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第二次条约安排
鸦片战争之后，耆英以中国与西方第一批条约的签订人身分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最丰富多采、最有生气和最成功的人。他与高级同僚伊里布绥靖了英国人，使王朝避过了外夷的灾难性进攻，从而享有了最知晓夷务的暧昧名声。北京的朝廷逐渐尊重和依靠他们来应付夷人。1842年10月17日，伊里布被委任为钦差大臣兼广州将军，耆英则补授权势显赫的两江总督肥缺。耆英被安置在南京而非派往广州一事表明，朝廷需要一个像他那样有经验的人来负责开放口岸、规划通商章程，并全面监督在江苏、浙江和福建的中西关系。1843年3月4日伊里布死后，耆英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是年4月6日，他被授予令人羡慕的钦差大臣头街，并以此身分全面接掌在广州之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任。他在1848年退休以前，实际上是中国的"外交大臣"。
1.耆英的新外交
渴望权势和职位的耆英实际上是自己设法博取了钦差大臣的官街，他极力向朝廷夸大英国人信任他作谈判者，并暗示有一些事务只有他才能同英国人摆平。确实，耆英发展了一套处理对外事务的新方法，这套方法经常显得相当有效：那就是亲善及个人外交的政策。他千方百计地让外国代表相信他的真诚、可靠和合作。1843年6月，在被委任为钦差大臣后不久，耆英请求乘一艘英国炮艇前往香港访问，并与当地的英国人觥筹交错、亲昵应酬。当耆英在香港再次见到璞鼎查时，他"以一个老朋友的热情和真诚拥抱璞鼎查，来显示自己感染到璞鼎查款待的情谊。"1 耆英对载他前来的英国炮艇和该艇船长赞不绝口，并且参观了英国军队司令的旗舰，出席了各种宴会，做出夸张的亲善姿态，又与英国人猜拳拇战，向每个人祝福健康，以及对璞鼎查曲意示好。2
1.1与璞鼎查的交情 耆英的亲善和个人外交政策普遍运用到外国代表身上，但以他与璞鼎查的交往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耆英得悉这个英国夷目年俸达1万元，因此猜测此人在本国一定是个要员，兼且他在中国拥有独断专行之权力，在他回国后或许也将在高层机构中发挥重大影响，与这样一个人培养友谊和信任不光光是一种权宜之策，而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方针。耆英抓住一切机会来发展与璞鼎查的亲密关系，当他看到一张璞鼎查全家的画像时，耆英大加夸奖璞鼎查的公子，并表示很想收其为养子，因为他自己尚无子嗣。随后他又提出要用自己妻子的画像交换璞鼎查夫人的画像--这对满洲人而言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或许是他当时发现洋人尊重妇女，促使了他提出这样的请求。璞鼎查不想冒犯耆英，便成全了他的两个意愿，其儿子更名为"弗雷德里克．耆英．璞鼎查"(Frederick Keying Pottinger)。在建立这种家庭关系后，两人互换礼物，耆英送了一只金手镯给璞鼎查，而璞鼎查则回赠了一柄英国宝剑和一条腰带给耆英。耆英甚至说在三、四年内回京后，将向皇上建议邀请名闻遐迩的璞鼎查从英国来华，接受钦赐双眼花翎顶戴的殊荣!在两人以后的通信中，这位满洲外交家称这位英国夷目为"挚友".3
1.2 1844年奏折 耆英的安抚、亲善和个人外交之政策，旨在消除洋人的疑虑、博取他们的信任，并促使他们在心理上处于一种感到有欠于他的状态。虽然这种政策有时确实减少了紧张的摩擦，但它不能改变这些洋人的基本目标。从耆英在1843年掌权到他1848年退休期间，这种方略大为盛行，成功地维持了中国对外关系中的相当平静和秩序。然而，在一些排外的保守派官员眼里，这样一种政策是对从前的敌人摇尾乞怜。反对气氛迫使耆英在1844年11月上呈的一份奏折中为自己的行动辩护。他声称要让外番夷人服从中华教化礼仪而招致麻烦，这是不必要的。他们不谙悉这些美好的习俗。相反，应以小恩小惠及外表的诚信应付他们，以便获取他们的信任并避免冲突：
前后三年之间，夷情变幻多端，非出一致，其所以抚靖羁縻之法，亦不得不移步换形。固在格之以诚，尤须驭之以术，有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有示以不疑方可消其反侧者，有加以款接方可生其欣感者，并有付之包荒不必深与计较方能于事有济者。缘夷人生长外番，其于天朝制度多不谙悉，而又往往强作解事，难以理晓......
且夷俗重女，每有尊客，必以妇女出见......奴才局促不安，而彼乃深为荣幸。此宝西洋各国风俗，不能律以中国之礼，倘骤加呵斥，无从破其愚蒙，适以为其猜嫌......
