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和吉田茂-2_领袖们_尼克松
吉田是一位与明治维新密切相关的上佐人的第五个儿子。
日本被占领期间，长子继承权被废除了。在此之前，长子以下的儿子们经常被别的家庭收养。吉田的养父是一位叫吉田谦三的人。他是吉田生父一家的朋友，在吉田茂七岁时便去世了，留下了殷实的家产。
1906年，吉田从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职业外交官。或许是由于他的乡土背景，起初他被滴往中国供职，那里是外交官们升迁的一条慢行道。他只好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从家里继承过来的高标准的生活上。但是，吉田的婚姻是精明的。他的妻子雪子是牧野伯爵之女。这位伯爵是天皇信任的一位顾问。
牧野作为日本代表团的一员，出席了1919年的巴黎和会。他让四十岁的吉田同他一起参加活动，这大大地提高了这位年轻外交官的地位。
日本人怀着对威尔逊的门户开放政策充满乐观的态度去凡尔赛。根据威尔逊精神，牧野建议在条约中加进明确规定所有民族享有平等权利的条款。但是，对日本和它日益增长的海军势力深感疑虑的英国在美国的支持下，否决了这一条款。吉田发现，明治维新的理想主义和门户开放政策，都敌不过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严酷现实。他悲伤失望地回国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吉田，是在1964年。当时，他邀请我到他在大矶的庄园吃晚饭。时已八十六岁的这位退休首相长时间地回忆了他在凡尔赛的经历。他说，他经常揣度，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列强能够更多地接受日本的观点，那么，历史的进程就会不一样了。我发现，吉田从未因有这些经历而使自己对英国和美国耿耿于怀，这给予我的印象尤为深刻。这是一个标志，说明吉田在年青之时，就已具有伟大的个性和强烈的信念。
然而，巴黎和会对他还是发生了影响。国际上对日本的敌意增加了。美国1924年的禁止一切日本移民入境的排外法案就是一例。他和许多其他日本人一样，对保证日本产品在亚洲有畅销的市场和为日本工厂提供足够的原材料等问题，日益感到关切了。1925年到1926年，他在担任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时，为他的国家在三十年代征服满洲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然而，吉田也绝不是一位在政治上追求时髦的人。就在日本屈服于军国主义之时，他开始和军国主义分道扬镳了。1932年和1933年，他在日本驻外大使们的一次旅行中，遇到了也在凡尔赛呆过的爱德华·豪斯上校——大战期间，他是威尔逊的亲密助手和顾问。豪斯向吉田提出了一个忠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也给德国人提出过同样的忠告——豪斯说：在解决对外纠纷中，如果日本采用暴力手段而不是和平方式的话，明治时代以后苦心经营起来的一切必将化为灰烬。
受到明治以后亲西方传统的儒染的吉田，此时已成为一位国际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他回到日本后，把豪斯的口信传达给那些愿意听的人。这些做法使那些"穿制服的政客们"对他的嫌恶增加了。
1936年，一群叛变的军官在东京发动了一场预谋的政变——政变中，牧野伯爵险些遇难——军国主义分子控制了日本。不久，新首相提名吉田担任外相，希望筑起一道反对军国主义者的防线。但这个提案被军方否决了，吉田被任命为驻英国大使。
他的这一任命是幸运的，原因有两个：首先，这使吉田离开了日本。当时，日本由于"秘密侦探"的滋扰，军方的对手们处于危险之中，备受磨难、监禁，有的甚至被暗杀：其次，三年的时间里，他对英国政治的进一步了解，使他温和的亲西方的政治哲学牢固地树立起来了。如果明治维新派们的梦想后来得以实现的话，那么，日本在许多方面就可以变成英国式的了：日本可以成为一个具有君主立宪政体、议会制和坚强有力的文官政府的、强大而卓有影响的岛国。京时，这所军事监狱遭到了直接破坏。于是，他被转移到郊区的牢房里。（他后来写道："我想，我要是被活活地烧死了，那将是多么不幸。"此后不久，他就获释了，回到了位于东京南面四十英里的大矶的庄园，在那里休养。他错误地认为，他将会作为一位小有名气的退休外交官在那里度过他的余生。
在日本被占领期间的一天凌晨，吉田驱车在大矶和东京之间一条被废弃的公路上行驶。"两个美国大兵突然出现在面前，向我的司机打手势，要他停车。"他后来写道，"我猜想他们是要拦路抢劫。但是，他们原来是想返口东京而迷了路的士兵。"吉田于是让他们搭上车。"我们没走多远，他们递过来了巧克力，然后嚼着口香糖，最后又递给我雪茄。"
这是吉田特别喜欢的故事之一。"我记得我曾经这样想过，"他写道，"他们当时的这种做法，就他们而言，是很自然的。普通美国人这种内在的优良本性，使日本被占领期间完全没有发生冲突。"我在1953年遇见一群自由主义的日本知识分子，他们似乎也同意这种看法。他们告诉我，日本虽然存在相当程度的反美情绪，但这并不是由于美国军队的行为引起的。
美国的友好，肯定是对日的占领获得成功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日本人用淡泊的态度接受了被打败的现实，并坦荡地接受了伴随失败而来的变化。麦克阿瑟立刻意识到，日本人民这些素质，将使日本在进入被占领状态后，能够有一个成功和令人鼓舞的开端。
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飞抵横滨，在那里设立了临时司令部。附近有一些拒绝投降的神风飞行队员和25万武装的日本士兵。虽然世界大战在两星期前结束了，双方仍以高度不信任的态度互相注视着。
许多日本人预料，获胜的美国人占领他们的国家后，会象他们自己从前所干的一样：奸淫掳掠。反过来，许多美国人则担心天皇会带着他的残余部队逃进山里，进行旷日持久的游击战。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在菲律宾进行过"死亡进军"和在硫球岛及其他太平洋岛屿上敢于奋战到最后一个人的这支军队会很快投降。
除了麦克阿瑟自己之外，别无他人。他还不顾助手们的劝告，坚持独自在完全没有携带武器的情况下在横滨着陆。他甚至不许他的助手们带随身武器。他确信，显示出绝对无所畏惧，比炫耀武力更能使不顺从的日本人驯服。这是一场特殊的赌博。但麦克阿瑟做对了，他在横滨安全着陆。邱吉尔把它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成中最勇敢的一次单独行动。
正是用了如上所述的这种方法，麦克阿瑟实际上也已成了菲律宾人民崇拜的半人半神式的人物，并与日本人民建立了类似的关系——基于绝对相互信任的关系。他总是用这种令人鼓舞的信念来巩固这种关系。当时许多人——英国人、俄国人，甚至华盛顿的一些人还坚持要把裕仁作为战犯处理。这位天皇也破例地到美国使馆去，向麦克阿瑟表示，日本发动战争的责任应该由他一个人承担。
