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对于变法的态度
百日维新所提出的那些变革，对于传统政治下的变革而言，确实没什么本质上的跃进。但为什么它会搞不下去呢？一般给出的理由是顽固派势力太强大，顽固派的首领西太后从颐和园跑出来，扼杀了变法，杀了六君子，把光绪囚禁到瀛台，云云。[注] 这些其实是结果，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些结果呢？我是不赞成仅仅用顽固派势力反扑来解释变法为何失败的。当时的确有不想变法的人，但戊戌时期，已经没有人敢像当年抵制洋务运动的理学大师倭仁那样，喊出“以忠信为甲胄，以仁义为干橹”的口号，希望利用中华传统文化来抵抗西方了。实际上大家都能意识到国家将面临瓜分危机的紧急局面，都明白只有变法才是解救这个王朝的唯一出路，没人敢去质疑“变”的必要性，人们质疑的是该怎么变。很多人对此并不清楚，只是当改革触到了他的利益时，他可能会本能地表示出对改革的抗拒。
在这里，我们其实还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满人政治的问题。刚才我提到了百日维新时期部分的改革内容，大家也能看到，满人的好多特权都在改革中被碰到了。这个改革，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那么早触及满人的利益，只要碰到一项满人就会吵翻天，更何况碰到了那么多项。钱穆先生曾讲过，清朝政府仍然是部落政治。[注] 这个论断不是没有道理，在满族皇帝统治的背后，确实有一套部落政治的逻辑。表面上是学明朝的制度，就是从表面上看，我们觉得它像个汉人王朝，跟此前汉人的统治都一样，但在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个满人自己的部落政治体。作为统治集团的满族贵族，首先属于一个大的统治民族，因此，统治者必须把满足满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如果过早地触及这些人的利益，这些人可能不会站出来反对，也不大可能敢堂而皇之地以奏章的方式写出来让皇帝知晓，但是他们会在背后操作，非议、流言、暗箱运作等非制度化沟通是非常厉害的。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交通信息，比如王公贵族之间的相互串门，或者有事没事去颐和园西太后那儿嘀嘀咕咕，这些方式威力很大，不可小觑。慢慢地，京城里种种流言蜚语、造谣、恐吓都有了。别看这些八旗老爷在面儿上什么都不行，但干这种事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当然不光是满人厉害，汉人也厉害，这个是传统。
而这个时候，统治集团其实已分裂成“帝—后”二元结构。光绪帝在甲午战争前就已经亲政了（皇帝满十六岁亲政是清朝自康熙以后的不成文规矩），从理论上讲，皇帝亲政以后，太后就不能掌权了，但当时西太后仍然掌权。同治帝驾崩后，西太后选择光绪帝来继承帝位，其实就已经明确地表达出想继续掌权的意思。当时这一选择在朝中引起过一场很大的风波。因为光绪和同治都是“载”字辈的，选择同辈的载湉当皇帝，就意味着同治帝无后。而满人入主中原后，已经接受了汉人的那一套宗法观念，即宗族内不管哪一支脉都不能因为没有后人而断了香火，绝嗣是个大忌讳。所以在明面上，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西太后怎么能让自己的儿子绝后呢？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一旦光绪帝生了儿子，就兼祧两家。也就是说，这个儿子既是光绪的，同时也是同治的。且不论到最后光绪也没生出儿子，这个解决办法本身就是很牵强的。按道理西太后应该选择下一辈，也就是“溥”字辈的皇室成员来当皇帝，这才是正当的。但若选了“溥”字辈的，那么她就变成了太皇太后，称制的理由就更牵强了。[注] 后来吏部主事吴可读在同治帝的大葬典礼上，尸谏西太后，要求将来载湉生了儿子，仍旧承继为同治帝之子，使“大统有归”。[注] 这个事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但仍然改不了西太后的专断意志，她就是要掌权。所以即便光绪亲政后，西太后仍然掌着权。
