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著《中国通史》中国政治史_第二十六章 南宋恢复的无成

语云:“败军之气,累世而不复”,这话亦不尽然。“困兽犹斗”,反败为胜的事情,决不是没有的,只看奋斗的精神如何罢了。宋朝当南渡时,并没有什么完整的军队,而且群盗如毛,境内的治安,且岌岌不可保,似乎一时间决谈不到恢复之计。然以中国的广大,金朝人能有多大的兵力去占据?为宋朝计,是时理宜退守一个可守的据点,练兵筹饷,抚恤人民。被敌兵蹂躏之区,则奖励、指导其人民,使之团结自守,而用相当的正式军队,为之声援。如此相持,历时稍久,金人的气焰必渐折,恢复之谋,就可从此开展了。苦于当时并没有这种眼光远大的战略家。而且当此情势,做首领的,必须是一个文武兼资之才,既有作战的策略,又能统驭诸将,使其不敢骄横,遇敌不敢退缩,对内不敢干政,才能够悉力对外。而这时候,又没有这样一个长于统率的人物。金兵既退,宗泽招降群盗,以守汴京。高宗既不能听他的话还跸,又不能驻守关中或南阳,而南走扬州。公元1129年,金宗翰、宗望会师濮州(在今山东濮县),分遣娄室入陕西。其正兵南下,前锋直打到扬州。高宗奔杭州(今浙江杭县)。明年,金宗弼渡江,自独松关入(在今安徽广德县东),高宗奔明州(今浙江鄞县)。金兵再进迫,高宗逃入海。金兵亦入海追之,不及乃还。自此以后,金人亦以“士马疲敝,粮储未丰”(宗弼语),不能再行进取了。其西北一路,则宋朝任张浚为宣抚使,以拒娄室,而宗弼自江南还,亦往助娄室。浚战败于富平(今陕西兴平县),陕西遂陷。但浚能任赵开以理财,用刘子羽、吴玠、吴璘等为将,卒能保守全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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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李成、王晓《读碑窠石图》 ※
※ 设色绢本立轴,126.3×104.9厘米,日本大阪市美术馆收藏 ※

利用傀儡,以图缓冲,使自己得少休息,这种希冀,金人在此时,还没有变。其时宗泽已死,汴京失陷,金人乃立宋降臣刘豫于汴,畀以河南、陕西之地。刘豫却想靠着异族的力量反噬,几次发兵入寇,却又都败北。在金人中,宗弼是公忠体国的,挞懒却骄恣腐败(金朝并无一定之继承法,故宗室中多有觊觎之心。其时握兵权者,宗望、宗弼皆太祖子,宗翰为太祖从子,挞懒则太祖从弟。宗翰即有不臣之心。挞懒最老寿,在熙宗时为尊属,故其觊觎尤甚。熙宗、海陵庶人、世宗,皆太祖孙)。秦桧是当金人立张邦昌时,率领朝官,力争立赵氏之后,被金人捉去的。后来以赐挞懒。秦桧从海路逃归。秦桧的意思,是偏重于对内的。因为当时,宋朝的将帅,颇为骄横。“廪稍惟其所赋,功勋惟其所奏。”“朝廷以转运使主馈饷,随意诛求,无复顾惜。”“使其浸成疽赘,则非特北方未易取,而南方亦未易定。”(叶适《论四大屯兵》语,详见《文献通考·兵考》)所以要对外言和,得一个整理内部的机会。当其南还之时,就说要“南人归南,北人归北”。高宗既无进取的雄才,自然意见与之相合,于是用为宰相。1137年,刘豫为宗弼所废。秦桧乘机,使人向挞懒要求,把河南、陕西之地,还给宋朝。挞懒允许了。明年,遂以其地来归。而金朝突起政变。1139年,宗弼回上京(今吉林阿城县)。挞懒南走。至燕京,为金人所追及,被杀。和议遂废。宗弼再向河南,娄室再向陕西。宋朝此时,兵力已较南渡之初稍强。宗弼前锋至顺昌(今安徽阜阳县),为刘锜所败。岳飞从湖北进兵,亦有郾城之捷(今河南偃城县)。吴璘亦出兵收复了陕西若干州郡。倘使内部没有矛盾,自可和金兵相持。而高宗、秦桧执意言和,把诸将召还,和金人成立和约: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在陕西宝鸡县南);岁奉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宋高宗称臣于金,可谓屈辱极了。于是罢三宣抚司,改其兵为某州驻扎御前诸军,而设总领以司其财赋,见第四十五章。