但是，这位将军看到了日本民族对天皇的敬畏。即使在投降后，他仍然是把日本人民团结起来的精神支柱。裕仁在1945年8月发表广播讲话，要求他的人民"忍受不能忍受的东西"和投降，这是麦克阿瑟能够在横滨安全着陆的一个原因。麦克阿瑟很快又喜欢上了读书，对当时门庭冷落的这位高贵的君主也不摆架子。最后，这位司令宫决定保持天皇的地位，在整个占领期间，与他和睦相处。按照麦克阿瑟1947年颁布的宪法，裕仁成为宪法上的君主。宪法对他的礼节性的作用有许多具体的限制。当时，麦克阿瑟还收到许多反对这一决定的劝告。他能作出这一决定，除了他的洞察力之外，还出自于他对他所管辖的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人民的深切了解。
后来，麦克阿瑟并没有完全废除天皇从前的那种绝对权威和把它转为己有。他把他的常驻日本司令部设在皇宫护城河的对岸。他在五年的统治中，就象裕仁以前一样深居简出和神秘。每天，人们只能在他的办公室、他在美国使馆内的家或在往返这两处的途中见到他。1945年到1951年间，他只离开东京两次，到日本以外的地方去。
在此期间，裕仁则到工厂和农场巡视，有时在棒球场上出现，还到他的人民中间去，这在从前是没有的。虽然权力已经从他那里转到了麦克阿瑟手中，-1952年，又转到了人民手里-但仍然给人以一种感觉：麦克阿瑟将军就象以前的幕府将军或明治维新派一样，依然是奉天皇的旨意来治理国家的。
一位日本人在谈到麦克阿瑟时说，"天皇再也找不到一位比他更好一点的人了。"
虽然吉田是一位议会民主的拥护者，但是，他赤诚地效忠于天皇。他认为，麦克阿瑟对天皇的上述做法，是对日本的占领获得成功的原因，它比别的因素更为重要。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吉田对麦克阿瑟十分爱戴的原因。
1946年，当六十六岁的吉田成为日本战后的第三位首相时，他感到相当出乎意料和勉强。由于麦克阿瑟清除了与军国主义有联系的人，保守的自由党实际上找不出首相候选人了。
当时，吉田已经离开大矶，出任外相。自由党领导人转而想把最高领导职务交给他承担。他感到很勉强，最后还是同意了，但预先警告该党：他将要避免党内争吵和通货膨胀。当时，他只是被当作一位看守首相，后来却当了七年首相，五次组阁。
他是一位果断的、有时甚至直率得使人不易忍受的领导人。例如，他对于那些能应用于社会的学问虽然怀有戒心，但还是真诚尊重的；而他对学者们却没有特殊的兴趣，除非他们和他意见一致。他公开号召人们不要成为一个"堕落的学者"。他在1947年的新年贺词中，说工人运动中出现了"叛徒"。这助长了全国性的罢工，使麦克阿瑟不得不亲自下令取谛，也使吉田的第一个政府倒台。1953年，他将日本被占领期间一些难以推行的改革作了修改，使之更为稳妥，但遭到一位社会党国会议员的阻拦。盛怒之下，他骂这位议员是"八格牙路"（混蛋）。他的对手为此发起攻击，对他的政府投不信任票。然而，他仍在嗣后的竞选中获得胜利，照样干下去。
吉田这位日本的邱吉尔，是按照英国的邱吉尔最为现实主义的一个信条来管理国家的。邱吉尔曾经这样写道："在危难之时不准备作不迎合潮流之事、在喧闹面前又不能处之泰然的人，不适合当部长。"战后的日本处于混乱之中，人无定见，事无定评，公众舆论混杂。吉田却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按照他自己的直觉办事，就象他的岳父牧野伯爵所称赞的："茂可能缺乏吸引人的个性，但他是个有主心骨的人。就这一点来说，他是可信赖的。"
他没有象康拉德·阿登纳不信任德国人那样猜疑日本人。
他仅就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灾难谴责了本国的帝国主义小集团。首相的一位亲戚告诉我：事实上，吉田对他的国家的人民是绝对信赖的，而且坚信只要他们的领导是坦诚的，他们就能够重建家园。
他经常戴一顶贝雷帽，穿一件长披风，在东京的街上散步，听听人们说他些什么。他很少被人认出来，而且不只一次地听到人家说他是"光杆"首相。他没有把这种说法看成是侮辱。对他的战略进行批评的，大多是少数党人，因为他们首当其冲；其次就是来自反吉田的新闻界。人们发现他是意气风发的，甚至是有趣的。另一些政治家则纷纷指责他辱骂国会中的一位反对派是"混蛋"。但是，一位美国记者写道，一个人如果称一位出租汽车司机是"八格牙路"，得到的可能是"咧嘴一笑，而不是皱眉头"，因为人们有时不外是把它当作口头禅而已。
吉田对他的下级，有时也象对待政治上的对手一样强硬。
有一次，他为威廉·西博尔德举行宴会，也邀请了一位即将到美国任职的日本外交官员参加。这位官员和他的妻子提早离开了宴会厅，以便赶上回郊区家的末班火车。几天后，西博尔德获悉，因为这个人先于贵宾离开宴会厅，吉田已经取消了对他赴美工作的任命。吉田认为，这位外交官的做法，对于日本绅土和即将担任日本驻外代表的人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
尽管他有时是专横的，但他还是具有在做出决定之前倾听专家和顾问意见的好名声。他不是那种面对新的情况或有益的争执却傲慢固执、不肯改变自己想法的人。他尊重在某一领域经验比他丰富的人。例如，吉田知道他自己在经济政策方面不大内行。于是，他象艾森豪威尔一样，在经济方面更多地求教于商业家，而不是官僚。实际上，他是少数几位任命商业家参加内阁的日本首相之一。更重要的是，他象戴高乐和阿登纳一样，善于选择能干的财政部长——池田勇人即为其中之一。
他是受吉田保护的人，后来也当上了首相。
吉田虽然缺少经济方面的知识，但他具有抓住基本经济问题的某些直觉。例如，他确信日本必须使其工业基础现代化，才能在战后的国际市场上取得成功。这是对的，"值得庆幸的是，由于空袭，日本被夷为灰烬，"他曾经恶作剧他说，"如果日本现在引进新的机器和设备，它会变成一个生产能力远远超过战胜国的、光彩夺目的国家。为了拆除机器，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这个破坏是敌人给我们造成的。"吉田虽然爱开玩笑，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完全正确的。
从1953年我与吉田在东京的第一次谈话，到1964年他在大矶请我吃饭这段时间的接触中，我发现他在私人场合的表现与他在公开场合中的暴躁的样子截然不同。在私下的谈话中，他才智敏锐，善于使人消除疑虑。他的话语对于不习惯枯燥乏味的、日本式的幽默的西方人来说，有时是很难立即领悟的。
1953年，在招待我们的宴会上，吉田冲着坐在他身边的尼克松夫人说：一艘美国驱逐舰已经停靠在东京湾，"请告诉我，他们是来保护你们，以免使你们受到我们伤害的吗？"
这位首相由于板着脸，又蓄着朴素的平头，起初看来似乎很严肃。当我们发现他的眼睛闪着光和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时，才知道他是在开玩笑。
在外交场合中，吉田经常说实话。战后，许多亚洲国家吵吵嚷嚷要求赔偿战争损失。印尼总统苏加诺在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时，可能心里确实也有这种打算。首相对此采取了攻势。
"我期待着您的到来，"吉田和颜悦色地说。"从你们国家经常刮来的台风，已经给日本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我正等待着您的到来，以便就你们的台风对我国造成的破坏要求赔偿。"
说完，吉田开心地笑了。苏加诺一生中很少象这次一样，完全怔住了，决定不再提战争赔偿的问题。
吉田以其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来的自信和某种近乎天生的优越感，饶有兴味地管理着国家，过着日子。每天早晨刚到六点钟，他就在首相官邸散步，用镰刀割去他心爱的盆景周围的杂草。娱乐是一种很好的社交活动。他是一个天生善于讲故事的人，又是一个很好的听众。他还是一名骑手。吉田小时候，是他家周围为数不多的、能骑马上学的孩子之一。他成了首相以后，就在皇家马场里骑马。
