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淮两军——汉族士大夫的崛起
我们讲太平天国，必须提到的一个相关问题，就是汉族士大夫的崛起。太平天国对于中国历史的贡献之一，就是它的确改变了中国当时的政治格局。那段时期，不仅仅是太平天国闹得凶，从南到北遍地都是农民起义，北方有捻军，南方有天地会起义，广东有红头军起义，西南有云南回民起义，甘肃宁夏一带也有回民起义，反正遍地烽火。当时北方好多地方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形：随便拉一帮人来去抢一个戏班子，把人家演皇帝的行头拿过来披挂在自己身上，搭一个棚子就开始称王称帝了，什么军师丞相、三宫六院，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实际上这种局面说明，这个王朝快不行了，它的绿营军不行了，八旗军不行了，作为总预备队的蒙古骑兵又被英法联军歼灭了，[注] 真是没有什么可拿得出手了。
这个时候如果不是汉族湘淮军的崛起，清王朝就真的完了。之前，清朝政府对于汉人有很多防范，中央官职满汉两套，看似平等，实际上，六部堂官皆是满人掌权、掌印，汉人干事，无一例外。各地的督抚，重要的位置，基本上都是满人当。清朝就两个重要的督抚，一是直隶督抚，一是两江督抚，两江督抚有时候还会授予汉人，但是直隶督抚很少授予汉人。
各地驻防八旗首领实际上是和督抚平起平坐的。驻防八旗首领有的是将军，有的是都统，目的就是监视汉人。满人统治者对汉人非常不信任，林则徐禁烟的时候，当朝皇帝对他寄予那么高的期望，一有人进谗言，马上把他撤了，发配新疆。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在野的汉人士绅崛起了。湘军一直人数都不是很多，但是仗打得非常漂亮，虽然也失败过，尤其是和石达开对阵时，但是总的来说，湘军是胜仗比较多，打得相当顽强。在这种危机情况下，清廷一些满人就改弦易辙了。最早变革的，实际上是后来被政变搞掉的肃顺他们一伙人。肃顺是咸丰皇帝很信任的一个人，我们可以叫他宠臣，但这样说其实对他不怎么公平，他是非常受皇帝信任的，也是最聪明的一个人。肃顺是一个满人，他那时候已经看到了问题所在，他公然地宣称满人不行，得用汉人。所以信任汉人是从肃顺开始的。
曾国藩打了胜仗以后，咸丰皇帝本想让他当湖北巡抚，然而当时的朝廷军机大臣祁寯藻说，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一介匹夫，没有官职，匹夫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此非朝廷之福。咸丰于是把这件事放下了，后来在肃顺的坚持下才给了曾国藩地方实职——两江总督。这是肃顺的功劳。
如果一直不给曾国藩地方实职的话，湘军就很难办，因为湘军在体制内就是民团。国家是不给团练发军饷的，那么钱从哪里来？当时钱江出了个主意，可以开征厘金，就是收商税，这是好主意。但是开厘金、设厘卡必须得有行政权才可以，否则商人是不会交税的。所以当曾国藩还没有职务的时候设厘卡，经常会被地方政府赶走，他们的经费很紧张，一开始是凑出来的。朝廷那时候重用胡林翼，胡林翼是帮助湘军的，他不是湘军的头，但实际上可以当湖广总督的家。当时的总督满人官文比较乖，他自己没啥本事，但知道胡林翼能干，于是默许“我不管你，你爱怎么干怎么干，但是功劳首先是我的，往上报的时候首先得报我，因为我头衔高”。胡林翼也很乖，每次打了胜仗就顶着官文的头衔上报。后来中兴名臣，官文的位置是排得很高的。湘军就这样成长起来了。
湘军是一个跟绿营、八旗不一样的军队，它最大的特点是兵为将有，这一点跟后来的新建陆军也不一样。曾国藩是模仿戚家军的模式建的湘军，但是区别在于，戚家军是将领们建的，而湘军是儒生建的，一种儒生带乡农的模式——就是说曾国藩弟子门生很多，这些人都下乡招兵，招那些最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不要城市痞子，更不要当过兵的，就是要这些农民。招了以后，这些兵都是一个地方的，将领就是当地乡绅，士兵就是本地乡农，当然凝聚力很强了。你招来的兵，为你负责，招多少人，就给多大的官当，一旦这个招兵的人死了，那这个营也遣散，没有了。所有的人都跟曾国藩有这种师生关系，都服从曾国藩一个人，他不发话，谁也调不动。
曾国藩觉得，当时绿营兵关键是没有道义感，士兵跟将领之间没有人际关系的联系，打仗的时候直接给你派过来，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那我为什么给你打呢，为什么我听你指挥，为什么替你卖命呢？但是湘军就不一样，这实际上是个共同体，大家是有密切关系的，本来就是一个村出来的。当然这就去玩命了！大家一块，要渴一块渴，要饿一块饿，湘军有很强的道义感。[注]
