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天平开始倾斜
清朝作为满族统治下的王朝，在政治上的确存在很强的民族压迫，尤其是对汉族士大夫的压迫。它不仅在整体的权力分配上重用满人，监视汉人，满人的入仕机会比汉人多得多，而且为了压制汉人的反抗而大兴文字狱。大家常将明清文字狱连在一起说，实际上清朝的文字狱比明朝要严重得多，可以说历朝历代文字狱最严重的就是清朝。普通百姓对于民族压迫未必有很强烈的感觉，因为满人比较聪明，满人不做基层官员，这就相对隔离开了普通汉人百姓和满人统治者。但士大夫是能切身感受到这种压迫的。
上一讲中提到，任何一场农民起义，如果没有士大夫的参与，基本上是成不了什么大事的。那么太平天国作为农民起义，已经具备了很多有利条件，为什么没有得到士大夫响应呢？这是因为他们的宗教虽然是基督教跟中国文化结合的产物，但结合的那部分是他们领袖的朴素的农民情结，他们对于中国文化中上层文化的儒家文化采取了一种排斥的态度——其实他们对儒教也没什么实质性的反感，就是打碎了孔子的权威，把孔子变成了一个小丑似的形象。
对于这一点，士大夫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容忍的。对他们来说，王朝的更迭不是大问题，但如果有人对士大夫说整个儒学体系一文不值，那么我想他们基本上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是他们历朝历代赖以生存的立身之本。所以，曾国藩起来以后，他的动员纲领就是卫道。他在《讨粤匪檄》中刻意强调了太平天国对这种传统圣道的摧毁。[注] 其实太平天国有点冤枉，他们真没摧毁儒教。太平军一路上摧毁的是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他们把庙全拆了，把菩萨泥胎全砸了，但士大夫对那些并不是很在意。士大夫受不了的是太平天国连孔子都不在意，甚至把孔子变成一个小丑似的形象。
实际上，太平天国也做了些努力，他们也开科举取士，希望有士大夫投奔。但真正去的只是些低层次的人，最高是属于秀才这一级的，而且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牛的人。有些挺有才华的人，比如钱江、王韬、容闳他们，都是先到太平天国，之后发现这个地方不行，根本没有他们的生存余地，就又退出去了。所以，太平天国归根到底是一个农民自己的起义，其中混杂了大量社会边缘人士。到了后期，尤其是1856年天京事变，杨秀清跟洪秀全闹内讧之后，大量的流民、土匪、绿林好汉，以及像捻军这样的半匪半割据的势力全部进来了。
太平天国前期，原来的那些老“粤匪”，即两广那帮人，由于拜上帝教这样的宗教的约束，纪律还好。但当上述那些人大量涌进来后就惨了，他们打着太平军的旗号，烧杀抢掠什么都干。太平军对江南的破坏主要在1856年以后，他们在那一年占领了苏州、常熟、杭州等地，所以像这样的军队素质实际上毁了太平军。那时候太平军已经觉得实力减弱，所以不管什么人，只要打了太平军旗号，只要愿意服从太平军，太平军就给他封号。[注] 这样一来，这支农民起义军纪律更坏，更像匪了，这当然就更进一步地排斥了士大夫。所以此时，这个农民起义的命运实际上已经定下来了，后期无论怎样挣扎都无法成事了。
这是一场旧式农民起义，但是它具有一些新的因素。前面讲了宗教因素，如果没有这个因素的话，太平军不会有那么强，很难兴起，但是这支军队的失败也跟它有关。此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属于西方器物的因素。太平军不排斥西方事物，他们到了江南以后很快发现，洋人的枪炮很好用。而当时政府和士大夫对采用西方的器物还是有障碍的，包括湘军也是如此——湘军崛起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用过洋枪洋炮。太平军发现洋人的枪炮很好用之后，便开始大量采购，所以在李秀成和李世贤这样的军队里有大量的洋枪炮。
当时曾国藩把李鸿章派到江苏、上海新组织起一支军队，即淮军。李鸿章刚跟太平军对阵的时候，面对李秀成的部队，他觉得非常吃亏，因为对方是几千杆洋枪一起轰击，那种仗根本就没法打。然后李鸿章才开始琢磨引进洋枪洋炮。那段时期，对阵的清军和太平军都比着用洋枪洋炮，所以当时洋枪洋炮的走私是最火的生意，很多洋人都在做这个买卖，甚至传说有些传教士也用他们的圣箱来倒卖军火。[注]
那个时代，西方枪械正处于一个转折变革时期，就是从前膛枪向后膛枪转换的时期。这一系列转换进步得很快，从最老式的前膛枪开始，后来就是火绳枪、燧发枪、后膛枪、有膛线的枪等。但是这样一来，前面的款式也被淘汰得很快，只能卖废铁，然而它们在中国找到了销路，而且销路很好，其实从那以后直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都是如此——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万国武器库，所有的这种淘汰枪支都卖到中国来了。