今天我们一谈到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总是把西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当成她的一大罪状。其实，这个帽子扣到她头上多少是有点冤枉她了。她在一下子掌了那么多的权后，个性实际上是有点异化了，掌权、玩权成了她生活的全部。所有关于西太后守寡后的风流韵事都是时人瞎扯出来污蔑她的，因为她最忌讳这个，一旦真有这个，她就不能当权了。当时，尽管她掌了大权，但政敌很多，满人对贞节问题本来就比较在意，一旦被人在这方面抓住什么把柄，那么不仅权掌握不了，连太后也没得当了。所以，她可能是长期性压抑导致心理有些变态。西太后身边的宫女后来回忆说，西太后其他方面都好，就是看不得身边的人性生活幸福。[注] 比如选皇后这种事，西太后对同治是没办法了，他就只喜欢阿鲁特氏，毕竟是亲儿子，她没有干涉。但在替光绪选皇后时，她坚持要选一个最丑的。看看光绪帝的隆裕皇后，长得根本就没有皇后之相。我曾经就辛亥革命写过一本书，后来出版第一版时，编辑找了一幅珍妃的像，把她误当成隆裕了，结果很多读者都看出来那图片配错了。隆裕跟珍妃差太远了，不是因为珍妃长得很好看，而是因为隆裕长得太不好看了。西太后不到三十岁就守寡了，她生活中的所有乐趣都是玩政治，她把她的生理需求全都升华到这儿来了。至于修筑颐和园，其实是光绪的意思。光绪是想修好颐和园，让西太后去那里养老，这样他就可以真正地亲政了。所以，对修颐和园最积极的是光绪帝。但即便如此，他也得在对外解释时找个名头。当时的说法就是，挪用海军军费不是为了修颐和园，而是为了修一所满人贵族海军军官学校。现在颐和园的昆明湖里还有两艘轮船，当时也的确有个学校，只不过学校是幌子，实际上就是给西太后准备的一处行宫。当然，这处漂亮的行宫并不能满足西太后，她不愿意窝在这里，即使到了京郊，她仍然想把持朝政，玩政治。
在那个时代，女人掌权确实有太多的障碍，毕竟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没有给女人留下任何从政的机会，没有哪个制度是为女性掌权而设计的。但也必须承认，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中存在一些因素为女性掌权留下了空隙，比如说孝道。孝道不仅仅是指向父亲，也会指向母亲，那么，当父亲不在了的时候，母亲死活要出来干政，做儿子的能怎么办呢，能把母亲拍死么？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当母后很强势、有权力欲，而皇帝还很年幼时，太后干政的现象就会出现。当时在制度上的确没有给女人留下位置，但是政治思想上又是强调以孝道治天下，忠孝二义一直是历朝统治者所强调的核心统治观念，这种伦理性的政治结构本身便存在一些后门。[注]
不过从后门上位的西太后，要想在皇帝亲政后继续干下去，障碍真的是太多了。干好了还行，稍微干得不好，所有人都会合伙对她进行攻击。甲午惨败，没有人骂光绪，因为大家都知道实权还是为西太后所掌控，所以每个人都骂西太后，不论满人还是汉人。这中间有很多理由，有的其实也带有巫术性质，即把中国失败的原因归于女人当家。所谓“牝鸡司晨，惟家之索”[注] ，母鸡打鸣，就是家门不幸啊。这的确对西太后多少不太公平。当整个社会的舆论都将抨击的火力对准西太后时，她的问题就来了，整个国家、朝野上下都逼着她退位。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曾在觐见时直接劝西太后让权，西太后辩解称自己并“不似汉太后，听信十常侍辈”[注] 。当时李莲英也被人骂得很狠，其实李莲英没有干预过朝政，没对任何军国事宜有过只言片语，他是个老实人。[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没有权力，他是西太后信任的人，众大臣自然会拍他的马屁，以此间接了解西太后的动向，这样下次在朝会时就会比较合乎太后的心意。
在这个时候，西太后的处境是非常尴尬的，一直被人指责和埋怨，自然只有逐步放权。因此，此时主持变法的大权真的就落到了光绪的手上。西太后去颐和园了，虽然她也规定了大事还是得去向她汇报，但她也明白，一旦变法成功了，那么她这个太后也就没用了。因为与她相比，光绪无论从制度还是理论上来讲，都是正统的、合法的统治者，而且他已经成年，表现也一直都不错，很有为，很想做事，不愿做亡国之君，众大臣也都同情他。光绪唯一缺的东西就是事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政绩。西太后虽然在甲午之后被骂得厉害，但在此前毕竟也促成了同治中兴，很多封疆大吏都是她提拔的，这个功劳大家都认账。此外，光绪也没有得到人才的襄助，但只要他的威信和政绩建立起来，所有西太后的人都会倒向他的，因为光绪是一个在制度上合法性特别强的统治者。所以，如果变法成功，西太后可能就真的退休了。有个故事，讲的是有一天荣禄去颐和园看西太后，西太后在扎花，荣禄就乘机拍马屁，说老佛爷的花扎得真好啊。这时西太后长叹一声：“往后哇，我也就只能扎花了！”这话说得很无奈，可见她非常惆怅。西太后实际上是不愿意干这个的，她是个政治女强人，一旦不玩政治就非常难受。可见，这个帝—后结构在当时就是个大问题。