除了中国食品以外，其他各种食物他都喜欢。他嗜爱特殊风味的日本米酒，并以每天三支的频率吸雪茄。他喜欢阅读日本最杰出的外交家们的传记，也读法文和英文书籍，熟悉这两种文字的文学作品。他失眠时，就靠读书以入睡，而不是吃安眠药。
象正统的明治维新派的日本人一样，吉田每天读《纽约时报》和伦敦的《泰晤士报》，把他认为助手们应该阅读的文章和段落作上标记，送到各部门去。他很少有时间接触日本众多的新闻界，认为他们是难以驾驭和过分固执己见的。有时，他单独会见他欣赏的记者。但是，他也经常用准确无误的方式，向广大新闻界表达他的态度。他曾经叫警察把记者们从一次菊花观赏会上撵走，并且经常挥舞手杖轰走摄影记者。
吉田深深地爱他的妻子雪子。她是一位业余的诗歌作者，其作品曾受到日本评论家们的赞赏。她把日本的主题和外国的风貌结合在一起。毫无疑问，这些诗是根据她对吉田出使外国时他们住过的地方的回忆而写的。战争爆发前两个月，她去世了。在她病倒住院的三个月里，吉田每天都在她的身边。美国大使约瑟夫·格鲁的妻子每天也去探望她，并给她带去家里烧的汤。
吉日以后没有再结婚。有一次，当有人问他对续弦有何打算时，他简捷他说，"自从我的妻子去世后，我就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了。"
吉田夫人去世后，他家正式的女主人就是他的懂多种语言的女儿阿曾和子夫人了。有时，她被称作"宝座后面的掌权者"，尽管她蔑视这种提法。1953年我们访问日本前夕，曾经担任过罗斯福政府驻俄国和法国大使的威廉·布利特对我说，在他看来，阿曾和子夫人和蒋介石夫人一样，都居于国际舞台上的第一夫人们的前列，从各方面来衡量，她都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她极其聪慧、优雅，是她杰出的父亲的可贵的同伴。有一次，她对我说：许多领导人是伟大的男子，但不是好的丈夫，"我宁愿要后者"。不过，很清楚，她认为她父亲两者都是。
人们普遍认为，虽然要麦克阿瑟报答吉田对他的溢于言表的公开赞扬这并不符合这位将军的天性，但他们两人之间确实存在着很牢固的私人友谊。
每天早晨，麦克阿瑟和他的儿子阿瑟在分别去司令部和上学之前，都要牵着他们心爱的小狗，在大使馆附近高高兴兴地走着。吉田的一位亲戚告诉我一件事：有一天，吉田到麦克阿瑟的办公室去，发现这位将军情绪很低落。麦克阿瑟说，他们的一只狗突然意想不到地死了。
从那以后，吉田喜欢上了阿瑟，好象他就是自己的儿子一样。这位首相没有对麦克阿瑟说什么，而是不声不响地找到了一张这只宠物的照片，交给他的农林相，要他找到另一只和这只狗一模一样的狗，在国立畜牧业研究所找到了一只以后，吉田亲自把它放进私人小汽车里，带到美国大使馆，送给了阿瑟。麦克阿瑟在一旁高兴地看着。
另一次，他送给麦克阿瑟一匹精制的玩具马，那是他在东京街头微服出巡时为阿瑟买的。几天后，当吉田再次到麦克阿瑟的办公室去拜会他时，看见玩具马还在这位将军的办公桌。
上，就在他喜欢的玉米轴烟斗旁边。吉田问麦克阿瑟，为什么他还没有把它交给他的儿子。这位最高司令宫有点局促不安，说，他自己也玩得很有趣。后来，他勉强地把这个玩具给了阿瑟。
麦克阿瑟尊重吉田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也许是他允许吉田继续当首相。由于盟军占领日本，二十多万日本人——包括被吉田取而代之的自由党原总裁在内——被清洗掉了。如果这位首相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违抗麦克阿瑟的旨意，这位将军还可以象他干过的一样，轻而易举地把吉田也清洗掉。相反，他还应这位首相的要求，清除掉吉田政治上的对手，这是尽人皆知的。
吉田正如没有用谦恭或不搞摩擦来赢得日本人民的好感一样，也没有通过屈从来博取麦克阿瑟的尊重。1946年，当他正在遴选他的第一个内阁的成员时，东京的街上挤满了游行示威的人群，抗议食品短缺。他马上放出风声说，除非麦克阿瑟答应从美国运来大量食品，否则他就不再任命内阁成员。他私下还说，"美国人一旦看到整整一个月里全国人们的手里挥动着红旗的话，一定会给日本运来食物。"
麦克阿瑟听到这些话后，派了一辆有篷吉普车把这位新首相接到他的办公室。二十分钟后，吉田回来了，看起来非常镇静。麦克阿瑟已经答应在他主管日本期间，决不让一个日本人饿死。吉田马上应允当晚完成组阁。
麦克阿瑟不得不向华盛顿兜售他的上述意见。当时，华盛顿一些自以为正直善良的人们反对用库存的军事物资喂养美国从前的敌人。因此，他写道："要么给我面包，要么给我子弹。"结果，华盛顿还是送去了食物，使麦克阿瑟得以履行诺作为一位首相，吉田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因为他在发挥个人的首创精神方面受到严格的限制。他的政府用大部分时间对来自麦克阿瑟和他的下属的指示作出反应。对一些改革，他诚心诚意地接受了，另一些他进行了抵制，但还是不得不接受了；又有一些他是反对的，并且最后撤消了。
吉田受着夹板气。他的对手们把他称作美国的替罪羊。
1953年我们访问日本时，约翰·艾利森大使告诉我，在日本的某些反美情绪，实际上就是反吉田的情绪，因为他采取亲美的姿态；与此同时，美军占领机构里的一些工作人员则认为他是一位令人厌烦的人，并且在1948年他第二次组阁时，试图使他下野。
吉田支持麦克阿瑟对日本的广泛目标：非军事化、民主化和恢复经济。这位将军制定的土地重新分配计划和新宪法，是他首先取得的、影响范围最大的成就之一。这些决定性的打击迅猛地粉碎了造成日本军国主义的两大基础：在日本军队中弥漫的农民的不满；很容易使军国主义分子在以天皇为中心的政体中掌权。
截至1945年，大部分农民耕种的土地还都属于地主所有。
麦克阿瑟认为，这种情形"实质上相当于奴隶制"。吉田也认为，农村的不满很可能象三十年代为军国主义火上加油一样，轻而易举地在日本点燃起共产主义革命之火。按照麦克阿瑟制定的路线，吉田政府设想出了一套彻底进行土地改革的方案。
到1950年为止，百分之九十的日本耕地已归农民所有。
麦克阿瑟的土地改革给农民带来了两种意识：个人可以发家致富；通过刺激可以促进生产。这次土地改革完成后，共产主义在日本几乎完全成为局限在都市里的一种现象，因为麦克阿瑟已经悄悄夺走了共产党人的大片农村。正如传记作家威廉·曼彻斯特所指出的，"麦克阿瑟将作为一位想在战场上解决共产主义问题的人而为千百万人所怀念，这真是一个讽刺。"
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台湾的"经济奇迹"——它可以在特点上、而不是在规模上与日本"奇迹"相比拟——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能是由于蒋介石从大陆来到台湾后不久实行了开明的土地改革计划的结果。蒋介石从前要是能够在大陆上实施这一计划，毛泽东就不可能利用农村的不满使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获得成功了。
如果说麦克阿瑟最显而易见的目标是农业制度的改革，那么，他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是日本上层机构臃肿的政治制度。
日本人民没有明确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麦克阿瑟以令人惊叹的速度，给予他们这些权利。他颁发了人身保护法，取消了对公民自由的所有限制，解除了五千名秘密警察官员的职务。
他也给了妇女投票权，正如他向一位助手吐露过的，他相信"妇女们不喜欢战争"。1946年4月，一千四百万妇女第一次参加了投票——许多人显然认为，如果她们不参加，麦克阿瑟会惩罚她们。还有三十九名妇女，包括一位闻名的妓女，当选为国会议员。
