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毛泽东时代的结束

  1.审判四人帮和林彪集团

  从1980年11月到1981年1月,中国发生了一件前所未有的法律和政治大事:审判四人帮和林彪的同伙。过去,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异见者或政治反对派往往简单地被清洗、关押、清除或被"遗忘"。但是,现在新的领导层急于标榜尊重法律的形象,于是成立了一个特别法庭来审判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对国家和人民所犯的罪行。

  在逮捕四人帮到开庭审判之间有四年的间隙,这表明了问题极其敏感和复杂,也表明党内对这样做是否明智、将采取怎样的程序等问题有激烈的争论。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与四人帮的崛起及其活动大有关系。如果毛泽东被牵涉到审判当中,那么,为了澄清真相,中共就必须对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及以后的作用作一个正式的评价。然而,由于各位领导人所持的意见分歧极大,无法很快达成共识;而等待这样一个评价将继续推延审判。此外,由于华国锋主席在四人帮左右国家政策时期担任公安部长(和以后的总理),他的地位就十分微妙了。他完全有可能、甚至可以说是必然地会被当作证人传唤出庭。因此,使毛泽东和华国锋完全脱离审判的问题,就成了国家高层人士讨论的要点。不经过长久的争论、激烈的谈判和许多妥协,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在1976年10月被捕后,四人帮就不断受到政府调查人员的传讯,政府希望透过这样来收集证据、供词和其它任何相关资讯,作为正式起诉的基础。但这四个人都是些老练的政客,他们巧妙地回避问题,把行动的一切责任全推到了毛泽东身上。1980年5月,中共对四人帮举行了一次秘密的预审听证。江青激烈地申辩自己无罪,坚持执行的每项行动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明确指示,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她说,毛泽东的唯一错误就是选择华国锋当总理,因为这刺激了华国锋猎取更高职位的胃口;他最终背叛了毛主席的教导,像一个世纪前的李鸿章一样向资本主义国家屈膝投降。她坚持称,华国锋不仅完全知道并支持她的活动,而且事实上(作为公安部长)也深深地卷入了对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事件的镇压;因此他必须被传唤出庭作证。1

  王洪文和张春桥也一样把行动的所有责任推给毛泽东,他们进一步指出,华国锋是局内人,他知道一切。姚文元的申辩只是稍有不同,他认为党中央应负责任,并且批评现任领导层通过与外国资本家合作来搞四个现代化是偏离了毛主席的路线。总之,四个人全都牵连进毛泽东和华国锋来作申辩。

  在中共领导集团内部,很快出现了两种思路。总书记胡耀邦和党的副主席陈云主张,只有先评定毛泽东的贡献和错误,才能恰当地确定四人帮的罪行。要是毛泽东不藐视"党内民主",不庇护四人帮掌权,这四个人怎么能对国家做出如此暴戾的伤害另一方面,华国锋和他的支持者主张,在审判以前对毛泽东的责任作任何评判,将减轻四人帮的罪责;必然的逻辑结果将是,毛泽东和党将负最终责任。他们要求在评价毛泽东之前先评判四人帮的罪行。

  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拖延,领导层最后决定,审判将按宣布的日程进行,不先对毛泽东的作用作评判。中央通过了几条指导原则,其中最基本的是,按邓小平副主席的意见,要分清"政治错误或判断失误"与谋害、非法拘禁和肉体折磨等实际罪行之间的区别。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被看作是"错误"而非"罪行";因此不能对他提出指控。通过的其它一些原则如下:

  1.正式审讯"四人帮"将在两、三个月内进行。为顾及保守"国家机密"及维持毛泽东"声望",审讯仍将采取秘密方式。

  2.有关毛与"四人帮"的关系,经协商决定:先定"四人帮"罪行,再正式评价毛功过,如此对于批毛问题可做弹性调整。但强调把握"多讲不如少讲,少讲不如不讲"原则,审讯中尽量回避与毛功过有关的问题。

  3.王、张、江、姚四人罪行虽略同,但错误严重程度不一,江青因罪大恶极,为四人之首,王洪文因投靠提拔窜升要职,其资历短浅,属四人之末,根据预审决定,将四人排名顺序为江、张、姚、王.2

  一个有三十五名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成立了,分作两个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审判四人帮,军事审判庭审判林彪的六个同伙。由于林彪集团被指控阴谋反对毛泽东,而四人帮则被指控在毛泽东的庇护下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因此,将这两个集团捆在一起审判似乎不太符合逻辑。但政府解释说,这两个集团在文革期间阴谋勾结,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这样做严重损害了国家、人民和当时的领导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集团都在这个或那个时期得宠于毛泽东,而且这两个集团夺取最高权力的企图都未得逞。

