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国民党的对峙
而袁世凯习惯的是用传统政治的那些方式来对国家政局进行控制。比如说，尽量把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尽量用权力技术进行操控。他相信对所有人都可以实行笼络，包括国民党此时的实际党魁宋教仁。他还喜欢进行实力控制，喜欢玩儿点小花样——虽说现在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北京政变是袁世凯直接下令的，但是他跟这一事件肯定脱不了干系，至少是跟他的大公子袁克定有关联。如果袁世凯不愿意南下就职，直接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即可，但是袁世凯一边答应迎袁公使团的要求，一边又组织一场兵变，然后以此为借口，称自己去不了。这种做法仍然遵循着传统政治的权术逻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方式在中国非常有效。在这一过程中，袁世凯不仅试探出了国民党的实力和能耐，他也最大限度地使自己的能力和权限扩大化。唐绍仪当第一任国务总理的时候，曾想超越党派，好好办共和，但是办不了。袁世凯为了保护核心利益，比如在决定直隶都督的人选上，可以绕开与其政见不符的唐绍仪，直接任命。唐绍仪很生气，按照民初体制，我不副署，你的任命怎么能够生效呢。但按照袁世凯的想法，他的总统就是按皇帝的方式当的，直隶都督对于袁世凯而言关系重大，这个他不能让步，即使是违规他也认了。[注]
因为宋教仁案，袁世凯也跟其他人发生冲突。现在宋案的研究很多，各种说法也很多。以前是一边倒地认为这是袁世凯个人的阴谋诡计，但现在很多人认为暗杀不一定就是袁世凯最真切的意思，可能是袁世凯手下人猜度他的心思猜度错了，想讨好他，所以就直接办了。还有一些研究者干脆断定这根本就不是袁世凯的意思，因为找不到直接的证据。也有人认为这个可能就是国民党自己内部火拼闹出来的。反正众说纷纭。现在让我看来，袁世凯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北洋集团参与这件事的可能性最大。不然，正如上一讲提到的，应桂馨这样一个小小的江苏驻沪巡长，怎么就会与内务部的秘书洪述祖和国务总理赵秉钧等人有这么多的单线电报往来呢？而正好这个应桂馨又是直接收买杀手的操作者。所以，国民党实际的党魁被杀，尽管这一案件事关重大，如果能够通过法律解决最为恰当，但在当时，可能双方都没有通过法律解决的耐心，尤其是国民党这边，最后就仓促发动了战争。而国民党在此前也的确高估了自己的实力，认为武力反抗袁世凯是没有大问题的，至少能够在南方造成一个割据之势，但最后根本不是这样，二次革命基本是不旋踵就失败了，失败后大批革命党人被迫流亡。
在袁世凯与国民党的对峙过程中，显然袁世凯得到了国内大多数人的支持，人们认为国民党比较没理，因而国民党相当孤立。但是袁世凯的解决方式也并非十全十美、天衣无缝。宋案本身的疑云仍有很多，在此之前，为了拉拢黎元洪，还曾经有过杀害张振武的案件。[注] 这样一些疑云为后来袁世凯的统治造成了障碍，这就是过去中国王朝关于得天下是正还是不正问题的讨论，若是在建国之初发生了这样一些案件，就说明得国不正，是有问题的。
而袁世凯还要依靠国会把他选成大总统。虽然说国民党在国会占有多数，但袁世凯很清楚，这些议员是会把他选出来的，因为他已经打完仗了，而国民党本来就是一盘散沙。这些议员主要是想来北京当官的，他们不认为自己乃是民意代表，而自认为是国家的官，所以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并不多，很多都是贪图个人享受。国会第一个议案，就是给议员加工资，一个月五百大洋。当时两院共计八百人，号称八百罗汉，仅一家机构就有这么大的财政负担，很离谱。自己给自己定这么高的工资，显然他们很贪图享受贪图富贵的。袁世凯因此而吃定了他们肯定会把自己选为总统，否则就不会放手让他们选了。袁世凯只是有点不放心，所以派出一些由军警组成的公民团去包围国会。但是这么做就惊动了一些人，结果反而使得投票很麻烦。