又当了大主教，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的裂痕扩大了。
主教起初是由忠实的信徒口头选举产生的，后来由附近教区的宗教会议选举产生，有时也由教皇或皇帝任命。其实，由于主教自认为是伟大人物，并不把教皇放在眼里，因此，相比于世俗国家的皇帝，尼古拉一世把权威施加给主教的难度更大。然而，尼古拉一世却认为，主教是基于教皇而存在的。
十世纪时，罗马贵族完全控制了教廷。这时，由谁担任教皇时而取决于百姓的拥护，时而又取决于皇帝的意愿，时而又取决于罗马的掌权者。也就在这时，全体基督教国家在西欧的混乱和衰败影响下，已经几乎要被毁灭了，在名义上仍属于罗马皇帝和法兰西国王领导的诸侯制造的无政府状态，让皇帝和国王们也无可奈何。
经过近一百年岁月的变迁，教皇一职竟成了赏赐给罗马贵族阶级或塔斯苛拉姆诸侯的礼物。狄奥斐拉克特和他的女儿玛柔霞是十世纪初最有权力的罗马人，因此这个家族也就世袭了教皇一职。玛柔霞让她的一个情夫做了教皇，称为色尔爵三世（904—911年），他们的儿子则是教皇若望十一世（931—936年），孙子是教皇若望十二世（955—964年）。不过，这些教皇们已经丧失了在东方的一切权势，而各地的宗教会议也发表了独立声明。宣布独立后的主教们逐渐被封建领主同化。
当时的人认为公元1000年是世界末日，但这是错误的。保罗之后的基督徒一直都相信世界末日正在临近，但他们却依然正常地生活着。我们可以把公元1000年视为西欧文明衰退到达极限的时间，那么从此后一直到1914年就是恢复上升期。
公元1000年成为一个转折点的另一个原因是，在这一时期，入侵西欧的各个蛮族相继改信了基督教，并建立了许多蛮族王国。之后，由于国王丧失了统治权，因此又出现了一种“普遍无政府状态”。
也许我们太注重欧洲了，因为我们用“黑暗世纪”形容公元600年至公元1000年这一时期。其实，这时的中国正是唐朝统治时期，唐朝繁荣和鼎盛，其他方面也非常出色。此外，伊斯兰教的光辉文明正盛行在印度和西班牙。总而言之，基督教文明的衰落并不代表着整个世界文明的衰落，而是恰恰相反。同样，西欧日后在武力与文化方面跃居支配世界的地位的事实，在当时也没人能想到。所谓“只有西欧文明才是文明”的见解肯定是狭隘的。
我们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优越性，部分是由于在科学技术方面的领先，部分是由于在中世纪建立了政治制度。然而这些优越性已经没有持续下去的理由了。中国、俄国和日本结合了西方的技术和东方的意识形态，如果印度也赢得解放，也会提供给他们另一种东方元素。假如文明还能延续下去，那么，在未来几百年，文艺复兴以来闻所未闻的多样性文明势必现身，可能会出现比政治帝国主义更强大的文化帝国主义。
欧洲文化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宗教改革为止，都还保留着罗马帝国主义的色彩，而现在的文化已经具有了西欧帝国主义的气味。这场大战结束之后，如果文明还想更舒服的生活，那么，从我们的思想深处就要承认两种平等，一是在政治方面承认亚洲与我们是平等的，二是在文化方面也要承认这种平等。尽管现在无法判断这会带来何种变化，但它一定具有深刻而重要的意义。
约翰·司各特
在整个九世纪，约翰·司各特是最令人惊异的人物，他是一个爱尔兰籍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主张泛神论，倾向于斐拉鸠斯教派。他对教士的权威不以为意，认为理性应在信仰之上。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离正统教义很远的人，却躲过了宗教迫害。
留意圣帕特里克主教之后的爱尔兰文化有助于我们理解约翰·司各特。爱尔兰出现基督徒的时间要早于圣帕特里克主教到爱尔兰的时间，而且据说爱尔兰的文化并不是因为圣帕特里克主教的贡献而发起的。总之，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六世纪到八世纪时，爱尔兰人仍然残存有希腊语知识，而且他们还对拉丁文著作有一定研究。
许多早期的希腊哲学家原本都是从波斯来希腊避难的，但在希腊哲学后期，为了避难，他们又从希腊回到了波斯。为了躲避日耳曼人，五世纪的一些学者从高卢逃到了西欧，四百年之后，为了躲避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又逃回了高卢。现代，为了躲避同胞的迫害，德国的哲学家逃往了更远的地方。
对于保存了欧洲古典文化传统的爱尔兰人，我们知之甚少。他们的学问充满了虔诚，但似乎与微妙的问题关系不大，因此没有具有欧洲大陆僧侣特征的行政观点。因为罗马切断了与他们的联系，因此他们仍以安布罗斯时代的观念看待教皇。
约翰·司各特大约生于公元800年，死于公元877年。大约在公元843年，应法兰西国王秃头查理之邀，约翰去了法兰西，当了宫廷学校的校长。后来，修道僧高特沙勒克和莱姆斯天主教的一位名叫兴克玛尔的僧侣，就预定说和自由意志这一问题发生了争吵。约翰支持了天主教的自由意识。本来他的这一举动倒不至于引起任何麻烦，但他在发表意见时表现出的纯哲学的性格却给他带来了麻烦，因为他表示“独立于启示之外的哲学也有权威，甚至有更高的权威”、“真正的宗教即真正的哲学，反之亦然”。但由于查理国王的庇护，他逃脱了教会的惩罚。查理国王死后，约翰也销声匿迹了。
据圣邓尼修道院院长希勒杜茵说，这个修道院就是约翰创立的。除此以外，希勒杜茵认为，约翰还翻译了一部调和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的重要著作。据说，这本在东方受到世人称赞的书的作者是狄奥尼修斯。后来，希勒杜茵辗转得到了这本书的手抄本。此时，由于没有人翻译，因此很少有人知道这本书。后来，约翰翻译了这本书。从那以后，狄奥尼修斯才影响了西方天主教哲学。
后来，有人将约翰的翻译本呈给尼古拉一世。然而，尼古拉一世却大发雷霆，因为这本书的发行未经他准许。但不管怎么说，约翰的译文表现了他的广博的学识，这一点连尼古拉一世都掩盖不掉。阿奈斯它修斯就认为，具备如此渊博的希腊文知识的居然是一个远居化外的人，这是很令人惊讶的。
在经院哲学时代，可以说，约翰的《自然区分论》是一部实在论的著作。《自然区分论》把自然的整体划分为创造者不是被创造者、创造者也是被创造者、被创造者不是创造者和不同非创造者非被创造者四类。这样看来，第一类应该是上帝，第二类是柏拉图主义的理念，第三类是时间与空间里的事物，第四类是作为一切事物的终极目的的上帝。
由此可见，约翰带有很明显的非正统教义性。他主张的泛神论与基督教义相违背，原因是他否认被创造物具有实体性。而且，任何一个具有审慎精神的一般神学家都无法接受他对于从“无”中创造万物的解释。他曾经试图在三位一体说上为自己辩护，因为他的这一观点与普罗提诺的观点极其相似，但遗憾的是，他的观点始终未能保持三位的同等性。
在九世纪，约翰的这些观点都是不折不扣的异端，但约翰却通过它们表现了他的精神的独立性，这自然很令世人惊奇的。有关他对新柏拉图主义的见解，也不是完全没有市场，至少在当时的爱尔兰还是普遍流行过的。如果我们能更多地知道一些五世纪至九世纪爱尔兰基督教的情况，我们也许就不会觉得约翰是多么的不该令人感到惊奇了。
不过，约翰也有他认为的异端，比方所谓“创世时没有时间”。然而，因为抱有这样的意见，他只好承认说，他认为关于创世纪的所有记载都是寓言故事而已。约翰还在关于罪恶的解释方面感到艰难，因为他认为最初人类没有罪，因此也就没有性别的区分，毫无疑问，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与《圣经》中“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的说法相抵触。根据约翰的说法，正是因为人类有了罪过，才被上帝分成了男人和女人，其中，女人体现了男人终究要堕落的本性。约翰还说，性别的区分最终还会消失不见，人人都将拥有纯灵性的肉体。
尽管约翰翻译的狄奥尼修斯的著作对中世纪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他本人的著作《自然区分论》却是表现平平，甚至还被斥为异端。如果不是1225年霍诺里乌斯教皇下令焚毁所有《自然区分论》的命令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恐怕这本书早就失传了。
十一世纪的教会改革
欧洲首次出现持久而全面的进步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的公元十一世纪。这种进步是从修道院的改革开始的，之后又扩展到了教廷和教会。不过，第一批经院哲学家却产生于十一世纪末。
在改革家看来，这种进步是由纯道德的动机引发的。但在这个动机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本无意识，但后来逐渐明显起来的动机，即以增强僧侣的势力为目的而彻底分开僧侣与俗众。这样一来，教皇与皇帝之间的剧烈冲突就是教会改革胜利的直接结果了。
在埃及、波斯和巴比伦，祭司是实力强大的独立阶层，但希腊和罗马的祭司却没有这样的地位。原始基督教里，僧侣和俗众之间逐渐产生了区别，这种区别有教义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圣礼方面，僧侣有一些神奇的权力，比如帮助俗众举行婚礼、在俗众临终时涂油。