  1.1审判  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正式宣布人们等待已久的审判。另外三、四十名法官中有军人、政治家和著名知识分子;3他们中有七个人未受过任何法律训练,但他们是推选出来表达人民对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谴责的"特别顾问"。外国记者不允许采访,只有880名从各省和中央党政军机构精心挑选出来的代表允许轮流旁听。

  聚焦点自然在67岁的大名被告江青身上,她神气十足地步入法庭。她穿着一身黑色服装,这种颜色据说象征着施加给她的不公平,或许也表示她对曾经由她代表的左倾思潮之没落的悲哀。四人帮的其它几个成员,63岁的张春桥看上去萎顿、冷漠,比他的实际年龄老一些;49岁的姚文元已经发胖;而45岁的王洪文显得很踌躇,或许是因为他在所谓的"认罪辩诉协议"中与公诉方进行了合作。其它的同犯有76岁的陈伯达,他曾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投靠了林彪,1970年被清洗;还有与林彪勾结的五位将军。4他们坐在罪犯席的铁栅栏后面,神情萎靡、举止局促,邋遢、憔悴、苍老,一看便知已被长年关押。只有江青显得高傲、倔强,全然轻蔑地直视法官和公诉人。

  首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作为特别公诉人列举了六名已经死掉的人,他们如果活着也将被指控为被告:林彪、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在1971年空难中丧命的另一位追随者、康生(毛泽东从前的警卫头目)及其继位者谢富治。明显地是没有提及毛泽东的名字,也没有人觉得他是"五人帮"中"不被起诉的被告"。

  随后,黄火青宣读了一份两万字的起诉书,指控这些被告篡夺国家政权和党的领导权。他们的主要罪状分成四类:

  1.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2.迫害、杀害、折磨大批干部和群众,人数超过34,375人。

  3.阴谋策划等毛泽东去世后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1976年8月王洪文负责向民兵分发三百门大炮、七万四千枝步枪和一千万发子弹。

  4.阴谋策划刺杀毛泽东并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上述头两类适用于所有被告;第三类针对四人帮,而第四类则针对林彪集团。对被告提出了四十八项在法律上很严密的具体指控,没有包括意识形态上或政治上的错误。5

  在审判期间,江青选择为自己辩护。这位从前的女演员差不多做了她一生中最精彩的表演。她故作无辜和镇静状,其中还夹杂着一种自豪和傲慢,显示对整个审判程序的"高傲"鄙视。她试图塑造一种革命烈士的形象--一位中国的贞德*( *Joan of Arc(1412-1431),法国民族女英雄,1920年尊为圣女。)--她唯一的过错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她坚持所有的行动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明确指示、经过中央委员会的同意而采取的。不然的话她能做什么许多称她为"巫婆"和"世界上最可恨的人"的中国人内心也同意她的观点,甚至私下承认她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得出结论,毛泽东是真正的罪犯,因为,如果没有他,江青是永远不可能那样的。

  江青被指控是下述阴谋的主要策划人:1974年10月派王洪文去见毛泽东,诬告周恩来总理可疑地会见其它一些领导人,试图阻止周总理提名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她对这个指控轻蔑地回答说:"不,我(对这事)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这事呢"公诉人随后叫王洪文来作证。王洪文承认,1974年10月,他们四个人确实在北京江青的住处(钓鱼台国宾馆)碰头,密谋诬陷周恩来和邓小平。他还补充说,"是江青叫我们去碰头的,目的是阻止邓小平当上第一副总理"。王洪文还表示姚文元要求他对毛主席说,现在北京的形势很危险,很像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上林彪试图政变时的情形。姚文元不否认他自己做的事,但他强调是江青组织了这项诽谤周恩来和邓小平的计划。两位其它的证人,毛泽东的外甥女王海容(外交部副部长)和唐闻生(毛泽东最宠爱的英语翻译)也作证,江青曾要她们在毛主席面前说周总理和邓小平的坏话,但她们拒绝了。

  首席法官接受了公诉方的论证,江青集团(现在这个词代替了"四人帮"一词)诬陷周恩来和邓小平,以便为他们自己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创造良好条件,此事证据"充分"、"确凿"。

  四人帮还被指控在1966-1976年间非法迫害75万人们,其中的34,375人被杀。为了证明这些罪行,公诉方在一幅大银幕上放映了一位前煤炭部部长伤痕累累的尸体的图片,并播放了一些录音带,里面有一些知识分子的尖叫、嚎叫和呻吟声,这些人拒绝与江青合作,结果在她的私刑室里惨遭折磨.6

