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_地久天长_王小波

  我赶紧动身。大许写了信交给我。我乘汽车走了。分手的时候关照大许要经常写信。

  在路上我遇上一些不顺利:在保山等了两天车,在昆明又买不到直达的火车票。结果用了半个月才到北京。北京当时寒风刺骨。我下了车就直奔小红家:他爸爸、妈妈,还有哥哥都在。他们家看来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家里书很多,她爸爸是个秃顶的小老头,人很开通,妈妈也很好。她哥哥挺像她,我一见了就喜欢。我一下闯进去,他们都吃了—惊,问:“你是谁?你找谁?”

  我说:“我是邢红的同学,我姓王,从云南来……她现在在哪儿?”

  他们马上就知道了:“噢!你是小王。她常念叨你。小红在医院里,她才动了手术。手术很顺利,瘤子在做切片。请坐吧!我们正要去看她。”

  我也没有坐,立即同他们一起到医院去看小红。她脸色苍白,瘦多了,可是一看见我就猛坐起来,高兴地大叫:“小王,你来啦!我等你等坏了。我接到大许的信了,我一直在等你。我动了手术了,我就要好了!”

  后来我就天天陪着她,那会儿医院也乱,什么探视不探视的,我每天都很早就来,很晚才走。她的身体渐渐好起来,常常要我陪着她到院子里走动。才来的时候我特别迂,连给她剪趾甲都不好意思,后来我也不怕了。我常常给她裹好大衣,搀着她到院子里去。护士们有时瞎说,说这小两口多好,我们也不理她们。

  我走的时候天气开始暖和了,小红的身体也更好了。可是我发现她爸爸和妈妈神色都不正常。但没有放在心上。我懂的事情太少,一点也不知道切片有什么重要性,我只看见她好了。大许又偷偷来信催我回去,他要来。于是我就回去了。小红的哥哥送我上火车,他心情不好。我问他怎么啦,他说是他自己的事儿。我开头一点儿也没疑心,可是火车开走的时候他忽然扶住柱子痛哭起来。这不由我不起疑。

  果然,我回到云南以后,大许正准备动身,我们忽然收到小红一封信。她说她的病重了。病得很厉害,也许不会好了。她说,她感到出了大变故,很可能瘤子是恶性的,它还在脑子里。这真是当头一盆凉水!我们全都呆若木鸡。小红叫大许快点去。我们拿出全部积蓄,还借了一些钱,央求团里开了一张坐飞机的证明,让大许飞到她那儿去。我让大许到了北京马上打个电报来。大许慌慌张张地走了。

  大许走后有七八天音信全无!我急得走投无路。晚上睡不着觉,用手抓墙皮,把墙掏破了一大块。第八天大许来了一个电报:已到京小红尚好信随后到。我心里稍稍安定。

  后来大许来了信,他说小红开始经常头痛,痛得让人害怕。她已不能吃饭,全靠打点滴维持。有时候眼睛看不见。大许痛心地描写她一看见他怎么像往常一样笑了,高兴地抱住他脖子。她让大许告诉我,她想我想得要命。她说她在昏睡的时候可以听见我的声音。她说她很想很想让我们三个在一起,三个人在一起她死也不怕了。她还说她虽然可以笑,可以说话,可是意识深处已经有点昏乱。她说她怕这种死,从内部来扼杀她。我看了这信差一点疯了。我写信让她、求她、命令她坚强起来,坚持住一点也不退让。我求她拼命去和疾病争夺,为我们三个争夺,一定要保住什么。我说:“千万千万别失望,还有希望。你还年轻,你的活力比十个人的都多。你能胜利,我知道你能胜利。想一想我们还可以永远在一起生活!”

  我不记得那些天是怎么过的了。后来大许又来一封信,说大夫试了一种新药,小红好多了,眼睛也可以看清了。她看了我的信,很高兴。她成天和大许说话,说她头疼比以前好了,头脑也清楚了。还说他们两人成天谈论我,小红说我是个最好的人。小红不住地说起我的细节,我是怎么笑的,她说我有一种笑很有趣:先是要生气,嘴角往下一耷拉,然后慢慢地笑起来。她还说我有二-种阴沉的气质,又有一种浪漫的气质,结合起来可好了,她特别喜欢。她说我可以做个艺术家。

  信的末尾小红写了几个字:“王,我爱你。你的信我很喜欢。我要为咱们三个人争夺。一直要到很久很久以后,你还会叫我小姑娘。”她能写信了!尽管字迹歪歪斜斜,可是很清楚。

  我看了信高兴极了。

  后来又来了一封信。大许说:小红的病情急转直下,忽然开始昏迷,要输氧气。他日夜陪伴着她。他说他都快傻了,他的字迹行不成行字不成字,有几个地方我看不懂。最后他说:还有希望,只要她活着就有希望,希望很微弱,可是会大起来。医生说没希望,可他们是瞎说。

  过了一天大许又来一封信,他说:“昨天她清醒了一会儿,可是什么也看不见,眼前漆黑。我把你的信念给她听,后来她把信拿过来贴在胸前。她说,我要去了。我只为你们担心。要去的人只为留下的人担心,她是什么也不怕了。我求她别说下去,她的声音就低微下去。昨天夜里她很不好,可是她挺过来了。小王,还有希望吗?还有希望吗?”

  我简直狂乱了,后来我接到一封信。信里封了一张电报纸,大许写道:“小红已去世。她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们节哀。我即回来和你在一起。许。”

  我看了这些话发出一声长嚎,双手乱抓了一阵。我感到脑后一阵冰凉。我坐了很久,天黑下来,又亮起来。我机械地去吃饭,又机械地去干活,机械地回家来。我很孤独,真正的哀痛被我封闭起来了,我什么也不想。直到有一天下午大许推开我们的屋门,把夕阳和他长长的身影投进来。

  我站起来,我看见大许的头发白了不少,他黑色的头发上好像罩了一层白霜。我扑过去拥抱他。一个阀门打开了。一切都涌上来。我们大哭,然后我们并排坐下来哭泣,小声地啜泣。大许挂着黑纱,他瘦了。他站起来从提包里拿出一个黑漆的小盒子放在我床上。我用眼光问他,他艰难地说:“小红留下遗言,她把骨灰分留给家里和我们。这就是她。”

  我感到颈后好像挨了重重一击。我跪倒下来,用痉挛的手指抓住盒子,抚摸盒子。我在哭吗?没有声也没有泪,只有无穷的惨痛从粗重的喘气里呼出来,无穷无尽。

  后来我和大许在一起过了两年,就分开了。我们把小红最后几封信分了。他要走了小红的遗骨,把她的箱子和衣物留给我。我们把小红留下的书分开,一人拿了—半,然后收拾好行装,反锁上房门。我们离开那里,走向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