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朝秦暮楚_大话方言_易中天

  不过文化的认同却是超时空的,而且,越是远在他乡,就越是怀念故土。客家人从北国中原来到南方蛮荒之地,虽然也得“入乡随俗”,但决不肯轻易苟同,相反,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顽固地保持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和语言习惯。

  一、英雄与美人

  南方六大方言中,资格最老的是吴语。

  吴语据说已经有三千多年历史了。它可以追溯到商朝末年的一次大移民,这次移民是太伯和仲雍领导的。太伯和仲雍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儿子。古公亶父一共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大约当爹的总有些偏心,要心疼小儿子一些,又尤其喜欢季历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太伯和仲雍一看没戏,就带着族人跑得无影无踪,史书上的说法是“让贤”。但如果是让贤,自己躲起来就是,干吗把手下的精兵强将统统带走?又何必连周族的衣服都不穿了,“断发文身”,作“野蛮人”状,公然摆出一副不合作的姿态?分明是和老爹、老弟都翻了脸,没准还是被打跑的。反正“打不赢就往南方跑”,也是炎黄时代就创立了的光荣传统,没什么稀罕,也没什么不妥。

  不过太伯和仲雍这一跑,就跑得远了,从陕西的岐山一直跑到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一带,这才站住了脚跟,号称“句吴”。江南这地方,现在是富得流油,当年却是蛮荒之地,叫“荆蛮”。移民也是早就有了的,在绍兴、诸暨一带,是夏禹的苗裔,据说是夏王少康派来给大禹守陵的,叫“於越”。他们的习俗,也是“断发文身”,或者“披发文身”,大约还保持着夏代的原始风貌,祖上则是中原的羌族。太伯和仲雍他们祖上也是中原的羌族,也“断发文身”,这可真是“五百年前是一家”了。

  可惜现在是亲兄弟的,尚且难免祸起萧墙,五百年前是一家的,又哪里靠得住?所以后到的“句吴”,和先来的“於越”,也免不了刀兵相见,鹬蚌相争。吴越之间的战争,也不知打了多少年,最后打出个“卧薪尝胆”的故事来。不过吴越两族的文化,毕竟相通之处甚多,正所谓“交通属,习俗同,语言通”,何况还有需要合作的时候?正如孙子兵法所言:“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同舟共济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总之吴越两国的交往是很多的。不管是战,还是和,总归要沟通,也要融合,彼此之间也会相互影响。于是吴越两国的“国语”,就成为今天吴语的原型。直到现在,除宁镇一带“失守沦陷”外,吴方言区,大体上也就是当年吴越两国的地盘。

  吴语的代表是苏州话。苏州话也被称作“吴侬软语”,侬,是典型的吴语。吴人自称我侬,称别人为他侬、渠侬、个侬,现在则称“你”为侬,反正不管什么人,都是侬,所以叫“吴侬”。不过侬则侬矣,软却不一定,宁波话就不软,因此有“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讲话”的说法。事实上吴人和越人原先都尚武好斗。吴王金钩越王剑,吴人更是兵器制造专家。春秋时,最好的兵器都是吴国的兵工厂里打造出来的。什么吴戈、吴钩、吴干,都是。《楚辞》上说:“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毅兮短兵接。”(《国疡》)应该说是当时战场上的真实写照。难怪伍子青要报仇雪恨杀楚王,不找别人,非到吴国搬兵不可。“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吴王好剑术,国人多伤疤。”风气风尚如此,吴语怎么会软?

  吴国出兵器,也出丝绸;出英雄,也出美女。吴国的丝绸叫吴绞,吴国的美女叫吴娃,也叫吴姬、吴娘。越国也出美女,叫越艳。“吴娃与越艳,窈窕夸铅红”(李白),弄得吴人和越人都有点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吴国也被越国派出的色情间谋所颠覆。再说越人还擅长诅咒,其禁咒术就叫“越方”,越巫、越祝也让人谈虎色变,吴国岂能不亡?