  被人们以为在1970年下台后已经死掉的陈伯达显得虚弱.衰老。他承认曾在1967年7月与江青和康生密谋策划了打倒刘少奇并于狱中将他逼死。陈伯达进一步供认曾下令清洗邓小平(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陶铸(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人)和陆定一(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67年后期,陈伯达甚至对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进行了诬告。陈伯达被指控在文革期间总共错误迫害了84,000人,导致2,950人丧生。

  在不断的质问下,江青崩溃了,她承认曾写信给负责迫害刘少奇的小组,指示将刘少奇逼死。她还承认曾说过刘少奇"应该碎尸万段"。7这个无可辩驳的认罪证据使公诉方取得了审判中的一大突破。

  为证明江青有罪,公诉方采取了最后一个动作,出示了她在文革期间准备的一份予以清洗的中央委员名单: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元帅、北京市长彭真。公诉方强调,后来的事实表明,所有这些人都被搞下了台,而且他们都是由于江青提供的不实指控而被打倒的。

  至于林彪集团的六个被告,全部服罪,承认在1971年9月毛泽东视察全国期间,按林彪的命令策划谋杀毛泽东。他们中最年长的陈伯达称无话可说,但请求党给与宽大,这表达了所有六个人的情感。

  经过二十七天的审判,加上许多次累计长达近两个月的休庭,法庭于1980年12月29日完成了工作,但没有宣布判决结果。十位被告中有八位服罪,但张春桥始终拒绝合作,而江青则至死全无悔过之意。

  公诉人江文请求,鉴于江青"特别严重、特别恶劣"的反革命活动,应给与她严厉的处罚(虽然不一定是死刑)。他说了以下这些话,接近于谴责毛泽东:"全国各族人民都明白,毛主席要承担领导责任。他应对他们在文革期间遭受的苦难负有责任。他也应对没能看清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负责任。"然而,这位公诉人又马上补充说,毛主席对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作出了巨大贡献,并领导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在中国开创社会主义事业。这位公诉人援引邓小平的观点,称毛泽东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8

  江青还是那样激动、无悔和傲慢,她在法庭上大叫:"好啊。请便吧!你们不能杀死毛主席了--他已经死了--但你们可以杀死我。我仍然毫不后悔。我是正确的!"她宣称掉脑袋比向迫害她的人屈服更光荣,她对法庭说:"我量你们也不敢在天安门广场当着一百万人民宣判我死刑。"

  说到底,正如这场审判是一个政治行动一样,判决也必须反映当时领导层的想法;因此在三个星期里没能达成共识。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宣判江青和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姚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陈伯达有期徒刑十八年。其它五名将军被分别处以十六到十八年的有期徒刑。

  只要看一看中国领导人竟花费了那么长的时间才作出判决,人们就能想到,家长式的毛泽东之影响仍然很巨大。他在生前护佑了他的妻子步步高升,在死后还庇护她免于被立即处死。江青似乎知道,现在的领导层不敢完全否定毛泽东和党的第九次、第十次代表大会,那样做必然会严重损害党本身的威信。确实,她进行辩护的主要思路从未遭到控方的直接反驳。但是,她在迫害狂潮和34,375人丧命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她设立私刑室的做法,已经是无可宽恕的罪行,对此,即使判处死刑都太便宜了她。但是,对她的判决和对她的审判本身,都是受政治动机驱使的,因而也就要从政治的角度来决定。毛泽东的幽灵,制止了当政的领导层将她处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审判可以被看作是对毛泽东的间接审判,江青则充当了毛泽东的替代品。更深一步探究一下的话,人们可以说,这场审判是对整个制度的控告,这个制度允许毛泽东超越于中央委员会之上,并允许他的妻子一伙将国家推向大混乱和经济灾难的边缘。这场审判的最终效果是进一步侵蚀了毛泽东的形象和他所创制度的效力。

  审判引起的一个未曾意料的反应,是对华国锋主席的日后命运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作为四人帮横行之时的公安部部长,他签署了许多授权逮捕、监禁、甚至处决四人帮之政敌的批件,一些人说他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在审判中,对话偶尔超出了预定的范围,影射他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镇压天安门广场事件中起的作用。邓小平派人士马上利用这种形势,指责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搞"个人崇拜",在现代化计划中举措失当,强调革命热情而忽视踏实的经济规划。邓小平派人士认为华国锋的领导是毛泽东"错误"政策的延续,它将为心怀不满的极左分子提供一个将来东山再起、反对现任领导层政策的基点。华国锋受到了要他辞职的巨大压力。

