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冤死的晁错(下)_易中天品读汉代风云人物_易中天

  晁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有才华的人、有思想的人,但不等于他就是一个适合搞政治的人。为什么呢?他性格有问题。晁错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恃宠骄人,气死了丞相申屠嘉,得罪了一大批正人君子。

  他为人“峭直刻深”,咄咄逼人,逮住了理就不依不饶。他头脑中只有“该不该做”,不考虑“能不能做”,以及是“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这些性格特征就注定其很难完成特殊的历史使命。

  首先说,晁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晁错最早是学“刑名之学”的。什么叫“刑名之学”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政治法律的,也就是说晁错是政法学院或者政法系毕业的。因为他的学习成绩还不错,而且主要是文字功夫好,后来就当上了太常掌故。我们要知道,古人判案子很讲究判决书的起草,要求判决书写得很有文采。晁错很有文采,所以选他做太常掌故。

  太常掌故是个什么官呢?太常掌故是太常寺里面的一个官。太常寺又是一个什么机构呢?太常寺就是我前面说过的汉代中央政府九个部当中的一个部,而且是第一部,主管祭祀、礼仪和教育。太常寺有一个活动叫做博士考试。这个汉代的博士不是现在的博士,它不是学位。汉代的博士是官,它的工作是掌握历史知识,以备皇帝咨询。因为那个时候治国靠经验,而历史上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是怎么处理的,要知道这些典故、这些故事,才好来处理当前的事务,所以需要有一批专门的人才掌握这个,这个官就叫做博士。

  晁错时来运转是什么时候呢?是被太常寺选拔去读《尚书》。我们知道,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古代典籍失传,很多典籍流散在民间,传人一代一代地没有了。到了汉文帝的时候,懂得《尚书》的只剩下一个人,叫做济南伏生。等汉文帝找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已经九十多岁了,不可能把他请到朝廷里来了。怎么办呢?汉文帝只好下命令说,太常寺不是教育部吗?选拔一个可造之才,到济南伏生家里去学。苍天有眼,太常寺选中的就是晁错。晁错在济南伏生家,跟着济南伏生学了《尚书》——这是儒家的学说。他原来学的是法家的东西,现在又学了儒家的东西,这叫做学贯儒法。学问大长,名声也大长。晁错回到朝廷以后,说起话来是头头是道。汉文帝说,这是个人才啊,这个人才不能浪费了啊,那就去辅佐太子吧。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景帝。于是汉文帝就任命晁错做了太子舍人,后来又做了太子门大夫,再后来做到太子家令。太子家令是个什么级别呢?算是一个中层干部。

  晁错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口才特别好,能言善辩。他进了太子府以后——太子嘛,他是储君,就是他等着做皇帝,他平时不管事儿,没什么事儿做,晁错又一肚子学问——就天天跟太子谈学问,谈得太子对他有点崇拜,经常和他坐而论道。太子的家人也对他有点崇拜,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智囊”。

  晁错还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虽然在太子府里面做一个家令,或者还只是做一个门大夫,官职不大,但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不时地向汉文帝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他给汉文帝上了好几道疏文,其中最有名的是谈两件事情的:一件事情是守边,一件事情是劝农。这篇疏文后来被收入《汉书》的时候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收入晁错的本传,一部分收入《食货志》——收入《食货志》的后来被命名为《论贵粟疏》,这是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晁错可以说是西汉初年和贾谊齐名的思想家——贾谊,我们知道,他的《治安策》和《过秦论》都是非常有名的——晁错的这两篇疏文也被认为是可以和贾谊的那两篇疏文齐名的“西汉鸿文”。从这个角度讲,晁错他又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有办法的人,还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正因为他是一个有学问、有思想、有能力、还不甘寂寞的人,就命中注定了他会来趟朝政这汪“浑水”——他一定会来管这个国家的事情,他不会袖手旁观的。

  但问题是,晁错这个人虽然有学问、有才华、有思想、有能力,但是他只适合做一个政论家,不适合做一个政治家。就是说,他发议论是可以的,出主意是可以的,真正做事、搞政治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

