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下午- 傅雷家书

  亲爱的孩子,斐济岛来信,信封上写明挂号,事实并没有挂号,想必交旅馆寄,他们马虎过去了。以后别忘了托人代送邮局的信,一定要追讨收条。你该记得五五年波兰失落一长信,害得我们几个星期心绪不宁。十一月到十二月间,敏有二十六天没家信,打了两个电报去也不复,我们也为之寝食不安;谁知中间失落了二封信,而他又功课忙,不即回电,累我们急得要命。

  读来信,感触万端。年轻的民族活力固然旺盛,幼稚的性情脾气少接触还觉天真可爱,相处久了恐怕也要吃不消的。我们中国人总爱静穆,沉着,含蓄,讲taste[品味,鉴赏力],遇到silly[愚蠢,糊涂]的表现往往会作恶。生命力旺盛也会带咄咄逼人的意味,令人难堪。我们朋友中即有此等性格的,我常有此感觉。也许我自己的dogmatic[固执,武断]气味,人家背后己在怨受不了呢。我往往想,像美国人这样来源复杂的民族究竟什么是他的定型,什么时候才算成熟。他们二百年前的祖先不是在欧洲被迫出亡的宗教难民(新旧教都有,看欧洲哪个国家而定:大多数是新教徒——来自英法。旧教徒则来自荷兰及北欧),便是在事业上栽了筋斗的人,不是年轻的淘金者便是真正的强盗和杀人犯。这些人的后代,反抗与斗争性特别强是不足为奇的,但传统文化的熏陶欠缺,甚至于绝无仅有也是想像得到的,只顾往前直冲,不问成败,什么都可以孤注一掷,一切只问眼前,冒起危险来绝不考虑值不值得,不管什么场合部不难视生命如鸿毛:这一等民族能创业,能革新,但缺乏远见和明智,难于守成,也不容易成熟;自信太强,不免流于骄做,看事太轻易,未免幼稚狂妄。难怪资本主义到了他们手里会发展得这样快,畸形得这样厉害。我觉得他们的社会好像氏着一个癌:少数细胞无限止的扩张,把其他千千万万的细胞吞掉了;而千千万万的细胞在未被完全吞掉以前,还自以为健康得很,“自由”“民主”得很呢!

  可是社会的发展毕竟太复杂了,变化太多了,不能凭任何理论“一以蔽之”的推断。比如说,关于美国钢琴的问题,在我们爱好音乐的人听来竟可说是象征音乐文化在美国的低落;但好些乐队水准比西欧高,又怎么解释呢?经理人及其他音乐界的不合理的事实,垄断,压制,扼杀个性等等令人为之发指;可是有才能的艺术家在青年中还是连续不断的冒出来:难道就是新生的与落后的斗争吗?还是新生力量也已到了强弯之未呢?美国音乐创作究竟是在健康的路上前进呢,还是总的说来是趋向于消沉,以至于腐烂呢?人民到处是善良正直的,分得出是非美丑的,反动统治到处都是牛鬼蛇神;但在无线电、 TV[电视]、报刊等等的麻痹宣传之下,大多数人民的头脑能保得住清醒多久呢?我没领教过极端的物质文明,但三十年前已开始关心这个问题。欧洲文化界从第一次大战以后曾经几次三番讨论过这个问题。可是真正的答案只有未来的历史。是不是不穷不白就闹不起革命呢,还是有家私的国家闹出革命来永远不会彻底?就是彻底了,穷与白的病症又要多少时间治好呢?有时我也像服尔德小说中写的一样,假想自己在另一个星球上,是另一种比人更高等的动物,来看这个星球上的一切,那时不仅要失笑,也要感到茫茫然一片,连生死问题都不知该不该肯定了。当然,我不过告诉你不时有这种空想,事实上我受着“人”的生理限制,不会真的虚无寂灭到那个田地的, 而痛苦烦恼也就不可能摆脱干净,只有靠工作来麻醉自己了。

  辛西纳蒂,纽约,旧金山三处的批评都看到了一些样品,都不大高明(除了一份),有的还相当“小儿科”。至于弥拉讲的《纽约时报》的那位仁兄,简直叫人发笑。而《纽约时报》和《先驱论坛报》还算美国最大的两张日报呢!关于批评家的问题以及你信中谈到的其他问题,使我不单单想起《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节场,更想起已尔扎克在《幻灭》(我正在译)第二部中描写一百三十年前巴黎的文坛、报界、戏院的内幕。巴尔扎克不愧为现实派的大师,他的手笔完全有血有肉,个个人物历历如在目前,决不像罗曼罗兰那样只有意识形态而近于抽象的漫画。学艺术的人,不管绘画、雕塑、音乐,学不成都可以改行;画家可以画画插图、广告等等,雕塑家不妨改做室内装饰或手工业艺术品。钢琴家提琴家可以收门徒。专搞批评的人倘使低能,就没有别的行业可改,只能一辈子做个蹩脚批评家,或竟受人雇佣,专做捧角的拉拉队或者打手。不但如此,各行各业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一朝没有出路,自己一门毫无成就,无法立足时,都可以转业为批评家;于是批评界很容易成为垃圾堆。高明、严肃、有良心、有真知的见的批评家所以比真正的艺术家少得多,恐怕就由于这些原因:你以为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