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站稳脚跟：1989–1992
「六四」之後北京的气氛一片肃杀，邓小平所面对的民众比共产党掌权以来任何时候对党都更加疏远。到5月20日，情况就已变得很清楚，政府失去了城市居民和年轻人的支持，领导人都担心政权难保。6月4日动用武力威胁致使群众屈从，但此举只不过加深了党与人民之间的鸿沟。军队也士气低落——军人为了替党保住权力而枪击无辜平民，他们无论如何不会觉得这是英雄壮举，徵兵也因此陷入低谷。在经历了1988年的通货膨胀，胡耀邦之死和调动军队清空天安门广场这些事件之後，民众对邓小平和中共的拥护跌至最低点，这与1984年时高涨的民意支持有天壤之别。
邓小平相信，为了重新赢得群众的拥护，党迫切需要立刻加快经济发展。然而，在1988年的通货膨胀之後，控制着经济政策的谨慎的保守派却在抑制增长速度。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受到的挑战也使很多中国人怀疑，共产主义在中国是否还有未来。
同时，西方的人权团体和海外的中国留学生都支持中国的异见人士，西方政治家也对中国政府实行制裁。在西方人看来，在北京发生的杀害那些进行自由民主抗议的无辜学生的行为，是比他们自己国家那些导致越南、柬埔寨等地大量平民死亡的决定更加恶劣的罪行。西方人权团体开始向中国人宣讲自由和对生命的尊重。西方高官停止了访华，并对出口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加以限制。中国的外贸和旅游业都蒙受了损失。西方人沉溺於天安门悲剧的戏剧性场面，西方电视台不断播放捣毁民主女神像、搬运鲜血淋淋的屍体、试图孤身一人挡住坦克的青年人这样的画面——所有这一切只会加强外国政府的反华情绪。外国对异见人士的支持和对华制裁是难以轻易消除的。
邓小平相信，外国对示威者的支持和对中国的制裁，使得在中国维持控制变得更加困难。他知道外国人的批评会在中国赢得一些追随者。但是在这个关键的交汇点，就像他下手镇压和顶住外国制裁一样，邓小平重新肯定了坚持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在6月4日几天之前他打算让解放军采取他认为必要的措施恢复秩序时就说过：「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22-1]为了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他说，必须干出点儿实事，要抓紧调查和惩治腐败大案，不管涉及到谁。他重申了第三代领导人必须继续改革开放的政策。[22-2]
对首都戒严部队军级以上干部的讲话：1989年6月9日
「六四」过去之後的几天里，邓小平和领导层仍忙於抓捕他们眼中的「动乱」分子、清理城市和恢复秩序。由於邓小平未在公开场合露面，很快就传出了领导层发生严重分裂、政府面临解体危险的流言。邓小平在6月9日打破沉默，向领导镇压行动的军级以上干部发表了讲话。讲话的部分内容在电视上播出，使民众在镇压之後第一次看到一位高层领导人。邓小平感谢军队干部在恢复秩序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他还利用这个机会对群众说，他们也应当感谢解放军的贡献，政府是稳定的，政策不会改变。
邓小平首先说，他要向在这场斗争中为英勇扞卫党和人民利益而牺牲的指战员和公安干警表示哀悼。他说，从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来看，这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邓小平说，幸运的是发生冲突时很多有经验的军队老同志还健在，他们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勇气。他承认有些同志不理解这次行动的必要性，但是他表示相信，他们最终会支持这一行动。邓小平说，麻烦在於一些坏人混在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成为西方的附庸。邓小平问道：「以後我们怎麽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22-3]他重申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22-4]
对党的领导人的讲话
一周以後，即6月16日，邓又对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说，由於他本人就要退出日常工作，新的第三代领导人要完成平息「暴乱」的任务。要利用这次暴乱，注意过去的错误并加以改正，但基本原则不能变。「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经济不能滑坡。……我们要用行动证明，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但不会变，而且会进一步得到贯彻执行。」[22-5]邓小平再次肯定了党的战略目标是正确的，即从1980年到2000年使经济翻两番，到下个世纪中叶使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
在北京看过邓小平讲话的外国人说，他的语气沉着自信，对自己采取的行动没有丝毫悔意，对可能发生的情况没有惊慌。[22-6]邓小平似乎相信，6月4日的武力展示已经让反对势力安静下来，使党和解放军能够建立牢固的控制。他宣称，军事行动为中国赢得了十到二十年的稳定。邓小平的顽强与坚定，让很多担心中国可能陷入内乱的人感到放心。
邓小平显示出自信：中国有1950年代和1960年代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经历，一定能够挺过1989年之後外国的制裁。他说，民主国家的政治变化很快，严厉的制裁最多只能延续几年。他认为外国商人会向他们的政府施压改善对华关系，以便他们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外国政府也会重新认识到需要中国的合作。中国要站稳立场，鼓励外国友人终止制裁，为好好利用将来的每一个机会作好准备。
邓小平的估计被证明是正确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在1990年11月为使要求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的决议在安理会获得通过，便与中国谈判达成协议，以布殊总统会见钱其琛为条件来换取中国的支持。[22-7]虽然在这个协议之後大多数制裁措施仍在继续，但此事是向恢复中美工作关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6月的两次公开讲话後，邓小平很少再公开露面，有关他生病或去世的谣言不绝於耳，报纸不得不时常刊登声明予以否认。其实，邓小平在6月中旬出席了四中全会，7月初，会见了布殊总统的特使斯考克罗夫特，随後便去了北戴河，那里是高层官员夏季疗养的地方。[22-8]
四中全会： 1989年6月23–24日
天安门悲剧过去三周後，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会议肯定了过去两个月为制止动乱采取的措施是必要的和恰当的。全会公报赞扬了邓小平等老干部面对动乱时发挥的作用，赞扬了军队和警员的贡献。全会还正式批准了高层的人事变动。赵紫阳被免去一切职务，任命江泽民为党的总书记，宋平和李瑞环得到提拔，与江泽民、李鹏和乔石共同组成了政治局常委会。新的领导班子表示，要继续沿着邓小平及其同事开辟的道路前进。江泽民在全会的讲话中再次肯定了要坚持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目标：实行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22-9]