  然而后来越国又被楚国所灭。再说南方从来就打不过北方。吴也好,越也好,楚也好,最后都被北方来的强秦统一了去,南方之强变成了北方的刀下之羊。

  此后兵战就开始改成商战了。吴盐胜雪,吴羊奇白,富庶的南方有足够的能力在经济上征服北方。打造兵器的手艺自然也只好用来做剪刀,叫“吴刀”。“吴刀剪彩缝舞衣,明妆丽服夺春晖”,“吴姬缓舞留君醉,随意青枫白露寒”,以柔克刚的结果是吴语开始变得甜糯绵软,终于变成所谓“吴侬软语”。

  不过,在几乎举国上下都以北方话那种粗犷硬朗铿锵有力为尚时,这种轻柔悠扬婉转文雅的“吴音”,却有一份难得的可贵。自古江南多才子,我不知道这和他们都说吴语是否有关,但文化要求多样,不喜欢单一,总是不争的事实。

  认真说来,吴语虽然也是南方方言中个性特征比较鲜明的一种,但与粤语、闽语相比,和北方官话还算是比较接近的。在词汇和语法两方面,吴方言和普通话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区别主要在腔调。比方说保留浊音,复元音韵母都读成单元音,摆(bai)读ba,悲(bei)读be,飞(fei)读fi等,这也不奇怪。吴方言区毕竟是南北方言交锋的前沿阵地,一点不变也是不可能的。长江以南,连南京、镇江都变成了北方方言区,“柔弱”的苏州居然能“顶住”,我们实在该说一声“不简单”!

  有人说,人生三大悲哀:英雄末路,美人迟暮,江郎才尽。吴语是否英雄末路,我们不知道,但可以肯定,它并未江郎才尽,大约也还没到美人迟暮的份上。

  二、行尽潇湘到洞庭

  相比而言,楚国的情况要差得多。

  楚国原本也是南方之强。春秋五霸(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有它,战国七雄(秦、齐、楚、燕、赵、魏、韩)也有它,而且五霸也好,七雄也好,要说地大物博人口多,还得数楚国。战国时,楚的疆域,东至海滨,北至中原,西有黔中,南有苍梧,差不多占了当时中国的半壁江山。

  楚人原来也是“南蛮”,举姓,西周时立国于荆山一带,周人管他们叫“荆蛮”。武王伐纣时,楚人也随了大流,算是“同盟国”。因此后来论功行赏,坐地分赃,也有楚的一份。然而只封了个子爵,四等,可见地位之低。后来楚国一天天强大,也就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要“问鼎中原”。九鼎,是三代时的传国之宝,政权的象征。楚子居然借着周王派人来劳军的时候,问九鼎有多大多重,那意思便很明显。

  楚人也有资格牛逼。因为楚人比吴人和越人都尚武好斗,而且还有一股子蛮劲。湘语中至今还有一个词,叫“霸蛮”(不管条件怎样,硬要如何如何的意思)。又霸又蛮,当是楚人的性格。然而楚人霸则霸矣,蛮则蛮矣,智商却不低。楚辞是可以和北方歌诗平分秋色的,楚歌也不比吴歌差,楚国的政治家更是多为栋梁之材。搞历史的人都知道,自古以来,“惟楚有才”,虽然“楚才”难免会被“晋用”。

  自强不息的楚人也不以南人为耻,上下君臣,都自称蛮夷,专一和华夏诸侯作对,五年不出兵,就算是奇耻大辱,死后不得见祖先。春秋前后,楚吞并的诸侯国,大大小小四十五个,越国就是被他灭掉的。也就是说,楚国原本也有资格有条件统一中国,所以,秦灭六国,楚最不服,以至于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

  不过,亡秦的虽然是楚人(陈胜、吴广、项羽、刘邦都可以算是楚人),汉代的皇帝也像楚王一样好细腰(能作掌中舞的赵飞燕就是典型),统一了的中国的政治中心还是在北方。楚语不但没能成为“国语”,反倒是楚都所在的湖北,也基本上变成了北方方言区。只有战国时才被楚人占领的湖南,还保留着古楚语的一个分支——南楚江湘,它后来就发展成又一种南方方言——湘语。

  在南方六大方言中,湘语也许要算是最可怜的一个。它的使用人口不算最少。最少的是赣语,只占汉族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多一点。次为闽语和客家话,各占百分之四。湘语则和粤语差不多,各占百分之五,在南方方言中仅次于吴语。但湘语的地位和影响,又岂敢望吴语、粤语之项背?就连和闽语、客家话,也不能比。这也没法子,人家财大气粗么!上海和长江三角区说吴语,香港、广州说粤语,台湾、福建说闽语,客家则动不动就开世界客籍大会,聚在一起说客家话,湘语哪有这个条件?

