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鸦片战争

  十八世纪的广州贸易顺差严重地偏向于中国一边。外国商人前来购买茶叶、生丝、大黄和其它货物,是需要用金银来支付的,因为中国人对西方的工业产品无所需求--正如乾隆皇帝对英王乔治三世所称的那样:"天朝无所不有"。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船舶经常装载90%--有时高达98%--的黄金,只有10%的货物是商品。1781-1790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1,640万两,1800-1810年则达2,600万两。这种有利于中国的贸易顺差持续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才趋于平衡。1826年之后,贸易平衡开始向相反一端倾斜:1831-1833年间将近有1,000万银两从中国流出。1 随着时间的推进,这种逆差进一步扩大。是什么东西引起了这一贸易平衡的急剧逆转呢?只有一样东西:鸦片。

  1.鸦片贸易

  提炼鸦片的罂粟在公元七世纪末或八世纪初由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传人中国,中国人称其为"罂粟"、"米囊"、"阿芙蓉"或简称"白皮",主要用来做止痛安神的药;为求享受而吸食鸦片的情况,要到很久以后才有所闻。据称有一些台湾人在1620年时将鸦片与烟草混在一起吸食,这种做法在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传到了福建和广东,在那里,吸食的方式得到了改进:吸食者就着灯火烧化鸦片,并用一根竹管来吸。吸食鸦片迅速成了有闲阶层的一种时尚,不久后甚至连穷人也沾上了这种习惯。对鸦片的需求导致了外国进口的鸦片增加,也导致了在四川、云南、福建、浙江和广东种植罂粟辨栗。雍正皇帝(1723-1735年)出于道德风化的考虑,在1729年禁止销售和吸食鸦片,而嘉庆皇帝(1796-1820年)则在1796年明令取缔进口和种植鸦片。此后,在十九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经济方面的问题也浮现出来,因为鸦片贸易引致了白银的迅速外流。

  1773年,英国人取代葡萄牙人成为鸦片贸易的领头羊,是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获得了种植鸦片的垄断权--由孟加拉国国国国国府掌管从播种到在加尔各答出卖成品的一切事宜。东印度公司在得知中国禁烟之后,将鸦片的销售权让给持该公司执照经营航运的港脚船去做。在东印度公司的执照中有一项条款,是要求这类船舶装载该公司的鸦片,而在公开的航运指令中又总是有一项禁止贩运鸦片"以免牵连本公司"的声明。2 东印度公司就这样在印度大量生产廉价鸦片,同时又在中国道貌岸然地否认自己与鸦片贸易有任何关系。从法律和正式的角度来说,该公司确实没有涉足这种非法贸易。

  鸦片大致分三种类型:曰"公班土"(孟加拉国产鸦片)、"白皮"(西印度麻洼产鸦片)和"金花"(土耳其产鸦片)。它们的价格随时随地发生变化。在澳门,1801年时一箱 3"公班土"价值在洋银560到590元之间,1821年时价值2,075元,1835年时值744元;在相应的年份,一箱"白皮"分别价值400、1,325和602元。在1729年第一次禁烟时,每年的鸦片输入为200箱,但到1767年时已上升到了1,000箱。鸦片输入的增长是迅速而又持续的:在1800年到1820年间,平均每年的输入量是4,500箱,而在1820年到1830年间则超过了10,000箱。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鸦片的输入量剧增,到1838-1839年间达到了顶峰。引起这种剧增的原因有: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的取消、私商的涌入,以及鸦片交易从广州水域扩展到整个中国东南沿海水域。

  正规的贸易是通过以货易货或记帐交易的方式进行的,而鸦片贸易则不同--由于此种贸易属非法性质,因此只得在暗中进行,而且要用现金作交易。鸦片贸易的丰厚利润吸引了几乎所有的外国商人,

  只有像奥利芬特(D.W.C.Olyphant)那样的人才例外,他是一个"基督的虔敬仆人和中国的朋友"。英国私家商号"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and Company)是最主要鸦片贸易商,在1829-1930年间经营了五千箱鸦片,大约是输入中国之鸦片总量的三分之一。但正如查顿(Jardine)在1839年说的那样:"所有走私和走私者的始作俑者乃是东印度公司。"4

  美国商人既经营土耳其产鸦片,更经销印度产鸦片,印度鸦片构成了他们货物总量中的主干--约占95%。在1800年到1839年间,美国人向中国输入了一万箱鸦片。

  做鸦片交易的机构,即所谓的"窑口",通常拥有二万到一百万不等的资金。他们在外国商馆中付清购买鸦片的货款,然后驾驶航速极快的小型"走私艇",到停泊在伶仃岛的外国"趸船"上提货,这些走私艇也被叫做"快蟹"和"扒笼"。这些船艇全副武装,由六、七十个水手划桨,每边有二十来支橹桨,其航速令人吃惊。1831年时,大约有一、二百艘这种走私艇穿梭于广州周围水域。鸦片从广州向西运往广西和贵州,向东运往福建,向北运往河南、江西、安徽甚至远达陕西。鸦片贩子经常与黑道--即秘密会社和土匪--结交,也与山西钱商们保持联系,以便转拆资金。

  鸦片输入的迅速增长自然与中国对此种毒品之需求的增长联系在一起。十九世纪初叶的烟民主要是一些富家子弟,但这种陋习逐渐扩展到各色人等中间:政府官吏、商人、文人、妇女、仆役、兵丁、乃至于僧尼道士。在1838年时,广东和福建两省的烟馆像英格兰的酒馆一样比比皆是。烟民为得到鸦片,不惜任何代价,因为停吸这种毒品会引起焦躁不安、寒冷颤抖、发烧恶心、肌肉抽搐和筋骨疼痛等征兆。烟民会饥肠辘辘却吃不下东西,委顿疲惫却不能入睡。一名普通苦力一天约挣一钱(1/10两)到两钱银子,可他若是个烟民的话,便要将其收入的一半花在毒品上。一般的烟民每天要吸食半市钱 5 银子的鸦片烟膏,而许多烟民则要吸食这个份量的两倍。1838-1839年间输入的4万箱鸦片可提熬成240万斤烟膏,供应给约210万烟民吸食。据说中央政府官员中10%到20%的人和地方官员中20%到30%的人吸食鸦片。烟民的总人数估计在200到1,000万人之间。著名政治家林则徐称,若中国百人中有一人吸食鸦片则就有400万吸食者。中国人估计,每年花费在鸦片上的银两在1823年到1831年间约为1,700万到1,800万两左右,在1831到1834年间约为2,000万两,1834到1838年间则达3,000万两。6