然而大问题依然如故：很多中国人想得到更多自由，而党内元老则毫不动摇，认为维持秩序必须收紧控制，如何弥合双方的鸿沟？对於了解邓小平的人来说，他采取的战略一点也不令人意外：他要推动经济发展，加强「思想教育」。也就是说，他对知识分子实行西方式民主改革的呼吁不予理睬，并且他要让群众相信现行的制度最适合当前的中国。
向江泽民交班
对於如何能使接班人维护团结，继续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有过很多思考。鉴於群众对「六四」悲剧的反应，邓很高兴他们选择了一个没有参与镇压的接班人，这可以让群众感到有一个新的起点。虽然江泽民在6月4日之前就来到了北京，但邓小平要确保江泽民的名誉不因天安门事件而受损。为此，他个人承担了在北京恢复秩序的责任，并且直到6月24日江泽民在四中全会上正式当选为总书记，才宣布了对他的任命。[22-10]邓小平在这时宣布自己的接班人，也是要向党和群众表明，他是按正常程序 果断移交了权力，并不是在匆忙推出一个接班人。党内元老似乎也同意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心人物——虽然他们在1978年不愿授予邓小平最高的头衔，担心这会使权力过於集中，但是他们在1989年愿意给江泽民这种头衔，以便他能够得到作为有效的国家领导人所必需的权威。
在「六四」後的几周里，邓小平有理由对江泽民的表现感到满意。江泽民学得很快并与推选他的党内元老——除邓小平之外，还有陈云和李先念——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表现出良好的政治直觉，并利用曾庆红为他出谋划策。曾庆红在党内政治中人脉极广，过去就在江泽民手下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随他一起来到北京後，担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庆红的父亲曾山在党内多年从事组织和安全工作，曾庆红通过他知道了很多党内的人事内幕；他母亲邓六金是延安幼稚园的园长，许多现在的领导人都是当年从那里出来的孩子。曾庆红很好地运用他的个人关系网，协助江泽民在北京政坛上周旋。江泽民难以与根基深厚的邓小平相比——邓在北京有几十年的经验，对同事有广泛而深入的了解——所以江泽民要依靠曾庆红等精明的部下来处理好这些关系。
1989年8月17日上午，仍在北戴河休养的邓小平把杨尚昆和王震叫来，他对他们说，他打算在11月的五中全会上把自己仍然担任的军委主席一职交给江泽民。[22-11]党内领导人明白，这不仅意味着把军队的控制权交给江泽民，而且是交出了对中国的全部责任。
邓小平等人从北戴河回来後，又在1989年9月4日把党内的高层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杨尚昆和万里——叫到自己家中商量他的退休计划。刚开会，邓小平就提醒他们，他过去多次说过，自己最後的责任之一就是建立硬性的退休制度，使老干部能够自动把权力交给更年轻的领导人。邓小平向他的同事表示，退休年龄没有硬性规定是制度上的一个重大缺陷，不但在毛泽东晚年是这样，而且是帝制时代的通病。（批评邓小平的人可能会补充说，他们赞赏邓小平的退休决定，但是假如他再早几年退休也许更好。）邓小平说，假如他死在任上，有可能引起国际麻烦，最好还是在他仍然在世时交出职务。但是，尽管如此，他觉得自己仍可以通过会见他所熟悉的外国客人发挥一定作用。
邓小平指示说，预定於1992年召开的下一届中共代表大会要解散中央顾问委员会。这个由陈云担任主任的委员会，只是作为一个「利用老一代革命家智慧」的临时机构成立的。邓小平宣布，他在11月的五中全会上退休时，就像政府其他部门的退休过程一样，要越简单越好。[22-12]然後邓小平说出了他的离别寄语：一定要让群众和外国人明白，中国领导人将坚持对外开放，这一点十分重要；他的接班人要维护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权威，如果没有这种权威，中国就无法在困难时刻解决问题。[22-13]
邓小平还指示他的接班人如何应付西方仍在继续的制裁和可能的指责。他说：「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22-14]
同日，邓小平又与中央负责干部谈了话，然後给全体政治局成员写了一封信。他说：
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於党、属於国家的。退下来以後，我将继续忠於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22-15]
邓小平决心继续进行科学技术的对外交流和新技术的引进。他知道华裔美国人有强烈的爱国心，尽管天安门悲剧之後有外国的制裁，他们依然愿意与中国保持联系，因此他邀请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访华。媒体在报道9月16日邓小平与李政道的谈话时，宣布了邓小平的退休决定。邓小平知道，「六四」之後民众惶恐不安，担心国家的命运。他也记得毛泽东在大跃进带来困难後曾一度隐退，有关他生病或死亡的谣言满天飞，为此报纸上有意刊登了毛泽东游长江的照片。同样，不管邓小平对「六四」之後中国的困难多麽担忧，他与李政道的合影向世人展示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在向公众公布的照片中，邓小平站在北戴河的海水里。在这场被充分宣传的会见里，邓对李政道说：「最近在北戴河每天游泳一小时。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他承认中国最近的事件使人警醒，但他接着说：「现在我可以肯定，经过动乱，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事业可以搞得更好。」[22-16]邓小平的基本意思明白无误：他对中国的前途仍然很乐观，尽管有外国政客的批评，外国科技进入中国的大门仍然敞开着。
在11月7日的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将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交给了江泽民。杨尚昆成为第一副主席，他的弟弟杨白冰取代他成为军委秘书长。政治局表彰了邓小平作为第二代领导人作出的伟大贡献。[22-17]11月8日全会结束後，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与他过去的同事合影留念，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前来与他握手。然後他回到家中，与家人一起举行他的退休宴会，饭菜是由为他做了30年饭的厨师准备的。两天以後，《人民日报》发表了邓小平致中央委员会的信：「我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我衷心感谢你们接受了我的辞职请求。我衷心感谢全体同志。」[22-18]邓小平退休的这一天柏林墙被推倒，但他的退休并没有引起任何麻烦。