  晁错首先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当他还在太子府的时候,和朝中的大臣关系就不好。我们看《史记·袁盎晁错列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袁盎及诸大功臣都不喜欢晁错,很不喜欢他。你想想,他在太子府里面不过做个舍人、门大夫、家令,并不是什么职权很大的、很重要的官员,只不过喜欢发发议论而已,大家就已经不喜欢他了;一旦他进入中枢,担任重要职务,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果然,汉文帝驾崩,汉景帝继位以后就重用晁错——因为汉景帝觉得晁错是一个智囊,所以他一上台,第一件事就是任命晁错为内史。内史是个什么官呢?内史负责的是京城地区所有的行政工作,相当于现在一个首都的市长——所以晁错是越过了副部级,直升正部级。这样一来,晁错恐怕是有点得意忘形,至少是有点趾高气扬了。仗着汉景帝信任他,不停地提意见,不停地提建议,今天要改这个,明天要改那个……汉景帝是言听计从,一一采纳他的意见,这一下子弄得朝中的其他大臣就不太高兴了。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政治,在官场上都有一整套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矩,一般情况下都得因循守常。汉代政治在武帝以前是以道家的治国理念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张清静无为,主张一动不如一静,主张以柔克刚。总而言之是不喜欢折腾。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呢,汉初的那些高级官员基本上都是贵族或者功臣,有的是当年跟着刘邦一起打天下的,虽然能力不一定很强,但是熬熬年头也就慢慢地熬上来了,所以大家对于像晁错这样一个靠着能言善辩、夸夸其谈就青云直上的家伙很是看不上眼。那么,晁错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呢?他呀,应该夹起尾巴做人。可他不,今天出个主意明天出个主意,像根“搅屎棍子”,搅得朝廷上下不得安宁,大家对他也就忍无可忍了。

  第一个被晁错惹毛的人是当时的丞相申屠嘉。申屠嘉被惹毛了以后,找了个碴子就要杀晁错。找了个什么碴子呢?晁错不是当了内史吗?那就是首都的市长了,内史有一个办公机构叫内史府,内史府有一个门朝东边开,晁错觉得这个门朝东边开,出出进进不方便,他就在南边开了一个门。南边是什么?南边是太上皇的庙,从南边开一个门就得把太上皇的庙的外围墙打一个洞。申屠嘉想,好家伙,太上皇头上动土啊,大不敬!于是找人商量着说,我们明天上朝的时候弹劾他。不知道这个消息怎么就走漏了,晁错得到消息之后连夜进宫去见汉景帝,把情况都说了。汉景帝说,这个事情朕给你做主了。

  第二天一上朝,丞相申屠嘉就把这个事提出来。汉景帝说,哎呀,这个事儿朕知道了,这个晁错他是在太上皇庙的墙上开了一个洞,不过那个墙不是内墙,那是外墙。晁错他开的是最外面的那个,没戳到里面去。外面那个地方是干什么的呢?是安置闲散官员的,没什么了不起的。最后汉景帝说了一句最关键的话:这个事是朕让他做的。申屠嘉没有话说了,回到家里吐血而死。这就是说,晁错刚一上台就气死一宰相。

  申屠嘉是什么人啊?申屠嘉是跟着高祖刘邦打天下的功臣啊!这样的人都搞不掂晁错,还有谁能摆平他?晁错——我们可以想像得出——他在朝中更加是恃宠骄人,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了。

  这里顺便要说一下申屠嘉这个人,他可不是小人。我们去看史书对申屠嘉的评价,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廉洁的清官,有个说法叫“门不受私谒”。什么叫“门不受私谒”?就是他在自己家里头是从不接待客人的。其他的官员你不要到我家里来谈事,有事咱们上朝,到办公室去谈。袁盎曾经找过申屠嘉,申屠嘉说,袁公有什么事吗?公事明天到办公室找办事员谈,如果是私事,本丞相无私事,清官嘛。由这件事情而来,申屠嘉在这个朝廷当中威望是很高的。晁错你得罪了申屠嘉,你就同时得罪了一批正人君子,比方说后来联名上书要杀晁错的廷尉张欧。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也是个大好人。廷尉我不是说了吗,是司法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张欧他办案子有一个原则,就是拿了判决以后,他要先看,看了以后,如果他发现这个案子有疑点,比方说证据不足、程序不对,就要发回去重审;如果交上来的案卷左看右看都挑不出毛病,那是证据确凿,这个人也确实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能赦免他了,那张欧会亲自到监狱里去宣读判决书,流着眼泪,是一边哭一边读,说你犯了什么滔天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弄点好酒好肉伺候,你就上路吧。张欧是这么一个人,你想这样一个人都主张杀晁错,晁错得罪人得罪到什么程度,我们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晁错为什么不得人心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政见不和。他主张削藩,其他人主张不动——“道不同,不相与谋”。第二个原因是性格不好。《史记》和《汉书》讲到晁错的时候都用了四个字:“峭”、“直”、“刻”、“深”。峭,什么意思呢?严厉;直,什么意思呢?刚直;刻,什么意思呢?苛刻;深,什么意思呢?心狠。一个人又严厉,又刚直,又苛刻,又心狠,能讨人喜欢吗?不讨人喜欢。谁会喜欢这样的人呢?谁会跟这样的人成为好朋友呢?这样的人怎么会有一个好的人缘呢?而没有一个好的人缘,你怎么能在政府里面混呢?这就是晁错性格上的原因。