不管怎样，到最后总算是把袁世凯给投出来了。他当选正式大总统以后，就把国会给抛弃了——追缴国民党议员的代表证书，然后就把他们驱散了。而国民党代表当时占国会多数，现在他们一走，国会投票无法构成最基本的法定人数，就等于废掉了。开始梁启超等人还很高兴，认为国民党的刺头走了，进步党等其他党派就能在两院占多数了，但很快他们就发现，结果是国民党都被赶走了，这时国会不能成其为国会，那么所谓的相对多数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梁启超等人也很疑惑，为什么搞完革命之后，这个共和制政府的国会状况还不如晚清。后来袁世凯为了安抚这些人，搞了一个政治会议，但这个会议不是议会，只是一个政府的咨询机构。这就是袁世凯的不对了，如果觉得议员不行，应该重选国会代表，但现在只是把国会降级缩编为政治会议，这大有问题。
袁世凯虽然当上了正式大总统，但是此前我们讲的共和制所带来的那些问题依然困扰着他。他认为老百姓还是不习惯没有皇帝，而且整个统治体系，包括他的官僚集团和他的亲信部下都出现了疑问：需不需要效忠？向谁效忠？怎样从忠于皇帝转向忠于国家？忠于国家了，袁世凯高不高兴？可否使民众对国家的效忠转变成对袁世凯的个人效忠，以强化总统的权威？这样的问题都很明显地摆在了他眼前，他是没有权威的，他连那些当了国务总理或是各部总长的老朋友都控制不了，更不敢处理手握重兵的军头。
老百姓琢磨不清总统是什么东西，总统跟皇帝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中国没有皇帝了，等等。老百姓如此，官僚如此，军头更是这样了。二次革命以后，大批北洋军都被派驻到地方各省，于是一些高级军官也转成了地方各省督军，当了督军的各个军头有了地方行政权以后，很快培植和扩张起各自的势力，不大听中央的话，而中央也没法处理。袁世凯时期，层次低一些的文官犯事了他还是敢处理的，比如也杀过一些局级的官员，但是对于犯错的军头他不敢处理，这就加重了骄兵悍将的骄横程度。这是北洋系统内部的问题，所谓的内忧问题，主要集中在权威性不够这一点上。所以，这个时候国家比较乱，从白朗起义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出现白朗起义原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白朗起义就是一帮土匪闹事，但是因为有国民党人的掺和，所以后来的历史记载把它抬得很高。这次起事规模也不大，而且没有基础，但是各地就是剿灭不了，北洋政府费了很长时间才总算把白朗干掉了。北洋军最初打国民党打得那么轻松，现在围剿一个白朗却这么费劲，白朗起义背后所反映的是各地的割据与秩序的混乱，也暴露出了袁世凯政权的虚弱性。[注]
袁世凯本人并非没有看到这一点，但是他对于整顿内政的确没有更好的办法。正因此，原来在革命前对革命抱有极大憧憬的人在看到民初政局乱象横生的现实后，都感到非常失望，那些本来就很怀疑革命的人此时就更加失望了。所以这一时期大批的遗老遗少都出来了——清朝覆灭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有谁要为这个王朝殉节，但这个时候都出来了。他们都觉得民国不好，鼓吹民国还不如清朝的言论，对民国极尽冷嘲热讽。而且这些人也不是泛泛之辈，像沈增植、劳乃宣等人，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很大，一说话就能引领社会潮流的，所以大家普遍觉得，民国的确没有搞好。
