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的贡献
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或者按通常的说法，是一次大的变法。不过，严格来讲，单从百日维新提出的改革措施来看，它还谈不上是一次制度变革，虽然变更制度已经作为一种目标被提出来了。如果这次变法没有中断的话，可能它还是能够走到变革制度的层面上去。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知识界常常对传统中国的变法进行讨论，通行的观念是将中国在晚清时候的变革梳理出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递进过程，而戊戌维新所处的正好是第二个层次。虽然在今天看来，戊戌维新真的还没有到达这一层次，但如果走下去，它的发展趋势仍然还是能够预期的，它的确开始对当时的政治制度进行检讨。
上一讲说过，今天我们关于戊戌变法的历史叙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沿袭了康梁这一批来自广东的知识分子对变法的描绘和记述。所以我们一提到戊戌维新，首先联想到的可能就是康梁主导下的变法，但其实在当时，有许多人都在变法。陈寅恪先生就曾经提到过，他的父亲陈三立和祖父陈宝箴等人都曾在变法中发挥很大作用。[注] 当时朝中一些倾向变法的大臣也曾参与到变法当中，可能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一批原先的洋务派官僚在此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变法，这就是戊戌变法的另一种叙事脉络。此外，江浙的士人可能对变法也有自己的一套历史叙事逻辑。所以，戊戌变法在当时是存在多个中心、多条路径的。我们后来过多地强调了康梁主导的变法，其实陷入了很大的误区。今天我们回头审视戊戌变法，第一步就是要从这种传统叙事中跳出来。如果我们不把戊戌变法局限于“百日维新”，而是往前推的话，就会发现，变法其实是一幅非常壮丽的画卷。
正如后来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戊戌变法是一场很大规模的思想启蒙，很多士大夫也乐意被它启蒙，大家都拼命地找有关西学的书，拼命地想到底该怎么变。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痛了国人，而日本之所以厉害，据说也是因为学西方学得好。于是当时中国就出现了一种学习日本的风潮——既然日本学西方学得好，那么，我们学习西方就可以先从学日本开始。这种心态得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我们以敌为师，我们向打败了我们的人学习，这种心态很好，反映了国人的气量。另一方面，这种心态也隐藏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想走捷径。我们认为由于日本人学习西方已经学得很好了，而且日本也是东方国家，与我们文化接近，因此可以直接模仿。后一种心态其实一直贯穿中国人学习西方百余年的历史进程，我们在民国后学习俄国，也是这种心态在作祟。一提到向西方学习，国人总是希望找那种现代化发展特别快的国家为样板，以为这样可以抄小道，省去冗长的步骤，可以把别人先进的经验或成果拿过来直接用，然后就能迎头赶上。
那个时候，在西学东渐这一主导潮流中，其实还有东学之渐。东学不仅仅是指日本的传统文化和学术，更重要的是日本学习西方文明的成果。受这一社会潮流的影响，当时国内很多地方开设了东文馆（日文馆）。这在当时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是非常普遍的，而这正好是康梁等广东士人没有触及的领域，东学之渐的风潮并不是康梁等人开创和引导的。除了东学之渐外，当时的媒体也在勃兴。其实在此以前，中国就有传教士办的报纸，如《万国公报》，此外还有一些商业性报纸，如《申报》之类。但这些报纸的发行量都不大，基本都局限在以租界区为中心的地域空间里，读者面也很窄。但这一时期由倾心改革的士人所创办的报纸，比如《国闻报》、《时务报》等，都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全国的很多士大夫都喜欢看。自从有了《时务报》，梁启超的名声便超过了他的老师。康有为在万木草堂里培养的这些弟子，并非就属梁启超最优秀，陈焕章、徐勤等人的学问不亚于梁，梁之所以在变法之前即声名大噪，就在于他主持过一段时期的《时务报》。梁启超凭借《时务报》这一平台，极大地放大了他自己。陈独秀曾回忆，在戊戌维新时代，稍微有一点变革思想的知识分子都是康党，其中的缘由就在于有传播广泛的《时务报》[注] 。到后来毛泽东等人成长起来的年代，康梁已经是朝廷的通缉犯了，但他们开始学习作文时，受的都是时务体的影响。梁启超的思想和文风对当时以及后来的青年的影响特别大，学堂的学生一写文章，全是时务体，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清政府开始新政，其实还是时务体的天下。
回到正题。我们其实必须搞清楚，戊戌变法最重要的贡献，不在于百日维新。百日维新真的没什么了不起的变革，它的大多数变革都还停留在传统政治层面，如淘汰冗官、裁撤闲置的衙门等。清朝督抚同城，比如在湖北，湖广总督和湖北巡抚都在武昌开府，那么实际施政时究竟该听谁的？所以提议裁撤一个也是很正常的。还有些衙门，比如漕督，此前漕运改海运已经很长时间了，从江南向北方调集粮食早不走大运河了，那么还要这个衙门干吗呢？[注] 还有一些是旗人的特权部门，比如北京的五城公所，就是专门负责打扫卫生、清理阴沟的一个部门，类似现在的环卫局。北京城过去就一条大的下水道，卫生一塌糊涂，每三年正好举人进城会试时来疏浚地沟，但是钱却花得挺多，所以后来百日维新就打算把五城公所裁了。此外还有海关监督，这是个闲差，海关当时是个外包机构，完全由赫德及一帮洋人主持，但是海关监督是由旗人担任的，其实它根本起不到监督的作用。这些旗人机构当时都成了改革的首要处理对象。最激烈的一项，就是科举考试废八股。注意，不是废科举，现在很多人写文章都说百日维新废科举，没这回事，它只是想废八股，就是保留选拔人才的形式，但改变选拔的内容和标准。这已经是最激烈的了，当时也的确让很多读书人不适应。他们读书几十年也就会这个，现在突然宣布不考这个了，考别的他们也不会，那可怎么办？这确实是让一些读书人很痛苦的事情。而别的许多改革，对比中国传统王朝的政治改革，其实都没有什么大的飞跃。比如他们提倡工商业，以前也提倡，只是现在将这一政策明文规定出来而已。说实话，中国传统政治从没禁止民间去搞工商业，谁能拿出证据，告诉我说传统王朝不允许百姓搞工商业呢？没有这样的说法。私人办厂也一直都存在，只不过形式不一样，有集中的也有分散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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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曾指出，清末变法有两个不同的来源，不容混而为一。他的祖父陈宝箴因受郭嵩焘“颂美西法”的影响，基本上是“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这和康有为“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法”，完全是两条不同的途径。因此，我们与其把戊戌变法看做一个单独的历史阶段，不如把它看做自强运动的最后归宿。参见余英时：《戊戌政变今读》，载《二十一世纪》，1998（2），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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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主编《新青年》时期，曾多次谈到读《时务报》的感受。如：“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又：“康门诸贤，以《时务》、《知新》主义，号召国中。……吾辈后生小子……恒于广座为康先生辩护，乡里瞀儒，以此指吾辈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参见《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214页、23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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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于1855年北移至山东境内，夺大清河河道入海，京杭运河航道受阻，此后内河漕运逐渐废弛，漕运总督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漕运总督直至1905年才被裁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