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著《三国史话》十六、姜维和钟会

魏武帝亡殁了,继之而得志的,却是司马氏父子。忠君爱民的心地,光明磊落的行为,全都看不见了,所剩下的,只是些自私自利的心地,狡诈刻毒的行为,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道德,真个就此完了么?不,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没有突然而兴,也没有突然而绝的。虽然在其衰败垂绝之时,也总还有一两个人,出而为神龙掉尾的奋斗。这正和日落时的余晖一般,流连光景的人,更觉得其可爱了。

司马昭打平了诸葛诞,又杀掉了高贵乡公,就渐渐的可以图篡了。要图篡位,总得立些武功,于是决计伐蜀。这些话,上文中业经说过了。这时候的蜀国,却是什么形势呢?蜀国这时候,兵权算在姜维手里。但是费祎死后,后主所信任的宦官黄皓,渐渐弄权,要想排挤陷害他。姜维虽有武略,政治上的手腕似乎欠缺些,就不敢回成都,带着兵屯驻在沓中。这沓中在现今甘肃临潭县,就是从前的洮州的西边,未免太偏僻些了。

当时魏国是分兵三路:邓艾、诸葛绪各带兵三万,邓艾牵制住姜维的正面,诸葛绪遮断了姜维的后路。钟会却带了十几万大军,从斜谷、骆谷(斜谷,在今陕西眉县西南;骆谷,在今陕西周至县西南),两路并进。当魏延守汉中时,在汉中的外面设立了许多据点,派兵守住,敌人来攻,使其不得入内。后来姜维说:“这种办法,虽然稳当,却也不能得利。不如把这些据点撤掉了,聚集兵粮,坚守汉乐两城(在今陕西勉县东南)。敌兵攻城不破,又野无可掠,粮运不继,自然只得退兵。我们却各城的兵齐出,和游军会合,就好把他歼灭了。”这条主意,固然也是好的,然而把敌兵放入平地,究竟有些冒险。钟会既进汉中之后,分兵围困汉乐两城,自己直趋西南,把阳安关攻破。这阳安关,在嘉陵江沿岸,现今沔县的西南,宁羌县(编者按:宁羌,陕西省旧县名,一九四二年改宁强县)的西北。乃是入蜀正面第一道关隘。阳安关既破,就只有现今四川昭化、剑阁两县间的剑阁可守了。当时姜维听得钟会大兵前进,自然要从沓中回来。邓艾牵制他不住,诸葛绪也阻挡不住他。然而阳安关已经不守了,就只得守住了剑阁,邓艾追赶姜维,到了现今甘肃的文县。就是汉朝所谓阴平道的地方。从此南下,经过平武县的左担山,就可以从江油、绵阳直向成都去的。这一条路,极其险峻,所以当时蜀国并不防备。邓艾要和诸葛绪合兵走这一条路进去。诸葛绪说本来的军令,只叫他堵截姜维,并没有叫他攻蜀,就引兵和钟会的大军会合。钟会明白他畏懦不进,魏朝把他槛车(罪人坐的车,有阑槛,防他逃走)征还,兵也并给钟会统带了。然而攻剑阁,却攻不进去。钟会无法,打算退兵了。不料邓艾的兵,已从阴平伐山开路,走了无人之地七百多里打进去。把诸葛瞻的兵打败了,直向成都。邓艾的兵,是能够进去,退不回去的,自然要拼命死战,其锋不可当。然而其实是孤军。假使后主坚守成都,这时候,剑阁并没有破,钟会的大军不得前进,邓艾外无救援,终竟要做瓮中之鳖的。然而后主不能坚守,竟尔投降。姜维在剑阁,听得请葛瞻的兵被打败了。传来的消息,有的说后主要坚守成都,有的说他要逃向东吴,又有的说他要逃到现今的云南地方去。不知的实,乃引兵向西南退却。到了现在的三台县地方,奉到后主的命令,叫他投降魏军。姜维便到钟会军前投降。据《三国志》说,当时将士,接到投降的命令,都发怒得“拔刀斫石”,难道姜维倒是轻易投降的么?

邓艾得意非常,就十分夸口。对蜀国的士大夫说道:“你们幸而遇见我,所以身家性命得以保全。要是遇见吴汉(后汉光武帝时平蜀的将,曾大肆杀戮)一流的人物,就糟了。”又说:“姜维也是一个有本领的人,不幸遇着了我,所以敌不过罢了。”听的人都暗笑他,他自己也不觉得。他又表上魏朝,说:“刘后主一时不可把他内徙。要是把他内徙,吴国人看见了,疑心魏国待遇他不好,就不肯归降了。现在该留兵两万人在蜀,蜀国投降的军队,也留着两万,不要解散。再在四川大造兵船,做出一个伐吴的声势来。一面派人去晓谕吴国,吴国自然可不战而降了。只要把后主留在四川一年,那时候吴国归降,就可把他送到京城里。”当时邓艾在川中,诸事多独断独行,并不等魏朝的许可。司马昭派监军卫瓘去对他说,不宜如此。邓艾倒说:“《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专之可也。一味等待命令,以致误国,这件事我是办不到的。”这样一来,司马昭自然要疑惧了。钟会等人就乘机说他的坏话。于是魏朝又下诏书,槛车征还邓艾。怕他不听命令,叫钟会也进向成都。卫瓘在前,用司马昭的亲笔命令,晓谕邓艾手下的兵。邓艾手下的兵,此时只想望得些赏赐回家,谁来和邓艾造反!况且邓艾也本无反心,抵抗命令的事情,自然不是仓卒间可以结合的,于是邓艾手下的军队,都一无抵抗,把邓艾钉入槛车里去了。

