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太宗十思疏》

【译文】

　　我听说，要让树木生长，就一定要使它的根本稳固；想要河水流得长远，就一定要疏通它的源头；想使国家安定，就一定要积聚自己的道德仁义。水源不深却希望水流得长远，根不牢固却要求树木生长，道德不深厚却想使国家安定，我虽然十分愚笨，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明智的人呢？国君掌握着主持国家的重大责任，在天地间占有重大的地位，推崇皇权的高峻，永远保持永无止境的美善。不考虑在安逸的环境中想到危难，戒除奢侈而厉行节俭，道德不能保持敦厚,性情不能克服欲望。这也就像砍断树根却要树木长得茂盛，堵塞泉源却希望流水长远一样啊！

　　凡是古代的君主，承受上天的大命，开始做得好的确实很多，但是能够坚持到底的却很少。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就困难吗？大概是他们在忧患深重的时候，必然竭尽诚意对待下属，一旦得志，便放纵情欲，傲视他人。竭尽诚意，那么即使像吴、越那样敌对的国家也能结为一个整体；傲视他人，那么骨肉至亲也会疏远得像过路人一样。即使用严酷的刑罚督责人们，用威风怒气恫吓人们，结果只能使人们图求苟且以免于刑罚，却不会怀念国君的恩德，表面上态度恭敬，可是心里并不服气。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只是百姓。百姓像水一样，可以载船，也可以翻船，这是应该特别谨慎的。

　　身为君臣，果真能够做到：见了想要得到的东西，就想到知足以警戒自己；将要大兴土木，就想到要适可而止以使百姓安宁；考虑到帝位高随时会有危险，就想到要谦虚，并且加强自我修养；害怕骄傲自满，就想到江海是居于百川的下游；喜欢打猎游乐，就应该想到国君一年只可打猎三次的礼度；担心意志懈怠，就想到做事要谨慎有始有终忧虑会受蒙蔽，就想到虚心接纳下属的意见；害怕谗佞奸邪，就想到端正自身以斥退邪恶小人；加恩于人时，就想到不要因为一时高兴而赏赐不当；施行刑罚时，就想到不要因为正在发怒而滥施刑罚。完全做到上述十个方面，扩大九德的修养，选拔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选择品德高尚的人而跟从他们，那么，聪明的人就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智谋，勇敢的人就会竭尽他们的气力，仁爱的人就会广施他们的恩惠，诚实的人就会奉献他们的忠诚。文臣武将都得到任用，君臣之间相安无事，可以尽情的享受游玩的乐趣，可以养生长寿，可以垂衣拱手，安然而治了。又何必耗费精神苦苦思索，代行百官的职务，驱使聪明的臣子，就可以达到道家提倡的无为而治了。

【解析】

　　《谏太宗十思疏》是唐朝著名谏议大夫魏徵写给唐太宗的一篇奏疏。在这篇文章中，魏徵紧扣“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这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其主题是在于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君王必须努力积聚德义，具体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十个建议。魏徵敢于直谏，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道，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作用。而全文主要阐明的是为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主旨。

　　“太宗怀鹞”，见于唐人刘悚的《隋唐嘉话》，讲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和名臣魏征的故事。唐太宗喜欢玩鸟，有一天，他得到一只形态俊异毛色漂亮的鹞鸟，十分宠爱，便放在手掌中赏玩不已。这时魏征从远处走来，太宗急忙把鹞藏在怀里；魏征发觉了，就近前来向太宗禀告事情，他乘便向太宗讲述古代帝王由于贪图安逸享乐、沉醉声色犬马而最终丧国灭身的事，劝谏“明君”当以此为戒。魏征滔滔不绝地讲着不想停下来，那鹞鸟在太宗怀里快被憋死了，太宗感到可惜；但他一向敬重魏征，不想打断他的话。魏征便没完没了地讲下去，直到那鹞鸟死在了太宗的怀里。

　　作为一国之君的唐太宗，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也有自己既敬重又畏惧的人，那就是著名的“谏官”魏征。长期担任“谏议大夫”的魏征，是辅佐太宗实现贞观之治的主要谋臣，先后上谏二百余项，他常常劝谏太宗以亡隋为鉴，居安思危，行圣贤之治。魏征以忠耿直谏着称，太宗以善纳忠言名世，君臣默契配合，传为千古佳话。历史上唐太宗就曾将魏征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作为座右铭，并留下“三镜自照”的形象比喻：“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至魏征比他早逝，他便哀叹“朕痛失一镜也”！

