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生活会”――宫廷政变

  胡耀邦对学潮坚持疏导、说服、教育的办法,没有使学潮很快平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元老们对胡耀邦极为不满。

  12月27日,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杨尚昆七人一起到邓小平家里,分析了学潮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一致认为这是胡耀邦的姑息和领导无力的结果。认为胡耀邦应对当前的局势负责。邓小平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让秘书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常务副总理)、胡启立(书记处书记)、李鹏(副总理兼教委主任)、何东昌(主持工作的教委副主任)到他家来。

  12月30日上午,这几位领导人应召到邓家,邓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上海的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否要反对自由化,也有两种意见。”“在六中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自由化一段话,看来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194-196页)了解背景情况的人都知道,这是批评胡耀邦几年来反对资产阶自由化不力,批评他没有传达邓在六中全会上和陆定一那次争论的核心内容(王震在党校传达了,他还批评胡耀邦不传达),批评今天这种局面正是胡耀邦这种消积极态度造成的。

  当时北京关心政治的人们感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前夕的形势似乎来临。

  邓小平这次同胡耀邦等人的谈话,还提到“反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1957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

  这个谈话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时,删去了关于波兰的一段话:“波兰领导人当时头脑清醒,态度坚决,面对团结工会和教会势力勾结、并得到西方世界支持的形势,他们用军事管制控制了局面,证明了没有专政手段不行。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邓小平在维护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问题上,态度一直是很坚决的。为此,必要时可以采取军事管制的手段。

  胡耀邦对邓小平12月30日的谈话,毫无思想准备。他深思再三,觉得分歧之大,是以前没有想到的: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算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学潮、对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观点和方针和自己完全不同。如今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甚至动用专政手段去处置学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自己是无论如何不能做的。想到学潮将被镇压,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好干部将受到连累,他彻夜难眠。他决心顾全大局,将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辞职下台,平息一切。1987年1月1日,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辞职信。

  邓小平决定要立即把胡耀邦撤下来,得到几个重要老人的拥护。陈云早就对胡耀邦的一些主张看不顺眼了,他完全同意邓的决定。李先念当时在上海,邓小平打了个电话,李答:你们在北京定吧。

  胡耀邦的政治命运,就这样被几位老人定夺了。

  撤掉了胡耀邦这个总书记,党中央工作就无人主持了。邓小平又不愿自己走到前台来。于是,他指定赵紫阳(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薄一波(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杨尚昆(中央军委副主席)、万里(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胡启立(中央书记处书记)组成五人小组,由赵紫阳牵头,在十三大召开前,主持中央工作,包括召开“生活会”解决胡耀邦的问题。当时有人提出:胡耀邦的总书记是十二大和一中全会选出来的,召开一个“生活会”来解决胡耀邦的问题,是否合法?让他再干几个月,十三大改选下台不是更好吗?但是邓小平一刻也不能等。

  1月6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12月30日的谈话以中共中央1987年1号文件发出。在文件开头有这么一段话:“当前反对资产阶自由化的斗争,关系到我们党的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关系到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成败,因此一定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站在斗争前列;绝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学生闹事,违者要给予党纪、团纪、政纪、校纪处分,情节严重,经教育不改的,要从重处理。”这个文件发到全党,也就是向全党公布了对胡耀邦的批评。

  1月10日,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出面,召集了一个“生活会”。他说,这个会中央常委委托我们五个人主持召开。他没有说明这个会的参加者是什么范围、按什么规矩确定的,不少参加者都是被临时通知到会。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习仲勋事前一无所知,他一进会场见到这个态势,就质问:“这样重要的会为什么预先不告知?”胡耀邦也是被突然通知赴会,毫无精神准备。

  根据老人们的意图,1月10日,胡耀邦作了检查。胡耀邦在检查中大包大揽,上纲上线。他检查说:“我犯了政治原则的严重错误,给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在政治倾向上“我只注意防’左’,不注意防右。”在用人方面“喜欢用同意自己意见的人,不喜欢用不同意自己意见的人。”等等。他还提出了辞去总书记的职务的请求(这是事先已经确定的)。胡耀邦这样检查,是违心的,其本意“是为了顾全大局,为了保护一批干部”。如果胡耀邦知道有人蓄意整他,要把他批倒批臭,他是不会作这样的检查的。