邓小平把权力交给江泽民一年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也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吴作栋。此後李光耀尽量约束自己不去干涉接班人的工作，但是他说，自己仍然是个守门员，如果出了问题，他认为自己仍然有责任为维护新加坡的成就做一些必要的事情。同样，邓小平也对李政道说：「我主要就是希望完全退下来，但是动乱我要管。」[22-19]
邓小平把权柄交给江泽民後，不再为重大事情拍板。他已经85岁高龄，行动不便，听力也进一步下降，他把更多的时间用於休息。两三年前他还以做事专注着称，但现在已经做不到了。[22-20]1989年11月以後，邓小平不再主导政治舞台，他不再参与重大问题的确定、大政方针的制定、作出最後决定或控制媒体内容。不过，他确实继续会见重要的外国客人，他仍能在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上发挥影响——如果必要，他还会使用这种力量。
维持中美交流
天安门事件後不久，乔治·布殊做了一件过去的任何美国领导人都没有对中共领导人做过的事情——他试图与邓小平通电话。「六四」事件发生後，布殊总统也立刻宣布了暂停与中国的军事订单和高层交往，并为在天安门悲剧中受到伤害的中国人提供人道主义与医疗帮助。他在6月5日还接见了中国留美学生，为他们提供政治庇护，并对他们那些受到迫害的中国同学给予支持。但是，与美国的舆论、尤其是主张严厉制裁中国的报纸相反，布殊说，他不想为了中国政府的行动而惩罚中国人民。布殊了解中美关系的艰难历程，他要避免将来有可能给恢复中美关系造成更大困难的任何对抗。他说，从长远看，继续接触能够加强中国内部争取更大自由的压力。几年後他回忆1989年的事件时说：「假如我没有同那个人﹝指邓小平﹞见过面，我也许不会那样自信地认为，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事件後还应当同他们保持联系。」[22-21]布殊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时机（1974年9月26日至1975年12月7日）很有利：他是在邓小平开始接过周恩来会见外国领导人的工作不久後上任的，而他离开北京时，恰好也是毛泽东再次让邓小平靠边站的时候。布殊的中国问题专家、在他担任总统後派往北京当大使的李洁明说，布殊和邓小平「在1970年代建立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部分原因是他们都预感到对方将是他们各自国家未来的领导人」。[22-22]李洁明认为，事实上，在毛泽东、周恩来、尼克逊和基辛格退出政坛後，邓小平和布殊继续维持着过去的领导人为两国建立的工作关系。他们两人的关系轻松而友好：在1975年12月6日为祝贺布殊离开北京转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告别宴会上，邓小平对他开玩笑说：「你是不是一直在这里搞间谍活动呀？」[22-23]布殊笃信私人外交，他会偶尔给邓小平递送信件。邓小平对这种私人交往方式并不作出回应，但他愿意随时与布殊见面。[22-24]
邓小平成为头号领导人後，两人继续保持着联系。邓小平在1979年1月访美时，要求在休斯顿与布殊进行私人会面，见面时邓小平把他仍然保密的攻打越南的计划告诉了布殊。邓小平去德克萨斯时，布殊也邀请他到母亲家里作客。後来，列根总统打算跟台湾建立正常关系时，邓小平和布殊副总统努力不让中美关系出轨。确实，当两国关系变得十分紧张时，邓小平和布殊的会谈使两国关系转危为安，从而为稳定两国关系的1982年联合公报铺平了道路。[22-25]後来当布殊准备竞选总统时，他的妻子芭芭拉去亚洲访问期间被遣往北京亲自将丈夫的打算告诉了邓小平。1989年2月，邓小平向布殊坦率说明了中苏关系的改善和中国准备迎接戈巴卓夫访华。[22-26]几年後，当布殊在电视上被问及他遇到的最伟大的领导人是谁时，他先是说没有哪个人特别杰出，然後又补充道，邓小平是个不同凡响的领导人。
但是，当布殊在1989年6月想与邓小平通电话时，邓小平并未接回应。回应外国领导人的电话不合中国领导人的惯例。於是布殊在1989年6月21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亲笔信：
写此信时我心情沉重。我本想与您亲自讨论此事，但很遗憾没有做到。首先，我是本着真诚的友谊写这封信的，因为我相信您一定知道，写这封信的人强烈地认为美中之间的良好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我写此信是想请您帮助维护这种我们双方都认为十分重要的关系。……我请您……记住我们这个年轻的国家的立国原则。这些原则就是民主和自由。……这些原则难免会影响美国人看待其他国家的事件和作出反应的方式。这不是傲慢自大的反应，也不是想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信念，这仅仅是对那些原则的持久价值及其普遍适用性的信仰。[22-27]
布殊接着又解释说，作为美国总统，他不得不实施制裁。「当朋友之间遇到麻烦时，例如现在的情况，我们必须想办法把它说清楚。……在我们这样一个开放的制度中，常常不可能做到事事保密；但这是一封没有副本的特殊信件，在我的私人档案之外没有任何副本。」[22-28]布殊在信中提议向北京派出一名私人特使。
布殊发出此信的次日，就收到了邓小平回覆。他说，他准备接待派来的特使。布殊很清楚，「六四」刚过就派出特使会激怒美国民众，因此他对派特使一事进行保密，即使是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也没有接到通知。（中国方面对访问保密并无困难。）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和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飞往北京，於7月2日会见了邓小平。在会见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之前，邓小平对李鹏和钱其琛说，今天和美国人的会谈只谈原则，不讲具体问题；中国要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但中国领导人既不怕美国人，也不怕制裁，外交人员要牢记这一点。[22-29]
据陪同斯考克罗夫特的美国人说，邓小平亲切问候了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他说：「我把布殊总统当作朋友，是因为自从我与他交往以来，我觉得他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他很少说空话假话。」[22-30]但是邓小平在评价中美关系时，态度仍很强硬，极其严肃。谈及「六四」时，他说，那个事件「是一次地震，十分不幸的是美国人也涉足太深……美国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实际上是把中国逼入墙角。……那场反革命暴乱的目的是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让他们得逞，就会天下大乱。坦率地说，这有可能导致战争。」邓小平接着谴责了美国帮助那些试图推翻中国政府的人，并且说，美国的媒体夸大了暴力程度，干涉中国内政。