而由此来想，西太后怎么可能是顽固派呢？她不像倭仁、徐桐那样有深厚的理学基础，因自身所受的教育而希望恢复儒家的文化传统，而且在此前的洋务运动中，她也是持支持的态度。可是，为什么后来她的确是被顽固派拥戴出来的呢？这里面有着二元政治结构的微妙。西太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逐渐丧失权力，这当然是她不愿意看到的。与此同时，变法所得罪的恰恰又是那些有权势的人，他们虽然不干事，但可以包围西太后，影响她的想法。如果西太后还有实权的话，那么她是不会待见这些人，也不会听这些耳旁风的。但在她将要丧权的时候，这些话就能听得入耳了。凡是说皇帝或者新法不好的话，她会越听越入耳。相应地，她对光绪的态度也越来越不好，即使是没什么事儿，也不给光绪好脸色看。这些事都是常见的，传统的叫法是“婆婆的武器”，意思是婆婆整儿媳妇的武器。婆婆看媳妇不顺眼了，不一定会打她骂她，但会经常性地弄出一些花招来，比如不理她，不跟她说话，媳妇说话时假装没听见，顾左右而言他，等等。在礼节上小辈又不敢反抗她，也不敢追问她，所以这种武器能把人弄得非常难受。现在西太后把这种婆婆的武器用在光绪身上，时间长了光绪就受不了，感觉压力特别大。他逼急了就下了一纸密诏，这密诏不是给谭嗣同的，是给杨锐的。因为杨锐相对比较保守，比较稳重。顺便说一句，像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四小军机”是光绪在变法中比较大的突破。因为新法实施在制度上有太多的阻力，旧官僚阻挠重重，军机处的章京也不玩活，光绪没办法，只得再在军机处安置四个听他话的小章京。章京就是军机处里具体办事的人员，就像科室的文员一样，负责具体的文件政务处理，军机大臣就是最后把关的。光绪在军机处安插的这四个军机章京，就相当于他在变法中的左右手。杨锐在这四个军机章京中是相对保守的，毕竟他是张之洞的学生。光绪给了他一纸密诏，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招数，用出来既能讨皇太后欢心，又能把这些阻挠变法的顽固大臣干掉。光绪为此事很着急，但是很显然，大家没什么办法。
后来，就是谭嗣同出面了，打算冒一次险。当时维新派人士准备去分头游说各路新军将领，最初觉得可能比较倾向变法的是聂士成，还有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参加过保国会，的确比较新，而且手上也有一支七千人的天津小站新建陆军，所以谭嗣同就去找袁世凯。他一去就把这事挑明了，希望袁世凯带着他的七千兵马进京，包围颐和园，逮捕西太后，发动一场政变。但是，谭嗣同跟袁世凯平时没什么交情，袁世凯对变法的拥护也没达到愿意以命相搏的地步，现在谭嗣同突然冒出来让袁世凯造反，你让袁世凯怎么办？他只能上报，他若是不上报，那么自己也会完蛋。所以，我们真的不好埋怨袁世凯告密，这种军事冒险，搁谁头上谁都受不了。退一步说，即使他愿意出兵勤王，他也办不成，他的这七千新军又不是什么野鹅敢死队之类的雇佣兵，也不是特种部队。当时光颐和园外围的护军就有两三万人，此外还有北京其他系统的军队，就算这些都是豆腐渣，但他们至少能保证西太后不被抓走。后来的八国联军的战斗力要比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强得多，但他们也没抓住西太后。所以我觉得，后来的历史都在骂袁世凯是有点冤枉他的。设身处地地想，他也没办法。
这种军事冒险一旦被披露，就给了西太后一个机会，她很快就把整件事情都怪罪到光绪的身上。西太后从颐和园杀回紫禁城的时候，非常痛心地骂了光绪帝一顿，她认为是光绪主谋派遣袁世凯去带兵抓她的。她痛斥光绪是个不孝的畜生，什么当年抱你进宫的时候你才四岁啊，脐带还不干，老是湿，说是有问题，我就天天替你擦，晚上一打雷你就叫，你就哭，还得我哄着你，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养大，你居然这样啊，等等，西太后就像农村老太太骂儿子不肖一样。她确实有她的委屈，但在这种玩政治的女人身上，这种委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装出来的。在囚禁光绪的这段时间里，西太后经常变着戏法地折磨他，比如在宫里演《天雷报》，就是天雷劈死不肖子的戏，让光绪看着，看完了还要谈体会。光绪也没法辩解。
发展到这一步，变法肯定是不行了。西太后也不是想尽废新法，但是如果不尽废新法，她可能就很难得到那些顽固派势力的支持，难以再度临朝。最后她只留了一个京师大学堂，因为开办一所学校也不容易。但当时的京师大学堂其实并没有运作起来。而变法中那些废漕督、取消督抚同城之类的措施，本来是可以实施的政策，也被废除了。所以，戊戌维新后，中国政治出现了一次严重的倒退。
