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四日- 傅雷家书

  本星期一起接连开了五天上海市政协第二次全体大会。所有的会议,连小组讨论,我都参加了。原有委员275 人,此次新聘87 人,共362 人。又邀请各界人士列席467 人。会场在中苏大厦的“友谊电影院”。会议非常紧张热烈。报名发言的有181 人之多,因限于时间,实际发言的仅69 人,其余都改成了书面发言。我提了一项议案(大会总共收到的议案不过25 件),一份书面发言。我原打算只提书面的;二月初的扩大会议上我已讲过两次话,这一回理当让别人登台。小组会上大家提的意见不少,大会发言更是有很多精彩的。一个旧国民党军人(军长阶级)樊崧甫说得声泪俱下;周碧珍报告参加我国民间艺术团今春访问澳门演出的情况,港澳两处的侨胞的热烈反应,真是太动人了。我禁不住在会场上流了泪。好像我自己就是流落在港澳的人的心情。这样的激动,近几年来只在听某些音乐时才会有。当然也有许多八股,拉拉扯扯占了一二十分钟时间,全是自我检讨,左一个保证,右一个决心的空话。归国华侨、牧师、神甫,也都有发言。华侨的爱国情绪特别高,说话也很实在。有一个上海评弹(即说书)艺人,提的意见特别尖锐,他说:“我们要领导给我们干部,要强的干部;吃饭不管事的干部,我们不要,我们不是养老院……”这样的话,在这种场面的会上是破天荒的。主席台上的人都为之动容。……这样的民主精神是大可为国家庆贺的。可惜知识分子(此次邀请列席的以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没有这样的勇气。会上对于和平解放台湾的问题,也有不少精彩的言论。大会主要讨论的是“中共上海市委”所拟订的《1956—1957 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草案》,里面对于今后对上海知识分子的安排,有32 条具体规划:大致分为三大类:(一)改善党组织与现有知识分子的相互关系,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及生活条件,以利于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潜力;(二)扩大和培养新生力量,开展学术研究和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马列主义学习加强领导与安排。第(一)项已经有一部分事情实行了:上海高级知识分子约有一万人,先照顾其中的3,000 人,例如调配房屋;使知识分子能有一间安静的书室,上海房管局已拨了500 所住房,陆续给一些居住条件特别坏而研究有成绩的教授、专家、作家、艺术家。又分发恃种“治疗证”,可在指定医院当天预约,当天受到治疗:又分发“副食品(如鱼肉等)供应卡”,向指定的伙食供应站去买,不必排队等候。(这两种卡,我也拿到了)。由此你可以看出,政府现在如何重视知识分子。只因为客观条件不够,暂时只能从高级知识分子做起。另外,二月下旬,上海市委开了半个月会,召集各机关、学校、团体的党团干部近万人学习这个政策,要他们接近知识分子,做到“互相信任,互相学习”,对研究工作从各方面支持他们。大会上发言的人一致表示为了报答党与政府的关怀与照顾,要加紧努力,在业务与思想改造各方面积极提高自己。这些消息你听了一定也很兴奋的。我很想以知识分子的身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做一些工作。比如写些文章,批评知识分子的缺点等等。政府既然已经作了这样大的努力帮助我们,我们自当加倍努力来配合政府。改善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个关键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双方面的,决非片面的。所以我预备写一系列的短文,挖掘并分析知识分子的病根,来提高大家的觉悟,督促大家从实践上痛下功夫,要说到做到。本来我在文艺方面想写一些书评,最近看了二十几种作品,觉得还不能贸然动笔;作品所描写的大半是农村,是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少数是关于工厂的;我自己对这些实际情况一无所知,光从作品上批评一通,一定是有隔阂的。所以想慢慢的出去走走,看看,多观察之后再写。

  看了二十几种创作以后,我受了很深刻的教育。党在各方面数十年来的艰苦斗争,我以前太不了解了;人民大众为了抗日、反封建、反敌伪、反蒋等等所付的血汗与生命的代价,所过的非人的惨酷的日子,也是我以前不了解的。我深深的感到无仇恨即无斗争,即无革命。回想我十七八至二十岁时的反帝情绪,也不能说不高,为什么以后就在安乐窝中消沉了呢?当时因为眼见同班的小同学在“五卅”惨案中被租界巡捕惨杀,所以引起了仇恨,有了斗争的情绪,革命的情绪。以后却是一帆风顺,在社会上从来没受到挫折,更没受到压迫;相反的,因为出身是小地主,多少是在剥削人的地位,更不会对社会制度有如何彻底的仇恨;只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凭着单纯的正义感反对腐败的政府。这是很幼稚的反帝反封建思想,绝对不会走上真正革命的路的。即使我也有过“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想法,对于共产社会也有些向往,但都限于空想。不受现实的鞭策,生在富庶而贫富阶级矛盾比较少的江南,不看见工人阶级血淋淋的被剥削的痛苦,一个人是始终走不出小资产阶级的圈子的,即使希望革命,也抱着“要讲目的也要讲手段”的那种书生之见。直到现在,从近二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最近又从多少优秀的文艺作品中,从读到的少数理论书籍中,才开始发觉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才重新燃烧起已经熄灭了的热情。我并不把自己的过去一笔勾销,说成完全要,不得。但我以前的工作热忱是由于天生的不劳动就要不舒服的性格来的,而不是由于对前途有坚定的乐观的信仰来的;以前对政府各种措施的批评,是站在纯客观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的立场上提出的,而不是把自己看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分子的立场上提出的。换句话说:出发点是狭小的,消极的,悲观的。我这样说也不是认为从此我已经改造好了(你当然明白我不会这样想,一向我深信一个人要活到老学到老的);可是出发点纠正以后,无论对自己的业务或是思想,在改进与提高的过程中,情绪是大不相同的了,看法也大不相同的了。——这些思想,你妈妈也深深体会到;她事实上比我觉悟得早,只是她说不出道理来;一切都要经过我自己的摸索、观察,再加上客观的形势,我才会慢慢的,可也是很实在的醒悟过来。(妈妈也跟着我一本一本的文艺作品吞下去。)说到客观形势,这几年的进步简直是难以想像,单从报纸杂志的内容及文字来看,就比五三年以前不知进步了多少。至于基本建设的成绩,更是有目共睹,不必细说了。陈市长说得好:知识分子只有在事实面前才肯低头。这样的事实摆在面前,谁还会不激动,不大觉大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