  吸食鸦片对经济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把钱花在鸦片上,导致了对其它商品之需求停滞,其后果是市场的普遍萎缩。此外,鸦片的持续流入引起了白银的不断外流。在1828-1836年间,英国人从广州获取了3,790万元的白银,而在从1837年7月1日开始的年度里,他们更是获取了890万元的白银。不过,这里存在一个抵销性的因素:美国人和其它国家的外商向中国输入了金银。在1818年到1834年间,美国人输入了6,000万元的白银,而英国人则载走了5,000万元的白银。但随着鸦片贸易的增长,越来越少的美国现钞输入进来,同时却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白银被载走;在1828到1833年间,英国人运走了价值2,960万元的贵金属,而美国人输入的金银只有1,580万元.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这种白银外流的情况最为严重,每年约有400万到500万元的白银流出。7 白银的枯竭搅乱了国内经济,震动了市面上白银与铜钱之间的兑换率。1740年时,1两银换800文铜钱,而到1828年时,1两银在直隶值2,500文铜钱,在山东值2,600文铜钱。为应付这一经济危机,政府降低了铜钱的成色,并增加了每年铸造铜钱的数量。

  尽管鸦片贸易产生了上述这些经济影响,但由于缺乏一套完善的海关系统,一支有效的缉私水师和公共行政中的道德责任感,鸦片贸易无法被禁绝。经常有负责缉拦毒品交易的官员与走私者沆瀣一气,将一些免费的鸦片"样品"当作截获的走私品呈交官府。

  中国方面的禁烟不力恰恰与英国人的大力推进鸦片贸易相辅而行。东印度公司从鸦片生产中获取的利润在1832年为1,000万卢比,1837年为2,000万卢比,1838年为3,000万卢比。得自鸦片的收入,1826-1827年间,占该公司在印度财政收入的5%,l828-1829年间占9%,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占12%,总额几达400万英镑。英国国会下议院的特别委员会在1830年和1832年汇报称"放弃像东印度公司在盂加拉之鸦片垄断这样重要的收入来源,似不可取"。英国人在1836年向中国卖出了价值1,800万元的鸦片,而从中国买入了价值1,700万元的茶叶和生丝。显然,如果没有鸦片贸易,他们将承受严重的贸易逆差;鸦片已成为一帖医治英国贸易萧条的灵丹妙药。精明的惠灵顿公爵(Duke 0f Wellington)在1838年5月宣称,国会不仅不对鸦片贸易表示不快,而且还要爱护、扩展和促进这项贸易,8 这是不足为怪的。

  2.1834年的律劳卑使命

  1834年发生了一件意义深远的事件,使到中英关系大大恶化:那就是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自十八世纪中叶以来,"自由放任"和贸易自由等信念一直在英国积极发展,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特权遭到了实力日益上升的商人阶级之激烈抨击,这个阶级一直被排斥在有利可图的亚洲贸易之外。当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在1813年需要续签之时,国会考虑了贸易自由的呼声,使印度贸易对所有人开放,但最终仍给予该公司另一个二十年垄断对华贸易的期限。这个部分的让步并未满足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和伦敦等地影响日益扩大的制造商和企业家的要求;在广州的私商们也援引美国商人的例子,重新提出自由贸易的呼吁。英国国会内部进行了多次辩论,并于1830年指定一个小型特别委员会来调查这个问题。

  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行将终止的消息于1830年传到了广州。一间在中国经营了百多年的公司即将解散的前景,令当地的官员颇伤脑筋。他们关心今后如何对洋商进行控制的问题,因为这些洋商被认为是一帮有如"犬羊"的贪婪、暴戾和诡秘之徒。两广总督9在1831年要求英国在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终止后派一名"大班"驻节广州。英国国会在1833年8月28日决定委任三名商务监督,另外还作出了一些决定:在1834年4月22日正式结束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给予所有英国臣民在好望角和麦哲伦海峡之间自由经商的权利;建立一个法庭来审判英国臣民在中国及其海岸线100英里以内所犯的罪行。1833年12月10日,一位苏格兰贵族律劳卑(William John Napier)勋爵被任命为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由步楼东(H.C.Plowden)和东印度公司货头委员会末任主席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分别就任第二和第三监督。由于步楼东没有到职,德庇时便升任第二监督,而由另一位公司人员罗治臣(一作罗宾生,George B.Robinson)出任第三监督。义律(Charles Eiliott)被任命为船务总管,掌管"与虎门口内所有英国船舶及水手相关的事务"。

  这些措施导致了中英关系的一个根本性变化,英国政府取代了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打交道,官方关系替代了非官方关系。虽然贸易利益仍然左右着政策,但对国家尊严和威信的考虑具有比以往更重要的意义。这一变化对业已危如累卵的广州体系构成了一个重大打击。鸦片走私贸易在沿海的扩展,事实上已招致了单口贸易和垄断性广州贸易体系的终结。公行和东印度公司不再控制已扩展了的商务活动,货头委员会现在又被新委任的英国官员所替代。不幸的是,中国人丝毫不理解这些变化的含义,也没有作任何准备来应付这种新形势。

  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律劳卑开始履行其使命。英国给他的训令强调,对中国问题采取和解而稳健的对策,应"研究......用一可行的方法去维持一种友善的谅解",并应使所有英国臣民牢记他们"遵守中华帝国之法律和习惯的义务,只要这些法律在(对英国臣民)实施时本着公平与认真的态度,且同样地"行之于中国人和其它外国人。英国特别告诫他:(1)不要使用威胁性的语言,也不要去触动中国人的敏感之处;(2)除非迫不得已,否则不要运用军事力量;以及(3)审判牵涉到在华英国臣民的案件。 1834年1月25日,外交大臣巴麦尊(Palmerston)勋爵进一步训令律劳卑要通过信函,将他抵达中国一事告知两广总督,并要研究将贸易扩展到广州以外地区的可能性。总之,律劳卑接受了自相矛盾的命令,既要让英国获得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又要采取和解和友善的政策。

  然而,自找麻烦的并不只是这些训令--律劳卑的傲慢个性和狭窄的理解力,也足以注定他的使命的失败。作为一名英国的官员,他过分迫切地捍卫其个人的尊严和国家的荣誉了。他抵达中国后径直前赴广州,下榻于英国商馆,并向两广总督送去一封信,宣布他的到来。他这样行事便在好几点上违反了中国方面的规定:没有在澳门等待申领赴粤红牌;未经许可即移居商馆;没有通过行商用"禀"帖的格式向总督致函。

  不出所料,总督10 拒收他的信函,并命他立即离开广州。律劳卑对总督的做法看作是一种侮辱,指责总督"愚顽无知",并宣称英国无意发动一场战争,但它"准备得十分充分";他还补充说,阻碍他履行职责将像"隔断珠江水流"一样困难。总督报之以从英国商馆撤走所有的华人雇员,切断商馆的食物供应,并中断贸易。律劳卑召来了两艘英国驱逐舰,并威胁说:要命令它们"直抵城墙"。他致函在印度的格雷(Grey)伯爵称:"一支使用弓箭、长矛和盾牌的军队,面对一帮久经沙场的英国士兵能做些什么呢 我确信他们将永迈也不敢接上一仗。虎门的炮台不值一哂;那里面见不到人影。"律劳卑幻想自己将"作为一个令中华帝国广袤的原野向不列颠精神和工业开放的人而名垂青史"。11