  在中国共产党内,不管地位多高,既然被摆上了被批判的地位,在批判会上,每个人都得搜罗他的各种问题,进行倾向一致的批评发言。姚依林(国务院副总理)作了一个长篇发言。他说,胡耀邦不懂经济,没有好好学习陈云的经济思想,还到处自以为是。杨尚昆在批评中讲到陆铿当面吹捧胡耀邦,进行挑拨离间,贬低邓小平,批评胡耀邦对陆铿的胡言乱语没有抵制。胡耀邦于1985年5月10日会见陆铿的谈话录音作为“生活会参考材料之二”印发给与会者。

  有人说说胡耀邦很注意树立自己的形象,有野心,要把邓小平挤下台。

  本来许多重大人事决定是邓小平定的,却误会到胡耀邦头上,如廖志高调离福建,马文瑞调离陕西,胡启立调进中央,等等。批评者认为胡耀邦排斥异己,搞“青红帮”(青年团干部和红卫兵)。令胡耀邦痛心的是他过去的好朋友也不顾事实地揭发他。例如,王鹤寿和胡耀邦关系一直很好,在延安时胡耀邦、陶铸、王鹤寿三人关系密切,人称“桃园三结义”。在这次生活会上,王鹤寿列举“晋江假药案”、“要开除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事例,说胡耀邦“目无中央”,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说的话,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顶着不办。还把胡耀邦对他讲的一些私房话也揭了出来。

  有人在发言中讲了很多与事实不符的话,知情者没有一个人为胡辩解。万里、赵紫阳这样的改革者也作了批判性发言。

  赵紫阳发言说:“耀邦为人宽厚,吵架不记仇,好共事。但也有弱点,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

  现在老人还在你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你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人再好,也会发生变化。斯大林、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物,也出了问题。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好,就很难说了。”讲到这里,赵紫阳说:“早在1984年我给小平同志写过一封这样的信,讲党的领制度问题。”赵没有说信的内容。乔石发言提到1985年7月14日邓小平找胡启立和他谈话,批评耀邦和陆铿的谈话,批评耀邦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胡启立发言也讲了邓小平1985年7月14日同他与乔石的谈话。胡启立还谈到1984年6月28日邓小平单独和他谈话,说胡耀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比较软弱。而作为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缺点。小平托胡启立把这些话带给胡耀邦。但小平这次打招呼,对耀邦同志没起什么作用。

  散会后,胡耀邦坐在怀仁堂门前台阶大哭一场,可见他在会上受到多么大的委曲。习仲勋把他扶了起来。万里知道胡耀邦爱吃狗肉,当天晚上,派人把烧好的狗肉送到胡耀邦家里。

  这次生活会上发言时间最长、最为系统的是邓力群。

  邓力群一开头就说:“耀邦同志1月10日在会上的检查中说,他犯了政治原则的严重错误,给党造成了严重损失。我同意他这样的自我批评。我只希望并建议他,检查思路再宽一些,认识更深一点。”他抓住了胡耀邦自己承认的“犯了政治原则的严重错误”这一点不放,还穷追不舍,向宽处和深处追击。接着,他围绕以下问题对胡耀邦进行揭发批判:1,关于统一思想。胡耀邦在统一思想中不讲四项基本原则。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不久,他很少讲或者不讲四项基本原则了,甚至别人讲四项基本原则,还引起他反感。2,关于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力群说:“搞精神污染就是搞资产阶自由化,是一件事情的两种说法。”他揭发胡耀邦“从1983年的二中全会到这次学潮以前,在对待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上,经了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几次反复。”“两次否定,对党的损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对于耀邦本人来说,也极大地损害了自己的形象。一阵子这么说,一阵子那么说,反复多次,很难说他哪次讲话是能够信任的。”3,关于“四项保证”和“四有”问题。这是小平同志提出的,但后来耀邦很少讲了。

  4,关于“左”和右的问题。耀邦只注意防“左”,不注意防右。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他这种思想状况由来已久。在实际工作中只防左,反右是很不得力的。5,在用人方面,“对有错误思想的人和搞资产阶自由化的人,过于宽容;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就过于苛刻。这是处处、事事都显露出来的。”“常委中陈云同志分管干部工作。”但耀邦“实际上剥夺了陈云同志管干部的职权。”6,“耀邦同志一个重要毛病,是不尊重集体、不遵守纪律。”(《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635-678页)

  在这些问题上他又举例证,又作分析,上纲上线,使人感到,胡耀邦是资产阶自由化的总后台,邓力群的发言是对胡耀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一次全面、彻底的清算。