  晁错的这个性格,我们在电视剧《汉武大帝》里面也看到有所表现。晁错推出削藩的政策以后,朝野哗然。晁错的父亲就千里迢迢从颍川赶到长安来找晁错,他是这样说的:外间所有人都说,你为政滥用权力,只管向皇上出坏主意,专以侵削刘氏诸王的封地为务。俗话说,疏不间亲,天下刘姓都是一家,刘姓都是天子的亲戚啊!为父就想问你,你能不能闭口不言?你一心为了巩固他刘家的天下,难道你就不怕咱晁家有一天被满门抄斩、灭门九族吗?

  听父亲这么说,晁错是这样表白的:父亲,儿子是从政之身,当仁不让!削藩是利社稷安国家,关系到大汉朝千秋万代、长治久安的大事。儿子义不容辞!父亲,儿子忠孝难以两全!

  这个情节表现了什么?表现了晁错的忠心耿耿。晁错是一个既忠心耿耿又深谋远虑的人,按说他实在是一个国家栋梁,但是晁错的忠心耿耿和他的深谋远虑都有一点问题。什么问题呢?晁错他是为国深谋远虑,但是为自己一点儿都不深谋远虑,所以《汉书》对他的评价是:“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就是说自己要倒霉了,他都不知道。这样的人,按照我们一般来说的道德标准来看,是一个大好人啊:大公无私、一心为公、一往无前、奋不顾身,这不是很好吗?怎么会不好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为自己考虑的人,他往往也不能为别人考虑;不懂得民情的人,不懂得那些人之常情的人,也往往不懂国情。国家是什么?国家是由具体的人民构成的,人民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你不了解人,你就不能以人为本——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要了解人性、人情,包括人之常情,你不能够没有人之常情。一个不把自己生命放在眼里的人,往往也不把别人的生命放在眼里;一个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的人,也不会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你既然不能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又怎么为民众谋福利呢?一个连自己都保卫不了的人,你能够保卫国家吗?所以对于这样一种奋不顾身,我们要一分为二地来看:承认他道德上高尚的一面,也看到他缺陷的一面。

  忠心耿耿又有什么问题呢?忠心耿耿的人往往会有这么一个问题:我既然是一心为公的,谁反对我,就是一心为私;我既然是忠臣,谁反对我,那就肯定是奸臣。这样他就会以自己来画线了,他就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了。而一个人不能够听取别人不同的意见,他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兼听则明嘛。如果晁错你做到了兼听,就不能说只要你是一心为公,而别人只要和你意见不同就是一心为私的。晁错就是这样固执,这是不是有问题呢?

  第三个问题,就是他那个一往无前。一往无前,我们以前也认为是一种很高尚的品德——当然我们某些时候是需要一往无前,需要奋不顾身的,也需要执著,需要认死理——但要看什么人,什么事儿,什么情况。比方说你做学问,执著是好的。为什么呢?要追求真理。一个学者、一个科学家,一定要执著,一定要认死理儿——我认准了这个,我就这条道儿走到黑了,不碰到南墙我绝不回头,也许在探索过程中我还没有碰到南墙就找到真理了。但是政治家不行,政治家必须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该坚持的时候坚持,该妥协的时候妥协,该让步的时候让步,该迂回的时候迂回。而且政治家要考虑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件事情该不该做,而且还要考虑能不能做,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这是一个政治家所需要的素质,他得看三步。而晁错是执著、坚持、认死理、只看一步——削藩就是对的,就是要做的,能不能做他不考虑,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他也不考虑。

  汉文帝是做了考虑的,所以晁错一再向汉文帝上书,汉文帝不采纳。后来晁错给汉文帝上疏的时候写了这样一句话:“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意思是说,我是一个很狂妄的人,我说了一些狂话,请英明的皇上来做出决策。汉文帝对此的批示是什么呢?汉文帝批示说:“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就是说一个国家最糟糕的是什么?能够提意见的人其实并不狂,但是如果做决策的人他糊涂,这就糟糕了。所以说汉文帝是政治家,他是清楚的,他很清楚建议归建议、决策归决策——建议没有狂不狂的问题,什么建议你都可以提,但是决策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决策不能不英明。这个道理文帝懂,但景帝不懂。景帝不懂的结果是什么呢?他采纳了晁错的削藩策,而且还让晁错自己来主持这项工作——这一下子麻烦就大了。

  为什么说让晁错来主持削藩是不对的呢?削藩不正是他的政治主张吗?他提出这个政治主张就让他来推行难道不是很合适吗?