  可见光是人多,也未必顶用。事实上湘语的地盘最小,受其他方言的影响最多,内部的分歧也很大,纯粹的湘语方言点又一天比一天少,以至于有人怀疑它是不是还有资格作为一种独立的方言,和其他六大方言平起平坐。也有人干脆主张将湘语和赣语合并,并称为湘赣方言,或者将湘语“五马分尸”,分别归属西南方言、客家方言和赣方言。

  说起来湘语也是窝囊。湘语,顾名思义也就是湖南话,然而湖南一省之中,真正说湘语的不过三十多个县市,连一省的半数都不到,其他地方分别被西南方言和赣客方言占领。西南方言占据了湖南西北、湘水以南和京广线以西广大地区,赣客方言则占据了湘东狭长的一带,留给湘语的地盘所剩无几。即便是湘语方言区,也分新湘语和老湘语。新湘语流行在长沙、益阳、株州、湘潭等城市,老湘语流行于宁乡、湘乡、双峰、衡阳等地。湘谚有云:“长沙里手(内行)湘潭俏(漂亮),湘乡嗯啊做牛叫。”可见新老湘语之间也是不能对话的。如果按照某些方言学家的意见,把新湘语归入西南方言,湘语的地盘可就所剩无几,更加少得可怜了。

  其实楚语的地盘原来还是蛮大的,少说也占有湘鄂两省,但既然连楚王都守不住他的领地,湘语又能如何?能有这一亩三分自留地,没准还得感谢秦始皇设了长沙郡,又幸亏还有个洞庭湖,好歹能抵挡一阵。可惜即便长江天堑,也未必能抵挡北方方言的凌厉攻势。“吴王”那边,宁镇“失守”;“楚王”这里,两湖“沦陷”。这也难怪。吴楚两地,毕竟都在南方方言区的最北边,所谓“首当其冲”之地,对手又强大无比,便难免寡不敌众,节节败退。吴语从江苏退到浙江,湘语(或楚语)从湖北退到湖南,也是理所当然。何况湘语的处境比吴语更难,东西南北都被其他方言(赣、客、粤、西南官话)包围,简直就是四面楚歌(或四面都不唱楚歌)。吴语好歹还有个东海作后盾,可以背水一战的。

  吴楚(湘)命运多鲜,还因为它们是资格最老的方言。创业易,守成难,老的总是不如新的有生命力。北方方言日新月异,开拓进取,赣客方言后起之秀,方兴未艾,吴湘方言区被它们蚕食,也是势所必然。

  三、吴楚东南拆

  湘语和楚语是嫡亲,和吴语则是表亲。

  楚语和吴语曾被看作同一种方言,而且就叫“吴楚”。这也不奇怪,吴与楚都是“荆蛮”嘛!再说越灭吴,楚灭越,他们也曾统一过,所以古楚语和古吴语是比较接近的。直到现在,湘语和吴语还有不少相同之处。比如“吃”,便都念作“恰”,只不过声调不一样,也就是腔同调不同。父亲叫“爷”,读如“衙”,也一样。从这些蛛丝马迹看,吴语和楚语的关系在历史上很可能非同一般。

  事实上直到隋唐,吴语和楚语还被看作一种大方言。陆法言说:“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切韵》)陆德明说:“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或失在浮浅,或滞于沉浊。”(《经典释文》他说的“河北”,就是“燕赵”;他说的“江南”,就是“吴楚”。颜之推也说南方水土柔和,所以说话声音清而切;北方山水深厚,所以说话声音浊而钝。可见吴楚之同远大于南北之同,南北之异也远大于吴楚之异。要是它们就这么联起手来,南方的方言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然而一把刀子却从吴楚之间插了进来。

