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从批“异化论”到清除精神污染
“异化论”风波陡起
１９８２年９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十一届中央委员中的一些“凡是派”人物失去了位置，一批坚持改革的人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政治上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气氛。知识界又活跃起来。《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发表的《社会主义异化论》中说，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异化现象。人民把权力给一些人，而有些人依仗这权力，在人民面前作威作福，由人民公仆变成了人民的老爷。王若水在他的《抽象的人道主义》中说，人道主义不应当成为资产阶级的专利，人道主义是一种把人和人的价值置于首位的观念，是用以反对神道主义和兽道主义的武器。这样的文章如电光石火，在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注意。周扬在１９８２年也在一次讲演中讲过“异化”问题。
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１００周年，１９８３年３月７日，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中央党校校长王震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邓力群出席了会议。报告会由中央党校副校长宋振庭主持。周扬的报告讲到“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周扬念了开头以后，由于身体不好，由广播员代读。报告说：“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作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上的异化，或者叫做权力的异化。”广员读稿过程中，全场鸦雀无声，报告结束，长时间掌声。王震也说讲得好，还问他“异化”是什么意思？能不能换一个词？周扬说不能换。邓力群为了听这个报告，特意从医院出来。他听着听着，就觉得有问题，特别是关于异化的问题。下午邓力群就给胡乔木打电话，说：“上午到党校听了周扬的报告，觉得有些观点和提法需要斟酌。”他建议胡乔木看看周扬的讲话稿。还建议让黄楠森等人第二天讲一讲与周扬不同意见（《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上册，第397－398页）。当天晚上，胡乔木就给中央党校打电话，说周扬的报告有政治错误，报告会不要解散，延长三天组织批评这个报告。经过两天的准备，3月12日继续开开会。由北京大学的黄楠森、人民大学的靳辉明、社会科院的王锐生、《文艺报》的唐达成发言。这四个人的发言都是上面授意的。他们的发言没有点周扬的名，没有直接批评周扬的报告，但其观点是鲜明地批驳这个报告的。
周扬这个报告本来是中共中央的安排。1982年11月间，中共中央就有一个决定，1983年3月18日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为了纪念，要开两个会。一个是纪念会，由中共中央召开，胡耀邦作报告；另一个是学术讨论会，由中宣部、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教育部联合召开，由周扬作报告。为了起草这个报告，周扬请王若水、王元化、顾骧协助。从1983年2月15日到3月初，他们在天津迎宾馆工作了20多天，才拿出稿子。在这期间，法院要开庭审理王若水与前妻离婚一案，通知王若水出庭。因此，到天津的第三天，王若水就回北京了。执笔起草的只有王元化、顾骧两人。讲话稿在《人民日报》印刷厂印成清样，分送给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贺敬之审阅。大约过了三天，胡耀邦将稿子退了回来，在他的名字上划了，没有提修改意见。
周扬在党校报告的当天晚上，《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对总编辑秦川说：“周扬的报告很精彩，宣读过程中鸦雀无声，读完后掌声很热烈。王震和邓力群都参加了。”第二天《人民日报》在一版发了这个学术报告的消息，消息中说，周扬的“报告全文本报另行发表”。
3月12日，秦川去周扬家，对周扬说：“你的文章我们登出预告好几天了，你的稿子还没有给我。”周扬说：“木说让改一改，关于异化问题，联系实际略为展开一下。我在监狱里蹲了几年，出来后又没有专门搞过调查研究，联系实际比较困难，加上身体也不好，我没法改。”秦川说：“那就发表吧，七日晚上的电视我看了，王震、邓力群都过来与你握手，还会有什么问题？”周扬说：“我考虑一下给你。”他又反问一句：“你敢发吗？”周扬把文章看了看，还是交给了秦川。
3月13日、14日，胡乔木约请夏衍、郁文、贺敬之和王若水到周扬家谈话。胡乔木说周扬讲话中关于人道主义讲得不充分，要把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区分开来。对于周扬讲话发表的问题，周扬谈了看法。但事后在场的人回忆的情况不一样。周扬的记忆是，当他问到“是否改了以后再发表？”胡木回答说：“可以在出单行本时再改。”事后胡乔木认为，他坚持改了以后才能发表。当时在场的王若水作了详细记录，他在《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中写道：“胡乔木把身体略为前倾，对着周扬说，’周扬同志年高德劭，年老体衰，两样都有。．．．．宜将剩勇追穷寇，是不是可以再辛苦一次，把讲话修改一下，把文章没有涉及到的地方，或者没有说清楚的地方，索性说清楚一些，然后出单行本．．．．．。’周扬打断说：我还要交《人民日报》发表呢。胡乔木显然没有料到周扬的态度如此坚决，只好说，那没关系，．．．．，如果报纸上发表，是不是前面加一个说明。”３月１６日的《人民日报》用一又四分之三的版面发表了周扬这篇讲话，用不到半个版面发表了四位批评者的发言综述。发稿前，王若水和总编辑秦川商量处理这篇稿时，王若水说，作者周扬不同意修改这篇文章，编辑部不应勉强。
胡木和周扬谈话时并没有指出这篇文章有什么错误，只是说有些地方“不够”。一篇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文章是探讨，不是结论，不必请示发表是可以的。
文章见报的这天一大早，邓力群给秦川打电话，大发雷霆，说：“讲话是王若水‘钻’到周扬身边搞出来的，宣扬的是王若水的主张。你要把这个情况点钟以前送到中宣部来。”秦川解释：“是我同意王若水去的，不是他要‘钻’进去的。”春节前周扬请他帮助起草讲话，他不愿意去。（秦川不知道王若水去天津只三天就回来了，没有参加起草）
当时，他刚离婚不久，把几年不在身边的孩子接回来，准备过一个团圆年。秦川对他说：“周扬同志是轻易不求人的，去去为好。”但文章发表后邓力群还是打电话给王若水，让他作检查。秦川和王若水二人不得不作了检查。