一些渴望民主制度在日本能够一蹴而就的日本政治家认为，妓女参加选举是不祥之兆：一位神经质的、老资格的议员还跑到占领军司令部去，当着麦克阿瑟的面，撕碎了有关的报纸。最高司令官问他：这位女人得到了多少票？这位议员叹口气说：二十五万六千张。麦克阿瑟后来写道："当时，我尽可能庄重地答复他说：那么，我应该说，一定还有更多职业比她的更为暖味的人参加了选举。"最后，他还是向所有的新议员、包括那位妓女发了贺信。
在麦克阿瑟的"学校"里，关于民主的教科书就是麦克阿瑟的宪法。当吉田前任的日本政府在重新草拟普鲁士式的明治宪法而遇到挫折时，这位将军手里拿着黄色的拍纸簿，亲自绘制新宪法的轮廓。由他的下属用不很熟练的日文写成的最后一稿，是美国最高行政议会制度和英国议会制度相结合的产物。
它废除了贵族爵位，规定在解决与外国的争端时不使用武力，还开列出了各种权利的清单。最重要的是，它使日本人民当权，并把天皇只当作"国家的象征"。这部宪法被议会通过后，天皇宣布它为国法。
麦克阿瑟宪法经常受到批评，许多人说它是不合法的，因为它是外国人写的，而且是外力强加给这个衰弱的、无决断权的国家的。然而，到目前为止，日本仍未放弃一切试图修改这部宪法的企图。大部分日本人显然也赞成把天皇作为宪法上的君主。
麦克阿瑟巧妙地回击了苏联想对占领日本公开施加影响的企图。在占领日本的问题上，他们是美国名义上的伙伴。当斯大林在东京的人士说，俄国人可能占领北海道最北部的岛屿时，麦克阿瑟断言，只要有一个俄国士兵踏上日本的土地，他就要把他投入监狱。就这样，麦克阿瑟把日本从被分裂成共产党的北部和非共产主义的南部的苦恼中拯救了出来。
但是，日本内部的共产主义者更为狡诈有害。1949年，斯大林最后释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战俘时，他们已经被进行了灌输，并被安排为骨干。在苏联命令日本共产党强调非法的恐怖战术并放弃寻求"和平革命"的政策后的年月里，共产党人煽动的暴力活动还在升级。
我于1953年去日本时，我强烈地感觉到，共产党煽动的暴力行动，已经为取谛该党提供了法律根据。麦克阿瑟在1951年被召回以前，已经和吉田一起，从政府中和事业部门中清洗了共产党员。然而，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吉田这位我所见过的最坚决的反共人物，竟然反对毫无保留地剥夺共产党的权利——除非它对日本的威胁继续加剧。
他对于我们在1945年到1950年间对共产主义的摇摆不定的态度尤其感到难以捉摸。"美国人真有意思，"他曾经说过，"你们1945年来到这里时，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共产党员关进监狱，你们要求我们把他们统统放了。现在，你们又要我们把他们关到监狱里去。你知道，那得费多大劲埃"到了1953年，吉田大概就不太愿意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反对共产党人了，因为那时的日本经济正在全速复苏，土地再分配已经完成。我当时和一些农民谈话，就已发觉他们充满了积极性和活力。由于上述结果，共产党在选举中惨败了。
不过，吉田仍旧担心共产党人。在我和他1953年的一次会谈中，他还反复琢磨着"我们自然地倾向于同情共产主义"的问题，对年青知识分子支持左翼激进派的倾向感到关切。阿曾夫人当时还补充说，知识分子支持共产党人，是因为这是时髦的做法。"只有当保守派才不是时髦的。"她说。由于共产党关于自由、平等和工人应该享有权利之类的口号听起来比麦克阿瑟的改革稍为响亮一些，问题就更复杂化了。吉田认为，许多日本人缺少对于什么是民主的直观的感觉，把民主与放纵和无政府状态混淆了。麦克阿瑟在民主的实验上迈开了大步；吉田不得不稳住它，不能让它沸腾得溢出来。
例如，麦克阿瑟亟想鼓励自由劳工运动。但是，他的下属们——包括许多理想主义的、年轻的、喜欢交际的工程师们——却吸收日共党员帮助他们建立新的工会。毫不奇怪，这些共产党人是易于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进行罢工和暴力活动的。在社会主义反对党声嘶力竭的喧嚣中，吉田抓住时机，对新劳工法进行了修改。大多数工会终于脱离了共产党。
美国人不仅热衷于推行反托拉斯法——不只是削弱大的联合企业或三菱之类的财团——而且也盯着一千多个较小的公司。占领军中的许多工作人员错误地认为，日本和美国三十年代的万恶之源都是大企业。吉田则正确地认为，如果没有健康的工商部门和不抵制反对垄断的运动，日本将难以生存下去。
许多拆散垄断组织的计划终于放弃了。1953年，吉田政府又成宽了苛严的反垄断法。
吉田由于抵制了麦克阿瑟的僚属们坚持要实行的某些改革，遭到了日、美两国自由主义者的严厉批评。但回顾过去，证明他还是正确的，因为在从劳工、商业、教育的改革到加强法制等一系列的措施中，有许多是不适用于战后日本的情况的。在一段时间里，吉田固执地反对那些日本难以接受的、激进的改革，以便保护他的国家利益。这是麦克阿瑟对日本的占领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虽然吉田在缓和占领军某些走极端的国内措施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但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还是其明智的外交政策。这包括两个部分：反对大规模地重整军备。这是一个与错综复杂的国际情况联系在一起的国内问题；决心寻求与美国订立和平条约，并缔结安全联盟。这些政策加在一起，意味着日本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就可以保证国家的安全，并且可以把它的全部注意力和资源用于建设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经济大国。
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并不支持吉田外交政策的全部内容。
但是，作为一个领导人和领导能力方面的观察员，我从他的见地和他大幅度地推动了经济的恢复方面，欣赏他的外交政策的稳键。在冷战的现实向日本和美国压来之前，麦克阿瑟就认识到，日本应该成为一个新型的国家，一个永远放弃通过战争解决与别国争端的企图的经济大国。他使用了"东方的瑞士"这个词，并将这种想法写进了麦克阿瑟宪法第九条关于"不要战争"的条款中。
弗农·沃尔特斯曾经告诉我，"大部分将军们只注意到了结束战争。麦克阿瑟的视野却超越了战争的界限。"日本宪法的第九条就是最具体的证明。麦克阿瑟耳闻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梦想着出现一个不再需要战争的世界。不幸的是，他的这种乐观态度为时过早。在四十年代未，许多美国人认为第九条的规定是一个错误。由于苏联和1949年出现的共产党中国就在日本西边的侧翼，日本需要具备某种自卫的手段。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克阿瑟带领他的大部分军队去朝鲜，并在日本组成了一支七万五千人的保安部队——后来称作自卫队。吉田认为，日本虽然已经放弃了进攻性的战争，但在受到别国侵略时，不应该放弃正当的自卫权利。他不顾社会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的反对，立即着手建立一支尽可能有效的武装力量。