  我们先要看削藩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对于这件事情,宋代的苏轼,也就是苏东坡,他有一篇文章叫《晁错论》。《晁错论》的一开篇,苏东坡就提出一个观点来,他说,一个国家最困难的事情、最难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看起来天下太平而实际上埋藏着隐患,这个事情是最最难办的,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要怎么办呢?只有那些特别的、杰出的、优秀的人才可以担当这样的一个重任,而晁错不是这样一个人!也就是说削藩其事是其事,晁错其人非其人——削藩这件事情做是该做的,但是让晁错来做是不对的。按照苏东坡的观点,做这件事情要有三个条件:“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第一个条件是“知其当然”,就是事先把这个事情想得清清楚楚,清楚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利害关系——我如果做的话可能会怎么样,我如果要做的话应该怎么样,全部把它想清楚了。晁错把削藩的事想清楚了没有呢?应该说他没有想清楚。我们看到他提出的就只是一个口号:“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就这八个字,并没有看到他做什么可行性研究,也没有看见他提出可操作的方案,他只是觉得应该这样做,其他的一切准备都是没有的,所以说晁错不具备第一个条件。

  因此他也就不具备第三个条件——“徐为之图”。“徐为之图”就是说到了最后,即事情的紧要关头,你有足够的智慧和办法慢慢地、不动声色地来处理问题——晁错也不具备这个条件。

  更重要的呢,他也不能做到“事至不惧”,就是事情来了以后不害怕。因为你要做的事情非常困难,尤其是大家都不能接受、都不能相信、都不能同意的事情,你硬着头皮硬要做,这叫“冒天下之大不韪”。你应该预计到一旦发动以后会引起强烈的反弹,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麻烦。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做到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神闲气定,然后“徐为之图”——这一点晁错也没有具备。吴楚叛乱以后,晁错自己也蒙了,可以说是景帝和晁错君臣俩都蒙了。虽然他们有一些思想准备,讨论过这个问题,说削藩以后他们会不会反呢?晁错说,不管他的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反正是要反的,管他呢!汉景帝说,是啊,是要反的,我们就搞他一下!这会儿吴楚反了,两个人说,真反啊?他们还真反啊?没有主张了,完全没有主张。

  这个时候晁错出了两个馊主意,正是这两个馊主意,直接把他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晁错这两个致命的馊主意是什么呢?

  第一个馊主意是要杀袁盎。晁错为什么要主张杀袁盎呢?因为袁盎原来是吴国的丞相。最初分配官职的时候,袁盎就不想去吴国。他觉得吴王这个人很恐怖,摸不清楚他是什么意思;而且吴王是跟着高皇帝打天下的大功臣,国家又强大,我袁盎去做一个丞相,如果中央政府和吴国它们两个闹矛盾,我夹在当中不是成了风箱里的耗子啊?所以他不想去。有人就给袁盎出了这么一个主意,说你反正会喝酒,你去吴国以后呢就做一件事情:喝酒。如果中央派使节来问吴国怎么样,你就报告说吴王不造反——吴王没有造反的意思。袁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后来他被晁错找了个碴子罢了官,现在是一介草民。这个时候吴国一造反,晁错就把他御史府的人召集起来开会,说你们看看,我主张呢把袁盎杀了,因为袁盎接受吴王的贿赂,老是报告说吴国不会造反,现在吴国造反了嘛,只要把袁盎一杀,我们就知道,他们两个搞什么鬼名堂了。结果他的下属都不赞成,说,部长啊,这个吴国要是没造反,你把袁盎杀了说不定还有些用,你把袁盎抓起来还能看吴国会有什么反应;现在吴国反都反了,兵都打过来了,你把袁盎杀了有什么用呢?再说袁盎也是我们朝廷的大臣嘛,并不是吴国的大臣嘛,他怎么会有阴谋诡计呢?这样大家就都不同意杀,一看大伙儿都不同意杀,晁错就在那里犹犹豫豫、举棋不定。

  这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袁盎得到消息就出去找窦婴——因为袁盎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罢了官了,没有资格见皇帝。窦婴就赶快找到汉景帝,说你应该把袁盎找来问一问,因为袁盎曾经是吴国的丞相,他比较熟悉吴国的情况,我们现在既然要对付吴国造反,应该请袁盎来讨论一下。

