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1949 年建国前后
纽约——香港——北平
1949 年 4 月 23 日，南京解放。我取得硕士学位后，经唐明照【注】介绍，在纽约一家华侨餐馆做了几个月的打杂工，这时已攒够了路费，可以回国了。但第一个目的地是香港。因在此以前，经过曲折的途径，得到以中共中央名义转来的口头指示，让陈忠经、申健和我到香港《华商报》找章汉夫。他俩因故暂留美，我先走。
4 月底，我从纽约坐长途汽车到旧金山，搭乘“威尔逊总统”客轮西行，航程需时两周。在甲板上看着海浪，回忆往事，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特别是王石坚被捕，我在西安的住处被搜查，而我和筱华竟都安然无事，个中原因，实在猜不透。
香港许多旅馆安排人在码头兜揽旅客，我选住九龙房金较廉的小旅馆，随即找到华商报社，接待我的是被称为小谭的青年。他说章汉夫已离开香港，问我有何事？我告以姓名、来由及所住旅馆，请他转告负责同志派人同我联系。
等了一星期，没有回音。我剩下的钱已不多，卖掉英文打字机和半箱子书。又等了几天，小谭来了，引我见负责同志——乔冠华。乔简单问我几句，说小谭为我代订船票，到天津后，有人持写着我姓名的牌子接。
小谭为我买了“湖北号”轮的统舱票，我付给他票钱。到了天津，我东张西望，没有看到写我姓名的任何标志。乘客走光，码头只剩我一人，我遂单独去北平，下榻前门外一客栈，不知该找谁。在我党的领导人中，我只认识周恩来、董必武，又不知如何找。闷了两天，从报上看到蒋南翔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讲话的消息，我大喜过望，立即找南翔。阔别多年，南翔热情相待。他谈到，1941 年他从重庆到延安，周恩来指示他把我的情况详细向当时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汇报，陈云认真听了并要他再向康生讲（我听王石坚说过，康生是书记处书记，是他的直接领导人）。我向南翔讲了在天津扑空的事。南翔问明我住的客栈，说他马上转告李克农。我问：李克农是谁？南翔说：是中共中央社会部长，做你这项工作的，都由他管。
第二天，一位不认识的英俊青年来找我，说他叫罗青长，接到香港电报，说我坐“湖南号”到天津，派人接，没接到。我说，我坐的船是“湖北号”，错一个字，引起波折。罗让我随他走，我已付不出旅馆费，请他代付。这是我第一次用党的钱。
罗安排我住弓弦胡同 15 号，这本是戴笠的公馆。罗告诉我：1940 年由申健掩护，他在西安三青团工作了短时期。因我处境特殊，没有见我。他以后在中社部一室任主任，清楚我们的情况。1947 年撤出延安，他随毛主席、周副主席转战陕北，管情报。周副主席说过，西北战场每天都有得用的情报。王石坚被捕，周副主席在陕北打电报给在山西的李部长，设法营救，未成。李部长爱护干部，很担心陈忠经、申健和我的安全，以中央名义的口头指示，就是李部长多方设法请人转达的。
罗青长说：进城后，查获敌伪大批档案，找到王石坚被捕经过和全部审讯记录。王石坚没有招供你们三人的真实身分，只说利用你们。李部长已总结了这一事件的教训。
罗青长引我见李部长。李部长很亲切，请我吃饭喝酒，使我感到党的温暖。我奉准去南京，看筱华和尚未见面的儿子，把他们接到北平。
周恩来谈西安情报工作
7 月间的一天，罗青长领我去见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非常高兴，说：终于在胜利以后见面了。
周副主席谈到，1947 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事先得到我的情报，中央作了准备。许多同志担心毛主席的安全，纷纷要求毛主席离开陕北，转移到比较安全的解放区，毛主席没有同意，认为陕甘宁边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方面没有问题。毛主席还说，只要了解敌情，最危险的地方也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周副主席说，得知蒋胡军有了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他很重视，下令中共中央的电台停止工作三天，并通知各野战军在作战前部署期间以及在作战中，不用无线电传达，改用小电台拍至大电台代转，以便迷惑敌人。在得知胡宗南打算固守延安、不再分兵出击的情报后，毛主席同意到真武洞公开出席祝捷大会，公开宣布毛主席、党中央还在陕北，以此拴住胡宗南，牵着他的鼻子走。
周恩来说：西安的情报工作做得很成功，你作了努力。罗青长说：还有陈忠经【注】、申健【注】，一共三个人。周恩来说：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你们三人，可以说是“后三杰”，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都为保卫党中央做了贡献。毛主席曾设想，如果发勋章，也要发给你们。
周副主席还谈到王石坚。他说：王石坚被捕，克农很担心你们三人的安全，我倒不那么担心。这同 1946 年丢小本子的事件不一样。那次是顾虑马歇尔直接交给蒋介石，一旦蒋介石看到，下令查办，不论中统、军统，都不敢马虎。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分，那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重要。王石坚是靠陈忠经掩护才站住脚，你结婚后住在王石坚的家，东西被搜走，这都是明摆着的事。王石坚说是利用你们，鬼才相信。蒋介石特务机关一向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掉一个。有了这些线索，他们肯放手？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他不是爱护谁，是为了他自己。共产党员在他身边这么多年，还带你打延安，保荐去美国，这件事捅出来，蒋介石饶不了他，同他有矛盾的陈诚这些人更会落井下石。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着顶着，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们都安全。要考虑选一个被我们抓到的军统头目，把王石坚换回来【注】。