显然，不管七万五千人的军队如何有战斗力，也不可能保卫一个面积相当于一个半英国的岛国。但是，在1951年独立之前和之后，吉田都顶住了要他进一步扩军的压力，其原因大部分是经济方面的。他说："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那怕建造一艘战列舰，也会打乱政府的财政。"
杜鲁门指定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详细拟订日本和盟国之间的和平条约。杜勒斯利用他的地位，试图对吉田施加影响，要他重新武装日本。但是，当他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时，这位首相就回答："别说废话。"不过，这个问题到了艾森豪威尔任内还是继续存在。杜勒斯当了国务卿之后，仍然关心这件事。
1953年，在我出访日本前夕，杜勒斯建议我在东京公开谈论一下这个敏感的问题。以试探美国和日本双方的反应。我在11月19日的日美协会午餐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自从美国把这部宪法的第九条加在日本头上以来，形势变得严峻和危险起来了。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不受武装征服的威胁的世界，但这种希望已经被苏联的侵略行径粉碎了。
我说，因此，第九条是好心办了错事。"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错误地判断了苏联领导人的意图……我们现在才认识到，在当前的世界形势下，自由国家的裁军将会导致战争；原因之二，是因为我们想要和平，也相信我们已处于和平之中。从1946年起，我们已经加强了军备，相信日本和其他自由国家也一定会分担重整军备方面的责任。"日本新闻界以通栏大标题报道了这个讲话。毫不奇怪，他们强调的主要之点，不是放在我呼吁重整军备上面，而是强调我承认一美国犯了错误。
吉田的反应是有礼貌的，但又是不明朗的。他直到1954年退休以前，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常从那时起，日本的国防支出缓慢地增长了。但比较起来，仍不到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美国则占百分之六。苏联的国防开支却高达百分之十八。虽然自卫队已经逐渐成熟起来，在规模上也增加了三倍，但它仍旧弱小得近乎荒谬。举例说，日本穿军服的人比北朝鲜、我相信，日本为自身的防务付出更多的力量是绝对必要的。不过，我不能因为在这方面和吉田意见不一而对他吹毛求疵。一位优秀的外交政策制定人的标志之一，是他能以尽可能少的代价，为他的国家获得尽可能多的好处。根据这一标准来判断，吉田制定的政策是很出色的。
象他的许多其他政策一样，从政治上来看，上述政策对他也是危险的。他既要反对大规模地加强军备，又要支持和鼓励自卫队，这在政治上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当和平主义在日本蔓延开来时，随时都会把绥靖政策塞给他。由于把日本的安全置于美国的羽翼之下，他又会同时招致主张重整军备的右翼分子和反美的左翼分子的愤怒。
公开接受某种形式的泛亚中立主义，这在政治上对吉田会更好办一些。然而，他知道，对于一个弱小的国家来说，中立是毫无意义的。他提醒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回想一下日本古老的格言："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
吉田是现实主义的，完全知道日本必须防御来自外敌的侵略。事实上他也很清楚，日本人民缺乏足够的力量承担抗击外敌的所有代价。但他很聪明，知道美国会付出这些代价。
吉田的与美国结成安全联盟的政策，是日本意见最不一致的一项外交政策。批评者们说，它会把日本变成一个事实上的美国的殖民地。在1960年重新修订这项政策时爆发的骚乱，使艾森豪威尔总统取消了对日本的访问。它还成为二十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根源。这一条约尽管受到批评，但对日本发展成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还是发挥了巨大作用的。
如果他简单地屈服于他的对手要"美国佬滚回去"的沙文主义的压力，接受被委婉地称为"全面的和平"的方案，即一个包括中国、苏联和被剥夺了必要的自卫权利的日本在内的协议，那么麦克阿瑟所说的"东方的瑞士"就可能变成东方的芬兰，即一个事实上的共产主义卫星国——可能名字不是这样。
相反，日本能够一心一意地进行经济建设，并创造出世界各国所羡慕的生活水准。
1954年吉田下野后，又活了十三年。看到自己的政策结出了果实，他感到极大的满足。他的对手曾经说过，他会使日本成为"亚洲的孤儿。"相反，他帮助日本成为一位巨人。
吉田的政策能够结出果实的另一个原因是，从1957年到1972年，他的继承者岸信介和后来的池田勇人及佐藤荣作——他们都是"吉田学校"毕业的——继续执行了他的政策。我有幸认识这三位人物，发现他们都是世界第一流的政治家。很多伟大的领导人难得推荐年青人继位，因为他们被自己的成就迷住了，以致于认为没有人可以取代他们。这是人之常情，但吉田是一个难得的例外。
我经常被吉田和西德的康拉德·阿登纳之间的极其相似之处所打动。他们都是在七十高龄还继续当政的。三十年代，两人都勇敢地反对极权主义者控制他们的国家。战后，他们又都主持了战败国的恢复工作，并使它们成为经济上的超级大国。
在1954年吉田的世界性访问中，他们在波恩相会了。吉田对阿登纳说，由于他们的环境和背景是如此地相似，他总觉得自己是在与德国进行一场友好的竞争。
然而，他们两人也有着显著的差别。吉田精心地为他的大藏相池田准备了接班的台阶。阿登纳对待他那位能力与池田相当的财政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的做法却是十分蹩脚，以致于艾哈德1959年与我议论到这个问题时，竟控制不住他的悲伤的感情。
比起阿登纳来，吉田没有必要那么自傲。一个领导人在离开政治舞台以后，看到自己的政策还在长期起作用，事实上就是最大的自我满足。他的诀窍是，不要认为自己是能够扮演某一角色的唯一演员。阿登纳落人了陷井，吉田却从容地避开了它。
我在担任总统之前就已经认识佐藤。我在总统任期内，又和他进行了内容广泛的会谈。我们的会谈最有意义的成果，是冲绳岛的控制权于1972年归还日本。甚至到了那个时候，吉田似乎还是我们会谈中的一员。佐藤经常提起他的这位良师。这次会谈之前，佐藤派一位密使来华盛顿与亨利·基辛格进行预备性的会谈。为了安全起见，他用了一个假姓名，这就是"吉田先生"。
吉田和麦克阿瑟一直保持联系，直到这位将军1964年去世为止。1951年9月，当麦克阿瑟尽力促成的美日和平条约签字时，吉田很想见到这位将军。但是，杜鲁门和艾奇逊由于怀恨而拒绝邀请麦克阿瑟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签字仪式。国务院还告诉吉田：他返回日本之前，在纽约拜访麦克阿瑟将是"不合适的"。吉田很失望。
1954年，吉田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成为大战以来第一个访问美国参议院的日本领导人。作为副总统，我有幸主持了参议院对他的欢迎。我能够把他作为"美国和自由事业的一位伟大朋友"介绍给大家，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他和麦克阿瑟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参议员们起立欢呼，向他表示敬意。