  据报道,华国锋在1980年1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辞职将在1981年6月的下一次中央全会上正式生效。在此之前,华国锋虽然仍然是党的主席,却沦为一个挂名的人物。党内实权落到了总书记胡耀邦手里,而邓小平则成为中央军委的实际主席。虽然没有人否认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但中国的报纸越来越多地宣称,这样一个辉煌成就不应该归功于个人,而应该归功于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人民大众的意愿。随着华国锋的淡出,毛泽东时代接近尾声了。

  2.对毛泽东的评价

  在中国政治中,很少有什么事件像对毛泽东的评价那样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论。作为文革和四人帮牺牲品的实干派领导人,以及大批年轻人,主张对毛泽东的功过作出公正、严格的评价。他们认为毛泽东的遗产不适合现代化的新使命,他未能使中国摆脱贫穷,这可以看作是他的路线不适当的证据。另一方面,有一大批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和干部是由于毛泽东的革命而获得了地位,尤其是那些"老一辈人"和在文革中发迹的人。这批人认为,这样一种评价不啻是诋毁一个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中国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后一种观点得到其它许多人的同情,这些人从小就受以下这种不断的思想灌输的影响:毛主席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深渊中拯救出来,给了人民新的生活。这些人不能轻易地放弃对伟大领袖的习惯性崇敬。

  处在种种这些对立观点的风口浪尖,共识是很难达成的;最接近共识的是邓小平副主席的声明: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中共采取了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区分开来的原则。毛泽东思想被说成是中国革命实践的总和:是参加这场革命的所有人作出的贡献。因此它并不反映毛泽东个人的思维,而是所有中国人的遗产,故他们必须继续珍惜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毛泽东作为一个领袖,既作出了许多贡献,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公正地评价他的功过,必须做到实事求是,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2.1中共的评价  1981年6月27日到29日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终于作出了人们长久期待的党对毛泽东的评价。在领导层的换届上,全会接受了华国锋的辞呈,任命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从而打破了以往由一个人身兼这两个职务的传统。另一个人事变动是任命总理赵紫阳担任党的副主席,与胡耀邦和邓小平组成了"集体三人团"。华国锋降为六个副主席中排名最后的一位,虽无实权但地位仍相当高。9

  六中全会通过了三万五千字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决议详细评价了党在过去六十年里,特别是1949年以来的成就。但是,这份文件的一个重点是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在其中的作用。党的立场毫不含糊地严格:"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

  中共声称,这场运动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不符合中国实际。确实,从历史的回顾来看,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对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文革中充斥着错误的指责:被打倒的"走资派"事实上是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所谓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从来就不存在。对"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学者遭到了打击和迫害。此外,文革以人民群众的名义进行,但实际上却既脱离党也脱离群众。文件一针见血地宣称:"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和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他成了狂热的个人崇拜的对象"。毛泽东的明显错误使得对他作一个认真的评价完全有必要,因为"忽视错误或粉饰错误不仅是不允许的,而且其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对毛泽东的结论是: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毛泽东同志......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混淆了是非和敌我......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这份党的文件也评价了华国锋;决议虽然对他在粉碎四人帮和某些经济工作中的建设性作用给与了恰当的肯定,但也批评了他的左倾思想。华国锋被称为"凡是派"--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因而使左倾错误得以持续。华国锋参与了"批邓"运动,在出任党的主席后又阻止纠正错案,包括阻挠为受害干部和天安门广场事件平反昭雪。他甚至搞"个人崇拜"。更坏的是,在1977年8月的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他阻止检讨文化大革命的努力,反而利用他的权势肯定文革;后来,他也对推行冒进的经济政策负有责任。文件宣称:"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10

  胡耀邦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1981年7月1日)的第一份重要讲话中,对毛泽东作了简明扼要的评价。胡耀邦宣称,毛泽东最伟大的贡献是他早先抵制二、三十年代的那种崇拜外国(苏联)经验的"幼稚病"。他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形势的新策略。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人民伟大斗争胜利的纪录",它的创造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胡耀邦说,因此,它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是我党的指导原则。在称赞了毛泽东之后,胡耀邦进行了正式的批评:

  如同很多站在历史潮流前面的伟大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和错误一样,毛泽东同志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在他的晚年,由于长时期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而过分地相信自己,越来越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特别是脱离党的集体领导,往往拒绝甚至压制别人的正确意见,这样就不能不发生许多失误,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和长时间的严重错误,给党和人民带来了很大的不幸。当然,应该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和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候,党没有能够阻止毛泽东同志逐渐发展起来的错误,而且接受和赞同了他的某些错误主张。我们一些长期跟随毛泽东同志战斗的他的学生们,也深感自己对此负有责任,并且决心记取应有的教训。