而这个时候，外交也出事了。1914年，一战开始了，欧洲列强忙于内部厮杀。对我们东方人而言，一战就是欧战，因为战场基本就是在欧洲。当时东方的日本也参战了，但是它只打了一仗，就是发动了对驻扎在中国青岛的德军的攻击。此时德军并没有多少力量，而且大多是海军，日本人攻击德国人，基本是杀鸡用牛刀了。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打了两个多月，中国人对此也毫无办法。当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开战，日本胜利之后，沙俄在东北和朝鲜的势力范围被日本继承，相对来说，日本的统治比沙俄要温柔一点。但是在山东，胶济线和青岛原来是由德国人统治，他们的统治方式又要比日本人文明一点。所以，日本人取代德国人对青岛及胶济线沿线地区进行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温柔的统治被一种蛮横的统治所取代，这样老百姓是很不舒服的。后来美国人曾经做过调查，他们问中国人，当时德国人占领这块土地时，中国人好像没有进行强烈抗议，但是换成日本人后，为何中国人的反应会这么强烈呢。中国人解释道，德国人的统治比较规矩，而日本人相对不规矩。[注]
日本人的这场战争虽然规模较小，但对中国的骚扰却是比较大的，而且日本人很蛮横，在打德国的过程中，其实占去了山东各个地方，它根本不把中国的驻军当回事儿。而且日本并没有就此罢手，有一部分日本人认为，这是日本独占中国的一个良机。所以，麻烦来了。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从日本返回中国时带了《二十一条》，要求直接面见袁世凯总统。《二十一条》中的每一条都很不好，其中最可恶的是第五号条款，它要求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充其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而且在某些时刻日本顾问有权做出决断。这就相当于把中国变成第二个朝鲜，使中国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袁世凯看到这一条款后，意识到日本“直以朝鲜视我”，震怒，也很惊慌。本来日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时，第五条是建议性条款，就是说中国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但是，日本公使日置益向中国提交这一文本时，根本就没提到这一点，他就是要让中国全部接受。袁世凯当时立即找来各部总长和机要秘书商量对策，那时候陆军总长段祺瑞非常愤怒，主张和日本开打，认为这些肯定不能接受。袁世凯问段祺瑞，若真打起来，中国军队能够坚持多长时间。段祺瑞想了想，说估计只有三个月。袁世凯一想，这肯定不是上策啊，那还是先谈吧，于是他就让外长陆征祥想办法去谈，去跟日本人磨，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在谈判的过程中，日本人曾警告陆征祥，这些谈判都是机密，不能透露给任何人，不能告诉别的国家。但中国代表一边谈，一边又把谈判细节通报给英美各国的驻华使节，希望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所以很快《二十一条》的消息就走漏了，西方国家的媒体和政府都开始对日施加压力。比如英国，英国此前跟日本是有合作盟约的，但这个时候开始有人质疑和日本结盟的前景。英国人当然也不希望日本人完全控制中国，因为英国在中国仍然有很大利益，事实上，作为侵略中国最早的西方国家，在中国利益最多的一直就是英国人。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日本被迫作出声明，称第五号条款只是一个建议性条款。后来曹汝霖自己贴金，说这个成果是中国人争取来的，中国人也派了说客去日本游说日本政府。其实在一开始，日本政府就定第五号条款为建议性条款，只是日本公使在向中国传达的过程中有意做了改动。而且日本公使把第五号这个建议性条款和其他条款放在一起本来就是个阴谋。为什么呢？这个条约统称《二十一条》，人们提到它就会首先想到第五号条款，日本政府逼着中国签，这样即使第五号条款没有被中方接受，但在外界看来，如果中国签了《二十一条》，那么可能中国还是接受了第五号条款，那这样袁世凯就完蛋了。[注] 日本政府当时并没有做好全面与中国交战的准备，它当时进行战争动员时，也只是动员了在华的日军，并没有真的想要跟中国打，但是袁世凯却屈服了。后来的历史证明，日本人当时有一个很大的图谋，就是搞臭袁世凯的声望。