  总督派兵包围了商馆,并宣称律劳卑是罪魁祸首,他一旦离开广州,贸易就将恢复正常。这一离间之计果然生效--惠特曼(Whiteman)、颠地(Dent)、布莱特曼(Brightman)等一帮英国商人私下请求粤海关监督重开贸易。律劳卑感到被自己同胞遗弃和出卖了,于是在9月11返回澳门,而且在那里病倒了,之后于1834年10月11日去世。随着这场当时所谓的"律劳卑风波"烟消云散,中断贸易的禁令立即取消。

  导致律劳卑失败的原因,既有他个人的自命不凡,也有给他的训令之自相矛盾。他行事的方式好像是一位国王的使节,然而他的头街只是商务监督而已。他不知道中国人并没有请一位英国官员来广州,而只要求一个大班,即一个商人头目前来。中国人无法理解,律劳卑为什么不像此前的货头委员会主席那样行事;也不明白新大班律劳卑怎么敢藐视现存的章程而要求与总督平等交往。在律劳卑一方,他准备勤武的打算与给他的训令相悖,训令要求采取和解的方式;他想在中围一举成名的勃勃雄心,促使他采取了排斥任何妥协可能的行动。惠灵顿公爵贴切地将律劳卑的惨败归因于"他一开始即使用他职位上并未赋予的权力,并企图以绝大的权威(英国国力)来强迫广州中国当局接受一种前所未有的交往方式。而中国人对此权威的性质及力量,一无所知。"12

  3.风暴前夕的平静

  德庇时接任了商务监督之职,并且采取一种沉默政策。作为东印度公司的一名长期雇员及该公司驻广州货头委员会的末任主席,他对自由贸易运动毫无同情之心。私商们立即对他进行讥讽和抨击,称"一个从前的贸易垄断'学校'培养出来的人......绝对不能胜任做自由商人的代表和总管"。在1834年年底以前,约有85名商人吁请伦敦派一名外交官率战舰和士兵前来中国,要求获取律劳卑所受侮辱的赔偿。德庇时在任仅一百天后便迫于压力而辞了职。

  罗治臣爵士于1835年1月成为新任监督,作为一名东印度公司的人员,他从未有精明强干之名,甚至称不上聪明。为避免卷入与中国人的纠纷,他在1835年11月25日将他的官署移到了停泊于伶仃岛的"路易莎号"(Louisa)船上。他那套"不要晃动船舨"的政策,令广州的官宪满意,所以贸易趋于正常、不受干扰、繁荣顺畅。英国商人对于罗治臣的无所作为不是很赞赏,于是产生了把他撵走的压力。在律劳卑手下担任船务总管,后又在德庇时手下担任第三监督的义律成了取代他的当然人选。

  义律是一位马德拉斯(Madras)总督之子,他不满律劳卑不作妥协、自命不凡的姿态,也不赞成罗治臣胆怯温顺、死气沉沉的政策。他相信,一项融信心力量及谨慎和解于一体,而又能巧妙说服广州当局相信英国无意给中国惹麻烦、且无领土野心的中间政策将被接受。他曾私下将观点呈送外交部,外交部对此印象深刻,于是在1836年6月任命他为在华商务总监督。他受命争取与中方大吏达成直接平等的官方交往关系,以及向中国官员致函时避免使用有辱国体的"禀"贴方式。但是,义律在向两广总督邓廷桢呈达第一份信函时,仍审慎地采用了禀贴的形式,目的是树立一种良好的印象,并显示英国的"宽宏大度"。中国人觉得他的行文遣辞恭顺对路,便允许他前来广州。

  义律在获得立脚点后,进一步争取与广州当局直接平等地打交道,而且取得了部分的成功。总督允许他通过行商而非公行收发密封文书,并可在任何时候从澳门前赴广州处理公务,只要他事先通报一下澳门的同侪即可。义律得意洋洋地向伦敦报称,这些安排使他处于一种与此前任何在华外国人都不一样的地位。然而,他企图废除禀贴形式的努力却没有成功;他为这一挫折辩白说,与自己官阶相等的中国官员在致函总督时也采用禀贴的形式。

  义律在到职之初就得悉,中国方面有一些人试图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这个想法源自广州著名书院"学海堂"的一帮学究,他们一方面对禁烟法令的形同虚设深感悲哀,另一方面又对白银的外流深恶痛绝。1836年5月17日,曾与学海堂过从甚密、现任太常寺少卿的许乃济大胆向朝廷建议,鸦片进口对照药材一样征课正规关税,并只准以货易货方式进行交易,以免白银外流;又应准许国内种植鸦片,以减轻对外来进口的需求。他对老百姓吸食鸦片不太在意,但他主张应严禁官员士子兵丁吸食。两广总督邓廷桢对该书院的观点也颇为赞许,且支持弛禁主张。外国商人总体上对这种可能性感到兴奋,只有少数一些主要的鸦片走私商例外,如查顿,他冷淡地承认:"就我们所关注的利益而言,我不认为这个计划有什么好处。"弛禁的前景促使洋商加大了鸦片的进口。

  与此同时,两份激烈反对弛禁的奏折上呈到皇帝那里。第一份奏折 13 强调,禁止鸦片的不力决不应成为弛禁的口实。法令犹如堤坝,不能仅因其部分毁坏即全然废置。虽有严禁之法,但娼、赌、逆、盗诸事固然是不会绝迹的。第二份奏折 14 称弛禁将令禁止民间吸食鸦片成为不可能之事,建议应将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役严密查拿,尽法惩治。这位上折人点了九个鸦片洋商的姓名--查顿、英尼斯(Innes)、颠地等人--并要求将其拘拿。尽管皇帝自己没有明确的主张,但在这两份奏折的促动下,否决了弛鸦片之禁的主意。1836年9月19日,皇帝谕令两广总督邓廷桢剿灭鸦片,并规划一长期的控制方案。从1836年5月持续到同年9月的弛禁举动立时停止了,那些预计会实施弛禁的洋商突然发觉自己囤聚了过剩的鸦片出不了手,这些鸦片是他们在这段期间从印度运来的。