  虽然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那就十分清楚,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毛泽东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革命,并为之奋斗了一生。他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光荣的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他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最早找到了革命的正确道路,制定了正确的总战略,并且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理论和策略,使革命转败为胜。建国以后,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新中国很快站住了脚,并且开创了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即使毛泽东同志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错误已经很严重的时候,他仍然警觉地注视着祖国的独立和安全,准确地把握住世界形势的新发展,领导党和人民顶住了霸权主义的一切压力,确定了我们对外关系的新格局。在长期斗争中,我们全党同志从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那里吸取智慧和力量。培育了我们党的一代又一代的领导者和大批干部,教育了全国各族人民。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伟大功绩是永垂不朽的。11

  值得注意的是,胡耀邦在通篇讲话中一处都没有称呼毛主席,而只是称他毛泽东同志。"文化大革命"也加上了引号,以表示他不承认它的合法性。

  2.2一个历史学家的观点  在客观评价毛泽东时,实事求是的历史学家们将首先承认他作为一个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基人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开创者的伟大。但如果他们忽略毛泽东的各种政策错误及其后果,那他们将是不称职的历史学家。最大的错误是他对人口全然不加控制。包括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内的一些专家12对人口爆炸的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作了警告,但毛泽东争辩说人口问题只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苏联没有作任何的人口控制,却没有遭受什么消极后果--中国为什么就不同了呢毛泽东用人多力量大的天真信念来批驳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越多的工作意味着越多的产量和越快的经济发展。结果是人口失控地增长,从五十年代初的五亿增长到今天的超过十亿;而由于全国性的灾害、工业用地的增加和穷人砍树烧火,耕地面积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为十亿人提供衣食住行和职业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地球上没有其它任何国家背这样重的包袱。它耗费了大量本可用于经济发展的国家资源。由于庞大的人口中有80%居住在农村,因此,提高农业生产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所在。但毛泽东却仿效苏联大力投资重工业而轻视农业投入的模式,造成了农业产量的极端低下。毛泽东没有注意到下列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格言:一个社会的基础在于,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率超过劳动者个人的需求,从而生产出剩余物资来支持国家的其它部门。在三十年里,中国的农业部门处在被忽视和半自主的状态,使得必须进口食品来满足国内需求,因而消耗了大量本来就贫乏的外汇储备。在1978-1979年,农村人均年产值只有50美元--低得太可怜,根本产生不了有可能支持经济增长和改善生活水平的剩余产值。除非农业形势得到大大改善,出生率得到严格控制,否则,中国向现代化的进军充其量是缓慢而又吃力的。回顾从前,毛泽东的人口和农业政策造成了对迅速现代化的最严重障碍。

  第二个重大的政策失误是加强中国的孤立局面。除了中苏合作处在全盛期的五十年代之外,中国完全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达二十年之久。在自力更生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科学、技术、艺术、教育和其它文化方面损失了借鉴其它国家发展成果的好处。正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西方和日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恰恰就在此时,中国却在搞内讧和阶级斗争。中国为这种孤立付出的代价是无法实际计算出来的。

  第三个政策失误是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左倾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在1980年12月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党的副主席、经济学家陈云尖锐地宣称:"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1957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1958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这种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13这种"错误思维"的一个明显观点是喜欢立竿见影,完全不顾客观的经济现实,所以导致了"把空想当作真理,顽固地根据自我意识办事,在今天做未来才有可能的事"。这种"左倾冒险主义"严重损害了经济结构中的生产关系。而且,不断革命的信条还导致了"盲动主义",制定不切实际的经济目标,这些目标靠超出国家支付能力的投资水平来支撑。由此而来的是上报虚假数据欺瞒领导的浮夸风,冒进主义和盲动主义这对交织在一起的双胞怪胎,把中华民族推到了崩溃的边缘。14

  毛泽东的第四大错误是自认为在党内占据无可置疑的最高地位,破坏了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并开创了"一人统治"的模式。作为革命领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自封为"家长",搞"一言堂"。他的行为反映了"家天下"的封建主义观念。这样,官方文件开头经常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词句,表明了个人凌驾于党之上,使党的八大确立的集体领导形同虚设。特务头子康生之流的奉承者投毛泽东所好,宣称一部党史如果提其它领导人的贡献,将会贬低毛泽东,并制造一个对立的中央。这样,党史成了一部伟大领袖毛泽东与其它领导人接连不断作斗争的编年史,一直到最后他一个一个地将所有人全部打倒。15像过去的皇帝一样,毛泽东是个家长、导师、甚至是神,不会做错事。他泰然自若地"指定"接班人,并护佑妻子上升到她不该占据的高位上。阿克顿(Acton)的名言"权力导致腐化,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显得完全正确!