这一切不仅仅是公开的信条，而且还得到了僧侣和俗众的共同认可。由于僧侣拥有这些神奇的权力，就连那些拥有强大的军队的皇帝都奈何不了他们。不过，这种僧侣的权力还是受到了限制，每当俗界爆发了愤怒的激情和僧侣之间闹起了分裂时，这种限制就越发明显。罗马人并不是特别尊重教皇，在党派斗争时，他们会因为诱惑而毫不犹豫地绑架、拘禁甚至毒杀教皇——至少在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之前是这样的。因此，对于僧权而言，加强教会的纪律和建立一个管理教会的统一机构就是不可或缺的了。可喜的是，在十一世纪中期，这些僧侣道德革新的目标终于达到了。
教职买卖和蓄妾是所有僧侣改革家一致批评的两大弊端。教会在信徒的捐献下变得异常富有，主教也就拥有了雄厚的财产，因此他们便有财力从掌握主教任命权的国王那里买到主教之职，之后再兜售自己职权内的教职以捞回“成本”。
教职买卖改变了教会的人事升迁的主流，从此，升迁凭的不是功绩而是财富。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间接认可了俗界在教会人事升迁方面的权威，使主教从属于世俗国家的统治者。当然，还有很多原因。这些原因使反对教职买卖成了教会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修道僧不能结婚，但世俗僧侣却没有受到禁止结婚法令的约束。因此，蓄妾也成了教会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如果要追溯修道院改革运动的开始时间，那应该是公元910年的事。那一年，自创立以来就一直独立于外界权威（教皇的权威除外）的克吕尼修道院落成了。当时，大部分修道院经济富有但纪律松散，只有克吕尼修道院还保持着尊严与礼法。但仅仅过了两个世纪，克吕尼修道院就丧失了改革热情，退出了教会改革的舞台。
十一世纪时，改革家掀起了创立教团的风潮。1012年，罗穆阿勒德创立了卡玛勒多力兹教团；1084年和1098年，布鲁诺创立了以严谨闻名的卡尔图斯教团和西多教团。其中，西多教团继承了本尼狄克的教规，成为拥有多个修道院的著名教团，芳腾修道院就属于西多教团。
要想取得教会改革的成功，这些改革家需要更多的勇气和魄力，因为他们和他们的信徒最终促使整个教会改革得以实现。不过，无论教会改革家们如何努力，不可否认的是，起初的教皇制改革主要是世俗皇帝的功劳。
1032年，最后一位通过世袭得到教皇之位的本尼狄克九世即位。当时，这位教皇只有12岁，还是个天真无邪的孩子。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本尼狄克九世的荒淫无道也不断增长。后来，这位荒唐的教皇卖掉了教皇之职，过起了结婚生子的生活。买到教皇宝座的是改革家格里高利六世，他获得教皇之位的丑陋手段注定了他不能被世人包容的命运。
1046年，年仅29岁的德意志国王亨利三世来到了意大利，代表俗众掀起了与格里高利六世的斗争。亨利三世是一个虔诚的宗教改革家，立志要杜绝教职买卖现象，因此，他与格里高利六世必不相容。果然，很快他就以买卖教职的罪名废黜了格里高利六世。在废黜了格里高利六世之后，亨利三世又任命日耳曼籍主教苏伊德吉担任教皇，称为克雷芒二世。结果仅仅过了一年，教皇克雷芒二世就死去了。在另一位被推荐为教皇候选人病死之后，亨利三世只好选立他的表兄弟布鲁诺伯爵担任教皇，称利奥九世。和亨利三世一样，利奥九世也是一个虔诚的宗教改革家，他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没能取得大的成就。1055年，利奥九世逝世，亨利三世又推荐革布哈尔德继承教皇之位，称维克托二世。第二年，亨利三世逝世；又过了一年，维克托二世也死了。
从此以后，世俗国家的皇帝和教皇的友好关系就大不如前了。教皇在皇帝的支持下当上教皇以后，最想做的事不是回报皇帝，而是设法摆脱皇帝而独立，进而又要求超越皇帝的权威。皇帝岂能甘心呢？于是，一场历时二百年的皇帝与教皇的大纷争就此上演了。从这个角度看，亨利三世的改革是缺乏预见性的。
亨利三世的继任者是亨利四世，起初，大权由他的母亲阿格尼丝执掌。当时的教皇是司提反十世，但他只当了一年教皇就死了。之后，红衣主教选出了一位教皇，沉寂已久的罗马民众在此时突然觉醒，也利用手中的选举权选出了一位教皇。这样一来，决定权就到了阿格尼丝手中。在阿格尼丝的支持下，红衣主教选出的教皇即位，称尼古拉二世。
尼古拉二世只当了三年教皇，但这三年却极其重要。为了减轻对皇帝的依赖，他和诺曼人讲和，此外，他还颁布了选立教皇的一项教令。这项教令规定，教皇的人选由六个红衣主教管区的红衣主教选择，然后其他主教再参与讨论，最后由罗马城内的所有僧侣和民众确认。然而，据说，所谓僧侣和市民的确认只是一个形式，实际选举教皇的只是罗马市郊的六个红衣主教。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皇帝无权参与选举的任何环节，被完全排除在外了。在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之后，这项教令终于确立下来。这是教皇脱离皇帝控制的重要步骤。
此外，尼古拉二世还规定，以后但凡是通过买卖获得的教职一律无效。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买卖教职的现象。
当然，并不是人人都喜欢改革。在尼古拉二世统治期间，就发生过反对改革的斗争。当时，米兰的大主教向尼古拉二世提出要求，希望有一定的独立自主。为此，他和僧侣们联合贵族坚决反对教会改革。恰逢此时，米兰又发生了一些支持僧侣独立运动的暴动。米兰的局势变得非常复杂和危急。于是，尼古拉二世于1059年将彼得·达米安派往米兰，代他处理危机。达米安到了米兰以后，在僧侣集会上发表了反对买卖教职的演讲，并凭借着雄辩的演讲感动了僧侣。于是，僧侣们纷纷低头认罪，并发誓会忠心拥护教皇。
1061年，尼古拉二世逝世。此时的亨利四世已经亲政，于是再次就教皇的继承问题与红衣主教们发生了争执。亨利四世认为，他没有承认过尼古拉二世颁布的那部教皇选举教令，因此他拒绝放弃在选举教皇问题上的权力。尽管这场争执持续了三年之久，但亨利四世还是失败了，因为红衣主教们选立了一个品行高尚且经验丰富的人当教皇，他就是亚历山大二世。亚历山大二世死后，格里高利七世成了新的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是历代教皇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现在，让我们抛开世俗国家的皇帝和教皇之间的恩恩怨怨，把目光转到当时的哲学和哲学家身上吧。
一般认为，除了教皇赛尔维斯特二世，十世纪没有哲学家。但伴随着十一世纪的到来，在哲学上真正杰出的人物开始逐渐现身了。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安瑟伦、罗塞林等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即：都是支持教会改革运动的修道僧。
安瑟伦是意大利人，担任过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在他担任大主教期间，曾严格奉行格里高利七世的原则，并不惜与皇帝产生争执。和奥古斯丁一样，安瑟伦也认为理性应该从属信仰，认为如果没有信仰，就不能理解一切。为此，他说“我相信是因为我要理解”。因为发明了有关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安瑟伦一举成名。他认为，如果定义上帝为最大可能的思维对象，再假设其中的一个思维对象是不存在的，那么另外一个思维对象就必然是存在的，而且还是最伟大的一个对象。他由此得出结论说，思维对象里最伟大的那个必然是存在的，否则就有可能出现另一个更伟大的对象。所以说，存在着上帝。
奥古斯丁哲学是安瑟伦哲学的主要源头，因为安瑟伦身上具有的许多柏拉图因素就是从奥古斯丁那里获得的。安瑟伦认可柏拉图的理念，并据此推出了另一个能证明上帝存在的例证。通过这个证明，他宣称他不仅证明了存在着上帝，还证明了三位一体。
和以前的基督教哲学家们一样，说安瑟伦属于亚里士多德传统，还不如说他属于柏拉图传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身上没有托马斯·阿奎那所谓的经院哲学特征——一般认为，经院哲学的源头是罗塞林。罗塞林比安瑟伦年轻17岁，但在哲学史上的影响却远远超过安瑟伦，因为他标志着一个新的开始。
如果说十三世纪之前的中世纪哲学属于柏拉图派，那么就该区分清楚，除了《蒂迈欧篇》，人们认识柏拉图的过程其实是一段一段的，人们视柏拉图为一个宗教哲学家和理念学说倡导者。但如果没有柏拉图，尽管约翰·司各特的大部分柏拉图式观点来自狄奥尼修斯，他也不可能得出这些观点。在中世纪，波伊提乌是柏拉图主义的另一个来源。与近代学者直接从柏拉图著作里获得的见解相比，这种柏拉图主义有些不同，因为它把与宗教没有明显关系的内容几乎都剔除了，即使是在宗教哲学里，它也作了有选择的强调和剔除。
与柏拉图相同，人们认识亚里士多德的过程也是一段一段的，因此，截至十二世纪，人们从波伊提乌翻译的《范畴论》和《正谬论》里认识的亚里士多德，已经是全部了。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就认为，亚里士多德仅仅是一个辩证家。不过，这种偏见在中世纪末逐渐得到了修正，但修正关于柏拉图的偏见却推迟到了文艺复兴时期。
伊斯兰文化及其哲学
