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这个人
我们再从袁世凯的角度来看看这个问题。历史对袁世凯的诟病当然很多，窃国大盗、复辟元凶，等等。但是，当时为什么要袁世凯来当总统呢？临时政府成立后，一个主要的意向就是说，总统一职是为袁世凯准备的，袁世凯只要一反正，就马上把总统的位置让给他。孙中山回国当总统时也明白自己的作用，就是给袁世凯临时看摊儿，只要袁世凯同意革命，孙中山就退。在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袁世凯有可能同意革命。立宪派和袁世凯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有各种渠道的联系。比如像张謇，这是袁以前的老朋友了，还有段祺瑞，段祺瑞跟严修、杨度等很多立宪派人士有来往，而他们都是袁世凯当时最好的幕僚兼朋友。袁世凯的个人能力也很强，他在晚清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是继李鸿章以后国家最大的一个军事集团的首领——北洋系统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集团，它像淮军集团一样，是一个综合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人才都汇聚一堂的大集团。袁跟这些人关系都非常密切。而且，袁世凯这个人有他厚道的一面，除了跟他有直接政治利益冲突的政敌之外，其他人对他的印象都不错。所以，综合各方面的评价，其实袁世凯的声望是很不错的，革命党也认为袁世凯能够反正，而且，毕竟清廷之前对他很不义，许他不义就许我不仁嘛，这个事情也放那儿了。况且，袁世凯出山之初，虽然希望清朝皇帝保住帝位，但是他也希望清朝皇帝仅仅是一个虚位皇帝而已，也就是说，他不希望保住满人集团的统治权威，当南方各省都不同意继续保留皇权时，袁世凯也就接受了。当时选汉人皇帝也不大现实啊，朱家人能不能当，在当时且不论有没有戏，即使这个建议得到肯定，技术上也是不可行的——那么多人，可能有几十万上百万姓朱的人都是嫡系，那怎么办？也有万世一系的家族，比如孔家人，但是孔家人不干啊。这些方案当时都提出来过，但是实现不了也没办法，所以，南北相向折中，只有废弃帝制，准备选袁世凯当总统了。
袁世凯的确也有他的问题。比如宋教仁案到底是谁干的，现在已经成千古之谜了；还有北京兵变究竟是谁指使的，这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甚至清朝皇帝的退位，可能袁世凯在其中也耍了阴谋。袁是不是一个爱耍阴谋的人呢？现在这基本已经成了定论，他就是很好权术，但这些事情到底是不是他干的，其实到现在的确找不出什么直接的证据。北京兵变变得很蹊跷，早不变晚不变，为什么偏偏等到迎袁公使来北京后开始兵变呢？齐如山对此有过记录，这个记录我还是相信的，因为齐如山当时还只是个旁观者，与南北两方都无直接联系。他认为这次兵变一点都不像真正的兵变，士兵们对抢劫没有那么高的兴趣，他们缩手缩脚，很像是奉命而为，还得要他来指点一下哪些东西值钱哪些不值钱。所以齐如山还自我调侃，自称当了一次兵变顾问。[注] 我也看到过其他的一些证据可以证明这次兵变的确是有人指使，毕竟，袁世凯的前头有一个人，就是他的大公子袁克定。我们发现，很多事情都有袁克定的份儿，但是袁克定干的事情究竟袁世凯知不知道，这个不好说。比如清帝退位的时候，袁克定指使过人往皇宫里边扔炸弹，吓唬他们。也有人说，兵变前夕袁克定多次出面密谋。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整个过程中，其实袁克定忙前忙后张罗了很多事儿。最近我还看到有人在讨论宋教仁案，说武士英牵到了应桂馨，而应桂馨和洪述祖以及赵秉钧有很多的电报往来。不过作者认为，这些电报证明不了洪述祖和赵秉钧就是直接出面干这个的，因为这些电报中没有直接的命令。但是大家想一想，这个应桂馨只是个小小的江苏驻沪巡长，巡长是个很小的官。当年兴办的警察虽然比传统的巡捕房捕快地位要高得多，但是大家仍然认为警察不是什么正当职业，所以警察的社会声望很低。当年北京警察局的巡长也不过是八块钱还是十块钱一个月，那个时候北京一个小学教师每个月就有四十块钱呢。洪述祖作为内务部秘书，赵秉钧当时还是国务总理，他们跟这样一个小巡长之间有这么多的电报往来是干吗？且不论这个电报中到底有哪些内容，但中央的高官跟一个直接指使杀人的小巡长之间有这么多电报往来，这件事情本身就很蹊跷。
所以说，即使宋案不是袁世凯自己授意的，也应该是他手下或身边的人干的，而袁世凯的嫌疑无疑仍然是最大的。也有人说这个事情就是孙中山或者陈其美干的。虽说陈其美能够杀陶成章，但是陈其美杀宋教仁实在没什么道理，他俩确实没有利益冲突，也没有积怨，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时合作得还不错，而这个时候孙中山是有意把国民党的实际权力让与宋教仁行使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的最大嫌疑者还是袁世凯，因为袁世凯可能动这种釜底抽薪的杀心。
以前清朝政府曾评价袁世凯是“有术无学”，就是说他很重视术的这一面。自曾国藩开始，掌握大权的几代汉人官僚逐渐由对道德的尊崇转变为对权术的追逐，因为相比个人通过道德修养来影响他人而言，权术能够立竿见影。这种技术性的权力手段的确很有效，而这就是袁世凯最突出的问题。他在当了总统以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仍然认定中国是实行君主立宪比较好，至少有皇帝会比较好。毕竟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老百姓已经习惯了有一个皇帝。今天我们很难想清这一点，但在当时就是如此。在我们这个伦理型国度，强调的是天地君亲师和忠孝仁义，这些伦理结构其实都是围绕着君主来建构的，孝也是为了忠，一旦君主没了，那么这个重心就会动摇，整个社会的人心就会开始晃。由此会带来许多治理上的问题，比如一些刁民就很难治——没皇帝了就没王法了，那我还怕什么呀。