  毛泽东的政治作风,除了给他自己以绝对的控制外,还给各省和各地县党委书记树立了榜样;他们在各自的辖区里像小家长和更小的家长一样行事。没有他们的同意,什么事也做不了,这样就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了一个高度官僚化的特权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前身--DQ注)。16

  党怎么能让所有这一切发生的呢?中国人自己很难找出一个适当的答案,但他们最终提出了两种解释。第一种宣称,在中国,像在其它共产主义国家一样,革命政党的领导人在夺取政权期间,被赋予了巨大的决定权和行动自由。一当取得胜利,这种权力集中便有继续下去的趋势;而由于领袖人物显然巨大的贡献,他的追随者们愿意接受他的崇高地位。他的地位最终成为制度化,得到了终生的领袖地位,并且将其它人的劳动成果算在他自己名下。

  流传更广的官方解释则探讨中国过去的封建时代对所有人思想和行为造成的深刻影响。官阶和等级制度中高下之分以及家长作用的痕迹随处可见。农民和小生产者不习惯于掌握自己的命运,相反,依赖于作为"救星"的皇帝之仁慈;作为回报,他们向他表示忠诚和感激。因此,由一个人掌握高度集中的权力有着强大的社会先例。即使是中国共产党本身也反映了这种封建影响,造成了无人敢批评家长的情形出现。结果,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成了一句空话:在集体领导中,有一个人比其它人"更平等",而在民主集中制中,集中压倒了民主。17

  这些解释无疑都站得住脚,但它们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因素:毛泽东牢牢控制了军队、秘密警察、安全系统、8341部队、情报网络和调查机关,这就使与他对抗成为完全不可能的事。那些敢于批评他的人将冒身家性命之险。

  总之,历史学家同意,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家是极其成功的,但作为一个国家建设者却令人失望地乖僻无常。他在1957年以前的巨大成就对其它人来说是个灵感源泉,但所有人都应从他以后的严重错误中吸取教训。

  3.新的领导层和新的秩序

  随着评价毛泽东的微妙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及党的错误得到承认,沉重的心理包袱被甩掉了。新的权力结构使胡耀邦、邓小平和赵紫阳牢牢地控制了党、军队和政府,巩固了他们为中国的未来设计的蓝图。他们致力于一场现代化的革命。为了消除任何误解,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向全国强调了以下六点思想:18

  1.我们全体党员要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奋不顾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我们要善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胡耀邦重申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3.我们要进一步健全党的民主生活,严格党的组织纪律......我们必须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凡属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党委的集体讨论,作出决定,不能个人说了算。党委的决定,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各级党委都要实行集体领导......讲求质量,讲求效率。(为了加强党内民主),任何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内的任何个人甚至中央领导人,不受打击。(但任何党员都不得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

  4.我们要善于经常清除自己身上的灰尘,在执政条件下永保革命青春。(胡耀邦非常坦率地承认)过去我们主要的错误是过火斗争,结果走向反面,导致人们既不愿自我批评,也不敢开展批评。我们要把这种不健康的风气纠正过来。

  5.我们要把更多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6.我们永远要坚持国际主义,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在同任何强国、富国的交往中,都一贯保持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而决不允许有任何卑躬屈节的思想行为。我们决心同全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一道,为台湾真正回到祖国,彻底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而奋斗。

  显然,毛泽东的政治工作作风和经济发展方针将不被遵循:不再有什么个人崇拜,不再压制党内会议上的发言自由,不再对批评领导人施加惩罚。但是,全体干部都将服从上级命令,开展经济建设,不得阳奉阴违。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对知识分子和涉外合同的轻视,以及对有限私有企业的反对也都遭到了排斥。

  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身就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为了确保这场革命的成功,胡耀邦号召促进党内团结和党群团结,并积极开展经济、文化、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国际交往,以建设一个"繁荣、富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将最终引导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胡耀邦的讲话和六中全会的公报和决议,是务实派取得胜利的圆满体现。根据团结、稳定、和解、务实、民主和切实发展经济的精神,一个新秩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诞生了。随着它的诞生,毛泽东时代走向了终结。

  4.中国共产主义:三十五年回顾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欢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多么洪亮的声音,多么吉祥的开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抗已经被一扫而光,中国以十九世纪中叶以来闻所未闻的方式统一了起来。对于具有艺术家气质的毛泽东来说,中国是一张巨幅空白画面;他那革命的浪漫主义、想象力、理想主义和平均主义,曾令中国五万万同胞充满了遐想。毛泽东周身散发的才能光环与他对革命胜利所作的贡献,似乎将保证中国达到国内安全、国际尊重并最终成为世界大国的目标。