此等化外之人，于称谓体裁，昧然莫觉，若执公文之格式，与之权衡高下，即使舌敝唇焦，仍未免袖如充耳，不惟无从领悟，亦且立见龌龊，实于抚绥要务甚无裨益，与其争虚名而无实效，不若略小节而就大谋。4
耆英的手段对璞鼎查很管用，璞鼎查逐渐对自己有能力在中国结交朋友相当自豪。璞鼎查不是商人，因而无须考虑利润问题，他得以对中英关系持比较客观甚至宽大的态度。他察觉到外国人中有一种侵犯中国人权益的倾向，其方式在其它国家是不可容忍的，于是他向伦敦宣称他将采取"断然的措施"，勒令英国臣民遵守条约；此外他还告诫说，在华英国官员应防范欺负中国人的倾向，以免中国人对英国的公正和节制丧失信心。英国外交部赞同这一观点，要求殖民部、海军部和印度事务部相应地训令他们的在华部员。这样，由于耆英的亲善政策和璞鼎查的节制意识，中英关系出现了一段相当和谐的时期。
这种形势在1844年年中璞鼎查被德庇时取代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德庇时是东印度公司的一个旧雇员，曾在律劳卑手下担任第二监督。德庇时怀有英--印殖民者典型的对东方人的傲慢态度，他轻蔑地声称中国人"没有能力领悟最强大者一方对信义的恪守"，而且觉得耆英的外交"令人讨厌"且"颇为幼稚"，因此他对耆英所做的一切一概不作回应，以致耆英在1846年终于放弃了争取与他交往。5
1.3"广州入城问题" 战后时期最棘手的事件，是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的权利问题。在五个口岸中，除广州外，其它口岸全都按期向外国人开放通商、居住和驻设领事；上海在1843年11月开放、宁波在同年12月开放、福州和厦门在1844年6月开放。但是，广州的居民却顽强地拒绝让英国人人城，而只是同意他们居住在原来的商馆区。居民争辩说，虽然条约列明开放广州，但却没有明确写明洋人可住到城里。条约的确没有明文规定这一点，但其它四个开放口岸的居民都没有反对英国人进入他们城墙以内的权利。事实上，在上海的洋人获准进入该城后发现卫生条件和住宅条件并不理想，以致自动撤到城外建立了居住地。但在广州，英国人越是遇到抵制便越是坚持入城的权利。当地民众不想退让，并把英国人入城看作是对他们城市的一种侮辱，于是，"广州入城问题"便成为一个争执的焦点。
历史上，广州一向以与洋人冲突著称：据称在中古时期便发生过杀戮阿拉伯人的事件。在鸦片战争期间，广州人比其它任何城市的人遭受了英国人更大的羞辱，广州城是在1841年以"赎金"赎回的。在战后时期，广州遭受了一部分外贸生意被上海夺走的困厄，因为上海更靠近茶丝产地。广州的茶叶出口额从1844年的6,900万磅下降到1860年的2,700万磅；而上海同期的出口额则从1,100万磅上升到5,300万磅。广州的生丝出口从1845年的6,787担下降到1847年的l,200担；同期上海的生丝出口则从6,433脂上涨到21,176担。6 广州贸易的衰退损害了当地人的生计，于是他们将自己的不满发泄到人数最多的洋商英国人身上。这种普遍的不满得到了当地士绅的组织和领导，并配备了最初在鸦片战争时期由林则徐发给乡勇的武器，于是便成为一股相当大的力量。
身为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的耆英，夹在英国人不断加强的入城要求和广州绅民顽固的抵制中间。耆英知道中国的条约义务，但当地民众却未必知道；1846年1月，他大胆宣布开放广州城。他这样做的后果是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无数的揭帖四围流传，抨击他的安抚政策，并讽刺他向敌人谄媚奉承。暴民们上演了一场袭击据说是亲英的广州知府的闹剧，火烧了他的衙门，使广州城陷入一片混乱。耆英在这种众怒难犯的形势下不得不修改了他的公告。幸运的是，英国政府并不想为"广州入城问题"立即与中国发生冲突。1846年4月，德庇时和耆英达成了一项协定：英国人将推迟入城；中国则允诺不将舟山群岛割让给其它任何国家(以杜绝当时盛传的法国之图谋)作为交换。
受英国人退让的鼓舞，广州民众变得比以往更加大胆，他们向外出的英国人投掷石块和侮辱的事件屡有发生。1847年4月，德庇时进行报复；他率900名士兵乘三艘武装汽船和一艘方帆双桅船攻陷了虎门炮台，塞住了827门火炮的炮口并占领了广州的商馆区。4月6日，耆英连忙与他谈妥一项协定：清廷答应让英国人在两年之后入城，并惩处那些冒犯英国人的华人，以及给予英国商人和传教士建造货栈和教堂的权利。
由于向英国人妥协，耆英的公众形象无可挽回地损坏了。他意识到"广州人城问题"迟早会触发一场他本人无力阻止的冲突，也知道他本人无力对付沿海地区日益加剧的海盗问题，于是他设法在事态变得不可收拾之前摆脱困境。他以年老体衰为由请求朝廷将他召回。他的请求被恩准了，1848年3月耆英返回北京。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的职务授给了一位仇视洋人的官员徐广缙(约1786-1858年)，而广东巡抚一职则授予了叶名琛(1807-1859年)。继耆英被召回后，这两人的任命标志着中国政府内部那股在战败后一直低落的排外势力重新抬头。徐广缙和叶名琛在厂州通力合作，对洋人采取一种不作屈服的傲慢姿态，同时暗中鼓动民众中的反洋情绪，鼓励他们阻遏英国人的入城。袭击和侮辱英国人及向英国人投掷石块甚至杀戮的事件经常发生，中英关系急剧恶化。
2.广州方面的强硬政策，1848-1856年
中国方面在广州的人事变更与英国方面的人事变更同时发生。文翰爵士(Sir S．George Bonham，1803-1863年)替代德庇时出任香港总督、特命全权公使兼驻华商务监督。文翰是东印度公司一名船长的儿子，少年得志，二十多岁时便被任命为新加坡常驻参赞，1837年当上了威尔士太子岛(Prince of Wales Island)、新加坡和马六甲联合殖民地总督。文翰粗通汉语，略知中国的风俗习惯，且颇有"务实"之声望，故他在1848年被巴麦尊任命为香港总督。
