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对于变法的态度
此外，我们还要考虑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在变法中，其实民众和维新士绅之间产生了裂痕。这种情况在以前有没有出现过呢？有，比如在洋务运动的时候，洋务派和民众也曾有过裂痕，但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就提倡兴新学，戊戌维新把这个继承下来了，兴新学一直到新政时期还很热。但是兴新学在基层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侵占庙产。不管是佛教的还是道教的，基层乡村的士绅直接把其田产和房舍都占了，特别是在江南一带。当时很多庙产都属和尚私人所有，寺庙和周围的田产都是他个人的。很多和尚都偷偷娶妻，然后生儿子，并培养儿子当小和尚，等儿子长大后再把住持的位置传给儿子。所以这一个家的生活都与寺庙发生关联，或者说，当和尚对于这些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职业。这职业不耽误娶妻生子，还可以代际相传，平时还能给百姓念个经、超个度，获得一些经济收入。而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也是需要有人来主持这些仪式活动的。现在一些人很愤青，说怎么这些和尚这么不守清规戒律。但事实上，普通老百姓根本不在乎和尚的私生活怎么样，你该怎么活跟我没关系，我该上香就上香，该请人念经就念经，该做道场就做道场，因为我们就需要你干这些，在乡村社会也只有你能干这些。所以，乡间的和尚都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和尚做法、做道场实际上成了一种产业。当然，这种产业的法理性的确不是那么强，私底下说还行，拿到面儿上来肯定还是为士人所不齿的——自己生儿子传衣钵，这个明显不像话嘛。所以后来乡间士绅在强占庙产的时候也是理由充分、底气十足。虽然士大夫也喜欢念经，也常常和大和尚聊聊天，但他们本身仍然有一种倾向，就是反佛。当和尚确实不守清规时，士大夫对他们就会更为鄙夷。所以在这个时候，士绅就联合起来把庙产强占了。
但是，侵占庙产、赶跑和尚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寺庙虽然改辟为新学堂了，但普通百姓的生活从此就缺了一块了。平时老百姓的生活中有很多事是需要和尚参与的，现在和尚被打跑了，那以后找谁去呢？比如，如果家里死了人，找谁超度亡灵呢？普通老百姓得跑老远，去找那些大庙的和尚做法事，得费好多钱。和尚和寺庙在乡间存在了几百年，这本身就说明其担负着相应的社会功能，如果在摧毁之后没有其他人或组织来进行弥补，事情就很麻烦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清政府其实也遇到了这种问题，就是起义军把一切宗教信仰都消灭之后，民间会出现一股很强的反弹。而且，此时洋教在中国的传播已经引起了底层很多的矛盾和冲突，虽然可能没有我们后来说得那么严重，但民间的确有一股很强的反弹情绪。洋教作为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它在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发生碰撞时，双方的确可能会出现问题和摩擦。这个下一讲我讲义和团的时候会再讲，这里先做一铺垫。
总之，无论是乡土社会本身的改变，还是洋教的大规模进入，其实都使得大部分民众对维新变法持一种不理解的态度。虽然当时他们没有声音，但一旦改革失败，他们就会表现出一股很强的义愤。戊戌六君子被杀的时候，不少老百姓其实是叫好的，他们都认为国家杀了奸臣。张荫桓被变法牵连而发配新疆，沿途都有老百姓打他。[注] 对老百姓而言，康梁就是奸臣，甚至还曾经有过传闻，说康有为进红丸想毒杀皇上。康有为怎么可能去毒害光绪帝呢，但这种流言被第一个人造出来以后就不胫而走，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提到另一个问题：对于变法来说，启蒙可能是一个方面，而文化的改造一直会是个难题。这个难题一直困扰着近代中国的历史选择和变法取向。
戊戌变法一百天就完蛋了，然后中国就开始向后转。这次埋葬变法的戊戌政变之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它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倒退。整个朝政，乃至中国政治都彻底地朝后转，甚至很多洋务运动时期取得的成果都被否定。如果没有后来的东南互保，那么中国的这次大倒退简直就太可怕了，幸好南方督抚达成了共识，使得倒退只是局限在北方地区，但即便如此，造成的后果仍然是灾难性的。
我们今天讨论变法，而变法本身在中国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戊戌维新这一话题也会一直热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讨论这话题，现在它仍然能引起学术界和社会的兴趣。但我们一定要清晰地意识到它到底是件什么事，不要总试图依靠一些概念化、符号化的东西来看待它。一直用落后与先进，顽固与保守，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之类的话语，这其实是很荒唐的。谁是资产阶级，是康有为还是梁启超，还是孙诒让或是黄遵宪？要我说，谁都不是资产阶级，也都跟资产阶级没什么瓜葛，当时的资产阶级，在戊戌维新时期，什么声音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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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桓路过保定时，“两市观者万数，咸呼曰：‘看大奸臣。’或有甚其词者，曰此老如此形容，富贵已极，尤不知足，尚妄思作皇帝耶？何如杀却，岂不省事？”参见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4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