一个月以后，日本议会对他的第五届政府投了不信任票，他下野了。由于种种原因，包括许多他已无法控制的因素，他的声望低落了。他的政府里的某些成员与一起造船业丑闻有牵连。很典型的是，有些人批评他已经成为一个美国人，另一些人又批评他在访问华盛顿时未能得到美国更多的援助。后来，许多被麦克阿瑟清洗掉的保守主义者卷土重来，进行各种活动，力图攫取权力。在结束占领状况之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仍然担任首相职务，并完成了尽可能多的业绩。政治上的清洗，也检验了他的工作水平和适应能力。
吉田快然下野了。他离去时的局势也是混乱的。对于那些反对他或不喜欢他的人，他总是不讲外交礼节和不客气的。甚至当他还是一位外交家时，也是如此。三十年代，他曾经劝告一位可厌的上司说，你要么老实点儿，要么把自己送进精神病院去。他作为首相参观日本动物园时，会用著名的政界人士的名字来叫猴子和企鹅。他不拘小节的做法，有助于减轻日本人民被打败和占领的痛苦，但也触到了他的敌人的痛处。
最后，他们终于为自己报了仇。1954年末，日本议会对不信任案的辩论是蛮横的。吉田有时停止作笔记，慌乱地"碍…碍…"着：他的对手们也祖鲁地大声叫嚷："碍…碍…"。
十二月中旬，吉田政府的左派和保守派的对手们联合起来反对他，通过了不信任案。原来以为他会在投票中再次获胜，结果却是相反，已七十六岁高龄的吉田终于被打败了。
除了佐藤以外，其他日本首相没有一位任期象吉田在任的七年零两个月那么长，也没有一位能够象他那样经受住任期内那种经常发生遽变、政治上动荡不安的境遇。吉田掌权的岁月，恰逢日本被军事占领时期；后来接踵而来的，又是短暂的民族主义浪潮、朝鲜战争、四十年代后期使人茫然的通货膨胀、五十年代初期同样令人茫然的经济复苏，以及动摇了日本根基的社会和政体方面的改革。
吉田下野后不久，就象失势的政治家通常所做的一样，隐居起来了。但他的门徒佐藤和池田还定期地到大矶去向他求教。他写回忆录和文章，偶而也接受他的继承者请他办的外交任务。凡年后，他对日本的稳定和经济上的活跃所作出的贡献，又开始得到广泛的赞扬。他去世时，依然是一位受到尊敬的老政治家。
吉田结束政治生涯大约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他又受到了新一代的尊敬。日本的政治家每当来拜访我时，经常对我说他们是如何钦佩他。不仅羡慕他的业绩，而且敬佩他的人品-他的勇气，他绝对的坦率，他在巨大的政治压力面前维护自己的信念和日本利益的智慧。正如戴高乐和邱吉尔仍然活在他们的人民的记忆里、特别是成为世世代代的青年人的榜样一样，吉田在日本又呈现出新的生命力。
1960年，在我竞选总统处于高潮之际，退休在大矶的八十二岁的吉田再次被请出来为他的国家效劳。日本政府请他率领代表团到华盛顿参加庆祝日本第一个外交使团到美国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我们邀请他和阿曾夫人到我家作客。饭后，吉田送给我一件雕塑品。他说，这是请一位日本艺术家专为我制作的。由于当时我的头脑里净是自己竞选的事，当吉田用一种含蓄的方式说明这件作品的标题是"胜利"时，我竞未曾报以表示赞赏的微笑。
在那年十一月的大选以后，他又给我写来了一封非常有礼貌的短信，说大选的结果是"令人悲伤的"。他还说，希望我会再度返回"国内和国外的"领导岗位。那时我特别感谢他的短信，因为他这种友好的表示是在我被击败时发来的，这比我获胜时来得更有意义；况且此后他也没有必要再作出这种表示了。吉田执政之时，就已经成为一名顽强的、老练的政治家。
他的敌人把他斥为冷酷无情和自私的人。但我对他了解得更清楚一些。在我处于逆境之时，事实向我表明，他是一位忠实的朋友。我对此是十分珍视的。
1964年的一次会议以后，我在大矶最后一次见到吉田。原定那年春天召开的这次会议，由于命运的两次不幸的捉弄而被推迟了。那年春天，我准备出访远东；吉田也邀请我到他家共进午餐。但在四月五日，即我将到达东京的前四天，麦克阿瑟去世了。吉田和阿曾夫人立即到美国参加他的葬礼。当我再次访问亚洲时，宴会重新安排在那年的十一月。
我们乘车行驶四十英里去大矶，交通比洛杉矶的高速公路还拥挤，使人神经极度紧张。这次旅行虽然有许多麻烦，不过述是很值得的。吉田穿着和服在门口迎接我。在我们以前的会见中，他总是穿着西服，还特别喜欢露出维多利亚式的高领。
第一次看到他穿着传统的日本服装，使我再次觉得明治维新的这种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是东西方影响的混合体。我认识的所有日本领导人中，吉田似乎是最西方化、又最日本化的。后来我得悉，三十年代，麦克阿瑟在担任陆军参谋长时，有时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也穿着和服。
吉田的家宽敞舒适，但并不豪华，从那里可以看到富士山的壮丽景致。阿曾夫人再次担当我们的女主人，举止优雅。房间的装饰和陈设，反映了日本人通常有的、对协调和均衡的审美观。但就吉田家的情况而言，这又是东方事物与西方事物之间的均衡。西方的著作和日本的工艺品井排放在一起。吉田睡的是榻榻米而不是床，但在我们吃饭的平台上，用的却是西式的桌椅，而不是矮腿的日本式桌子。就连他招待我们的饭菜，也是日本菜和西式菜兼而有之。
在涉及到世界性的、内容广泛的交谈中，吉田追述起他与牧野伯爵的凡尔赛之行。在议论到我在1953年关于重整军备的讲话时，另一位客人弄错了日子。我还来不及说什么，吉田很快就纠正了他。我想，这个讲话给他的印象，一定比他当时流露出来的反应深刻得多。
他对戴高乐以及我对这位法国领导人的评价表示出特殊的兴趣。我告诉他，我不完全支持戴高乐的国际政策，特别是他在如何对待北约上的矛盾心理。我建议说，用特殊的、日本式的术语说，戴高乐在国际问题上"采取高姿态"的做法是可行的，因为他在国内获得了成功，很有声望。我接着说，就日本的经济力量而论，象戴高乐一样，日本政府在国际事务中也处于可以采取高姿态的地位，这为日本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较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国家提供了可能性。我明确地表示：我确信，"日本不会成为一个经济上的巨人和军事上、政治上的侏儒"。就象他在1953年所作出的反应那样，他有礼貌而坚定地避开了我的建议。
回顾1964年我们内容广泛的谈话，其中最重要的话题还是中国。这是十一年前的1953年我在东京第一次见到他时就谈过的话题。在那一次，由于当外交官而成为"中国通"的吉田告诉我，他毕生研究中国文化，对它一直深为尊重。他相信，正如没有哪个侵略看曾经永久地征服过中国一样，共产主义侵入中国以后企图消除孔夫子多少世纪以来的影响的做法，最终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吉田说，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53年暂时的黯然失色了，但是，他们终究会胜过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
然而，吉田不同意当时流行的蒋介石仍然可能在中国大陆发挥作用的观点。吉田争辩道，虽然蒋介石本人是一位儒家学者，但他疏远了知识分子，这在政治上是无可挽回的致命之处。
在这一点上，吉田与裕仁天皇的观点不一致。我这次访问见到裕仁时，他依然坚决支持蒋介石。