文翰与钦差大臣徐广缙于1848年4月29日第一次会晤。尽管文翰对会晤的礼仪感到满意，却发现徐广缙"寡言少语"。6月7日，他致函徐广缙，建议应作出初步安排，以兑现耆英--德庇时协议中允许英国人在1849年进入广州城。徐广缙答称，鉴于地方舆情的强烈反对，"前督耆英(1847年)许其进城，必以二年为期，亦明知进城必不相安，姑为一时权宜之计"云云。巴麦尊虽然不愿放弃入城权，却也怀疑进入一个敌对的城市究竟有多少实用价值，故他建议这项权利，可局限为英国全权公使或领事在中国官员的陪同下入城对两广总督作公务拜会。实际上，他在1848年12月30日授权文翰可回避争端。
1849年4月1日，徐广缙向文翰转述皇帝的谕旨，称皇帝不能置广州人民自发一致之舆情而不顾。文翰在谒见钦差的所有努力都失败后，于4月9日用信函通告中国当局，称"所争议之间题暂为搁置，但必须是悬而未决"。广州人相信，他们可怕的大规模公众示威(卷入了约10万民众和乡勇)震慑了英国人，使其放弃了要求。当得意洋洋的徐广缙和叶名琛上奏朝廷称文翰已同意"嗣后不再议入城之事"时，大感欣慰的皇帝赏封徐广缙子爵世袭，叶名琛男爵世袭，并嘉奖广州民众的忠君爱国之忱。巴麦尊对中国的愤怒难以言表，他训令文翰向北京送交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提醒中国的大员记住"前任的官员在1839年所犯的错误"，并警告说："迄今为止，英国政府所表现出的忍耐并非出于软弱感，而是出于自信强大实力的意识。英国政府深知，如果情势需要，英国军队可以把整个广州城毁得片瓦不留，使该城人民受到最大的惩罚。"朝廷轻蔑地处置这个警告，称这样一份桀骜无礼的信不配答覆，以免把这些蛮夷宠惯得更加目空一切。文翰随后在1849年8月24日亲自送交了一份正式的抗议照会，他在其中概述了与"广州入城问题"相关的事件的全部过程，而且警告说："两国间将来无论发生任何对中国不利的事件，其过失都将落在中国政府方面。"7
1850年，固执的道光皇帝驾崩，20岁的儿子咸丰皇帝继位，执行了一项更加不妥协的对外政策。一些主张抚夷的人如穆彰阿和耆英等被撤职、贬降或由一些鼓吹排夷的官员取代。一位仇洋的官员建议皇帝应将鸦片战争的英雄林则徐召回京师供职，以示对英国人的警告："粤东夷务，林始之而徐终之；两臣皆为英夷所敬畏。"但林则徐自1849年夏天起身体一直很糟，次年11月22日在赴广西出任巡抚兼钦差大臣新职的途中去世。当1852年徐广缙被另遣去镇压太平军(参见下章)时，更反洋、更顽固、更傲慢的叶名琛接任了徐广缙的职位。叶名琛公开地藐视外夷，拒不答复他们的信函或与他们会晤，并称天朝大吏不应自贬身价接见外夷，而应回避他们以维护国家尊严。法国公使始终无法获得接见达十五个月之久。
然而，中国之态度趋于强硬并未引起英国人的反应，新的自由党政府采取一种温和的姿态，而文翰因获准休假由包令(John Bowring，1792-1872年)接任一事更加强了英国的温和倾向。身材高大的包令是一位博学之士，而且是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曾任《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ister Review)的主编，做过边沁(Jeremy Bentham)的私人秘书，也是维利尔斯(George Villiers)(日后的外交大臣克拉兰敦勋爵"Lord Clarendon")的挚友。包令发觉自己财政境况拮据，于是申请出任驻广州领事一职。他在1849年获得了任命，并随后对他在广州所见到的中华文明着了迷。当他在1852年接替文翰出任商务监督兼全权代表时，他受格兰维尔勋爵(Lord Granville)告诫不要与中国当局展开令人恼火的谈判，并且在事先得到国内同意之前也不要使用武力。在他要求与叶名琛会晤的请求一如所料地碰了硬钉子之后，伦敦训令他"不要提任何准许英国臣民进入广州城之类的问题，就是你本人也不必企图进入该城。"8
除了"广州入城问题"以外，还有其它一些问题也使中西关系趋于紧张：外国人始终想将贸易从五个口岸扩展到全中国、在北京设立常驻使节以绕开顽固的广州当局，以及由于战后商品价格普遍下降而产生的降低关税要求。这些问题汇合到一起，在外国人中间引发了一种要求修约的强烈冲动。根据1844年的中美和中法条约，应在十二年后即1856年进行修约。尽管1842年的《南京条约》没有关于修约的条款，但英国人声称最惠国待遇使他们同样有权利在十二年后即1854年进行修约。基于共同的利益，美国和法国的公使支持英国的要求。1854年，三国公使建议讨论修约问题；叶名琛断然拒绝，称全无必要。英美代表既不能在广州说动叶名琛，也没能在上海开始谈判，遂于1854年10月北上寻求满意的答复。在大沽，他们没有获得直隶总督的接见(该员受朝廷之命不得亲自接见夷人)，只得到了一个次等官员长芦盐政崇纶的接待。两位公使提出修订税率、在北京设使节、开放天津、获得在内地购置地产之权、鸦片进口合法化、废除内地厘金等要求；朝廷斥责这些要求毫无道理，责令公使返回广州。
1856年，三国公使再次提出修约要求。朝廷告知可允许作一些合理的小变动，但重大条款不予考虑，以免万年和约(《南京条约》)失去其意义。然而，在广州的叶名琛顽固地拒绝谈判，即使细小变通也不容许，坚称如予夷人一寸，彼等或进一尺。美国特使伯驾(Peter Parker)不愿退让，于是独自试图前往北京。在上海，中国人阻止了他继续北上的努力。在这种状况下，外国、尤其是英国逐渐不耐烦了，即使是那位生性平和的包令也被迫向伦敦报称，需要用战舰来扩展和改善英国与中国的关系。