以上这段话，是 1949 年 7 月周恩来讲的大意。30 多年后，周恩来正确的分析判断得到佐证。1985 年出版的沈醉著《军统内幕》，有这样一段：“1947 年秋冬间，我曾去西安见过胡，那是为了处理军统在西安几万包面粉的事”。“我在西安处理面粉时，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正在西安搜捕西北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清理出来的线索里，发现胡宗南的秘书和他的西北通讯社的负责人当中有中共党员，已经活动了多年。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胡在西北执掌军政大权，连对日抗战都不发一兵，而是全力对付共产党。现在发现在他身边居然有共产党暗中活动，这使胡最为丢脸，是非给蒋介石痛骂一顿不可的”。叶翔之认为：“这事关系胡宗南的声誉很大，问我应如何处理。我建议他立刻向毛人凤请示，估计一天之内就可得到答复。第二天，毛人凤复电指示，说涉及胡部下的问题，应先向胡详细报告，有关案卷都可送他去看。胡对此的确大吃一惊。这个死要面子的人，听说自己的亲信中居然有了共产党，脸都气得发青。他立刻决定将所有涉及他部下的几个人都由他自行处理，要叶翔之不必过问；连向蒋介石报告时也应当把这几个人另外列出来，千万不能让蒋介石知道。”
周恩来向张治中“公开一个秘密”
1949 年 11 月 5 日，我收到一份请柬：
“国历 11 月 6 日（星期日）中午 12 时半洁樽候叙
周恩来 谨订
座设中南海勤政殿”
由于我和司机不识路，到勤政殿晚了几分钟，我正想向周总理解释，总理却指着客人说：“都认识吧？”我一看，客人是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国民党当局原派的和谈代表。张治中说：“这不是熊老弟么？你也起义了？”总理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客人们似乎有些茫然。
席间，总理说：今天我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总理指指我，说：他是 1936 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客人们顿时大为惊讶。刘斐原是国防部次长，他说：真想不到！难怪胡宗南打败仗。总理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先看到了。
张治中说：我早知道蒋介石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上他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蒋介石的特务如狼似虎，胡作非为，花天酒地，哪有像熊老弟这样的人？总理说：我们是依靠政治，不搞下流手段，同国民党的特务工作有本质不同。
总理说：今天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说清楚，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是要他帮助胡宗南抗日，不是要他搞情报。当时我们诚心诚意想同国民党合作抗日，中共中央还决定不在国民党机关、部队里建立党组织。可是蒋介石硬是要反共，我们不能不自卫，我们就交给他自卫的任务。
总理向张治中说：文白先生最清楚，抗战胜利以后，毛主席去重庆，我们又诚心诚意同国民党合作和平建国，我们作了许多让步，但是蒋介石硬是要打内战，要消灭共党共军，我们为了人民的利益，绝不能听之任之。毛主席早就公开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是这样，在情报上也是这样。蒋介石、胡宗南已经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今天我向大家讲出来，希望文白先生有便转告蒋介石，让他知道来龙去脉。还要劝他改弦易辙，反共是自取灭亡，反攻是痴心妄想，劝他不要反动到底。我们对他还寄予期望。
总理又指指我说：今天向你们公开这个秘密，还有一层意思：以后要他在外交方面做些事情，你们都是熟人，先给你们打个招呼，免得误会。
从此，我正式从“地下”转到“地上”，在周恩来的指引和领导下，踏上新的征途。
注释
唐明照，1910 年生，广东恩平人。1948 年在纽约任《美国华侨日报》总编。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联合国副秘书长。
陈忠经，1916 年生，江苏仪征人。1934 年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后在昆明西南联大毕业。194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 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49 年 6 月回国。建国后曾任对外文化联络局代局长，对外文委副主任，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申健，原名申振民，1915 年生，河北大城人。1937 年 10 月在北京师范大学（抗战开始后合并为西北联大）参加民先，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 年入美国西保大学研究院。1949 年 6 月回国，建国后曾任驻印度大使馆参赞，驻古巴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92 年逝世。
据台湾《传记文学》第 58 卷第 3 期（1961 年）载：王石坚“后为（国民党）当局侦破将之拘捕，王乃投降随国民政府来台，恢复原名赵耀斌，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并在台结婚，现已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