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欧洲,为什么可以抢第一?

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文明要比欧洲文明进步。欧洲的印刷术、造纸术、火药、罗盘针和运河的水闸,皆是直接间接从中国传来。然而,世上第一波稳健的经济发展首度发生在欧洲,工业革命继之而起。而其他代表现代的标记,如代议政体和人权观念,也是发轫于欧洲。欧洲是怎么一回事?

1480年,中国明朝皇帝下令停止所有的海外探险和贸易,继续从事贸易的商人被视为走私犯罪,皇帝会派军队破坏他们的居处,烧毁他们的船只。但在欧洲,没有一个国王曾经滥用或自许有这样的威权,宣布这样一个闭关自守的律令代价高昂,没有一个国王负担得起。在欧洲,当国王的总是强敌环伺,而中国皇帝的君权无人能比,这是他们拥有的优势——或者说是陷阱。欧洲国家之间相互为敌,是它们向海外扩张的一股推动力量。

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再也不曾出现一个统领整片疆土的强大力量。想象一下罗马曾被某个单一势力征服,就像印度被莫卧尔人、中东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那样。借由征服,这些异族摇身成了新江山的主人。但罗马的征服者却是数个不同且互相敌对的日耳曼蛮族。这些蛮族从来就没当过什么主人,与其说他们征服了罗马帝国,不如说他们在踏上这个帝国的土地后,发现它正在自己的脚下融化。他们毫无治理固定国邦的经验,连罗马赖以维生的征税机制都维系不住。他们颠覆了普世政府的一个通则:治理辖下的国家却课不了税。

不是所有东西都归国王所有

欧洲的历史演进泰半从奠基的这一刻起便已注定。政府对人民毫无掌控能力,它们必须殚思竭虑,才可能争取到人民的服从。它们若想扩张势力,就得提供良好的政府——也就是维护治安作为回报,它们不能像亚洲和中东不计其数的帝国及王国那样,光靠收税机制和进贡就能运转。

数百年来,这些国王最大的威胁是他们最有权势的下属——土地贵族阶级。这些权臣最后终于俯首,但因为已在自己的领土上雄霸够久,早就为自己也为他们土地上的人民争取到私有财产的保障。“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属于国王”,这是欧洲自由和繁荣的基石。

为了让贵族俯首称臣,国王对城市里的商贾、贸易人士和金融家多所依赖,一来他得靠这些人提供贷款和人力才能维系官僚体系,二来这些人的财富可以被课税。欧洲君主的征税细水长流、手法温和,以免杀死了下金蛋的母鸡;亚洲国家的统治者比较独裁,征收苛捐杂税之余,手头拮据时甚至直接把商家的货品没收充公。

欧洲君主的低调谨慎也是不得已,因为在这个群雄环伺的微妙均衡局面下,他只是玩家之一,而且商人要是被欺压太过,可能转而投靠敌营。在此情况下,他们重视经济发展和新兴科技也是不得不然的行为,而虽然这些科技主要是用于战事,但和现代殊无不同的是,这些国防花费可能带来重大回收。除了谨言慎行,他们也牢记罗马帝国的教训和基督徒国王身负的义务,因此比较不会施行暴政、纵情声色,而这样的场景在亚洲君主中屡见不鲜,比欧洲常见得多。

这些欧洲君王降伏旧日贵族后,随即成为一个活跃的新兴阶级——城市里的中产阶级的支持者。当年这些君主势单力薄,曾经允许各个城镇自治,而随着城市的财富日增,这个让步也变得更加举足轻重。相较于自拥大军、躲在城堡里防御自己的贵族,中产阶级似乎平和得多,不具威胁性。然而,无论贵族多难应付,他们毕竟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而在这个社会秩序里,国王是天经地义的元首;反观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方式根本无需国王的存在,长远来看,对于王政的威胁远比贵族更棘手。

君主从薄弱的基础起步,权势逐渐增添——只有在英国,君王犹在国会的驯服下,这是唯一的例外。这个机构是中世纪留存下来的传统:国王必须和大臣们商量国事。即使是专制君主最出名的法国,国王的命令也不是无远弗届、令出必行;为了维系国土完整,他必须做出许多让步和特别交易。法国的三级会议虽不再召开,偏远省份的迷你三级会议却依然存在,在否决法王于1780年代推动的税制改革上扮演了一定角色。法王试图变革失败,被迫重新召开国家三级会议——改革分子借镜英国议会政府并得到启发,非逼得他那样做不可。

至于中欧,也就是现在的德国和意大利,从来不曾有哪个君主建立起统一的强国,皇帝和教皇长年为权力明争暗斗。在这个地区,都市、城邦、侯国封邑林立,俨然多个独立小国,是欧洲权力分散的一个极端例证。这些迷你小国为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奠定了基石,而整个欧洲也因这两场运动脱胎换骨。

权力分散、遗产多元

欧洲在政治上虽然四分五裂,但仍是一个完整的文明,中世纪以降就一直被称为基督教文明。直到宗教改革之前,教会是不分国界、屹立于所有土地上的组织。教会也曾野心勃勃想控制国政,但国王虽然肩负护卫基督信仰的义务,却不认为自己应该对教会唯命是从、有求必应。教会与国家之间总是关系紧绷,最突显也最持久的例子即是教皇和皇帝之间的剑拔弩张,而这又是权力分散的另一例证。

教会是基督教社会精英文化的掌控者,也是这个宗教的圣典——《圣经》以及古希腊罗马学术的保护者。在中世纪,一些学者将《圣经》和古学术编织为一,制造出一套头头是道的神学思维,但教会也有罩门,它的圣典对教会本身的结构只字未提——教会其实是个以罗马统治为范的精密组织;另外,它所保存的古罗马学术是异教徒的作品。借着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这样的扞格就此爆发。

在中国,权力是极其明确地集中在皇帝手里,以儒家为尊的精英文化对君权统治也支持有加。无论是个人修为或待人处世,中国人莫不以儒家思想为圭臬,它已深深扎根于整个社会和国家。统治者不管有没有合法性都得熟读四书五经,而你得通过儒家经典考试才能当上国家官员。

反观欧洲,权力不但分散,精英文化也是个大拼盘,与君权统治之间的系带并不牢固。中国人非常聪明,可是他们的聪明从来不会脱轨失控,纵有奇思异想,基本上都不曾造成纷扰。欧洲社会的开放则是源远流长。近代欧洲在经济上爆发力十足,智识生活百家争鸣,皆是基于一个事实:不管是好是坏,从来没有一个单一强权掌控过它、形塑过它。它多元的历史遗产因此能被充分发掘、延伸;希腊的数学观念在科学革命时期得到实现,从而建立起科技创新的一个新基础。

经济历史学家拋出一个问题,问欧洲何以在工业化方面跑第一,就仿佛其他社会跟欧洲是在同一个轨道上并行,结果率先触线的是欧洲。帕特里夏·克龙,本书诸多灵感即是得自于她,却是这样问:“欧洲究竟是跑了第一?还是怪物一个?”在她看来,欧洲毋庸置疑、不折不扣是个“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