  这把刀子就是赣语。

  顾名思义,赣语就是江西话。不过,说赣语就是江西话,就和说湘语就是湖南话一样,并不准确。因为湖南人并不都说湘语,还有说北方话(西南官话)和客家话的;江西人也并不都说赣语,还有说北方话(江淮官话)和客家话的。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和客家方言这么一挤兑,湘语和赣语就很可怜,连自己一省的地盘都守不住。但要说湘语主要在湖南,赣语主要在江西,也不算错。

  江西这地方,历史上叫做“吴头楚尾”,春秋时是吴、越、楚三国的交界处,汉代又介乎荆(荆州)、扬(扬州)之间,是个“三不管”的空子:楚不管,吴不管,越也不管,结果,古时这块地方的方言,就有点不三不四,不明不白,连汉代的方言学家扬雄都弄不清楚,只好留下一片空白(也可能那时人烟稀少,语言方面根本就乏善可陈)。其实直到现在,赣语的特征也还不十分明显,而且来历不明,就像江西菜一样,不南不北,不东不西,没什么“特色”。

  是空子,就有人钻。西晋末年,八王混战,五胡乱华,匈奴、鲜卑、揭、氏、羌,杀过来杀过去,中原地区就很不安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东晋末年,战乱更加剧烈,中原汉人就开始大规模地往南跑,有的便跑到了江西。唐末和宋末,中原汉人又多次大批南迁。这一次跑得就远了。跨黄河,过长江,越淮河,渡赣水,一直跑到广东、福建,跑到后来成为客家方言区的地方。

  这些南迁的汉人都要经过江西,江西就像是一个中转钻。那时又没有大京九,即便是逃难,也走不快。也有走不动的,就干脆留了下来。但不管是过路的,还是留下的,也都要把当时中原的方言带到这里。赣中、赣北人说话,原本就既不如吴人之“清”,又不如楚人之“楚”,有些不清不楚。现在再让北方官话接二连三这么一搅和,就更加不三不四,结果,赣语就成了非吴非楚非中原的“怪话”。

  事实上赣语的特征可能也是最不明显突出的。它南部接近客家方言,北部接近江淮方言,西部和湘语拉拉扯扯,东部又和闽语黏黏糊糊,疆域从来就没弄清楚过。赣语的语音也怪怪的,浊音都变成了清音,这和普通话是一样的,但普通话中浊音变清音是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赣语却一律送气,又和客家话是一样的。长沙人蓝男不分,泥犁却分得很清楚,南昌人也一样。武汉人喜欢用“倒”这个虚词,意思相当于“着”,南昌人也这么说:“坐倒”(坐着)、“站倒”(站着)。成都人也说“倒”,比如“牛都过得倒你过不倒”,这里的“倒”就是“了”的意思。成都人不说“坐倒”、“站倒”,而说“坐起”、“站起”。同样,武汉人也不说“拿一本书倒(给)我”,而说“拿一本书把(给)我”。只有在赣语中,“倒”才既有“着”的意思,又有“给”的意思。

  赣语,明摆着是个混血儿。

  它也是一个奇迹。在吴语、楚语这些老方言节节败退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它居然能作为一种新方言在夹缝中生长起来,还赢得了和吴、湘、闽、粤平起平坐的地位,真的让人刮目了。江西这地方,先前可没有这样得意过。

  然而这样一来,吴楚之间的联系也就被切断了。吴楚之间的联系原本就很松散,赣语一刀切将过来,便连藕断丝连也很难做到。中唐以后,大批移民从中原经赣北、赣中向赣南挺进,这个口子也就越撕越大,最后,不但吴语与湘语从此天各一方,而且闽语也被限制在东南一隅,除了往台湾岛和海南岛上跳,再没别的出路。

  四、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和赣语一起“分裂”吴楚的,还有客家话。

  客家,是相对“土著”而言。先入为主,后来为客,客家也就是移民,客家话也就是移民的语言。不过不是所有的移民都叫客家,也不是所有的移民都说客家话。所谓“客家”,特指在公元四世纪初(西晋末年)、九世纪末(唐朝末年)和十三世纪初(南宋末年)从黄河流域迁徙到南方,现居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湖南、台湾等省区的移民。他们祖上是北方人,到南方来是出于无奈。然而“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那些先来的便把他们叫做“客家”,甚至不承认他们是汉族,管他们叫“犭+客”。客家人当然不能接受。为了“反客为主”,也为了“自强不息”,便考证出自己是华夏正宗,其祖上居住的地方,大约北起并州上党(山西),西届司州弘农(陕西),东达扬州淮南(江苏),中至豫州新蔡(河南),也就是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汝水之东,颍水之西,地地道道的中原。

