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转型的中国
邓小平於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方面。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
邓小平时代发生的转型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塑造的：高度发达的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规模和多样性，当时世界格局的性质，共享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全球体系的开放性，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无数具有创造力和勤奋工作的人们的贡献等等。但这种转型发生在一个过渡时期，当时这位最高领导人被赋予相当大的自由去引导政治过程，并拥有最终决定权，所以这一转型也是由邓小平这位领导者个人塑造的。当然，这一巨变的思想基础来自很多人，而且没有人完全预见到了事情将如何展开。改革开放并非由邓小平启动，它是邓小平上台之前在华国锋的领导下起步的。邓小平也不是手持伟大蓝图、主宰着变革的设计师；事实上，这个变革的时代并没有清晰、完整、现成的设计。
不如说，邓小平是为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的总经理。他把各种想法进行梳理和总结，用他的团队和群众所能接受的步调和方式展示给他们。他在最高层提供稳定的领导，使人们能够在经历巨变时保持信心。他的工作是选拔和指导一个团队，让他们齐心协力开创并落实各项改革。他是解决难题的人，努力找出有利於国内外相关各方的解决方案。他帮助培育起强有而力的统治结构，使之得以在中国人努力适应迅速变化的新环境时保持控制。他在确定问题的轻重缓急、制定实现最重要目标的战略过程中发挥着领导作用。他向民众解释政策，以直白的方式讲明他们面对的整体形势和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如果出现争议，他是作出最终决定的人，并尽量将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分歧最小化。他支持对人们进行激励，也支持给人们提供建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的希望，以免让人们以後失望。他赞成给各种专家——科学家、经济学家、管理者和知识分子——足够的自由，使他们能做好自己的工作；但是当他担心脆弱的社会秩序可能受到破坏时，也会限制他们的自由。在改善同其他大国的交往、与它们的领导人建立切实可行的关系时，邓小平扮演着核心角色。邓小平的全部工作都受一种深刻信念的指导：采用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将给中国带来最大的进步；而这一嫁接外国科技与管理的过程对中国既有体制所带来的震荡不仅是可控的，而且为了全体国民的福祉也是值得大力推行的。
无论中外，在邓小平谢幕之後长大的人，都很难体会邓小平踏上这个旅程时面对的是多麽严重的问题：一个把全然不同的新思维拒之门外的国家，文革中受迫害者和迫害者之间的深刻裂痕，骄狂的军队干部对裁军和减少军费的抵制，民众对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的敌视，城乡社会保守的社会主义结构，城市居民对接受两亿农民工的抗拒，以及因一些人依然穷困而另一些人先富起来所引发的纷争。
但是，当邓小平全面接手中国转型的工作时，也有一些极为有利的条件：他接过了由毛泽东统一起来的能够有效运转的全国性的政党和政府；他有很多经验丰富、像他一样赞同深刻变革的老干部共事；他上台时有一个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其他国家愿意与中国分享资本、技术和管理，并欢迎中国加入国际体系。
邓小平还有一些令人难忘的个人品质，使他得以引领中国的转型。很难说除他之外还有哪个人能如此成功地把一系列特质组合在一起：权威、丰富的经验、战略意识、自信心、人脉关系和领导中国转型所需的政治判断力。那麽，邓小平领导的这一转型的性质到底是什麽呢？
从亚洲文明的中心走向世界大国
帝制时代的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全球大国，甚至不是全球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它只是亚洲的一个地区性大国。鸦片战争以前，在主导中国对外关系的「天下秩序」中，周边小的政治实体要向这个「中央帝国」的皇帝进贡。它们以这种方式承认中国文明相对於周边地区的优越地位。作为交换，中国允许这些政治实体享有自治与太平。[24-1]
中国皇帝极少有兴趣向亚洲大陆以外的地区扩张。在15世纪的一段短暂时期里，中国的皇帝一度允许建造远洋船舶，七次派太监郑和远航，远抵中东和非洲东海岸。但後来的皇帝不但禁止这种远洋活动，而且禁止建造远洋大船。对他们来说，能够管好中国漫长的边境就够麻烦的，更不要说和远在海外的国家建立联系了。1793年当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来到中国提议通商时，乾隆皇帝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24-2]
在1839年到1842年和1856年到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之後，欧洲列强迫使中国开放了部分沿海口岸，但中国政府几乎从来不想主动走出它在亚洲的疆域。当工业革命使西方国家崛起时，作为一个国家，中国未能有效地应对挑战。由於中国回应软弱，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主宰了对华关系，甚至主宰了中国沿海的产业和贸易。
