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王正月》

【译文】

　　《经》中记载：“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是什么意思？是诸侯国国君执政的第一年。春是什么意思？是一年的开始。王指的是谁？说的是假设出来的符合道德礼义的“文王”。为什么先说王然后才说正月？因为是文王所颁布的历法的正月。为什么说是“王正月”？是为了强调王道统一于道、天下统一于王。为什么不说鲁隐公即位？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意。怎么成全隐公的心意？隐公想使天下平定下来之后就把国君之位归还给桓公。为什么要归还给桓公？桓公年幼却出身高贵，隐公年长却出身卑微，他们的高贵与卑微关系不是人们都很清楚的，国内的人没有人知道。隐公年长而且贤德，各位大夫强行推动他而使他立于国君之位。隐公在此情况下谢绝被立为国君，那么还不知道桓公将来必然能够被立为国君。况且如果桓公被立为国君，就又担心各位大夫不能帮助年幼的国君，所以，总起来说，隐公立在国君之位上是为了桓公而立的。隐公年长而且又贤德，凭什么不应该被立为国君？因为要在嫡生的儿子中选择时，依据是否年长而不是依据是否贤德；在儿子中选择时，依据出身是否高贵而不是依据是否年长。桓公为什么高贵？因为他的母亲贵为国君的夫人。母亲高贵为什么儿子就高贵？因为儿子凭借母亲而能够高贵，母亲凭借儿子而得以尊贵。

【解析】

　　“元年”的“元”字与《易经》中的“元亨利贞”联系起来看，是“始”的意思。天道由“元”开始，《春秋》以“元”开始，其中每代君王的纪年都从“元年”开始，意味着《春秋》源于效法天道，国君治政首先要效法天道。依夏历，“春”是一年四季的开始，是万物发生的季节。地道顺应天道，在人间表现为四季循环，由此而体现生生不息，所以，“春”意味着国君治政要效法地道。“王”是人中最高者，是效法天道和地道而且能贯彻人道的象征性人物，“王”意味着君王治政需要贯通天道、地道、人道。在夏历中，“正月”是十二月之首，概括起来就是四季，再概括起来就是春秋，十二月无非就是阴阳的消长。正月对应《易经》的“泰卦”，是阳气已经占主要地位的一卦，正道由此而开始。总之，元年体现天道，春体现地道，王体现人道，正月体现对天道、地道、人道的开始贯彻。

　　鲁隐公只是诸侯国中的一位国君，诸侯国的国君是无权称“元年”的，也就是说无权“立元”、“改元”，只有统辖各诸侯国的天子才有此权。在此，称“鲁隐公元年”，是《春秋》认为，周天子已经失去其德、位、权，亦即已经是天下无“王”的时代，因此，《春秋》要“改元”，而另立其“元”。王和国君都可以称为“君”，君王治国的道理是相同的。此处是以鲁国假托为王所在的地方，叫做“王鲁说”。为什么假托鲁国是王所在之地呢？为了说明君王治国如何实行王道。历史事实之中，鲁国国君不是“王”，在此孔子也不是要把鲁国国君当作王，而是把鲁国国君假托为实行王道的现实之中的象征。“年”是十二月的总称，由“元”开始的“元年”，意味着王道要开始落实到政治之上，而且首要的是要效法天道。在“元亨利贞”之中，四者各自对应着“仁礼义智”，所以，“元年”意味着王道从“仁”开始。

　　在“元亨利贞”之中，四者各自对应着“春夏秋冬”。无论人世间有多少年，无非春夏秋冬的无限循环，而春季是其每次循环的开始。四时是阴阳之气的消长，因此，无论多少次循环，也都只是一气之转换，君王的变换，朝代的变迁，其中不能断绝的是这一气的贯通。阳气产生于冬至，到立春之时，已是三阳开泰的时候，天气开始转暖，万物开始发生，庄稼开始播种。春季不去播种，秋季不得收获；国君不行仁政，庶民不得安宁。四时之中，生长敛藏，只不过是天地之道生生不息的体现。

　　王指的是谁？说的是假设出来的符合道德礼义的“文王”。这个“王”不是指周朝的任何一位“王”，也不是指鲁国国君，而是假托出来能够贯彻王道的“王”，目的是要说明人类如何依照王道来治理天下。什么样的人才能叫做“王”？必须是能够效法天道、地道、人道而且将三者贯通起来的人。现实的掌握政权的国君，假如治理天下不遵循王道，就是不合格的王；背离了王道，国君却自称为王，便是窃取王的名号的“僭称王”。因此，这里的“王”，是“王”的原则与标准，可以用来指导现实的国君；当现实的国君依据这个原则与标准去治理天下的时候，便是在逐渐接近“王”的标准；不符合这个原则与标准，可以依据这个原则和标准进行批判。为什么说是“文王”？因为“文”是道德礼乐的意思，“文王”便是遵循道德礼乐并且推行道德礼乐的人。