  中原总是要打仗的,那里从来就是问鼎逐鹿之地。问鼎逐鹿当然是一种英雄业绩,只可惜这种英雄业绩和老百姓没多少关系。反倒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胜利的成果只属于少数英雄,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灾难却得由老百姓来承担。因此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便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仓皇出逃。据历史记载和学者考证,客家人的大规模迁徙一共有五次,前三次都是从北往南跑。第一次跑到赣北、赣中,第二次跑到闽西、赣南,第三次跑到粤东、粤北。越跑,离自己的家乡越远。

  不过文化的认同却是超时空的。而且,越是远在他乡,就越是怀念故土。客家人从北国中原来到南方蛮荒之地,虽然也得“入乡随俗”,但决不肯轻易苟同。相反,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顽固地保持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和语言习惯。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和现如今打工青年的只身南下不同,那时的南迁是集团军式的。不但是拖家带口倾巢而出,而且往往是整个家族成建制地集体迁移。血缘纽带并未割断,宗教关系照旧保存,风俗习惯也依然故我。原来是什么关系,现在还是什么关系;原来怎么过日子,现在还怎么过日子;原来怎么说话,现在还怎么说话,只不过换了个地方而已。

  然而换了地方和没换地方总归不一样。虽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但杭州毕竟不是汴州。逃到杭州的汴州人慢慢开始说吴语,同时原来的杭州人也慢慢开始说官话,因此现在的杭州话便有一种半吴语半官话的特征,和其他吴语区颇不一样。客家来到远离故土的南方,语言一点都不变,似乎也不可能。

  不过客家先民的移居地不是杭州,而是闽粤赣与世隔绝的闭塞山区。穷乡僻壤,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天高皇帝远,这就使客家先民有可能维持自己的文化习俗和语言习惯,而“宁卖祖宗田,不改祖宗言”也恰恰正是客家人的口号。但这样一来,他们和故土的关系就有点尴尬了,——他这里一厢情愿地保持着旧时风貌,“传世三十,历年七百,而守其语言不少变”(广东梅县客家人黄遵宪语),中原那边却早已“换了人间”,说起话来满不再是当年那个“中原音韵”,结果,客家便走到哪里都是“客”。在移居地,是客;回到中原,也是客。中原老乡的子孙后代见了他们,听着他们那一口现代中原人也不懂的“中原话”,真的要“笑问客从何处来”了。

  客家如此不肯“客随主便”,与土著便难免有些格格不入,土客矛盾也时时烽烟骤起不可开交。这就迫使客家人更加抱团扎堆,高筑墙,广积粮,建立自己的根据地。闽西土楼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客家社区建筑。土楼被“老外”誉为“天上掉下的飞碟,地上长出的蘑菇”,但在我看来,它怎么看都怎么像个大碉堡。体大,楼高,墙厚,处处设防,易守难攻。土楼之中,水井、粮仓、畜圈,一应俱全,甚至还有“土电话”,可以一呼百应。几十上百户人家在这里聚族而居,简直就像生活在一个全面设防的城市之中。

  可惜土楼再大,也有住不下的时候,贫瘠的山田也无法让日益增长的人口都吃饱肚子,而摩擦和械斗又屡禁不止,于是一部分客家人便只好再次远走他乡。有的到了四川,有的到了广西,有的到了台湾,有的到了湖南,还有的到了海南岛,但都说客家话。在广西的叫“新民话”或“麻介话”,在四川的叫“土广东话”。其实客家话不能算是广东话,连粤语都不能说就是广东话,客家话又怎么能说是广东话?只不过客家话的大本营在广东梅县,四川的客家人也是从粤东北迁移过去的。四川人分不清粤语和客家话,也就只好管客家话叫“土广东话”了。