  邓力群在发言中自我表白说:“像我这样的人,一生犯过很多错误,现在也还有很多缺点,但有一点我无愧于心: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我是毫不动摇的,走社会主义道路,我是矢志不二的。别人骂毛主席、骂我们的党、骂我们的祖国,我不能容忍。对丑化毛主席、丑化社会主义、丑化我们党、丑化我们祖国和人民的,我很反感、很气愤。”他这段表白是什么意图呢?有人分析,一种意图是,他对胡耀邦批判如此严厉,是出于一种革命的义愤。可能还有一种意图:为争取接替胡耀邦的位置作舆论准备。

  当时北京有陈云让邓力群当总书记的传闻。这是有可能的。邓力群“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高”,在1975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表现好,社会上也没有他的子女搞腐败的传闻,对陈云的思想又很忠诚。对陈云阵线来说,他是一个理想的人选。

  邓力群对他违反中央规定擅自向下传达1983年3月17日会上陈云批评胡耀邦的事作了自我批评:“为什么1983年后耀邦同志同我以及书记处研究室许多同志越来越疏远?也许是因为1983年春天我那次没有请示就传达的错误。我已经多次作过自我批评,这次会上又检查,请求组织批评、谅解,也请耀邦同志批评谅解。”接着,他把矛头指向了支持胡耀邦的一批人:“可是我也要向你说,你在工作中,在起草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过程中,你非常倚重、再三请教、聘为顾问和听取意见的一部分同志,在决议发表后,讲话、文章都是抓住决议中他们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加以片面发挥,有意膨胀,批判文件中正确的东西。我手边收集了相当多这样的文章讲话。可以确切地说,这些东西已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组成部分。”邓力群讲了五六个小时(《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中说他讲了三个半小时)。

  生活会上把胡耀邦批倒了,批臭了,现在该是执行程序的时候了。

  1月16日,举行了一个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十八人、候补委员二人外,还有中央顾问委员会负责人十七人、中央书记处书记四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人二人,以及其他有关人员。会上只通过公报,邓小平不让讨论,只有陈云发言。会议的决定是:“一、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志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二、一致推选赵紫阳同志代理党中央总书记;三、以上两项决定,将提请党的下一次中央全会追认;四、继续保留胡耀邦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常委除了李先念以外都参加了。陈云说:“注意啊,我们这个会是合法的。”他怕日后说胡耀邦下台不合法,搞翻案,所以他特别强调这一点,话外的意思是,胡耀邦下台是铁案。

  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去留,不开全委会,不开政治局会议,只是常委会几个人决定。而在常委会前,还通过“生活会”批倒批臭,而参加“生活会”的有很多是没有表决权的离休老人。陈云强调这个会的合法性,就是怕有人质疑胡耀邦下台的合法性。

  接着,下发了中共中央19号文件,数胡耀邦的种种错误,进一步把胡耀邦搞臭。

  参加了这次会议的朱厚泽向我谈了当时的情况:1987年1月胡耀邦的生活会。薄一波主持,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的有二三十个人。有中央书记处的人,有几位老同志,还有列席中央常委会的人。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没有参加。薄一波讲了很一般的开场白,余秋里第一个发言,主要讲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邓力群第二个发言,一共讲了五六个小时。这两人是重炮。姚依林讲经济问题,重提1983年批胡耀邦的内容。杨尚昆提出胡耀邦接受陆铿采访的事,十分尖锐。生活会开完了后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时邓小平和陈云都来了。李先念还是没有来。邓小平说:“今天的会,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会议就是通过这个公报,其它事都不谈。”邓说完后,只有宋任穷和胡乔林在文字上提了点不太重要的意见。陈云讲了很长的话。一是讲调查研究,批评胡耀邦跑的地方太多,陈云谈他自己的青浦调查的经验。二是讲用干部问题,他主张就地取才,到哪里就在哪里找干部。

  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邓小平。陈云讲话时,邓一动不动,两眼平视前方,不看人。陈讲完了,薄一波用手在邓前挥了挥,示意陈讲完了。挥了一次,没反应。再挥一次,邓像突然醒来一样,说:“我没听见。”接着又说:“没有意见,举手通过。”通过后就散会。