事后，邓力群在胡乔木的指示下，向中央书记处呈报了《中宣部关于人民日报擅自全文发表周扬同志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这份材料中写道：在这件事情上，秦川同志负有重要责任。但是从全过程来看，主要责任在王若水同志。这次他帮助周扬同志起草报告稿，实际上把他近年来一直宣扬的基本观点都写进稿子里了。人民日报编委会开会讨论时，当听了乔木同志批评和要修改后再发表的王若水同志，不仅没有提醒此事应请示乔木同志，要慎重处理，而且‘欣然同意’全文发表。他实际上是想通过这种形式，使他一直宣扬的观点成为权威性观点，扩大它的影响。我们认为，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王若水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
据此，邓力群提出了三点处理意见：一、关于人道主义问题，作为学术问题，今后仍可允许不同意见的讨论。周扬同志的文章既然已经全文发表，学术讨论会上持不同观点的文章，也应陆续在报纸上全文发表。同时准备组织力量，认真研究写出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马列主义的阐述。
二、对《人民日报》编辑部进行必要的调整。王若水调出《人民日报》，另行分配工作。
三、周扬同志不顾自己的地位，在乔木同志代表耀邦同志得出要他修改后再发表的意见以后，不认真考虑这篇讲话发表可能产生的影响，自食前言，不作修改。对周扬同志在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上不严肃、不负责的表现，希望他有所认识，表示正确态度。
这个报告中央没有下发，原因是胡耀邦阻拦了。他提出“报告”要与被批评的人见面，要核对事实。根据胡耀邦这个意见，3月21日（《邓力群自述》中说是3月26日），开了一个核对事实的见面会。见面会由胡乔木主持，参加者有邓力群、郁文、贺敬之、周扬、秦川、王若水等人。地点在中南海的中宣部的一个小会议室。1998年春，本书作者访问过当事人之一秦川，他向作者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情况，还给我他写的记述这件事的一篇文稿。
这一天，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面对面地坐在会议桌的两旁。被批评者先看邓力群的这份报告。秦川看了一半，就觉得有些事情和过程没说清楚，觉得邓力群有点意气用事。周扬看完了，脸上的气色发生了变化。他想站起来说话，又坐了下去。突然，他举起邓力群写的那个材料，掷在胡木面前，连声说：“这样做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
” 坐在对面的胡乔木震惊了：“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周扬愤怒了：“你们这样不正派！”胡乔木瞪大了眼睛，面对周扬，声色俱厉地说：“你这是反中央！”周扬说：“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胡乔木大声说：“你这是反中央政治局！”周扬说：“我只是反对你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双方剑拨弩张。出现了党内会议中少见的情况。坐在胡乔木对面的秦川只好打圆场：“你们都是我的老上级 老领导，还是团结起来坐下说吧！”胡木也意识到自己失态。接过秦川的话茬说：“是啊，我和周扬早年在上海就在一起工作了。”他冷静下来后问周扬：“告诉你不要发表，你为什么还要发表？”周扬说：“你来我家时没有说过不让发表，你只是说异化部分要联系实际，加强一下，修改以后发表。我没法修改。既然大会都讲了，讲话稿也印发了，报纸为什么不可以发表？”胡乔木坚持说，不听招呼擅自发表是错误的。周扬坚持他从来没的听到过不让发表。
二人相持不下。旁边一位插话说：“我们当时做了记录。对照记录稿，乔木同志说过不让发表。”《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中写的是，胡乔木不让周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让他修改后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周扬说没有听到这句话。
周扬再次为自己辩护：“乔木说异化问题要联系实际。”申明他没有听说过不让发表。
贺敬之说：“我相信中宣部的记录是真实的。我也相信周扬同志不会说假话。”贺敬之骑墙的插话使会场一时沉寂。邓力群突然站起来，大声说：“周扬同志，希望你认真学习小平同志在中顾委成立时的讲话，不要干预中宣部的工作！”周扬是中宣部的顾问。
会上，只有王若水作了轻言细语的申辩：“报告说我写了一本人道主义的书。”他拿起那本书说：“书里收了几十篇文章，其中只有我的一篇。怎么能因为以我的那篇的标题作书名，就说我写了一本书呢？”这次会核对事实的任务没有完成，不欢而散。事后，周扬给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写了一封信，说中宣部给中央书记处写的报告与事实有出入。他还根据自己的记忆写了一个事实真相的说明。
《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说：开会把事实核对清楚以后，我们又把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作了一点修改。4月20日，把这个报告，连同胡乔木3月10日同周扬的谈话记录，周扬给胡乔木、邓力群的信，秦川和王若水的信和检查再次报送上去。以后就没有了消息。有点“留中不发”的味道。．．．．．后来胡耀邦和我讲，学术问题何必搞得那么紧张，各说各的都可以嘛。我就说，周扬的那篇东西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按他说，党要变质，党要走到自己的反，政权也是如此，经济、思想也要走到自己的反，把马克思主讲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搬过来，这不伦不类嘛，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胡耀邦一直坚持这是个学术问题，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事情几个月没有下文。我也只好把它搁在那里。
从邓力群这段话来看，这场冲突实际上已经在胡乔木和胡耀邦之间展开。由于谁也说服不了谁，4月份以后，这场冲突进入了僵持、胶着阶段。但是，这场斗争还没有完。
文艺界充满火药味1983年4月以后，胡乔木为了捍卫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他暂时放下了“异化”问题，转而从文艺界入手。