毛泽东在南北韩战争时关闭了中西交往的大门，结束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此後中国开始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发挥一定作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一度在第三世界也有一定影响。1960年代与苏联关系恶化後，中国在共产主义世界的作用陡降。1978年以前，中国政府对境外事务的参与十分有限。例如，在文革期间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只派出一个大使，驻於埃及。
虽然毛泽东在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後开始向西方开放，中国在1971年也重新取得了联合国的席位，但是毛泽东在世时中国的大门仅仅打开了一条缝。毛去世後，华国锋也接受对外开放的做法，但只有邓小平才真正打开了国家的大门，领导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直到邓小平时代，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才具备了足够的政治眼光与魄力去超越帝国主义时代的痛苦记忆，开始跟其他国家发展持久而积极的新型合作关系，从而使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後形成的世界新秩序中的一员。
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真正加入到了国际社会之中，成为各种国际组织以及由贸易、金融和各种公民交往活动所构成的全球体系中活跃的一员。中国成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中国开始在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领域所有重要国际组织的活动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虽然邓小平退休近十年後，中国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申请加入的准备工作是从邓小平掌权时开始的。
中国在参与国际组织最初几年的工作是熟悉这些组织的实际运作。当时中国仍然是个穷国，首要任务是维护自身利益。到了邓小平接班人的时代，领导人才认识到国际体系对中国的好处，开始考虑中国作为国际体系和全球组织的参与者能够为加强这些组织做些什麽。在中国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类机构之前，一些成员国担心中国的加入可能具有破坏性，会给这些组织的运行带来麻烦。但事实上中国的加入加强了这些组织，尽管它提出了自身的利益诉求；它遵守了这些组织的规则。
邓小平在1978年成为头号领导人时，中国的外贸额总共不到100亿美元；30年後这个数字增长了100倍。1978年，中国促请美国接受几百名中国留学生；邓小平去世十年後，估计有140万中国学生在海外留学，大约39万人学成归国。[24-3]1992年时，中国已经在全球学术对话与全球贸易体系中长期扮演积极角色，而最初的突破都是在邓小平担任头号领导人时取得的。
在邓小平时代，为适应新的全球角色，中国也经历了内部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将它称为「接轨」，这个说法来自1930年代中国轨制不同的铁路之间的对接。在1980年代，中国用这个说法描述为参与各种国际组织和全球体系而作出的调整。
1978年後的最初几年，中国开始与国际组织建立联系时，大力发展各种专门的机构，它们实际上成了对外交往的缓冲器。来华的外国企业被安排在特区之类的特定区域，政府还设置了与外企打交道的整套制度，这样就人为设置了一道围墙，阻止外国人与整个中国的接触。在华外国人只能与各地的政府、大学和大公司中的外事办公室打交道。例如，外事服务局负责管理在外企工作的国内员工。为了获得更多中国极为短缺的外汇，外国人被鼓励用他们的货币兑换「外汇券」，在指定的「友谊商店」购物，他们在这里可以买到普通中国人买不到的外国商品。国营外贸公司控制着与外国人的大量生意，大部分外国人在半年一届的广交会上购买中国商品。中国的外贸部在监督这些专门的「外事」机构与外国人交往的政府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机构配备有懂外语并熟悉外国习俗的官员。
在1980年代末，中国的对外交往开始迅速扩大，超出了这些专门机构的范围。外国人的旅行不再局限於某些区域，更多的中国企业能够与外企直接做生意。以经济特区作为起点，後来扩大到1984年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的很多做法，开始向全国传播。外国人蜂拥而至，使专门的「外事办」难以处理与之有关的全部事务。外事部门大多仍然存在，但其工作更多限於从事官方数据的收集。
在邓小平退休之前，中国的各类机构都开始为适应外国的常规而进行「接轨」。外贸企业要学习外国的法律、财会和组织方法。[24-4]向外国教育机构输送留学生的大学和高中开始为学生设立入学考试和申请程序的培训计划。体育教练开始大力培养最优秀的运动员参加各种国际体育赛事。中国兴建了能够接待国内外游客的、符合国际标准的旅游设施。国内消费者也可以越来越多地买到为出口而生产的商品。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後美国扩大学术和研究机构以加强其全球大国的角色一样，在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学术和研究机构也有了极大发展，从而加深了中国对世界的了解。
邓小平在推动中国的全球化过程中，比印度、俄国和巴西这些大国的领导人更有魄力。这个过程在邓小平时代之後仍在继续，但是基本的突破在邓小平退休时已经完成。
党的集体领导
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就开始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可是毛泽东很快又再次将它领入革命。然而在1978年之後，经过老干部复出、不善治理国家的革命家的退出和新领导人的进入这个过程，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共向将治理国家作为中心工作的政党转变。