他们对袁世凯真的很头痛，在朝鲜时日本面临的中方对手就是袁世凯，而在和袁世凯的几次冲突中，日本人都没有占便宜，所以历史上日本政府就跟袁世凯有宿怨。在日本人眼里，袁世凯是政治强人，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改变，如果袁世凯能力足够强，那么，中国可能真的会由弱转强，成为日本扩张的重要障碍。因此，日本要做的就是把袁世凯搞下去。[注] 所以日本人曾在中国鼓吹，说孙中山搞共和是可以的，因为他之前就是叛党，袁世凯凭什么共和啊，他是清朝的重臣。这是他们的宣传噱头，实际上他们是想将袁世凯除之而后快。[注]
在1915年5月9日，袁世凯签了《二十一条》之后，他也很难受。我们不能说袁总统就是不爱国，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对他来说可能比一般的老百姓所想的更为息息相关。所以他声泪俱下，跟他的部下说：我们一定要奋起，我们再不自强就要完蛋了，我们要好好地干，十年后再跟日本人算账。[注] 但是，不管袁世凯是何心境，他的确因为这个《二十一条》而声望大跌。内政如此，外交还办成这样，作为一个国家元首，怎么服人呢？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袁世凯自己也很焦虑，考虑该如何挽回这个局面。按道理，应该把政治弄得更加清明一点，然后再去做几件于国于民有利的好事儿，这是中国人对权威塑造的一般性理解。而当时的环境给袁世凯留下的余地并不多，树立威信的方法的确没多少，然后就有人给他出主意了：那你干脆称帝吧！称帝很简单啊，称帝就是一个政治程序操作，又能够很快就塑造起自己的权威，而做好内政外交比称帝要难得多。
在最初思考这个建议时，袁世凯是有些顾忌的，筹安六君子在外界为复辟鼓噪时，其实跟他有间隔，更多的事情都是袁克定在具体操办。袁克定这个人对袁家起了很坏的作用，他比袁世凯更喜欢权术，正是因为他的存在使得袁世凯和外界存在间隔，而袁世凯一度还坚决反对称帝。所以曾有人认为，这事儿跟满洲宗室也有关系，鼓吹帝制可能是想恢复清朝。也有人认为，袁世凯是想先趟个路、搭个桥，把权力交还给清朝皇室。到后来形势越来越明朗的时候，袁世凯也听不到多少反对的声音。这的确非常奇怪，虽然有些媒体对恢复帝制持批评态度，但没有哪一派政治势力公开出头反对，梁启超那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也是在袁世凯称帝前夕才发表的，此前看不到任何所谓的强烈反对。
只有袁世凯的一些老朋友向他表示过明确的异议，比如严修。严修在当时真的算是一个世外高人，而且品格很高尚。当年袁世凯被载沣赶走的时候，所有人都不敢为他送行，只有杨度和严修前来，而且严修送完人后还回到衙门起草了一个奏折，言辞激烈地表达抗议，抗议清政府罢免袁世凯的举动，然后挂冠而去。等到1911年袁世凯被再度起用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严修，希望他回来襄助大事，并明确提出把财政总长的位置留给他。但袁世凯再三诚邀，严修一直拒绝。严修希望到民间办教育，在社会中支持袁世凯（后来南开大学的建立就有他的贡献）。严修真的是一个非常够意思的朋友，但在此时严修就直接言明，不同意袁世凯称帝。
此外，还有些遗老也不同意，不过他们的理由是另一回事儿。总统是任期制，就是说你当总统了不意味着国体会发生改变，你上台不意味着国家进入了“袁家王朝”，但是你当皇帝就是另一回事儿，这样就会开创一个新朝。而若是要建立新朝，你总得有一点点文治武功吧，比如对外有点征服事业，把日本人打败了，这样国内士气就会大振，然后所有人就都老实了，或者就在国内把各种政治势力摆平一点，取得一点政治功绩。但事实上，袁世凯两个方面都没有，无论内政还是外交，都让人非常沮丧和焦虑。在这种普遍的焦虑当中，袁世凯没有解决的办法，反而想通过称帝来渡过危机，这是很荒唐的。遗老们认为，一般的开国元勋、开国皇帝都是有两下子的，至少他的文治武功能够把人震了，这样称帝才能顺理成章。而当时袁世凯的逻辑正好颠倒了，他什么都没有，拿什么政治资本来当皇帝呢？