当时，清军里有洋枪队，比如李鸿章有常胜军，左宗棠有常捷军，这些其实都是洋人搞的。太平军那边也有洋人，太平天国文献里很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就是英国人呤唎写的，他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参加并帮助太平军的洋人。此外，清军洋枪队最早的副队长白齐文，在清军那边混得不好，后来也跑到太平军这边来了。
那个时候，中国突然之间变得有很多机会，于是就有很多西方的冒险家来到中国，有一些是经商——当时经商主要是倒卖军火，还有一些是来打仗的。有些人经商不在行，但可以当雇佣军，所以就有了雇佣军。像美国人华尔这样的洋枪队队长，他最早是美国牛仔，也跑到中国来冒险。雇佣军在西方一直都是一种行业、一种买卖，到今天还挺兴盛，收益颇丰，像什么黑水公司就是雇佣军。这帮人就是职业的军人，他们没什么正义、民族、国家的概念，就把这当成生意，给多少钱干多少活。对他们来说，哪有生意去哪，中国有生意就到中国来了。[注]
士大夫跟农民是不一样的，农民接受西方的东西没有障碍，看到好用就拿着用，但是没有进一步组织和升华的能力。而同样是洋枪，到了淮军手里头，就跟在太平军手里不一样：淮军可以接受洋人的帮助，并在洋人的帮助下，把军队按照洋枪的档次、型式进行改编，使洋枪的作用能发挥得更好。比如，他们很快学会了用方阵，前膛枪用方阵威力是很大的，如果不用方阵，一枪放过去就拉倒了，后面一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呢。洋枪队最后变成了汉人是兵，洋人是教练。
太平军也用了炮，但是用得不好。而淮军洋炮用得比较好的关键在于，洋枪队后来的首领戈登是一个炮兵奇才。戈登用洋炮的特点是会计算，他懂得用正弦余弦去计算射程和角度，通过这边的角度就能算出从这边到对方城头有多少公尺，该用什么角度射出炮弹。如果射程不够就往前推进，如果射程远了就往后挪。他每次都测量，这样每次都打得非常准，他们炮兵在当时就属于西式炮兵。这些正弦余弦的算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中学学的那点东西，但是当时中国人不会，中国人最初用炮就是瞎蒙，目测估计一下，打远了再调一下，几炮打出去，对方反击过来，这边就完了。淮军看到戈登测得很准，便也学了一点，至少大体上会用了，这样他们用炮用得就比太平军好。
太平军兴起后，洋人曾去考察，考察完多数人觉得太平军不错，只有美国公使说太平军不靠谱。[注] 时间久了，大家都说太平军不靠谱，认为如果太平军当家的话，可能比清政府更难对付，更没有章法，所以他们觉得还是支持清政府好些。而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以后也基本上全面屈服了，于是洋人就对清军进行武器帮助，对太平军进行武器禁运。本来就制度和军事组织而言，太平军已经差一档次，如果武器再跟不上，双方胜负优劣就更加明显了，于是战争的天平开始倾斜了。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骂洪秀全最激烈的一句话是：“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据史料记载，早期淮北捻军首领张乐行曾应洪秀全的邀请到过南京，天王赐予其名马、银鞍和对联一副。对联原文是：“祯命养飞龙，试自思南国之屏藩，谁称杰士；中原争逐鹿，果能掌北门之锁钥，方算英雄。”参见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 捻军》，第五册，142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这反映了太平天国希望联合捻军的打算，也反映了捻军对于太平天国的屏藩作用。
资料显示，1860年5月，太平天国即曾试图请来苏州探访的外国传教士赫威尔等带钱到上海购买武器，但遭拒绝。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469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外国雇佣军来中国不是什么新鲜事。1647年南明永历皇帝抵抗清军时，葡萄牙人尼科劳 · 费雷拉即率领一支雇佣军，拖着火炮参加了围攻桂林的战役。参见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加入过太平军的英国人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你可以看见被鞑靼人所征服的中国人的奴颜婢膝；但是太平军纵使面对死亡，也表现了自由人的庄严不屈的风度。”“中国在道德、社会和政治上的情况几乎毫无希望地濒于险恶之境……但是在这种令人茫然沮丧的情况中，我们终于看到了目前的革命运动、革命的主要人物及其成就，看到这种情况是值得我称赞的，我们要感谢上帝。”参见（英）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译，34页、78～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当然，这种明显倾向于太平军的言辞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