邓小平把布殊决定向中国派出两名特使看作一件好事。「看来仍有希望维持我们原来的良好关系。……我相信这是布殊总统的愿望。我本人也有同样的愿望。但这种性质的问题是不能从两个人做朋友的角度加以解决的。」邓小平说，两国之间的分歧是由美国引起的，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中国的利益。……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取决於美国不再火上浇油。」邓小平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打了22年仗、死了2,000万人才换来的，任何力量都无法取代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这是一个感到他的国家的命运处在危险之中的人发出的严厉信息，他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抗议者持续的支持加剧了这种危险。
斯考克罗夫特在答覆时重申，布殊总统坚信应当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这样做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布殊也希望邓小平理解美国总统当时受到的政治限制。[22-31]邓小平回答说，请斯考克罗夫特转达「我对我的朋友布殊总统的友情……无论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在这个问题上谈的如何，只要他继续把我当朋友，我也会同样对待他。」[22-32]斯考克罗夫特试图向邓小平解释美国为何对个人自由有如此深的感情，但他适可而止。邓小平在会谈结束时说，他不同意斯考克罗夫特的很多说法，「为了结束中美关系的这段不幸插曲……要看美国采取何种行动。」[22-33]然後，据斯考克罗夫特说，邓小平就和他道别。
当时，美中关系受到的伤害之一是关於美国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的协议的连续性。从1983年到1989年期间，作为反苏同盟，中美军方作出安排由美国向中国出售航空电子设备、导弹和鱼雷。其中最大一笔生意是F-8战斗机的雷达系统；中国还购买了西科斯基公司的黑鹰直升机。对於处在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中国来说，这是一笔开支很大的订单。1989年以後，由於美国的制裁不允许向中国供应零配件，也包括西科斯基直升机的零件，这使中国无法使用已经购买的许多装备。
从1989年到1993年，中美军方实际上没有任何高层接触。军方的交往在1993年恢复，但双方的信任关系从未恢复到1983年至1989年的水平。事实上，1989年以後，中国转而向苏联购买苏-27战机，从以色列购买军事设备和物资。中国不再愿意从美国购买任何重要的军事设备。[22-34]
天安门悲剧发生的一个多月後，在7月14日法国召开的七国峰会上，主要的问题不是是否制裁中国，而是应当采取多麽严厉的制裁。与其他领导人相比，布殊总统和日本首相宇野宗佑主张较温和的制裁。布殊总统确实支持取消世界银行新的对华贷款，同意为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提供永久居留权，但他反对采取他认为可能导致美中关系彻底破裂的更强硬的制裁手段。[22-35]
布殊在7月28日再次致函邓小平，重申了他要维持两国工作关系的愿望。针对邓小平所说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布殊写道，他认为问题是由中国的行动造成的。邓小平於8月11日对布殊作出了诚恳的答覆，他对布殊维护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表示感谢，但他再次表示，是美国在制裁中国，伤害中国的利益和尊严。他说，希望这种局面能够很快得到改善。[22-36]布殊知道邓小平对美苏交往很敏感，他在答覆邓小平时建议，12月1日布殊和戈巴卓夫的玛律塔峰会之後，斯考克罗夫特可以飞往北京向他和江泽民通报会谈结果。
在这期间，由於美国和日本决定不派高级官员访华，邓小平接待了一些美国前官员。他会见了美国民主党特使伍德科克，还会见了前总统尼克逊以及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後者其实担任着布殊政府的牵线人。日本不存在强大的反对党或能够充当使者的前政治家，因此邓小平会见了与日本政府有密切关系的日本商界领袖。这些客人来到北京时，邓小平鼓励他们与他的接班人江泽民合作，但他仍然主导着关键性的会谈。
邓小平在1989年10月会见了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逊，陪同他的是卡特的中国问题助手米歇尔·奥克森伯格。尼克逊强调说明了美国为何要对「六四」镇压作出强烈反应，但双方也探讨了打破僵局的途径。邓小平说，中国处於弱者的地位，不能采取主动；他坚持认为，处於强势地位的美国应当先迈出第一步。[22-37]
不到两周之後，11月10日，也是邓小平正式退休和柏林墙倒塌的第二天，他会见了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邓小平向他保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将会继续。他请基辛格把他的一封信转交布殊，其中提出了一揽子外交设想：（1）中国允许正在美国大使馆避难的异见人士、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前往美国；（2）美国取消一部分对华制裁；（3）双方设法签订一到两项重要的经济合作计划；（4）江泽民访问美国。[22-38]几个月後的1990年5月，布殊宣布批准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以及中国已经同意让方励之离开美国大使馆出国的决定。[22-39]
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在12月10日第二次会见邓小平时，事情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斯考克罗夫特受命公布这次访问，美国有线电视则在12月18日爆出了前一次秘密访问的新闻。[22-40]许多美国人仍然对「六四」事件深感悲痛，在他们看来，美国政府的代表秘密飞往这个在街头枪击手无寸铁的民主拥护者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对道义的践踏，尤其是这件事发生在布殊宣布停止高层交往之後。[22-41]但是布殊和斯考克罗夫特着眼於两国的未来和两国领导人之间密切的个人关系，他们认为这次访问有助於避免与中国关系的破裂，这显然符合美国的战略、文化和经济利益。[22-42]
在第二次访问中，邓小平对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说，他们来北京访问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没有牢固的中美关系，也难以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他又说，并不是中国在威胁美国，而是美国的政策威胁着中国；此外，如果中国发生更多的动乱，对全世界都有很大危害。邓小平用和缓轻松的语气，请斯考克罗夫特转告布殊，中国有一个退休老人相信中美关系很重要，双方必须想办法解决问题。[22-43]这次访问刚过，美国就宣布同意售卖三颗通信卫星给中国，美国将支持世界银行向中国发放用於人道主义目的的贷款。不久之後，中国在1月初宣布北京解除戒严并释放1989年春天时被拘留的573人。[22-44]