4月30日到5月3日，中宣部召开部务扩大会议，胡乔木、邓力群、周扬出席。列席旁听的顾骧记录了这次会的情况。会上不仅批评了《苦恋》，还批评了《在社会档案里》、《离离原上草》、《妙青》、《人啊，人！》、《晚霞消失的时候》、《早晨三十分钟》等一系列作品，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相当严重”。 会上，胡乔木作了语气严厉的发言。他说：我读的文艺作品不多，全局估计不好说。但是，从许多方，从许多人：作家，批评家、读者里了解的情况，说一点看法，我想不会离事实太远。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在文艺界不是很高了。会上列举的一些材料说明，在社会主义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么久了，出版的文学作品，社会主义文艺旗帜不是愈举愈高，而是愈举愈低。作家批评家躲开它，躲开社会主义。如果说程度如何估计说不清，但事实是确实存在的。如果对这事实都不注意，我们的革命良心就存在问题。如果认为良心可以安，那么这样的同志的革命良心是值得分析的。已经那么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东西，怎能视而不见。不忙作结论，不忙批评？（说这些话时胡乔木提高嗓门，声色俱厉）攻击不限于来自文艺界，但比较起来文艺界突出。．．．．我认为我们文艺界出现了反对社会主义的文章，否定我们的社会主义，否定社会主义事业。认为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可怀疑的，是童话。说我们相信童话太多了，六十年是童话，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童话，对这样的论调采取自由主义，慢慢讨论吧，我不赞成这样的态度。我对朱某某讲，四项基本原则要是可以放弃，只有我们解散共产党。但是我们共产党是不会解散的，所以四项原则不能放弃。
他接着说：对过去党的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对反右，十年文化大革命，我赞成少写。如果将过去党的历史上发生过的错误，在文艺作品中表现，也要占百分之五十五，那么，这样也就是党本身的错误了。．．．张某某这样的作家，把党的错误充分描写，无异是教育青年怀疑共产党。
对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注：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胡乔木谈了他的看法：我们要坚持一些东西，也要反对一些东西。双百方针是有目的的，不然就同战国时期一样了。双百方针不是独立的，不能认为文艺就是一个双百方针，四项基本原则就不存在了？我们共产党人要想不反对一个人是做不到的。我主观上想不轻易反对一些人，但我参加革命就是要反对一些人。这些人存在么。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然有所坚持，就必然有所反对。对专门散布怀疑社会主义以至反对社会主义的作品不能容忍，不能采取宽容的态度。．．．．有一位知名人士写过一篇大学教育方面的文章，有一句话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他要我们大学实行“兼容并包”的方针，继承北大老传统。当年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是进步的，但要在今天的大学实行“兼容并包”，就是要在我们的大学里允许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的倒退。
（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年，上海，第85页－88页）
1983年8月10日，胡乔木找上海的著名老作家王若望谈话，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胡乔木首先把王若望发表的文章放在思想界和文艺界的大形势之中：“一方面由于你个人的遭遇，使你写了一些文章，说了这样一些话，反映了全国的一股大潮流。不仅是文艺界，还有哲学界。．．．．．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变成了自由主义者，毫不掩饰的自由主义者。还有比这更不好的，从根本上怀疑共产党、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也许他自己说他是共产党员。这股思潮经过1981年的批评有所下降。受了批评的有进步，但是没有受批评的却越来越厉害，越走越远。”胡乔木在这里表扬了钱钟书，说王若望没有像钱钟书一样看到现在是一个好时代，王若望所有的文章都没有歌颂这个好时代。胡乔木批评王若望：“你很少读书，发议论不知天高地厚，是非颠倒，你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未入党，你已不像党员了。”“你提倡无为而治（指对思想文化不要行政干预――引者注），如果实行无为而治，共产党就可以解散了，由民盟、民革组阁。”“你又提倡为民请命，为民请命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人到中年》这部片子也没有问题，但是你用这样的煽动性的话一说，你就成了专门制造党与群众对立起来这样作用的人，这是可耻的，还不说是危险的。对你的政治生命也是危险的。”“你的《三步曲》内容可能是真实的。看了你的作品，人们会说，共产党的监狱比国民党、日本的监狱还残酷。”胡乔木的谈话又从批评王若望转而批评文艺界其他人。“茹志娟在文学技巧上进步了，但对生活冷眼旁观。．．．．现在有些作家一味寻找生活中灰色的东西，或者一味模仿西方文艺的技巧。”“《文艺报》对徐迟的批评是正常的，他文章中的错误是很可笑的。我很客观地认为，这样的讨论是正常的，怎么说是围剿呢？”“《晚霞消失的时候》作者是一个青年，宣传宗教思想，贾平凹也宣传宗教思想。还有人宣传存在主义思想。很多出格的东西都放出来了。”胡乔木说：“现在文艺界混乱比之1981年思想战线座谈会时的情况严重得多。”他说：现在要大喝一声，共产党员站出来，不然社会主义文艺就要名存实亡！
1983年8月11日，胡乔木在审查《世界工艺美术展览》时发表讲话说：我们不要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国家就这样子，这不是和平演变吗？专让青年看搂搂抱抱的，或者是武打片子，或是慈禧太后古装片子，不是把青年引向歪路上去吗？我们掌握了国家机器，我们是执政党，对这样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不是太可耻了吗？
最近文化系统发生的一些非常乌七八糟的事情，不像样子的事情；这些事情是解放以来没有的。有问题的人要检讨，要整风、整党。闹的笑话很多，这方的材料宣传部都有。不能马马虎虎地过去，要研究处理。
还有一些刊物发表了一些真正离经叛道的文章，他们也敢发。．．．．大学教授在刊物上发表的一些出格的文章，教育部要管，要加以追究，要批评。
1983年8月20日，胡乔木给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写了一封信，信文如下：一、文化系统有几位演员表演得很不像样，要适当批评，还应重一些。有奖无惩难以治天下。
二、文物部门外行领导，急功近利，考古界甚为不满。挖掘草率，保管不善。
三、出版方领导太弱，对西方现代派思想横流，负有很大责任。
1983年月27日，胡乔木在《李大维：祖国统一三点建议》材料上批示： 建议切中时弊。