　　为什么先说王然后才说正月？因为是文王所颁布的历法的正月。为什么说是“王正月”？是为了强调王道统一于道、天下统一于王。“元年”体现天道，“春”体现地道，“王”体现人道而且要贯彻天道、地道和人道，所以，“王正月”是强调王道统一于道。国君治理天下，不能没有统一的历法。《论语》中说“行夏之时”，《孔丛子》中说，夏时合天道，所以，王道政治使用夏代所用的历法形式，以正月为一岁之首，并由国君颁布于天下，共同遵行。所以，正月必须是王之正月，不能各国各地自行制订颁行。这就是“大一统”的意思，也就是强调天下统于“一”，这个“一”在原则上是指“道”，在现实中则是指“王”。“道”不行于天下，就无所谓“王”；“王”的政令不行于天下，天下必乱。

　　“为什么不说鲁隐公即位？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意。怎么成全隐公的心意？隐公想使天下平定下来之后就把国君之位归还给桓公。”国君即位，应该记述“即位”二字，但是，《春秋》却没有记述，其中所要表达出来的意思是，国君不能为了得到权力和地位而当政。国君是为了天下而存在，绝不是天下为了国君而存在。这里说鲁隐公的心意究竟是不是事实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孔子借此而要说明国君为何要做国君、以及如何看待国君的权力和地位才是最重要的事。如果国君为了满足个人私欲而成为国君，那么，王道政治是无法推行的，更无法保证。天下没有平定，就需要平定下来，就像周公在周成王年幼的时候那样，国家有被颠覆的危险，百姓有被重新陷入战乱之中的危险，所以，在此情况下，平定天下，而使百姓不至于陷入战乱之中，是最重要的。

　　“即位”二字的重要性何在？《注》中说：“即位者，一国之始，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

　　“为什么要归还给桓公？桓公年幼却出身高贵，隐公年长却出身卑微，他们的高贵与卑微关系不是人们都很清楚的，国内的人没有人知道。”在据乱世时代，国君还是需要世袭制的方式，因此，国君的继任者还是在前代国君的儿子之中选择。隐公的前代国君是惠公，当初没有明确嫡庶之分，所以，国人不清楚隐公与桓公的尊卑。但是，国人不知，要遵从王道而做国君的人却不能不知。隐公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才要等国家平定之后将国君之位还给弟弟桓公。这里体现的是国君的修养应该如此。

　　“隐公年长而且贤德，各位大夫强行推动他而使他立于国君之位。隐公在此情况下谢绝被立为国君，那么还不知道桓公将来必然能够被立为国君。况且如果桓公被立为国君，就又担心各位大夫不能帮助年幼的国君，所以，总起来说，隐公立在国君之位上是为了桓公而立的。”按照礼的原则，本来不应该继承国君之位的人，如果私自登上国君之位，则是篡权夺位；如果不是自己有篡权夺位之心，而被各位大夫强行推动，是得臣民拥戴的体现。即使是在臣民拥戴的情况下，也要有正心诚意。从亲情而言，隐公是兄，桓公是弟，兄长不能不爱惜兄弟，所以，要为兄弟着想；从国家而言，如果年幼的桓公当时就被立为国君，隐公又惟恐大夫不能辅佐幼君而导致国家混乱，所以，要为国家百姓着想。能有此心此意，才能有推行仁政的可能性。

　　“隐公年长而且又贤德，凭什么不应该被立为国君？因为要在嫡生的儿子中选择时，依据是否年长而不是依据是否贤德；在儿子中选择时，依据出身是否高贵而不是依据是否年长。”《孔丛子.杂训》中记载：“子思曰：‘殷人质而尊其尊，故立弟；周文文而亲其亲，故立子。亦各其礼也。文质不同，其礼则异。文王舍適（嫡）立其次，权也。’（穆）公曰：‘苟得行权，岂唯圣人？唯贤与爱立也。’子思曰：‘圣人不以权教，故立制垂法，顺之为贵。若必欲犯，何有于异？’公曰：‘舍贤立圣，舍愚立贤，何如？’子思曰：‘唯圣立圣，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则各贤其所爱，不殊于適（嫡），何以限之？必不能审贤愚之分，请父兄群臣卜于祖庙，亦权之可也。’”因此，在据乱世时代，因为没有文王那样的圣人，所以，为了避免“各贤其所爱”，才有立嫡之法。这里所说的隐公因为庶生所以卑微，桓公因为嫡生所以高贵，就是此意。

　　“桓公为什么高贵？因为他的母亲贵为国君的夫人。母亲高贵为什么儿子就高贵？因为儿子凭借母亲而能够高贵，母亲凭借儿子而得以尊贵。”在据乱世时代，为了免于权位之争，确定国君继任者的时候，先要选择国君的夫人所生的长子。否则，众子争位，祸及国家百姓。假如因为其他原因而所立的不是国君夫人的嫡生之子，那么，因为儿子孝敬母亲是天经地义，所以，新任国君的母亲也因此而被尊为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