美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是由担心权力过度集中的领袖们设计的。而由毛泽东设计、邓小平及其同事作了重大修正的体制，则是为了解决相反的问题：为动乱不已、举步维艰、地区差异巨大的中国提供统一的领导。与美国人不同，邓小平及其同事相信，最终决策应以最高领导层对全局的政治判断力为基础，这要比以法律规范政府行为的独立司法制度作为基础更有益於国家。他们认为，立法机构制定法律但不负责执行法律的体制，不如集立法与执行於一身的体制更有效率。
美国是由保留着独立权力的各州所组成，而中国千百年来一直有一个控制着地方的中央政府。毛泽东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将其深入扩展至全国。邓小平则要将这种试图到处渗透的统治结构拉回来。他没有制定地方必须遵守的严密规章制度，而是建立了另一种体制：由上级选拔领导班子，授予他们相当大的独立性，只要他们的工作能使经济快速增长即可。
就像毛泽东时代一样，邓小平在北京建立的核心领导结构以政治局和书记处为中心。它通过领导班子网络与地方联系在一起，这些领导班子存在於政府各个层级和各个地区的所有主要机构。每个领导班子不但负责本级党的工作，还要监督它下面的政府机关（或经济和文化单位）。这个班子要就全局性问题作出判断，并使其辖区内的工作为四化建设作出全面的贡献。
党的上级部门下达有关领导班子如何开展工作的规定，不断向每一级发布指示。它们也与下级召开会议，有时让下级领导参加上级的会议，或是派上级干部到下面视察。如果上级干部认为某个问题很重要，他们可以、也确实会进行干预。但是对下面的监督很难面面俱到，因此领导班子在领导本级工作时，一般享有相当大的自由。
北京控制各省的关键手段，是任免领导班子成员的权力。领导班子的成员通常有若干年的任职期限，但随时有可能被上一级领导撤换。党的领导班子里各个成员负责不同部门的工作，对他们作出评价的依据，不仅是他们管理相关部门的工作表现，而且还有整个班子及其下级单位的表现。在邓小平时代和此後的20年里，这种评价主要基於领导班子对全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多大贡献。近年来一些次要标准也变得日益重要，如培养下一代干部、环境保护、处置社会骚乱和对突发事态的反应。[24-5]
就像邓小平一样，他的接班人也认为正确选拔、培养和监督干部能够使干部形成服务於国家整体目标的觉悟。由於下级干部对如何开展自己的工作享有很大自主权，因此在选拔和培养领导班子成员上相当认真。每一级年轻干部，假如他在整体思想能力、遇到压力时的可靠程度、判断力、与同事共事的能力以及服务於党和国家的献身精神等方面有不俗的表现，就有可能被选出来进行特别的培养、指导和考验。
培养各级干部确实花费了大量时间。指导者的任务是向年轻的下级干部提供如何提高工作表现和技能的建议。最有前途的年轻干部可以陪同上级参加各种上面的会议和党内的非正式聚会。他们还会参加党校的培训班。他们中被组织上认为最有前途担任国家级领导人的干部，可以进京学习中央党校的课程；被认为能够担任省市级领导职务的人，则去各自地区的党校学习。并不是所有党员——邓小平上台时中共有3,700万党员——都能分享通过与上级干部的聚会或是成为党校学员而培养出来的同志情谊。进入党校学习的人不但能了解同届与上下届的同学，而且能结识来到党校的上级干部，後者会借助於党校干部的评价，对学员未来的任职进行推荐。虽然组织部的干部保存着人事档案，能够进行推荐，但各级领导班子的成员最终决定着在他们的辖区内哪些人能得到提拔。
然而，让地方干部享受较多自由也存在着风险。邓小平建立的这种延续至今的体制，更重视结果而不是遵循规则，它所培养的干部要具有评估问题的全局观和创业精神，能够支持快速发展。但由於缺少上面的严密监督，很多干部不但能够想办法造福国家，而且也能关照自己与朋党并排挤其他势力。
这种党的领导班子体制并不是由邓小平所创，但他稳定了这种体制，使其工作更加专业化，把评价干部的基本标准从对政治运动的贡献变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一基本体制被他的接班人沿用至今。
现代的精英治国
到邓小平退休时，年轻的中共干部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首先必须考上较好的高中和大学。邓小平重视精英治国的做法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按考试成绩选拔官员的国家。早在公元605年，隋朝便把科举作为决定哪些有抱负的竞争者有资格成为朝廷官员的首要标准。但是在邓小平出生的第二年，科举制便被废除了。自那时起，直到他重新登上权力舞台，中国一直不具备足够的稳定性，领导人也没有政治决心为选拔官员重新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精英主义基础。毛泽东还在世时，不可能把教育成绩作为选拔干部的主要标准。很多为中共事业作出贡献、登上高位的人，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战火纷飞的革命时期根本没有机会上大学。此外，毛泽东认为「红」比「专」更重要，他喜欢工人农民甚於受过较好教育但「出身不好」的人（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女）。因此，考试并未成为选拔和提拔干部的主要标准。实际上，1949年後，很多干部都是来自共产党军队或游击队的老兵，他们中间有文化的人很少。假如举行考试，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不可能胜过「阶级出身不好」但受过更多正式教育的人。毛泽东去世後，邓小平大胆取消了「阶级出身好」这条选拔干部的标准，严格依照用入学考试来衡量的办法。根据邓小平在1977年采取的新路线，很多「阶级出身不好」的家庭的子女得以通过考试进入好大学并当上了干部。
事实上，邓小平在各级建立了一套高度竞争性的精英考试制度，从小学到大学直到官场。他的目标不是促进社会平等，而是挑选最有才华的人，为其提供最好的教育机会。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都举行入学考试，考入竞争最激烈的学校的学生能够得到最好的教师和设施。