钟会和姜维,很为要好。《三国志·姜维传》说他们“出则同舆,坐则同席。”邓艾被擒之后,钟会到了成都,所有伐蜀之兵,都在他一个人统率之下了。《三国志·钟会传》说他这时候就有了反心。要叫姜维等带着蜀兵出斜谷,而自己带着大兵跟随其后。这时关中一方面,是没有阻碍的,可以唾手而得长安。既入长安,从渭水及黄河顺流而下,五天可到盂津(在今河南孟津县北),和骑兵在洛阳相会,一举而大事可定了。忽然得到一封司马昭的信说:“怕邓艾不肯就征,已派贾充带了一万兵进驻乐城,我自己带着十万兵驻扎在长安。相见在近,不再多说了。”钟会得书大惊,对亲近的人说道:“只取邓艾,司马昭知道我办得了的。现在自带大兵前来,一定是疑心我了。这事非速发不可。”恰好这时候郭太后(明帝的皇后)死了,钟会就诈传太后的遗诏,叫他起兵讨灭司马昭。召集北来诸将领,都把他们关闭在官署中,把城门宫门都关闭起来,要想都杀掉他们,还犹豫未能决断。他的帐下督丘建,本来是护军胡烈所荐的。看见胡烈独坐得可怜,替他请求钟会,许放他一个亲兵进来,传递饮食。钟会允许了。其余诸将领,也援例各放了一个人进来。胡烈对他的亲兵说,又写封信给他的儿子,说钟会要杀尽北兵。如此一传二,二传三,北来的兵都知道了,就同时并起攻城。被看守的人也都从崖上爬出去,各人回到自己的军队里,同时进攻。姜维和钟会手下的少数人,如何抵敌?就都给他们杀掉了。邓艾手下的将,听得钟会死了,追上去打破槛车,把邓艾放了出来。卫瓘一想不好,我是捉拿邓艾的人,放了他出来。他要报仇怎样?又派兵追上邓艾,把他杀死了。征西的两员大将,就是这样了结。

钟会为什么要造反呢?他是司马师、司马昭的心腹,人家称他为张子房的。司马师打破毋丘俭,司马昭打破诸葛诞,他的计谋很多。伐蜀的三路兵,邓艾是安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诸葛绪是雍州刺史,都是久在西方,和蜀国相持的,只有钟会是司马昭的心腹,所以大兵都在他的手里。这时候的司马氏,是不容易推翻的,他岂有不知之理,况且他也向来是个文臣,如何会忽有野心,想要推翻司马昭呢?我们看这个,就知他一定有大不得已的苦衷。原来他是钟繇的小儿子,钟繇是替魏武帝镇守关中的。当汉献帝之世,关中反侧的人很多,凉州还有马超、韩遂,魏武帝能够专心平定东方,不以西顾为忧的,都是得他的力量。所以钟繇可以说受魏朝的恩典很深。钟会是个文人,很有学问的,不是什么不知义理的军阀,他要尽忠于魏朝,是极合情理的。所以钟会可说和王凌、毋丘俭、诸葛诞一样,都是魏朝的忠臣,并不是自己有什么野心。而他的谋略,远在这三人之上,亦且兵权在手,设使没有北兵的叛变,竟从长安而下,直指洛阳,这时候司马氏的大势如何,倒是很可担忧的了。

至于姜维,则又另有姜维的心理。《三国志·姜维传》注引《华阳国志》说:姜维劝钟会尽杀北来诸将,要等诸将已死之后,再行杀掉钟会,尽数杀掉北兵,然后恢复蜀国。他曾经写一封秘密信给后主,说“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又引孙盛的《晋阳秋》,说他到蜀中时,蜀中父老还说及此事。孙盛的入川,在晋穆帝永和三年,已在蜀汉灭亡之后八十四年了。蜀中父老的传说,固然未必尽实。譬如姜维在当时,能否和后主秘密通信?后主这种人,秘密通信给他何用?只有泄漏事机而已。只这一点,便有可疑。然而情节虽或不尽符合,姜维有这一番谋划,是理有可信的。因为他决不是轻易降敌的人。而在当时,假使钟会不被北兵所杀,而能尽杀北来诸将,把一部分军队交给姜维,姜维反攻钟会,也很有可能的。注《三国志》的裴松之,就是这样说。姜维是天水郡冀县人,冀县是甘肃的甘谷县。凉州地方,是被曹操平定较晚的。姜维是诸葛亮第一次伐魏时,诣诸葛亮投降的。他本是天水郡的参军,所以要投降,据《三国志》说,是因天水太守疑心他要反叛之故。姜维决不是轻易降敌的人,太守疑心他,他未必无法自明,就要真个降敌。姜维降蜀之后,诸葛亮写信给蒋琬等说他心存汉室,可见姜维本来是要效忠于汉而反魏的,太守疑心他,并没有错。钟会的效忠于魏,姜维的效忠于汉,又可称封建道德之下的两个烈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