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奋 斗(1927-1935) 第五章（3）_毛泽东传_罗斯·特里尔
这是要造成一种民主的气氛，每人都感到自己是战斗中的一员。然而这一系列改革使得一些老式军官对毛十分恼火。他们愿意为实现未来的民主而战，但不希望在他们领导的军队中看到民主的举动。
毛还为士兵们制定了纪律、在群众中的行为准则。早在长沙读书时，毛就已发现，对中国的士兵来说，掠夺周围的老百姓似乎已成了传统。
抢劫和强奸本是军人们常作的一些事。然而，在井冈山，几个星期过去了，小心翼翼的村民才知道毛给他们带来了太平盛世。战士们帮助农民春播，给年老体弱者砍柴，送还从农民那里借来的镰刀，买菜如数付钱，住宿在有年轻姑娘的地方也不骚扰她们。这一切简直是天翻地覆。
毛正在努力证明，他领导的军队与中国人熟悉的旧军队有天壤之别，他要建立军民鱼水关系。
毛从未上过军事学校，而其他的红军高级将领大多都在军校学习过*。他仅有的军旅经历就是曾给长沙驻守部队的一名军官当过六个月的传令兵。和中国老百姓一样，他讨厌在军队中所见到的一切。
例如，周恩来(黄埔军校)、林彪(黄埔军校)，彭德怀(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朱德(云南陆军讲武堂)。很多年后，毛说：“打仗的时候，我从未读过兵书，我们也从来不带着书本打仗。”[12]
不做普通一兵，他是要直接成为一名军事家。他认为，军队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标，军队的一切行动都要服从这个目标。作为军事家，毛是伟大的，因为他跳出了纯军事的羁绊而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我们能说毛是民主主义者吗?他的新中国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与民主毫不沾边儿。但是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因为他相信，决定性的力量存在于民众之中。
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其长处，总的说来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毛对别人的此类特点很敏感：不善适应(如象毛在东山学校读书时那样)，与人无争(毛1919～1920年在北京的处境)，无拘无束(他几乎一生都如此)。他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因为他知道，只有充分听取民众的意见，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毛需要朱的通力合作，因为他当时处在两种势力的夹击之中。上海的李立三认为毛软弱无能，而井冈山地区的豪绅们却惊恐地发现，毛决不是无能之辈，于是就求救于国民党的军队来剿灭“赤匪”。
在茅坪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毛提出了两个观点：[13]一是“集中兵力”，只有当我军战斗力优于敌人时，方可包抄出击。毛认为，当时红军的力量还很弱小。
第二个观点是关于工作作风，当然，不仅仅指工作作风。毛把政治和武装斗争看成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不可分割。“每个人都既能打仗，又能做政治工作。”
毛坚持开展武装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把枪和书结合起来。这将使红军在广大的农村扎下根，然后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向城市推进。党中央仍留在上海，这一事实本身就充分显示了毛与李立三观点之间的根本性冲突。李立三的党只是一群城市知识分子，根本不是一个能够战斗的党。
起初，毛并未想长期占据井冈山。这个根据地的建立不是以胜利始而是以撤退始，是在吸取失败教训后所进行的一种新尝试。但是毛慢慢地发现红色力量能够在山区生存下去，虽然国民党仍在南京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毛总结说：“根据地对于红军就象屁股对人一样重要。”如果没有机会坐下来休息，一个人肯定会因疲劳而倒下。1928年中国红军正是如此。
茅坪路线仍是悬在空中，毛无法把这～理论完全付诸实施。整整一个夏天他不得不和党中央斗争。上海和长沙的那些掌权的败事者们叫毛十分恼火，他就象一条暴怒的鲑鱼随着“高潮”跳上跳下。
这种局势7月份发展到白热化，湖南共产党的两个特使带着李立三的指示来到井冈山给毛施加压力，企图制服毛，让他举行大规模的出击。
为了寻求支持，毛召开了一次会议，表决结果是反对南征。但是特使亮出两张王牌：一是朱德同意他们的意见，另外，很多来自湘南的战士也都渴望离自己的家乡近些。这次出征在毛的反对下开始了。