  邓廷桢在1836年2月署理两广总督一职,他是一位勤勉清廉的官员。他给上述第二份奏折中提到的九名洋商四个月的宽限离开广州,而且毫不宽宥地缉拿中国的鸦片贩子和吸食者,到1837年年底,成功地捣毁了广州口外所有的"快蟹"和当地的走私网络。清剿的结果是,广州鸦片价格的暴跌:1838年2月,一箱"公班土"只值450墨西哥银元,一箱"剌班"(印度贝拿勒斯产鸦片)和"白皮"只值400元。孟买的鸦片出口从1836-1837年的2,420万卢比降至1837-1838年的1,120万卢比。到1838年12月,已有2,000名中国的鸦片贩子、窑口主和烟民被拘禁,而每天都会有嗜毒成性者被处决。查顿报告说,这位总督大人一直在"残忍地拘拿、审讯并吊死这些可怜的家伙......我们还从未见过有如此严厉、或者说如此普逼的迫害。"1839年1月的"广州行情快报"(Canton Press Price Current)报道说:"那里绝对是无事可做,所以我们撤下了我们的报价表。"15 到1838年年底,外国走私船绝迹了,而当新年来临之际,广州已完全清除了鸦片交易。鸦片交易的停滞,对英国商人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但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这种油水如此之大的贸易。

  4.林则徐在广州

  当邓廷桢在广州推行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之时,北京爆发了一场广泛的争论,议题是关于彻底清除鸦片交易的最佳方法,这种非法交易已对人民的健康和风化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并引起了巨额的白银流出中国。鸿胪寺卿黄爵滋在1838年6月2日上呈的一份奏折中,言辞激昂,要求将所有一年之内仍不戒烟者处定为死罪。大多数官员认为这个建议太严厉了,但它得到了一小部分人的支持,其中包括湖广总督林则徐。林则徐在一份一百多年来备受爱国主义者赞扬的奏疏中警告说,若鸦片不予禁绝,数十年后中国将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称"兴念及此,能无股栗!"他具体地提出了六点方案,涉及销毁烟枪烟具、在一定期限内改造烟民、惩治本国鸦片商贩和吸食者等,只有关于外国走私者一项比较谨慎。林则徐不是一个空谈家,而是一个实干家,他在自己的湖北和湖南辖区,成功地实施了这项方案,查没了5,500杆烟枪和12,000两毒品。皇帝对林则徐的言辞和成就印象深刻,遂于1838年12月31日委命他为钦差大臣,负责禁绝广州的鸦片交易。

  钦差林则徐(1785-1850年),福建侯官人,是古老中国培养出来的典型官员。1804年考中举人,1811年中进士,历任多项官职--其中有翰林院编修、云南乡试正考官、浙江盐运使、江苏按察使、江苏巡抚,最后于1837年授补湖广总督。他的刚正不阿和清正廉洁使他获得了"林青天"的美名。林则徐于54岁时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是一位阅历丰富、廉名卓著的人。备受鸦片之弊困扰的皇帝曾十九次就此问题与他磋商。1839年1月8日,林则徐从北京出发,于3月10日抵达广州。

  林则徐设行辕于粤华书院,誓言鸦片之害不靖决不离粤。他的方针是放手严惩中国的鸦片贩子、窑口主和吸食者,同时沉着坚韧地面对外国商人。他知道英国的威势,希望尽可能避免与它冲突;但鸦片必须禁绝,那怕不惜一战。他对中国鸦片贩子的查剿相当有成效:到1839年5月12日,已拘拿了1,600名违反禁令者,收缴了42,741杆烟枪和28,845斤鸦片;另外,又审判及严惩了一些与走私者勾结的腐败官吏。

  外国走私者构成了一个更为艰巨的难题。林则徐借助于翻译在澳门出版的外国报纸及一些外国地理著作来尽力了解西方,他还延请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医生为他翻译了瓦泰尔(Vattel,一作滑达尔)所著《国际法》(Le Droit des gens)中有关各国禁止违禁品和宣战之权利的三个章节。他两次致函维多利亚女王,请求她进行干预。他的第一封信分发给广州的洋人团体,但可能没有送达英国;在该信中,林则徐敦促女王制止鸦片的种植与加工。在更著名的第二封信中,他宣称:

  众夷良莠不齐,遂有夹带鸦片、诱惑华民,以致流毒各省者......以中国之利利于夷......岂有反以毒物害华民之理......试问天良何在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何忍更以害人之物恣无厌之求设使别国有人贩鸦片至英国诱人买食,当亦贵国王所深恶而痛绝之也......贵国王自不肯以己所不欲施之于人......王其诘奸除匿,以保义尔有邦,益昭恭顺之忱,共享太平之福。16

  这封信在1840年1月由"担麻士葛号"(Thomas Coutts)船主弯喇(Warner)带往伦敦,但英国外交部拒绝接纳弯喇。

  林则徐从天理、人心、中国的禁律和政府决策等几个方面,劝谕在广州的外国商人。他宣称他本人来自福建沿海,熟知夷人之诡计,不会堕入其圈套。1839年3月18日,林则徐责令他们在三天之内呈缴所有的鸦片,并出具一份嗣后永不敢非法夹带鸦片的甘结;如远反这份甘结将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林则徐提出每箱呈缴的鸦片将获五斤茶叶的奖励,但他从未提及金钱赔偿:他也从未考虑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的经济利益。

  洋人不理会他设置的3月2l日之最后期限,林则徐便威胁要处死两名公行的保商。洋商们象征性地交出了1,036箱鸦片,这自然不能令钦差大臣满意。两名公行总商伍浩官和年迈的卢茂官被套上枷锁,伍浩官的儿子和卢茂官的兄弟被投进大牢。随后林则徐又转向英商颠地,据称此人垄断了大半的鸦片进口和白银出口;颠地被勒令向广州知府自首。但他表示除非钦差大人担保他平安返回,否则便不自首。伍浩官向洋商苦苦哀求,提醒他们说,如果颠地继续抗命,他本人肯定要掉脑袋。3月23日,义律自澳门赴商馆与英商会合;24日,林则徐下令中断贸易,撤走华人买办和仆役,并包围了英国商馆。三百五十名洋商被困在商馆区里,因厨师、挑夫和仆人的撤走而大为不便,但他们并未缺乏食物,行商、汉语教习和从前的仆役经常偷偷送来面包、家禽、羊肉、鸡蛋、食油和食糖。最大的不自在是单调无聊、气候闷热和前景迷茫,软禁持续缴了六个星期。在义律看来,这是对英国人生命、自由和财产采取的强盗行径;但在林则徐看来,这却是中国法律的正当实施及对走私歹徒的正义惩罚。

  林则徐放出风声称,只要先交出四分之一的鸦片,买办、仆役和厨师即可返回商馆;再交出四分之一时,来往于黄埔与澳门之间的舢板即允许恢复行驶;交出第三个四分之一时,便将撤离对商馆的围困;当最后的四分之一交清时将恢复贸易。