  四川、广西、台湾、湖南、海南岛的客家人,主要是清代康乾之际和乾嘉之后从粤东北、赣南和粤中出走的,他们已经不好再算北方人,他们说的话也不好再算北方话。不管他们说的话如何地“客味甚浓”,也只能说是一种南方方言。其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别,虽然没有闽语、粤语和吴语那么大,也同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一个族群从西晋开始就南下做“客”,一做做了上千年,而且还到处做客,这可真是个奇迹,因此也有认为客家不是什么“客”,反倒可能是“土著”的。比较靠得住的是李如龙先生的结论:客家先民主要是晚唐五代时期南下的中原汉人,客家方言的定型,则时在两宋之际,地在闽西赣南。不过,客家人从晋南、陕东、豫中、苏北跑到赣南、闽西、粤东北,又跑到四川、广西、台湾、湖南、海南岛,历时数百年,跨地数千里,实在很是辛苦,我们还是“英雄不问出处”吧!

  五、一堆石头

  如果如赣语像刀,客家话像圈子,那么闽语就像是石头,而且是活化石。

  闽语的形态是很古老的,老得有时候你会觉得福建人说话简直就是在说古汉语:你叫汝,他叫伊,吃叫食,走叫行,脸叫面,黑叫乌,锅叫鼎,绳叫索,翅膀叫翼,图章叫印,房子叫厝,棉袄叫裘。当两个福建人相互询问“食糜未”(喝过粥没有)或“有伫无”(在不在家)时,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进了时间隧道?

  闽语既古又怪,既老又杂。闽语原本又叫“福佬话”。福佬,是后来之客家对先到之闽人的称呼。反正福佬就是闽人,或福建人,但福佬话却不好说就是福建话。实际上没什么笼而统之的福建话,只有闽南话、闽北话、闽东话、闽中话、莆仙话等等,它们都是福建话,却又都不能对话。这正是福建不同于广东、湖南、江西之处。广东人听不懂广东人说话,是因为他们并不都说广东话(粤语);湖南人听不懂湖南人说话;江西人听不懂江西人说话,也是因为他们并不都说湖南话(湘语)或江西话(赣语),比方还有说客家话等等。然而福建人听不懂福建人说话,却是因为他们都说福建话(闽语),这可真是没有道理可讲。

  事实上闽语也是汉语中内部分歧最大、语音现象最复杂的一个大方言。它不是一块石头,而是一堆石头。往大里数,是三块,闽南话、闽北话、闽东话,闽中话和莆仙话则是夹在这三块大石头中的小石头。细数,也有数出六块或九块的。石头堆在一起,挤得再紧,也各是各。闽语就是这样。闽南话、闽北话、闽东话、闽中话、莆仙话,这些“石头”之间的缝隙,很可能比某些大方言之间的差异还大。所以福建人和福建人坐在一起,弄不好就是大眼瞪小眼,鸡同鸭讲,不知所云。

  看来,弄清闽语的形成,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福佬的祖上多半也是北方人。起先来的是吴人,是孙权称霸东南时从江苏、浙江跑到福建来搞“开发”的。他们把“吴楚”、“江淮”方言带到了福建,所以闽语当中,还保留了不少原始吴语的特征。准确地说,那时的闽中,有古吴语,有古楚语,当然还有古闽越语。福建方言是多源的。

  不过这些先期入闽的吴人和孙吴政权一样没成什么大气候。真正成了气候的还是中原来的汉人。他们从中原跑到福建来,原因也很多:有“避乱”的,有“征蛮”的,有“谪遣”的。比如韩愈,就是“谪遣”。韩愈谪贬之地虽然在广东潮州,但那正是闽南话方言区。韩愈也好生了得,让潮州的山山水水都姓了韩(韩山、韩水)。不难想象,如果跑到福建的是一大批韩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中原汉人的大规模入闽,是在西晋末年永嘉丧乱以后。那时中原人每六个就有一个渡江避乱,一等的“望族”随皇室定居在富庶的江浙,而且把宁镇一带的方言从吴语变成了官话;二等、三等的只好继续往南跑,所谓“衣冠八族”入闽,说的大约就是这些人。入闽的路线大约有海陆两路,定居点则有三个中心,即建瓯、福州、泉州。所以,后来建瓯话、福州话和泉州话就分别成为闽北话、闽东话和闽南话的代表。当然,现在闽南话的代表已变成厦门话了。这很让泉州人私下里嘀嘀咕咕,不以为然,因为厦门本属同安县,而同安县又属泉州府。但这就像上海话终于取代苏州话成为吴语代表一样,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谁财大,谁气粗。