东罗马帝国、西班牙和非洲遭受到的入侵与西欧遭受到的入侵相比，有两方面的不同，一是东罗马帝国的寿命比西罗马帝国长将近1000年；二是入侵东罗马帝国的伊斯兰教徒在征服东罗马之后独立发展了一种属于自己的文明。
伊斯兰教纪元开始于公元622年。十多年后，阿拉伯人开始了征服世界之旅。公元636年，叙利亚被征服；公元642年，埃及被征服；公元650年，波斯被征服；公元664年，印度遭到侵犯；公元669年、公元716年，君士坦丁堡先后两次被围；公元697年，迦太基被征服；从公元711年开始，西班牙遭到阿拉伯的侵犯；公元732年，伊斯兰教徒在图尔战役中失败，于是针对西方的部分扩张战争就此停止。
穆罕默德建立了一个没有包含三位一体和基督化身等神学知识的单纯的神教，因此，他和他的追随者都没有提出过将他奉为神明的要求。他们遵奉《古兰经》的教导，将尽可能地为伊斯兰教征服世界作为信徒的主要义务，不过，由于《古兰经》称基督徒、犹太人和拜火教徒为“圣经之民”，因此他们不会加害这些人。
最初，阿拉伯人发动战争是为了劫掠生活必需品，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了对手的软弱无能，于是就长期占领了抢夺的土地。终于有一天，这些原本在沙漠上过惯了苦日子的人，发现自己变成了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的主人，不但生活奢华，而且还获得了精致的古代文明遗产，真是喜出望外。不过，相比于北方的蛮族，他们经受住了这种诱惑，没有大搞破坏，而是尽可能地保持了它们的原貌。这样一来，他们在新领地上的统治就变得更加容易了。更重要的是，大批的民众放弃了基督教，转而改信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因为阿拉伯人征收的赋税很少。
阿拉伯帝国是一个君主制国家，统治者是继承了穆罕默德许多圣洁品质的哈里发。在名义上，哈里发是选举产生的，但实际上也变成了世袭，由基于政治原因而接受穆罕默德教义的人创立的倭马亚王朝是阿拉伯帝国的第一个王朝。虽然阿拉伯人以宗教的名义征服了大片土地，但对待宗教本身他们却并不虔诚，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更多地是为了掠夺财富。不过，这也正是他们能够“以少制多”的原因——他们没有宗教的狂热精神。
改信伊斯兰教以后，波斯人从伊斯兰教中创出了许多元素，这些元素十分有趣，更有宗教和哲学意味，连穆罕默德和他的亲随都不可能想到。公元661年，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逝世之后，伊斯兰教徒分成逊尼和什叶两派，波斯人属于认为倭马亚王朝是篡位者的什叶派。后来，倭马亚王朝倒台了，接替者是代表波斯利益的阿拔西王朝。与倭马亚王朝相比更倾向于狂热的阿拔西王朝并没有统治整个帝国，因为有一股倭马亚王朝的力量逃到西班牙以后，又统治了那里。从此，西班牙独立于伊斯兰教世界。
阿拔西王朝最著名的哈里发是与查理曼大帝和伊琳娜女皇同时代的哈伦·拉希德。在他统治时期，阿拉伯帝国的疆域更加辽阔了，而他个人的权威也达到了极致。不过，当他死了以后，这些盛况也烟消云散了，因为他的继承者将并不驯服的土耳其人编为主力部队，这一错误使得他自己很快就成了土耳其人的傀儡。不过，即使如此，哈里发依然是阿拉伯帝国的统治者，直到1256年，蒙古人的屠刀才彻底让“哈里发”退出历史的舞台。
在政治制度方面，阿拉伯帝国和罗马帝国有着同样的缺点。在君主专制和一夫多妻制的共同影响下，皇室总是不断发生争夺最高统治权的内乱。内乱产生了在血腥中登上皇位的哈里发，也产生了无数的奴隶。后者地位低下，但对帝国的危害却并不低，因为他们总是发动危害帝国的叛乱。
虽然叙利亚是伊斯兰教世界独特文化的起源地，但它的盛行地却是波斯和西班牙。最初，叙利亚人将希腊哲学知识传给了阿拉伯人，所以阿拉伯人一开始就认为亚里士多德胜过柏拉图，不过，他们所能理解的是披上了新柏拉图主义外衣的亚里士多德。第一个用阿拉伯文写哲学的人是金迪，他是阿拉伯人中唯一一个著名的哲学家，翻译了普罗提诺的著作《九章集》的一部分，但这给阿拉伯人认识亚里士多德带来了混乱，数百年之后，阿拉伯哲学界才克服了这种混乱。
在波斯时，伊斯兰教徒接触到了印度文化，并从梵文书籍中学会了初步的天文学知识。公元830年前后，阿拉伯人穆罕默德·义本·莫撒·阿勒－花拉兹米发表了一本名为《印度记数法》的书。通过这本书，西方人学会了“阿拉伯数字”，其实它应该叫做“印度数字”才对。我唯一知道的波斯数学家是奥马·卡雅姆，他曾经改订过历法。《莎那玛》的作者菲尔杜锡是波斯伟大的诗人。
一般而言，阿拉伯哲学家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只要是可以被称为哲学的学问，他们都感兴趣。这其中，阿维森纳和阿维罗伊是应该特别关注的。
波斯人阿维森纳（伊本·西那）（980—1037年）生于布哈拉，24岁时到了基瓦，之后去了克拉桑。在伊斯巴汗时，他做了一段时间的医学和哲学教师，后来就一直住在德黑兰。他的医学比哲学还有名，虽然他对盖兰医学的意义不大，但在十二世纪至十七世纪的数百年间，欧洲人一直把他当做医学导师。在生活上，他贪酒好色，在一些贵族的庇护下，他才得以摆脱正统教派的敌意。他对土耳其雇佣兵不满，并因此而麻烦不断，有时甚至会被关进监狱。更要命的是，他写的一部百科全书也由于神学家的不满而遭致埋没——所幸在西方不是这样。与之前的伊斯兰教哲学家相比，阿维森纳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这是他比较独特的地方。
阿维罗伊（伊本·路世德）（1126—1198年）出生在西班牙科尔多瓦的一个审判官之家，因此，他也先后在塞维利亚和科尔多瓦做过审判官。阿维罗伊最初只对神学和法律感兴趣，后来才开始研究医学、数学和哲学。他名声很大，以至人们相信他可以分析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因此向哈里发叶尔孤白·优素福推荐了他。1184年，阿维罗伊做了叶尔孤白·优素福的御医，两年后，叶尔孤白·优素福就去世了。叶尔孤白·曼苏尔继任哈里发之后，对阿维罗伊信任如故。后来，由于正统教派的反对，阿维罗伊被革职，被先后流放到科尔多瓦附近和摩洛哥。这还不算完，后来又有人控告阿维罗伊“以牺牲真正的信仰为代价从事古代哲学的研究”。于是，叶尔孤白·曼苏尔下令烧毁了所有涉及逻辑和形而上学的书籍。不久以后，阿维罗伊逝世了，西班牙境内的伊斯兰教哲学也宣告结束。伊斯兰教世界严格的正统教义扼杀了哲学的思辨精神。
阿维罗伊在生前曾致力于改变阿拉伯人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崇敬亚里士多德就像崇敬一位宗教创始者那样，已经远远超过了阿维森纳对亚里士多德的崇敬。他还认为，可以借助独立于启示的理性证明存在着上帝。他的这一主张影响了托马斯·阿奎那，后者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他的主张。他崇敬亚里士多德，也曾经紧紧地依附于亚里士多德，在提出“灵魂不死”的主张时就是如此。他认为，灵魂不死是因为智性不死。不过，这并不能保证灵魂不死，因为表现于不同的个人之间的知性其实是同一的。这遭到了基督教哲学家的反驳。
像大多数后期的伊斯兰教哲学家一样，虽然阿维罗伊是伊斯兰教徒，但却不是严格的正统教派。在当时也流行过一个纯正统教派的神学家组织，这个组织认为，哲学对信仰不利，因此反对一切哲学。他们中间的一个名叫阿勒嘎则勒的人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哲学家的毁灭》。这本书里说，既然《古兰经》里有所有必要的真理，那么就不必再有启示之外的哲学思辨。阿维罗伊对此作出了回应，写了一本名为《毁灭论的毁灭》的书，有力地抨击了阿勒嘎则勒。
从哲学发展的角度来讲，阿维罗伊是伊斯兰教哲学的终结，但却是基督教哲学的一个开端。十三世纪时，米凯尔·司各特将他的著作翻译成了拉丁文，在欧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时，不仅是经院哲学家受到了他的影响，就连许多主张灵魂不死的非专业自由思想家也受到了他的影响而被称为“阿维罗伊主义者”。起初，弗朗西斯教团和巴黎大学的职业哲学家是最仰慕他的人。
作为独创性思想，阿拉伯哲学并不重要，因为它仅在数学和化学领域有些独创性，况且在化学领域的独创性还是在研究炼金术时偶然得到的。不过，伊斯兰教文明也不是一无是处，在鼎盛时期，它在美术和技术领域的成就斐然，只是在理论领域没有独立思辨的能力罢了。然而，如果把它视为一个文明的传播者，那么它的重要性不容置疑。虽然伊斯兰教徒缺乏改革的动力，但却维护和延续了创造文明的工具。在伊斯兰教徒的刺激下，西欧摆脱了野蛮状态，而且还产生了一种超过传播者自己创造的新思想的思想，这就是经院哲学。
当基督教再次占领西班牙时，原本生活在西班牙境内的犹太人留了下来，并承担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在这些犹太人中间，产生了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他就是摩西·迈蒙尼德。1135年，迈蒙尼德生于科尔多瓦，30岁时，他定居开罗。他的著作里，有一本名叫《困惑者指南》的书，据称是写给失掉信仰的哲学家的，主要内容是调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和犹太神学的关系。迈蒙尼德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认为不仅形式是上帝创造的，就连内容也是上帝创造的。但上帝的完善远远超越了任何言语的表达能力，因此人们不可能知道上帝的本质。虽然他反对亚里士多德哲学，但也认为亚里士多德是俗世的权威，启示是上天的权威，在有关上帝的认识方面，两者能殊途同归。他还认为，宗教有一项重要的义务，就是追求真理。在某些方面，他喜欢《蒂迈欧篇》这本书胜过喜欢亚里士多德，因此他写了一篇概述《蒂迈欧篇》的文章。他的同胞唆使基督教会攻击他，因为他们认为他是异端。这就是迈蒙尼德。