在这些初步的变化之後，美中对话又陷入僵局大约一年。钱其琛外长抱怨说，美国已经失去了与中国会谈的兴趣。斯考克罗夫特则表示，中国领导人不再表现出灵活性。但双方都认为产生僵局的原因是东欧和苏联的动乱。
东欧和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
1989年到1991年发生在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剧变，再加上1989年春天北京的示威运动，不但使外国人、也使很多中国人怀疑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存在下去。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国家共产党统治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让很多西方人兴高采烈，他们希望中国的民主派也能让共产党的统治寿终正寝。同时，中国领导层竭力控制住国内的问题，但他们的媒体向民众所作的报道被那些发生在东欧和苏联的出人预料的事件所压倒，一次又一次让他们陷入尴尬的境地。通过《参考资料》上每天从西方媒体翻译过来的材料，中国的官员要比一般群众更加了解真相。
让中国人和邓小平本人尤其感到震惊的，是发生在罗马尼亚的、反抗中国的老朋友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及其妻子的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它在12月25日以两人被枪决而达到顶点。齐奥塞斯库是东欧领导人中唯一下令军队向平民开枪的人，中国领导人不可能不想到七个月以前北京类似的军事行动。确实，罗马尼亚的事态急转直下，导致了齐奥塞斯库被处决，这让中国领导人担心自己能否免於和齐奥塞斯库——他曾表示赞成北京6月4日的镇压——同样的命运。
这种担忧的程度，大概可以从政府对中国民众掩盖罗马尼亚动乱的做法中看出。当齐奥塞斯库在12月17日下令军队向平民开枪时，中国媒体未作报道，只是在四天以後简单地报道说，齐奥塞斯库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对抗恐怖活动，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当无法避免报道罗马尼亚的大规模冲突时，中国媒体仅仅承认了新华社驻布加勒斯特办事处的一些窗户被子弹击碎。12月27日齐奥塞斯库被枪决两天後，《人民日报》在第四版下方发布了一则只有一句话的报道：「罗马尼亚电视台12月25日宣布，罗马尼亚特别军事法庭判处齐奥塞斯库及其妻子死刑，这一判决已经得到执行。」[22-45]斯考克罗夫特当时正在北京，据他说，中国领导人过去经常赞扬齐奥塞斯库，说他证明了共产党能够顶住自由派的猛攻，当他们听说罗马尼亚的事变後感到了惊恐。[22-46]
齐奥塞斯库遭到处决尤其令邓小平感到不安。齐奥塞斯库在1985年10月访问北京时，曾向邓小平颁发罗马尼亚的最高勳章「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之星一级勳章」。早在1965年7月，当中国和华沙条约组织仍有一些交往时，在如何争取对苏联和华约组织保持更大独立性的问题上，邓小平与齐奥塞斯库观点一致。齐奥塞斯库在1982年和1985年访华时，曾获准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也正是在齐奥塞斯库1985年访华时，邓小平请他向戈巴卓夫转达改善中苏关系的条件，这为戈巴卓夫1989年的访华铺平了道路。[22-47]《人民日报》在1989年9月引用过对齐奥塞斯库的一次采访，他当时宣布「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比过去更加紧密地合作」。[22-48]同时，《参考资料》详细翻译了西方有关齐奥塞斯库的反对派日益壮大的报道，但一般群众是看不到这类报道的。[22-49]
12月，罗马尼亚反对派运动的严重程度大白於天下之後，邓小平暂时停止了公开会见的活动。据官方的《邓小平年谱》，他在12月的前半个月有六次会见活动，但从12月17日——齐奥塞斯库下令向人群开枪的那天——到来年的1月18日（这一天他会见了香港商界领袖李嘉诚）之前，没有任何会见的纪录。[22-50]因此，在罗马尼亚危机期间的12月21日是江泽民接见了香港记者，以便平息港人的担忧，他们自「六四」以来对八年以後香港回归大陆时会发生什麽一直忧心忡忡。和邓小平一样，江泽民要在紧张的局势中表现出镇静；他解释了为何中国的情况与东欧有着根本的不同。他说，中国共产党能够在1949年建立政权，是依靠自己的军队而不是苏联军队取得胜利的结果；中国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国一直以来都在改善人民的生活。江泽民解释说，在中国实行戒严不是为了对付不守规矩的学生，而是为了维护秩序。就像1957年时的邓小平一样，江泽民肯定了民主是一个可取的目标，但能做到多大程度的民主，取决於国家的政局稳定。[22-51]
从1989年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北京负责宣传工作的干部感到很难处理从东欧和苏联传来的消息。尽管作了很大的努力去掩盖、淡化、拖延甚至歪曲新闻，但事件本身毕竟还是时常让他们感到头痛，因为这些事件使他们不可能取信於民。1989年6月4日，邓的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示威者的同一天，波兰公民以民主投票方式选出了议会，这也是二战之後苏联占领东欧以来，东欧国家第一次举行这样的选举。但是《人民日报》直到6月10日，即邓小平向戒严部队干部发表讲话之後，才向民众报道了这一选举的消息，但仍然只字不提反对党候选人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共产党候选人。早在1980年代中期，当雅鲁泽尔斯基（Woyciech Jaruselski）取缔深得民心的团结工会时，北京的媒体曾为之拍手称快；而在1989年11月雅鲁泽尔斯基被赶下台时，深感震惊的北京官员并没有向中国民众及时报道这一消息。[22-52]
从1989年9月底到10月初，当成千上万的东德人涌入西德避难时，中国的报纸却在继续赞扬东德。例如，10月7日（东德共产党统治40周年纪念日）东德爆发大规模抗议时，《人民日报》不但只字不提，反而误导人们说：「东德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现在已经加强了团结。」然而，这种向中国民众掩盖东欧事态真相的做法只会对北京的领导产生不良影响。当11月11日柏林墙被推倒时，《人民日报》再也无法掩盖这一消息了。[22-53]
1990年2月的苏共全会讨论了放弃党对权力的垄断的问题，《人民日报》没有作任何报道。全会结束那天，《人民日报》根本没有提到苏联，而是宣布「在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肯定会发生新的动乱和战争，国家将陷入分裂，人民将遭受苦难，更谈不上国家建设」。第二天报纸才登出莫斯科的苏共全会同意放弃垄断权力的消息。[22-54]苏联解体後，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像很多西方人一样高兴。有人甚至向可靠的朋友重新提起1950年代中国采用苏联式工业化时的一句着名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涵义却非常不同。