金太宗死后,太祖之孙熙宗立,以嗜酒昏乱,为其从弟海陵庶人所弑,此事在1149年。海陵更为狂妄,迁都于燕,后又迁都于汴。1160年,遂大举南侵。以其暴虐过甚,兵甫动,就有人到辽阳去拥立世宗。海陵闻之,欲尽驱其众渡江,然后北还。至采石矶,为宋虞允文所败。改趋扬州,为其下所弑,金兵遂北还。1162年,高宗传位于孝宗。孝宗颇有志于恢复,任张浚以图进取。浚使李显忠进兵,至符离(集名,在今安徽宿县)大败。进取遂成画饼。1165年,以岁币各减五万,宋主称金主为伯父的条件成和。金世宗算是金朝的令主。他的民族成见,是最深的。他曾对其种人,屡称上京风俗之美,教他们保存旧风,不要汉化。臣下有说女真、汉人,已为一家的,他就板起脸说:“女真、汉人,其实是二。”这种尖锐的语调,决非前此的北族,所肯出之于口的,其存之于心的,自亦不至如世宗之甚了。然世宗的见解虽如此,而既不能放弃中国之地,就只得定都燕京。并因是时叛者蜂起,不得不将猛安、谋克户移入中原,以资镇压。夺民地以给之,替汉人和女真之间,留下了深刻的仇恨。而诸猛安谋克人,则惟酒是务,竟有一家百口,垅无一苗的,征服者的气质,丧失净尽了。自太祖崛起至此,不过六十年。

公元1194年,孝宗传位于光宗。此时金世宗亦死,子章宗立,北边颇有叛乱,河南、山东,亦有荒歉之处,金朝的国势渐衰。宋光宗多病,皇后李氏又和太上皇不睦。1194年,孝宗崩,光宗不能出而持丧,人心颇为疑惑。宰相赵汝愚,因合门使韩侂胄,请于高宗后吴氏,扶嘉王扩内禅,是为宁宗。韩侂胄排去赵汝愚,代为宰相,颇为士流所攻击,想立恢复之功,以间执众口。1206年,遂贸然北伐。谁想金兵虽弱,宋兵亦不强。兵交之后,襄阳和淮东西州郡,次第失陷。韩侂胄又想谋和,而金人复书,要斩侂胄之首,和议复绝。皇后杨氏,本和韩侂胄有隙,使其兄次山,勾结侍郎史弥远,把韩侂胄杀掉,函首以畀金。1208年,以增加岁币为三十万两、匹的条件成和。韩侂胄固然是妄人,宋朝此举,也太不成话了。和议成后两年,金章宗死,世宗子卫绍王立。其明年,蒙古侵金,金人就一败涂地。可见金朝是时,业已势成弩末,宋朝并没有急于讲和的必要了。

蒙古本室韦部落,但其后来和鞑靼混合,所以蒙人亦自称为鞑靼。其居地初在望建河,即今黑龙江上游之南,而后徙于不而罕山,即今外蒙古车臣、土谢图两部界上的布尔罕哈勒那都岭。自回纥灭亡以后,漠北久无强部,算到1167年成吉思汗做蒙古的酋长的时候,已经三百六十多年了,淘汰,酝酿,自然该有一个强部出来。成吉思汗少时,漠南北诸部错列,蒙古并不见得怎样强大。且其内部分裂,成吉思汗备受同族的龁。但他有雄才大略,收合部众,又与诸部落合纵连横,至1206年,而漠南北诸部,悉为所征服。这一年,诸部大会于斡难河源(今译作鄂诺,又作敖嫩),上他以成吉思汗的尊号。成吉思汗在此时,已非蒙古的汗,而为许多部族的大汗了。1210年,成吉思汗伐夏,夏人降。其明年,遂伐金。金人对于北方,所采取的,是一种防守政策。从河套斜向东北,直达女真旧地,筑有一道长城。汪古部居今归绥县之北,守其冲要之点。此时汪古通于蒙古,故蒙古得以安行而入长城。会河堡一战(会河堡,在察哈尔万全县西),金兵大败,蒙古遂入居庸关。留兵围燕京,分兵蹂躏山东、山西,东至辽西。金人弑卫绍王,立宣宗,与蒙古言和,而迁都于汴。蒙古又以为口实,发兵攻陷燕京。金人此时,尽迁河北的猛安、谋克户于河南,又夺汉人之地以给之。其民既不能耕,又不能战。势已旦夕待亡。幸1218年,成吉思汗用兵于西域,金人乃得少宽。这时候,宋朝亦罢金岁币。避强凌弱,国际上总是在所不免的;而此时金人,财政困难,对于岁币,亦不肯放弃,或者还希冀战胜了可以向宋人多胁取些,于是两国开了兵衅。又因疆场细故,与夏人失和,兵力益分而弱。1224年,宣宗死,哀宗立,才和夏人以兄弟之国成和(前此夏人称臣),而宋朝卒不许。其时成吉思汗亦已东归,蒙古人的兵锋,又转向中原了。1227年,成吉思汗围夏,未克而死。遗命秘不发丧,把夏人灭掉。1229年,太宗立。明年,复伐金。时金人已放弃河北,以精兵三十万,守邳县到潼关的一线。太宗使其弟拖雷假道于宋,宋人不许。拖雷就强行通过,自汉中、襄、郧而北,大败金人于三峰山(在河南禹县)。太宗亦自白坡渡河(在河南孟津县),使速不台围汴。十六昼夜不能克,乃退兵议和。旋金兵杀蒙古使者,和议复绝。金哀宗逃到蔡州。宋、元复联合以攻金。宋使孟珙、江海帅师会蒙古兵围蔡。1234年,金亡。