吉田与中国在哲学方面几乎具有天生的亲缘关系。这使他相信，增加中国与亚洲非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贸易，最终会使中国抛弃共产主义，支持自由事业。象艾森豪威尔一样，他热忱地相信，潜在的敌人之间的贸易会导致和平。他还认为，中国介入朝鲜，这是一种脱离常规的行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担心其边界可能受到威胁。他相信，中国人民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他们只会反抗侵略，不会发动侵略。
在美日和平条约提交美国参议院审议之前，吉田由于对北京持有上述的态度，使他向北京暗示，他想打开与大陆的关系。参加条约谈判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告诉吉田说，如果他承认中国，参议院就可能拒绝这个条约——因为当时中国正在朝鲜和美国人作战——首相于是放弃了这一想法。我1953年访问日本的任务之一，就是重申杜勒斯的警告。我当时预言，对于他任何可能作出的、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近的行动，美国都会作出强烈的否定的反应。吉田对我的预言没有表示不同意；但很明显，我没有动摇他对与北京重修旧好的意见的支持。如果他不是在1954年退休的话，日本很可能在五十年代就与中国重新建立关系了，而不必等到七十年代才这样做。
因此，在吉田1964年与我会见的议程中，中国问题仍占很重要的位置，这就不足为怪了。吉田和他的日本客人们对那年一月份法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一事表示担忧，因为事前戴高乐并没有通知日本。吉田问我，美国是否也会这样做。当我说我不能替约翰逊政府回答这个问题时，前日本驻美国大使朝下幸一郎说，他在华盛顿有点令人伤心的经验：当美国官方宣布与日本有关的政策决定时，事先也不通知他。他预言，在将来某个时候，美国会不通知日本就直接与中国谈判。我有点未卜先知地回答——就象后来事实证明了的——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们在进行导致了1971年出人意料地宣布我将于翌年访问中国的消息的谈判时，讨论的情况不得不对日本及我们在全世界的其他朋友保密，因为任何泄露都会破坏这种刚刚开始的行动。当我宣布这一决定时，它在日本马上被称为"尼克松冲击波"。尽管人们常常认为，美国此次向中国打开大门是触发中日于1972年9月恢复邦交的火花，但实际上中国和日本多年以来就在进行贸易和非正式接触了。成群结队的日本人——包括政治家们——时常访问中国。因此，这两个国家建立官方的关系，与其说是尼克松冲击波造成的，毋宁说主要是吉田二十年之前就预见到的两国逐渐和解的必然结果。
吉田全神贯注地关心着政府的连续住等问题——有的工作可以由一位领导人着手进行，由另一位领导人完成它。我的拜会结束后，吉田陪我走向门口。在这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刻，吉田上述的想法显得更加清晰了。当时我对他说，我期望再见到他的那一天的到来。他笑着回答，"不，我想不会了。恐怕我太老了。但是你还很年轻（那时我五十一岁），你将来会走上领导岗位的。"
我见过的所有领导人中，吉田和赫伯特·胡佛一样，都是虽然年事日高、却越来越优雅大度的人。之所以这样，部分原因是因为他虽然下野了，但由他选定的、现在仍然尊重他的意见的领导人继续推行着他的政策。因此，他的内心是安宁的。
他确信，自己去世以后，他的优良政绩仍然会传于后世。
吉田1967年死于大矶，时年八十九岁。正在印度尼西亚进行国事访问的池田首相听到这个消息后，即刻飞回日本，来到大矶，当着众人在他的导师的遗体前痛哭。几天后，日本为吉田举行了战后的第一次国葬。
从政治意义上来说，麦克阿瑟生命的最后十一年却是白白地度过了。他的智力没有衰退。但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按理应该得到应用的智力并没有得到应用。
其原因之一是，派系斗争使他的名誉被玷污了。他1948年在日本工作期间，在共和党竟选总统候选人时插了进去，参加提名。但在第一次全国性无记名投票中，他仅得到了丢脸的十一票。他1951年从朝鲜回来后，又向议会发表演说，并在国内从这一头跑到那一头，开展反对杜鲁门的亚洲政策的活动。
在1952年的提名中，麦克阿瑟公开偏袒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不拥护艾森豪威尔。在六月的芝加哥大会上，他被选出来为大会的讲话定调子；我们这些站在艾森豪威尔一边的人，当时对他的讲话可能会在代表大会上为塔夫脱拉选票这一点甚为关切。这位将军本人甚至认为，代表们可能会转而投他的票，把他看作"黑马"候选人。
但是，这次讲话是令人诅丧的。讲话稿虽然已经写好并已发出，但由于某种原因，它就象林肯所说的，"完全没有成功"。的商业家和政治家们，都在谈论着他成为1952年共和党候选人的可能性。除了艾森豪威尔以外，所有的人都在这样谈论着。当问题提出来后，他却巧妙地把话题转到欧洲和大西洋的前途上。
1951年5月，他的伙伴、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弗兰克·卡尔森坚持要我在访问欧洲之行中去拜访艾森豪威尔。他确信这位将军打算参加竞选如果这样，他将要求我支持他。在巴黎的盟军司令部里，我看望了艾森豪威尔，谈了一个小时。他热情地向我表示欢迎，但没有谈论他自己，而是夸奖我在阿尔杰·希斯事件的调查中的公正态度，并请我就美国对北约的观点作出估计。他具有罕见的能力，能够使他的来宾们感到没有拘束，认为是他们自己做的好，而不是他本人。结果，大多数人象我一样，在离开艾森豪威尔以后，变成他的热心支持者。
让官职找上门来、而不是用其他方法去谋取职位的做法，增加了他竟选总统获胜的机会。相反，麦克阿瑟1948年在日本任上时，尽管公务繁忙，还处处表现出在谋求官职的姿态。在杜鲁门解除他的职务以后，他的行动又给人以更加强烈的、他亟想成为政界人物的印象。
这不等于说麦克阿瑟不会成为一位好总统。他对外交政策问题有很深刻的理解。在日本期间，他表明自己能够处理好国内问题，能够用一种明智的、公正的方式，全面地处理好从劳工关系到教育问题等方面的事务。但是，他也为通货的稳定、稳健派的压力和财政政策的连贯性等问题所困扰。事实上，他年龄越大，在经济上就越趋保守。我在艾森豪威尔和戴高乐的生涯中，发现也有类似的问题。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麦克阿瑟虽然再也不会担任公职了，但他还经常就预算的平衡、减税、恢复金本位制等问题教训我。
麦克阿瑟如果要当总统，主要问题可能是会出现如下的情况：他在行使政府权力方面所受到的各种约束，比他在部队当将军时或在日本担任占领军最高司令官时所受到的约束还要多，届时他将会发现，这是很难忍受的。另外，他一旦担任总统以后，又得处理伴随整个职务而来的、没完没了的日常琐事。
因此，麦克阿瑟在美国也象他在日本时一样。还需要有一位吉田式的人物，来把他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政策付诸实施。