邓小平在1989年底辞职後不再积极参与处理东欧和苏联问题，但是他不可能回避这些事态发展的後果。从1989年到1992年，他试图加强群众的信心：中国共产党不同於东欧或苏联共产党，它能挺过去。他没有预言苏联或东欧会发生什麽事情，但他从1989年底开始使用「不管东欧或苏联发生什麽」作为开头语，以表明中国的情况不同。邓小平坚信加快发展经济是保持人民拥护的关键，因此他一再表示实行能使经济不断进步的政策的重要性。
在一个特别敏感的日子，即1991年8月20日，苏联保守派发动政变将戈巴卓夫软禁在克里米亚的一幢乡间别墅里的第二天，邓小平把高层领导人——不久前才从莫斯科回来的江泽民，还有杨尚昆和李鹏——叫到一起，让他们增强决心，团结一致做好工作，避免发生分裂。邓小平重申，尽管发生了动乱，由於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功，中国能够顶住外部压力。他承认中国有可能波浪式前进，快速进步时期之後会进入调整期。他还指出，世界形势的巨变给中国提供了前进的机遇，但是如果不抓住机遇，其他国家就会迎头赶上，又把中国抛在後面。最後，邓小平向他的同事重申，强调经济增长不意味着中国要忘记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22-55]
1991年10月5日，在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脱离苏联、开启了苏联解体的过程几个星期之後，邓小平接待了硕果仅存的几个共产党国家之一北韩的领导人金日成。他对金日成说，中国仍将坚持经济上改革开放，同时也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证明中国需要共产主义体制，他说，中国今年发生水灾时没有哪个国家能为中国解决问题。中国能够有效应对水灾，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22-56]1989年10月26日，邓小平就曾宣布对党的体系的信念，他对泰国首相差猜说：「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2-57]
尽管中国领导人在向民众报道苏东巨变时动作迟缓，但他们很快就根据新的现实调整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当巴尔干几个共和国宣布独立时，中国立刻给予承认；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巴卓夫宣布辞职，俄国国旗取代了克里姆林宫上的苏联国旗时，中国很快就从外交上承认了俄国和其他独立国家。[22-58]
邓小平在试图说明苏联犯下的错误时宣称，苏联没有及时进行经济改革，高层领导人没有坚定地维护共产党。相反，苏联领导人与美国搞军备竞赛，钱花在了这种竞赛上，而没有用来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苏联的领导层享受着优越的生活，但苏联人民并不是这样。在天安门悲剧之後的困难时期和苏联解体的时期，邓小平不断重复着一句口头禅：「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22-59]
无论邓小平本人在「六四」後对中共的前途有何疑虑，没有纪录证明他对中共有能力克服东欧和苏联共产体制崩溃带来的困难有过任何怀疑。他在公开场合总是表现得镇定自若，他相信中共能够挺过去，并最终取得胜利，经济也将继续增长。他记得自己三次受到批判，丢了官职，但每一次又都回来了；他见证过自己的部队打了败仗但取得了最後的胜利；他见证过中国在大跃进和「文革」之後的复元。邓小平在1989年「六四」之後的三年中，向公众展示着他的毅力、坚韧和十足的自信，在这种环境中能有如此表现的世界领导人并不很多。
对保守的经济政策失去耐心：1989–1991
党内的气氛不允许邓小平扭转1988年放开物价後为消除通货膨胀和民众恐慌而实行的保守经济政策。但是邓小平由衷地认为，只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才能维持民众的支持以避免东欧和苏联的命运。从1988年9月26日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始实行的紧缩计划是陈云的得意之作。为了结束通货膨胀，政府降低了增长目标和支出，减少了货币供应，收紧和强化了财政控制，努力消除财政赤字。此外，为安抚对腐败的民怨，政府发言人袁木宣布紧缩计划也包括禁止政府兴建楼堂馆所。[22-60]
富有经验的经济顾问薛暮桥为紧缩计划中的「整顿」政策提供了全面解释。他说，1984年之後，新的体制和宏观调控手段还没有到位，以价格、税收和信贷来调控经济的行政手段就被削弱了。随着权力的下放，地方政府和企业，包括乡镇企业，过快地扩大投资，造成了原料和能源短缺以及基础设施不足的瓶颈，从而导致了通货膨胀，为避免後者的失控才采取了紧缩措施。[22-61]李鹏总理在1989年底的计划工作会议上忠实地推进了紧缩计划，他说，党要集中力量提高质量标准，改善商品流通，加强党对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他提出，尽管实行紧缩方案，党仍然要继续推动改革。工厂的管理者要作好有关技术和生产的关键决策，中国要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22-62]
「六四」之後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抨击，导致一些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击以及对市场开放的抵制。[22-63]已经在1987年靠边站的保守派意识形态宣传家邓力群，又开始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陈云的部下则认为过分开放市场导致了纪律松弛和学生示威。江泽民让正统思想的扞卫者胡乔木为他起草了199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22-64]
1988年实行的保守政策有助於缓解通胀压力、加强投资控制和预算平衡。当时预计，1989年到1992年这个时期结束时，一旦调整完成，便可以用较温和的步调重新开始各项改革——包括物价改革、企业管理权和所有权的分离、税制改革以及银行业改革。[22-65]但是，1989年「六四」之後西方国家的制裁进一步限制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更何况经济官员还在继续实行谨慎的经济政策。即使很想与邓小平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的江泽民，在经济政策上也感到只能接受主流气氛，而这种气氛现在更有利於陈云的慎重立场。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1988年的11.2%降至1989年的3.9%。为防止在这种急速的下滑中出现政治骚乱，没有让大城市的国营企业职工丢掉工作，工资也没有受到触动；但是在小乡镇和行政村一级，从1989年到1990年有将近2,000万人丢了饭碗。[22-66]这时邓小平想不顾一切加快发展以维持民众的支持，然而他在党内缺少足够的支持。
爱国主义教育
「六四」後几周的危机时刻过後，邓小平等领导人开始处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年轻人对政府和共产党的疏远。在谈及导致「六四」事件的问题时，邓小平提到了没有对青年进行「教育」，他这样说的意思和毛泽东一样，是指政治教育。但是邓小平的这种教育观并不集中在「意识形态」上，他认为那种教育过於僵化；他要提供的是公民和道德教育。在「六四」之後这意味着什麽？