  汉景帝觉得有道理,就召见袁盎——他召见袁盎的时候晁错就在旁边——汉景帝就问,袁盎,你曾经是吴国的丞相,你熟悉吴国的情况,你觉得吴国的造反能成还是不能成气候啊?袁盎说,他们不能成气候。汉景帝问,怎么可能不成气候呢?你想想想,吴王“煎矿得钱,煮水得盐”,那么有钱,都一大把白头发了,他还造反,没有足够充分的准备他会反吗?袁盎说,吴国有钱不假,有人也不假,但是吴王招募的都是一些亡命之徒,都是一些黑社会,这些人是没有义的,不忠不义的人怎么能打得过我们正义之师呢?所以说他们肯定不能成气候。

  汉景帝一听,觉得这个人不错,就问,你有什么好办法?说说看!袁盎说,臣有一个主意,但是只能单独和陛下汇报。景帝说,好好,其他人都走开。可晁错还站那儿不动窝。袁盎说,国家机密,人臣不得与闻。景帝只好跟晁错说,你也走吧。晁错就只好走掉了。

  袁盎说了一句话:“今计独斩错。”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现在我的一个锦囊妙计就是马上把晁错杀了。因为古人打仗讲究的是师出有名,你如果没有正当名义去打仗是打不赢的,那叫做不义之师。现在吴楚两国的旗号是什么呢?他们说的不是造反,吴楚两国一再说我们不是造反,我们是“清君侧”,我们是帮助皇帝,我们是巩固大汉江山。那么最好的办法——不管是借口也好,是旗号也好,是真实原因也好——就是把他们这张嘴堵起来,而堵他们这张嘴的办法就是杀晁错。杀了晁错,吴楚那边就没有起兵的理由了,它就会不战而退,咱们“兵不血刃”即可平定叛乱。景帝就说,我想想吧,如果真的能起作用呢,我也不在乎一两个人的——这一两条人命又算什么呢?这是晁错的第一个错误,他不该提出杀袁盎;他不提出来杀袁盎,袁盎也不会提出来杀他。

  晁错出的第二个馊主意更是糟糕。是什么呢?他提出:请汉景帝御驾亲征,而他自己则留守京城。苏东坡说,外出打仗是危险的,留下来看家是安全的——这是谁都知道的。在这个紧急关头,晁错你怎么能把最危险的事情派给皇帝,而把最安全的事情留给自己呢?这是没有任何人会同意的。晁错提出此议,惹起朝中一批忠臣的不满,说你晁错这样做简直是奸臣嘛,你把皇帝推向第一线,自己却躲在家里面,是不是等皇帝被打败了以后你来当皇帝?这样做是任何人都不能容忍的。所以苏东坡说,这个时候,即便没有袁盎,晁错也是死路一条!相反,如果晁错这时候提出:削藩是我提出来的,这个祸是我闯的,我负责任,请皇上任命我为大将军,我带兵去打,我冲上前线,我身先士卒……让皇帝觉得很安全,他会杀你吗?他只会派军队,给钱,给粮,给草,支援你去打仗。这样一来,你打败了,死掉了,你晁错是烈士;打胜了,打赢了,你晁错是功臣——可晁错你怎么会想出这个让皇帝亲征自己留守的馊主意呢?

  当然了,晁错最大的错误,是太相信皇帝了。他认为他忠心耿耿,他认为他一心为公,他认为他一往无前,他认为他奋不顾身,他认为他给皇帝出了这个好主意,皇帝怎么着也会保他!没想到——文帝、景帝虽然在历史上算是好皇帝了——他们同样是要杀人的。

  这就是晁错之错,他太急于成功了,他就想在自己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干成一件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大事。他也太个人英雄主义了,他不知道即使是一个英雄也是需要有后援的,也是要有后盾的。而他这种孤军奋战,是既无后援——朝廷的大臣不帮他,也无后盾——最后皇帝也不帮他,舍弃了他,汉景帝实际上是用其计、杀其人。在这些人的眼睛里,晁错也好,或者是其他什么功臣,比方说韩信、窦婴这些人也好,都不过是他的狗和马,不算是人。用得着你的时候,他会用;用不着的时候,他就杀——这是历史的教训。

  当然,晁错毕竟是袁盎第一个提出来要杀的,所以晁错的死还是和袁盎有关系。那么袁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既然晁错是君子、是忠臣,是不是意味着袁盎就是小人、是奸臣呢?

  这个问题,我们下一讲再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