  必须指出的是,在围困商馆之前的数月中,鸦片贸易一直处在停顿状态。1839年3月22日,马地臣(Matheson)记录道"最近五个月里在广州一箱鸦片都未售出"。约有五万箱鸦片等着出手,还有更多的鸦片正在从盂买运来的路上。义律一时觉得将鸦片交给林则徐将可缓解贸易停顿,且不失为一条让中国人来承担损失的妙法。1839年3月27日,他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发布一条公告,令所有英国商人将他们的鸦片交由他转缴给林则徐:

  本总监督兹......谨以不列颠女王陛下政府的名义并代表政府,责令在广州的所有女王陛下之臣民,为效忠女王陛下政府,将他们各自掌管的鸦片即行缴出,以便转交中国政府......且本总监督兹为了不列颠女王陛下政府并代表政府,充分而毫无保留地愿意对缴出鸦片经我之手转交中国政府的全体及每一位女王陛下的臣民负责。17

  由于这份宣言,鸦片的所有权易手了:它不再是商人的私人财产,而成了英国政府的公共财产。义律的决定被马地臣誉为"颇政治家风范的大手笔",马地臣同时也坦言称"中国人已落入了使他们自己直接面对女王陛下的圈套。如果中国人拒绝接受鸦片的话......我们的处境就要大大地不妙了。"18 义律担保要向林则徐缴出20,306箱鸦片,但到5月18日时他实际交出了21,306箱。林则徐本打算将这些鸦片押送到北京查销,但运输这么多的一批东西,十分复杂,致使皇帝令他就地销毁。为销毁这批鸦片挖了三个大坑--每个坑有150英尺长、75英尺宽、7英尺深。销烟开始于6月3日,是日,当着一些在省大员和外国参观者的面,鸦片烟球被砸成碎片扔进大坑,坑里有两英尺深的水。大量的盐和碳抛向大坑,石灰遇水发热沸腾,工人们搅拌混杂其中的鸦片直到它们完全溶化,然后将之冲进旁边的一条小溪,溪水带着溶化在石灰浆中的鸦片流入了大海。19 林则徐似乎赢得了一场对鸦片的道义和法律的完全胜利,但这个胜利却是虚幻的,因为英国人是决不会善罢罢休的。

  在被放出软禁之后,义律和全体英国人于1839年5月24日前赴澳门,而没有接受林则徐的具结要求。义律不失时机地敦促伦敦对中国采取"迅速而有力的措施",商人们也联合呼吁国会保护英国的利益,并采取步骤以兑现义律对被收缴鸦片作出赔偿的保证。一个以查顿为首的特别代表团被派往伦敦表达这些观点。与此同时,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近三百家与对华贸易有关的企业,发动了一场要求行动的宣传运动,无数本到处流传的小册子和故事,谴责中国人对英国臣民的侮辱。一位小册子作家说:"你拿了我的鸦片,我就拿你的岛屿,这样我们就清帐了;从今往后,要是你愿意,就让我们友好来往,和善相处。"20 1839年10月18日,巴麦尊在事先没有与国会磋商的情况下通知义律,称政府已决定派一支远征军封锁广州和白河。

  1839年7月12日,一帮英国水手在九龙杀死一名中国村民,21 这个事件给广州及澳门地区紧张的局势火上浇油。林则徐要求交出凶手,宣称:"杀人偿命,中外所同"。义律拒绝将英国臣民交由中国法律处置;他自己在"威廉要塞号"(Fort William)船上审讯了六名案犯,判处其中的两人在英国服三个月的苦役并罚款15镑,判另外三人六个月的监禁并罚款25镑,判最后一人无罪开释。但实际上,这些水手返回英国后并没有受惩处,因为政府判定义律无权审判他们。在林则徐方面,他被义律的拒不合作激怒,便对澳门的葡萄牙当局施加压力,要其驱逐这些英国人。1839年8月26日,所有英国臣民离开澳门前赴香港,那是一个距广州90英里远、方圆约30英里的荒凉小岛。林则徐随即偕总督邓廷桢大为风光地巡视了澳门,到此刻为止,林则徐已在冲突中节节获胜。

  然而,有一件事仍然悬而未决:那就是出具甘结。义律对此顽固抵制,理由是不经正当审讯即判处违约者死刑很不文明,且与英国的司法观念相悖。事实上,英国人自1784年起,而美国人则从1821年起,即拒绝服从中国的司法管辖。尽管义律不肯屈服,一些英国商人却感到义律无权阻止他们出具甘结,于是,"担麻士葛"号和"皇家萨克逊号"(Royal Saxotl)的船主违抗义律的命令自行签署了甘结。 1839年11月3日,当"皇家萨克逊号"驶至虎门希望与中国人通商时,"窝拉疑号(H.M.S.Volage)船长士密(H.Smith)发射一枚炮弹,凌空越过了"皇家萨克逊纫的顶帆。为保护"皇家萨克逊号"船,由提督关天培率领的中国水师与英国战舰在穿鼻洋发生了交战。二十九艘中国师船中有一艘当即被击成碎片,三艘被击沉,还有几艘受重创。战争爆发了,虽然中国方面没有正式宣战,但印度政府在1840年1月31日以英国女王陛下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宣战令。

  1839年12月6日,与英国人的贸易被"永久"中断了,但一些大胆的英国商人仍设法悬挂美国国旗继续经商。许多美国商号已出具了甘结;旗昌洋行的福布斯(Robert Forbes)宣称"我可不是为了我的健康或享乐来中国的......只要我能卖出一码货物或买进一磅茶叶,我就要忠于职守......我们美国佬可没有女王来担保我们的损失。"22 一直到1840年6月,当英国增援部队开来重起战衅时,美国人才离开广州前往澳门。

  5.鸦片战争

  英国远征军由海军少将懿律(George Elliott)统率前来,这支军队包含配备540门火炮的16艘军舰、4艘蒸汽战船、27艘运输船、1艘运兵船和4,000名士兵。在英国人看来,这场战争是一场报复性的战争,是一个捍卫他们的通商权利、维护其国家荣誉、纠正在华英国官员和臣民所受不公正待遇,以及确保未来开放的必要行动。在中国人看来,这场战争则主要是一场对鸦片的清剿。

  懿律被任命为首席委员、代表和全权公使,堂弟义律则被任命为副帅。英国给他们的训令要求是:(1)对非法拘禁英国商务监督及英国臣民予以全面赔偿;(2)归还收缴的鸦片或予以适当的赔偿;(3)赔偿加诸英国监督及臣民的凌辱和亵渎,并保证其未来的安全;(4)割让一个或数个岛屿;(5)废除垄断性的广州贸易制度及还清行商的欠款。巴麦尊还命令远征军;封锁中国所有的重要港口,以向中国人显示英国的力量;要求获得军费赔偿;占领舟山直到赔款全部付清;要求中国政府在白河给予答复,当然谈判可在其它地方进行。懿律还受命在厦门、宁波或白河将一封巴麦尊的信函交给中国官员,以便转呈给中国朝廷。