十二世纪哲学
十二世纪注定是一个令我们很感兴趣的时代，因为发生了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主要有：俗世皇帝与教廷的冲突、伦巴底的崛起、十字军东征和经院哲学的发展。无一例外，上述四件趣事全都延续到了十三世纪。不过，在这个世纪，除了十字军走向了灭亡，其他三件事都进入了发展的高峰：教廷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伦巴底获得了稳固的独立，经院哲学也达到了顶峰。而且，这四件事都和教皇及教会权力的增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件事的联系自然不必说，那么后三件——与教皇联合对抗皇帝的是伦巴底，直接发动十字军第一次远征的是教皇乌尔班二世，经院哲学家都是教皇领导下的僧侣。
从表面来看，中世纪有一件怪事，即：人们不知道自己有独创性。就连经院哲学家也是如此，即使他们有了独创性的成果，也总是希望能掩盖住这一切。他们日常所做的工作，无非是引用《圣经》，或者就是先引用柏拉图，再引用亚里士多德。
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尽管罗马帝国早已衰落了，但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出现了一些商业繁荣、文化发达的共和政体社会，就像早期的罗马一样，这些小城先进而富饶。同样，尽管经院哲学家们的确很尊崇亚里士多德，但他们比任何一个阿拉伯人都有独创性，有的人甚至还超过了普罗提诺或奥古斯丁之后的任何哲学家。在政治领域也是如此，显著的独创性无处不在。
一、俗世皇帝与教廷的冲突
欧洲发生教廷与世俗皇帝之间的斗争这一情况，要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算起，直到十二世纪中期才结束。格里高利七世的政策被他的接班人乌尔班二世用更温和的方式继承了下来。起初，为了自身安全，乌尔班二世待在诺曼。1093年，亨利四世被自己的儿子康拉德杀死，乌尔班二世便趁着与康拉德结成同盟的有利时机控制了意大利北部，并得到了以米兰为首的伦巴底联盟的拥戴。第二年，乌尔班二世进行了一次胜利游行，这次游行经过了意大利北部和法兰西全境。那时，法兰西国王腓力一世向乌尔班二世申请离婚，但遭到了斥责，腓力一世无奈，只好臣服于乌尔班二世。
1095年，在克莱蒙宗教会议上，乌尔班二世亲自命令十字军进行第一次东征。这件事的结果有好有坏，好处是教皇的权力迅速增强，坏处是大批的犹太人被屠杀了。不过，和前几任教皇相比，乌尔班二世的晚年生活是少有的幸福，因为是在罗马安然度过的。
下一位教皇是来自于克吕尼修道院的帕斯卡二世。他继承了格里高利七世和乌尔班二世的事业，并在法兰西和英格兰取得了胜利。当时，帕斯卡二世为了让亨利五世放弃主教叙任权，提出让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放弃世俗财产的建议，但遭到了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声势浩大的抗议。亨利五世见有机可趁，便逮捕了帕斯卡二世。帕斯卡二世无奈，只好作出很大的让步。直到1122年，在沃尔姆斯宗教协定中，亨利五世才放弃了主教叙任权。亨利五世同时放弃的，还有对勃艮底和意大利选举主教的管理权。
经过这一系列斗争，原本处在皇帝的从属地位上的教皇，终于和皇帝平等了，而且在教皇的选举事务上已经完全摆脱了皇帝的控制。此时的教皇已成了教会的全面统治者，主教的重要性降低了，僧侣的品德也更好了。
二、伦巴底的崛起
这一部分与一位皇帝有关，他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巴巴罗萨精力充沛而富有才干，受过很好的教育，有相当渊博的古典知识，而且很推崇《罗马法》。尽管他以罗马皇帝的继承者自居，但身为德意志人，他很难赢得意大利人的臣服。虽然伦巴底联盟认可他的统治，但却反对他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
巴巴罗萨当政时期的教皇是英格兰人阿德里安四世，最初，这位精力充沛的教皇与巴巴罗萨的关系很好，因为罗马同时向他们二位提出了独立的要求。这一次，罗马人作了充分的准备，为此还请了异端者阿诺德支援他们。人们虽然认定阿诺德是异端，但却没有人怀疑他的苦行是否诚心。哈德里安四世的前任就曾给巴巴罗萨写信，提醒他注意阿诺德支援罗马这件事，当时的巴巴罗萨很是气愤。
果然，没过多久，阿诺德就鼓动罗马人发动暴乱，并杀死了一位红衣主教。于是，阿德里安四世果断命令罗马教会停止举行任何宗教活动。在基督复活节的前一周，迷信的罗马人屈服了，而阿诺德则被巴巴罗萨的军队烧死。1155年，在群众的抗议声中，阿德里安四世为巴巴罗萨举行了加冕礼。
1157年，阿德里安四世与诺曼人和好如初，之后就和巴巴罗萨决裂了。从此，教皇和皇帝之间的战争又持续了二十多年。在这场战役中，伦巴底联盟自始至终反对皇帝。1162年，巴巴罗萨的军队攻入米兰，并彻底破坏了这座城市。五年后，巴巴罗萨大举进攻罗马，教皇一派形势危急。但是皇帝一派的形势更糟：流行病毁掉了巴巴罗萨的大军，巴巴罗萨单枪匹马地逃回了德意志。1176年，巴巴罗萨与伦巴底联盟进行了雷格纳诺战役。在东罗马皇帝的支持下，伦巴底联盟取得了胜利。之后，巴巴罗萨被迫与伦巴底联盟讲和，给予了他们实质上的自由。但战争的主角——皇帝和教皇，谁也没有取得全面胜利。
尽管在与俗世皇帝的斗争中，教皇的权力不断增强，但一旦世俗的皇帝不能对教皇构成威胁时，教皇的权力也会衰落。不过，伦巴底联盟城市的崛起却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不久之后，这些城市中还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有很高的水平。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它们支持教皇而反对巴巴罗萨的战争取得胜利不无关系。
伦巴底联盟的城市虽然与教皇结盟，但它们在思想方面并不受教皇的影响，还保有非教会性质的世界观。在十二、十三世纪，这些城市的许多人就像宗教改革后的英格兰和荷兰商人那样，持有的观点跟清教徒的异端观点很相似。在这以后，他们对教会的拥护只存在于口头上，在心里却倾向于自由思想家。
三、十字军东征
在文化上，十字军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至少在表面上，十字军东征的目的是宗教性质的，因此由教皇带头发动十字军东征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而且，十字军东征的宣传激起的宗教热情，有助于教皇权力的增长。
十字军第一次远征时，德意志的很多犹太人遭到了屠杀。十字军第三次远征时，这种悲剧又在英格兰上演了。在十字军东征之前，全欧洲与东方的贸易几乎都把持在犹太人手里；十字军东征之后，犹太人被成批地杀死，之前由犹太人把持的贸易权就落在了基督徒手里。
不过，十字军东征也带来了一项好处，即促进了基督教世界与君士坦丁堡的学术交流。这种交流造成的结果是，有许多希腊文著作被翻译成了拉丁文。在威尼斯人的带动下，西欧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贸易往来加深了。
四、经院哲学的发展
狭义地说，早在十二世纪初，经院哲学就开始兴起了。经院哲学有鲜明的特征。一是被哲学家局限在自认为正统的教义之内，在受到教会谴责时，哲学家们就自行放弃了自己的意见，这就像是法官服从上级法院一样；二是十二世纪以后，人们逐渐对亚里士多德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亚里士多德越来越多地被正统教义公认为权威；三是哲学家普遍相信辩证法和三段论法，具有烦琐与好辩的一般气质；第四哲学家突然提出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共相问题上意见不同这一问题，但这并不说明他们主要关心共相问题。
罗塞林是第一位最正宗的经院哲学家。他是贡比涅人，大约生于1050年，起初在布列塔尼的罗什讲学，1092年的莱姆斯宗教会议指控他为异端，出于对私刑的恐惧，他宣布撤销自己的学说。后来，他去了英格兰，在鲁莽地抨击了安瑟伦以后逃到了罗马。1120年前后，他的事迹就不见于记载了。他的全部著作也遗失了，只保存下来一封写给学生阿贝拉德的信，这是一封论三位一体的信。除了这封信，人们了解他的观点的途径，主要是他与安瑟伦等人论战时写的文章。
与老师罗塞林相比，阿贝拉德更有才华和名望。1079年，阿贝拉德生于南特，他先在布列塔尼的罗什跟着罗塞林，后来去了巴黎，拜师于唯实主义者威廉。然而，他似乎也超越了威廉的学问，因为在巴黎的一所天主教会学校任职时，他就已经能够批驳威廉的观点了。后来，他又投到拉昂人安瑟伦门下专攻神学。