　　皇帝也是人，玩鸟本身并无大错。然而太宗玩鸟时却怕被魏征看见，他藏鸟于怀的举动，犹如顽童之惧怕严师，小孩之躲避父母。他宁可将宠鸟捂死也不肯让魏征知道，这一细节更是将他的敬畏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而“佯装不知”的魏征却喋喋不休地讲下去，有意让鹞鸟憋死怀中而达到劝谏之目的，这一充满智慧的细节也使故事增添了趣味，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简析】

　　谏太宗十思疏》的精神，主要是规劝唐太宗在“贞观之治”取得成就以后，仍要牢记隋亡的教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善始”“克终”，以“积其德义”，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

　　《旧唐书》曾赞扬魏徵的奏疏“可为万代王者法”。这篇奏疏，唐太宗非常重视，说它“言穷切至”，使自己“披览亡倦，每达宵分”。他还曾用“载舟覆舟”的比喻来训戒太子。宋、明、清三代的一些君主，也经常讽读这篇奏疏，用来规戒自己。可见它在封建时代的重要意义。即使到了今天，文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观点，也仍有值得借鉴的现实意义。

　　这篇奏疏，在写作上有其特色，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文章根据唐太宗在取得巨大政绩以后，逐渐骄傲自满，生活日趋奢靡的情况，指出他“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不能“竭诚以待下”，必然使“骨肉为行路”，至亲疏远，君臣解体，离心离德，难于保守天下。奏疏不仅把“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危害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对症下药，提出“十思”的措施，既明确具体，又实用而不空泛，针对性很强。

　　奏疏从头至尾，多用骈偶，或相对为文，或排比论述，辞工文畅，音律和谐，铿锵成韵，读来如觉连珠滚动。气势雄健有力。

【创作背景】

　　这篇奏疏写于贞观十一年（公元六三七年）。作者魏征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敢于犯颜直谏的政治家。

　　唐太宗登基后，开始一段是较有作为的，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因为他常以隋朝的暴政为戒，不敢过分使用民力。他曾说：“朕每临朝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资治通鉴》卷一〇九二）。他做到了节私欲，明赏罚，听取下级的劝谏，被人们誉为“从谏如流”的君主。

　　可是，到了贞观中期，生产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人民生活逐渐富裕起来，加上对外战争年年胜利，边防日益巩固，国威远扬，在一片文治武功的欢呼声中，他渐渐骄奢起来，忘记了“以民为本”，特别是渐渐忘记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对人民作威作福起来了。就从贞观十一年这一年来看，他先下令修了飞仙宫，后来又诏令修建老君庙、宣尼庙；二月巡游洛阳宫，六月巡游明德宫，十月猎于洛阳苑，十一月又巡游怀州，狩于济源。老百姓为了服徭役，长年不能回家。为此有的大臣向他进谏，如监察御史马周就曾在上疏中指出：“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百姓因“供官徭役，道路相继”，“春夏秋冬，略无息时”而“咸有怨言”（《贞观政要》卷十）。他却说：“百姓无事则易骄，劳役则易使。”（《新唐书.魏征传》）。他不再像过去那样高兴地接受下级的意见了。

　　如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巡游洛阳宫，泛舟积翠池，看到隋炀帝挥霍民脂民膏修建的亭台楼阁，便大发议论说：“（炀帝）将行幸不息，民怨不堪”，“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国灭”，看起来他似乎应该以隋为鉴了，但最后他却洋洋得意地说：“今其宫苑尽为我有。”（《贞观政要》卷十），并且照样地“行幸不息”起来。又如要选拔人才，唐太宗说了千百遍，可是没有象样的行动。魏征曾上疏说：“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贞观政要》卷七）。就在唐太宗越来越忘乎所以，别的大臣都噤若寒蝉的情况下，魏征却在贞观十一年的三月到七月这五个月中，连给唐太宗上了四疏，《十思疏》就是其中著名的一篇。（节选自《应用写作》杂志1992年第2期《一篇真实得体的奏疏》）

　　这篇奏章上奏后得到唐太宗的大为赞赏，亲写诏书嘉许魏征，并把此疏放置案头，以资警惕。由于魏征的积极谏言，深的唐太宗的欣赏，在魏征死后，感言到：“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作者介绍】

　　魏征（580－643）字玄成，河北下曲阳（今属河北省晋州市）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徵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徵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徵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徵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徵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徵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闇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闇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62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陈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