3.亚罗战争
触发英国发泄其愤怒的是1856年的"亚罗号"(Arrow)事件。"亚罗号"是一艘三桅帆船，装备欧式船壳和中式帆篷的混合船舶；它由一位居于香港的华人9 所拥有，并已向英国香港皇家殖民地当局登记，以防备中国官府无力剿灭的沿海海盗。1856年1O月8日早晨8时到8时半之间，当"亚罗号"悬挂英国国旗停泊在广州城外时，4名中国官佐和60名兵丁登上该船，声称要搜寻一个臭名远扬的海盗，据称这名海盗就在船上。他们拘拿了12名华人船员，在混乱中，英国国旗被扯下。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Harry Parkes)受包令指示，于10月12日强烈抗议中国方面侮辱英国国旗，并不经英国领事的许可拘捕船员。他要求以后尊重英国国旗、释放全部12名水手，并在48小时内由两广总督出具一份书面道歉。叶名琛严词否认当时船上有张挂任何国旗，并质问该领事为什么干预一宗由中国巡捕在一艘停泊于中国港口及中国人所拥有的船上拘拿中国人的案件。叶名琛当时并不知道，在事件发生之前，"亚罗号"的登记业已过期，否则他肯定还要加上这一条。包令本人的观点是"在执照过期以后可以不给予法律上的'英国之保护'"。但是，香港的一条法令规定，如果过期发生在船只出海期间，登记将继续生效直至其返回香港。根据这条法令，巴夏礼坚持"亚罗号"在停泊广州及返回香港以前仍受英国保护，而在中国水域的任何英国船舶都是英国领土，享有完全的治外法权。巴夏礼认为叶名琛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于是下令扣押一艘中国师船以作赔偿要挟。在相持良久之后，叶名琛于10月22日放回了12名船员，但断然拒绝道歉。10月23日，西马海军上将(Admiral Seymour)率英国炮艇驶入省河轰炸广州城。除10月26日星期天宣布为停火日外，炮轰以侮辱性的规律持续不断：每10分钟轰击叶名琛的衙门一次。28日，叶名琛下令对蛮夷发动全线进攻。英国人在29日冲进他的衙门，群情激愤的广州民众在英国军队面前完全无能为力，民众在12月14日和15日焚烧了外国商馆以发泄怒气。
在伦敦，反对党严厉批评巴夏礼和包令又一次将英国拉入一场对外战争。1857年3月3日，格拉斯顿(Gladstone)在国会夸张地宣称："你们已把一个领事变成了一个外交家，而这位摇身一变的领事的确将挥洒自如地指导英国，去全力对付一个毫无防御的民族之芸芸众生。"10 在下议院，反对党成功地以263票对247票否决了政府的提案。巴麦尊下令重新选举国会，并在选举中强调捍卫英国荣誉和海外利益的重要性，最后以85席的优势重返国会。在他的对华政策得到确认之后，巴麦尊派遣自1846年起一直担任加拿大总督的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1811-1863年)出任全权代表兼征讨中国的统帅。
法国政府利用1856年2月在广西省(该省尚未对西方开放)发生的传教士马赖神甫(Abbe Auguste Chapdelaine)被杀一事，决定派一名有三十年经验的资深外交官葛罗男爵(Baron Gros)率一支部队参加英国的远征军。美国政府和俄国政府没有参加这次英法的行动，但它们派出了代表参与"和平的示威"。
英国给额尔金勋爵的训令要求是：(1)对英国臣民所受伤害予以补偿；(2)在广州和其它口岸履行条约规定；(3)赔偿英国臣民在最近动乱中遭受的损失；(4)外交代表长驻北京，或至少英国公使有权定期访问北京，以及英国全权代表获得与北京的中方大员直接打交道的权利；(5)修订条约，以便将商务扩展到诸大河沿岸城市。外交大臣克拉兰敦勋爵对额尔金强调，他的主要使命应是使贸易摆脱现有的束缚；另外，由于叶名琛的行为究竟是反映他自己的排外情绪还是出于北京的旨意尚不能确定，故通过外交代表与北京直接交往也极其重要。法国给葛罗男爵的训令要求大体相同的事情--包括扩展商务、自由传教，以及在北京派驻外交代表。
美国所派的全权代表是列卫廉(William B．Reed)，他是一位来自费城的政治家，曾在州政府任职，并在宾夕凡尼亚州大学教授美国历史。他被授意要与法国人和英国人和平地合作，但应向中国人表明，美国对中国没有任何领土或政治图谋。美国给他的训令要求是在北京常驻外交代表、开放新的口岸、降低国内关税、宗教自由、清剿海盗，以及将条约利益扩展到所有文明国家。另一个中立的国家俄罗斯派遣了海军上将普提雅廷(Putiatin)，他将在中国人面前装作与英法干涉者没有牵连，并强调中俄之间的长期友谊。但他暗中却扮演在满清帝国与欧洲列强之间的调停者角色，以防止这个王朝崩溃，使政治重心从中国北方转到中国南方--这种重心的转移如果实现，将使英国人得益。
额尔金勋爵于1857年7月2日抵达香港，但却发现"印度兵变"(Sepoy Mutiny)需要他分派一部分军队前往该国。在完成印度使命后，他于9月返回香港，接到了克拉兰敦勋爵要他攻占广州的授权。随后，为确定与法国人联合行动的细节拖延了一段时间，但到1857年12月初，部队已集结待命了。12月12日，额尔金与葛罗要求叶名琛明确同意直接谈判并支付赔偿，叶名琛置若罔闻。12月24日联军的最后通牒期限到了，仍未得到叶名琛的答复，英法军队于12月28日猛攻广州城，俘获了叶名琛，把他囚禁于英国战舰"无畏号"(H．M．s．Inflexble)上。英国人不久发现这个行动使这艘战舰不能投入战斗；于是将他运往了加尔各答，一年后他死于该地。英法盟军建立了一个管理广州城的委员会，以巴夏礼为负责官员，而日常事务则留待满人巡抚柏贵处理。这个傀儡政权维持了三年，直到1860年达成最后条约安排才告终，它或许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傀儡政权。