  5.1第一阶段  这场战争本身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6月懿律抵达中国持续到1841年1月《穿鼻草约》的缔结。林则徐预料到英国人会进攻广州,于是调集了一支约有60艘师船的"水师",以200多门新购买的洋炮巩固了虎门炮台,并用巨型铁索拦截了江面。但英国人却没有进攻广州,他们仅仅是封锁口岸便向北进发。7月2日,懿律和义律试图在厦门把巴麦尊信函送交给中国官员,信使打着白旗却遭到射击,中国人显然不懂打白旗的意思。他们继续北上,7月5日占领了舟山群岛上的定海。7月10日,他们在宁波也无法投送信件,于是封锁了该城,然后继续北驶。8月29日抵达了白河,在那里,直隶总督琦善收下了那封信。

  到此时为止,皇帝一直完全信任林则徐,他曾鼓励林则徐说"朕不虑卿等孟浪,但戒卿等不可畏葸"。在舟山失陷和从宁波到吴淞口之间诸口岸被封锁之后,各省大员开始批评林则徐,满族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穆彰阿也非难林则徐的强硬政策。皇帝对林则徐的信心动摇了,而当英国人进抵天津附近的白河从而直接威胁到北京的安全时,他对林则徐的信任便崩溃了。皇帝指责林则徐未能堵塞鸦片之弊却又节外生枝,严厉申饬林则徐:"外而断绝(鸦片)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走私犯),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林则徐上呈一份奏章称,中国造船铸炮,至多不过关税银的十分之一,即不难肃清夷患;对此皇帝批注:"一片胡言"。由于巴麦尊信函中的抱怨提及林则徐在广州的举动,并要求"从皇帝处获得赔偿和伸冤",皇帝误以为只需为彼等的冤情昭雪即可平息事态,他于是授权琦善在天津接待懿律和义律,摸清楚他们究竟要些什么。

  琦善是一位狡猾的政客,也是一名诡计多端的外交家,他很清楚北京宫廷暗地里对英国海军显示出的实力颇为焦虑。身为京城所在之直隶省的总督,他负责拱卫北京,但却无防御的手段。中国的枪炮陈旧落后,那些布置在山海关的大炮还是从明朝继承而来的;相反,英国人却拥有坚船利炮。由于武器装备上的悬殊,也由于那些称长江及沿海地区已全被封锁的沮丧消息,琦善断定,不仅开战毫无道理,而且还必须笼络住这些夷人。鉴于英国人抱怨林则徐在广州举止失措,琦善犹如抓住救命稻草似地认定,英国人或许并非是北上作战,而仅仅是为伸冤昭雪而来。在他想来,局势无非是义律与林则徐之间的一场官司,等候皇上的裁决。基于这种判断,琦善友善地接待了义律,并大施恭维之术告诉义律,皇帝已获悉了英国人的冤情,已派出一名大员赴广州勘查;英国人最好返回南方,在那里将可确定纠纷的真相并举行谈判。受谈判及解决之前景的鼓励,懿律和义律于9月15日离开了白河,这样,琦善就兵不血刃地将敌人从华北打发走了。23皇帝对琦善的外交手腕大为赞赏,遂委命他为钦差大臣,而林则徐则被很不体面地撤职,并发配至新疆伊犁。

  英国的官阶序列中也发生了统帅的变化,义律的权势不断上升,直到他于1840年11月29日取代懿律成为首席全权代表,而懿律则据说患上了"急性重病"。1840年12月后期,义律在广州与琦善谈判时,要求割让香港并获得赔偿,琦善意识到局势比义律与林则徐之间单纯的官司严峻得多,他虽然持和解的姿态但却不作让步,因为他知道,朝廷是不会同意割让领土的。义律于是进攻穿鼻要塞,并威胁要占领虎门。1841年1月20日,他迫使琦善同意拟订一份《穿鼻草约》,该约规定:(1)割让香港,但仍由中国政府征收该地商业捐税;(2)赔偿洋银600万元;(3)两国官员直接平等地进行交往;(4)于阴历新年后十天之内,即在2月1日之前重开广州商务。

  琦善没有在草约上加盖他的官印,但同意将上奏皇帝以求陛准。与此同时,他确保了英国人同意撤出定海、归还虎门附近的要塞,并将贸易限定于广州一地;但是,英国人在草约还未经朝廷批准前就占领了香港。消息传到北京,龙颜大怒,皇帝将琦善撤职并命枷销押解回京,对擅自割让领土并同意赔偿一事进行查办。朝廷称,琦善被派往广州是去勘查因林则徐举止失措而起的事态并矫正其过失,因此无权与洋人签订任何协定。他被处以抄没家产(计有1,000万英镑之巨)和斩监候的惩罚,1842年5月改判为流放黑龙江。

  英国政府同样对草约的条款不满,认为:赔款太少,不足以抵偿被收缴鸦片的价值;撤离定海太早;香港主权的割让不完整。巴麦尊告知女王称,义律没有充分利用他手头的军事力量,而接受了"最低的"可能条款。 1841年4月21日,他严厉斥责义律说:"你违背并藐视了给你的训令......从你的整个行动看来,你彷佛从头到尾把我的训令视为废纸......你好像在根据你自己的幻想,任意摆布你的国家之利益......你居然同意立即撤出舟山。......你获得了香港,一座几乎没有一间房屋的荒岛;在我看来,即使是这个所谓的割让,就其附加的条件而言,并非是该岛主权的割让(那种割让只能由中国皇帝签字才有效),而只是一种让我们在那里居住的许诺而已,就像葡萄牙人在澳门所获得的那种立足点一样。"24

  义律胆敢藐视训令一事,或许可以从以下的事实中得到解释:他在过去三年中一直没有得到任何训令,所以被迫在极其艰难复杂的局势中自行其是。他已非常习惯于自作主张,以致当他终于获得特殊的指令时,竟意识不到他必须毫不含糊地执行这些指令。义律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说,士兵中因痢疾、发烧和腹泻导致的高发病率和死亡率使撤离定海势在必行;在缔结草约后重开贸易使20,000吨积压货物得以清理,其中包括3,000磅茶叶,这将给英国关税带来300万英镑的净收入;恢复通商将造成一种和平的气氛,并将显示英国的宽宏大量。但是,在他的申辩还未送达伦敦之前,内阁就在1841年4月30日决定将他撤职,并拒绝接受草约,另派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爵士为新的驻华全权代表。