  关于陈云在会上的发言,朱厚泽记得不全。据可靠资料,陈云在会上讲了四个问题,都是批评胡耀邦的。 第一,“在1983年3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提过9条意见,是好意。是对胡耀邦善意的帮助,没有什么坏的意思,是希望他改正。我看耀邦同志可能没有注意,没有了解我的意思。”第二,关于书记处的工作方法。他批评胡耀邦一百多个部一个一个地听汇报的方法,也批评胡耀邦一个星期跑22个县的作法。第三,他批评胡耀邦不开常委会。“在政治局常委里,你是总书记啊,第一把手啊,名字排在剑英和小平前面,你工作不努力?不好这样说。我跟薄一波同志讲过,常委不常开会。”第四,提拔干部要五湖四海,就地取材。实际是批评胡耀邦较多地用共青团的干部。他发言时邓小平“没有听见。”显然,这些批评邓小平并不同意,万里的朋友吴象向本书作者透露,这次生活会,除了批评胡耀邦以外,有人还批评万里和习仲勋。邓力群指摘万里发表“坚持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文章,还指摘万里同意刘宾雁的“第二忠诚”的提法。对这些指摘,被万里顶了回去。

  胡耀邦下台后,邓小平多次约他去打桥牌。12月30日胡耀邦应邀去了,邓也没谈什么,只是为了缓和关系。

  “生活会”以后,薄一波让邓力群起草一个《通报》。《通报》列出了十个问题:1,统一思想问题;2;反对精神污染;3,“四个保证”和“四有”;4,经济工作;5,政法工作;6,外事工作;7,干部问题;9,集体领导和违反纪律问题;10,胡耀邦的表态。前9个问题都是集中罗列胡耀邦方方面面的错误。《通报》作为中共中央19号文件发下去以后,地方对如此匆忙让胡下台还是不理解,又增发了五个补充材料,进一步罗列胡耀邦的错误。第一个补充材料内容是:胡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态度,胡对反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自由化的态度,胡只反左不反右。第二个补充材料是关于外事工作问题。第三个补充材料是胡和陆铿谈话问题。第四个补充材料是关于经济工作问题。这些都是出自邓力群之手。由于邓力群在生活会上的发言最系统,这些发下去的材料很多出自他的发言。经济工作问题主要来源于依林。

  胡耀邦看到19号文件很伤心,认为很多与事实在不符,是对他的羞辱。胡启立看到这些材料以后,觉得有问题。

  文件后面还说“耀邦同志作了一些文字修改”。胡启立问耀邦:“这些文件你修改过了吗?”胡耀邦说“我看都没有看过,谁送给我看!”胡启立觉得问题严重,6月2日,胡启立就给赵紫阳和薄一波写了一封信。指出胡耀邦1月15日《我的表态》多处修改,是文件起草同志改的。赵紫阳在胡启立信上批示:“我的意见是:1,同意启立同志意见;2、引用胡的表态,不应擅自改动;3,起草文件的人的违纪行为应当追查。”据说赵紫阳在批示前向邓小平汇报了这件事,邓小平说:“这事要查,查出来干这事的人不能在中央工作!”《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用了14个页码(683-697页)对这件事进行辩解。他说,胡耀邦《我的表态》有一个手写稿,有一个录音纪录。最后以录音稿为准。“以胡耀邦的发言录音为依据,校改了胡耀邦手写的《我的表态》。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这句话没有写主语。主语是谁?是邓力群手下负责整理的人,不是胡耀邦。为什么却写上“已由耀邦同志做了一些文字修改”呢?

  胡启立是一位十分谨慎的人,他写这封信是很慎重的。然而,他揭露这件事给自己惹了麻烦。不久,陈云的秘书给胡启立打电话:“陈云同志马上要去南方,走之前他要来看望你。”陈云是长辈,那有陈云看望胡启力的道理?所以,胡启立急忙说“还是我去看他老人家。”说完,放下电话就赶到了陈云家里。见面后,闲聊了几句,陈云突然问胡启立:“你读过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吗?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你知道吗?”胡启立本想一条一条地回答,但转念一想,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还会提别的问题。就直率地对陈云说:“您老人家有什么话就直说。”陈云说:“你不懂马列,邓力群懂。以后你不要同他作对。”三年以后,胡启立随赵紫阳下了台,陈云那里送来了陈云同胡启立的这次谈话记录,上面注明“根据录音整理”,让胡启立签字,随后作为文件发给党内。胡启立没有想到他们谈话时背后有录音,庆幸自己没有说什么不合适的话。