东欧和苏联共产体制的崩溃表明，共产主义世界的年轻人已经失去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和共产党正统学说的信仰。邓小平和他的党内元老们认识到，不能再指望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教育去打动中国的年轻人了。尽管邓小平本人支持过反对地主资本家的阶级斗争，但它也无法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引起年轻人的共鸣了。
为了赢得中国年轻人的心，需要用什麽来取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答案似乎不言自明：爱国主义。67强调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百年屈辱史的爱国主义教育在1940年代就是宣传的主题，而且从未消失过。但是它在1950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只起着次要作用。当邓小平在1980年代试图加强与西方的关系时，它已经趋於没落。然而在1989年之後，面对西方国家的制裁，出现了针对外国制裁的普遍的爱国主义反应。在很多西方人看来，对中国的制裁是对在「六四」中使用武力的中国领导人进行抨击的一种方式，但是对於中国人来说，制裁伤害的却是全体中国人。就像抗战时期共产党人诉诸於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一样，此时的爱国主义「教育」把民族主义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反过来说，批评共产党事实上就是不爱国。[22-68]
出现这种意识形态转变的时机很有利。在邓小平时代，正如学者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所指出的，有一种「对中国历史的逐步的重新肯定」。被毛泽东视为剥削者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曾是受批判的历史人物，而在邓小平时代逐渐被重新解释为「那个时代的进步力量」。换言之，在邓小平时代，更易於用较客观的方式研究中国历史了；过去被定性为阶级敌人的历史人物，又成了具有优秀或至少可以理解的品质的人。在1980年代末，甚至国共内战时的头号敌人蒋介石也开始得到更加同情的对待，虽然毛泽东使他的成就黯然失色。[22-69]1989年之後，中宣部利用这种趋势，鼓励年轻人以中国历史为荣。[22-70]
正如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在谈到中国思想状况时所说，即便在1980年代中国人批判自己的传统、崇拜西方时，「在叛逆的言辞背後……也跳动着新一代热血青年躁动不安的心，他们怀着急迫的使命感，要重新找回作为中国人的自豪」。[22-71]即使没有爱国主义教育，到1980年代末时很多中国人已经认识到，1978年开始实行对外开放以後，中国人过於美化西方了（就像一些宣传干部所说，有些年轻人认为「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但是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中国人自然而然开始对自己的国家有了更多的自豪感。
「六四」之後外国人的制裁和批评，为邓小平及其同事提供了强化这种爱国主义的有效手段。天安门悲剧後的几周内，邓小平开始强调他的爱国主义教导。中宣部巧妙地宣传外国人的反华言论，使很多中国人、甚至包括主张民主的学生感到愤怒。西方国家阻止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1994年後改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做法被广为宣传，将民众的怒火引向外国人对中国的偏见。外国拒绝向中国提供现代技术，被说成是不公正地阻止中国分享现代化成果。外国人批评中国对待藏人、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做法，被说成是外国列强企图削弱中国的阴谋。西方对台湾的支持和对中国主张南沙和东海岛屿主权的抵制，在政府向中国民众作出的解释中，被说成是遏制中国的例证。诸如此类的宣传取得了预期的效果。1989年後的几年里，当初高呼口号反对政府腐败和争取更多的民主自由的学生，也开始支持党和政府。他们喊出了反对外国人的口号，因为他们认为外国人是在不公正地指责中国。
在唤起年青人的爱国主义方面，特别成功的一件事是，官方媒体巧妙地宣传外国人因「六四」事件而反对北京主办奥运会的言论。国家主席杨尚昆在1990年向国际奥委会宣布中国将申办奥运会後受到外国的抵制，这让年轻人怒不可遏。1989年时反政府的年轻人，现在又热烈支持政府有关中国受到其他国家苛待的说法。
在这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努力中，最有效者莫过於重拾抗战时期的反日宣传。当日本政客参拜供奉着日本在二战中阵亡官兵的靖国神社时，或是当极右翼政客否认南京大屠杀时，即使这种事在日本并没有多少人在意，他们的言论仍会被公布在中国的媒体上，引起强烈的反日情绪和对中国领导人的支持。
1991年底，中宣部还制订出一套更加系统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利用教科书、讲演和媒体。1991年11月发布了〈充分利用文化遗产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文件。後来又下发了〈关於在全国中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通知〉。这两份文件的重点都是教育那些没有经历过抗日战争或内战的青少年。
天安门悲剧之後邓小平批评外国实行的制裁，没有纪录表明他在1992年退休前反对宣传部门激发爱国主义的做法，即使其中包含排外倾向。中国存在着像东欧和苏联那样陷入分裂的危险，因此需要作出认真的努力重新赢得年轻人的支持。爱国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机会的增加，共同构成了解决问题的手段。但是，鼓动排外情绪的做法也远远超出了邓小平所鼓励的范围，而且在他退出政坛後愈演愈烈。随着外国在1990年代逐渐减少制裁，中国必须在这种排外的爱国主义与努力恢复邓小平在1977年以後建立的对外友好关系之间取得平衡。
[22-1]SWDXP-3, May 31, 1989, p. 289.
[22-2]SWDXP-3, May 31, 1989, p. 291.
[22-3]SWDXP-3, May 31, 1989, June 9, 1989, p. 299.
[22-4]SWDXP-3, May 31, 1989, pp. 294–299.
[22-5]SWDXP-3, May 31, 1989, June 16, 1989, pp. 302–303.
[22-6]Timothy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Beijing Democracy Movemen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96–197.