对西方文化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宣传，建议中央加以控制（不是封锁，现在是泛滥成灾）。加强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宣传（与其让美国文艺传播，不如让苏联社会主义文艺传播。苏联社会主义文艺教育了我们好几代人）。
胡乔木在1983关于文艺的谈话、批示、信件，火药味很浓，在文艺界广泛传达。一些政治敏感的人感到，一场新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新闻界：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斗争胡木一手抓文艺界，另一手抓新闻界。他在新闻界抓的是“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他利用这个问题，批评“不听话”的报人，极力保证党委对新闻工作的绝对领导。
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以后，中国新闻界一直把党性看作最高原则。什么叫党性？理论上的回答是，党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对于办报人来说，党性的具体体现就是严格按各级党委的要求办报。发什么，不发什么，包括版面安排，完全听党委的。过去几十年一直是这样做的。这样做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翻开１９５５年的报纸，可以看到连篇累牍地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史证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纯系冤案；翻开１９５７年的报纸，可以看到势如洪水的反右内容，史证明，６０多万“右派分子”全是错案；翻开１９５８年的报纸，可以看到对“大跃进”的齐声赞扬和放高产“卫星”的连连喜讯，实际上，“大跃进”造成了数千万人饥饿而死；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报纸，更是不堪入目。可以说，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报纸，真正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有良心的报人回头翻阅报纸，无不感到羞愧难当。
胡绩伟在《人民日报》工作了几十年，过去一直很听话。文化大革命以后，他想到几十年来《人民日报》种种有损人民利益的宣传，开始独立思考。从１９７９年开始，他就“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他说：党委要把自己的报纸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党报呢？我们的党是代表人民的，党报也是人民的报纸。党如果不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就失去了党性。我们党的党性，主要就是人民性。
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党报如果不千方百计地办成人民的报纸，党报就没有人民性，也就没有党性。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但历史上也有不统一的时期。
他列举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两个凡是”阶段《人民日报》党性和人民性不一致的实例以后说：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我们共产党是不是革命党，不能决定于自己认为如何，而决定于人民群众承认不承认。在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时期，尽管他们把自己吹上了天，吹成世界上最革命的党，但人民不承认；那个时期他们把持的中央党报，自己也吹上了天，认为办得最好，最有党性，但人民不承认。事实说明：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分不开，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
（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帮下台》，明镜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９９－２００页）
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３日，胡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活中说：“把民主和领导对立起来，以至走到党性发源于人民性，说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没有人民性哪有党性，这种奇谈怪论居然能相当流行，我觉得这是社会科学界的羞耻。”中宣部向各单位传达了胡乔木这个讲话。胡绩伟对胡乔木的批评不服。２月８日，胡绩伟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信中作了一番辩解以后说：“事情过了一年多，你却把这种观点说成是‘把民主和领导对立起来’，把它列入反对四项原则的‘资产阶自由化’之内，进行这样严厉的指责，我觉得是不适当的。”信发出去以后没有回音，胡绩伟又写了一篇题为《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的文章，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把表述改为“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１９８２年２月４日，将此文寄给胡乔木，并附一封信。３月２６日，胡乔木回信。否定了胡绩伟这篇文章，说“不要用人民性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来作包治百病的药方。”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争论没有完。１９８３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政治研究室编发了关于胡绩伟的错误观点的材料。“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是批判的靶子。这个材料的按语说：“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有些同志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影响，因而在新闻理论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是非不清、思想混乱的状况。