那么，仍然是刚才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变法失败，真的是因为顽固派势力很大吗？当然他们是有势力，但势力大到什么程度，这个不好说。我们在评述东方国家的改革时，要么习惯用阶级观点看，要不就是用派系观点看，其实我觉得都有问题。如果说中国在戊戌维新时期顽固派势力大的话，那么日本在明治维新时的顽固势力岂不更大吗？连长州、萨摩藩那些主导变革的武士都是以“尊王攘夷”相号召，可见他们的保守心态比我们还重。这个时候，严格地划分维新派和顽固派，或者说，随意贴标签，指定某些人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某些人是封建阶级利益的代表，其实都很荒唐。当时的大势所趋是非变法无以图存，这个大家都知道。关键是有些人比较混蛋，就喜欢因循守旧，知道要变，但就不想变，宁可拖着，混一天是一天，苟且、麻木。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人，而且还不少，但他们真能对历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吗？其实未必。
关键是改革的具体操作确实出了一些问题。维新派人士所面临的政治结构是帝—后二元结构。所有的操作者，无论是广东康梁这一系，还是东南沿海这一系，包括张之洞、陈宝箴这些握有实权的封疆大吏，他们都没有正视帝—后二元结构这个基本的政治事实，而是都陷入了牝鸡司晨的古老政治话题的迷思之中。他们都有一种抱负，就是想把所有改革的重任交给光绪帝，而忽视了西太后这个最不该忽视的人。此外，还有一个不该忽视的人——李鸿章，在朝中最有权力和影响的人。当时没有人呼吁让西太后主持变法，而事实上，依据后来新政的经验，也就只有她才能把改革推向前进，但是所有人都把她忽视了。康梁这些人不仅忽视西太后，还常常给光绪帝上书，要求他“乾纲独断”。问题是，光绪能独断得了吗？康梁还希望光绪帝能够效法俄国的彼得大帝、日本的明治天皇。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明治天皇与彼得大帝无法等量齐观，但在康有为撰写的《日本变政考》中，明治天皇被描述成一位刚毅果决的君主。康梁打造了两个君主，然后让光绪帝以之为榜样。[注] 光绪能学吗？今天看来，光绪帝只不过是个很乖的小学生，有想法，却不知道怎么来实现他的想法。他最后提的问题是很荒唐的——怎样才能既不惹恼西太后，又能镇压顽固派？这怎么可能呢，也确实让几个小军机们不知道如何处理。要说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光绪靠边站，让西太后出来主持变法。其实当时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一个恰当的理由和时机，让西太后出来堂而皇之地主持变法。毕竟她是最有权势的人。而受人喜欢且合法性最强的光绪恰恰不行。他可能很开明，很上进，但他没有权势，没有魄力，也不敢破釜沉舟地对抗西太后，所以只能逆来顺受地接受西太后对他的蹂躏。[注]
参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第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钱穆先生认为：明太祖驱逐蒙古后三百年而满洲入主，为中国近代史上狭义的部族政权之再建。参见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81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太皇太后称制在前朝也有先例。北魏冯太后曾在太皇太后的位置上临朝称制十四年。此外，西汉平帝初登位时，也是太皇太后临朝称制，不过她是委政于侄儿王莽的。
关于吴可读的尸谏行为，参见《清史稿》，第四十一册，124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参见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2。
而且我们必须考虑到，作为少数民族政权，满族统治者对于男女的畛域可能并没有汉人这么在意，尽管他们接受汉文化的程度的确很高。
出自《尚书·牧誓》。
参见赵凤昌：《戊庚辛纪述》，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319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参见张鸣：《再说戊戌变法》，124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康南海自编年谱》，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150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这种长于深宫、养于妇人之手的皇帝，的确很难与彼得大帝等有作为的皇帝等量齐观，甚至还可以就此分析为何光绪一直没有子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