  5.2第二阶段  双方政府之否认《穿鼻草约》,宣告了新一阶段战事的开始。皇帝任命侄儿奕山为靖逆将军及钦差大臣,统领一支大军对付英国人。在璞鼎查到任之前仍统率英军的义律发动进攻,于1841年2月攻取虎门要塞,摧毁了中国人的防御工事,占领了珠江沿岸的所有战略要点,并包围了广州城,大股中国军队被困在城里。行商和广州知府缴纳洋银600万元"赎城费"以免该城涂炭,义律接受了赎金,以便能腾出手来率部北征,因为他认为应直接对朝廷施加压力而不应在中国的边缘耗费力量。1841年5月27日达成了第二次停火,条件是:(1)在一周内向英国人支付洋银600万元;(2)中国军队在六天内撤至广州城外60英里以外地区;(3)英军撤离虎门;(4)交换战俘;(5)搁置香港割让事宜。在赎城费全部付清后,英军于1841年5月31日开始撤退;此时,由当地士绅组织的一万名愤怒的广州人在三元里发动了一场突击,令撤退中的英国人大吃一惊,但未对他们造成多大损伤。25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此事件看作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次显现。

  5.4第三阶段  1841年8月,璞鼎查抵达澳门,义律返回英国,这标志着第三阶段战事的开始。璞鼎查已受命绕开广州北上重占定海;占领长江沿岸的一些要地;如有可能,向北推进至白河以重开谈判,谈判中应要求获取赔款、扩展通商口岸、保证英国臣民在中国的安全、完全割让香港。这些条款应写入一份正式条约,由中国皇帝批准,然后送呈英国女王。

  璞鼎查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给他的训令,留下一些船只守卫香港,然后于l841年8月21日出发北驶,率有船舰10艘及汽船4艘、携火炮336门与士兵2,5l9人。8月26日占领厦门,10月1日攻取定海,10月13日克陷宁波。当大为震惊的清廷从各省调集更多的军队和乡勇时,璞鼎查也在1842年春从印度获得了增援:计有25艘战舰携火炮668门、14艘汽船携火炮56门、9艘救护和给养船、步兵总人数1万,此外还有炮兵。英军运动迅捷,l842年6月16日占领了吴淞,6月19日占领了上海,7月21日占领了镇江--镇江是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重要交通枢纽,漕粮正是从此处运往华北。镇江的失陷令督抚大员大为焦急,他们这时请求皇帝同意和谈,继续抗战显然是徒劳无益的;此外,清廷也绝对不能再在汉人面前丢脸,以免汉人被鼓动起来造反。满族广州将军耆英被委命为钦差大臣,会同乍浦副都统、前任钦差大臣伊里布受朝廷之命开始和谈。璞鼎查拒绝在耆英出示他的"全权委命状"之前开始谈判,他于8月9日布置战舰作进攻南京之势。17日,耆英和伊里布原则上接受了和平条件,然后经过几天时间确定细节及翻译成中文,《南京条约》正本于1842年8月29日在"康华丽号"(Conmallis)军舰上签订;条约共有十三款,要旨如下:

  1.赔款2,100万洋银银元:1,200万为军费赔偿,600万为所销鸦片之赔款,300万为偿还行商拖欠洋商之债款。

  2.废除公行之垄断贸易制度。

  3.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口岸,供英国领事、商人及其家眷通商并居住。

  4.割让香港。(条约的中文本委婉地宣称,因英国商船远路跋涉来华,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故大皇帝恩准给予一个地方云云。)

  5.两国官方平等交往。

  6.核定关税,不久后确定。

  这项条约是战胜者在炮口下强加给战败者的,它没有欧美国际协定中通常有的仔细审议。最讽刺的是,作为这场战争之直接起因的鸦片竟然只字未提--双方都谨慎地避免提及鸦片之未来地位问题。中国皇帝在9月15日痛苦地批准了这项条约,维多利亚女王则在1842年12月28日批准了该约。

  1843年1O月8日签订了《五口通商附黏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该条款确定了进口关税率在货值的4%到13%之间,平均为5%;出口税在1.5%到10.75%之间。26该约还允许英国领事审判他们自己的臣民(即治外法权);允许英国军舰停泊于五个通商口岸,以保护贸易并管束水手;给予英国最惠国待遇,据此,以后其它国家在中国得到任何权益,英国都可以同样享有。

  继英国人之后,美国人和法国人接踵而至,而且要求得到同样的条约。不消说,中国人在遭受鸦片战争之败后急于避免新的冲突,他们推论,拒绝这些要求将迫使美国人和法国人寻求在英国保护下开展贸易,那样的话中国人将分辨不出谁是哪国人,因为他们的外表都很相像,且都说着一样听不懂的语言。除了这一考虑之外,中国人还担心,(如果拒绝美法的要求)法国人和美国人将为那些通商特权去感激英国人而不感激中国人。中国人觉得,获取美国与法国的善意,将会在日后保护中国免遭这三国串通一气之害,或许还能得它们之助抵御进一步的外来侵犯。此外,各国洋人之间夺取利润的争斗可能会导致他们自相冲突,那将非常有利于中国推行"以夷制夷"的传统政策。由于中国对外贸易的潜力有限,故究竟是让英国人独占全部的利润还是让其它国家的人来分一杯羹并无所谓。答应美国人和法国人的要求,将可让他们去瓜分英国的利润而无害于中国本身,因为英国人曾扬言过,他们"无意为英国臣民获取任何垄断性的贸易特权,而应使这些权利平等地扩及其它任何国家的臣民",故中国人觉得,没有任何理由不让法国和美国分享一部分英国之劳苦果实。鉴于这些理由,中国决定同意美国和法国的签约要求。1844年7月3日,顾盛(Caleb Cushing)代表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拉萼尼(Theodore de Lagrene)代表法国于1844年10月24日签订了《黄埔条约》。中美条约明确规定了禁止鸦片贸易、美国获得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美国有权在五口开设教堂和医院、十二年里进行修约。中法条约的条款中附加了一项自由传播天主教的规定。27

  在这些条约中,有三项规定对中国的危害最大--核定关税、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中国人同意这些条款部分是出于权宜之计,部分是由于不懂国际法和国家主权概念。中国人爽快地接受了英国人提出的值百抽五之核定关税,最简单的原因是,这个税率比现有的帝国税率还高,现有关税平均只有值百抽二到值百抽四,尽管非正规的杂费很高。中国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同意一项核定税率便妨碍了日后施行保护性关税。签署治外法权条款则是出于以下权宜的想法,即这些说不同的语言并有着奇怪习俗的夷人应该获准管理自己--以显示中国的宽宏大量,并减轻管辖他们的任务。28 同意最惠国待遇条款的理由是,皇帝对远来之人一视同仁,更实际的考虑则已在前一段作了探讨。