  迁徙的时间也主要有三次:第一次在南梁,主要定居于闽北;第二次在初唐,主要定居于闽南;第三次在五代,主要定居于闽东。“中原汉人三次入闽之后,闽方言便都定型了。”(李如龙《福建方言》)

  最初入闽的中原汉人虽然分散在闽北、闽东和闽南,当真要说话,大约还是听得懂的。但闽北、闽东和闽南,毕竟山河阻隔,道路崎岖,既不同风,亦不同俗。说起来福建的情况也是特殊,首先是天高皇帝远,北面有吴语挡着,南边有粤语堵着,西边呢,又有赣语和客家话拦着。就是想和北方说几句话,也没了可能。所以反倒是远离中原的福建,保留的古语古音最多。其次,福建的地理环境也特别,移民总是伴水而居的,如果水系较长,移民们也可能溯流而上,或顺江而下,进入别的地区。然而福建的河流都比较短,又大多独流入海,河与河之间又有高大的分水岭隔着,移民们便只好分别在晋江流域(闽南)、建溪富屯溪流域(闽北)和闽江下游一带(闽东)互不搭界地各自折腾。鸡犬之声既不能相闻,也就更加老死不相往来。没有往来,也就生分了,最后,便连话都不通。

  实际上闽语内部最大的分歧正在山与海。山,就是西北诸山,闽北、闽中、闽西是也。海,就是东南沿海,闽南、闽东、莆仙是也。二者之间的分野,“恰好与晋代晋安郡和建安郡的分界相重合”(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这也不奇怪。郡县总是因人而设的。从陆路入闽的进入西北山区,伴建溪而居,于是便有建安郡。从海路入闽的进入东南沿海,伴晋江而居,于是便有晋安郡。前者从仙霞岭、武夷山向东南发展,后者从东南沿海向西北推进,等到两郡之间的空间终于填满时,各自的方言却早成定局。后来,本属泉州管辖的木兰溪流域(莆田、仙游)自成一个二级政区(宋元兴化军、明清兴化府),莆仙话便成了闽东话、闽南话这两块大石头之间的小石头。

  历史、地理、政治一齐使劲,八闽也就互不交通。

  六、杂交品种

  说完了闽语,就该来说粤语。

  粤语和闽语一样,也是和普通话相异程度很高的方言,次则为吴语,再次为湘语、赣语、客家话,和普通话相异程度最小的是北方方言内部各次方言,比如西北方言、西南方言、江淮方言、华北方言。所以,南方六大方言也可以分为三组:闽粤、吴湘、赣客。吴湘形成最早,赣客最晚,闽粤居中。吴湘同源,赣客同代,闽粤的关系则有些微妙。

  如果说吴楚(或吴湘)是远亲,那么闽粤便是近邻。在华夏诸族崛起于中原的“三代”(夏、商、周)时期,闽粤都是“天荒地老”的“荒服”之地。周人别内外,定亲疏,有四夷、八蛮、七闽、百粤各色人等。七闽、百粤排在四夷、八蛮后面,可见在当时华夏民族的眼里,闽人和粤人比“蛮夷”还要“蛮夷”。甚至直到如今,闽人和粤人在不少人眼里仍有“非我族类”之感,因为他们说的话最难懂,风俗习惯也大相径庭。千百年前,和他们说话要“待译而后通”(《盐铁论》),现在如果没有翻译,也还是困难重重。

  百粤也叫百越,可能是指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也很多,所以叫“百越”。其中住在浙江的叫“於越”,住在福建的叫“闽越”,住在江西的叫“扬越”,住在广东的叫“南越”,住在安南的叫“骆越”。可见闽粤之间确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没准还是同祖同宗,完全应该“同病相怜”乃至“同舟共济”的。然而闽粤文化却并不相同,闽粤之间也少有交通。闽语和粤语之间的差异,也不比吴语和湘语、赣语和客家话之间的差别小,甚至闽人和粤人在体质上也不太相同。闽人和咱们一样,都是蒙古人种,粤人则被疑为马来人种。其实马来人种也是蒙古人种的一个分支,叫“马来亚种”。但一说“马来人种”,便想到什么安南啦,暹罗啦,爪哇啦,有些“异类”的感觉。

  粤语也很异类。它和普通话的差异,要多到七成以上。闽语和普通话的差异也有这么多,但闽语是当年中原音韵的遗存。说闽语异类,便未免数典忘祖。再说也没什么人说闽人是“马来人种”。粤语,不三不四,怪里怪气,爪哇人的话,算什么呢?