邓小平於1977年恢复的统一高考制度，并不是专门为选拔干部而设，而是一种为各行各业的大机构选拔最有才华的年轻人的制度。但是，所有被选为干部的人，都要首先在各级教育考试中证明自己。甚至在当上干部的人中间，出身名牌大学的最优秀的毕业生可以在中央机关就业，入读较差大学的人则要从较低级别的机关做起。随着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在1980年代末以後的迅速增加，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拔政府公务员时又增加了新的重要考试。不过，一个人一旦成为干部，他的升迁便不再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考试，而是根据他的工作表现。这种制度在邓小平的接班人那里也得到了沿用。
在1980年代中期，很多有抱负有才华的年轻人想通过「下海」经商取得成功，但是尽管存在这种有吸引力的职业选择，「干部」身分仍被人们所看重。这不仅因为它所提供的权力和经济保障，还因为那些被认为既能干又有志於服务社会的人深受中国人的敬重。由此可见，邓小平留给他的接班人的，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干部选拔制度，它遵循着与帝制时代同样的通过考试选拔干部的原则。但是，这种制度在内容和结构上又完全不同於科举制度。此外，这种体制也把精英治理的原则扩展到干部选拔系统之外，贯穿了各行各业的人才选拔与培训体系。
开放的全国性城市社会
中国自有历史纪录以来直到1990年代，基本上是一个在方言和文化上有着巨大地区差异的农业社会。1949年以前，落後的运输系统使大多数商品只能在从当地乡镇市场步行可及的区域内生产和消费，很多人几乎一辈子都生活这个范围之内。[24-6]毛泽东对人口流动的严格管制，使1949年以前就很有限的人口流动变得更加缓慢。在毛1976年去世时，农村人口仍然占到总体人口的80%以上，农村生活也受到村庄、家庭和集体的控制，很少与外界交往。在毛泽东时代，即使城市中的单位——如政府机关、学校、工厂和军队驻地——都是相对自足的大院，很多单位设有传达室，来客进去之前要向门卫报告。这些封闭的社区为职工及其家属提供基本必需品，如住房、食品、托儿所、学校、医疗和福利。居民很难在自己的工作单位之外得到这些服务。就像农村居民一样，大多数城市居民缺少更换工作的机会，几乎别无选择地只能服从各自单位的领导。流动受到限制、在农村和城市单位中对上级的依赖、与外界缺少沟通，这一切使生活变得死气沉沉。毛泽东鼓吹革命的意识形态，可是他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却进一步巩固了封闭的「封建」社会。
邓小平退休时，经济增长带来的新经济机会和他所允许的人口流动，已经使中国走上了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的道路。在邓小平时代估计有两亿人迁入城镇，而且这一过程此後仍在快速进行着。预计到2015年，即邓小平退休20年後，将有7亿人，即51%的人口成为城市居民。邓小平退休时，90%的家庭拥有电视，使城市文化迅速进入农村。沿海地区年轻的农民工返乡探亲时，也从城市带回来最新的时装、家居用品、电子产品和他们在城里新见到的食物。[24-7]总之，农村地区在文化上也城市化了。
在1978年改革开始之後，城市的领导人担心大批流入的农民将使城市设施和食品供应不堪重负，因而保留了城市户籍制度，这种制度长期限制着人们是否能得到城市住房、就业和子女教育等各种服务。在1980年代初期，粮食和食用油的配给量几乎只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食品供应不足以养活进城投亲靠友的农民。但是在1983年以後，随着食品供应的增加，政府开始允许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进城。当时，沿海地区的出口产业能够吸收大量进城务工、希望过上好日子的农村青年。中国历史上有过战乱和饥荒导致数百万人迁徙的现象，但它们从未达到1978年以後那样的迁徙规模。
在毛泽东时代，尽管缺少社会流动，仍然逐渐形成了一种深层的国家文化——中国人民的共同文化。到1960年代末时，很多城市家庭都有收音机，没有收音机的城市和农村家庭也能从广播喇叭里收听有关国家大事的新闻和一些音乐。更多的人能看到电影，分享共同的国家文化，人人都在政治运动中学习同样的口号和歌曲。小学的数量迅速增加，因此在毛泽东去世时，大约有八成年轻人识字。
邓小平时代教育体系不断扩张。在1980年代多数年轻人不但可以读小学，而且能念完初中。1980年代後期电视的快速普及，用普通话播送官方新闻的全国性电视频道的建立，大大扩展了民众共同的信息基础。到邓小平退休时，不但学校和政府机关，连国营企业和商店都已普遍使用普通话，大多数人都可以用标准的普通话相互交流。邓小平时代交通运输体系的扩展，使工业制品能在更广的地理范围内流通，从而扩大了外贸和内需的生产规模。1980年代以前中国只有很少商业品牌，但是到邓小平退休时，具有国内外认可的品牌的工业产品已出现在全国各地。
随着城市里封闭大院的开放和各地人口的交融，地方差异逐渐被共享的国家文化取而代之。在1978年以前，当地人只吃当地饭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是就像在20世纪後期，西方世界一些原本是只在某些国家流行的食品，比如意大利薄饼、甜甜圈、硬面包圈和寿司成了国际食品一样，在1980和1990年代的中国，很多地方食品开始在全国流行。南方人学会了吃北方的标准主食馒头，北方人也开始吃南方人的标准主食米饭。同样，一些过去只有当地人观赏的地方剧种在全国都有了观众。邓小平退休後，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手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使国家文化继续扩张。就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中国人保留着对自己所属的村庄、县、方言群体或省份的认同感；少数民族成员总是认同他们自己的族群。但是在邓小平时代，一种真正的国家文化的成长，以及对异域文化的更多了解，大大加强了人们对整个国家的认同。