联军轻取广州表明了叶名琛没有作任何加强城防的努力，据说他相信占卜，在扶乩时被告知英夷将在十五天后离去，于是他便不作任何长期抵抗的准备。在他垮台后流传下面的一句话，以讽刺他处理国事的方式："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实际上，叶名琛并非是人们想象的傻瓜，他是一个颇有心计的政治家，他的执拗是内心之不安全感的伪装。叶名琛知道军事上中国无法抵抗英国，如果他动武而挑起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他将会像林则徐那样以流放结局；相反，如果他执行一项抚靖政策，他又将招徕皇帝的不悦、公众的谴责、颜面丢尽甚至于被流放，就像落在琦善和耆英头上的命运一样。身处两难境地的他便采取了袖手旁观的姿态，同时板起一副对洋人冷淡、傲慢且极度藐视的面孔。在私下里，他却指望这些惟利是图的蛮夷不会以牺牲其商务为代价而延长这种动荡局势，最终他的迷信和失算之代价是被俘、流放和客死异乡。11
3.1天津谈判 在解决广州问题之后，额尔金和葛罗向北进发，以要求朝廷给予满意答复。他们在1858年4月中旬抵达了天津外的北直隶湾，与直隶总督进行了一些初步接触，然而他们发现该名总督不具备进行谈判的"充分授权"，于是他们攻占了大沽要塞和天津。朝廷被敌人的迅猛推进所震撼，急忙授予73岁的大学士桂良和52岁的吏部尚书花沙纳"全权"前来会晤额尔金和葛罗。桂良和花沙纳在6月3日到达天津，不久后又会同了第三名谈判者，此人便是著名的耆英。
我们记得，耆英受召于1848年返京，1850年咸丰皇帝登基时，他被不光彩地贬为五品官街。他一直深居简出，直到1858年，难缠的夷务纠葛重新使人们想起了他的精明外交。皇帝将他从失宠中召回，派他赴天津应付夷人。耆英在失势的岁月里身体己大大衰老，眼睛半盲，他于6月9日抵达天津。他的露面在英法盟军中引起丁关注，他们猜想和怀疑这是一套诡计，因为他们从额尔金在叶名琛的衙门缴获的文书中得知，耆英如何向朝廷炫耀他敷衍这些难以捉摸的蛮夷的手段。额尔金凭直觉察觉到，耆英是怀着重新施展其"安抚""羁縻"夷人之老一套手腕前来，因此不能允许他在天津活动。两位年轻的助手李泰国(Horatio Lay)和威妥玛(Thomas Wade)被额尔金派去见耆英。当耆英开始玩弄起他那套温柔羁縻、个人魅力、不停恭维这两位英国人的老把戏时，李泰国夸张地出示了一份文书--耆英著名的1844年奏折--并让花沙纳大聋诵读起来。场景极其尴尬，耆英只得含羞地进行语无伦次的辩解，而两位英国人则开怀大笑．耆英发现自己不被英国人接受，未经钦准便离开谈判。由于违旨开差，他被套上枷锁回京受审，并被赐自裁。这位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最丰富多\xE1\x8A的外交家就这样结束了一生：他因应付洋人的狡黠才能在四十年代出尽风头，而后当此种才能不再能迷惑其对手时就丢掉了性命。
3.2 1858年《天津条约》 天津谈判集中在四个主要问题上：在北京长驻公使，开放长江沿岸的新口岸、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游历，以及赔偿。在这四个问题中，常驻使节问题是额尔金关注的中心，因为他已逐渐相信，倘若不取消驻广州钦差大臣充任中国"外交大臣"之角色的体系，以及不迫使北京的朝廷亲自掌管对外事务从而免去地方官员向皇帝报忧的难处，那么，就不可能保持与中国的平静关系。额尔金的助手、主要负责谈判事务的李泰国甚至强调这一点，广州体系是令到外国人像"帝廷与该省当局间的一只皮球那样被踢来踢去"的根源，而如果没有在北京驻设外交代表的权利，新的条约"将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12 中方谈判者争辩说，外交使节驻京于天朝体制不合，对此李泰国直截了当地宣称："你们将肯定会看到，这项条款既对我们有好处，也将对你们有好处。良药固然苦口，但后效极佳。我的态度越是严厉，我对你们的贡献就越大。"他不停地威胁、欺凌及侮辱中方使者。桂良在李泰国的凶蛮姿态面前完全无能为力，他竞乞求于对方的侧隐之心，说他如接受这项条款，他这条73岁的老命就要送掉。额尔金禁不住对这位满洲老叟心生怜悯，但他最终还是决定不动摇立场。额尔金宣称："此刻我统领着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近在北京城咫尺，我应该如此地表现，以便让皇帝知道他有义务让他的全权代表与我达成和平，即使他不赞成和平的条件。"13 1858年6月11日，李泰国警告说，除非即日接受条款，否则将进军北京。桂良别无他法，只得同意让英国外交代表驻京。他最后一分钟的策略是不管如何先达成一项协定，把这帮敌人打发出华北，然后再设计挽回失去的权利。
桂良未经朝廷事先许可便作出了让步，然而皇帝把外交代表驻京视作封贡体系的终结和对中国天下共主身分的否认，故他仍然强烈地反对这个条款。这迫使像桂良这样一位娴熟老练的政客耗费全部手段、胆量和技巧来说服皇帝相信，此种困厄无可避免。他向这位焦虑的主子透露了他的密策："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条约)即可作为废纸。"在另一场合，他滑稽可笑地告诉皇帝说，夷使一旦驻节北京或将不欲久呆："夷人最怕花钱，任其自备资斧；又畏风尘，驻之(北京)无益，必将自去。"14
