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我为什么要写《成都方式》_成都方式_易中天
选自《经济观察报》
是方式，不是模式
作为国务院设立的“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一直备受关注。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的一些朋友，也希望他把自己写的《成都方式》拿出来出版。
“品三国”的易中天为什么会关注成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他为什么会写《成都方式》呢？
“这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易中天对记者说。
2005年7月底，易中天应云南有关方面的邀请，到腾冲参加滇缅抗战博物馆的揭幕仪式。随后又应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的邀请到了攀枝花。回厦门的时候他不想再走昆明，就到成都绕了一下。朋友谈起成都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中摸索出来的一些具体做法，引起了易中天的很大兴趣。
作为成都市的规划顾问，易中天曾听说成都要搞城乡一体化的统筹发展，但最初并没有引起这位人文学者的关注。这次到成都一听，原来成都不仅仅是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而且还致力于建设基层民主和打造规范化服务型政府。他在成都停留下来，对变化中的成都进行了近距离的观察。
他像一个记者一样到处参观、访问、座谈，然后将所见所闻一一记录下来,还写下了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两个月后，当国庆节临近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组找到易中天，请他去讲三国，他才结束了自己的“记者”生涯。名声鹊起的易中天，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成都的见闻也就沉睡在他的电脑里。
今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都市、重庆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的改革实验一度成为热点话题，这才有了出版《成都方式》的动议。有人听说后，当面问易中天：“听说你有一本《成都方式》，讲不讲打麻将等休闲？”原来读过易中天的《读城记》的朋友，以为他写的是成都的生活方式。
也有一些来自学界的质疑：“一个在电视台讲通俗历史的人，不研究经济问题，不研究‘三农’问题，讲什么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建设，岂非咄咄怪事？”
难怪易中天的一个朋友说：“当大众传媒把易中天炒作成为一个‘学术明星’、‘学术超男’的时候，其实也把他异化了。人们已经忘记了他本来是一个出色的学者。”
而易中天则说：“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就是人的幸福。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我研究美学、文学、历史、美国宪法，两年以前又关注中国大西南一个城市的变化，其实一以贯之的是对人类幸福的关怀。”
访谈我的观点是不要什么“共识”
经济观察报：2005年的时候，人们都在很热烈地谈论一个话题——“北京共识”，您当时注意到了吗？
易中天：我注意到了。当时，国际上好像就想搞出一个东西来，实际上是想探索一下第三世界发展道路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解决第三世界国家怎么成功转型，怎么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问题。
易中天：“北京共识”应该追溯到“华盛顿共识”，因为“华盛顿共识”破产了才有了“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在拉丁美洲、在欧洲国家实验都是失败的，至少是不理想的。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做的是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这两个国家发展了，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北京共识”。其实，在此之前还有一个没有被命名的共识，就是“莫斯科共识”。
经济观察报：似乎没有人这样说过。
易中天：“莫斯科共识”是没有被命名的共识。
在我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义，在于世界的各民族、各个国家独立探索发展道路的时代终结了。
人类战争没有停止过，但是世界大战是第一次。此前，世界各国、各民族几乎都是独立探索发展道路，基本上是自己搞自己的,可以受其他国家影响,也可以不受,比如中国。欧美国家倒是互相影响,他们基本上在走一条路——资本主义之路，走到一战之前，资本主义遇到了危机，包括经济危机，也包括信仰危机，这就是尼采说的“上帝死了”。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后，东方国家就开始探索另一条与欧美不同的路——社会主义道路。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自秦以来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帝国制度也走到头了。帝国制度在清王朝的时候已经是最完善、最完备，所有制度上的、体制内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历史的无情就在于，当一套制度成熟的时候，也是它灭亡的开始。以鸦片战争为开端，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被迫和国际接轨，被迫纳入世界发展的格局。辛亥革命终结了帝国制度后，中国人也开始探求自己的道路。因为没有历史经验可循，不学别人是不行的。
经济观察报：这点是共识，但是到底走哪条路大家有不同的选择。