其中，关于新闻工作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胡绩伟知道自己已被内定为大批判对象，时年已到６６岁，也是出于是拥护中央６５岁退职的号召，１９８３年１０月，他向中央提出了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的请求。他想，与其受批判后下台，不如主动退下来。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２８日，胡乔木受书记处的委托召开会议，正式宣布胡绩伟的错误。胡乔木说：“党性来源于人民性”这是原则问题。．．．．绩伟同志是在三中全会以后提出这个口号的，而且被大力宣传，这点，我没有夸大。因为中宣部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会上，在中央党校，在新闻研究所，都宣传了这个观点，已经散布到全国，不能说每个省报至少有相当多的省报受到了影响，影响很大。．．．．“党性来源于人民性”这是同中央保持一致的大问题。．．．．这不是个别问题，这涉及到党的性质，关系到对党的性质，原则上都有分歧。党是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不是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如果是，它就不可能来自人民性。
这是对党的性质发生动摇。
胡木在“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的表述是否科学上做文章，其实这不是主要的，实质的问题是，办报人听不听党委的话，“这是同中央保持一致的大问题”。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３０日上午，是个星期天，胡木和邓力群到了人民日报社，在全体党员干部会上，胡木首先宣布了中央书记处１０月２０日上午的会上关于人民日报的一项决定：同意胡绩伟的辞职请求，并决定将他调离人民日报社。因为胡绩伟已经是人大常委了。原总编秦川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李庄任总编辑。决定将副总编王若水调离人民日报社，暂时不安排工作。他们二人仍参加人民日报的整党活动。
接着，胡木作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他简单而抽象地肯定了两人在人民日报工作期间作出的贡献，严厉而详尽地揭露批判他们二人的“错误”。他说：“人民日报工作里面的缺点，或者包括错误，同他们两位的思想与工作也有重要的关系。”“关于胡绩伟和王若水同志他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希望在整党过程里面能够得到彻底的解决。”他指出这两人的主要问题是“在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上和中央没有保持一致”。他说：我想应该说，胡绩伟同志跟王若水同志，对有一些思想，有一些言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是没有同中央保持一致的。这并不是无意的，也不是偶然的，不是一个短的时间，比方说几个月，或者一年、两年。关键的问题就是从党中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问题以后，胡绩伟同志跟王若水同志对这样一个问题所抱的态度是不正确的。这也影响到人民日报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在很长的时间里是不积极的。
胡木认为，胡绩伟的错误思想表现得最完整的是他在１９７９年在高党校的三次讲话。他用很长的时间批判了这三次讲话。他说：在这里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究竟是党伟大还是人民伟大？他的回答是人民伟大。党有时候伟大，有时候不伟大。．．．．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党的纪律。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也是全党所认同的，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他提出一个问题：“中央服从谁？”．．．．．．这就是说，党报不能仅仅地服从党，因为党是会犯错误的，人民是不会犯错误的。．．．．那么怎样保证党中央不犯错误呢？就是要保证党中央经常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而为著使党中央能够经常处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一个党报。党中央要办好一个党报，这个党报能够代表人民对党中央实行监督。．．．．党报是要代表党中央的，党中要接受人民的监督是不错的，但是绩伟这样的提法，实际上是把党报和党中央的关系摆颠倒了。．．．．．．这样不妥当的问题为什么会提出来呢？这就是表示了他对于党中央抱着一定程度的不信任。也就是说对于党抱着一定程度的不信任。
接着，胡木的批评转向了王若水，转向了“异化”问题。他引经据典，认为“异化”在马克思学说里不占重要地位，他引用一些事例证明，王若水宣传“异化”，其结果是“使得一些青年人坚决地反对社会主义。”接着他谈到民主，他说：“党中央服从谁？究竟是党伟大还是人民伟大”这样一个问题所包含的错误思想，必然同时包含着对于民主的一种片的错误的了解。．．．．所以，不能随便地滥用人民公仆变成人民主人。因为这样的话，很容易煽起一种盲目的不满情绪，以至被一些社会上的坏人所利用。．．．讲民主的权威是可以的，是正确的，但是不够的，还要加上科学的权威，并不是什么问题都能够用民主来解决的（他举了一个例子：一条船在大海上出了危险，是听船长的还是少数服从多数？）。．．．．片地宣传民主，这不是人民日报一个短时间的倾向，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倾向，纠正一次改变一下，可是过了不久，原来的倾向又表现出来了。．．．．我坚决地反对进行这种片的民主宣传，这样的宣传使得群众走到一种斜路上去，引导群众思想完全走到错误的路上去。
胡绩伟对胡乔木宣布中央决定时又大加批判的作法十分不满。他愤愤地说：我辞职，中央批准，这是正常的。我在人民日报工作３０多年，人老了，响应中央号召，是自动提出辞职的。在中央批准的时候，人民日报的两位顶头上司，两位中央领导人，到人民日报来召开全体党员干部会，不是欢送我而是宣布上我的“错误”，发动报社同志来批判我。
这种作法，合乎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吗？合乎共产主义道德吗？现在很多机关有成千上万的老同志辞职，有哪一个机关采取“批一通，赶出门”的办法呢？既然把我调出人民日报，偏偏又规定要我参加人民日报的整党。既然要我留在人民日报整党，又迫不及待地把我调出人民日报。这不是有意整人吗？