1858年6月26日，额尔金的兄弟布鲁斯(Federick Bruce)警告说，如果天黑前仍不在条约上签字，那将到北京去签约。"刀"架在脖子上的桂良和花沙纳当日与英国签订了《天津条约》，一天后与法国签订了条约。与俄国和美国的《天津条约》分别在此前于6月13日和18日签署了。与法国、俄国和美国的条约载明它们的外交官只是定期访问北京，而不是如中英条约中写明的常驻条款。但由于有最惠国待遇，它们也一体享有英国人得到的果实。《天津条约》中的其它一些条款包括：(1)开放十个新口岸；15 (2)外国人持领事颁发的护照并经中国官宪的副署即可在中国境内各处游历，但他们在诸开放口岸周围1OO里(33英里)以内旅行则无需护照；(3)对外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厘金不得超过其价值的2．5%；(4)赔偿英国400万两，赔偿法国200万两；(5)无论旧教还是新教的传教士在中国全境有行动自由。
在条约签署后，布鲁斯作为信使携条约回国以征得女王的批准，而条约换文将在自签订日起一年内在中国举行。英法联军撤出了华北，额尔金勋爵则前往日本谈判一项条约，但他答应将在数月内返回上海，按《天津条约》第26条规定商订通商税则。
3.3上海税则商议 额尔金离开中国期间，咸丰皇帝设计出一条密策，即他将向英国人提议免除其商品的全部关税，而换取废除《天津条约》，或至少废除该约的四个最应反对的条款：公使驻京、开放长江、沿岸贸易、内地游历和赔款。皇帝抵制公使驻京的原因之一，是他可笑地担忧这些夷使将建造高大的房屋，借助双筒望远镜，从上面窥探宫中的动静!他授意桂良和驻南京的总督何桂清(1816-1862年)在即将开始的上海税则商议中向额尔金提议该项方案。此二公对这一切实际的方案大为震惊，他们激烈地表示反对，并上奏皇帝说，夷商与夷酋乃两个泾渭分明的团体，免除关税将令前者感恩，然恐难令后者戴德，夷酋仍将坚持彻底履行条约。他们巧妙地对皇帝说，夷人从无进贡，自当纳税以为贡献，此笔税银正可抵付赔偿费用。此外，若允夷商免税而不允华商免课，则夷商将过于得利，而驱华商于困境。皇帝终于放弃了他的密策。16
1858年1O月的上海税则商议，在一种与四个月前的天津谈判完全不同的气氛中进行。在日本完成使命而返抵上海的额尔金情绪很好，此次也没有李泰国的欺凌或布鲁斯进军北京的威吓。由于上海距京城有800英里之遥，故也不存在夷人威胁的急迫感。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下，桂良找到了施展外交才能的机会。借助直率的劝说和诚恳的申辩，桂良成功地让额尔金作出了一项君子协定，即倘若将来携《天津条约》换文的英国使节在北京受到适当的对待，额尔金就会选择驻在北京之外的地方，而且将访问京城当成是为公务所需的定期往返而已。
至于新税则，进出口货物值百抽五的原则得到了确认，只鸦片、茶、丝除外。谈判确定了鸦片进口的合法化，规定其税率为每箱30两，这相当于其平均价值的7%到8%。茶叶出口的现有税则保持不变，其税率为每担2．5两，只相当于每磅1.5便士，相较在英国的进口税就高出许多，每担达l先令，合每磅5便士。协定还保持了生丝每担10两的旧有税则，基本低于值百抽五的标准。
4.第二次协定
4.1大沽的击退 1859年3月1日，布鲁斯被委命为英国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受命在北京换约，但将驻节上海。布鲁斯于1859年5月抵达中国，发觉中国人试图迫使他在上海换约。他被这套伎俩激怒，宣称他赴京师乃是"攸关权利而非出于恩赐"。他率领兵船和士卒向北进发，于6月18日抵达白河。北京方面要求他走大沽以北的北塘后路，但布鲁斯坚称只有走经过天津的正路才符合他的身分。中国人警告他说，通往天津的河道已用铁柱、锁链和木筏堵塞住了，且两岸的炮台将阻止通行。河上的障碍物清晰可见，但布鲁斯却没有认真地对待中方的警告。他命海军上将何伯(Admiral Hope)清除障碍，为他打开前往天津的通道。1859年6月25日，约600名海军陆战队员和一个工兵连队被派去拆除障碍。由于海潮低落及河岸泥泞湿滑，他们因此被困而无法上岸。两岸的中国炮台突然以令人惊讶的准确度开火，给英国人造成了巨大损失：434人伤亡、4艘船舰被击沉，何伯上将本人身负重伤。基于"血浓于水"的信念，身为战场中立观察员的美国舰队司令达底拿(Tattnall)给英国人提供支持。中国人只遭受到轻微的损失．大沽的溃退给英国的威信予以沉重的打击，也鼓舞了中国人中的排外势力。
英法公使退回上海，但接替列卫廉出任美国公使的华若翰(John E．ward)却决定接受中国人指定的进京路线。1859年7月20日，他所率的二十名美国使团及十名中国人在北塘搭乘马车，然后又转乘宽敞的船前往通州，从那里他们再乘马车前行，于7月27日抵达北京。在北京，他们被安顿在美轮美奂的豪宅中，他们的要求都因"皇恩浩荡"而得到满足。不过他们不得在城里自由走动，也不得会晤已先期抵京的俄国公使伊格那提业夫(Nikolai Ignatiev)。中国方面安排了华若翰一次觐见皇帝的机会，但因他拒绝磕头--除了对上帝和女人--觐见未能举行。美国总统布坎南(Buchanan)致中国皇帝的信交桂良转呈给了皇帝，《天津条约》的换约后来在北塘与直隶总督17 进行。总的来说，中国人的接待是"客气而非诚挚开放"。华若翰本人说，在整个行程中，他得到了"高度的照顾和尊重，一直是礼貌周到"，而美国政府也宣布它对接待感到满意．然而，英国人却坚持说美国人在北京的待遇是不体面的。18
布鲁斯因在动武中表现得"太过卤莽"而在英国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外交大臣罗素勋爵(Lord Russell)承认，《天津条约》并未写明进京换约的路线，根据通行的国际惯例，和平时期内河是不对外国军舰开放的。1859年11月10日，伦敦向布鲁斯发来了一份训斥："尽管不允许经通常的和最便利的路线进京肯定是一种不友好态度的表现，但此事你应予抗议和谈判，而不该诉诸武力清除路障。"布鲁斯认识到他的判断失误，承认根据旧的条约他是无权赴北京，而尽管新的条约给了他进京的权利，可这个条约还没有生效。19
