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胡耀邦下台与胡赵关系

  国内外有一种舆论认为,赵紫阳对胡耀邦下台起了推动作用。吴江在《十年的路》中写道:胡耀邦突然辞职下台,赵紫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赵紫阳既上书责怪胡耀邦过多干预国务院事务于前(这就是“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罪名的由来),又指责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于后。这就是把两个严重的罪名加在胡耀邦头上。然而,赵紫阳未深思“唇亡齿寒,胡倒赵孤”的道理,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他竟忘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寓言和确有的历史教训。因此,事实是,赵紫阳要求“解决胡耀邦的问题”,恰恰为别人“解决赵紫阳的问题”创造了条件。(吴江:《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出版,香港,1995年,第210页)

  吴江在他的这本书中说,赵紫阳向邓小平、陈云亲自写信,责怪胡耀邦对国务院工作干涉过多,不好合作,希望趁现在两老还健在,及时解决这个问题。这当然是一件极严重的、非同寻常的事。说这封信后来在胡耀邦下台时在批评胡和“生活会”上由薄一波宣读了。还说,胡耀邦不仅面对来自左的方面的挑战,也面对来自赵紫阳方面的挑战。(同上书,第198-199页)

  阮铭在他的《邓小平帝国》一书中也谈了和吴江类似的看法。

  1995年12月16日,我在赵紫阳家中采访他时,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海外出版的一些书中,说胡耀邦下台您起了重要作用,落井下石。您能否就这种看法作些说明?

  赵答:这种看法我也听到了。您大概是指阮铭的书和吴江的书。这种看法集中起来有四件事:一是说他下台前我告过他的状;二是说小平要退下来征求意见,胡耀邦举双手赞成,我说离不开小平;三是说胡下台前我批评他反自由化不力;四是说1983年我和陈云联合起来搞胡耀邦。现在就人们说的这四件事做些说明。

  赵紫阳说:“人们说我写信告胡的状。我是写过一封信(只有一封信),这封信只是一般意义上讲党的领导制度问题,没有讲耀邦的事。”他向本书作者出示了这封信。这封信全文如下:小平同志:送上黑龙江省陈俊生同志建议一件,请阅。

  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目前我们各方的情况都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头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宪法上考虑,恐怕还不行。我认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国内外大政方针已定,在您的领导和决策下,各项工作已走上正轨,当前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因为这样,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虑解决这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上,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以上建议妥否,请酌。此致敬礼!

  赵紫阳1984年5月26日访欧前夕赵紫阳向本书作者介绍了他写这封信的原委。陈俊生在全国人代会上有一个发言,谈到要通过立法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赵紫阳认为,光靠立法不行,关键是要解决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信送上去后,没有回音,他也没有再问。赵紫阳说,在“民主生活会”上,大家都批评胡耀邦。他当然也得批评。他讲了胡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但也有弱点,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现在老人还在你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你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人再好,也会发生变化。斯大林、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物,也出了问题。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好,就很难说了。早在1984年我给小平写过一封这样的信。”赵紫阳说,在“生活会”上的发言中,我没有说信的内容。有可能别人理解我当时发言的内容就是信的内容。吴江的《十年的路》中说薄一波在生活会上念了这封信,这不符合事实。如果真的念了,也就不会出现这种误会了。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说:吴江的《十年的路》我看过,再版了也听说过。他的书我很不高兴。评价好坏无所谓,但事实不对。他说1984年我给邓写过信,告了耀邦的状。没这么回事。我是写过信,但信中根本没有讲耀邦。我不认识吴江。听说他很严谨,是个学者。不知道他这个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分析评价无所谓,重要的事实不能编造。这一点我对他不大谅解。我在这个处境下编造更不该。我如果是自由人就可以公开说清楚。他又是耀邦周围的人,他说的话有影响。我那封信是灵机一动写的。陈俊生在人大会上有个发言,谈到长治久安问题。这就引起了我的动机,就写了这封信。信中说要实现长治久安,需要解决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政治局及中央常委的领导制度问题。要建立制度,不因人的变动而变动。真正在中央领导集团实行民主集中制。赵紫阳对《十年的路》的意见不仅是对我一个人说过。1995年12月,就在我访问他以后不久,他同孙长江也谈了同样的意见。孙长江是吴江的中央党校的同事,同是胡耀帮周围的人。孙长江对本书作者说,为此他专门找过吴江。孙长江对吴江说:胡、赵当然有矛盾,但这些矛盾是正常的工作矛盾,是党政矛盾;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改革派的领袖人物,不应在他们二者之间分是非;赵后来政治表现很好,他在“六四”中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建议他在《十年的路》再版时删掉“胡耀邦突然辞职下台,赵紫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方面的内容。吴江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孙长江“太天真”。在《十年的路》再版时没有删除这方面的内容。