  邓力群1987年十三大落选。事隔若干年后的2006年,胡耀邦的秘书李汉平讲了一件令人注意的事:1988年胡耀邦和邓力群两人都到湖南长沙参加刘少奇纪念馆落成典礼。邓力群通过他的秘书刘中海给李汉平打电话,说是首长想看望耀邦。李汉平按耀邦意见回绝了邓力群会面的要求。但邓力群执意要见,再次让秘书打电话。耀邦不好再回绝,只好勉强同意了。两人谈话进行了三个多小时。送走邓力群后,耀邦脸色很难看。不停地在房间里踱步,饭也不吃。李汉平就陪他一起散步。李汉平问耀邦:“你们谈这么长时间,谈了些什么?”胡耀邦面带忧虑地说:“他要我和他们一起倒赵。”李汉平未加思考地说:“那不好吗,咱们也报个仇嘛!”胡耀邦停下了脚步,严肃地说:“李秘书,我真没想到,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思想还这么狭隘,我们绝不能因为自己受了委曲再去搞个人恩恩怨怨。赵紫阳是全党通过代表大会选出的总书记,要维护他,支持他,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决不能’倒’。我们要维护团结。老这么折腾,党和国家没有希望。”(李汉平:《胡耀邦和邓力群的最后一次见面》,原准备在《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上发表。

  后撤稿)

  “民主生活会”使胡耀邦的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胡耀邦对他亲近的人说:没想到开生活会竟采取如此手段,想把我搞臭。“19号文件”是羞辱(1987年中共中央19号文件,罗列了胡耀邦“在经济工作方的一些严重错误”,1月2日给邓小平的信和1月10日、15日在生活会上《我的检讨》、《我的表态》),其中许多话不是我说的,有的是造谣。如请日本青年3000人来,是外交部的申报:到1989年来1万人,常委都圈过,大家同意的,我才批了3000人。总书记这点权力都没有?(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载《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4期,第34页)

  有许多重大人事问题都是邓定的,都误会到我头上。如廖志高调离福建,马文瑞调离陕西,胡启立调中央,等等。(同上,第39页)

  胡耀邦还说:(生活会)完全是意外突然的。原以为辞职书送上去后,事情就结束了。(生活会上)薄一波的开场白是一般化的,要大家各自谈谈,相互间有什么意见,从耀邦开始。第一个放炮的是余秋里。邓力群讲了五六个小时。没想到要这样批倒批臭。早知道如此,就不写辞呈了。

  他们还到各省收集资料,并没有收获。只有湖南一位同志讲了点过头话。生平不背后议论人,否则会更不得了。下来后,通看了自己这七八年的全部讲话、谈话和文章,都是已经印出来的,好几百万字。看了三个月,问心无愧。(同上,36页)

  将一总书记如此不实事求是地处理,置党规党法于何地?(同上,38页)

  胡耀邦就对他不公正的处理,还对李锐说:有苦恼,但不是个人问题,是历史不公平。应当还历史本来目。希望有个符合事实本来目的结论。没有也不强求,去见马克思也是坦然的。当然,死了什么也不知道。.....再出来工作已不可能。老夫耄矣。再工作两三年,又能做些什么?老人政治不行。希望有个新决定中央有个正式说法。(同上,43页)

  胡耀邦为中国改革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的改革思想深得人心,他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将这样一位总书记不明不白地推下台,造成了不公平的史,会在群众心中留下什么呢?答案是:对胡耀邦的无限同情,对顽固力量的强烈不满。这种同情和不满,会凝聚成一种力量。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力量将会暴发出来,化成惊天动地的怒吼。

  在解决胡耀邦问题的同时,中共中央对学潮采取了果断措施: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组中国科技大学领导班子,免去管惟炎校长职务,撤消方励之副校长职务;1月13日,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开除老作家王若望党籍的决定,并于14日向王若望和他所在支部宣布这一决定;1月14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通知,指出,“不管是谁违犯党的政治纪律,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就要受到党纪处分”;1月17日,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开除方励之党籍。这个决定事后通知方励之,并在他所在的党支部宣布;1月23日,《人民日报》社机关党委开除刘宾雁的党籍。

  开除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的党籍,是邓小平在12月30日同胡耀邦等人谈话时定下来的。在这次谈话中,他两次谈到要开除这几个人的党籍。这次被开除党籍的还有社科院的张显扬,但没有登报。吴祖光、王若水则是采取“劝退”的方式让他们离开了中国共产党。

  对这次学潮的某些鼓动者、组织者,采取了专政手段。

  这时学生也都放假回家过年去了。

  这样,持续一个多月的、波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声势浩大的学潮终于平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