4.2北京协定 尽管英国认识到布鲁斯的错误策略，但女王仍决意在北京履行换约。伦敦对布鲁斯的信心业已动摇，于是决定派额尔金勋爵再度使华，额尔金勉强接受了这项使命。由于途中在加勒角(Point de Galle)发生了一次沉船事件，额尔金的情绪越发低落。营救工作打捞回了几箱香槟酒，但他的委命状和官服却失掉了，这必须重新从伦敦送来。他麾下的远征军包括41艘战船、143艘运输船和由妹婿克灵顿(Hope Grant)将军统领的约11,000士兵，他们将与孟托班(de Montauban)将军率领的6,700名法国军队协同作战。
英法联军绕过华南，于1860年8月向北推进，进攻北塘和白河，再次威胁北京的安全。桂良急忙赶赴天津，但也无法挽救颓势。额尔金剿爵坚持要带400到500士兵在北京换文，并派巴夏礼率一队人前去探明道路及下榻之寓所。巴夏礼在离北京约1O英里处的通州遇上了新任钦差大臣怡亲王，并在争执中侮辱了亲王。就在此刻，天津知府被英军士兵扣押的消息传了过来，怡亲王下令拘押巴夏礼作为报复，在中国人眼里，此人是挑起广州之乱的元凶，是英国霸道行径的化身，或许是在华洋人中最可恨的人。额尔金彻底失去了耐性，他率部队攻进北京，逼得皇帝前往热河避难。额尔金找不到与他谈判的朝廷，竟想要扶植一个汉人王朝来替代满清王朝，并烧毁宫殿，以惩罚非法拘禁巴夏礼及虐待战俘的行径。最后他被俄国和法国的外交官伊格那提业夫将军和葛罗男爵说服，放弃了这两个想法，代之以火烧圆明园。20
在这些局势严峻的日子里，俄国大使伊格那提业夫积极地在英法全权代表与留在北京负责和谈的皇帝之弟恭亲王之间，充当了调停者角色。当恭亲王被火烧圆明园吓得想逃离京城之时，伊格那提业夫劝说他留下来接受联军的条件，以避免彻底灭亡。伊格那提业夫的外交活动将在下一节中探讨；这里要说的是，通过在两边左右逢源，他为俄国获取了一个巨大的外交胜利。1860年10月24日，额尔金逼迫恭亲王签署了《北京条约》，该约一劳永逸地为英国获得了在中国京城长驻外交代表的权利；赔款增加到各付英国和法国800万两；天津对外国商务开放并允许外国人居住。此外，英国获得了香港对面的九龙半岛，而法国则确保了天主教传教士有权在中国内地购置地产。在达成这样的和平条约后，联军在俄国外交官的敦促下于1860年11月8日前后撤篱了北京。
4.3俄国的推进 1860年11月14日，在联军撤出北京后不到一星期，伊格那提业夫得到了《中俄续增条约》(即《中俄北京条约》)，作为其调停的奖赏。根据该约，俄国获得了乌苏里江以东新割让的领土，使它根据1858年《瑷珲条约》获得的权益得以合法化。伊格那提业夫成功地为穆拉维约夫(Nikolai Muraviev)主政下俄国在黑龙江地区近二十年的推进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1825-1855年)时期的俄国人受英国在鸦片战争中之成就的鼓励，加强了在中国的活动，对东突厥斯坦和黑龙江地区进行了双管齐下式的渗透。通过1851年的《伊犁条约》，他们在新疆北部获得了一个立足点，该条约给予了俄国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经商、建造货栈及设立领事的权利。在黑龙江地区，自1847年起，俄国的推进由担任东部西伯利亚总督的穆拉维约夫执行。穆拉维约夫以伊尔库次克为官署，发起了沿黑龙江而下的诸次劫掠，在一些战略要点修筑堡垒并占领黑龙江下游地区。到1858年，他处在一种非常强大的地位，足以威逼懦弱的满洲将军奕山签订了《瑷珲条约》，该约将黑龙江和松花江北岸的领土割让予俄国，将乌苏里江以东至海滨的领土置于中俄共管之下。这三条河禁止中俄以外的所有其它国家之船舶通行。然而，由于这项条约完全否定了1689年《尼布楚条约》确立的边界，清廷坚决拒绝批准该约。
伊格那提业夫曾担任过沙皇侍卫官，他在1859年夏接替普提雅廷出任驻华大使。他是一个精明的策划家和狡猾的外交官，受命前来执行微妙使命，为俄罗斯争夺对华事务之国际领导权，使《瑷珲条约》获得批准，并防止满清王朝(俄国与之维持着较有利的条约安排)崩溃。他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是充当中国人和英法侵略者之间的调解人。他由陆路经恰克图到达北京，首先与理藩院尚书肃顺进行了旷日持久但毫无成效的谈判，21 肃顺对承认《瑷珲条约》、扩展贸易至中国内地及重新划分新疆边界等事宜毫不放松。愤恨之余，伊格那提业夫1860年5月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向英法全权代表痛斥中国刻意刁难英法两国的计策，鼓励英法对北京采取积极的和不妥协的姿态。为取悦于英国人，他向英国人通报了中国京城的状况，后来又指点英国人在北塘登陆，并向克灵顿将军提供了一张北京地图，以帮助英国人进攻该城。
伊格那提业夫紧随联军后尘返回北京，他狡猾地在中国人面前装作是一个必需的朋友。他向恭亲王自荐去调停中国与联军的事端，力争减少赔款，并促使联军尽早撤离北京，但要恭亲王同意下列条件：(1)批准《瑷珲条约》；(2)沿乌苏里江至朝鲜边界划定中俄东部边界，北部沿中国的常驻卡伦(常设性警戒线)划定疆界；(3)允许俄国在喀什噶尔、库伦和齐齐哈尔设立领事。恭亲王很清楚俄国人的两面三刀，并不愿意以如此昂贵的代价取得俄国之调停，但他也担心一旦拒绝俄国人的调停，将把俄国人驱到英法一方，从而使中国同时面临三个敌人。抱着将联军打发出北京的指望，他屈从了伊格那提业夫的调停提议。