  1998年3月5日,本书作者到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家,向他谈起赵紫阳这封信和赵紫阳同本书者谈话的内容。

  他说:吴江说赵紫阳告胡耀邦的状。赵紫阳说这封信没有提到胡耀邦。他们两人各有各的理。我的看法是,这封信即使没有写胡耀邦,也说明他们两人不是很团结的。你写这么一封信,讲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这么重大的问题,作为总理,你为什么不同总书记探讨?为什么不以你们两人的名义向邓提建议?如果两个人取得共识后再向邓建议不是效果更好吗?为什么不两人联合写信?两人联合写信不是更有力吗?据我的经验,胡耀邦是可以交心的人。可你写信在胡耀邦那里连招乎也没有打。在批胡耀邦的生活会上薄一波讲出这件事胡耀邦才知道,当时他吃了一惊。党政一把手要团结无间。一方就重大问题写信不让另一方知道说明“有间”,有一条缝。上有一条缝,下就会有一条沟。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都是改革派。有这两个人国家就很好。如果团结无间,就好了。邓小平接到赵这封信后,应当把胡、赵二人找来做团结的工作。或把赵找来问:“你为什么单独写信?”可惜这样的工作没有做。胡耀邦当总书记时没有开过常委会(确切地说是很少开常委会),这算什么集体领导?常委会难开。为什么难开?这当然与邓小平和陈云有关。任仲夷说他们二人不是“团结无间”这是符合实际的。他们是“有间”的。这个“间”被保守派利用了,这是造成中国改革的悲剧的原因之一。如果他们真是团结无间,两人联手顶住压力,中国改革的历史也许是另一个样子。

  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说,在改革的问题上他和耀邦是一致的。在改革中,只有一件事他们的意见不一致,那是在1983年,胡作了一个报告,讲“包”字进城,把农村承包得单地搬到城里来。结果商店搞承包,卖家用电器的奖金很多,卖针头线脑的拿不到奖金。赵制止了。赵认为城市经济比农村复杂,要慎重。当时的“包”字进城和后来实行的企业的承包制是两回事。除这件事外,在经济改革方面他们意见是一致的,但在经济发展问题,他们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主要是发展速度问题。赵主张指标低一点,让下面去超,更主动。胡和赵有着不同的经,不同的思维方式,二人的性格也不同。胡在中央工作的时间长,赵在地方工作的时间长。胡读书多,同知识分子比较接近;赵实际经验比较丰富,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没没胡那么近。赵很实际,胡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所以赵认为胡“没有当过家”。赵有城府,有权谋;胡城府不深,怎么想就怎么说。赵善于保护自己(除非他认为值得作出牺牲的时候),胡不会。赵主持国务院,胡主持中共中央,党政矛盾,在他们两人身上也自然会有表现。在经济工作上,由于职务关系,赵自然地和陈云阵线有些共同的看法。至于赵是不是想取代胡的位置,赵曾向本书作者极力否认。即使对赵持不同看法的吴江和阮铭,也没有说赵想取代胡。