当邓小平退出政坛时，大批在沿海地区打工数年的年轻人返回家乡，他们不但带回了沿海地区的商品，而且带来了使他们能够自己办企业、为内地建立新标准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这个过程加快了全国性城市文化的传播速度。虽然内地居民钱不多，但他们仍能紧随沿海地区居民之後买到一些产品，那往往是以更便宜的方式生产的仿制品。可想而知，昂贵的商品，比如汽车，向内地扩散的速度要比小件消费品慢得多。但是在邓小平时代结束时，甚至这类商品也开始慢慢进入中国内地。可是在邓小平退休的1992年，符合国际一般舒适标准的农村住宅的建设才刚刚起步，农村地区的小学条件仍然大大落後於城市中较好的学校。
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以及一种更强大的国家文化的发展，并非来自邓小平或他的同事的计划。邓小平确实想打破军队中的地域观念，使士兵能够服从来自其他地域的司令员。他也确实鼓励推广普通话教学，使各地居民能够与外地人交流。但是城市化和国家文化的成长并不是由计划所致，更多地来自城市中的新机会和城市生活对众多农村青年的吸引力。不过，这些变化一旦发生，官员便相应作出调整以适应正在变化的现实。他们开始改进地区管理，将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纳入管理范围，允许乡镇和县城在升格为城市时作出调整。
有意思的是，邓小平时代开始的开放性的流动，与毛泽东那种为社会设置重重障碍的所谓革命相比，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更加深远的革命性影响。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向以城市为主的社会的过渡以及共同的国家文化的传播，是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统一以来发生的最根本的社会变化之一。
无章法的社会
中国在1980年代实行开放时，食品、医药、产品及工厂安全、劳动环境、最低工资、建筑规程等领域几乎没有任何规则。[24-8]在1980年代初，如果创业者得到一些可口可乐空瓶，再灌进颜色相似的液体，并不存在相关法律来禁止他把这种东西当作可口可乐或类似饮料销售。在19世纪的美国和欧洲，旨在保护民众、对公司的逐利行为加以限制的法律法规也是缓慢形成的。邓小平统治时期的中国，经历着类似於19世纪美国和欧洲的掠夺式资本主义，当时既没有反垄断法，也没有保护工人的法律。在1980年代的中国，当市场爆炸式地增长时，不可能立刻制定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完备的法律法规，也不可能马上训练出执行这些法律法规的官员。从某些方面看，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类似於19世纪的美国西部，当时那里的地方法律和法院都尚未建立。就像美国尘土飞扬的偏远小镇里带枪的地方治安官一样，中国地方官员管理着地方市场：由於不存在健全的司法系统，法律由他们自己说了算。
从地方干部和商人的角度来看，这种无章法的状态有一个好处，就是和那些拥有合乎「法定诉讼程序」要求的精密法律体系的国家中的领导人相比，它可以使少数几个掌权的领导人更快地作出决定。当邓小平退休时，在西方受过训练的年轻法学家几乎为每一个重要的经济领域制定了法律法规，但地方官员的执行却远远落在後面，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些规则过於复杂，也不符合他们的个人利益。在某些领域，例如必须与外方密切合作的对外贸易领域，中国很快就采用了国际规则和法律。随着经济交往从相互认识和了解的小群体扩展到更大的群体，开始涉及到地区、国家乃至全球的合作者，这时便需要某些法律法规以便使协议能够得到执行，并培养起相关各方的相互信任。
文革之後，很多人仍然害怕受到搞资本主义的指责，邓小平在中国建立更灵活、更具活力的经济并非易事。邓小平很清楚，如果干部过於严格地执行法规，中国经济将难以起飞。他一向更加关心取得成果，而不是照章办事。他认为一定的腐败难以避免，正如他所言：「窗子打开了，难免会有苍蝇和蚊子飞进来。」他需要的是敢闯敢干的干部，他愿意承担让一些苍蝇飞进来的代价。邓小平的某些子女受到过利用个人关系为自己牟利的指控，但没有证据表明邓小平为自己或自己的家人敛财。
邓小平也知道，为了让地方干部积极支持改革和创业，必须使他们得到一定的机会去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苏联和东欧的官员阻挠改革，甚至使其半途而废，就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改革能给自己带来什麽好处。邓小平要让干部致力於改革，为群众谋福利，因此他允许一些地方干部先富起来，只要他们能为当地带来经济成功即可。邓小平很重视维护党的地方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在邓小平看来，公开揭露为现代化作出切实贡献的干部所犯的错误，会让他们更难以开展工作。但是邓小平并不想保护激起民愤的干部，他会随时对因为无视公共利益而受到当地群众反对的干部进行严肃查处。死刑在中国的使用远比其他国家频繁，以便警告可能犯下类似罪行的人。
在这种无章法的社会中，谋取私利的机会几乎无穷无尽。掌握土地的干部在批准土地使用权时经常收礼。国企「私有化」时，本单位职工往往能得到大大低於市场价格的企业股份。国企负责人在完成国家指标後，被允许在市场上出售产品，於是他们常常把大量精力用在这一类生意上。公家的卡车在完成本单位的主要工作後，可以跑运输做生意，以便改善单位职工的生活。就像俗话所说，毛泽东时代是一切「向前看」，邓小平时代则是一切「向钱看」。