易中天：是走欧美的路还是走苏联的路？数十年血雨腥风，中国最终选择了后者。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与苏联、亚洲、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1957年，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在莫斯科发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宣示出一些共同的东西，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莫斯科共识”。
经济观察报：是不叫共识的共识。
易中天：但是，“莫斯科共识”实践的结果是什么？连牵头的国家都垮了，计划经济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也众所周知，都不用说了。
经济观察报：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楼塌了。
易中天：这就得出一个结论，“莫斯科共识”是不行了，“莫斯科共识”破产了。
经济观察报：普京在世纪末有一个讲话，说“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
易中天：普京的话讲得很漂亮。“莫斯科共识”破产了。怎么办？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过一个“华盛顿共识”。一战是终结了世界各民族独立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的时代，二战的结果是旗帜鲜明地有了两个阵营，两个阵营两个共识。最后有一个阵营的共识先破产了，那就只剩下一个了，就是“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现在又被证明也是行不通的。那么也就是说“莫斯科共识”和“华盛顿共识”都破产了。
经济观察报：仍然有人认为苏联虽亡，但“莫斯科共识”没有破产。
易中天：我认为也是破产了，至少对中国是不适应的，这才有改革开放以后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关键词是什么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这个关键词已经把态度亮明了。中国特色是什么意思？非“莫斯科共识”；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非“华盛顿共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共识吗？我的观点是不要。
惟一的共识是科学、民主、法治
经济观察报：有些人以为，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要是区别于前苏联那一套。
易中天：中国特色就是为了区别苏联，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区别欧美。既非“莫斯科共识”，也非“华盛顿共识”，就是走中国自己的路。道路确定以后，剩下的问题就是方式。知道往哪儿走，你现在需要解决的是怎么走的问题。怎么走呢？就是“摸石头过河”。“摸石头过河”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方式”。
经济观察报：中国这条路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人们对此话题争说纷纭。
易中天：不需要知道是什么，知道不是什么就足够了。有些人讽刺说邓小平是“没有设计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是“没有理论的邓小平理论”，他们不知道邓小平伟大就伟大在这儿。我当初研究美国宪法的诞生,写作《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时就发现，美国人当时有蓝图吗？没蓝图，只是说他们不要什么就够了。他们不要专制，他们要的是自由。
经济观察报：是追求幸福的权利。
易中天：自由的权利、生命的权利，人民的生活怎么发展是他们自己的事。结果美国反而弄出极有借鉴价值的制度来。
经济观察报：事先设计好的一套自以为完美的东西，往往给人造成很大伤害。西谚说：“人类通向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用美好的愿望铺成的。”
易中天：从希特勒到波尔布特，再到本·拉登，不都是这样吗？我们只能说我们不要什么，剩下的就让我们自然而然地选择吧。我们不要“莫斯科共识”，我们也不要“华盛顿共识”，那我们走我们自己的路，怎么走？只能摸索着过河。摸石头过河肯定要摔跤、裤腿上要沾上水、脚上会有泥，但是我们过去了，而那些站在岸边指手划脚的人一直站着那里，一点都没有动。
经济观察报：摸石头过河就是靠大家来摸索。
易中天：一国有一国的国情，没有什么全世界的具体操作方式的共识，如果说有共识的话，只有六个字：科学民主法治。至于实施方案是不能搞共识的，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实现中国这种社会主义，成都就探索了一种很好的方式：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和规范化服务型政府。
现在城市化快速发展，但是农村不稳定，就要解决问题，怎么办？成都提出了“城乡一体化”，所谓城乡一体化就是把城市和农村看成一个共同发展的整体。这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科学决策。
经济观察报：而不是原来的思维，认为城乡化就是城市逐渐吞并农村。
易中天：一体化不是一律化、一样化、一统化。我有一个比喻，一体化就像手和脚，被连着，这叫一体化。但是连起来以后，手还是手，脚还是脚，农村还是农村，城市还是城市，不是把农村变成了城市，更不是把城市变成了农村，它是捆绑起来发展的。
经济观察报：基层民主建设许多地方都在搞。很多人提出置疑，民主从哪里开始？一个乡镇党委书记能做什么？
易中天：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什么事情都从基础做起。民主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精神和一种文化，它是需要养成的。
经济观察报：民主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制度。
易中天：民主首先是精神和文化，同时也需要有一系列的可操作的制度，我非常关注他们的操作方式。据我的观察，成都的基层民主建设形成了一套比较科学的制度，如公推直选、民主测评等。
经济观察报：中央政府一直在提倡建设服务型政府。
易中天：政府有两种——管制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它们之间有天壤之别。一个现代型的政府必然是服务型的政府，但是成都在服务型政府前面又加了规范化三个字，就是强调政府必须按照法治的精神办事。法治的精神是什么呢？凡是法律不禁止的，就是公民可以做的；凡是法律没有规定的，就是政府不可以做的。哪些是政府不能做的，政府不能管；哪些是政府必须管的，政府不管还不行，这就叫规范化。