1860年1O月24日签署《北京条约》之后，伊格那提业夫迫不及待地扬言，华北的严冬很快就要降临，它将会封冻住白河，那样，所有的外国人将被困住，并将暴露在可能发生的中国暴民之袭击面前；他信誓旦旦地称，他不久就要赴天津过冬。在他的影响下，克霞顿将军叫嚷着要早些退出北京，设定11月8日为最后期限。
联军撤离，伊格那提业夫与清政府谈判时不会有任何外国干扰。11月14日签署了《中俄北京条约》，这是对他有功于中国的奖赏。这个条约确认了俄国在《瑷珲条约》中的收获，包括黑龙江以北的领土，该地从此变成了阿穆尔省；不仅如此，该约还使俄国得以独占了乌苏里江以东至海滨的领土，该地从此成了滨海省。而且，库伦和喀什噶尔向俄国贸易开放，让俄国设立了领事，并允许俄国人居住。俄国人不费一兵一弹就获得了约30到4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还附带大量的商务特权。此外，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俄国也同样享有中英和中法条约的利益。22
第二套条约巩固了鸦片战争后签订的第一套条约，构成了一部坚固的条约体系，中国在1943年之前一直未能摆脱这套体系。毫无疑问，到1860年，这个中华文明古国被西方彻底打败并羞辱了。欧美海权国家一步一步地从广州向北推进至上海再至北京，而陆上国家俄罗斯则从西伯利亚--满洲边界向南推进到北京。西方国家通过建立条约口岸和扩展商务，争夺贸易利益和经济特权，俄国人则既强调贸易收益也强调取得领土。从南和从北而来的这两股推进势力，实实在在地构成了一种钳形活动，越来越繁地掐住江河日下的满清王朝。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西方和俄国是影响中国的两个主要根源，其后果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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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台北，1957年），第2章。
38.鸦片战争爆发，东印度公司轮船号攻击中国帆船。
【注释：】
1 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I, 110．
2 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I, 110，footnote f．
3 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I，111-112．
4 Teng and Fairbank，China's Response,38-40．
5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I, 269-270.
6 Morse，I，366．
7 Morse，I，395-398，402。
8 Fairbank，Trade and Dipiomacy, I，278；Morse，I, 403．
9 方亚明。
10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 144：1802(1857)．
11 Yen-yu Huang，"Viceroy Yeh Ming-ch'en and the Canton Episode(1856-1861)，"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6：1：37-127(March 1941)．
12 Horatio N．Lay，Our Interests in China (London，1864)，49；and Note on the Opium Question(London，1893)，12．
13 Hsu．China's Entrance，52-54．
14 Hsu．China's Entrance, 67-68．
15 南京、牛庄、登州、汉口、九江、镇江、台湾府、淡水、潮州和琼州
16 Hsu，China's Entrance, 71-75;T. F．Tsiang，"The Secret Plan of 1858,"CSPSR，15：2：290-299(July,1931).
17 恒福。
18 S．w williams，"Narrative of the American Embassy to Peking,"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3：315-349(Dec, 1859)。
19 Hsu．China's Entrance,95．
20 China：Dispatches,．Vol. 19，Doc．26．Ward to Cars，Nov．28，1860 (National Archives，Washington，D．C．)；Quested，The Expansion of Russia．260-262．
21 自1859年7月到9月，又从1859年12月到1860年4月。
22 这段时期内俄国人在中国的活动，参见Quested，chs．2-4；A．Buksgevden，Russki Kitai：Ocherki diplomaticheskikh snoshenu Rossu s Kitaem－Pekinsku dogovor 1860 g．(Port Arthur， 1902)．也见Hsu，China's Entrance,103-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