还有一些人本来就对袁世凯有疑虑，他们主要是各地的军头。尤其是那些非北洋系的军人，本来就和袁世凯统治集团有点离心倾向，一直害怕袁世凯把他们铲除了，比如南方的唐继尧、陆荣廷他们。袁世凯不称帝，还真不好反，一称帝，正好可以借口反复辟反他。此外还有些文化人，比如梁启超认为，中国已经共和了，按照他们当时所秉承的进化史观，历史只能进步不能回退，而历史的进步和制度的演进是相匹配的。[注] 康有为的新三统里面曾经说过嘛：君主专制，据乱世；君主立宪，升平世；民主共和，就是太平世了。我们好不容易已经进入第三统了，制度不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弥补，怎么能倒退呢？怎么能复辟呢？对于梁启超这种深受进化历史观影响的人，历史是绝不允许倒退的。
所以，尽管袁世凯在复辟准备阶段没有看到过多少反对的力量，但其实反对力量是一直存在的，只是被表面现象遮蔽掉了。就是说，袁世凯一旦当了总统，就没办法像以前那样看到许多真实的情况，即使看到了，可能也会倾向于视而不见。因为人们总会偏爱选择性知觉，好的东西，表面的东西他就愿意看，连一个外国人办的报纸，也就是《顺天时报》刊登的关于支持帝制的消息，袁克定都要把它重印后呈交袁世凯。古话讲忠言逆耳，很多时候忠言是进不去耳朵的。之所以进不去，很大程度是因为当政者主观上不愿意听，他自己有一个心理屏蔽机制，在接触到这些信息时就把他不想听的东西屏蔽掉了，袁世凯也不例外。严修后来回忆，帝制闹起来的时候，最初他能见到袁世凯，后来就见不着他了。袁世凯传话，让他去跟筹安会的人讲，严修就火了：我跟筹安会的人说得着吗？我凭什么跟他们说啊？我就要跟你说，你不听拉倒，就算了。所以，袁世凯不称帝还好，一称帝就乱了。
唐绍仪好歹也曾是正正规规的留美幼童，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喝过洋墨水的人，他虽然后来也被延入袁世凯帐下，但毕竟跟袁世凯其他的幕僚有所差异。所以，唐绍仪在涉及国家前途的问题上，仍然和袁世凯出现了裂痕。
如今张振武一案仍有疑云，究竟是袁世凯还是黎元洪的主意不得而知，但是关系最紧密的黎元洪肯定是脱不了干系。
白朗起义纵横河南、湖北、安徽、陕西、甘肃等地，自1913年起持续了一年多，其间袁世凯曾派陆军总长段祺瑞拼凑二十万人的军队进行围攻，仍使其走脱。北洋军号称劲旅，但面对区区万余人的流寇竟大费周章，其战斗力固然存在疑问，但各省之间互不通气、信息隔绝乃至相互猜疑和陷害，乃是最主要的原因。
参见（美）约翰·本杰明·鲍惠尔：《在中国二十五年》，70～71页，合肥：黄山书社，2008。
参见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75～78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参见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02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
在动荡中，成心捣乱的日本人花了大量的精力和资财，资助袁世凯的敌人，从革命党到宗社党，日本人一律给钱给枪，提供顾问，唯恐天下不乱。日本军官在旅顺、大连为蒙古叛乱武装巴布扎布训练士兵，各地的日本浪人也有组织地到处寻衅闹事，用西原借款的主角西原龟三的话来说，就是“猖狂已极”。参见西原龟三：《西原借款回忆》，载《近代史资料》，1979（1），121页。
（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李抱宏等译，104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梁任公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称：“夫变更政体，则进化的现象也，而变更国体，则革命的现象也。进化之轨道恒继之以进化，而革命之轨道恒继之以革命，此征诸学理有然，征诸各国前事亦什九皆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