邓小平给他的接班人留下的这种体制，没有对公私利益作出严格区分。地方干部对於能从他们管辖的企业拿多少好处，在看法上千差万别：收受春节礼物？给亲戚朋友找工作？拿红包？如果能拿，拿多少现金为宜？子女上好学校或出国留学的机会？公车私用？由於司法不独立，民众往往不愿意冒险向个人捞好处的当权者发起挑战。对於因建新项目而被迫搬迁的居民，中国所提供的保护极差，开发商能够和政府官员联合起来迅速把土地搞到手，而对搬迁户或原土地使用者的补偿充其量也就是中等水平。从中国领导人的角度看，地方政府和建筑商的这种勾结未必不当，它可以使企业迅速开工，从而能够更快地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
一些靠关系或特权发财的官员及其家属公开炫耀财富，例如美酒佳肴、汽车、高档服装或豪宅，这让反对腐败的人愤愤不平。经过勤奋学习通过考试并完成工作，真正有资格升迁的人，看到无能之辈因为跟当权者有特殊关系而得到了提拔或更多特权，他们也会怒火中烧。
中国的城市和公共场所的建设步伐要远远快於其他大多数国家。例如，在广州或兰州这样的城市，沿江十几公里的区域，政府在几年内就能拆掉全部老建筑，将其改造为公园。在地铁建设的高峰期，像广州和北京这类大城市能够在几年内以平均一年一条线路的速度建设地铁。有一些大学，例如拥有上万名学生的南昌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能够在五年内就建起全新的校园，其中行政楼、教学楼、大讲堂、学生宿舍、教职工公寓、体育场馆和类似公园的校园空间一应俱全。有了这些令人瞠目的成功故事，在邓小平及其接班人看来，这些土地原使用者的合法权利不应妨碍他们所认为的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对外国专利和版权疏於保护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类似的问题也曾出现在日本、南韩、台湾和其他寻求使用国外最新技术的国家和地区。一些中国公司愿意尊重西方的专利和版权，支付费用，以不侵犯合作者利益的方式使用外国技术。然而很多中国企业并不这麽认真。有些中国人在受雇於外企後会开办自己的公司，往往非法使用他们从外企学到的技术。甚至在执行法律比大陆严格得多的香港，也难以杜绝盗版歌曲和电影；复制的CD、DVD和唱片的售价仅相当於专利产品价格的零头，为从事此类非法行为的人提供了极大的利润空间。当外国公司和政府指责中国侵犯版权法，对其施加压力时，中国官员会赶紧查封生产和销售这类产品的企业，捣毁复制机器。可是没过多久，另一些无所畏惧的中国企业又会在别的地方干起同样的生意。
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包括工作时限、车间环境和安全标准，往往比西方19世纪早期工业革命时可怕的劳动条件好不到哪里去。有些企业利用相关劳动法规的缺失，让工人住在拥挤的宿舍里，为他们提供的劳动环境也几乎没有安全或质量标准可言。[24-9]对於数千万青年农民工来说，能在沿海地区的工厂生活和打工，即使工作很辛苦，报酬也很低，但仍然比农村的毫无希望的贫困生活强不少。他们愿意超时劳动，甚至因为害怕被解雇而忍气吞声。
利用西方和日本的资本建立并由外国人管理的工厂，尽管也在使用廉价劳动力，但普遍提供了比当地企业更好的工作条件。很多外资工厂空间宽敞，通风良好，在炎热的夏季，室温会维持在室外酷热的温度以下。这类工厂普遍采用了有关工作日工时、劳动条件以及工人安全的标准，在克服最严重的超时工作的问题上也取得了可观的进展。在这些工厂里，一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年轻人也养成了现代生活的基本习惯，如守时、清洁卫生和遵守纪律等。[24-10]
有大批外国企业在中国建厂。截至2000年，美国商会在海外的最大分会是在上海，日本在海外的最大商会也在上海，其规模是美国商会的两倍。但上海的美国人、日本人和欧洲人的数量与台湾商人相比仍然微不足道。为何会有这麽多境外商人涌向一个法规仍不健全、专利保护也很差的国家？吸引他们的是这里的勃勃生机：决策速度快，落实决策不必受复杂法律程序拖累，规模巨大的市场迅速成长。有些外国企业家抱怨自己被中方合作夥伴和当地政府所利用，但也有一些人发现，一定的法律保护，与精明的、善於解决问题的地方官员的可靠关系，向上级部门投诉的可能，这一切加在一起，足以提供诱人的机会，所以他们愿意为此承担任何可能的风险。
邓小平接班人面临的挑战
邓小平所带来的转型的一个结果是，在他退出权力舞台後他的接班人将在未来很多年面临一系列严重挑战。这些挑战包括：
为全民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在邓小平时代，政府雇员，包括大型国企的职工，都享受单位提供的公费医疗和福利，但这些职工只占全部人口的一小部分。[24-11]政府预算的规模过小，根本不足以为每个人提供退休保障、医疗和其他福利。在1980年代末，随着市场作用的扩大，高收入人群能够购买良好的医疗服务并自己解决福利问题。但是广大群众仍得不到医疗和其他福利。
邓小平的接班人所面对的问题是，享受不到这些福利的人怨声越来越大。人口流动的增加所需要的保障措施，是单个的工作单位无法提供的，政府预算和合格医务人员的数量仍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随着农村公社的取消，农村不再存在能够及时提供急救和基本公共医疗服务的单位。随着住房的私有化和国企在开放的市场竞争中所面对的压力，连大的工作单位也不再能提供足够的福利。因此中国领导人面对的挑战是，增加合格的专业医疗人员的数量，更新设备，建立能够为包括边远地区的穷人在内的全体国民提供医疗和社会保障的体系——所有这一切都受到国家预算的约束。[24-12]达到这个目标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因此随之而来的挑战是，如何以使人觉得公平合理的方式分配现有的资源和设施。[24-13]
重新划定和坚守自由的界线。邓小平曾面对的最麻烦的问题，大概就是为自由划定界线，使其既能满足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的要求，又能让领导人维持社会秩序。天安门悲剧之後，民众普遍害怕要求更多自由，但这种胆怯不会永远存在。出版物数量的增多，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的惊人扩张，使中共更加难以控制官方认定的危险思想的传播。