麦克阿瑟忙于在一大堆政治问题上追赶形势。然而，他又是时势和军事形势变迁的牺牲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由于在法国战壕里的英雄业绩而成为美国步兵们心目中的英雄。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则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尽管有着同样的英勇的记录，却已经是一名"重新服役的超龄军官"了。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麦克阿瑟所代表的那些价值——勇敢、爱国主义、热爱自由——已经开始不合时宜了。它们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复苏，但在朝鲜战争和在越南遭到近乎致命的打击之后，又再次褪色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象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这样慈祥、谦逊和平易近人的将军们，就已显得更加符合于知识界、甚至美国大兵们的口味。总之，他们被当作本世纪的老百姓中的大人物。麦克阿瑟尽管有许多成就，包括在太平洋战争中运用他的战略拯救了数万名美国士兵的生命，但这些成就不可能掩盖他在人们心目中作为一个装腔作势的寡头政治家的形象。
他还想拨动美国公众的心弦，就象他从朝鲜回来时受到举国上下的热烈欢迎一样。然而，公众很快就对他产生了恶感，选举了他的对手艾森豪威尔当总统——他们两人都凯觎这个职位。这是公众作出的一种选择一他们选择了一位代表团结和稳健路线的人，而没有选择一位曾经是吵吵嚷嚷的党徒和经常引起争议的人。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解放了菲津宾，重建了日本，又在仁川登陆和后来的日子里阻止共产党人控制南朝鲜。他作为一位引起激烈争议的人物回国，不久就从他的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究其原因，是几乎没人了解亚洲和麦克阿瑟本人，或是不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很少有人懂得麦克阿瑟的命运就是保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为此奋斗了二十年。
作为麦克阿瑟的钦佩者，我从来也没有完全弄明白象他这样一位具有如此巨大和不言而喻的成就的人，为何在美国知识界中却是如此不受欢迎。在麦克阿瑟的大部分生涯中，困扰着他的那些恶毒的攻击，可以部分地用布莱克勋爵为迪斯雷利撰写的古典传记的跋中的话语来解释。
布莱克勋爵指出：虽然迪斯雷利和格拉德斯通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们却同样受到同代人激烈而不公正的批评。他写道，"事实确实是，他们两人虽然风格大不相同，但都是不平常的人，都是天才；同时，象大多数在议会民主制度下管理国家的、有才华的人一样，他们激起了很多人的嫌恶，为构成人类的大多数的庸碌之辈所不信任。"
如果麦克阿瑟隐退以后，到他从1935年起就一直居住的菲律宾或日本去，他的晚年可能就不会那么空虚了。日本人崇敬他。那些仍然记住他担任最高司令官的岁月的人们，也一直景仰他。1961年，他在菲律宾进行激动人心的旅行时获悉，菲律宾军队在每次集合检阅时，都要呼唤他的名字，并由一位军上接答："精神永存！"许多美国人赞扬麦克阿瑟对日本人袭击珍珠港进行复仇的行动。然而，不论是日本人、菲律宾人和南朝鲜人，都没有把他看作一位复仇者，而是把他看作解放者。他使日本人民从极权主义和对天皇的崇拜中获得自由：使菲律宾人民从日本人手中获得自由；使南朝鲜人民从共产党人手中获得自由。
在许多美国政治评论家看来，麦克阿瑟的存在似乎是时代的错误。但是，纵观他在亚洲的整个生涯，可以看到，他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在本世纪初期，他随他父亲去远东旅行后，就推测日本可能打算统治它的邻国。三十年代，他就日本对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日益增长的威胁提出了警告。他在日本的进步的改革，无论从广度或深度上，都超过了华盛顿坐办公室的官员们为美国占领日本所描绘的蓝图。在朝鲜，他知道共产党人不仅是为南朝鲜而战，而且是为了控制整个亚洲而战。
他关注的问题的分母，常常是日本。他既全神贯注于日本对远东的威胁，在战后又全神贯注于别国对日本的威胁。在他管辖日本的五年中，出现了两种表面上看来都自相矛盾的议论：第一，麦克阿瑟虽然精通于战争，但事实证明，他是一位献身于和平的人，第二，他使用了极端专制的手段，以完成把日本从极权主义的统治下永远解放出来的任务。
当然，第一种说法确实不是荒唐的。那种认为士兵们和将军们由于本性难移，使世界处于持久的交战状态的想法，从六十年代起，就只是哲学上的一点残片了。正如麦克阿瑟1962年在西点军校的极其动人的告别演讲中所说，"军人比其他一切人更期望和平，因为他们必须经历和忍受战争所造成的深重灾难和创伤。"
在美国历史上的和平时期里，没有人被授予绝对的权力。
为了防止滥用职权，民主国家里的政权被分散到社会的不同部门中去。然而，麦克阿瑟在日本时却拥有绝对的权力。自相矛盾的是，不可能用别的方法在日本建立起真正的民主。
一位时事评论员就占领日本问题写道，"麦克阿瑟是在控制。如果在日本采取暴力、专制和经济混乱的方式，一定会把它建设成为一个热爱和平的、民主的、繁荣昌盛的工业化国家。"这政治家是在有意识地开玩笑，但是他基本上还是说对了。日本人学得很快，不久就学会死记硬背地谈论民主的抽象原理。当然，要他们从心眼里相信民主，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二百五十年前，让·雅克·卢梭面对着如何建立公正的政治制度的棘手问题，写道：人们……是不会用抽象的观，点来管束自己的。除非迫使他们快乐，否则他们不会快乐；为了使他们热爱幸福，必须使他们感到幸福。这就是英雄施展才干的一种职责。……卢梭的观点是在一个新社会诞生的早期提出来的。它的价值必须由某些聪明的、具有远见的英雄自上而下地灌输下去。
就日本而言，麦克阿瑟就是使日本人感受到了自由、因之热爱自由的英雄。他和吉田一起，使日本人民珍视自由，并且因此而愿意维护自由。事实上，在现代政治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象麦克阿瑟一样更近似于半神式的、被称为法典制定人的人了——即一个具有如此之高的政治远见和能够按照理想的模式独自重新创造社会的人。
象日本自己的明治维新派人士一样，麦克阿瑟运用他的特权地位，把彻底的政治改革引进到日本社会中。他废除了天皇那易被滥用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是明治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首先，他把裕仁巨大的、实际生活上的和精神上的权威全部转到自己肩上，然后，他又亲自把它最坚硬的核心砸碎，制定了新的宪法，进行了土地改革。接着。又逐步把权力移交给吉田这位日本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人物。十分重要的是，在日本被占领之前和之后，吉田能够缓和麦克阿瑟已经决定了的政策。他们这种独一无二的伙伴关系，产生了现代日本这个伟大的、自由的、象征着最美好的希望的国家。亚洲的其他国家，总有一天也会和日本一样，共同享受到民主、公正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