  显然,这些目标至少部分地达到了。最大的成就有:中国(除台湾外)统一在一个中央政府之下,它获得了国际事务的主要参与者的地位,它消灭了地主制度,为工业化奠定了基础,改善了公共卫生,有选择地发展了科学技术(尤其是在原子能和火箭方面),提高了识字率,取得了重大的考古发现,这些发现将能够对古代中国历史作新的解释。为十多亿人提供衣食住行和就业是对一个巨大挑战所作的回应,地球上还没有其它任何国家遇到过这样的挑战。最后,统计数据表明,工农业生产总值和社会服务都有了相当大的增长。

  然而,最近的中国领导人公开承认,虽然取得了某些进步,中国仍然处在一穷二白的状态。国家的物质条件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二十年里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19由于其它国家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巨大进步,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现在也许比1949年时更大了。是什么东西阻挠了中国在解放后的三十年里取得更大的进步呢

  中国内部的主要障碍是政治不稳定和党内外民主原则的被破坏。除了洋溢着革命性动力和建设新世界激情的七年(1949-1956年)外,中国最近的历史一直受着动乱和斗争的困扰,以至国家几乎被拖垮了。政治动荡导致了杰出才能的大量废置、经济发展的中断、思想和艺术创造力的被摧残。

  关于中国政治不稳定的渊源,人们普遍认为1956年的中共八大是政治发展中的分水岭。这次大会与前一次大会一样,强调党内民主和自由讨论问题。它确认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的集体领导,1956年到1957年初被认为是中共历史上的"鼎盛期"。

  在这个鼎盛期中,毛泽东发起了百花齐放运动,知识分子尖锐地批评党的某些政策。毛泽东的反应是觉得中国共产主义本身好像受到了批评的威胁,他发动了反右运动,伤害了一百万人。毛泽东推翻了八大的决定,宣称"八大关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此以后,毛泽东就扩大了阶级斗争的范围,挑起了不断的动荡。家长制概念排斥集体领导,占据了上风,党中央成了一言堂。当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表达对大跃进的看法时,他被撤了职,并被斥责为"右倾机会主义者"。之后,没人敢说真话了。党的民主被拖垮了。20

  一当毛泽东的"无所不能"表现出来,机会主义者和阴谋家便众集到他周围,通过紧跟在他左右来博取权力。他们的权力斗争把整个国家推入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康生、林彪和四人帮的得势将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法西斯专政,其中还附带着封建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特征。21

  政治不稳定和党内民主的消失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1979年7月1日,《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评论说:在过去三十年里,每当党内民主相对充分、民主集中制相对健康之时,党在经济工作中的领导就比较符合实际,问题出现时比较容易被发现并得到纠正,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每当党内缺乏民主时,就没有人敢于说真话。盲目服从便盛行起来,党的经政策往往就脱离实际,脱离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就出现放慢、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22

  中国方面的统计表明,经济发展出现了三个增长期(1949-1957年、1963-1965年,1977-1988年)和两个下降期(1958-1962年、1966-1976年)。在毛泽东的二十七年统治中,只有1952-1957年是真正增长的年份,而1949-1952年代表了从内战恢复,1963-1965年则代表从大跃进恢复。下列数据概括了过去三十年里的发展。

  恢复和增长期

   1949-52年 1953-57年 1963-65年 1977年 1978-86年 工业 36% 19.2% 7.9% 14.1% 134.3% 农业 14% 4.5% 11.1% 67.2% 国民收入 不详 不详 14.5% 下降期

   1958-62年 1967年 1968年 1974年 1976年 工业 +3.8% -13.8% -5% +0.3% +1.3% 农业 -4.3% -2.5% 国民收入 -3.9%     数据来自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1979年第3期,第1-8页;CIA,China-Economic Policy and Performance in 1978(Washington,D.C.,1988).

  中国起伏不定的发展表明,擅长政治斗争的革命领袖不一定通晓经济事务。毛泽东尤其不愿注意经济专家的建议,也不根据经济规律和国家的实际情况办事。五十年代,他接受苏联的发展模式,强调重工业而轻视农业和轻工业,而中国的实际状态却表明相反的方针更加合理些。当苏联模式被证明不合适时,他陡然转而搞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此后二十年里便是众所周知的"左倾冒险主义"经历,导致了时间、精力、资金和才能的浪费。结果,中国的人均收入(300美元),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位居最后一名,生产能力远远落后于香港和韩国。23

  然而,尽管有政治的不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起伏,中国在工农业生产上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农业的平均年增长率为2%-3%,工业增长率为9%-10%。在1952年到1987年间,粮食产量从1.639亿吨增长到4.02亿吨;煤产量从6,640万吨增长到9.2亿吨;钢铁产量从135万吨增长到5,622万吨;原油产量从44万吨增长到1.34亿万吨(*此处数据可能有误,大概应该为1.34亿吨--DQ);电力从73亿千瓦增长到4,960亿千瓦。24但是,生产增长的许多利益,都因人口从5.7亿爆炸到10.8亿而抵销掉了。