胡乔木想在人民日报和新闻界发起一场对胡绩伟的大批判。但批判会开不起来，开起来的会也稀稀拉拉，批判只好虎头蛇尾。这次安排的以秦川为首的新班子还是“不听话”。胡乔木决定从根本上对人民日报大换血，调王忍之、卢之超等四人到人民日报接收权力。但是，他这一企图被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等人抵制了。李锐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这次抵制情况：１９８４年１月１９日，书记处会议，讨论《人民日报》人事问题。中宣部拟派王忍之等四人进入报社领导班子，将旧班子“一锅端”。中组部有的领导准备批准。这时听说王忍之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激昂慷慨地说，各条战线都已受到严重精神污染，似乎资本主义全复辟了。于是我同陈野苹（部长）商量，这个名单都是搞理论的人，恐怕不合适。１月７日，在习仲勋处谈及此事时，在座的乔石、宋任穷、陈野苹都不赞成。我还为胡绩伟说了话，并说胡乔木不能容人。于是，我们回部里开会，顶住了这个方案。１２日，中宣部的干部局长来催此事；野苹告诉我，他接到邓力群的电话，说我反对此事。１９日的书记处会议上，好几位同志说到王忍之二中全会发言过左，决不能去管报纸，耀邦谈到报纸不能办成理论刊物。我最后发言：这个名单不合适，报纸是对着现实情况的，重担压着，无日能卸。书生不能办报。耀邦加了一句：书生要相引号。邓力群在座，一言未发。这个名单就被否决了。（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第２８２－２８３页）
只搞了28天的清污运动胡乔木在文艺界、新闻界点上了大批判之火，该把“异化论”的斗争引向深入了。“清除精神污染”是异化论风波的发展和深入。
当时，把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原则不一致的思想称为“精神污染”。1983年6月4日，邓力群在中央党校批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话中，最先提出“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词。后来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文艺、新闻、教育等方方面面都有清除精神污染的任务。
据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秦川回忆，在中央上层，对清除精神污染有不同看法。8月间，他列席了一次中央高层会议。会上书记处农村改革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谈农业问题。他谈到有人主张在农村清除精神污染。万里习惯地甩着钥匙链说：“有人尽找农村的问题，而且散发材料。材料上的那些事，如果让我找，我可以找一百个例子。”邓力群说：“我没有发。”万里说：“我这里有一份。”胡耀邦、赵紫阳也先后说：“我这里也有一份。”邓力群生气地说：“作为研究室主任，我有权派人下去搞调研。材料内部发得很少。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说过，有8个以上的雇工就是剥削。现在还是适用的。”胡耀邦激动地说：“我看现在有些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不清楚。”赵紫阳细声慢语地说：“我看社会主义有点剥削也没关系。”万里说：“我的意见是农村不搞清污。”方毅也接着说：“我们科技战线不搞清污。”但是，“清污”运动还是在发展。１９８３年９月２２日，《中国教育报》发表社论：《教育工作者必须反对精神污染》。９月２４日，邓力群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二次会上讲话，强调要“努力清除各个思想领域的精神污染”，把这场斗争从教育界推向各个思想领域。
周扬对关于异化的批评不服。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为自己在党校讲话辩护，并附上马克思讲异化的18条论述。
据邓力群说，这封信是通过薄一波送上去的。当时，邓力群等正在为邓小平起草十二届二中全会的报告。９月３０日，邓小平就周扬的信向报告草者邓力群等谈了一些话：早已收到周扬同志为他文章辩护的信和附上的马克思讲异经的18条论述。周扬同志送来的马克思讲异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话，都是讲的资本主义社会，讲劳动创造的成果反过来变成压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话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关于异化，马克思是如何说的，要搞个材料，印发给大家。这是个生疏的名词，绝大多数同志不了解异化是什么。也是个学习嘛。让大家接触一下这个问题，有必要。
周扬同志讲毛主席1964年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亏啊？那时候满脑子苏联变质，联系到说我们自己变质，提出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所当权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级领导都打倒。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啊？
得组织点文章。
也怪，怎么搬出这些东西来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信心。不是说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吗？共产主义被看成渺茫的东西，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了。既然社会主义自身要异化，还到什么共产主义呢？在第一阶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里去？
社会主义异化到哪里去？异化到资本主义？异化到封建主义？总不是说社会主义异化到共产主义嘛！当然，也说社会主义自身有克服异化的力量。
需要写有份量的文章驳这些东西。
这些观点，说它“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可能太重了，可以说它“以马克思主义的目出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没信心。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讲话。
这是一种论断。这个论断没有错。
搬了些古老的东西加以歪曲，这是吓唬人嘛。所以，读点马克思的书很重要。利用这个机会学习学习嘛。
外国各方对异化论的议论，整理成一个材料，发给全会（不写周扬那些）。
周扬同志送来的材料，我一看，马克思在什么范围讲这个，清清楚楚。这个材料帮不了周扬的忙。
（《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上，第二12－414页）