  其实粤语也是汉语。在海外许多地方,它还被看作是“正宗”的汉语,形态上也并不比闽语古老。闽语中本字无考的读音很多,普通话填词的歌曲如果改用闽语来唱,就不伦不类,“翻译”成粤语却没什么关系,因为粤语有一整套完整的文白读音系统,可以很自然地和普通话对换,所以,和闽语相比,它还是更“现代”的汉语。

  实际上粤语的源头比闽语还久远。因为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岭南,是在秦代。秦始皇二十五年,大将王翦平定江南及百越,七年后,任嚣、赵佗又再次平定百越,并留下将士五十万人镇守,越汉杂处的局面形成,古粤语也就初具规模。然而现代粤语却并不是古粤语独立发展的产物。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它不断受到中原汉语的影响。特别是汉末唐末宋末这三个时期,中原汉人络绎不绝地进入岭南,其中不乏名门望族、学士文人。这些人代表着比较先进的文化,来头大,水平高,便使当地土著逐渐汉化,粤语也就一变再变。

  这就和闽语的形成不大一样。闽语的成型是突变的,粤语的成型则是渐变的。因为对于岭南来说,大规模的移民其事已久,以后所受之影响不过潜移默化,其间有一个漫长的越汉杂处相互磨合的过程。福建就不一样,移民既晚,来势亦凶,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往往伴随着中央政权的南移。比如晋室偏安江左,与福建相去不远;隋中叶全福建人丁不过一万五千户,到唐开元时仅泉州就有五万余户人家,可见移民之多。如此铺天盖地,则原先散落在八闽大地的那些闽越土著,也就势必淹没在移民的汪洋大海之中,没多少越汉杂处相互磨合的事情了。

  成功也往往意味着结束。因此突变的闽语便相对比较封闭,渐变的粤语反倒有一种开放的性格。粤语是很有一点“拿来主义”精神的。粤语中外来词汇不少,波(ball球)啦,恤(shirt衬衣)啦,的士(taxi出租车)啦,我们早就耳熟能详。这种现象其他方言中也有,但不如粤语突出,也不像粤语那样喜欢搞“中外合资”,同一个词或词组中,一半外来的,一半土生土长的,还要把那外来的词念成粤语腔。

  其实这正是粤语的一贯作风。它原本就是中原汉语、当地土话、少数民族语言和外国语的“杂交品种”。直到现在,粤语中还有不少当年“百越杂处”的痕迹。比如“这”说成“呢”,就和壮、侗、傣、黎、布依语相同或近似。又如细想叫捻,抓住叫揿,一团叫一旧,便是壮语。乜、拧等字都念阴调,也和壮语相似。修饰词放在被修饰词后面,比如客人叫人客,干菜叫菜干,公鸡叫鸡公,牯牛叫牛牯,更是壮语的构词特征。汉语和壮语虽然都属汉藏语系,但毕竟不是同一个语族,粤语却能将它们融为一体。这种融会贯通、大而化之的神通,正是粤语和粤语文化的特征。

  粤语既然能打通南北东西、古今中外,自然也能打通全省,这就和闽语不同。粤语是一体化的,闽语则是多元化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粤语文化的影响要比闽语文化的影响大。粤剧远比闽剧或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有名,广东音乐也远比福建的南音深入人心。美术方面,广东有岭南画派,福建却乏善可陈,因为福建虽不乏人才,但八闽互不交通,各拿各的号,各吹各的调,锣齐鼓不齐的,没法拧成一股绳,也就不可能和一体化的粤语文化相抗衡了。难怪海外的华人虽然闽人比粤人多,粤语却比闽语吃得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