  英国、美国和法国相互支持与中国签订的这些条约,构成了一个条约体系的开端,这个体系将经以后的一些协定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和扩展。由于这些条约并不是由相互平等对待谈判达成,而是在一场战争后强加给中国,也由于这些条约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因此一直被称为"不平等条约",并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地位。鸦片战争开创了中国人民受屈辱的一个世纪。

  就清王朝的衰败和英国在工业革命后获得的新力量来看,战争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战争的进行中,皇帝在抵抗与妥协、开战与求和之间游移不定,对伦敦承担海外利益义务的错误估计以及缺乏敌方的准确情报--所有这些都预示了失败。林则徐深信,伦敦不会在鸦片贸易这样邪恶堕落且臭名昭著的事件上支持英国商人,但他却不理解,没有这种非法交易,英国人就无法在不承受巨额逆差的状况下进行正常贸易;他也不知道,扩张主义的维多利亚女王政府非常热中于维护它的海外利益。中国人对其敌人一方的一些错误观念令人瞠目又滑稽可笑;林则徐相信,英国人没有茶叶和大黄就活不下去,且认为英国士兵的双腿因打了绷带而不能伸展。一位御史提出,只要击中他们的脚就能致其死命,而耆英则报称这些夷人在夜里视力极差!

  回顾历史,鸦片显然只是战争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由于中西方对国际关系、贸易和司法管辖的观念大相径庭,即使没有鸦片,双方之间的冲突也照样会爆发。比鸦片问题远为深刻的是几个概念的冲突:中国自称天下宗主的角色与西方国家主权的观念之间的不相容;中国的朝贡关系体制与西方的外交往来体制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园农业的自给自足与英国工业的扩张之间的对抗。确实,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与中国人对商业的鄙视态度是无法共存的。由工业革命产生的力量与通过变化获得的进步思想,推动了西方向海外扩张,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这股潮流。不幸的是,满清宫廷与中国的士大夫对这些事实一无所知,因此,中国与西方碰撞时便显得极其痛苦。

  鸦片战争触发了一些具有深远影响的爆炸性事态。在政治上,割让香港使英国获得了一个在中国做进一步扩张的立足点;开放五个口岸使外国尤其是英国的影响,扩展到中国的整个东部沿海地区;而损失前述之三种国家主权(核定关税、治外法权、最惠国待遇),则使中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在军事上,允许外国军舰停泊于五个口岸(此项让步后来又扩展到长江沿岸的其它开放口岸),使外国战船得以自由且合法地航行于中国的内陆水道,无情地将中国的腹地暴露在外来列强面前。在经济上,核定关税率剥夺了中国的保护性关税,使大量洋货涌入,将中国的手工工业压挤到破产的境地,引起了社会动荡和叛乱。在社会上,持续的非法交易加剧了鸦片问题,而外国贸易在五个口岸的增长,造就了一个新的商业家阶级,这个阶级有时被贬称为"买办"阶级,而且逐渐对社会发挥日益重大的作用。在外交上,中国与西方海权国家建立了官方关系,从而迈出了加入国际社会之漫长历程的第一步。

  但鸦片战争并没有促使中国人惊醒,中国人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落后。林则徐在他有机会对抗敌人之前就被撤职一事,导致许多人认为战争的失败只是一桩历史的偶然事件。他们拒不承认中国在军事上的劣势和在政治上的衰退,这样他们便让自己继续沉睡了二十年。

  只有少数一些特别警觉的人认识到需要了解西方,林则徐的同僚、"今文学派"的杰出学者魏源,在1844年编撰了著名的《海国图志》,此书经1847年和1852年的修订和扩充而成一百卷的巨着;另外,福建巡抚徐继畲在1850年编撰了一部关于世界地理的重要著作,名为《瀛环志略》。这样,对西方的研究可说是踏出了一小步,至于全面研究西方的事情,则有待于西方国家对这个"天朝帝国"再猛敲几下之后才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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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Wakeman,Frederic, Jr. 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 (Berkeley, 1966).

  26.--,"The Canton Trade and the Opium War"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Mass.,1978), 10:163-212.

  27.Waley, Arthur, 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 (London, 1958).

  28.Wong, George, H. C.,"The Ch'i-shan-Elliott Negotiations Concerning an Offshore Entrepot and a Re-Evaluation of the Abortive Chuenpi Convention"Monumenta Serica, 1:539-73 (1940-55).

  29.Wright, Stanley F.,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Belfast, 1950), ch. 2.

  【注释:】

  1 Hsin-pao Chang,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Cambridge,Mass.,1964),41.

  2 Greenberg, 110.

  3 鸦片包装成箱,"白皮"每箱重约100斤或133又1/3磅,"公班土"每箱约120斤或160磅。

  4 Hsin-pao Chang,31,49;Greenberg,137.

  5 1市钱等于1/10市两,1市两约等于1又1/3英国安士。

  6 Hsin-pao Chang,35,40;郭廷以,第2卷,第104-105页。

  7 Greenberg,142;Hsin-pao Chang,42.

  8 Hsin-pao Chang,48.

  9 李鸿宾。

  10 卢坤。

  11 Hsin-pao Chang,54-57.

  12 Hsin-pao Chang,61.

  13 上折人是内阁学士兼楼部侍郎朱博。

  14 上折人是兵部给事中许球。

  15 Hsin-pao Chang,111.

  16 S.Y.Teng and John K.Fairbank.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Cambridge,Mass.,1954).24-27,稍有改动。

  17 Hsin-pao Chang,264-265.

  18 Hsin-pao Chang,166.

  19 销烟持续了二十三天,直到6月25日才结束。

  20 Hsin-pao Chang,192.

  21 林维喜。

  22 Hsin-pao Chang,206.

  23 T.F.Tsiang,"New Light on Chinese Diplomacy,1836-49,"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3:4:578-59 1(Dec,1931):蒋廷敲<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第6卷第3期,第1-26页(1931年10月)。

  24 George H.C.Wong,"The Ch'i-shan-Elliott Negotiations Concerning an Off-shore Entrepot and a Re-Evaluation of the Abortive Chuenpi Convention,"Mortumema Serica,14:539-573 (1940-1955).

  25 一名英军士兵被杀,一名军官及十四人受伤。关于该事件的详情,参见Frcderic

  Wakeman jr.,Strangers at the Gate,11-12.

  26 Stanley F. Wright,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Belfast,1950), 58.

  27 T. F.Tsiang,"The Extension of Equal Commercial Privileges to Other Nations than the British after the Treaty or Nanking,"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CSPSR),15:3:422-444 (Oct, 1931);Thomas Kearny,"The Tsiang Document, Elipoo, keying, Pottinger and Kearny and the Mose Favored Nation and Open Door Policy in China in 1842-1844, An American View, CSPSR,16:1:75-104(April, 1932).

  28 在中古时期有阿拉伯人在泉州和广州的先例,其时他们是由部酋约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