约金攻辽,还为金灭,这是北宋的覆辙,宋人此时,似乎又不知鉴而蹈之了。所以读史的人,多以宋约元攻金为失策,这亦未必尽然。宋朝和金朝,是不共戴天之仇,不能不报的。若说保存金朝以为障蔽,则金人此时,岂能终御蒙古?不急进而与蒙古联合,恢复一些失地,坐视金人为蒙古所灭,岂不更糟?要知约金攻辽,亦并不算失策,其失策乃在灭辽之后,不能发愤自强,而又轻率启衅。约元灭金之后,弊亦仍在于此。金亡之前十年,宋宁宗崩,无子。史弥远援立理宗,仍专政。金亡前一年,史弥远死,贾似道继之。贾似道是表面上似有才气,而不能切实办事的人,如何当得这艰难的局面?金亡之后,宋朝人倡议收复三京(宋东京即大梁,南京即宋州,西京为洛阳,北京为大名),入汴、洛而不能守。蒙古反因此南侵,江、淮之地多陷。1241年,蒙古太宗死。1246年,定宗立。三年而死。1251年,宪宗方立。蒙古当此时,所致力的还是西域,而国内又有汗位继承之争,所以未能专力攻宋。至1258年,各方粗定,宪宗乃大举入蜀。忽必烈已平吐蕃、大理,亦东北上至鄂州(今湖北武昌县)。宋将王坚守合州(今四川合川县),宪宗受伤,死于城下。贾似道督大军援鄂,不敢战,使人求和,许称臣,划江为界。忽必烈亦急图自立,乃许之而北归。贾似道掩其事,以大捷闻于朝。自此蒙古使者来皆拘之,而借和议以图自强,而待敌人之弊的机会遂绝。忽必烈北还后,自立,是为元世祖。世祖在宪宗时,本来是分治漠南的,他手下又多西域人和中国人,于是以1264年定都燕京。蒙古的根据地,就移到中国来了。明年,理宗崩,子度宗立。宋将刘整叛降元,劝元人攻襄阳。自1268年至1273年,被围凡五年,宋人不能救,襄阳遂陷。明年,度宗崩,子恭帝立。伯颜自两湖长驱南下。1276年,临安不守,谢太后和恭帝都北狩。故相陈宜中立其弟益王于福州(今福建闽侯县),后来转徙,崩于州(在今广东吴川县海中)。其弟卫王昺立,迁于崖山(在今广东新会县海中)。1279年,汉奸张弘范来攻,宰相陆秀夫负帝赴海殉国。张世杰收兵图再举,到海陵山(在今广东海阳县海中),舟覆而死。宋亡。中国遂整个为北族所征服。

宋朝的灭亡,可以说是我国民族的文化,一时未能急剧转变,以适应于竞争之故。原来游牧民族,以掠夺为生产,而其生活又极适宜于战斗,所以其势甚强,文明民族,往往为其所乘,罗马的见轭于蛮族,和中国的见轭于五胡和辽、金、元、清,正是一个道理。两国国力的强弱,不是以其所有的人力物力的多少而定,而是看其能利用于竞争的共有多少而定。旧时的政治组织,是不适宜于动员全民众的。其所恃以和异族抵抗的一部分,或者正是腐化分子的一个集团。试看宋朝南渡以后,军政的腐败,人民的困苦,而一部分士大夫反溺于晏安鸩毒、歌舞湖山可知。虽其一部分分子的腐化,招致了异族的压迫,却又因异族的压迫,而引起了全民族的觉醒,替民族主义,建立了一个深厚的根基,这也是祸福倚伏的道理。北宋时代,可以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萌蘖时期。南宋一代,则是其逐渐成长的时期。试读当时的主战派,如胡铨等一辈人的议论,至今犹觉其凛凛有生气可知(见《宋史》卷三七四)。固然,只论是非,不论利害,是无济于事的。然而事有一时的成功,有将来的成功。主张正义的议论,一时虽看似迂阔,隔若干年代后,往往收到很大的效果。民族主义的形成,即其一例。论是非是宗旨,论利害是手段。手段固不能不择,却不该因此牺牲了宗旨。历来外敌压迫时,总有一班唱高调的人,议论似属正大,居心实不可问,然不能因此而并没其真。所以自宋至明,一班好发议论的士大夫,也是要分别观之的。固不该盲从附和,也不该一笔抹杀。其要,在能分别真伪,看谁是有诚意的,谁是唱高调的,这就是大多数国民,在危急存亡之时,所当拭目辨别清楚的了。民族主义,不但在上流社会中,植下了根基,在下流社会中,亦立下了一个组织,看后文所述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