阿贝拉德的人生转折点发生在1113年之后。当时，他认识了教会参事富勒伯特的侄女厄罗伊斯，并与她成了情人。富勒伯特很是气愤，于是就阉割了他。这以后，他隐居到了圣邓尼修道院，而厄罗伊斯则去了一所女修道院。1121年，阿贝拉德在斯瓦桑受到谴责，原因是他的一部关于三位一体的著作背离了正统教义，他被迫撤销了自己的观点。之后，他担任了圣吉尔塔修道院院长。四年之后，他回到了“文明的地方”。1141年，他又在桑斯受到谴责。之后，他住在克吕尼修道院，一年后去世。
总体来说，逻辑与认识论这两个方面体现了阿贝拉德的重要性。阿贝拉德认为，逻辑是具有神圣性的基督教科学，因为《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写于1122年的《是与非》是阿贝拉德最著名的著作。这本书之所以著名，是因为阿贝拉德以辩证的议论维护和反驳了许多论点。从教条的沉睡中唤醒人们是这本书的主要作用。阿贝拉德认为，辩证法是除了《圣经》之外唯一通向真理的道路，尽管经验主义者们不接受这种观点，但它的确很有价值，因为它鼓励人们大胆运用理智，而且还是当时各种偏见的溶解剂。然而，除了阿贝拉德，当时大多数学者都不热衷于辩证法。
写了一本随笔集的撒利斯伯利人约翰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家，不过因为是教皇哈德里安二世的朋友，晚年还当过沙尔特的主教，因此，他算是十二世纪少有的与教会关系融洽的哲学家。约翰自称是学院派，还说他对世俗皇帝只是有限的尊敬。他认为，尽管逻辑本身是没有生气的，但它依然是学问的良好阶梯。对他而言，“哲人王”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至少在逻辑方面还有改进的空间。他生活的圈子的氛围很像牛津大学30年前的膳后休息室。在他的晚年，教堂、修道院的学校都变成了大学，从那时直到现在，英格兰的大学都是这样的。
翻译家在十二世纪时翻译出的希腊著作主要有三个来源，分别是君士坦丁堡、帕勒尔摩和投雷多。当时，虽然人们掌握的希腊哲学并不全面，但博学之士已经有了一种认识：希腊哲学还有值得西方发掘的地方。那时的人们曾经很渴望获取全部的古代知识，而实际上正统教义的桎梏并没有多么严重，人们可以著书立说，可以展开讨论，也可以宣布撤销异端学说。对罗马教廷而言，不论教士抱有何种神学方面的异端，他们在政治方面绝对都是正统派。因此，从政治方面看，把初期的经院哲学视为教会争夺权力时的一个衍生物也未尝不可。
十三世纪哲学
十三世纪时，中世纪达到了顶峰。那时，自罗马帝国灭亡后建立起来的各项体系已经十分完备了。
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是十三世纪初的中心人物。这位教皇缺少基督徒该有的谦逊，因此他信心百倍地认为自己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然而，在十字军第四次东征时，威尼斯在某种程度上抢占了教皇的风头。当时，十字军打算在威尼斯走水路攻打耶路撒冷，但出于商业考虑，威尼斯人却说，攻打耶路撒冷不如攻打君士坦丁堡。结果，包括英诺森三世在内的所有人都同意了威尼斯人的意见，因为如果跟威尼斯人闹翻的话，十字军就没有船只可用了。这件事令不可一世的英诺森三世烦恼了好几天。除此之外，就不知道还有谁抢过英诺森三世的风头了。
第一个没有神圣素质的教皇是英诺森三世。教阶制对他的道德威信感到安全源于教会的改革，教阶制更让他再也不为圣洁问题而担忧了。从此，对权力的欲望与动机便开始支配教廷。不过，这导致的结果是，在英诺森三世还在世的时候，就有虔诚的教徒反对他了。为此，英诺森三世又将教规编入了法典，教廷的权力空前加强了。尽管那时的教廷还能保持胜利和繁荣，但衰败的种子也在此时埋下了。
腓特烈二世曾受过英诺森三世的监护。这位史上最出色的皇帝的爷爷是巴巴罗萨，父亲是亨利六世。他的父亲在世时，征服了西西里的诺曼人，并迎娶了西西里王朝的继承人康斯坦丝，还派遣日耳曼人驻扎在那里。亨利六世死后，康斯坦丝试图借助英诺森三世的力量取得独立。这引起了德意志皇帝奥托四世的愤怒。于是，奥托四世与英诺森三世之间就此发生了争执。1212年，在英诺森三世的支持下，腓特烈二世打败了奥托四世，接替他做了皇帝。
腓特烈二世出生于霍恩斯陶芬家族，算是日耳曼人，但从文化和情感上看，他带有阿拉伯和拜占庭的色彩，更像意大利人。他博学多才，精通六种语言，还通晓阿拉伯哲学，和伊斯兰教徒关系友好——这使得基督徒异常愤慨。起初，当时的人都惊奇地看着他，后来又恐怖地看着他，因为他们认为他是“奇迹和惊奇的改革家”。他还被当做《三大骗子论》一书的作者，因为教会也把他当做敌人。
1216年，英诺森三世逝世，接替他的教皇是霍诺里乌斯三世。起初，霍诺里乌斯三世与腓特烈二世很要好，但很快两人就在多个方面产生了矛盾，因为腓特烈二世拒绝随十字军东征，而且还与亲教皇的伦巴底联盟闹不合。腓特烈二世本打算伺机攻打这些城市，但一些变故改变了他的计划。1227年，霍诺里乌斯三世逝世，格里高利九世继任为教皇。格里高利九世认为，十字军东征是最重要的事，任何不参加十字军东征的人都要受到惩罚，于是，腓特烈二世也受到了开除教籍的处分。可是，当他被开除教籍以后，他却欣然参加了十字军的东征。这使得格里高利九世更加愤怒，因为这样一来，十字军队伍将由腓特烈二世这个被开除了教籍的人领导。不管怎样，腓特烈二世还是带领着十字军到了巴勒斯坦。到了巴勒斯坦以后，一向和伊斯兰教徒关系友好的腓特烈二世和敌人讲和了，不仅以和平的方式占领了耶路撒冷，还举行了加冕仪式。
1237年，腓特烈二世和伦巴底联盟的战事正式开始。为此，格里高利九世再次开除了腓特烈二世的教籍。不过，战争的胜负却并不是如此明显，在此后的13年里，尽管战事不断，但谁也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腓特烈二世死后，他的继任者懦弱无能，不仅吃了败仗，而且还把好好的意大利弄得四分五裂。
当时的几乎所有异端不是遭到了英诺森三世的十字军的讨伐，就是遭到了包括腓特烈二世在内的皇帝们的迫害。然而，对我们而言，这些异端都是值得研究的，无论他们本身，还是他们所反映的当代大众感情，都很有价值。异端广泛传播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十字军的战败产生了沮丧情绪；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在道德上憎恨僧侣的富有和恶行。当时的状况是，教会以宗教为理由加强教权，而人们却因教会言行不符而愤怒。
最为庞大的喀萨利派是这其中最吸引人的。这一派的教义是从亚洲传来的，主要流传在意大利北部，就连包括贵族在内的法兰西南部人群也都信仰它——对于那些贵族而言，他们的教义是没收教会地产的绝妙借口。
由于我们依据的只有喀萨利派的对手的言论，因此我们不能清楚知道他们的教义。和诺斯替派一样，喀萨利派好像是二元论者，认为《旧约》中的造物主耶和华是邪恶的，上帝真正的启示在《新约》里。他们认为，从本质上看，物质是邪恶的，恶人死后要受投生为动物的轮回之苦，因此，他们是只吃鱼的素食主义者。他们认为，婚姻是持续的自我满足，因为他们憎恨一切性行为。还有，如果有人打他们的左脸，他们也会让对方再打一次右脸。尽管喀萨利派教规严格，但他们也只有特别圣洁的“完人”才能完全遵守，其他人倒比较宽松。
里昂人彼得·瓦勒度的信徒组建的瓦勒度派是另一个流行很广的异端。狂信者彼得·瓦勒度将所有的财产都送给了穷人，为了厉行安贫乐道的生活，他还创立了一个名为“里昂穷人”的社团。受到教皇赞许的瓦勒度后来由于过分斥责道德败坏的僧侣而遭到维罗纳宗教会议的谴责。从此，瓦勒度走向了真正的异端之路，他们不仅允许所有善良的人讲经传道，而且还自行委派传教士、废除天主教祭祀的仪式。后来，他们受到阿尔比派的连累，被迫逃往丕德蒙特，在密尔顿时代又在那里受到迫害。时至今日，在阿尔卑斯山谷和美国还有他们的信徒。
异端的出现使教会很惶恐，只得动用蛮横的手段予以镇压。英诺森三世认为，异端教徒背叛了基督，应该处以极刑。1209年，他召集法兰西国王发起了对阿尔比派的讨伐战争，大肆屠杀阿尔比派教徒。1233年，格里高利九世设立了宗教裁判所，职责是查找和审判异端。除了处理一般的异端案件，宗教裁判所还审问妖术和魔法，而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还承担对付犹太教徒的职责。宗教裁判所还是成功的，至少在成立之初就彻底肃清了阿尔比派。
在维护正统教义方面的贡献比教皇还多的弗朗西斯（1182—1226年）是历史上最可爱的人物之一，他建立了著名的天主教托钵修会“方济各会”。他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成年后放弃了俗世的所有财产，投入到了传道和慈善事业，他还和追随者们立誓永远过清贫的生活。弗朗西斯希望尽可能地用最严格的方式解释清贫誓约，因此，他要求信徒以行乞为生，除了受人款待之外，不许占有房产。1219年，弗朗西斯游历东方，当他回来时，他发现信徒们为自己盖了一间房子。他为此感到痛苦，但由于教皇的干涉，他作出了让步。这是后话了——英诺森三世认为，把弗朗西斯发起的这个运动维持在正统教义的层面会很有价值。于是，他认可了弗朗西斯的行为。格里高利九世更是如此，作为弗朗西斯的私人朋友，他虽然始终赞助着弗朗西斯，但也强加给了后者一些与内心冲动有抵触的戒律。弗朗西斯死后被追谥为圣者，但他制定的清贫戒律却被放松了。
