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 五、小曲好唱口难开_帝国的惆怅_易中天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刘韵珂这个人物就很有点意思了。

  刘韵珂在当时的封疆大吏中是个“另类”。他不是满人,不是亲贵,甚至不是科班出身(连举人都不是,只是国子监中的拔贡生)。他家境平常,关系不多,既无显赫家世,也没有后台老板,然而官却升得很快,14年间(其中包括因父亲去世在家丁忧守制3年)由七品小京官而主事、员外郎、郎中、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拾级而上,直至1840年8月出任浙江巡抚,成为地地道道的“方面之员”。茅海建先生认为,这是因为他“办事结实”又“为人乖巧”。办事结实,皇帝欣赏;为人乖巧,同僚喜欢。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刘韵珂的一路青云直上应该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的“特别用心”。

  刘韵珂的“特别用心”在这场战争一开始时就表现出来了。作为巡抚,刘韵珂虽然名义上是浙江战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但实际上却是当不了家的。因为在他之上,还有三位钦差(伊里布、裕谦、耆英)一位将军(奕经)。然而刘韵珂却并不因此而袖手旁观。相反,他积极主动地做了很多工作,又决不居功,因而颇得皇帝和长官的喜欢。关于这一点,《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多有描述,此处不赘。这里要说的是,正是他的这种“特别用心”,才使他讲出了别人想讲又不敢讲的话,而且成功。这正是刘韵珂“另类”的地方。

  前面讲过,在这场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朝野上下基本上是只许言“剿”不许言“抚”,只许言“胜”不许言“败”的。由此便逼出了许多谎言。等到前方“战事糜烂”,许多人都意识到“事不可为”的时候,却又三缄其口,噤若寒蝉。每个人都顾虑着自己的顶戴和脑袋,没有人敢出来说真话。

  这个时候,刘韵珂说话了。

  刘韵珂说话并不容易。他没有后台没有背景,一条小命晃晃悠悠,随时都可能因为“出言不逊”而被拿掉。更重要的是,他和颜伯焘一样,曾是铁杆的“主剿派”,而且曾为浙江防务殚精竭虑。要他主张由“剿”改“抚”,不要说别人,他自己就通不过。

  然而不可收拾的战局使刘韵珂再也不敢心存幻想。定海、镇海、宁波接连失陷,葛云飞(定海)、王锡朋(寿春)、郑国鸿(处州)三镇总兵相继战死,钦差大臣裕谦兵败自杀,这一连串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打得刘韵珂大惊失色,目瞪口呆。惊骇之后是反思。他想不明白,如果连定海、镇海这样的防御工事都档不住“英夷”的凌厉攻势,裕谦、三总兵这样的忠臣良将都压不住“逆贼”的嚣张气焰,那么,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尤其是,当所谓“扬威将军”奕经兵败浙东,仓皇出逃,夜奔杭州时,刘韵珂的热情降到了零度,头脑也清醒起来。出于忧国,也出于忧民,他决定上书朝廷,调整政策。

  不过,仅仅敢说还不行,还得会说。刘韵珂恰恰就是一个“会说”的人。在这道奏折中,他完全避开了“剿抚之争”,甚至只字不提“抚”或“羁縻”,而只是提出继续进行战争的十项“深属可危”的因素。这就是他1842年3月21日那道“十可虑”的奏折。其中,最有可能打动道光皇帝的,可能是第九条:浙江去年雪灾,春粮多未布种,物价与日俱增,小民度日艰难,人心浮动,盗贼四起,而地方官又忙于战事,无暇兼顾。在这样一种动乱时期,谁能保证没有“不呈之徒乘机而起”?

  这是有道理的,也是很能让道光惊心的。对于一个专制君王来说,头等重要的,是保住皇权。“英夷”虽然可恶,但毕竟只是要求通商、赔款、割地,并无灭清亡国之意,也动摇不了国本。然而一旦民众造反,则很可能就是皇冠落地。这可是大意不得的。“清朝统治者们尽管在诸多事务上糊涂昏聩,但在这一根本大计上十分清醒。”道光皇帝看了他这段话,很可能会心里打个激凌。

  刘韵珂的这个观点很容易遭到今人的诟病:这完全是为了维护满清王朝的统治嘛!在我看来,这种批判也完全是唱高调!刘韵珂毕竟是大清帝国的官员。他不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难道维护大英帝国的统治不成?再说了,他的话,是要讲给道光皇帝听的。如果他的立场不是维护大清,道光皇帝会听吗?

  现在看来,道光皇帝是听进去了的。朱批曰:“所奏不为无见。另有旨。钦此。”

  茅海建先生总结说:“讲真话,需要点勇气,也需要点正气。”我想补充一点:在专制制度下,也需要点技巧和心眼。刘韵珂就是证明。他在朝野上下不是唱高调就是说假话的氛围下,唱了“反调”讲了“真话”(真实的想法),却不但没有得咎,反倒升了官职,──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顺便说一句,他也是交战省份督抚中唯一未获咎处反得升迁的人。这不能不归结为他的“为人乖巧”。

  不过,刘韵珂的技巧和心眼也给他带来了麻烦。他担任闽浙总督后,继续用对付皇上的办法搞“曲线救国”,用“阴柔之策”对付“英夷”。表面上,他遵守条约让福州通商,背地里却做尽手脚,让英美商人无利可图,以致1855年福州的贸易额仅为37万元,1856、1857年竟无一艘“番舶”光顾。刘韵珂对此十分自得。他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洋洋得意地说:“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之地,不令非我族类实逼处此。”

  可惜他这一套到了咸丰朝就吃不开了。登基未久的咸丰皇帝要的不是这种鬼鬼祟祟的伎俩,而是堂堂皇皇的胜利,而朝野上下对刘韵珂的“媚夷”姿态也久为不满。刘韵珂混不下去了,称病请假。咸丰皇帝看穿他的把戏,将计就计,打发他回老家“调理”,而且一“调理”就是12年。等到同治朝他再复出时,已经不可能有所作为了。

  这可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刘韵珂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制度的悲剧。作为专制制度中人,刘韵珂辈做人的最高境界不过就是“乖巧”。“乖巧”之人想得出来的“制敌方略”和“锦囊妙计”,大约也只能是些“阴招”。刘韵珂靠着这一套在官场上混,也许还能如鱼得水。一旦置身于一个全新的国际大环境,就总有一天会混不下去。即便咸丰皇帝不让他“回家养病”,他迟早也会在别的什么地方崴了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