和邓小平一样，邓的接班人担心，如果容忍各种不同观点的自由表达，就会释放出公众反对声音的狂潮，像1989年那样再次导致破坏社会秩序的示威活动。中国领导人所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找到能让民众感到合理而愿意接受的边界，然後想办法守住这条得到认可的界线。如今现代通讯技术日臻复杂先进，力图逃避控制的人又极具创造力，政治领导人能够做到控制民众的思想，避免发生变乱吗？
遏制腐败。邓小平在台上时一直赞成惩办腐败大案，但是当地方干部为了促进四化、加快经济发展而悄悄违法时，他宁愿视而不见。邓小平接班人所面对的问题是，各级干部都在想方设法地捞外快。政府官员、医生和国企领导人都经常收红包。掌握着土地和建设项目审批权的干部不但直接拿好处费，还以低於市场的价格购买股份和资产，接受宴请，享用豪车。无论地方还是部队的干部，都会向有权提拔干部的人送好处。年轻人要给徵兵的人送钱才能入伍。高层干部面对的挑战是，这些做法现在已到处泛滥，众多干部或其家属牵涉其中，使克服这类问题变得极为困难。
保护环境。在邓小平时代，虽然他本人确实关心植树造林和扩大绿地，但普遍的贫困使发展经济的要求极为强烈，因而对经济增长的渴望完全压倒了对污染的防治。自邓小平时代以来，随着工业的巨大扩展，烟尘、水资源短缺、河流污染、酸雨、环境污染对健康的损害和食品污染等等问题有增无减，公众这方面的觉悟也在同步增加。官员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改变造成严重环境破坏的做法。一些贫困地区出现了极为麻烦的问题，那里的矿业和煤炭等其他资源的开采与使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但是要求这些做法延续下去的经济压力同样巨大。中国现在已经是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国，全国的道路上每年新增数百万辆汽车，重工业的发展很可能还会增加对煤炭的使用，中国将如何应对来自其他国家的批评？
维持统治的合法性。毛泽东靠打赢内战，赶走外国帝国主义和统一全中国取得了统治的合法性。邓小平获得合法性，靠的是在文革的混乱之後恢复秩序，以务实的方式处理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这个新的时代，邓小平的接班人该如何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呢？
邓小平的接班人受到压力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更加成功地阻止腐败的泛滥，也没有为解决不平等问题采取更多的措施。克服这些问题将来有可能变得更为困难：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面对的风险是，很大部分人还没有机会享受早先经济增长时期带来的好处，经济就陷入滑坡。为了应对这种可能性，中国领导人必须从经济增长以外寻找合法性来源，抓紧在解决某些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减少腐败和不平等，提供合理水平的普遍医疗和福利，想办法证明在选拔官员时是尊重民意的。
作为超级大国的中国：邓小平的遗产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出现了不同寻常的高速发展，他的最後一次努力——南巡——使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快。这种增长带来一个问题：当中国的经济规模开始与美国匹敌时，中国将如何作为？邓小平如果还活着的话，他会做什麽？
邓小平认为，领土纠纷应当先放到一边，让更聪明的後人以和平方式加以解决。他所理解的大局是，不要对边界纠纷过於激动，重要的是和其他国家搞好关系。
邓小平相信，与邻国保持和睦关系，集中精力搞和平发展，符合中国的利益。他於1974年在法国的短暂停留和次年的国事访问中，加强了与欧洲的关系。他不但在1978年改善了中日关系，成为第一个访问日本的中国领导，而且支持推动文化交流以全面加强两国关系。他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通过成功访美加强了中美关系。他开放了与南韩的贸易，为他南巡後不久两国建交铺平了道路。他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在经过30年的紧张关系之後，於1989年同苏联恢复了正常交往。总之，他改善了中国与每一个重要国家的关系。
1974年，作为第一位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说，中国绝不称霸，如果中国压迫和剥削其他国家，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可以把中国视为「社会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一道推翻它的政府。1991年8月，听到苏联领导人亚纳耶夫（Gennady Yanayev）对戈巴卓夫发动政变的消息後，王震给党中央发电报，提出中国应当表示支持亚纳耶夫的政变，邓小平回答说：「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有所作为。」[24-14]在邓小平看来，中国不应插手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
在邓小平之後的年代，由於中国变得更加强大，中国的一些安全专家就像他们的美国一些同行一样，开始争论中国在强大之後应当继续韬光养晦，还是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从2010到2011年，经过几个月的争论——其中一些中国领导人主张更多采取攻势，这场讨论以赞成中国继续与各国保持和谐友好的关系而收场。人们无法预见中国未来的领导人将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一定会说：中国绝不应当称霸，绝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应当与各国保持和睦关系，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和平发展。