弗朗西斯之后，穷奢极欲的以利亚兄弟做了教团首领，他不仅容许信徒们完全放弃清贫的生活，而且还在归尔甫派与基伯林派的战争中扮演募兵官的角色。宗教裁判所成立后，方济各会又充当了部分国家宗教裁判所的领导，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一些依旧忠实于弗朗西斯遗训的信徒也被宗教裁判所以异端的罪名烧死了。这样看来，为宗教事业奋斗了一生的弗朗西斯，只是开创了一个迫害道德忠信和思想自由的优秀人物的教团。这个结果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对正统教义有着狂热信仰的多明我（1170—1221年）是西班牙加斯蒂人。对他而言，以贫穷为手段攻击异端就是他的主要宗旨。也许是由于多明我及其追随者全程参与了英诺森三世对阿尔比派的讨伐战争，于是，在1215年时英诺森三世亲自建立了多明我教团。相比于弗朗西斯教团，虽然多明我教团对宗教裁判所的工作更加上心，但他们的名声要比弗朗西斯教团更好一些，因为他们致力于学术，作出过一些有价值的贡献——不过这并非多明我的本意。为了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学术研究，多明我教团不仅缩短了虔修功课的时间，而且规定不用必须参与体力劳动。在哲学上，他们致力于调和亚里士多德和基督的关系，其中成就最突出的是托马斯·阿奎那，以后的整个多明我教团都没有人能超越他。
比起多明我教团来，弗朗西斯教团似乎更厌恶学术，不过在即将到来的那个时期，弗朗西斯教团也出了如罗吉尔·培根、邓斯·司各特这样的哲学伟人。
托马斯·阿奎那
被公认为最伟大的经院派哲学家是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托马斯不仅在历史上地位重要，而且在当前也具有重要地位，因为在所有教授哲学的天主教机构，他的体系是唯一正确的体系。而且，在天主教信徒心目中，他还具有教父般的权威，因为在大多数场合下，他都紧密地追随着亚里士多德。总之，如果天主教僧侣想学习哲学，就必须认可托马斯。
托马斯的父亲是阿奎那伯爵。当时，阿奎那伯爵居住在那不勒斯王国，托马斯的童年也是在这里度过的，后来，他在那不勒斯大学（这所大学是腓特烈二世创办的）读了六年书，之后就参加了多明我教团。参加多明我教团之后，他又在科伦拜大阿尔伯特为师。1259年，托马斯返回意大利，从此再也没有长时间离开过这里。
对于亚里士多德哲学，托马斯掌握的知识足够充分。他还促使教会相信，与柏拉图体系相比，亚里士多德体系更适合作为基督教哲学的基础。写于1259年到1264年的《异教徒驳议辑要》是托马斯最重要的著作，这是一本记载托马斯跟一位尚未皈依基督教的假想读者辩论的书，通过这些辩论，确立了基督教的真理。与这本书有同样的重要性的是《神学大全》这本书，但普通读者对这本书的兴趣不大。
托马斯说，由于异教徒不接受教义的权威，因此依据自然的理性阐明天主教信仰所宣扬的真理是他的目的。然而，在上帝的事务中是缺乏自然的理性的，因为它并不能证明全部的信仰，比方说，它能证明存在着上帝和灵魂不死，却不能证明三位一体和最后的审判。这样一来，将能由理性证明的信仰和不能由理性证明的信仰区分开来就成了一件重要的事了。《异教徒驳议辑要》就据此分成了四卷。
尽管有人认为上帝的存在是自明的，因此没有必要再次加以证明，但托马斯还是首先证明了这一点。上帝的本质和他的存在是同一的，因此，如果能知道上帝的本质，那么就能很轻松地证明存在着上帝。问题是，除了具有一些极不完备的知识之外，我们并不知道上帝的本质。毫无疑问，聪明的人知道的上帝的本质比愚笨的人要多，而天使知道的上帝的本质又比聪明的人多，但是谁也没有足够的知识从知道上帝的本质而证明上帝的存在。
有件事一定要谨记在心，即：通过信仰也能知道那些可以被证实的宗教真理。虽然这些艰难的证实过程只有博学之人才能掌握，但对于青年、无知者和没有时间学习哲学的人而言，信仰绝对是必要的，而且了解启示就够用了。
托马斯在《神学大全》里提出了证明存在着上帝的五种论证。一是不受动的始动者论证；二是基于无限追溯的不可能性的第一原因论证；三是一切必然都有最初根源；四是世界上有很多源自于完美的事物；五是很多无生物都在完成一个存在于自身外部的目的。
证明了存在着上帝之后，就可以提到许多和上帝有关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否定的事实。我们认识上帝本性的途径是知道上帝不是什么，因为上帝不受动，因此他是永恒的；因为上帝不包含被动的潜在性，因此他是不变的；因为躯体有若干组成部分，而上帝没有这些，因此他不是躯体；上帝是单一的，因为他是自己的本质。本质和存在在上帝里是同一的，上帝里没有偶然性，不能按实体上的区别详细说明上帝；不能给上帝定义，因为他不属于任何分类。与说上帝像万物相比，说万物像上帝更恰当。
涉及人的灵魂问题的主要是《异教徒驳议辑要》的第二卷。在这一卷里，托马斯说，只有不朽的非物质实质才能被称为精神实质。灵魂和肉体可以在人体内结合，但天使没有肉体；灵魂充斥在身体的各个部分，是肉体的形式，而且一个人只有一个灵魂。与人的灵魂不同的是，动物的灵魂是会死的。而且，并不像阿维罗伊主张的那样智性只有一个，而且是众人共同参与的，智性是人的灵魂的一部分。与智性联系在一起的是对共相问题的议论。托马斯认为，智性在了解共相时，也能了解到一些灵魂之外的事物，除此之外，共相都在灵魂内部。
涉及伦理问题的主要是《异教徒驳议辑要》的第三卷。在这一卷里，托马斯说，恶是一种具有偶然性的善因，而非故意的本质。上帝是万物的终极，因此万物都倾向于上帝。人们可以通过三种途径认识上帝，即理性、启示和只由启示才能认识事物的直觉。人类的幸福不在于感官，更不在于欲望、名利、富贵和权势等肉体的享用物。同样，真正的幸福在于对上帝的沉思默想，道德行为只是手段，因此真正的幸福也不在于道德行为。人们普遍掌握的关于上帝的知识都不够，加上由论证或信仰得来的也还不够。我们在生前不会看到上帝的本质，也享受不到最高的幸福，只有在死后才可以面对面地见到上帝。这是由神的光造成的，我们正是因此才成为永恒的生命。
托马斯认为，可以依据一些普遍的理由排斥占星术。在探讨“是否存在命运”这一问题时，托马斯说，上帝定的秩序或许可以被叫做“命运”，但“命运”是个异教的词汇，所以这种叫法是不明智的。根据神的法律，我们应该敬爱上帝，还要敬爱邻居。神还禁止奸淫和节育——理由是节育违背自然规律，但神不禁止独身主义。性交是很自然的行为，因此并非所有的性交都有罪。因为一夫多妻制对妇女不公平，一妻多夫制又不好确定父子关系，因此要严格执行一夫一妻制。近亲结婚会扰乱家庭生活，因此必须禁止——对此，书中有一段怪论：如果兄弟姐妹互相结婚，会因为强烈的吸引力而频繁的性交。托马斯根据纯理性的考虑提出了这些关于性道德的结论。
在教义上有一点很重要，即就算是最邪恶的祭司的圣礼也有效。过着罪大恶极的生活的祭司有很多，因此就有人担心，这样的祭司是否可以主持圣礼。这的确是个有必要的担心，而且这种情况也很尴尬，没有人能确定这样的祭司主持的婚礼是否有效，同样也没有人确定对这样的祭司赎罪是否能得到宽恕。因此，一些具有清教徒思想的人便希望建立一个在道德上无可挑剔的祭司体系，这导致了教会的分裂，教会被迫澄清说，祭司本身的罪恶并不影响他行使祭礼的职权。
在谈到肉体复活时，托马斯再次公正地引述了反对正统教义的论点。托马斯问：如果父母和儿子三个人都只吃人肉，那么会怎么样？由于有人吃人肉，因此死去的人终有一天会失去肉体，这似乎不公平。那么，他的身体该由什么构成呢？托马斯回答：原有物质微粒的保持不是肉体的同一性，在生前，由于不断饮食和不断消化，构成肉体的物质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在复活时，吃人的人可以得到跟原先一样的身体。
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相比，托马斯的哲学和他的大体一致，但托马斯有一定的独创性，这表现在为了让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更适应基督教教义而略加改动上。他不仅熟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而且还有深刻的理解。在这一点上，至少在他之前的天主教哲学家都做不到。在他那个时代，人们称他为大胆的革新者，在他死后，他的许多学说还被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谴责。和独创性相比，他在体系化方面更出色，因此，即使他的学说都是错的，《异教徒驳议辑要》也可堪称是一座知识的大厦。他总是力求公正，即使在反驳别人的学说时也是如此。
在探讨上帝的本质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一问题时，托马斯说，上帝自身的善良就是上帝本身，此外，上帝自己的职权也是上帝本身。这个观点暗含着殊相存在形式与共相存在形式之间的混淆，这种混淆曾出现在柏拉图的思想里，亚里士多德巧妙地避开了它。为了避免这种混淆，必须假设认为，共相的性质包括上帝的本质，但不包括上帝的存在。由于这个困难出现在一种不能被人们认可的逻辑里，因此想要叙述圆满并不容易。不过，正是由于这种不圆满，才清楚地显示了一种语法的混淆，否则关于上帝的议论就没有似真性的魅力了。
我们在托马斯身上看不到真正的哲学精神，他探究的不是事先不能知道结论的问题，而是相反，在他还没有开始思考之前，他就已经知道结论了，而且这些结论都是天主教在信仰里公之于众的真理。他希望能为这些信仰的某些部分找到一些合理的论证，如果找不到的话，他会向启示求助。然而，众所周知的是，给已经知道的结论寻找论据是诡辩而非哲学。总之，托马斯不配与古代或近代的第一流哲学家相提并论。
