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过去我们一般认为，之所以后来这场革命的革命果实被篡夺了，原因在于革命党革命不彻底，或者说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种软弱性在辛亥革命这儿得到了充分体现。因为革命党第一不敢碰列强，不敢反帝；第二不敢反封建，对地主比较仁慈；第三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恐惧社会革命。但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他们根本就没想过要去发动群众搞社会革命，他们就是希望控制革命的规模和烈度，尽量减少社会震荡；他们也没想过要去反什么封建，因为农村士绅是他们的盟友；至于列强呢，则是他们的老师。当时革命党人很崇拜西方，革命后的时代是中国真正全盘西化的时代，凡是西方的东西都是好的。比如礼帽，从日本传过来了二手货，一种平头帽，就像一个尿罐扣在脑袋上，旁边加一圈檐，其实很难看的，但当时风靡中国，有段时间工农商学各行业的人全戴，还美其名曰“文明帽”。而且都流行用手杖，叫“文明棍”。自行车就唤作“文明车”。不按老式的程序结婚，就是“文明结婚”。京剧也有人看，但西方话剧都成了“文明戏”。也就是说，凡是跟西方有关的，都被冠上“文明”的称号，反过来我们的东西就是不文明的了。[注]
但是，这个全盘西化是不是就是资产阶级软弱性的体现呢？若是按照阶级的观点来讲，他们顶多算是小资产阶级。真正的资产阶级是那些立宪派，立宪派又能区分出半资产阶级、半地主之类的属性，而革命党人都是些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学生出身的嘛。而若按照阶级观点来看，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是最狂热的、最彻底的，每场革命都是如此。那么，按照阶级属性而言，他们怎么可能革命不彻底呢？所以，当时的历史不能按照近代人的观点去解释，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想过要去搞什么反帝反封建之类的事儿。他们对西方的服从也并不是奴颜婢膝，只是因为对方是老师——我服从你，是因为我现在还不如你，等我学成了，我照样也能和你相抗衡。在中国，多数人不是因为西方强大才臣服于它，而是因为西方先进所以才臣服，这样才能虚心去学习它。最后，说革命党人没有触犯列强，其实他们在这里有一个考虑，就是希望列强不要插手中国革命，避免西方人认为他们是义和团的再生而对他们的革命事业进行干涉，那样会给革命造成意外的阻力。你想想，这些事儿能说明革命党很软弱吗？
当时的革命形势就是这样，当时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农民或是列强。革命以后南方各省都独立了，但革命党在各省政权中所占的份额并不大，这才是大问题。虽然直到第一次国会选举，革命党的声音都很大，但他们的真实力量并不大。能真正算得上是革命党据点的地方并不多，广东可以算一个，但是广东的两个都督，胡汉民和陈炯明，其实都控制不了这里的民军。湖南算一个，但是湖南的都督是谭延闿，之前的焦达峰等人都被杀掉了，地方的民军也靠不住，当时他们不仅靠不住，而且还为害地方，民怨甚多。这些民军进城后就划分地盘，各占一摊，相互厮杀，在每个摊上都胡作非为。想想看，哪一个统治者能容忍这样的局面？任何人最先都得来裁军、整顿。南北和谈以后，南方革命军的数量绝对大大超过北方的北洋军，但是南方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怎样裁军。我们教科书讲，当时的南方政府听信谗言，太软弱了，大量裁撤革命军。但在当时，不裁行吗？不裁都要造反啊，这帮人哪里是革命军，都是乘乱而起的一帮黑社会。所以，像黄兴这样有过军事经历的人是最能下决心裁军的，一裁裁了几十万，把这些部队都遣散了。但是，裁剩下的那些军队素质也高不到哪里去。像我们后来讲的流氓军阀张宗昌，当初就是在东北招募了一批马贼和土匪，然后来到内地组建成一支骑兵团，隶属在某革命军旗下。[注] 由马贼组成的骑兵团居然在裁军中没有被裁掉，可见革命军的素质如何，能指望他们去打北洋军吗？湖南的谭延闿裁军裁不下去，后来听说黄兴裁军很厉害，就想把黄兴找回湖南去裁那些兵，若是不裁，这些兵祸害乡里的程度就更重了。后来二次革命的时候，也就是江西的李烈钧认真地抵抗了一下，南京的新军只是起哄闹了一下而已，何海鸣那个家伙进行了一番鼓噪，本来已经宣布取消独立了，后来又跟着闹了一下，就是儿戏。至于湖南和广东，真的就是一枪未放，谭延闿戴罪进京了，胡汉民和陈炯明跑了，军队全部都归顺了北洋政府。
这也让我们觉得很奇怪，国民党在刚刚进行的国会选举中可是大胜啊，参众两院都取得多数席位，但为什么等到它真的准备反抗时，却一败涂地呢？革命党的声音的确很大，这毕竟是一场革命。立宪派没主张革命，但他们势力很大。他们想，既然是革命的路线胜出，那就该让革命党说话，基层的士绅也这么认为。选国会议员的时候也是如此，那个时候，包括士绅在内的大多数人对国会议员究竟是干吗的并不清楚，此前选谘议局就不是太明白，现在选国会更是不知道。因此，选到最后选出的都是革命党，而这并不能说明革命党就那么得人心，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很得民心，尤其是当革命党跟帮会搅和到一起的时候，更是让很多人心生反感。所以，一旦袁大总统下了讨伐令，他们就如鸟兽散，崩溃了，根本没有力量。
显然，在此之前，孙中山等人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他们也不会想到革命党的溃败会如此迅速。如果革命党人此前对自己的力量把握得比较准确的话，估计就不会轻率地发动二次革命了，那么宋教仁的案件也就只能由法律来裁决了。
当然，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批判资产阶级的腐败生活方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各种戏剧和影视节目中出现的“文明棍”、“文明车”都已经附上了强烈的批判色彩，人们不再将其视为先进和“文明”的器物，而是一种崇洋媚外的表征。
张宗昌此前一直混迹东北，1911年辛亥革命后，率一众绿林兄弟投靠南京临时政府派出的山东都督胡瑛，后转到上海，成为上海沪军都督陈其美部下的沪军第三师骑兵团团长，成员尽是东北马匪。1913年二次革命后，张阵前倒戈，投靠江苏都督冯国璋，被任为冯的副官，此后又改投张作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