  1983年春天倒胡,可以说是陈云阵线利用了胡赵的“间”,联手批了胡。但他们批胡的目的不同。赵只是陈述工作之间的分歧,而陈是想把胡换下来。最后是邓保了胡。

  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那场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方针的一场斗争中,胡赵二人是高度一致的,这说明在意识形态上二人的根本一致性。但在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胡赵有不同的表现。赵紫阳在四川省委书记的任上,就提出过“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的说法(“六四”以后赵放弃这个观点)。在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凡涉及经济改革的,赵坚决顶住(如秦柳方的信)。但是,在文艺、思想等非经济领域的反自由化,他没有和胡耀邦联起手来抗争。在思想领域,胡耀邦独自顶住左派的压力。所以,老人们也许有误会,以为赵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以,1986年,政治改革的设计,不让总书记胡耀邦主持,而让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主持。这说明老人对赵的信任超过了胡。直到1989年春,上海市委倒赵时,邓保了他,还准备把军委主席让给赵紫阳。当然,这是后来的事。

  邓小平搞“新权威主义”(只是不用这种说法),政治改革只限于提高办事效率,精简机构,改进作风,克服官僚主义,目的是把生产搞上去,不能让“翻两番”的目标落空。当然,他也提出过党政分开,但在总的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党政分开”只能是一句空话。赵紫阳也知道效率的重要,但比邓看得更远一些,他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建立民主政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从根本上铲除再搞文化大革命的条件。赵紫阳接受了政治改革设计的任务以后不久,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初步设想,邓小平同意,但叮嘱了一句:“不要搞西方的三权分立。”这还是“新权威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这句话赵紫阳当时不得不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一件重大而复杂的政治社会工程,胡耀邦和赵紫阳二人并没有协同起来。1986年10月邓小平发表政治改革的讲话以后,说政治体制改革由赵紫阳具体负责,要求在1987年7月以前写出一个文件,讲明改革的目标、方法、步骤等,经过讨论后逐步实行。赵紫阳立即设置了在他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由他的秘书鲍彤负责,还调集了一批年青人参与其事。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赵紫阳和鲍彤不可能跳出“新权威主义”的框子。“新权威主义”是中央研究室吴稼祥等人提出来的,知识界一直持批判态度。邓小平心里是赞成“新权威主义”的,但说不要用这个提法,只照这么做就行了。他同赵紫阳谈了他对新权威主义的这个看法。不过,在赵的思想深处,却有更开放的想法。但这些想法也无法表达,只好开一系列研讨会,让学者们去说。然而,这么多研讨会造了过多的舆论,社会上以为政治改革马上就要开始了,但又不知道如何开始。保守派冷眼旁观,收集材料,准备一战;改革者不知就里,无从下手。胡耀邦对赵紫阳的这种作法提出了批评。1986年9月28日,胡耀邦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指出:现在议论纷纷,许多议论并没有讲在点子上。这个那个研究单位,写文章一写就是一大篇,有些言论信口开河。他们往往抓住一个什么外来学说,就洋洋数千言、数万言,把西方民主说得天花乱坠,离开了中国实际。当然,这里我只是同你们通通气,并不是要批评什么人。按书记处分工,这件事由赵紫阳同志负责,用大约一年的时间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我估计明年五、六月或七月初可以拟出一个文件,但是我们党委要注意,不要让那些人到处造空气,造风潮,搞得人心不安。(吴江:《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香港,1995年,第209页)

  胡耀邦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我同当年在胡耀邦身边的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胡耀邦思想虽然解放,但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必须慎重行事。这么多研讨会把政治改革的空气造得过高,而政治改革的实际步子还不可能迈开。舆论和现实的矛盾,有可能造成很大的社会风险。作为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不管他是不是分管政治改革,他势必要承担风险,他不得不指出这种风险的存在,压缩一下虚张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