经济观察报：但是我觉得还是有问题，成都的做法肯定是当地政府的领导人在推行，尤其是基层民主的探索，如果没有当地领导人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些领导人调走，成都方式还能够继续下去吗？
易中天：实事求是地说，如果这个事情只是在一个地区、一个区县在做，是很难存活下去的。如果能够在大多数地区推广开，并且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变成一个良好的制度，就与领导人没有关系了。这也就是我要写《成都方式》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这样一种好的做法不至于人亡政息。
经济观察报：你是希望这种做法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同？
易中天：对。这是我要写《成都方式》的初衷之一，想引起大家的关注。当然，也不是说成都的做法都没问题，其实实践过程中是有很多问题的。因此当有朋友建议把成都的做法总结为“成都模式”时，我没有同意。是方式，不是模式，我不喜欢模式这个词，因为它意味着模型和范式。方式是开放的，它意味着方法、方向、方针，其次方式是发展的。它本身也在不断地在更新、在变革，“模式”就固定下来了。最重要的是，成都的这些做法不是其他地方都可以照葫芦画瓢的，千万不要克隆。比方它的“五朵金花”就是不可克隆的。
方式是开放的、发展的、可持续的，它后面有思想；模式是僵化的，它后面是照搬。绝对不能照搬。
其实，我看重的不是成都的做法本身，而是这些做法背后的价值理念。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和规范化服务型政府这三件事，分别对应科学、民主与法治。科学、民主与法治是人类经过这么多年探索出来的普适价值。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须是科学的、民主的、法治的。这三样东西恰恰是我们要学习、发扬的。
在民主中学会民主
经济观察报：绝大部分人认同科学、法治的价值理念，但是人们对民主价值的认识却不尽统一。去年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发表了一篇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不到2000字的短文却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一个常识问题产生这么大的争议，也恰恰说明了对民主价值的认同存在巨大分歧。还有人说，中国人素质太差，不适合搞民主。
易中天：这是事实，首先得承认他们说的是事实，那么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如何提高他们的民主素质，你总不能说中国人永远素质低吧，不要提高吧？请问如何提高呢？很简单，只能在民主中提高。
经济观察报：在民主中学习民主，而不是说学好了再来。
易中天：那就学不好了，因为民主有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是必须亲历的，比方说投票，你会不会投票？我曾经在1980年代的时候看过一个电视节目。某年两会期间有一个人大代表慷慨陈词，说选票为什么要设计成赞成、反对、弃权，是不是鼓励那些墙头草、两面派？要么就赞成、要么就反对，弃什么权啊？他不知道弃权票比赞成票和反对票还重要。民主是公民的权利，而任何公民的第一权利是弃权权，就是放弃使用权利的权利。如果我连这个最低的权利都不能保证，我哪里有赞成和反对的自由？现在有弃权票，大家不奇怪了，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民主素质在提高，在投票的具体实践当中慢慢地提高起来了。
其实我们今天缺的不是大家空喊的民主，而是实实在在地去做。公民的民主素质是在民主当中提高的，在民主中学会民主，在民主中提高民主素质。
经济观察报：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太多，再推进民主建设就要乱套。
易中天：人口多的问题，它不是民主不民主的问题，而是哪一种民主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成都的公推直选方式只适合乡镇党委使用。这就是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区别。我们是一个大国，在全国包括到县，不能实行直接民主，要实行间接民主。
经济观察报：县级不可以吗？
易中天：县级不行，人太多。选一个县长，全县的县民都来选，不可操作。我的观点就是：在县以上实行间接民主，县以下实行直接民主。
经济观察报：这里边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不能把民主仅仅理解成选举。
易中天：那当然，民主绝对不仅仅是选举。民主首先是精神，是文化，其次才是制度。选举只是民主制度当中的非常小的一部分。民主的根本的东西是主权在民，政权民授,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第三种说法是，中国经济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现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就要牺牲经济发展。
易中天：和我们现在相比，古希腊时期的生产力并不够先进，经济欠发达得很，但是人类最早的民主,就在古希腊时期产生,并且发展成为一套制度和文化。经济不发达更需要努力发展民主，越是不民主越搞不上去，因为产权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产权是否清晰恰恰是制约人们追求财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有恒产者才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经济观察报：有人说，在斯大林时期高度集权，国力不是也发展得很快吗？
易中天：集权的情况下是可以高速发展的，怎么不可以高速发展？但是，在集权的情况下，国家的快速发展是短期的，是不可持续的，更何况经济发展速度快慢，根本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经济观察报：我们追求的目标是民众的福祉。
易中天：我们的目标是以人为本。用快慢来衡量成败本身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