[22-7]Qichen 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foreword by Ezra Vogel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5), pp. 143–146; 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New York: Knopf, 1998), p. 414.
[2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989年7月16日，页1285。
[2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989年6月23日至24日。
[22-10]Robert Lawrence 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The 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 (New York: Crown, 2004), p. 173.
[22-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9年8月17日，页1286。
[22-1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9年9月4日，页1286–1287；SWDXP-3, pp. 305–311.他还说，他的丧事也要越简单越好。
[22-1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9年9月4日，页1287；SWDXP-3, pp. 305–311.
[22-14]SWDXP-3, p. 311.
[22-15]SWDXP-3, pp. 312–313.
[22-16]《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9年9月16日，页1289–1290。
[22-17]《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9年11月6日至9日，页1295–1296。
[22-18]Rong Deng, Deng Xiaoping: My Fath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pp. 1–5.
[22-19]SWDXP-3, p. 315.
[22-20]据奥克森伯格所说，他陪同尼克逊总统在1989年10月会见了邓小平。这是奥克森伯格第14次、也是最後一次与邓小平会谈。见Michel Oksenberg, “I Remember Deng,”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rch 6, 1997, 35.
[22-21]George Bush, The China Diary of George H. W. Bush: The Making of a Global Presid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461.
[22-22]James Lilley with Jeffrey Lilly,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4), p. 378.
[22-23]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93.
[22-24]2010年11月与芮效俭大使的私人交谈。
[22-25]John H.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Normaliz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7), pp. 225–226; Lilley, China Hands, pp. 222–223, 378.
[22-26]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p. 91–99. See also Perry Link, Evening Chats in Beijing: Probing China’s Predicament (New York: Norton, 1992), pp. 29–38; Robert L.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pp. 24–28.
[22-27]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p. 98–102. See also Bush, China Diary of George H. W. Bush; Lilley, China Hands.
[22-28]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02.
[22-29]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p. 131–146.
[22-30]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06.
[22-31]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p. 106–111; 《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9年7月2日，页1284；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p. 131–139. 关於天安门事件对美中关系的影响，见Robert L.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22-32]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p. 106–107.
[22-33]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09; 另见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中的访问报告，pp. 79–83.
[22-34]2008年12月对Eden Woon的采访，他是国防部官员，在这些谈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22-35]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28.
[22-36]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57.
[22-37]《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9年10月31日，页1294–1294；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in Putting an End to the Strain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SWDXP-3, p. 321;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 81.
[22-3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9年11月10日，页1297。
[22-39]Lilley, China Hands, pp. 358–362.
[22-40]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 100.
[22-41]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A Moral Inqui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22-42]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57.
[22-4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9年12月10日，页1304； “Sino-U.S. Relations Must Be Improved,” SWDXP-3, pp. 338–339.
[22-44]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p. 100–101.
[22-45]转引自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 51.
[22-46]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79.
[22-47]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 179; 《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5年10月9日，页1085–1086；James A. R. Miles, The Legacy of Tiananmen: China in Disarra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p. 46–48.
[22-48]周荣子：〈齐奥塞斯库和蒙博托表示支持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人民日报》，1989年9月23日，第3版。
[22-49]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p. 47–48.
[22-50]《邓小平年谱（1975–1997）》，页1303–1306。
[22-51]“Jiang Zemin and Li Ruihuan Interviewed by Hong Kong Journalists,” BBC 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FE/0650/B2/1, December 30, 1989.
[22-52]Miles, The Legacy of Tiananmen, p. 41. 这里的内容以及下面几段主要依靠此书，该作者当时在北京密切观察过中国对苏联和东欧变化的反应。中国人对东欧和苏联变化的较为冷静的记述，见黄宏编：《硬道理：南方谈话回眸》（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页3–38。
[22-53]黄宏：《硬道理：南方谈话回眸》，页44–46。
[22-54]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p. 59–60.
[22-5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91年8月20日，页1330–1331；SWDXP-3, pp. 356–357; 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p. 206–207.
[22-56]《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91年10月5日，页1332。
[22-57]SWDXP-3, p. 318.
[22-58]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p. 170–171, 174–177.
[22-59]陈国焱：〈邓小平对东欧的战略方针及其意义〉，载《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页270–275；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p. 172–174.
[22-60]“Regulations on Construction of Expensive Buildings Issued,” Xinhua General Overseas Service, September 25, 1988. 对官方的措施及支持紧缩政策的分析的评论，见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上下册）（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下册，页983–1010。
[22-61]薛暮桥：〈牢记历史经验，坚决执行治理整顿的方针〉，见《人民日报》，1989年12月18日，第6版。
[22-62]《新华社内参》，1989年12月26日，见FBIS, January 3, 1990, pp. 12–18。
[22-63]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p. 120–125.
[22-64]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37.
[22-65]例如参见《光明日报》，1989年12月9日，见FBIS, January 4, 1990, pp. 27–28.
[22-66]Simon Long in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May 1992, 转引自Miles, The Legacy of Tiananmen, pp. 62, 326.
[22-67]中国的「爱国主义」，字面上的意思是「爱国家」。因为中国是由很多个民族组成的，所以不使用「民族主义」这个词，该词在英语里被译作nationalism，但字面的意思是「爱自己的民族」。
[22-68]Suisheng Zhao, “A State-Led Nationalism: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Post-Tiananme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 Communist Studies 31, no. 3 (September 1998): 287–302; Paul A. Cohen, 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 166–169 and n181, n182; Parks Coble, “China’s ‘New Remembering’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of Resistance, 1937–1945,”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0 (June 2007): 394–410; Suisheng Zhao,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13–247.
[22-69]Coble, “China’s ‘New Remembering,’” pp. 400–402.
[22-70]关於中国作家对上面的提示作出的反应的细微差别，见Perry Link, The Uses of Literature: Life in the Socialist Chinese Literary Syste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68–81.
[22-71]Shuqing Zhang, “Marxism, Confucianism,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Zhiling Lin and Thomas W. Robinson, eds., The Chinese and Their Future: Beijing, Taipei, and Hong Kong (Washington, D.C.: The AEI Press, 1994), pp. 82–109.