南征的结果可以说是～场大灾难。仗打败了，部队损失惨重。原来红军占领的村镇又落入敌人手中。毛赶忙来到湘南劝说朱德回到井冈山坚持茅坪会议制订的战略。他成功了，但是，井冈山的大部分地区已被敌人占据。
湘南没有出现革命高潮，现在应该做的是抓建设和教育，而不是到军阀和国民党力量强大的城里去冒险。
长沙来的两个特使嘲笑道：“山沟里怎么会有马克思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山沟里是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毛坚信不移地认为，中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莫斯科和上海在争取政权的过程中可能有所帮助，也可能帮不上忙，但是山区将是建立新政权的关键。
到1928年10月，毛和朱又夺回了井冈山的大部分失地。共同的斗争使他们的关系也更加亲密。朱德对这次南征很是悔恨。同时，他越发钦佩毛的头脑了。
把井冈山根据地比喻为人的“屁股”或许有些道理?也可能毛温和的土地政策是明智的?上海对毛仍然不满。但是他在局部地区获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到1928年底，他实际上已成为当时湖南组织涣散的中共力量中的头号人物。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因为当时在中国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召开这次会议。严峻的事实比大会的任何决议都更有说服力，大会的报告五个月后才传到井冈山。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井冈山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第六次党代会选出了一个极左的政治局，李立三独掌大权。没有人提议选举缺席的毛为政治局成员，就象没有人建议感谢苏联人为大会提供的低劣的伙食一样。
代表大会(显然是在苏联人的敦促下)正式提出农村根据地是走向革命胜利的有效一步。这是新的政策，它平息了对毛的井冈山之举的根本性非难。起码毛又回到了中央委员会。
然而，第六次党代会根本不赞成毛的方针。他们仅仅把农村根据地看成是等待革命高潮到来的前站，城市工人仍被视为革命的中坚力量(但是很少)。他们认为吸收游民进入共产党比不扩大党的力量还要糟。
不知毛是否考虑过他在历次党代会中的角色?已经举行了六次代表大会，有两次(第～次和第三次)他起过一定作用，有两次(第四次和第五次)他成了旁观者，还有两次他干脆没有参加。
毛发现自己再一次步入了一个三角的阵势之中。二十年代早期的三角是共产党——莫斯科——国民党。现在的三角是共产党(上海)——莫斯科——井冈山。
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一个党员之间很少见而的政治组织。人数最多的一次大会是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党代会，到会者也只有八十人。党都是通过信件联络来组织和开展斗争的。
有时信件从发出到收阅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问此政策很可能被彼政策代替，虽然指令都是来自上海。当上海草拟重新执行一种政策的信件的同时，很可能一封发自莫斯科的信已在途中，信中指示执行另一种政策。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学究们竟然想夺取政权，统治一个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确实令人惊讶。
然而毛时常获益于这种中世纪的联络方式。1927年11月制订的极左路线，他在四个月后才听说，这样，他就有了一段自由活动的时间。
当然，有时也会因信件的姗姗来迟而损兵折将。1928年巾期，在莫斯科就已批判了极左路线，可毛在11月份才接到报告。在此期间，他迫于极左路线的压力，执行了他们的土地政策，使红军失去很多支持者。
毛的文笔往往犀利不凡，但是，在党内斗争中，一支雄辩的笔并不总是能解决问题。当有人站在毛这一边时——例如朱德——他们发现毛令人信服。但是，他写文章的语调常会触怒一些人。毛写文章总是象在宣布某些真理，这使那些不赞同他的观点的人很不愉快。他的娴熟的运用格言警句的技巧，是一把双刃的利剑，使要表达的思想鲜明生动，然而，那些不会运用格言警句的同事们，不喜欢他的这一风格。
如果说毛提出一些格言和比喻显得有点儿狂妄，那只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党内文章常见的枯燥与繁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