弗朗西斯教团的经院哲学家
与多明我教团相比，弗朗西斯教团在严守正统教义方面做的不够好。弗朗西斯教团最重要的三个哲学家是罗吉尔·培根（1214—1294年）、邓斯·司各特（约1270—1308年）和奥卡姆的威廉。此外，波拿文都拉（1221—1274年）和马太（约1235—1302年）也值得注意。
罗吉尔·培根在近代受到的赞扬要比他生前受到的赞扬多，多得甚至超过了他的功绩。与狭义的哲学家相比，他更像一个酷爱数学和科学的博学家。然而，在那个时代，夹杂着妖术和魔法的炼金术也混杂在科学里，培根因此总被怀疑与魔法为伍，并经常为此遭到迫害。1257年，教团总管波拿文都拉不仅让人跟踪监视培根，而且禁止他发表著作。就在此时，培根得到了驻英国教皇使节的援助，得以“为教皇利益而写作哲学”。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就写了《大著作》、《小著作》和《第三著作》三本书。1271年，他又写了一本主题是抨击僧侣的愚昧无知的《哲学研究纲要》，但这本书给他带来的名望远远不及前面那三本书。1278年，他再次遭到教团总管的谴责，还忍受了长达14年之久的牢狱之灾。出狱后没两年，他便凄惨地死去了。
与当代许多哲学家不同的是，培根很重视实验，并用虹的理论证实了实验的重要。他不仅能写出影响哥伦布的精辟的地理学文章，还是个优秀的数学家。此外，他还论述了透视画法，认为逻辑学没什么用。他认为，愚昧的原因有如下四种：一是受脆弱且不恰当的权威的影响；二是受习惯的影响；三是漠视群众的见解；四是用炫耀外表智慧的方式掩藏愚昧。他认为，产生所有罪恶的根源就是这四种原因，尤其是第四项。
培根有限度地尊重亚里士多德，这表现在总是用“大哲学家”来称呼亚里士多德，但又认为即使是亚里士多德，也没有达到人类智慧的极限。和阿维罗伊一样，培根也认为，在本质上，能动的智力是与灵魂分开的实体。他说翻译的错误是造成亚里士多德著作里有自相矛盾之处的原因。阿维森纳是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人王”，但由于阿维森纳没有认识到霓虹的成因，所以他也没能完全明白霓虹现象。培根还总是发表一些带有正统教义味道的言论，但他也以诚恳的语气说，从异教徒那里获得知识并无不可。作为一个优秀的数学家，培根赞扬数学，把数学当做天文学必需的科学和确实性的唯一未经启示的源泉。
培根把实验作为知识的来源之一，也因为重视实验胜过论证而受到了近代学者的赏识。的确如此，他和典型的经院哲学家们在兴趣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他很像阿拉伯的知识分子，在百科全书式的学术体系方面更是如此。显然，与基督教哲学家给他的影响相比，阿拉伯知识分子给他的影响要更深远。他不仅跟典型的经院哲学家们不同，跟其他中世纪的基督徒哲学家也不同。然而，在当时他却没产生什么影响，而且也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热爱科学。英国人都说火药就是他发明的，其实这是个错误。
与培根相比，禁止他发表著作的波拿文都拉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拥护安瑟伦的本体论论证，因为他继承了安瑟伦的传统。此外，他还相信柏拉图的理念，而且认为只有上帝才能全面认识这些。
波拿文都拉的追随者中最出名的是马太。马太是弗朗西斯教团的僧侣，作过红衣主教，在哲学上比波拿文都拉接触到了更多一些的新兴哲学。他最崇敬的人是“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经常提到的人是阿维森纳，经常引证的人是安瑟伦和狄奥尼修斯，不过，他依据的主要权威是奥古斯丁。他认为，柏拉图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能建立智慧，却建立不了知识。而亚里士多德的错误在于能建立知识，却建立不了智慧。他据此下结论说，低级和高级两种事物、外在物体和理性观念共同导致了知识的产生。
继续展开弗朗西斯教团对托马斯的争论的是邓斯·司各特。邓斯·司各特是个稳健的实在论者，同时也是个奥古斯丁主义者，但比起波拿文都拉和马太来，他身上所体现出的奥古斯丁主义成分更少、更缓和。他拥护纯洁受胎说，反对托马斯，并因此获得了天主教会和巴黎大学的赞赏。他和托马斯的不同起源于他的哲学中掺杂较多的柏拉图主义。当时，追随邓斯·司各特的人很多，大多数是弗朗西斯教团的僧侣。
托马斯之后最重要的经院哲学家是奥卡姆的威廉。他可能在1290年至1300年之间生于英国苏黎郡的奥卡姆（但也有人说他生于萨里郡的奥卡姆，因此被称为“奥卡姆的威廉”），在1349年或1350年的4月10日逝世。他原本是邓斯·司各特的学生，后来却转变成与邓斯·司各特竞争的人。再后来，他参加了教团与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的斗争，结果于1328年受到开除教籍的处分。他被迫投靠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路易四世。这个路易四世也和教皇发生过争执，争执的结果令人哭笑不得：在路易四世的控诉下，全教会议指控教皇为异端——后来，威廉在慕尼黑住了下来，以著书立说为乐。1338年，路易四世逝世，之后的威廉也失去了音信。
那个时候，英格兰和法兰西逐渐强盛起来，神圣罗马帝国甚至连名义上的“普遍统治权”都失去了。从外表上看，教廷似乎还在继续发展，但事实是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尊贵地位。十四世纪初，教皇克雷芒五世把教廷迁到了阿维尼翁，从此，在政治上教皇变成了法兰西国王的从属，削弱了对俗世事务影响。
由上面一段论述可以肯定，教皇的地位出现了一次巨大的危机，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有人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反对教皇的形式，这个人是马西哥利欧（1270—1342年）。马西哥利欧是威廉的密友，但在政治方面比威廉更重要。他认为，立法者应该是人民自己，他们还具有惩罚君主的权力。他还主张，应该在各地成立有世俗民众参加的地方宗教会议，而参加全教会议的人必须是地方宗教会议选举的代表，也只有全教会议才有权施行开除教籍的处分和解释《圣经》。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套新形式里，教皇没有任何特权。
马西哥利欧创造新的反对教皇的形式的目的是保存天主教信仰的统一，只不过他不希望借助于教皇的专制实现目的，而是希望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目的。不过，这并没有使他实现目的，尽管新教徒们在反对教皇时从宗教会议运动的原则中找到了理论依据，可是当他们获得权利后，大部分情况是用世俗国家的皇帝或国王代替了教皇，不仅个人判断的自由没有得到保障，民主决定教义问题的方式也没有得到保障。
了解威廉的纯哲学学说可以依据厄内斯特·伊·穆迪的著作《奥卡姆的威廉的逻辑》。穆迪的这本书采用了“哲学史家有一种用后人的眼光解释前人的倾向”这种不太寻常的观点，但一般而言，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威廉是笛卡尔、康德或其他任何一个被人们尊敬的近代哲学家的先驱，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也曾被认为导致了经院哲学的崩溃。穆迪认为，恢复纯粹的亚里士多德，或者说让亚里士多德脱离奥古斯丁和阿拉伯人的影响，这才是威廉最关心的事。但事实是，比起威廉，弗朗西斯教团的其他人更是紧紧追随着奥古斯丁。穆迪认为，为了找出一个从经院哲学过渡到近代哲学的道路，近代史学家们才对威廉作了不恰当的解释。
在逻辑层面上，威廉是唯名主义者，被十五世纪的唯名主义者尊为创始人。他认为，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有三部分原因，一是奥古斯丁的影响，二是阿维森纳的影响，三是菲尔普斯写就的论亚里士多德《范畴论》的文章的影响），司各特主义者曾误解了亚里士多德。威廉还认为，逻辑是自然哲学的一种工具，可以独立于形而上学之外。按照威廉的说法，关于未来的偶然性事物，还谈不上真伪。他还计划把神的全知与这种观点调合在一起。这就使得逻辑独立于形而上学和神学了。
在回答“在人身上感性灵魂与智性灵魂是否完全不同”这一问题时，威廉认为它们确实不同，但这种不同又很难证明。他进而提出了反对神学的四种论证。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也许与人们所期望的他的观点有所不同，但不论如何，在这一点上他认同托马斯的观点，即：人的智力属于他自己，而不属于非个人。在这一点上，认可托马斯就意味着反对阿维罗伊。
由于形而上学和神学与主张钻研逻辑和人类知识并无关联，因此，威廉间接地鼓舞和推动了科学研究。他认为，“假设万物不可理解和人类没有智力之后，再加上一道来自无限的光，就让知识成了可能”这就是奥古斯丁主义者犯的错。尽管在这一点上，他和托马斯各有侧重，但在大体上还是达成了一致。众所周知，托马斯更多的是个神学家，但在逻辑方面，威廉更多地是个世俗哲学家，两人有区别也不难理解。