  从过去三十五年中吸取的教训是很多的。首先,必须要有政治和社会稳定,使政府得以开展有秩序的改革和发展。第二,必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争取达到零点增长率。第三,必须在所有领域,包括科学、技术、教育和艺术领域,加强国际合作。第四,必须尽可能避免战争,因为战争是最浪费财政和人力资源的东西。第五,必须改革政治制度,以防止重新出现家长统治,并确保党内外民主。对官僚主义、干部任用终身制和特权,如果不能根除的话,至少应予遏制。第六,经济发展既不能过"左"也不能过"右",而应"居中",要依据实际情况和经济规律。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党必须记取阿克顿的格言:权力导致腐化,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除非这些严重的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否则,党在人民中的信誉将大打折扣。(参见第四十一章"中国共产主义四十五周年"一节)。

  【参考书目:】

  1.《世纪大审判》 (北京,1981年)。

  2."爱国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人民日报》,1981年3月19日。

  3.Bonavia, David, Verdict in Peking: The Trial of the Gang of Four (London, 1984).

  4.《权力不能过份集中于个人》,《红旗》,1980年第17期,第5-8页。撰稿人为该杂志的一名特约评论员,此人肯定与邓小平副主席很接近。

  5."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1981年6月29日通过,Beijing Review, No. 27:6-8 (July 6, 1981).

  6.Hsiung, James C. (ed.),Symposium: The Trial of the"Gang of Four"and Its Implication in China (Baltimore, 1981). Occasional Papers/Reprint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chool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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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Li, Victor H., Uw without Lawyers: A Comparative View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Boulder,1 978).

  14."领导制度必须改革",《红旗》, 1980年第17期,第1-4页。由该刊特约评论员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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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卢中坚:"三十年的教训",《争鸣》杂志,香港,第24期,第5-15页,(1979年10 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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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刊登在《人民日报》,1981年7月1日 上。

  21.邵玉铭:《试论中共政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功过》,《海外学人》,台北,第99期,第6-20页(1980年10月)。

  22.《端正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论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人民日报》,北京,1981年4月9日。 Wilson, Dick (ed.), 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 (Cambridge, Eng., 1977).

  23.Witke, Roxane, Comrade Chiang Ch 'ing (Boston, 1977). Yahuda, Michael,"Political Generations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 80:793- 805 (Dec. 1979).

  24.《要公开地、科学地评毛》,《争鸣》杂志,香港,第24期,第4页,社论(1979 年10月1日)。

  【注释:】

  1《中央日报》,1980年11月16日。根据国民党方面的专家报告。

  2 同上注,1980年8月12日。专家报告。

  3 包括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

  4 这五位将军是:70岁的解放军前总参谋长黄永胜;65岁的前空军司令吴法宪;66岁的前海军政委李作鹏;66岁的前解放军总后勤部长邱会作;61岁的前南京空军政委江腾蛟。

  5 起诉书全文刊登在《世纪大审判》(北京,1981年),第18-26、49-98页。

  6 煤炭部部长是张霖之。十一名教授和刘少奇的熟人遭受折磨,其中三个被迫害致死。《世纪大审判》,第43-45、56-57页。

  7 同上注,第39页。

  8 同上注,第105页。

  9"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公报",1981年6月29日通过。Beijing Review,No.27:6-9(July 6,1981).

  10 中文本《决议》刊登在1981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英文本可见于Beijing

  Review,同上注10-39。

  11 胡耀邦讲话的中文本刊登在1981年7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

  12 其它人有陈达和吴景超。

  13 <端正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撰写。刊登在1981年4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

  14 同上注。

  15 同上注,1980年9月18日,第5版。

  16《红旗》杂志评论员:<必须改革领导制度>,《红旗》杂志,1980年,第17期,第2-4页。

  17 同上注,第5-8页。

  18 全文刊登在1981年7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

  19 此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的观点。参见他的文章"Observe Economic

  Laws, Speed Up the Four Modernization,"Peking Review,47:18-19(Nov.24,1978).

  20 卢中坚:<三十年的教训>,《争鸣》杂志,香港,第24期,第8、11页(1979年10月1日)。

  21 同上注,第14页。

  22《人民日报》,1979年7月1日(原书注日期有误,故未查到原文,今从英文回译。_译者)。

  23 Lu Chung-chien,6.

  24 Xue Muqiao(ed.),Almanac of China's Economy, 1985/1986(Hong Kong,1986),26;国家统计局数据,北京,1988年2月23日,Beijing Review,March 7-13,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