邓小平对二中全会报告起草者邓力群、龚育之、郑惠说：“不能讲那么多问题，只讲两个问题：一、整党不能走过场；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最后他们写成了《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稿。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２日，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其中大部分篇幅讲“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邓小平在讲话中说：“理论界文艺界还有不少问题，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现象。”、“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常常标榜他们如何讲人道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等来了。
”、“至于‘异化’，马克思在发现剩余价值规律以后，曾经继续用这个说法来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雇佣劳动，意思是说工人的这种劳动是异已的，反对工人自己的，结果只是使资本家发财，使自己受穷。现在有些同志却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甚至也不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残余及其后果，而是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说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的自身活动，不断产生异已的力量。……这实际是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没有希望。”、“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39－42页）
邓小平话音刚落，邓力群就在二中全会的小组会上作了一个长篇发言，对王若水进行了系统的批判。《邓力群自述――十二年春秋》全文录入了这个发言。
邓小平的坚决态度，使得各方面都加紧了对清除精神污染的部署：１０月１５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开会，拥护邓小平的上述讲话。
１０月１７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会，会上认真讨论了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要求各纪委重视这方面的工作。
１０月２５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校校长王震的讲话，讲话提出“要清醒地认识当前思想理论战线的形势，勇敢地、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前列。”同一天，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也纷纷发言支持清除精神污染。
１０月３１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坚决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同一天，很少发表评论的新华社，也发表评论员文章《向精神污染作斗争》。同一天，文化部长朱穆之在一个会上发言讲到，将采取有力措施清除文化界的精神污染。
１１月３日，《人民日报》发表哲学家邢贲思同记者的谈话，指出理论工作者要以积极的态度，站在清除精神污染斗争的前列。他说，近几年来思想理论界精神污染相当严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污染面广，包括理论、文艺、新闻、教育、政法等方面，都有精神污染；一是某个领域污染程度相当深，像“社会主义异化论”、人道主义论，理论上很玄，涉及到很多复杂的方面。
１１月３日，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提出，各团组织，要动员和带领广大团员青年，自觉地积极地站在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前列。
１１月５日，周扬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就他所发表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据说这是被迫的。
同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召开农村文明村（镇）建设座谈会闭幕。中宣部副部长郁文说，对农村精神污染现象不能低估。
１１月１２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清除精神污染也是一种思想解放》。
１１月１６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建设精神文明反对精神污染》。
１１月２０日，文化部长朱穆之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正确方向，防止精神污染。当前主要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
这一切紧锣密鼓的宣传。使人们感到，一场政治暴风雨即将来临。
在各省，也响应中央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我当时出席天津市委的一个报告会，由市委第二书记张再旺作清除精神污染的报告。我习惯开会带一本书，以便在会前的等待中打发时间。这天我带的是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写的《第三条道路》。没想到，市委书记在报告中提到一系列有精神污染的书，其中就有《第三条道路》。此外，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一大批书都列为禁书。在工厂里，清除精神污染就针对青年工人的头发和服装了。有的厂党委书记上班前拿一把剪刀站在工厂门前，凡有穿喇叭裤腿来上班的不让进，或者干脆拿剪刀把裤腿剪开。有些对外开放的单位和“三资”企业，也搞起了清除精神污染，出现了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据说，胡耀邦和赵紫阳在这期间，派人对基层的反精神污染情况作了一些调查，发现了反精神污染的扩大化现象。这种扩大化危及到改革和开放。他们把清除精神污染中的一些不正常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也怕影响改革开放，才点头车。