研究特殊问题的学者因为威廉的治学态度而获得了更大的自信，欧利斯姆人尼古拉就是其中一位。热衷于钻研行星理论的尼古拉是威廉的直接追随者，他提出了地球中心论和太阳中心论，从某种程度上讲，他是哥白尼的先驱，然而人们却很难在他和哥白尼之间作出选择，因为尼古拉说，地球中心论和太阳中心论都可以解释那个时代的所有事实。
哲学家的时代在威廉之后就告一段落，至少在威廉之后再没有出现过著名的经院哲学家。下一个哲学家的时代出现在文艺复兴的后期。
教皇制的衰落
哲学、神学、政治和社会的大结合完成于十三世纪。这一结合涉及到了许多因素，首要的因素就是以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巴门尼德等人的哲学为主的希腊的纯哲学。第二个因素是伴随着亚历山大征服战争大量流入的东方信仰。通过对俄耳甫斯教神秘信仰的利用，这些因素不仅改变了希腊语世界，甚至改变了拉丁语世界的世界观。一种至少在理论上而言的禁欲主义的解脱肉体束缚的伦理结合在了这些因素之上。俗众分开的祭司制度是从叙利亚、埃及、巴比伦和波斯传来的，最后还在政治上形成了相应的影响。从波斯传来的还有二元论思想，它视世界为阿胡拉·马兹达所统率的善和阿利曼所统率的恶这两大阵营的修罗场，而后来的妖术和撒旦都是由阿利曼阵营发展而来的。
当时，与新柏拉图主义中的希腊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新事物是刚刚传过来的蛮族的观念与实践。结合新的情况，希腊人也发展了一些能够与东方观点结合的新观点，这些观点主要体现在俄耳甫斯教、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柏拉图的一些著作里。
如果不花大力气进行一番改造，那么无论这些人的思想带有多么浓厚的宗教色彩，也不可能能重建一种能被大众接受的宗教，一般人无法了解他们的哲学的原因无非是它们太难了。他们倾向于维护希腊的传统宗教，这主要是由他们保守的思想驱使的。不过，他们也对传统宗教作了一些富有寓意的解释，因为他们不仅希望减弱传统宗教中不道德的成分，还希望传统宗教能与他们主张的一神主义和谐相处。但是，令他们遗憾的是，希腊宗教最终还是日渐衰落了，原因是它无法抵御东方教义和神学的挑战。
从犹太人那里，基督教接受了《圣经》和一种视其他宗教为虚妄和邪恶的教义。从波斯人那里，基督教接受了二元论，但与波斯人相比，基督徒不仅更加坚信善原则的最终全能，也更加确信异教徒都是撒旦的门徒。基督徒起初的缺陷是，在哲学和宗教仪式上没法与任何对手较量，但这个现象很快就被改变了。同样，起初，与正统教派相比，哲学在半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教派发展得更快。后来，借着修改新柏拉图主义的机会，基督教发展了一种实用的哲学，但这是俄利根以后的事了。
像古罗马一样，虽然西方教会发展得很缓慢，却由共和制发展成了君主制。与此同时，由于和君士坦丁堡及伊斯兰教徒的接触增多，基督教哲学也增加了新的元素。但在此之前，基督教的因素一向主要是柏拉图主义的。在十三世纪时，西方人不仅已经全都知道了亚里士多德，而且受大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阿奎那的影响，西方学者都以为他也是很高的权威，仅次于《圣经》和教会。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地位在天主教哲学家中眼里保持至今。
即使站在基督教观点的立场上，我也必须承认，柏拉图和奥古斯丁被亚里士多德所取代是基督教的一个错误。首先，从气质上看，与亚里士多德相比，柏拉图更富于宗教性。其次，从历史上看，一开始基督教神学就适应了柏拉图主义。尽管这不是托马斯的本意，但他毕竟铺平了从柏拉图主义迷梦转进科学观察的道路，而亚里士多德最多就是个经验主义者。
1204年，信奉天主教的拉丁人征服了拜占庭帝国，并统治到了1261年。之后，教皇失去了君士坦丁堡，从此再也没能收复过。法兰西、英格兰等国崛起后，教皇虽然多次击败了神圣罗马帝国，但这并没有给教会带来好处。在十四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教皇在政治上被法兰西国王玩弄于指掌之中。但与富商阶级崛起和俗众知识增多相比，前述情况都太微不足道了，因为有学问的俗众使意大利北部那些富有的城市具有了独立自主的精神，他们很容易就起来造教皇的反。而此时的教廷变得更世俗化了，教皇也逐渐丧失了原本是给予他的权力和威望。
十四世纪初，在兀纳姆·伞克塔姆教令中，教皇波尼法爵八世提出的要求是前任所有教皇都未曾提过的。他创立的大赦年制度规定，天主教徒只要在罗马举行一种仪式，就可以获得大赦。随着这项制度而来的是巨额的财富，当然，这些财富中的绝大部分都进了教廷的腰包。在巨大的利润的推动下，原先100年才举行一次的大赦年仪式，先后缩短到每50年和25年就举行一次。一般而言，人们把第一次举行大赦年仪式的1300年视为教廷开始衰落的时间。
意大利人波尼法爵八世生于阿纳格尼，他曾被囚禁在伦敦塔里，起因是替教皇援助亨利三世讨伐叛乱诸侯。当时，法兰西派已经在教会取得了较强的优势，法兰西籍的红衣主教甚至敢反对他继任教皇。种种因素使他和法兰西国王的关系很差，两人甚至有很深的积怨。后来，法兰西国王不仅打算让全教会议废黜他，甚至还派军队在阿纳格尼抓住了他。后来，波尼法爵八世逃往罗马，最终死在了罗马。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教皇再也不敢得罪法兰西国王了。
1305年，红衣主教选立戛斯坎尼人克雷芒五世做了教皇。克雷芒五世是在里昂接受的加冕礼，之后他并没有去意大利（而且在整个教皇任期里都没有去过意大利），而是于1309年定居在阿维尼翁，在此后大约70年时间里，教皇们都住在阿维尼翁。
克拉·底·李恩济领导罗马人民寻求脱离长期住在外地的教皇统治的事件发生在教皇克雷芒六世（1342—1352年）统治时期。虽然克雷芒六世最终战胜了李恩济，但由这件事情，教皇们发现，只有重新返回罗马，教廷才能有效地保住在天主教会的首要地位。因此，乌尔班五世于1367年回到罗马。但在临死之前，他还是被意大利复杂的政治局面逼回了阿维尼翁。后来，果断的格里高利十一世再次重返罗马，并控制了罗马的局势。格里高利十一世死后，在罗马派的支持下，意大利人普里亚诺继任为教皇，称乌尔班六世。但乌尔班六世并没有得到一些红衣主教的承认，为此，他们又在阿维尼翁选立了一位教皇，他是亲法兰西的日内瓦人克雷芒七世。长达40年之久的教会大分裂就此出现了。
为了结束大分裂，1409年，在比萨召开了一次以荒唐、可笑的结局结束的全教会议。在会上，乌尔班六世和克雷芒七世这两位教皇同时被废黜了，罪名是异端和分裂。之后，红衣主教们又选立了教皇约翰二十三世。这个约翰二十三世是个臭名远扬的地痞恶棍，因此，情况看上去比以前更让人绝望。总有人受不了令人绝望的结局。因此，在1414年时，新的全教会议在康斯坦茨拉开了帷幕。这次会议是富有成效的，因为它结束了分裂的局面。全教会议于1417年选出的教皇马丁五世没有遭到任何一派的反对。
在这段漫长和混乱的时期，有人以生平事迹和学说证明了这是教廷权威的衰落期，这个人就是威克里夫（1330—1384年）。威克里夫是一个在牛津享有盛名的俗世的祭司，在52岁时获得了牛津大学的神学博士学位。尽管他不是一位思想进步的哲学家，但一般认为，他是牛津大学最后一位重要的经院哲学家。在哲学上，他主张实在论，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相比，他更像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他认为上帝从不恣意发布命令；由于上帝有选择最善的义务，因此现实世界是唯一可能的世界。
在威克里夫五十多岁的时候，他还信奉正统教义，由此可见这位哲学家的思想发展有多么落后和缓慢。也正因为如此，他信奉正统教义却成了异端——他同情穷人，憎恨富有的世俗僧侣，因此成为了异端。他最初抨击教廷的理由，无非是一些政治和道德方面的理由，与教义无关，后来在被迫之下，他才有了更加广泛的反抗。
1376年，威克里夫在牛津大学作“论公民统治权”的讲义，就此脱离正统教义。当时，他提出，享有统治权与财产权的只有正义，俗界政权有权决定教士是否可以保留财产。之后，他进一步提出，财产是罪的结果，因此僧侣必须放弃财产。除了托钵僧，其他的所有教士都因此愤怒了。因此，威克里夫受到了格里高利十一世的谴责，还被押往主教们组成的法庭接受审判。然而，支持他的英国人勇敢地保护了他，他所在的牛津大学也反对教皇对威克里夫的谴责。
1378年至1379年，威克里夫又发表了一些学术性著作。他认为，上帝的代理人是世俗国家的统治者，主教要服从于他们。教会大分裂后，他把教皇定义为敌基督者和叛教者。因为有牛津大学和英国众议院的保护与支持，威克里夫并没有因为他的见解和民主活动遭到更多的迫害，至少到死去为止，他都没有被正式判罪。在英格兰追随他的罗拉德派因为遭到迫害而完全覆灭了，但波希米亚的情况却非常好，他的学说一直流传到了宗教改革时期。
十五世纪时，不仅教廷衰落了，政治文化也发生在本质上是异教性质的变化。总而言之，由于这些变化，人类世界不再是一个“泪之谷”，在艺术、诗歌和快乐的喧嚣声中，人们逐渐地遗忘了历经数世纪之久的禁欲主义。大体来说，人们已经不会再对旧的恐怖产生惊慌和恐惧的感觉了，因为新的精神自由已经发展起来了。尽管这种发展没能持续很久，但至少在当下，消除恐惧的却是它。近代世界便诞生在这个快乐而自由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