还有一点，袁世凯很难对他的部下树立权威。曹汝霖曾经提到这样一件事儿，就是袁世凯当总统后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各部的总长总是迟到，一迟到就是一两个小时，以至于会议完全没法开。他们为什么迟到呢？通宵打麻将，这些人明知道第二天要开会，但还是通宵打麻将、赌博。袁世凯想治也治不了，因为他不愿意跟任何人翻脸，于是只好找来当时的警察总监吴炳湘，让他派密探查一查，到底是哪些人常常通宵打麻将。袁世凯要吴炳湘开列一个名单给他，然后袁世凯就可以拿这个名单说事儿。吴炳湘想，谁迟到你就骂谁甚或撤谁的职不就完了吗，何必要我开名单呢？我开名单就得罪了那些人，这些总长你都不敢惹，那我还敢惹吗？于是，吴炳湘在名单上写的第一个人就是段祺瑞。其实段祺瑞不好赌，他喜欢下围棋，他每天只打四圈麻将，不多不少，这个大家都知道，你吴炳湘把他列到第一位不就是胡扯吗？当然，袁世凯看到这个名单也明白，这是吴炳湘不想干了，于是也就只好不了了之了。[注]
真正特别好赌的，比如孙宝琦、梁士诒等，他们原来和袁世凯都是称兄道弟的，现在袁世凯当总统以后，确实不大好意思就直接拍桌子把这些人撤职。他认为，当了皇帝以后，他的权威程度能够提高一点，再牛的人物跟他也是君臣关系，我是君，你是臣下，这样至少在等级上就已经区分开来。袁世凯称帝后还弄出了个“嵩山四友”[注] ，就是说徐世昌、赵尔巽等四人可以不向他称臣，但这些人什么权力都没有了，除了徐世昌之外，剩下的几个人都很老。袁世凯玩这一手是想向他人表明，剩下的人都是臣属，都得向他称臣，行跪拜之礼。虽然礼仪上没有做这种规定，但毕竟现在是君臣嘛，人们就会想起传统的君臣关系状态和相应的仪式规定，大家会意识到，以前玩得再好的朋友，一旦现在当了皇帝，两个人肯定不能像以前那样平起平坐。袁世凯希望通过这一做法来强化权威，但我们知道，他最后失败了。
与复辟帝制相关的，是关于共和的问题。这样一个模仿美国建立的当时最先进的制度，其实在应用到中国时，生出了很多很多的矛盾。孙中山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解决，毕竟他只是一个过渡性领袖。而纵使袁世凯是个政治强人，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很多军阀也都被这个问题所困扰。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陈志让讲的，原有的忠诚和服从意识丧失，属下总是发生叛乱。若是某人当了某省或地区的督军，一般都要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不然就有被人架空的危险。这种模式会不断向下复制，一个师长要想控制住自己的军队，必须兼任一个主力旅的旅长，而旅长又要兼任一个主力团的团长，循次往下，否则就没戏。这种忠诚问题，在皇帝没有了以后，成了一个大麻烦。[注] 后来吴佩孚也是全力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办法是重建传统秩序，重构三纲五常。也有人引入一些其他元素，比如冯玉祥借助基督教，还有些人借助佛教和道教。其实他们都是想重建传统伦理体系，否则很难保持这个体系的忠诚和正常运转。很明显，这个困惑从上到下都有。后来蒋介石找到了一个主义和一个党，这个党和主义显然是比以前强多了，在某种程度上蒋介石建构了一个忠诚体系，但这个体系远不够牢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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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从法国归来的齐如山在崇文门大街上目睹了乱兵抢、烧各店铺的过程。因为他穿着当时比较稀罕的西装，乱兵把他当成了日本人，所以对他很客气，还不时有人来请教他所抢财物的价值。有人错将“老铁铺”的“铁”字看成了“钱”字，结果一无所获，将穷铁匠打了一顿。有人抢了冥衣铺里的寿衣、被子之类，来问他是否是绸子，他一想如果实话告诉他们，他们又要去别处抢，不如就说是。有人抢到貂褂，问他是什么，得知是貂皮，欢天喜地而去，认为没有白干。乱兵们抢东西很从容，也很外行，让他感到奇怪。参见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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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67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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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称帝时特封其旧友的称号，分别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和张謇。关于这个封号，多数人认为源于汉高祖时“嵩山四皓”的典故，但其效果可称迥异。张良此计一举稳定了太子地位，而袁制造出这一封号却相当失败，他原本希望拉拢旧友支持他的称帝行为，无奈四人无一明确表态支持其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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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