这时，清除精神污染斗争开始向后撤退。１１月２８日，中宣部长邓力群在全国文化厅局长和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说：“不能把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中不成功甚至失败的东西说成是精神污染。”１１月３０日，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在总政党委扩大会上说：一、清除精神污染态度要坚决；二、要严格掌据清理的范围和界限；三、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四、要严格区分矛盾的性质。
１２月２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清除精神污染，划清政策界限》的评论中指出，“我们要在经济战线继续进行改革，对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或正在探讨的问题，更不能当成精神污染来批判”。
１２月７日，中宣部长邓力群同部分省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代表时说，中央已经决定，在农村不提清除精神污染的口号。其实，万里是第一个站出来说“农村改革没有污染问题”。
１２月１３日－２２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宣布：“在自然科学技术工作中不提反对精神污染。”12月14日，胡耀邦召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视部的领导人谈话。他说：“清除精神污染要继续搞下去，但要防止两种干扰。一种是左的思想干扰，一种是封建思想的干扰，这两种思想容易使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接着，他讲了8条具体意见：不干涉人家的穿衣打扮，不要用“奇装异服”一词；对没有害处的抒情歌曲及轻音乐，不要禁止；文学方面，所有世界公认的名著不能封闭。电影、戏剧、曲艺等，凡是中央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演，不能滥禁滥砍；等等。在这次谈话６天以后的１２月２０日，胡耀邦在书记处会上说：上次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思想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理论战线、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中出了漏洞：一个是扩大到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起，造声。后来我们刹车了。这个问题以后不要再提了。（万里插话：我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了，什么是“自由化”，说不清楚，以后提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腐蚀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遗毒，就很够了。）我同意这个意见，“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要提了。但也不要去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正提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明镜出版社，香港,１９９７年，第３３８页）
从此以后，报纸上就很少出现“清除精神污染”的文字了。这场来势很猛的斗争就这样悄悄地结束了。作为这次斗争的文字结果之一，胡乔木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长篇文章，要求各高等院校把这篇文章作为政治课教材，组织学生学习。胡乔木这篇文章是专为批判周扬而作的。为了这篇文章，他动用了8个单位的人力，集中了一批“秀才”，帮他起草。“时三个月，四易其稿”。这篇文章在《红旗》、《人民日报》等权威报刊上发表以后，又发单行本，１９８４年１月出版，印数达2000万册。但是，学生们并没有接受他的这篇文章，很快被人淡忘。
胡乔木的文章发表以后，又给他的对手施加一点抚慰。１月２６日，胡乔木写了一首诗给周扬，并致以春节的问候：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我的心上流出，就在同时。
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
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
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
诗中的“你”大概是指“异化论”，胡木也承认这个理论的锋利，但必须放在“剑匣”里收藏。“我的好友”是指周扬。可是，周扬是看不到“雨后的阳光”的。他曾在1983年11月５日，以向新华社记者谈话的形式，对“异化”问题作了检查，这个检查经新华社发通稿，为各家报纸采用。这次检查是违心的，被迫的，是痛苦的。熟悉他的人说，他从此被内心的懊恼、矛盾、痛苦深深地缠绕，心灵受到重创，郁闷成疾。（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年，上海，第115页）从此一病不起，“伤口会愈合”没有实现，僵卧病床数年而终。
清除精神污染实际只搞了几十天（有人说只搞了２８天），无疾而终。
为什么清除精神污染这么快就结束了？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联合抵制的结果。胡耀帮１９８９年４月５日在自己家里同李锐的一次长谈中说：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胡乔木、邓力群二人一直反对周扬、夏衍和巴金，认为他们三人是搞自由化的头头，影响太大。我一直顶住，认为这三人不能整。我曾批评过王兆国不该发言：“你又不知道周扬的历史情况，发这个言干什么。”乔木还拟了个文件，全国发下去，要人人过关作检查。我于是给乔木打电话，不能这么搞了，并且将原件退了回去。当时邓力群气势汹汹，逼《人民日报》、新华社发表文章：《向精神污染作斗争》。由于我和紫阳抵制，其它书记处成员都不赞成。大家知道，这场类似“文革”的“清污”运动，只搞了２８天，停了下来。紫阳在人代会讲到，此事中央有责任。但乔木、邓力群二人一直对此不满，耿耿于怀，于是接着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怀念耀邦．第四集》，第２９７页）
清除精神污染很快夭折。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占多数）比较高兴。一部分人很不满意，还总结“中途夭折的教训”，并把这笔帐记在胡耀邦身上，到１９８７年１月批判胡耀邦时算总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