这样的军队不是国家军队。别看绿营、八旗很松散，但它是国家军队，是国家所有的。有些军官能吃空饷，是因为每个士兵的薪饷都是国家发的。但是湘军怎么吃空饷呢？你敢在自己乡里乡亲面前，说我就吃空饷吗？这不可能的，做不到，否则会被人骂死。但是，兵为将有的确是有军阀的苗头了。无论是五代十国还是藩镇，都存在这个问题。既然国家指挥不了兵，只有将领能指挥，那么一旦时机成熟，将领告诉士兵去反政府，他们也会去反的。曾国藩靠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儒学道义感。他是个理学家，他刻意强调的是这种儒学道义，并以身作则，所以整个湘军的道德感特别强。但淮军稍有不同，淮军是李鸿章建起来的，李鸿章很灵活，有些痞气。他的部下，都是他在安徽做团练时的兄弟，什么人都有。他的军队不怎么讲道义，但讲义气。
曾国藩这个人打仗，在战略上很有一套。他认准了太平军的格局是沿长江一字长蛇，只要从长江上游往下打，就可以打灭它。湘军就按照他的部署打，但太平军在李秀成的率领下进攻江南，江南是中国的财富之地、漕粮之地，中国的财富主要是靠江南出的。当时江南告急的时候，朝廷调湘军，曾国藩不动，但也不得不应付一下，于是就派李鸿章带几个营的老湘军，李鸿章自己再招些人马，于是有了淮军。李鸿章实际上就是曾国藩的入室弟子，是很聪明的一个人。曾国藩的性格跟李鸿章是不一样的，曾国藩很刻苦，意志很坚定，识大体，但他脑瓜没有李鸿章灵活。这两人其实互相都挺欣赏的，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幕中一直在干事，但他们之间有过冲突。比如最初李鸿章经常起不了早，但曾国藩是天亮就起来吃饭，其他幕僚也随之早到，可李鸿章就起不了早，于是两个人就起冲突。曾国藩就想，你要不想混就走。于是，李鸿章说我的睡懒觉就是被老师改正的。但即使如此，他们俩还是有些不合，毕竟李鸿章不是一个能长期当幕僚的人，他总是要独当一面的。这个曾国藩也知道，这个时候有了机会就把他派出去了。但是李鸿章的兵不够，于是就回老家安徽招兵。曾国藩是个理学家，行事很古板，常写日记反省自己，下盘棋就反省自己，看到个漂亮姑娘也反省自己。他觉得必须每日三省五省的，但是李鸿章不是这样的人，他交的朋友也不一样。他的家乡有一帮不是很守规矩的人，就算是乡绅也是一些比较邪的乡绅，比如说盐贩子或者跟盐贩子有关的人，跟土匪有关系的一帮家伙，但到这个时候都很厉害了，一旦有事的时候他们就会起来。等于说，李鸿章拉过去一批现成的兵，然后组织成一支淮军[注] 。
淮军的组织模式其实还是湘军的，但是等到了江苏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已经不是儒生带乡农的模式了，而是一帮杂七杂八的人，甚至好些都是太平军的降军。这些人在湘军是不受重用的，但到了李鸿章这儿，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只要能干事，就会受到重用，金钱美女，要什么给什么。所以淮军的风格跟湘军完全不一样，但是确实很实用。淮军的西化程度也非常高，只要有用什么都可以学。洋操有用就学洋操——以前的中国军队是不搞列队，不搞齐步走的——所以淮军的口令“向前看齐、齐步走”全都是英语，直到淮军教练走了还是英语，一口安徽口音的英语。
淮军跟湘军有一点一样，就是也是兵为将有，军队不跟朝廷走，跟将领走。这两个湘淮军首领被重用之后，其他人都开始效仿。有很多很多支军队，既不是淮军也不是湘军，但都是按湘淮军模式建立起来的。[注]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由汉人的士大夫组织军队，来报效国家报效清朝。
1860年9月21日，僧格林沁统率蒙古骑兵在八里桥和英法联军对峙。时天津大沽已经陷落，英法联军沿通县进犯北京。关于到底有多少蒙古骑兵投进这场战斗，据进攻八里桥的法国军队司令孟托班回忆录里说是“三万到三万五千人”，而英法联军的人数，据僧格林沁向天子报告的法军（进攻八里桥的大多数是法国军队）人数是“不过五六千名”。战斗以八里桥失守告终，蒙古骑兵在这里尽化为齑粉，他们捍卫了成吉思汗最后的荣誉。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三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此外，电影《圆明园》对此也有惨烈的描述。
湘军最初崛起时的精悍作战能力即使到最后也被很好地保持了，这一方面有太平军势力渐弱的原因，一方面也在于湘军的统兵系统能够很好地维持。对比淮军而言，湘军更加保守，更拒绝变革。
淮军聘请西洋军官充任教习，训练洋操，使用新式兵器，这和湘军用土法土器以及由书生自任军官的做法迥然有别。但淮军并未改变勇营旧制，因而体制本身存在种种矛盾和弊端。例如，营以上指挥困难，统领与统领之间各不相上下。又如，淮军延聘西洋军官仅用于平时教练，战时调度仍由将弁，这就造成了作战和指挥的分离。
比如，同治年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陕甘军务，他收买甘肃起义首领之一董福祥，将所部民军按照湘军旧制改编为甘军，后来又将招降的马占鳌、马福祥等回民编入，使之成为后来的北洋四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