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七- 傅雷家书

  聪,亲爱的孩子,两个多月没给你提笔了,知道你行踪无定,东奔西走,我们的信未必收到,收到也无心细看。去纽约途中以及在新墨西哥发的信均先后接读;你那股理想主义的热情实可惊,相形之下,我真是老朽了。一年来心如死水,只有对自己的工作还是一个劲儿死干;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并未稍减,只是常有一种“废然而返”、“丧然若失”的心情。也许是中国人气质太重,尤其是所谓“洒脱”与“超然物外”的消极精神影响了我,也许是童年的阴影与家庭历史的惨痛经验无形中在我心坎里扎了根,年纪越大越容易人格分化,好像不时会置身于另外一个星球来看尘世,也好像自己随时随地会失去知觉,化为物质的原素。天文与地质的宇宙观常常盘踞在我脑子里,像服尔德某些短篇所写的那种境界,使我对现实多多少少带着detached[超然]的态度。可是在工作上,日常生活上,斤斤较量的认真还是老样子,正好和上述的心情相反,——可以说人格分化;说不定习惯成了天性,而自己的天性又本来和我理智冲突。intellectually[理智上]我是纯粹东方人,emotionally & instinctively[感情上及天性方面]又是极像西方人。其实也仍然是我们固有的两种人生观:一种是四大皆空的看法,一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或许人从青少年到壮年到老年,基本上就是从积极到消极的一个过程,只是有的人表现得明显一些,有的人不明显一些。自然界的生物也逃不出这个规律。你将近三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好比暮春时节,自应蓬蓬勃勃望发荣滋长的路上越奔。最近两信的乐观与积极气息,多少也给我一些刺激,接信当天着实兴奋了一下。你的中国人的自豪感使我为你自豪,你善于赏识别的民族与广大人民的优点使我感到宽慰。唯有民族自豪与赏识别人两者结合起来,才不致沦为狭窄的沙文主义,在个人也不致陷于自大狂自溺狂;而且这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真正的交融。我们的领导对国际形势是看得很清楚的,从未说过美国有爆发国内革命的可能性的话,你前信所云或许是外国记者的揣测和不正确的引申。我们的问题,我觉得主要在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在生产关系改变之后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如何从实践上物质成就上显示我们 制度的优越性,如何使口头上“红”化为事业上的“红”,如何防止集体主义不被官僚主义拖后腿,如何提高上上下下干部的领导水平,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如何普及文化而不是降低,如何培养与爱护下一代……

  我的工作愈来愈吃力。初译稿每天译千字上下,第二次修改(初稿誊清后),一天也只能改三千余字,几等重译。而改来改去还是不满意(线条太硬,棱角凸出,色彩太单调等等)。改稿誊清后(即第三稿)还得改一次。等到书印出了,看看仍有不少毛病。这些情形大致和你对待灌唱片差不多。可是我已到了日暮途穷的阶段,能力只有衰退,不可能再进步;不比你尽管对自己不满,始终在提高。想到这点,我真艳羡你不置。近来我情绪不高,大概与我对工作不满有关。前五年译的书正在陆续出版。不久即寄《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还有《赛查·皮罗多》,约四五月出版。此书于五八年春天完成,偏偏最后出世。《艺术哲学》已先寄你了。巴尔扎克各书,我特意寄平装的,怕你要出门时带在身边,平装较方便。高老头——贝姨——邦斯——欧也妮囚种都在重印,你若需要补哪一种,望速告知。(书一出来,十天八天即销完。)你把cynic[玩世不恭]写成scinic;naiveness,没有这个字,应作naivety[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