[24-1]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Thomas J. Barfield,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Cambridge, Eng.: Basil Blackwell, 1989); Paul Cohen, 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24-2]转引自E. Backhouse and J. O. P. Bland, Annals &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4).
[24-3]Linda Jacobson and Dean Knox, “New Foreign Policy Actors in China,” SIPRI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Policy Paper no. 26 (September 2010), p. 22.
[24-4]关於国际贸易体系，请参见Edward S. Steinfeld, Playing Our Game: 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4-5]有关中共的一般著作，见Richard McGregor,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0); Yongnian Zhe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Organizational Empero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24-6]参见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s 1, 2, and 3,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no. 1 (November 1964): 3–44; 24, no. 2 (February 1965): 195–228; 24, no. 3 (May 1965): 363–399.
[24-7]关於将城市的先进物质带到乡村，可以参考Rachel Murphy, How Migrant Labo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and Leslie T. Chang, Factory Girls: 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 (New York: Spiegel and Grau, 2008).
[24-8]有关的法律著作见Stanley B. Lubman, Bird in a Cage: Legal Reform in China after Mao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Randall Peerenboom, China’s Long March toward Rule of La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Jianfu Chen, Chinese Law: Context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2008).
[24-9]Anita Chan, 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The Exploitation of Labor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1); Chang, Factory Girls.
[24-10]Ezra F. Vogel,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有关在中国外企工厂曝光的超时用工现象，见Chan, 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24-11]Martin King Whyte,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Gail E. Henderson and Myron S. Cohen, The Chinese Hospital: A Socialist Work Uni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24-12]Deborah S. Davis,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Scott Rozelle and Jikun Huang, “The Marketization of Rural China: Gain or Pain for China’s Two Hundred Million Farm Families?” in Jean C. Oi, Scott Rozelle, and Xueguang Zhou, eds., Growing Pains: Tensions and Opportunity in China’s Transformation (Stanford, Calif.: Walter H. Shorenstein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Stanford University, 2010), pp. 57–85.
[24-13]Martin King Whyte, 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4-14]作者2010年12月与中共党史专家沈志华的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